徐志摩拜梁启超为师，是在1918年6月，经其前妻张幼仪之兄张君劢的介绍，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徐志摩年谱》的作者陈从周先生，是徐志摩的表弟，与徐家关系十分亲密，据他所说，“当时由志摩父出贽金银元一千元，是一笔相当大的礼金”。（《徐志摩：年谱与评述》，陈子善序，3页）
师生情谊
他在拜见梁启超后，即离开北京大学南下，准备于8月14日赴美，入美国克拉克大学读社会学。在家乡，他给老师写了一封信。张幼仪在晚年的自述中曾提到：“我是从他定期写给公婆的家书上，得知他在北大的生活情况的，其中一封家书提到，二哥（张君劢）如何把他介绍给当时著名改革家梁启超。这次面谈以后，徐志摩写了封措词谦卑的信函给梁启超，表达他的敬意和热爱，后来梁启超就收徐志摩为弟子。”（转引自《历史的另一角落》，106页。但《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90页不见这段话，87 ～ 88页只有下述一句话：“在写给公婆的家书里，徐志摩给我们讲述了他的精彩生活。大学〔指在北京大学〕期间，二哥把他介绍给了梁启超，后者收他为弟子。”）
可惜，这封家书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则收录了徐志摩的《上梁师任公函》：夏间趋拜榘范，眩震高明，未得一抒其愚昧，南归适慈亲沾恙，奉侍匝月，后复料量行事，仆仆无暇，首涂之日，奉握金诲，片语提撕，皆旷可发蒙，感抃乍会至于流涕。具谂夫子爱人以德，不以不肖而弃之，抑又重增惶悚，虑下驷之不足，以充御厩而有愧于圣门弟子也。敢不竭跬步之安详，以冀千里之程哉？（《徐志摩：年谱与评述》，20页）
这封信写得文绉绉的，也不像一封完整的信函，但其极简短的文字，仍把徐志摩对梁启超的崇敬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毕竟，梁启超不是一般的先生，他的接纳，真的让徐志摩受宠若惊。由于徐志摩两个月后就要赴美留学，梁启超特意写信给他，并赠他《饮冰室读书记》（这是梁启超1918年夏天为儿女讲《孟子》一书的发端，全书包括哲理论、修养论、政治论三个部分，此书被梁认为是未定稿，未予发表，1919年2月《时事新报》连载了其中的第二部分，梁赠徐的部分因为是“发端”，故被吴能铭称为“序”）两千余言以壮其行。徐志摩有两篇杂记，是陈从周所辑，据说写于游学美国或英伦时期，可见梁启超及其著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一：
读梁先生之《意大利三杰传》，而志摩血气之勇始见。三杰之行状固极壮快之致，而先生之文笔亦夭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为之低昂慷慨，举凡天下有血性人，无不腾攘激发有不能自已者矣！（同上，108 ～ 109页）
其二：
二十九日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宝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也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亦曰：“弟子的也该烧了！”（未免轻亵！）（同上，110页）
透过这些只言片语，我们或许能够体会到，这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是如何被梁启超那富有魔力的文字所打动的。实际上，徐志摩认识梁启超可能更早。他至少有两个途径接近梁启超：一个是张君劢，他的妻兄；再一个是蒋百里，他称作福叔。蒋百里乳名福，是他姑丈蒋谨旃先生的族弟。徐志摩到北京大学读书，就住在锡拉胡同蒋宅。而蒋、张二人，都对梁启超执弟子礼。这时的徐志摩，才华已经显露出来，虽然他的样子显得很顽皮，但是，他的学养在同辈青年中却是出类拔萃的。他们把徐志摩介绍给梁启超也就很自然了。不过，关于徐志摩进京的时间，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徐志摩年谱》认为是在1915年，这年夏天，徐志摩从杭州第一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上，19页）；《徐志摩全集》则把这件事归入1914年，徐志摩有一封写给伯父徐蓉初的信，详细记述了初次来北京的情形。据说，这封信仅记为23日所写，并没有具体注明某年某月，但在全集中却标为1914年8月，不知道依据什么。
才情横溢徐志摩
徐志摩是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人，生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酉时，阳历为1897年1月15日。父亲徐申如，母亲钱慕英。这一年是阴历丙申年，因为他父亲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阴历为壬申年，所以取名申如。如今儿子也生在一个带申字的年份，遂取字又申（又写作幼申）。但他大名叫作章垿，字槱森，即“又申”的谐音，赴美留学后改称志摩。
他在家乡读了小学，根据《府中日记》所载，1911年，他毕业于高小学堂，投考杭州府中学（后改名杭州一中）求学。1913年春夏之交，他与张幼仪订婚。这年徐志摩十六岁，张幼仪十三岁。关于他们的婚事，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韩石山先生的《徐志摩传》采用张幼仪后来的回忆，认为是张幼仪的四哥张嘉璈在担任浙江省督朱瑞秘书期间，到杭州府中去视察，看中了这个才华横溢、气宇不俗的青年，又打听到他的父亲就是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便给徐家寄去一封提亲的信。不久，徐申如回信表示同意，遂成就了他们这一段姻缘。（《徐志摩传》，13页）其二，曹聚仁先生的《蒋百里评传》记录了蒋百里的说法：百里说：“哪一年是记不起来了。志摩大概是刚进了大学，我住在上海二马路的三泰客栈，因同乡人的关系，志摩和他的父亲，随便在我的房间里进进出出。他的父亲因我而认识了君劢（张嘉森），也因我，君劢也看见了志摩。君劢有好几个姊妹没有出嫁，看见志摩，也很喜欢他。那时，志摩也没有定亲。志摩父亲，一知道公权、君劢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起了心，而且想成就这一段亲事。志摩从小是富于感情的人，被他父亲这么一说，那么一劝，也没有什么坚决的表示。在一个很难描写的环境中，总之张幼仪、徐志摩在‘我啦’硖石的丝业公所里结了婚，不是拜天地而是文明结婚的。”（《蒋百里评传》，140 ～ 141页）
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硖石镇人，是新月派代表诗人。
结婚的日子《徐志摩年谱》有具体记载：
（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与宝山县张幼仪女士（嘉鈖）结婚于硖石商会，行新式婚礼，请萧山汤蛰先先生（寿潜）证婚，张时年十六，为张润之之女。（《徐志摩：年谱与评述》，19页）
婚后，张幼仪便从就读的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退学，回到硖石徐家侍奉公婆去了。徐志摩则继续回到北京大学读书。这时他已有出洋打算，而成行却要等到1918年8月14日。他与刘叔和、董任坚同行，乘坐南京号，横渡太平洋，奔赴美国。同船还遇到出国的汪精卫，他在《西湖记》中曾经提到他们的这次相遇。初到美国的徐志摩，形容自己是“意气方新，桓桓如出栅之虎，以为天下事不足治也”。（《徐志摩全集》第一卷，31页）在这里，他已经表现出高涨的政治热情。到美国不久，他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汇报在此求学的情形：“生于八月中发沪，道出横滨檀香山，阅二十一日，而抵金山，然后横决大陆，历经芝加哥纽约诸城，今所止者，麦斯省之晤斯忒（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也。入克拉克大学习，生计国人于此不及百，学者十人而已，此间人士切心战事，上下同忾，爱国热忱，可为敬畏，其市则供给日匮，物价日昂，生活艰难，良未艾已。”（同上，第六卷，411页）
这时的他，很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他与同居室的董时、张道宏、李济商定，遵守共同制定的章程，其内容包括：“六时起身，七时朝会（激耻发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散步阅报。”（同上，第一卷，30页）看上去并不难，而实行起来却颇不容易。他在《杂记》中写道：“雄心已蓬勃，懒骨尚支离；日者晚间入寝将十一时，早六时起身，畏冷，口腻，必盥洗后始神气清爽，每餐后辄迟凝欲睡，在图书馆中过于温暖，尤令懒气外泄，睡魔内侵；惟晚上读书最为适意，亦二十年来习惯之果。平生病一懒字。母亲无日不以为言，几乎把一生懒了过去，从今打起精神，以杀懒虫，减懒气第一桩要事。”（同上）
尽管如此，他的学习成绩却也令人刮目相看。到美国的第二年，就修完了克拉克大学的科目，取得一等荣誉奖；1919年9月，“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习政治”；1920年9月，在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文硕士位后离美偕刘叔和同去英国，入伦敦剑桥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拟从罗素学，不能达到目的”。（《徐志摩：年谱与评述》，26页）他多年以后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 ！”（《徐志摩全集》第三卷，392页）Hamilton即汉密尔顿，美国政治家，联邦党领袖，此人与徐志摩留给我们的印象可以说是全不相干的。而提到求学，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也有一番说明：“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同上，第二卷，334页）
这里面不能说没有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欧游归国，发起讲学社，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第一个请的就是罗素。他在讲学社欢迎罗素大会上的演说，不仅推崇罗素的学说，而且称颂他的人格：“这是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这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856页）徐志摩选择罗素，很难说不是尊了师嘱，要把罗素“点石成金”的“指头”拿到手。“什么是罗素先生的指头呢？先生把他自己研究学问的方法传授给我们，我们用先生的方法研究下去，自然可以做到先生一样的学问。”（同上，857页）
徐志摩怀抱满腔热情去英国寻罗素，与他同船共渡的还是刘叔和。1925年10月，刘叔和病逝，徐志摩作《吊刘叔和》一文，回忆他们两渡大西洋时的情景，他写道：“我与叔和同船到美国，那时还不熟；后来同在纽约一年差不多每天会面的，但不可忘的是我与他同渡大西洋的日子。那时我正迷上尼采，开口就是那一套沾血腥的字句。”他还记得“船过必司该海湾（比斯开湾）的那天，天时骤然起了变化：岩片似的黑云一层层累叠在船的头顶，不漏一丝天光，海也整个翻了，这里一座高山，那边一个深谷，上腾的浪尖与下垂的云爪相互的纠拿着；风是从船的侧面来的，夹着铁梗似粗的暴雨，船身左右侧的倾欹着。这时候我与叔和在水发的甲板上往来的走——那里是走，简直是滚，多强烈的震动！霎时间雷电也来了，铁青的云板里飞舞着万道金蛇，涛响与雷声震成了一片喧阗，大西洋险恶的威严在这风暴中尽情的披露了。‘人生，’我当时指给叔和说，‘有时还不止这凶险，我们有胆量进去吗？’那天的情景益发激动了我们的谈兴，从风起直到风定；从下午直到深夜，我分明记得，我们俩在沈酣的论辩中遗忘了一切”。（《徐志摩全集》第二卷，212 ～ 213页）
梁启超欧游归国，发起讲学社，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第一个请的就是美国哲学家罗素。他在讲学社欢迎罗素大会上的演说，不仅推崇罗素的学说，而且称颂他的人格。图为罗素（左一）访问中国时的情景。
这段形象生动的描述，出自一个浪漫诗人的笔下，固然有其夸张的一面，但毕竟真实表达了徐志摩这个人生刚刚展开、对未来充满幻想的青年所能想象的全部精彩场面。可是，天往往是不遂人愿的。徐志摩到了英国，才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一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二为他离婚，罗素叫康桥（即剑桥大学）给除名了，他原来是Trinity College（三一学院）的Fellow（研究员），这一来他的Fellowship（研究员资格）也给取消了。他回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妻两人卖文章过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从学的始愿。”（同上，334 ～ 335页）初到英国的日子里，大约有半年，徐志摩是很郁闷的。这时有两个重要人物进入他的生活，一个是英国作家狄更生先生（今译狄金森），他的《一个中国人的通信》和《一个现代聚餐谈话》早为徐志摩所景仰；另一个就是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
与林徽因相恋，同张幼仪离婚
这时是1921年，大约就在这一年，他认识了林徽因。不过，按照蒋百里的说法：“志摩出国之前，在北京见过林徽音（因），那时的她，虽然年纪小，但已经很动人的了。梁公子送徽音（因）欧游，还是两条小辫子在头上甩了甩。那时，志摩的热情、思想、文学的天才正在欧洲开花。毛头小姑娘大起来是快的，尤其是海风一吹，欧洲物质文明的环境里一住，看她像春天里的花苞，经过一阵和风，经过一阵阳光，经过一阵雨露，开了，开了！天生成的尤物，到世上来找美的，找情的，恰巧遇到了志摩。好极，好极了，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封信。志摩回来了，徽音（因）病倒了。”（《蒋百里评传》，141页）这种充满生动细节和情感的叙述，或可聊备一说。
张幼仪到英国应该是在1920年底。据《徐志摩年谱》记载：“冬夫人张幼仪随刘子锴出国至英国伦敦。”（《徐志摩：年谱与评述》，27页）很显然，这个“冬”，指的就是1920年冬天，大约是在12月中旬。因为，徐志摩11月26日的家书还提到张幼仪何时能来的问题，他说：“从前鈖媳（张幼仪）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鈖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徐志摩全集》第六卷，6页）不过，张幼仪来了以后，他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并不愉快，甚至一步步走到了尽头。1922年3月，张幼仪生下她与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不久，“在德国柏林由吴德生（经熊）、金龙荪（岳霖）二君作证”，徐志摩与夫人张幼仪离婚。“而志摩双亲不忍其媳离徐家，认为寄女。”（《徐志摩：年谱与评述》，30页）
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爱上了林徽因。林徽因是林长民的女儿，由于林长民与梁启超的亲密关系，她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许配”梁思成。不过，按照梁启超的说法，父母只是为儿女介绍、搭桥，成不成还要靠年轻人自己交往，自己决定，父母并不强迫。徐志摩死后，胡适有一篇《追悼志摩》，是为他辩护的。胡适是徐志摩最要好的朋友，徐对别人不能说的话，都可以对胡适说。胡适也自认为是最懂徐志摩的，他说：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盖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1922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这信里完全是青年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与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1923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任公又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第二，他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的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均引自《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胡适》，106～108页）
胡适这里所说，只是一面之词，不足以反映事情的全貌，考虑到他与徐志摩的亲密关系，有些具体的情节他似乎也不便说。而梁启超对徐志摩的批评，又由于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爱关系，看上去是打了折扣的，并不十分有力。而且，夫妻二人情感如何，终归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旁人是很难置喙的，中间的微妙复杂，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心领神会，说得真切。再有，对婚姻的态度固然受到某种人生观的支配，可以说得堂而皇之，但具体到两个人的情感，所受伤害及内心的隐痛，也不是旁人可以体会和代为品尝的。在这个意义上，张幼仪的晚年口述记录就显得非常难得和重要。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经过五年的访谈记录，最后将其充实为一本关于张幼仪的传记作品，其可靠性应该是很高的。显而易见的是，这本《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为我们了解徐志摩对夫人张幼仪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我们因此知道了，至少在张幼仪看来，在离婚的过程中，徐志摩不仅未曾给张幼仪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的机会，而且完全忽略了一个刚刚生育不久的母亲的感情，使得她根本没有机会对自己的人生作出选择。
为何放弃即将拿到的博士学位
但是无论如何，离了婚的徐志摩，在回到剑桥（即他笔下之康桥）之后，似乎体会到了生活“更大的愉快”。（见《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全集》第二卷，335页）他的写诗的冲动，应该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在《猛虎集序言》中讲到当时的情形：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徐志摩全集》第三卷，392页）
又说：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狠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同上，393页）
徐志摩突然结束在剑桥的学习，启程回国，是在1922年8月。林徽因早于去年10月先行回国了。仿佛离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样，在剑桥，他又一次放弃了可能取得的博士学位。也许他惦记着林徽因，也许他思念着离别五年的家乡及“最爱的父亲”和“可怜的娘”，也许他听到了师友对他的召唤，不管怎么样，以他的性格，还是说走就走，绝不拖延。（《徐志摩全集》第五卷，287页）实际上，1921年12月11日，舒新城写信给梁启超，报告解决中国公学风潮的情形，以及今后发展教育事业的计划，已经提到徐志摩。他说，要想干一番大事业，只有师生与朋友最可靠，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在一起相处久了，情意融洽，纵有错误，亦可谅解。如果是外人，骤然相遇，不论思想如何一致，始终客客气气，决难同甘共苦。所以他建议：“中国公学委城与南陔（刘秉麟）、东荪三人办理，君劢、志摩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往南京讲演（最好请百里设法在东南大学设自由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梁启超年谱长编》，942页）
舒新城这里所说，应该是梁启超欧游回国后开始推进的振兴中国文化，即所谓“中国文艺复兴”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实现这一计划，最急需的莫过于优秀人才。因此，催促徐志摩回国是很自然的，并不奇怪。情急之中他们甚至想到要从成立不久的湖南自修大学邀彼中良分子一两位来此。因为梁启超在给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的复信中告诉他们：“徐志摩大约不能速归。”（同上，943页）这是张公权告诉梁启超的，他是张幼仪的四哥，他们之间经常互通消息，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尚在英国读书的徐志摩虽然不能马上回国为老师的宏大规划助一臂之力，但他也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20年9月，梁启超与蒋百里主办的《改造》杂志整顿后重新出刊，徐志摩陆续贡献了他的文章《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安斯坦即爱因斯坦）、《罗素游俄记书后》、《评韦尔斯之游俄记》等。英国的欧格敦先生有一个出版世界哲学丛书的计划，罗素推荐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徐志摩听说后，于1921年11月7日给罗素写了一封信，指出胡适此书与这套丛书的体例并不一致，也不适合西方读者阅读，他又不可能专门为这套丛书动笔写一本，于是他说：“我想起梁启超先生，就是送给你一幅画的那位；他是这个出版计划的最适当人选。你大概也知道，他是中国最渊博学者中之一，也很可能是具有最雄健流畅文笔的作家。他在解放中国思想，以及介绍并普及西学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们万分钦仰。他在学问上吸收与区别的能力是别人永不能望其肩背的。所以我们如果能找到他承担此事，那就最好不过了，我想他是肯答应的。只要你挥函一通，劝他写一本标准的有关中国思想的书，并将丛书的总纲向他说明，我相信这会大大推动他本来就惊人的创作力，他就必然会十分乐意把书写出来。”（《徐志摩全集》第六卷，210～211页）
这件事此后未能实行是非常遗憾的。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没有一部很好的、适合西方读者阅读的有关中国思想的书，这是很令人感到遗憾的事。不过，由此倒可以看出梁启超在徐志摩心中的地位。他9月中旬从马赛起航，到达上海是10月15日。父亲、母亲和祖母都到上海来接他。毕竟分别了五年，见面后，大家都是悲喜交集，泪流满面。他先陪祖母往普陀山烧香，然后又陪父亲去南京，听了两三场欧阳竟无先生讲佛学。此时梁启超正在南京讲学，趁便他一并拜访了老师。不知在这段时间里他是否回过硖石老家，但至少12月初，他已经离开上海，来到北京。他在12月15日写给英国学者傅来义的信中说道：“我回到中国已整整两月了，在北京也有两周了。”（同上，424～425页）
他到北京，则引起了梁启超的一些不安。这时，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关系在双方家长的促成下已经得到了确认。1923年1月7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通报：“思成和徽音（因）已有成言，（我告思成和徽音〔因〕须彼此学成后乃定婚约，婚约定后不久便结婚。）”他又征求大女儿的意见：“林家欲即行定婚，朋友中也多说该如此，你的意见怎样呢？”（《梁启超年谱长编》，979页）或许就是这样的情况，迫使梁启超写了那封胡适在《追悼志摩》中一再引用的长信。梁启超是深爱着徐志摩的，他既不希望儿子的婚姻出现问题，又担心徐志摩过分沉溺在感情中影响到他的健康。3月18日，他在写给陈叔通、黄溯初、张东荪、张君劢的信中，谈到《时事新报》改组一事：“鄙意须由东荪负全部编辑之责，（放园主张用我名义，亦无不可，但事实上须东荪总揽耳。）每周出三张，第一张政谈及中外政治之纪载（经济状况及其他杂件），由东荪、君劢主任。第二张即学灯变相（学行及教育事项），由我主任。第三张文艺，请志摩主任。若能鼓起兴致办去，必有异彩。”（同上，990页）
梁启超的这个提议不知为何没有落实。这时的徐志摩就住在石虎胡同7号松坡图书馆，这里是该馆的二馆，专藏西文书，图书部主任蒋百里、总务部主任蹇季常都在此办公。这里还是讲学社的总部，蒋百里兼任讲学社的总干事。这样一来，徐志摩就被安排住在这里，帮助处理图书馆和讲学社的英文信件，也算有了一个落脚之地。5月，康有为漫游至津，梁启超盛情邀请他到北京一游，并将徐志摩介绍给他，还为徐志摩向康有为求字，他在致康有为的信函中称赞徐志摩：“一款志摩者，即昨日造谒之少年，其人为弟子之弟子，极聪异，能诗及骈体文，英文学尤长，以英语作诗为彼都人士所激赏。顷方将弟子之《先秦政治思想史》译为英文也。”这里像极了一个父亲在夸奖自己的儿子。（同上，996页）
1924年春节，徐志摩是在老家度过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定于4月来华，为落实泰戈尔的住所问题，3月7日，梁启超写信给蹇季常，这时，徐志摩还没有回到北京。梁启超在信中说：“志摩既未来，我想此事（预备招待事）要陈博生负点责任。”（同上，1010页）但是，3月7日北京《晨报副刊》和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都刊登了徐志摩的《泰谷尔来信》（泰谷尔即泰戈尔），估计就是从硖石寄出的。
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上海，徐志摩已提前来到上海迎候。泰戈尔是应北平讲学社的邀请到中国考察的。随同泰戈尔来中国的，还有他的英国朋友恩厚之、他的大弟子KaildasNay和女秘书美国人葛玲姑娘（MissGreen），以及印度的Bose和Sen两位教授—他们一位是美术家，一位是研究宗教学的。徐志摩作为讲学社派出的翻译，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全程陪伴他们。12日清晨，到上海汇山码头迎候他们的，除了徐志摩，还有张君劢、郑振铎、瞿菊农；王统照作为讲演录的编辑，也加入到欢迎的队伍中。
泰戈尔下榻沧州饭店，下午，徐志摩陪他们游览了龙华古寺。第二天，“下午一时先在闸北寺中与印度诗人集会，到三时至慕尔鸣路（今茂名路）三十七号聚会，在蒋百里家（一说张君劢家，据《蒋百里年谱》记载：“百里在上海慕尔鸣路租屋，以为往来居住之用。”）与欢迎者摄影。十四日陪同游西湖，十六日回沪。北上至南京济南各有一次讲演，二十三日到北京，作六次的公开演讲，二十七日在京应京中各文学者的公宴。所有演讲均由志摩担任翻译。”（《徐志摩：年谱与评述》，45页）
泰戈尔访华
泰戈尔到北京后，“梁启超、蒋百里、熊希龄、汪大燮、蒋梦麟、范源濂等在北海静心斋欢迎泰戈尔，胡适、陈普贤、秦墨哂等四十余人陪。梁致词：‘中、印为文化上亲属，阔别千余年，今重聚，喜可知。今先代表少数人致欢迎意，明后日为多数青年介绍中、印学识云云。’”（《梁启超年谱长编》，1017页）果然，隔了两天，泰戈尔在北京天坛（一说先农坛）草坪与青年学生见面。泰戈尔登台演说，由林徽因搀扶，徐志摩翻译。《徐志摩年谱》引吴咏《天坛史话》：“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太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徐志摩：年谱与评述》，45页）
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北京学界为他开祝寿会，周作人有一篇《太戈尔的生日》写道：“顶有名的一回是太戈尔的生日吧，大家给他演短剧《契忒拉》，徐志摩与林徽音（因）都是重要的演员，那时梁任公主席，胡适之英语致词。”（同上，46页）这时的徐志摩可以说是无限风光了，心情好得不得了。他与陆小曼认识，大约也在那个时候。那天，梁启超也是致了词的，他开门见山就说：“泰谷尔很爱徐志摩，给他起一个印度名叫做Soosim。泰氏有一天见我，说道：‘我不晓得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故乡一样。’莫非他是从前印度到过中国的高僧，在某山某洞中曾经过他的自由生活？他要求我送给他一个中国名字，还说他原名上一个字Rab是太阳的意思，下一个字Indra是雷雨的意思，要我替他想‘名字相覆’的两个字。我当时不过信口答应罢了，过两天他又催我，还说希望在他生日那天得着这可爱的新名。我想印度人从前呼中国为‘震旦’，原不过是‘支那’的译音，但选用这两个字却含有很深的象征意味。从阴曀雰霿的状态中砉然一震，万象昭苏，刚在扶桑浴过的丽日从地平线上涌现出来。（旦字末笔表地平）这是何等境界！泰谷尔原名正含这两种意义，把他意译成‘震旦’两字，再好没有了。又从前自汉至晋的西来古德都有中国名，大率以所来之国为姓，如安世高从安息来便姓安，支娄迦识从月支来便姓支，其间从天竺—即印度来的便姓竺，如竺法兰、竺佛念、竺法护，都是历史上有功于文化的人。今日我们所敬爱的天竺诗圣在他所爱的震旦地方过他六十四岁的生日，我用极诚挚极喜悦的情绪将两个国名联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曰竺震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47～48页）
但是，泰戈尔到中国来所得到的也不全是鲜花和笑脸，他也遭到了来自激进的青年和党派的攻击与谩骂。4月18日，陈独秀就有《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第27期上。他针对泰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提到此次来华的宗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指出他要复活的东洋思想、亚洲文化不仅没有死，而且还支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而这正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于是他说：“太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方特有之文化，倘只是抽象的空论，而不能在此外具体的指出几样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455～456页）
批评他的还有很多人，大家恐怕还没有忘记张君劢与丁文江挑起的“玄学与科学”的论战，而他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所谓“玄学”一派的。这大大地影响了他的心情，也影响到他的身体，毕竟他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所以，5月12日他在北京真光剧场讲演后，便谢绝了此后所有已经约定的集会，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人的，一概撤销，不再发言。他被安排到北京城外静养去了。但就在那天的讲演会上，愤愤不平的徐志摩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演说，希望大家善意地理解泰戈尔，不要向他泼污水。他说：“我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污抹，谁不曾感觉他至诚的力量，魔术似的，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点燃了理想的光明？”他指责那些写文章批评泰戈尔的人：“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连？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亲属？”（《徐志摩全集》第一卷，443～445页）
泰戈尔在北京天坛（一说先农坛）草坪与青年学生见面。泰戈尔登台演说，由林徽因搀扶，徐志摩翻译。
不久，徐志摩陪着泰戈尔去了日本，林徽因与梁思成也结伴赴美留学，梁启超更经历了夫人李蕙仙的逝世，精神生活真是痛苦到了万分，“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113页）即使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梁启超还以一种审美的心态，以对联集句自娱。他说：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此联极能表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宵。（同上，114～115页）
与陆小曼相恋，接手《晨报》副刊
看来，真懂得徐志摩的，还是他的老师梁启超。这时的徐志摩又陷入了与陆小曼的热恋之中。陆小曼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王赓（字受庆）也是梁启超的门生，1911年清华学校毕业保送美国，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此后转入西点军校，学成归国，供职于陆军部，曾以武官身份随陆徵祥参加巴黎和会。他与陆小曼1922年结婚，不久就任哈尔滨警察局局长。陆小曼在哈尔滨住不习惯，很快离开王赓回北京娘家居住。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陆小曼进入了徐志摩的视野，他们很快就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一个是离婚不久的鳏夫，一个是家有丈夫的妻子，又都是社会名流，名媛淑女与海归才子的绯闻，在八九十年前的北京，一旦传开，就是爆炸性的。很快，徐志摩在北京就待不下去了。有人因此建议他出国去避避风头。
恰好泰戈尔来信约他去欧洲见面。路费有一部分还是梁启超帮助筹措的。徐志摩3月10日启程，在欧洲漫游数月，也未等到泰戈尔。“八月（徐志摩自己说七月）陆小曼病电催返国”，他便回来了。（《徐志摩：年谱与评述》，55页）他既要在北京陪陆小曼，不能不找点儿事做。除了在北大兼课，他还接受《晨报》社陈博生和黄子美的邀请，自10月1日起接手办《晨报副刊》。他有一篇《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记此事甚详，也检讨了回国几年来的精神面貌，他说：我早就想办一份报，最早想办《理想月刊》，随后有了“新月社”又想办新月周刊或月刊；没有办成的大原因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钱，倒是为我自己的“心不定”：一个朋友叫我云中鹤，又一个朋友笑我“脚跟无线如蓬转”，我自己也老是“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心理，因此这几年只是虚度，什么事都没办成，说也惭愧。我认识陈博生，因此时常替《晨报》写些杂格的东西。去年黄子美随便说起要我去办副刊，我听都没有听；在这社会上办报本来就是没奈何的勾当，一个月来一回比较还可以支持，一星期开一次口已经是极勉强了，每天要说话简直是不可思议—垃圾还可以当肥料用，拿泻药打出来的烂话有什么去路！我当然不听。三月间我要到欧洲去，一班朋友都不肯放我走，内中顶蛮横不讲理的是陈博生和黄子美，我急了只得行贿，我说你们放我走我回来替你们办副刊，他们果然上了当立刻取销（消）了他们的蛮横，并且还请我吃饭饯行。其实我只是当笑话说，那时赌咒也不信有人能牵住我办日报，我心想到欧洲去孝敬他们几封通信也就两开不是？七月间我回来了，他们逼着我要履行前约，比上次更蛮横了，真像是讨债。有一天博生约了几个朋友谈，有人完全反对我办副刊，说我不配，像我这类人只配东飘西荡的偶尔挤出几首小诗来给他们解解闷也就完事一宗；有人进一步说不仅反对我办副刊并且副刊这办法根本就要不得，早几年许是一种投机，现在可早该取销（消）了。那晚陈通伯（源）也在座，他坐着不出声，听到副刊早就该死的话他倒说话了，他说得俏皮，他说他本来也不赞成我办副刊的，他也是最厌恶副刊的一个；但为要处死副刊，趁早扑灭这流行病，他倒换了意见，反而赞成我来办《晨报副刊》，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可永免副刊的灾殃。他话是俏皮可是太恭维我了；倒像我真有能力在掐死自己之前逼死旁人似的！那晚还是无结果。后来博生再拿实际的利害来引诱我，他说你还不是成天想办报，但假如你另起炉灶的话，管你理想不理想，新月不新月。第一件事你就得准备贴钱，对不对？反过来说，副刊是现成的，你来我们有薪水给你，可以免得做游民，岂不是一举两得！这利害的确是很分明，我不能不打算了；但我一想起每天出一张的办法还是脑袋发胀，我说我也愿意帮忙，但日刊其实太难，假如晨报周刊或是甚至三日刊的话，我总可以商量—这来我可被他抓住了，他立即说好，那我们就为你特别想法，你就管三天的副刊那总合式（适）了。我再不好意思拒绝，他们这样的恳切。过一天他又来疏通说三天其实转不过来，至少得四天。我说那我只能在字数里做申缩，我想尽我能力的限度只能每周管三万多字，实在三天匀不过来的话，那我只能把三天的材料摊成四分，反正多少不是好歹的标准不是？他说那就随你了。（《徐志摩全集》第二卷，134～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