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何以非徐志摩不可？除了他与陈博生、黄子美是老朋友，自然也因为他人缘好，有不一般的人脉资源。他接手《晨报副刊》之后，赵元任、张奚若、姚茫父、余越园、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翁文灏、任叔永、萧友梅、李济之、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郁达夫、杨金甫、陈衡哲、丁西林、陈西滢、胡适之、张歆海、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凌叔华、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陈鎛、鲍廷蔚、宗白华等，都成为《晨报副刊》的潜在作者，其中有些人原本就是这里的常客，发表过很多文章，渊源是很深的。当然，这里更少不了他的先生梁启超，“梁任公先生那杆长江大河的笔是永远流不尽的，我们这小报也还得占光他的润泽”。（同上，137～138页）
实际上，《晨报》既脱胎于《晨钟报》，从一创刊，它就是研究系的报纸，梁启超自然责无旁贷，他的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在《晨报》发表的。不久，徐志摩便向梁启超发出了约稿函。这年秋天，梁启超一直处在繁忙和焦虑之中。新学年开始，他在清华学校承担了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等课程；国内的时局也让他忧心忡忡，蒋百里、丁文江等门生后辈都牵扯在里面，他也很不放心；家里为梁夫人葬礼的事更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给徐志摩的回函上来就说：“你问我要稿子，我实在没有时候应命。”（《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983页）为了不让弟子失望，他把自己在清华学校关于“印度之佛教”的讲义给了他，请他斟酌，还说：“若以为不可登，或者抽下来腾出副刊的空白纸实行你‘翻印红楼梦’那话，我倒是极端赞成。”（同上，984页）
所谓“翻印红楼梦”，是徐志摩无意中重复发表沈从文《市集》一文被一些读者挑眼时的调侃。一位署名“小兵”的人劝他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掺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徐志摩于是告诉他，下回再没有好稿子，他准备翻印《红楼梦》。梁启超提到这句话，也是一种幽默。尽管如此，徐志摩还是很感动。他不仅把梁启超的来信全文照发，还写了比原信还长的《梁启超来函》附志，称赞梁启超能把佛教的奥义讲得通俗明白易懂。他还提到1922年冬天在南京听欧阳竟无讲唯识时的情景，他说：“我那时在南京也赶时髦起了两个或是三个大早冒着刺面的冷风到秦淮河畔去听庄严的大道。一来是欧阳先生的乡音进入我的耳内其实比七弦琴的琴音不相上下，二来这黎明即起的办法在我是生命的革命，我终于听不满三两次拿着几卷讲义也就算完事一宗。梁先生（那时梁先生也在南京讲学）也听欧阳先生的讲。我怀疑我们能在当今三十岁以下的学生里寻出比他更勤慎，更恭敬，更高兴的学生！是的，不止是勤慎，不止是恭敬，梁先生做学问，就比他谈天或打麻雀一样，有的是不可压迫的真兴会：这是梁先生学问成功—也是一切事业成功—的秘密。”（《徐志摩全集》第二卷，271～272页）
徐志摩把《晨报副刊》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他与陆小曼的婚事要想有结果却还须克服相当的障碍。在这件事上刘海粟帮了他的大忙，陆家接受徐志摩，王赓痛快答应与陆小曼离婚，刘海粟都是用了心思的。这时，徐的父亲申如老先生尚未开尊口，他要见到张幼仪，得到儿媳妇的明确态度，才能决定是否同意儿子与陆小曼结婚。张幼仪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她说：我从娘家去见老爷和老太太，他们住在上海一家旅馆的套房里。走进起居间的时候，我深深一鞠躬，向他们问好，然后对徐志摩点了一下头。他坐在起居间那一头的一张沙发上。我注意到他手指上戴了只大玉戒，色泽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绿的。这种翠玉叫做“勒马玉”（stophorsejade）。据说古时候有个王子曾用他的玉戒指着一匹向自己猛冲的马而救了自己一命；那匹马一看到那鲜绿的颜色，以为是草，就立刻低下头来盯着瞧。
“你和我儿子离婚是真的吗？”老爷打破教人紧张的沉默气氛，慢条斯理地说。
当然啦，老爷和老太太早知道这回事了，可是不管离婚文件写什么或是徐志摩告诉他们什么，他们都要亲耳听我承认。
“是啊。”我尽量用平和中庸的语气说。
徐志摩这时发出一种呻吟似的声音，身子在椅子里往前一欠。老爷听了我的回答，显出一副迷惑的样子，差点难过起来。
老爷问我：“那你反不反对他同陆小曼结婚？”我注意到他用的是“结婚”而不是“纳妾”这字眼，可见他已经相信我说的话了。
我摇摇头说：“不反对。”老爷把头一别，一副对我失望的样子。从他的反应来判断，我猜他一直把我当做说服徐志摩痛改前非的最后一线希望。（《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169页）
证婚人训诫新郎官
徐志摩的难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1926年8月14日，也就是阴历七月初七日乞巧节这天，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订婚典礼在北海董事会举行。10月3日，即阴历八月二十七日，他们举行结婚典礼。地点仍选择了北海，只是这回是在画舫斋。金岳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徐志摩与陆小蔓（曼）结婚的时候，我是他的伴婚人。那时候我本来就穿西服，但是，不行，我非穿长袍马褂不可。我不知道徐志摩的衣服是从那里搞来的，我的长袍马褂是从陆小蔓（曼）的父亲那里借来的。”（《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83页）
梁启超是他们的证婚人，据说这是徐志摩的父亲所坚持的。婚礼第二天，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讲述了婚礼上的情形。他说：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赓）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甚难），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闻张歆海近来也很堕落，日日只想做官，（志摩却是很高洁，只是发了恋爱狂—变态心理—变态心理的犯罪。）此外还有许多招物议之处，我也不愿多讲了。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我因昨日的感触，专写这一封信给思成、徽音（因）、思忠们看看。（《梁启超年谱长编》，1094～1095页）
1926年8月14日，也就是阴历七月初七日乞巧节这天，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订婚典礼在北海董事会举行。10月3日，即阴历八月二十七日，他们举行结婚典礼，地点仍选择了北海。
可以想见，此时此刻，梁启超的心情仍未平复。这天，徐志摩与陆小曼到清华园向梁启超表达谢意，蒋百里的侄子蒋复璁也在座，梁启超把昨天在婚礼上发表的那篇训词，托蒋复璁裱成手卷交徐志摩保存，希望他能时时以此提醒自己。那篇训词的全文如下：徐志摩！陆小曼！你们的生命，从前很经过些波澜，当中你们自己感受不少的痛苦！社会上对于你们还惹下不少的误解。这些痛苦和误解，当然有多半是别人给你们的；也许有小半由你们自招吧？别人给你们的，当然你们管不着；事过境迁之后，也可以无容再管。但是倘使有一部分是由你们自招吗（呢）？那，你们从今以后，真要有谨严深切的反省和勇猛精勤的悔悟，—如何把苦痛根芽，划除净尽，免得过去的创痕，遇着机会，便为变态的再发，如何使社会上对我们误解的人，得着反证，知道从前的误解，真是误解。我想这一番工作，在今后你们的全生命中，很是必要。这种工作，全靠你们自己，任何相爱的人，都不能相助。这种工作，固然并不难，但也不十分容易，你们努力罢！
你们基于爱情，结为伴侣，这是再好不过的了。爱情神圣，我很承认；但是须知天下神圣之事，不止一端，爱情以外，还多着哩。一个人来这世界上一趟，住几十年，最少要对于全世界人类和文化，在万仞岸头添上一撮土。这便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最神圣的意义和价值。徐志摩！你是有相当天才的人，父兄师友，对于你有无穷的期许，我要问你，两性爱情以外，还有你应该作的事情没有，从前因为你生命不得安定，父兄师友们对于你，虽一面很忧虑，却一面常常推情原谅，苦心调护，我要问你，你现在，算得着安定没有，我们从今日起，都要张开眼睛，看你从新把坚强意志树立起，堂堂的作个人哩！你知道吗？陆小曼，你既已和志摩作伴侣，如何的积极的鼓舞他，作他应作的事业，我们对于你，有重大的期待和责备，你知道吗？就专以爱他而论，爱情的本体是神圣，谁也不能否认，但是如何才能令神圣的本体实现，这确在乎其人了。徐志摩！陆小曼！你们懂得爱情吗？你们真懂得爱情，我要等着你们继续不断的，把它体现出来。你们今日在此地，还请着许多亲友来，这番举动，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告诉你们对于爱情神，负有极严重的责任，你们至少对于我证婚人梁启超，负有极严重的责任，对于满堂观礼的亲友们，负有更严重的责任。你们请永远的郑重的记着吧！
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明白我这一番话没有？你们愿意领受我这一番话吗？你们能够时时刻刻记得起我这一番话吗？那么，很好！我替你们祝福！我盼望你们今生今世勿忘今日，我盼望你们从今以后的快乐和幸福常如今日。（见李翰章：《诗人徐志摩评传》，转引自《近代名家评传》二集，424～425页）
婚后的徐志摩很快就带着新夫人陆小曼回到硖石老家。1926年12月间，北伐军打到浙江，硖石一带正处在战线的中心，徐志摩夫妇又仓促离开老家，来到上海。此后这段时间，直到飞机失事，他不幸遇难，徐志摩的生活可以说是更加糟糕。他不仅没有“谨严深切的反省和勇猛精勤的悔悟”，“把苦痛根芽，剗除净尽”，反而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危机不能自拔。也许，他有时也会想起老师的这番话，但他实在做不了他爱着的这个人的主，而只能与她一起沉沦。梁启超担心徐志摩“将来苦痛更无限”，希望陆小曼不要“把志摩累死”，想不到这些话后来都成了“谶语”。
梁启超辞世，诗人飞天
这期间，他与老师见面的机会似乎很少。一方面他很少北上京津；另一方面梁启超也不再南下。自从1922年底在南京讲学期间突发心脏病，他即遵医嘱“闭门养疴，三个月内不能见客”。（《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927页）他的健康状况就在此时敲响了警钟。此后，又经历了夫人、老友的去世，讲学、著述的辛劳，时局及生存环境的恶化，都更加重了他的病情。他曾坦白，便血之症是从1925年初就发现了，只是不痛不痒，并没有引起他的特别重视。后来经X光检查，发现右肾里头有一个小黑点，于是怀疑可能是患了“癌症”。他的夫人既死于癌，他对“癌”也就多了一些惊恐。他曾说：“我对于我自己的体子，向来是狠恃强的。但是，听见一个‘癌’字，便惊心动魄。因为前年我的夫人便死在这个癌上头。这个病与体质之强弱无关，他一来便是要命！我听到这些话，沉吟了许多天。我想，总要彻底检查；不是他，最好；若是他，我想把他割了过后，趁他未再发以前，屏弃百事，收缩范围，完成我这部《中国文化史》的工作。”那时，“我和我的家族都坦然主张割治”。（同上，1000页）
不过，被认为有问题的右肾摘除之后，便血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割后二十余日，尿中依然带血”。（梁仲策：《病院笔记》，见《追忆梁启超》361页）于是人们纷纷怀疑协和医院手术出错，把梁先生的好肾摘除了。陈西滢、徐志摩等先后撰文，讨伐协和。文章在《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上发表，引起北京社会极广泛的关注。这时，梁启超便写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他这样说明写这篇文章的理由：“一来，许多的亲友们，不知道手术后我的病态何如，都狠担心，我应该借这个机会报告一下。二来，怕社会上对于协和惹起误会。我应该凭我良心为相当的辨护。三来，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999页）这件事也充分体现了梁启超为人处事的原则性，哪怕自己平白无故地损失了一个肾，他也不希望由于医生诊断的偶然失误，而引起人们对协和医院乃至对医学科学的不信任。这是他的一贯态度，尽管他曾在《欧游心影录》中对科学万能提出过质疑，但他也曾请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他说：“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12页自注）这也是他在“玄学与科学”论战中所持的态度。现在他又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为科学辩护，在他看来，西医正是科学的代表，为西医辩护，为协和辩护，也就是为科学辩护。他在文章最后诚恳地写道：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牛顿临死的时候说：“他所得的智识，不过像小孩子在海边拾几个蚌壳一般。海上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还没有看到万分之一。”这话真是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1001页）
但是，他的病却始终不见好转的迹象。这期间他先后辞去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储才馆、清华研究院，以及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等事务，“俾得解除责任，安心养病”。（《梁启超年谱长编》，1188页）但他的病情，到1928年秋天，还是变得日益严重起来。梁思成等儿女在父亲去世后写了《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一文，追述当时的情形：“九月二十七日，痔疮复发，入协和医治，本拟用手术，医者谓恐流血过多，不宜割治，故每日服泻油者盈旬，痔未愈而食欲全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未放弃著述，住院期间，为了撰写《辛稼轩年谱》，还在托人寻觅有关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类，狂喜，携书出院，痔疾并未见好，即驰回天津，仍带泻药到津服用。拟一面服泻药，一面继续《辛稼轩年谱》之著作。未及数日，即发微热，延日医田邨氏诊治未见有效，热度不稍退，体气渐就衰弱，在津寓约四五十日，衰弱日甚，渐至舌强神昏，几至不起。”11月27日，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经检查发现，痰内有毒菌，肺部及左肋也发现病变。据说，“此病在美国威士康辛地方有三人曾罹此病，其一已死，其一治愈，一人尚医治中。在病原未发见以前，任公以其病不治，亲嘱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参考”。（同上，1199～1201页）直到1929年1月11日，他还张罗着要自办六十岁大寿呢，但到了1月15日，病势突然加重，延至1月19日下午2时15分，一颗始终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两年来，徐志摩虽说一直未曾北上，但他仍然惦记着老师的病情。1928年12月3日，他游历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印度之后，刚刚回到上海，马上写信给表弟蒋复璁，劈头便说：“第一事急于要问的是梁先生的病，听说蹇老有电来，说病情不轻，不知如何？果然者，我日内当北上省师，当不出十日也。”（《徐志摩全集》第六卷，443页）
他大约是12月20日晚起身的，因路上遇到碰车事故，22日晚11时方到北京。金岳霖、丽琳、瞿菊农都来车站接他。第二天是星期一，他一早就去协和探视梁启超。他在12月25日写给陆小曼的信中说：“梁先生的病情谁都不能下断语，医生说希望绝无仅有，神志稍为清宁些，但绝对不能见客，一兴奋病即变相。前几天小便阻塞，过一大危险，亦为兴奋。因此我亦只得在门缝里张望，我张了两次：一次是躺着，难看极了，半只脸只见瘦黑而焦的皮包着骨头，完全脱了形了，我不禁流泪；第二次好些，他靠坐着和思成说话多少还看出几分新会先生的神采。昨天又有变象，早上忽发寒热，抖战不止，热度升至四十以上，大夫一无捉摸；但幸睡眠甚好，饮食亦佳。老先生实在是绞枯了脑汁，流干了心血，病发作就难以支持；但也还难说，竟许他还能多延时日。”（同上，148页）
此信所显示的信息，多少透露了梁启超病情的严重程度，看来已经生命垂危了。当时他与蹇季常、蒋复璁已经谈到梁启超的身后布置。回到上海以后，他在次年（1929年）1月5日致信蒋复璁，仍在询问：“梁先生病况如何？到沪三日，未闻消息，或有转机耶？盼去协和一问。……（人参服后见效否？）上海诸友均极怀念也。”（同上，443页）
十天后，1月15日，徐志摩又去一信，询问“任师闻有转机，果人参有灵耶？抑天如（唐天如，梁启超好友，著名中医）之功”。（同上，444页）恰在这封信里他提到：“适之先生明日北上。”而胡适1929年1月19日的日记则记载：“夜九点多钟到北京，叔永（任鸿隽）与白敦庸来接。到了叔永家中，抬头见梁任公先生写的一副对子，我问任公病如何，叔永说，‘你也许见得着他。’殊不料任公此时已死了八点钟了！他是这一天下午两点一刻死的，叔永还不知道，我们到次日看报才知道的。”（胡适：《胡适的日记》，见《追忆梁启超》，433页）
梁启超去世的第二天，徐志摩就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商量其身后事如何安排，信中说：梁先生竟已怛化，悲怆之意，如何可言。计程兄昨晚到平，已不及与先生临终一见，想亦惘惘。先生身后事，兄或可襄助一二，思成、徽音（因）想已见过，乞为转致悼意，节哀保重。先生遗稿皆由廷灿兄（梁廷灿，梁启超的侄子。）掌管，可与一谈，其未竟稿件如何处理，如《桃花扇考证》已十成八九，亟应设法续完，即由《新月》出版，如何？又《稼轩年谱》兄亦应翻阅一过，续成之责，非兄莫属，均祈留意。《新月》出专号纪念，此意前已谈过，兄亦赞成，应如何编辑亦须劳兄费心。先生各时代小影，曾嘱廷灿兄挂号寄沪，以便制版，见时并盼问及，即寄为要。今晨杨杏佛来寓，述及国府应表示哀悼意，彼明晚去宁，拟商同谭、蔡诸先生提出国府会议。沪上诸友拟在此开会追悼，今日见过百里、文岛及新六等，我意最好待兄回沪，主持其事。兄如有意见，盼先函知。又宰平先生等亦有关于梁先生文章，能否汇集一起，归兄主编，连同遗像及墨迹（十月十二日《稼轩年谱》绝笔一二页似应制版，乞商廷灿），合成纪念册，何如？蹇老亦盼与一谈。叔永、莎菲均候。（《徐志摩全集》第六卷，256页）
隔了两天，1月23日，徐志摩再次致函胡适商谈此事：昨天与实秋、老八谈《新月》出任公先生专号事，我们想即以第二卷第一期作为纪念号，想你一定同意。你派到的工作：一是一篇梁先生学术思想的论文；二是搜集他的遗稿，检一些能印入专号的送来；三是计画别的文章。关于第三，我已有信致宰平，请他负责梁先生传记一部。在北方有的是梁先生的旧侣，例如蹇老、仲策、天如、罗孝高、李藻荪、徐君勉、周印昆等，他们各个人都知道他一生一部的事实比别人更为详尽。我的意思是想请宰平荟集他们所能想到的编制成一整文，你以为如何，请与一谈。我们又想请徽音（因）写梁先生的最后多少天，但不知她在热孝中能有此心情否，盼见时问及。专号迟至三月十日定须出版，《新月》稿件应于二月二十五日前收齐，故须从速进行。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之济南号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遇雾失事，机毁人亡，年仅三十五岁。图为浙江海宁徐志摩墓地内其代表诗作《再别康桥》石刻。
此外，梁先生的墨迹和肖像，我上函说及，你以为应得印入专号的，亦须从早寄来制版。在沪方，新六允作关于欧游一文，放园亦有贡献，实秋及我都有，通伯、一多处亦已去函征文。还有我们想不到的请你注意。我们想上海的追悼会即在开吊日同日举行，明日在与君劢商议，容再报。（同上，257～258页）
为了编纂一本梁启超纪念专号，徐志摩表现出极大热情，做了大量的筹措工作，可以说尽心尽力，细心周到。但事情进行得似乎并不顺利，原定三月十日必须出版的专号，直到三月五日尚无着落。他在当天写给英国朋友恩厚之的信中还提到此事：最后我要告诉你，有两件事使我一直忙个不停的，就是梁启超在我离北京后三周，即一月十九日，逝世了，年纪不过五十六岁。这项使人伤感的消息你一定在报上读到了。他的死对我和不少的人，都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他比他同辈的人伟大多了，这连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因为在他身上，我们不但看到一个完美学者的形象，而且也知道他是唯一无愧于中国文明伟大传统的人。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以个人的力量掀起一个政治彻底的思想革命，而就是因着这项伟绩，以后接着来的革命才能马到成功。所以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的确是无与伦比的。胡适和我正在编纂一本约在五月可以面世的纪念刊，盼望对梁先生的伟大人格以及多面性的天才，能作出公正的评价。另一件就是我在筹备一个全国美术展览，约在一个月后开幕。（同上，365页）
徐志摩为这本纪念刊费尽了心血，可惜，一直未见其顺利出刊。研究梁启超的专家学者无不为之扼腕叹息，希望发掘其中的隐情，却至今未有线索。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之暨南号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遇雾失事，机毁人亡，年仅三十五岁，距离梁启超逝世只有一年零十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