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六年（1890年），梁启超在广州学海堂就读已经两年。这年秋天，他的同学陈千秋对他说：听说南海康先生上书请求变法，没有成功，已从京城回到广州，自己去拜访他几次，康的学问有很多新奇之处，是两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应该到他那里去读书。
这里提到的康南海，就是后来做了梁启超老师的康有为。
南海圣人康有为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甡，广东南海县人。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二月初五生于南海县西樵山北之银塘乡的敦仁里，大梁启超十五岁。
康有为生于官宦人家，书香门第，其祖父、父亲、伯祖、叔祖、叔父，都曾为官，并以诗礼传家。康有为素怀大志，六岁时，伯父教他作对子，出“柳成絮”，他应声答以“鱼化龙”，伯父于是赞他：“此子非池中物。”（《康南海自编年谱》，3页）由于他少年时代就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 ‘圣人为 ’，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60页）
康有为既有大志，自然就关心国家命运。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他受到此前中法之战福建水师战败的刺激，借出游北方之机，“以一诸生伏阕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同上，63页）。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也是他第一次为求变法上书光绪皇帝。此前，他曾写信给光绪的老师翁同龢，请求一见，但被翁师父拒绝了。可是，他没有气馁，很快便写出了上万字的《上清帝第一书》。这次他没有直接送给翁同龢，而是希望通过国子监祭酒盛昱（伯羲）替他转呈。国子监正是翁氏负责的部门之一，盛祭酒又是个极热心的人，他把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给了翁同龢，而翁同龢却没有帮他这个忙。为什么呢？据康有为的猜测：“时翁常熟（同龢）管监（国子监），以文中有言及 ‘马江败后，不复登用人才 ’，以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归咎于朝廷之用人失宜者（马江战败实与朝廷任用清流张佩纶等人有关）。时张佩纶获罪，无人敢言，常熟恐以此获罪，保护之，不敢上。时适冬至，翁与许应骙、李文田同侍祠天坛，许李交攻，故翁不敢上。时乡人许、李皆位侍郎，怪吾不谒彼。吾谓彼若以吾为贤也，则彼可来先我，我布衣也，到京师不拜客者多矣，何独怪我？卒不谒，故见恨甚至也。”（《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8页）这里，康有为给第一次上书失败找到两条理由：其一，上书的时机不对，有些提法亦不合时宜，所以，翁同龢不愿递也不敢递；其二，由于他的傲慢，在京同乡对他不满，从中作梗，翁氏也不愿意因此得罪同事。当然，这些都是康有为一家之言，我们至今也没有见到对方的说法。不过，经孔祥吉先生考证，翁氏之所以未将康有为的上书交给皇上，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据新发现的翁氏光绪十四年（1888年）手书《杂记册》记载：南海布衣康祖诒（康有为别名），拟上封事，由成均（国子监之旧称）代递，同乡京官无结，未递。其人初称布衣，继称荫监，乃康国器（？—1884年，字交修，广东南海人，清军将领，康有为叔祖。）之侄孙也。（转引自《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13页）
这里所谓无结，即无印结。而所谓印结，就是在京同乡京官为本省人士出具的身世证明或担保。康有为只是个布衣或荫监生（靠祖辈功名得到的监生资格），按照清朝政府的规定，是没有资格直接上书皇上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国子监这条道既然走不通，盛祭酒又带着他的《上清帝第一书》去见都御史祁世长。祁世长也很赞赏他的忠义之心，答应代他递上去，并约好十一月初八日在都察院见面，御史屠梅君专门派人在那里等候他。“吾居米市胡同南海馆，出口即菜市也，既衣冠将出，仆人谭柏来告，菜市口方杀人，车不能行，心为之动。私念吾上书而遇杀人，兆大不吉，家有老母，岂可遂死。既而思吾既为救天下矣，生死有命，岂可中道畏缩？慷慨登车，从南绕道行。出及门，屠御史遣人来告云，祁公车中患鼻血，眩晕而归，须改期，遂还车。”（《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8～19页）看来事情真的不顺利，祁公久病，尚未康复，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屠梅君却又因“言事”被革职了。这时，恰逢光绪皇帝“归政大婚，典礼重叠”，大家都劝他先把这件事放一放，他也就在京城耽搁下来，直到这一年的夏秋之际，因为“久旅京师，日熟朝局，知其待亡，决然舍归，专意著述，无复人间世志意矣”。其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甚至有“浮海居夷之叹，欲行教于美，又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同上，21页）
于是，他九月离开北京，在游历了杭州、苏州、南京、九江、庐山、武汉之后，终于在十二月回到广州。康有为第一次上书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其勇气和胆识，还是在年轻士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他成了广州城里的“名人”。转年三月，学海堂的高才生陈千秋便来求见。陈千秋（1869—1895）字通甫，又字礼吉，号随生，南海人氏，是康有为的小老乡。此人读过很多书，熟悉历朝掌故，精通考据、典章之学。他与康有为坐而论道，讨论学术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终于被康氏所打动，大彻大悟，竟完全抛弃昔日所学，入于康门。他是康有为收下的第一个学生，其后，长兴里十大弟子便以他为首，他还担任了万木草堂学长。他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又奋不顾身帮助康有为办理西樵乡同人团练局之事。他对康有为表示：“吾穷天人之理已至矣，已无书可读矣，惟未尝试于事，吾等日言仁，何不假同人局而试之。”（同上，22～23页）但陈千秋终因操劳过度染病而亡，年仅二十六岁。
梁启超师事康有为，执弟子礼，陈千秋是介绍人。大约在受到康有为当头棒喝的两个月之后，陈千秋带着梁启超去见康有为。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讲到初见康有为时的情景：“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陈千秋）联床，竟夕不能寐。”第二天天刚亮，他带着不能自已的心情，又去见康有为，“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平生知有学自兹始”。（《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十一，许多年后，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回忆起这段经历：“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清代学术概论》，83页）
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它让我们对康有为的人格魅力和渊博学识有了最初的一些想象。由于陈千秋与梁启超的建议和坚持，康有为决定开馆讲学。时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地点就设在广州长兴里。梁启超还记得，那年他十九岁，“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7页）开始时学生不多，他和陈千秋还动员了一些亲戚朋友及学海堂的同学前来就读。徐勤是来得比较早的，陆续还有韩文举、梁朝杰、曹泰、王觉任、麦孟华、麦仲华、梁启勋、梁启田等人前来入学。而得名“万木草堂”却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讲堂迁到广州府学宫仰高祠之后。康有为说：“冬迁草堂于府学宫仰高祠，赁之十年，为久计，徐君勉、梁卓如（梁启超）之力也。”（《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5页）由于陈千秋、曹泰均早亡，梁启超成为事实上的康门大弟子，从此后的影响来看亦如此。他在开讲那一年写了一首七律送给十大弟子，即《门人陈千秋、曹泰、梁启超、韩文举、徐勤、梁朝杰、陈和泽、林奎、王觉任、麦孟华初来草堂问学，示诸子》：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
大同道隐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
良史莫如两司马，传经只有一公羊。
群龙无首谁知吉，自有乾元大统长。
这首诗所要表达的，正是康有为的理想和抱负，他希望各位弟子明白，在这“大同道隐”、“群龙无首”的年代，还有他康有为肩负着继承圣统，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历史责任。
“思想界之一大飓风”
大同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大同之道何以隐呢？康有为归罪于刘秀和李斯，而刘秀的罪过显然比李斯还大。李斯仅仅鼓动秦始皇烧书，而且只烧了民间的书和地方的书，中央政府的藏书和博士的藏书并没有烧。而刘秀为了让人相信他所伪造的古文经书的真实性，故意撒了个弥天大谎，谎称秦始皇将所有的经书都烧了，现在大家看到的经书，是西汉末年孔子后裔孔安国等诸人捐献出来的。这些经书都用蝌蚪文，而不用秦汉通行的篆书，所以，称之为古文。而自汉初以来所传承的，并由汉武帝、汉宣帝立为官学，置博士教授，皆用篆书行文的，就称为今文。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刘秀则挟王莽之力，排斥今文，确立了古文独尊的地位。由于王莽所建王朝号为“新”，所以，经古文学也称“新学”。
当然，这里所说的刘秀，并非汉光武帝刘秀，而是指西汉经学家刘歆。刘歆是西汉大学者刘向的儿子，“刘秀”是其原名。而另一个刘秀，即汉光武帝，上台后反而废除了古文，专用今文。直到东汉的中晚期，经学大师马融、郑玄、服虔等尊习古文，经古文学才再次昌盛起来，经今文学反倒衰落了，传下来的只有今文大家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南北朝以降，经唐宋元明而至于清，几乎就是经古文学的一统天下。清代崇尚复古，考据、训诂之学大兴，“乾嘉以来，家家许（慎）、郑（玄），人人贾（逵）、马（融），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清代学术概论》，74页）。《春秋公羊传》遂成为绝学，并延续了两千年。
打破这种局面的，是清代学者庄存与。他的方法区别于戴震、段玉裁的学术路径，不再纠缠于名物的训诂，而专求所谓“微言大义”。其后，刘逢禄继续了他的事业，他将其中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的意义，逐一发明出来。接下来，就轮到龚自珍出场了。龚是段玉裁的外孙，家学渊源本在考据训诂，他却好为今文，宗法庄、刘两位前辈。而且，他还喜欢联系实际，“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同上，75页）。虽然他的研究并不深入，但是，他是清代第一个将经今文学与现实的社会政治联系起来的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同上）。实际上，清代今文经学运动的复兴，康有为不是开创者，而是集大成者。传说康有为曾经拜访客舍广州的前辈今文经学家廖平，拜读了他的《今古学考》，很快便写出了自己那部影响巨大的《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承认：“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同上，77页）而章太炎更认定，康有为的“新学伪经”之说，是晚清另一位经学大师戴望今文说的滥觞。
但康有为对今文的崇尚，与其说是学术热情，不如说是政治企图。即使是在学术层面，由于古文经学实际上统摄了清代的学术，所以，提倡今文经学，在学术上也有向清代正统派发起挑战的意义。又由于自龚自珍以降，主张“自改革”（“自改革”这个提法见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一书）的学者无论在朝在野，都取今文经说，为其改革现状的主张寻求依据；至康有为，更将今文经学推向极端，为其后来的政治变革张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特别指出，康有为的“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同上，78页）。梁启超把康有为的学说比作“飓风”，就是看到了它所具有的摧毁正统学术秩序，乃至政治秩序的力量。人们不再盲目地相信“古文”经典的价值，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重估，昭示着一个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这种价值重估对任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的《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梁启超更将其比作“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如此形容康有为在晚清思想界闹出的动静，倒也并不过分。很显然，如果不是他的思想之新锐，有一种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又怎能以一个荫监生之资格，领袖群伦，使陈千秋、梁启超这样的青年才俊心服口服，弃旧皈依呢？
康有为是个耽于理想甚至沉迷于幻想的人；他又是个志向远大，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人；他还是个执著于理想，即使失败亦不动摇的人；他更是个心高气傲，唯我独尊的人。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常常不能被人所理解、所接受，反倒以为他有神经病、妄想症，“举国流俗非笑之唾骂之，或谓为热中，或斥为病狂”（《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63页）。戊戌政变后陪他从上海逃亡香港的英国人戈颁，与他并无利害关系，在与他共同经历三天的海上航程后，在写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也说他“真是个可怜人—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17页）。他的这种表现，固然与其性情和性格有关，却也与其求学经历以及学门径有关。
康有为自言：“童子狂妄，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念辄自以为六祖（慧能）、邱长春（丘处机）矣。俛接州中诸生，大有霸视之气。”（《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5页）这一年他十二岁。另有一事也能看出他的狂妄。那时，在朱九江门下求学，九江先生非常赞赏韩愈的文章，他取来读而学之，颇不以为然，对先生说：“若如昌黎（韩愈）不过为工于抑扬演灏，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先生“乃笑责其狂”。（同上，9. 10页）这两段话都出自他的“自编年谱”，虽有自得之色，却也刻画出此人性格中“狂”的一面。不过，自从师事朱九江，入礼山草堂，他终其一生都对朱先生非常崇敬。他说：“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同上，11页）朱九江名次琦，字子襄，是广东大儒，“先生硕德高行，博极群书，其品诣学术，在涑水、东莱之间，与国朝亭林、船山为近，而德器过之”（同上，7页）。这里，涑水即司马光，东莱指吕祖谦，他们都是宋朝的大学者；而顾炎武（亭林）和王夫之（船山）则是明清易代时期的大学者。在他看来，比学问，九江先生不输于他们，比德行，甚至还超过他们。所以他说：“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发先圣大道之本，举修己爱人之义，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同上，8页）说起来，朱九江先生使他这位学生所领悟的，首先还是对陆（九渊）王（守仁）心学的重新发现，或者说，是对其主观战斗精神的重新发现。清代官方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程朱理学，也称朱子之学，舍程朱而推崇陆王，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九江先生晚年将自己的著述全部付之一炬，此举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巨大遗憾，也留下了诱人猜想的谜团。我想，除了“无益于后来之中国”的借口，真正原因恐怕还是不想惹事吧。
康有为确实抓住了九江学术的核心价值：“先生（康有为）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师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1页）这段话是梁启超说的，康有为也讲到一件事，恰好做了梁说的注脚。他说自己在九江门下读书时，“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这真是康有为的自画像、自供状，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康有为“狂妄”、不切实际，但也必须承认，他的狂妄自大，首先来自其真实的内心体验。事实上，如果没有他的静坐冥想，专意养心，又怎能“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0～11页）而康有为的悲剧恰恰就在于，他在政治上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他有许多很好的想法，还没来得及实行，其人却已被淘汰出局。如果康有为的理想最终变成了现实，我们这个惯以“胜者王侯败者贼”评判历史的民族，又将如何面对和评价他呢？
知师莫如弟子
梁启超看康有为是看得最准的，知其所长，亦知其所短。他知道，老师的《新学伪经考》并非无懈可击，就学术而言，有些结论以及推导出这些结论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当初作这部书，他与陈千秋都参与了，其间“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实则此书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目。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清代学术概论》，78页）。康有为从来都是这样，不承认自己有错，错了也要坚持，一条道走到黑。就像梁启超所说：“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同上）这是梁启超 1922年说过的话，此时康梁都已近晚年，康氏虽然健在，但听几句学生的真心话，似已无大碍。
其实，历史退回到二十年前，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里就说过类似的话：“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或非无因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87～88页）然而，作为学生，他又不能不为自己的老师作一番辩护：“世人无论如何诋先生，罪先生，敌先生，而先生固众目之的也，现今之原动力也，将来之导师也。”（同上，88页）他告诉我们：“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一言蔽之，则先生者，先时之人物也。如鸡之鸣，先于群动，如长庚之出，先于群星，故人多不闻之不见之。”（同上，87页）
这里的所谓先时人物，是梁启超的许多创造性发明之一。他把能够影响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的人物，分为应时之人与先时之人。前者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后者为“造时势之英雄”。（同上，58页）在梁启超的眼里，康有为就是一位“造时势之英雄”。他说：“二十世纪之中国，必雄飞于宇内，无可疑也；虽然，其时机犹在数十年以后焉。故今日固无拿破仑也，无加布儿（意大利人，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今译卡米洛？奔索 ？迪？加富尔，意大利政治家）也，无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与前两者并称“日本维新三杰”）也；即有之，而亦必不能得其志，且无所甚补益于国家。故今日中国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时之人物而已。呜呼，所望先时人物者，其已出现乎？其未出现乎？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现之时哉！今后续续出现者几何人，吾不敢言，若其岿然亘于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当之。”（同上，59页）他指出：“先时人物者，实过渡人物也。其精神专注于前途，以故其举动或失于急激，其方略或不适于用，常有不能为讳者。”但是，“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其余则为枝节问题，不必吹毛求疵。这样来看康有为，则“先生生平言论行事，虽非无多少之缺点，可议供人摭拾之而诋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同上）梁启超终其一生，与康有为发生过多次冲突，有思想认识方面的，也有政治选择方面的，有时甚至关系到人之大节，但他仍然能够从大处着眼，肯定康有为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创性贡献，是十分难得的，由此也能看出梁启超为人的真诚坦荡。
万木森森一草堂
梁启超师事康有为之前，并不是个无知无识的少年。他十五岁中举，正是踌躇满志，渴望大展鸿图的时候。而且，作为学海堂的高才生，他“季课大考，四季皆第一。自有学海堂以来，自文廷式外，卓如（梁启超）一人而已”（《梁启超年谱长编》，22页）。为什么康有为的一席话就把他征服了呢？康有为的思想、学识自有其魅力，而在梁启超这方面，他的思想、学识也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在家乡，他的学业以八股、帖括之学为主，自然也读了一些经史方面的书籍，并从祖父、父亲那里接受了感时忧国、修身正心的教育。而与王阳明齐名的明代儒学大师陈献章也是广东新会人士，他的思想、学术在家乡传播很广，渗透很深，少年梁启超生活于其中，潜移默化中，陆王那一套修养功夫早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到广州后，眼界大开，先拜吕拔湖先生为师，不久，又转到陈梅坪先生门下。二位先生都有一定的汉学根柢，他们将梁启超的学问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6页）光绪十三年（1887年），不到十五岁的梁启超入学海堂读书。这是一所著名书院，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阮元于道光五年（1825年）创办于广州城北之粤秀山，并以经史训诂为办学宗旨。梁启超说，到了这里，他才决定“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同上）。那么，这个让梁启超如此着迷的“训诂词章之学”是个什么学呢？简而言之，就是考据学，因其“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所以又称“汉学”。起初是为了纠正宋明以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空疏，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喜欢谈论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其后却发展到为学术而学术，为读经而读经，实际上是退回书斋，不问世事，放弃儒家社会关怀的传统及信仰。这在当时成为学术风气的主流，也是清代学术的正统派，阮元作为其代表人物之一，以其所处地位，处处维护正统派的学术地位，但他主张调和汉宋，已不像段、王那样绝对和纯粹。（《清代学术概论》，5页）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天，梁启超参加了北京的会试。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也是第一次远行，虽然榜上无名，但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特别是在南归途中，经过上海，梁启超买了一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这本书向他展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崭新世界，一种富强民主的新型国家。而当时中国的情形，则让他们这些关注国家命运的青年士子忧心忡忡，惶惶不安。他隐隐感觉到书斋里的训诂词章与这个时代有很大的隔膜，无法提供救国救世的思想武器。他需要一种更加强有力的思想启迪和冲击。康有为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在刘逢禄、龚自珍、魏源、戴望、廖平等今文经学的基础上，“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最尊崇之许（慎）、郑（玄），皆在所排击。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 ’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 ‘托古改制 ’。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其弟子最著者，陈千秋、梁启超。千秋早卒。启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学。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同上，6页）
当时，康有为这一套推向极端的今文经学理论，是很有点鼓动性、战斗性、批判性的。它既是批判的理论，又是理论的批判，它满足了人们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政治诉求；对忧国忧民的青年士子来说，尤其具有感染力和感召力。在国家积贫积弱，列强瓜分愈急，士民之气大衰的时候，有点血性的年轻人，谁不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炯远、锐利的思想，以及卓绝超拔的胆气和热诚？康有为的感召力恰恰表现在这里，“先生讲学于粤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余（梁启超）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62页）
这是梁启超离开万木草堂数年后，经历了戊戌、庚子事变之后写下的一段回忆。讲学之初，康有为作过一部《长兴学记》，以此作为万木草堂的学规。其渊源，恰如康氏所说：“尝侍九江之末席，闻大贤之余论，谨诵所闻，为二三子言之。”（《长兴学记 ？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3页）康有为自十八岁游学于九江门下，“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61页）。可以说，康氏贯彻于万木草堂的教育理念，来自朱九江先生的礼山草堂，“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同上，62页）而康氏“教育之所重，曰个人的精神，曰世界的理想”（同上，第 66页），这是他们一脉相承的地方。数年后，梁启超受聘于湖南时务学堂，也强调立志、养心、修身、读书，强调精神、道德、气质、人格的养成。他不仅重新刻印刊行了《长兴学记》，而且仿照此书作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我们只需将二者作一番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由此及彼的传承关系，用梁启超的话说：“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同上，65页）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既是对先生的赞赏，也是对自己的肯定。他甚至认为：“至其重精神，贵德育，善察中国历史之习惯，对治中国社会之病源，则后有起者，皆不可不师其意也。”（同上，66页）事实上，我们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中也不难看出其影响的痕迹和二者的关联。
1927年，康有为七十寿辰，梁启超写了《南海先生七十寿言》，其中还讲到当年在长兴里万木草堂读书时的情景，字里行间依然充满了无限深情。他记得，那时的万木草堂，学生不满二十人，年纪多在十五六岁至十八九岁之间，弱冠以上的只有二三人，都是天真烂漫、昂扬向上的青年。大家相亲相爱像兄弟一样，先生则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学堂里的藏书多达数万卷，都是先生从家中拿出来供学生们阅读的。那时，学堂还置办了很多乐器，是准备习礼用的，有钟、鼓、琴、竽之类。先生每天过午升座讲课，主要讲古今学术源流，每一讲都历时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下课后，同学们各个欢喜踊跃，都以为很有收获。晚上，先生会约见学生，有时三四人，也有单独约见的。“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越秀山之麓，吾侪舞雩也，与先生或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每游率以论文始，既乃杂还泛滥于宇宙万有，芒乎沕乎，不知所终极。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中栖鸦拍拍起。于戏！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而此乐最殊胜矣。”（《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四〔上〕，28页）这样的学生生活真是令人难忘，以至三十年后梁启超想起来仍然津津乐道。这一幕也很容易使人想到《论语》中所记载的经典场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译注》，119页）戊戌前后同为维新阵营重要人物的张元济曾有诗赞曰：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36页）
甲午会试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天，梁启超再次入京参加会试。梁启勋在《曼殊室戊辰笔记》中写道：“自此次出万木草堂之后，未尝再入住，学生生活可以谓之止于是岁。”（《梁启超年谱长编》，36页）这是梁启超第四次参加会试。此前，他已参加过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八年（1892年）及二十年（1894年）的会试，都未考中，这一次他本不抱希望，在给夏曾佑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此行本不为会试，第颇思假此名号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同上，33页）
但是，这次会试却出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而且，就发生在梁启超与康有为的身上。考试之后发榜，康有为中了进士第八名，梁启超又一次落榜了。于是，社会上便有流言传了出来。一种说法是，副考官李文田欣赏梁启超的卷子，欲拔之而额已满，于是约了另一位副考官唐景崇，去见正考官徐桐，请求给这个考生一个名额。徐桐是有名的守旧之人，他认为，这张卷子对经义的解释不合规矩，多异说，不同意把名额给他。唐景崇提出从他这里撤掉一份卷子，把他补上。徐桐开始同意了，“五鼓漏尽，桐致书景崇，言：‘顷所见粤东卷文字甚背绳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袒庇同乡，不避嫌。’词甚厉。景崇以书示文田，文田默然，遂取启超卷，批其尾云：‘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启超后创设《时务报》乃痛诋科举”。（《国闻备乘》，24页）
梁启超是否因此而痛恨科举，我不敢说，但他很有可能是替老师受过。另一种说法就是这样讲的：徐桐作为正考官，预先给其他考官打了预防针，他说，粤省卷子中有才气的一定是康有为，不要录取。恰好遇到梁启超的卷子，以为就是康有为的，遂弃置一旁。按照惯例，榜单的前五名要最后填写，这时，整个榜单都已写好，只有前五名未填，徐桐很有些得意，因为没有看到康有为的名字。翁同龢也是考官之一，他笑着对徐桐说，还有五个名字未填，你怎么知道其中没有康有为呢？等到把前五名填写完毕，康有为果然就在里面。徐桐因此气得面红耳赤，回家后对门房说，康有为如果来拜见，不要让他进门。
当然，这只是个小插曲，但也能看出当时康有为在官场及士人中的声誉和人缘。由于他自视很高，性格孤傲，又好为人师，固执己见，很多人对他少有好感，或敬而远之。他的思想过于超前，曲高和寡，也使得世俗之人与维护正统的守旧人士很难接受他。翁同龢甲午年（1894年）五月初二日的日记这样写道：“看康长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郑玄）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36页）如果说，以翁同龢后来对康有为的态度，都感到“惊诧不已”的话，那么，那些以维护经学正统为己任的人有更加激烈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一年的七月，就有了余联沅弹劾康有为一事。这份奏章后被收入《翼教丛编》，误为安维峻所上。其中讲道：再查有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有为），以诡辩之才肆狂瞽之谈，以六经皆新莽时刘歆所伪撰，著有《新学伪经考》一书，刊行海内，腾其簧鼓，扇惑后进，号召生徒，以致浮薄之士靡然向风，从游甚众。康祖诒自号长素，以为长于素王，而其徒亦遂各以超回、轶赐为号。伏思孔子之圣为生民所未有，六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自汉儒表章，宋儒注释，而经学愈以昌明。我朝圣圣相承，重道尊经，列之学官，垂为功令，一时名臣硕辅、耆学巨儒，无不讲明而切究之。况六经训词深厚，道理完醇，刘歆之文章具在《汉书》，非但不能窃取，而实无一语近似。康祖诒乃逞其狂吠，僭号长素，且力翻成案以痛诋前人，似此荒谬绝伦，诚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也。昔太公戮华士，孔子诛少正卯，皆以其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故等诸梼杌、浑敦之族。今康祖诒之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较之华士、少正卯，有其过之无不及也，如此人者，岂可容于圣明之世？若不及早遏炽焰而障狂澜，恐其说一行，为害伊于胡底，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相应请旨饬下广东督抚臣行令，将其所刊《新学伪经考》立即销毁，并晓谕各书院生徒及各属士子，返歧趋而归正路，毋再为康祖诒所惑。至康祖诒离经畔道应如何惩办之处，恭候圣裁。（《苏舆集》，32页）
这一番言辞，用梁启超的话说，“语甚辣”。当日，光绪皇帝就给两广总督李瀚章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谕旨：有人奏，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请饬严禁等语。着李瀚章查明，如果康祖诒所刊《新学伪经考》一书，实系离经畔道，即行销毁，以崇正学而端士习。（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40页）
光绪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显然已经同意了余联沅的处置方案。当时，康有为因为脚伤，先回广东去了，只有梁启超还留在北京。他得知这件事以后，认为事情非常严重，马上四处活动。他写给夏曾佑的信，提到他在京中活动的情形：昨日嘉兴致花农一电。今日小湘乡致合肥一电。惟闻花农监临，重伯又非甚重之人，仍恐未得当耳。前仆已面托通州君，若相见时可再托之。但得常熟允致电（待此间自行电去），其电语或由本人自定，或仆处代拟亦可耳。（《梁启超年谱长编》，32页）
此信写得颇有些诡秘，信中提到的“嘉兴”，即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兴人；“花农”则是广东学政徐琪的字；“小湘乡”指曾广钧，字重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长孙；“合肥”即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的兄长。按照信中的说法，梁启超已经通过沈曾植和曾重伯分别向徐琪和李瀚章疏通，但他担心分量不够，还想通过张謇，请翁同龢出面，再给李瀚章发一封电报，为康有为求情。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故又称通州君，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梁启超写信给夏曾佑的目的，也是怕自己面子不够，希望他能再加一把火。
杨天石先生曾提到梁启超有一通未收入《梁启超年谱长编》的信函，是写给康有为的，其中讲到他的意见更加详尽和具体，他说：前参案已屡发粤电，近更有事否？同学咸言进呈，某已言其不可，有公函复诸君矣。即驳奏，觅人亦不易易，非肝胆交及深明此道者，安肯为力！且政府向无交情，曲折更数人乃始达之，未有能尽心者也。顷欲俟杨副宪出关商之，惟太迟耳！原奏语甚辣，若有人从而谋蘖，亦可招大祸，故某以为事若逼迫，则板勿爱惜也。一片江山已近黄昏时候，纵为无道，亦只若嬴秦之于六艺耳，何足芥蒂，但在粤稍窒耳！（《晚清史事》，71页）
梁启超此时已成康有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他的活动能力、交友能力，以及良好的人脉，此后还将为康有为提供更多的帮助。而且，他的眼光、见识，也比其他弟子来得深且远，看问题和做事情都比较周全，很少年轻人的冲动和冒失。在这件事上，他不同意直接将《新学伪经考》进呈给光绪皇帝，请他裁决，因为皇帝已明确表态，不可能再收回；他也反对请人写“驳奏”，首先，肯做此事的人不易得，因为有危险，不是肝胆相交的朋友必不肯出力，其次，即使有人肯写，辗转递交也要大费周折。所以，梁启超再三考虑，还是觉得只有疏通上层关系，才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平稳落地，转危为安。他劝老师不必太在意一副书版，情况紧急的时候，可以先行毁之。
此后的事态发展，几乎都在梁启超的预料之中。由于多方疏通，李瀚章终于决定了结此案。他将此案交给电白县知县李滋然查复。李滋然字命三，四川长寿人，是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时的高才生，他对康有为深表同情，在签复时尽力为康开脱，一一否认了余联沅对康的指控。李瀚章的奏折基本上采纳了李滋然的意见，为康有为说了很多好话，除了对谕旨中已有的将该书“自行销毁”表示赞同外，对原折“至康祖诒离经畔道应如何惩办之处，恭候圣裁”一句，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拟请毋庸置议”的意见。
此事将梁启超对康有为的重要性充分显示出来，尤其是在曹泰与陈千秋先后去世之后，康有为更加倚重梁启超。
康梁与公车上书
这一年，中日开战，起因是高丽（今朝鲜半岛）内乱，中日两国先后出兵，势成骑虎，而国内舆论此时还不把小小的日本放在眼里。士大夫中的清流，以翁同龢为代表，都主张与日本开战；而李鸿章则寄希望于俄国的支持和援助，以为可以凭借俄国对付日本。他在军事上既不作准备，外交上又不能让步，最终只剩下“打”这一条路。七月初一日两国宣战，八月十八日两国海军在黄海决战，强大的中国海军败于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接着就是陆军更甚于海军的大溃败，乃至大溃逃。而李鸿章所希望的俄国支持和援助完全是子虚乌有。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并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白银二万万两。这件事给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页）这时，恰逢各省举子云集于北京，大约有五千人之多，都是前来参加国家会考的青年才俊，其中很多人都将是未来这个国家各方面的人才。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之后还要割地赔款，他们能不气不急吗？能不群情激愤想要救国吗？康有为和梁启超就在他们这些人中间。这时，如果有人说，我们应该上书阻止政府与日本签订合约，并以变法图存来号召民众，再战日本，救中国于将亡，人们会怎么样呢？我想，这个人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