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就是康有为。所谓乱世出英雄，国难给了他脱颖而出的机会。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是这样写的：“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伏阕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及乙未之役，复至京师，将有所陈。适和议甫就，乃上万言书，力陈变法之不可缓，谓宜乘和议既定，国耻方新之时，下哀痛之诏，作市民之气，则转败为功，重建国基，亦自易易。”（《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页）康有为能够抓住“公车上书”的机会，成为一颗迅速升空的政治新星，并非偶然。其原因有二：一是他有光绪十四年（1888年）“上皇帝书”的基础，毕竟那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康有为因此一举成名，在众多举子中是赫赫有名的人，有一定的号召力；二是他有梁启超这样一个“笔端常带感情”的弟子，很富于鼓动性。这两条成就了他。人们历来都把康梁说成是“公车上书”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康有为也常常以此自居，其《自编年谱》就是这样记述的：“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都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0页）此后，梁启超也在其《三十自述》中记下了类似的回忆：“乙未（1895年）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十一，17页）
康梁关于此事的自述有时不大靠得住。康有为在这里说，梁启超先鼓动了粤、湘（楚）两省的举子于三月二十八日上书。茅海建查阅了军机处相关档册，据他的考证，根据档册的记录，梁启超等广东举子八十人向都察院递交条陈，是在四月初六，同一天，还有文俊铎等湖南举人生员五十七人，谭绍棠等湖南举人二十一人，以及奉天、四川、江西等地举子向都察院递交了条陈。难道梁启超们在三月二十八日还有一次上书不成？根据记载，广东举人确实还有一次联名上书，但不是三月二十八日，而是四月初七。这一次人比较多，列名者有二百八十九人，领衔的是陈景华，梁启超列名第二百八十四位。
另一件事也有些可疑，康说：“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康有为是否真的“先知消息”，目前已很难考察，孔祥吉找到文廷式的记述，与康的记述有所不同。文廷式说：“马关约至，在廷皆知事在必行，不复有言；余独以为公论不可不伸于天下，遂约戴少怀庶子鸿慈首先论之，都中多未见其约款，余录之遍示同人。”（转引自《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42页）按照他的说法，由于他“录之遍示同人”，才使更多的人看到了《马关条约》的具体条款，大家的怒火才被点燃，于是才有御史、宗室贝勒、将军、上书房与南书房的翰林、内阁、总署以及各部司员们的上书，反对和议。如果考虑到康有为与文廷式当时走得很近，也就不排除他从文廷式那里得到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最有可能的顺序是，最初的上书者或以在朝官员为主，但由于康梁的积极鼓动，很快就蔓延到各省举子之中，从而掀起了更大规模的上书活动。据茅海建统计，在四月初的短短几天里，各省公车单独或联名上书 31次，加入人数为 1555人次，公车参加由官员领衔的上书 7次，加入人数为 135人次，可见参与者之广泛。在这里，康梁既是最积极的鼓动者，也是最积极的参与者。
近年来，颇有一些研究者试图证明，康梁并非“公车上书”的唯一发动者和领导者，而且，“公车上书”也没有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壮阔”。一句话，他们不仅夸大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也夸大了运动本身。这些学者所持的理由主要是，当时，各省公车多局限在本省人的圈子内活动，康梁很难去发动和领导；而且，在康梁的背后，也还有了解内幕的京官，向他们透露情报，策动他们上书，甚至，还有更高层的官员在幕后操纵他们。说白了，他们只是所谓“帝党”的一杆枪，由他们出面，鼓动学潮，干涉政府决策，从而将宫廷内部帝后两党的斗争公开化、社会化，以社会舆论，即所谓“公论”向李鸿章乃至整个“后党”施加压力。这些研究成果固然使我们看到了曾经被遮蔽的某些历史真相，看到了康梁故意夸大自己作用、篡改历史叙事以美化自己的“丑态”；但是也要看到，这种做法同时也可能遮蔽了另外一些真相。康梁也许不是“公车上书”的直接发动者和领导者，这个运动也许具有某种自发的性质，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显然和上述所谓高层的幕后操纵又是自相矛盾的。二者必居其一。其实，一些过来人在其记述中倒往往将康梁称作“运动主持”。（《世载堂杂忆》，94页）为什么当时的人会有这种印象呢？只能说康梁在那场运动中实际上处于领头的地位，站在时代浪潮的潮头上。
总之，康梁在那场运动中并没有置身事外。在各省举子纷纷上书的当口，康有为以一昼两夜的时间撰写了后来被称为《公车上书》的《上清帝第二书》，并由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誊抄，在各省举子间传阅。四月初六、初七两日，各省举子陆续来到城南的松筠庵，有记“千二百人”的，有记“千三百人”的，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说此前只是各省举子单独行动的话，那么，这次将是各省举子的一次联合行动，“至此千余人之大举，尤为国朝所无”。（《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 30页）其实，何止“国朝所无”，中国有史以来怕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东汉的太学生闹学潮，似乎也没有这样的规模。而康梁正是这次联合行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遗憾的是，这次联合行动的目的，即联名上书并没有实现，其原因或许并非如康有为所言，是“察院以既已用宝，无从挽回，却不收”。孔祥吉查阅《宫中杂档》，发现了《马关条约》用宝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九日”（《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44页），也就是说，都察院是否代呈举子们的上书，与《马关条约》是否用宝并没有关系，而且，都察院也不会因为“既已用宝”，就拒收举子们的上书。那么，《公车上书》最终没有递交都察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康有为说：“闽人编修黄 □曾者，孙（毓汶）之心腹也，初六七连日大集，初七夕，夜遍投各会馆，阻挠此举，妄造飞言恐吓，诸士多有震动者。至八日，则街上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0页）康有为原准备初十日呈递的，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放弃，一方面有流言恐吓，一方面条约既已用宝，无可挽回，人心因此涣散，无从收拾了。这里提到的“闽人编修黄□曾者”，据孔祥吉考证，即翰林院编修黄曾源，他与孙毓汶等权贵私交很深，专与维新党人作对，是康梁的一个老冤家。
新政与《上清帝第三书》
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像狂飙一样横扫北京上空，但很快就归于沉寂。各省的举子们陆续回原籍去了，王公大臣们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京城又恢复了往日歌舞升平的景象。徐勤在《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中这样写道：“和议既定，肉食衮衮，举若无事；其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为积弱至此，天运使然，无可如何，太息而已。”（《追忆康有为》，293页）好在光绪皇帝和他身边的大臣如翁同龢在经历了甲午战败、乙未求和、公车上书等一系列大变动后，已经认识到改革、变法的迫切性。四月十六日，即中日烟台交换和约的第三天，光绪皇帝发下朱谕一道，说：近自和约定议以后，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割，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以期维系人心，支撑危局。其言固皆发于忠愤，而于朕办理此事兼权审处万不获已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至今日而关内外情势更迫，北则竟逼辽沈，南则直进京畿，皆现前意中之事。陪都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廿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荣，设一朝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用是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熟权，而后幡然定计，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者章奏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兹当批准定约，特将前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84～85页）
光绪皇帝的朱谕在京城流传，康梁一定看到了。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写道：“是时降朱谕，告廷臣，皆哀痛不得已之言。皇上之苦衷，迫逼之故，有难言之隐矣。”（《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1页）这可能就是康有为撰写《上清帝第三书》的原因之一。四月二十八日朝考结束后，他考虑到前一次上书并未递上去，于是，将前书中拒和、迁都、再战的内容删去，并调整、增加了论述改革的内容，特别指出应改革科举，兴办教育，并提议设立“议郎”。台湾学者黄彰健不相信康有为在上书中敢写“选议郎”这样“触犯时忌”的“语句”，但经孔祥吉的考证，发现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的进呈原本中明明白白地写着：伏乞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照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73页）
这桩公案虽已了结，但近年又有人提出，康有为对于西方议会制度并非真的了解，“议郎”更像皇帝的咨询机构，而非民主参政。但这已经不是对于事实的考察，而近乎价值评判了。而且，这种评判带有非历史的性质。当时，对康有为来说，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他还不懂什么是议会民主；或者他有了一些了解，却还不能对皇上说。在这种场合他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已经非常难得了。朝内高官，无论是翁同龢还是孙毓汶，恐怕都说不出来。不管怎么样，这一次都察院没有将康有为的上书弃置一旁，在他将上书递交都察院的五天后，这篇充满改革新思想的长篇条陈，就以原折的方式进呈于光绪皇帝面前。光绪阅后，马上发回另行抄录。五月十五日抄就，当天就将此折递呈慈禧太后，五月十九日发下交军机处封存。由此可见，光绪对此折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种处理方式在当时并不多见。
此后不久，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颁布了自强谕旨，其中讲道：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势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迭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着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画，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覆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同上，72页）
根据光绪皇帝的谕旨，军机处在向各省寄发上谕的同时，还“缮寄胡燏棻等条陈折片九件”，其中就有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这里不妨推想，光绪皇帝此时急于变法，一方面固然有外侮内忧的刺激，另一方面也由于康有为等发于忠愤的激励。梁启超记述：“其年六月，翁（同龢）与皇上决议拟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2页）朝廷罢了孙毓汶、徐用仪的官，看上去，朝野上下一时都很有发愤为雄、力图自强的表现。但梁启超在“公车上书”之后还是有一点失望的，这时他在写给夏曾佑和汪康年的信中一再表示：本欲于月之初间出都，惟日来此间颇有新政，上每言及国耻，辄顿足流涕，常熟（翁同龢）亦日言变法，故欲在此一观其举措。以中国学术之芜塞，君相之孱弱，岂能望其大有所为，但能借国力推行一二事，则于教、族两端少有补耳。（五月二十九日《与穗卿足下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9页）
顷因此间颇有新政，一二同志又有所整顿，苦被相留，是以迟迟。（五月间《与穰卿足下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9页）
此间大人先生（康有为）两月以前尚颇有兴亡之志，今又束阁矣。此自国运，虽有大力，无如之何，似此戋戋，本不足劳我辈之经画，特未离其类，栋折将压，奈何奈何！（八月二十七日《与穗卿足下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39～40页）
此处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细微差别，梁启超此时还有一点观望心态，不太相信光绪和翁同龢能够成事。果然，孙毓汶和徐用仪等被罢斥，惹恼了西太后，她不仅革去了翁同龢毓庆宫行走的差事，不让他与光绪单独见面，而且，将光绪皇帝信任的文廷式、汪鸣銮、长麟等人也一并罢官。于是，这次变法的动议也就终止了，大人先生的兴亡之志自然也就束之高阁了。
筹办《万国公报》及强学会
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皇上这边的新政既然没了指望，他们打算自己干。他们都是文人，要干，也只能干文人所能做的事。什么事呢？一是办报，二是办学会。梁启超五月二十九日致信夏曾佑的时候，已经提到要在北京开设一家报馆。五月间他写信给上海的汪康年，也提到要开报馆，还提到要开学会。《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于这一年的旧历六月二十七日创刊，双日刊。关于此刊，李提摩太记之甚详：这四十五期是最初三个月的全套刊物。1895年8月17日创刊，隔天出版。这是中国维新派在北京出版的第一个机关报。大多数文章都是从广学会书刊上转载的，刊名与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完全相同，后来经我建议更改，以免两相混淆。（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114～115页）
刊名是康有为离开北京后改的，改名后不久，报纸就停刊了。康有为捐助了每期二两白银的办报经费，而出力最多的则是梁启超，这也是他办报生涯的开始。“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他后来回忆那时的情形说，“当时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梁启超年谱长编》，41页）都中人那时只有看邸钞的习惯，梁启超他们只能将自己的报纸夹在邸钞中，请人送到各官宅和王府中去。这便是后来康有为所说的：“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乃送京报人商，每日刊送千份于朝士大夫，纸墨银二两，自捐此款，令卓如（梁启超）、孺博（麦孟华）日属文，分学校军政各类，日腾于朝，分送朝士，不收报费。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3页）可见，康有为此时还对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抱有一线希望，这与他锲而不舍地一再上书清朝皇帝的做法是一致的。
不久，北京强学会也办了起来，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写道：“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之者，为南海先生。赞之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为言官所劾，会封禁。”（《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十一，17页）实际上，强学会在七月还只是个雏形，或者说影子，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叙述此事甚详：故自上书不达之后，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陈次亮（陈炽）谓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吾复挟书（《新学伪经考》）游说，日出与士大夫讲辨，并告以开会之故，明者日众。乃频集通才游宴以鼓励之。三举，不成。然沈子培（沈曾植）刑部、陈次亮户部皆力赞此举。七月初，与次亮约集客，若袁慰亭（袁世凯）、杨叔峤（杨锐）、丁淑衡（丁立钧）及沈子培、沈子封（沈曾桐）兄弟、张巽之（张孝谦）、陈□□，即席约定，各倡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即举次亮为提调，张巽之帮之。张为人故反复，而是时高阳（李鸿藻）当国，张为其得意门生，故沈子培举之，欲使其勿散坏也。（《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4. 35页）
但直到八月末康有为出京，强学会仍未真正开办起来。八月二十七日梁启超致信夏曾佑还说：“前书所言学会事，尚未大成，故淹留于此，将以俟之。”（《梁启超年谱长编》，42页）汪康年的堂兄汪大燮与梁启超同被委任为强学会报纸的主笔，他在八月二十九日致信汪康年时也说：“京中同志有强学会，事当可成，或且与之委蛇而已。”（《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12页）
大约到了十月初，事情才有了一些眉目。汪大燮十月初三日、初八日曾两次致信汪康年，说他将于本月十一日移居强学书局，与梁启超一起编译《万国公报》，即后来改名为《中外纪闻》的强学会机关报。他还告诉汪康年，强学会“原以陈次亮炽、丁淑衡、沈子培、张巽之四人为总董，而张巽之意见重，气焰大，群恐因此坏事，现大致皆张主持，未能十分周妥。此勿为外人道，只可将来修补。报章则兄与梁卓如（梁启超）为主笔，有卓如之勇，甚妙甚妙”。（同上，716页）然而，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汪大燮再致信汪康年时已非常悲观，他说：“此间事大糟，一人为恶，和者亦半……近日冗碌已极，无一如意事，无非拂意事，乏味之至。”（同上，719页）这里所说“一人为恶”，不知是否就是前面所言“气焰大”的张巽之。
强学会的内部矛盾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由于入会者人数众多，身份复杂，各种政治势力混杂其间，很不容易形成一致意见，其间还发生了拒绝李鸿章三千金捐款之事。唐德刚认为，康有为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而据吴铁樵写给汪康年的信来看，应该是陈炽的意见。康有为曾讲到当时的情形：强学会之创，京朝诸公，欲合天下之力，通上下之气，讲经新之治。自七月创办以来，朝士云集。军机、总署、御史、翰林、各曹来会者至百数，几与外国议会等。翁、孙两师傅咸主之，翁师傅拨机器一副，孙师傅租房子，楚督张香帅（张之洞）首捐五千，直督王夔帅（王文韶）、江督刘岘帅（刘坤一）咸捐五千，宋祝帅（李鸿章）及各将帅莫不入会助千数，李合肥（李瀚章）亦捐千数。经费已巨万。粤中戴少怀学士、黎璧侯学使、曾刚甫（习经）、何梅村、周芹生各主政咸在局中，御史达官能言事者数千（十）人，诚嘉会也。此会日大，朝议一变，中国变政自强，殆由于此。闻会中有某官者，甚专愎，会中诸公共恶之。本月上旬会中分一新局在琉璃厂，将某官二三人分出局外，不与之谋，某人怒而相攻，故有言官奏劾之事。（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143页注 3）
这些大人物济济一堂，争吵是很难避免的，只是这种争吵往往显得很无聊，有的是意气之争，有的则是为了私利。康有为就很不喜欢这种争执，他在《自编年谱》中记述，曾当面对丁淑衡、张巽之提出批评：“然而丁、张龂龂挑剔，张更藉以渔利，以开局于琉璃厂，张欲托之为书店之状。吾面折以 ‘今日此举，以义倡天下之士，若以义始而以利终，何以见天下乎？’张语塞，然而举座不欢。”（《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5页）这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与梁启超志同道合的吴樵也很看不惯强学会的这种风气，十一月十二日他受邀参加强学会议事，回来后致信汪康年：“十二日赴强学会议事之约，略坐即去，以无可与言者。伯棠（一作伯唐，汪大燮）、卓如（梁启超）均枉过，与谈甚恰。伯棠、卓如甚好。卓如以与诸人所论不合，拟辞职矣。惟此间会事大非吾辈在鄂时意料所及。中国事大抵如此，不必诧也。初名强学会，后改强学局，近更名京都官书局，大可噱也。想伯棠已有言，不赘述。与会者官气重而本领低，私意多而急公鲜，议论乱而本旨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460～461页）后面这句话道出了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三个月后，强学会已被封禁，他致信汪康年再次说到强学会的情况：“是时丁（淑衡）、熊（余波）、张（巽之）诸人为政，有欲开书坊者，有云宜专卖国朝掌故书者，有云宜卖局版经书者。间数日一聚，聚辄议论纷纷而罢，然已为彼党侧目。”（同上，472页）
十二月初七日，御史杨崇伊上了一折，弹劾强学会，当日下发的谕旨，即“着都察院查明封禁”。对此，康有为认为：“时报（《万国公报》）大行，然守旧者疑谤亦渐起。当时莫知报之由来，有以为出自德国者，有以为出自总理衙门者。既而知出自南海馆，则群知必吾所为矣。张（巽之）既怀嫌，乃因报之有谣言，从而扇之。于是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皆欲劾奏。沈子培（沈曾植）、陈次亮（陈炽）皆来告，促即行，乃留卓如（梁启超）办事，而以八月二十九日出京……廿四日，同会诸子公饯，唱戏，极盛会也。是日，合肥（李瀚章）自愿捐金二千入会，同会诸子摈之，议论纷纭。杨崇伊参劾之衅始于此。张孝谦又邀褚成博、张仲炘入会，二人台中最气焰纵横者，盖会事甫盛而衰败，即萌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5～36页）事实上，徐桐、褚成博都未就《万国公报》上弹劾的奏章，而杨崇伊是否因为与李鸿章的姻亲关系就上奏章弹劾强学会，也很难说。吴铁樵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京会闻发难于卓如之文，渠有《学会末议》一篇，甚好，脱稿后曾以示樵（吴铁樵），不知局中谁人献好，闻于政府（闻系常熟），遂嗾杨崇伊参之。而杨与合肥之子为儿女亲，因此亦可报复。”（《汪康年师友书札》一，463页）这里面应该也有猜测的成分，而梁启超的文章哪些地方犯忌呢？吴铁樵在另一封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内有易相之意”，而杨崇伊为了迎合李鸿章和孙家鼐，想“借此以兴大狱”，所以，“以聚党入奏”。（同上，472页）
师生初现分歧
实际上，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吴铁樵，他们的猜测都只能作为弹劾者的借口，杨崇伊的真实动机深深地隐藏在奏章的背后，后人已很难考证了。总之，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强学会”运动最终竟失败了，它的失败对康有为来说是一次大顿挫，在其后的两年里，他退出京城这个国家政治的中心，回到广东、广西，继续讲学、著书的事业。而梁启超经过这一番实际的历练，思想日渐成熟，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不能将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权力者自上而下施给雨露，而应该寄希望于自下而上地凝聚力量。他后来到上海办《时务报》，到湖南执教于时务学堂，都是将目光投向地方，投向民间的一种尝试。而这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与康有为在学术方面的分歧。
这种分歧主要表现为康的《新学伪经考》引起他的怀疑：“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清代学术概论》，84页）虽然这是梁启超数十年后的一种说法，但实际上，我们从他留下的大量著述中还是可以了解他所说的这种分歧，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况。梁启超接下来具体讲到他的学术主张：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同上）
说起来，康梁的这种分歧还是在康有为的思想框架之内，和康有为的基本思想并没有多少矛盾，梁启超自己也说，他“对于‘今文学派 ’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同上，83页），但又有一些不同，这些不同或许正是日后他与康有为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分道扬镳的出发点。梁启超思想上发生的这种变化，显然是受到了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以及严复等人的影响。比如夏曾佑就曾认为，作为今文学派开端的董仲舒，不仅不是弘扬孔教的有功之臣，甚至还是孔教衰亡的罪人，因为董仲舒承袭了中国君主专制祸首荀况的学说。而谭嗣同批荀学则走得更远，也更加激烈。
我们知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说穿了，就是谁为儒学正统之争—也就是说，看谁的解释更符合儒学的本意。然而，从汉末到清末，两千年来，主要是古文经学居于统治地位。清末今文经学复兴，至康有为，除了争儒学的正统，恢复孔子的真精神，更重要的是从《春秋公羊传》中引申出一套社会发展进步和改革的理论。康有为宣称，孔子是一位热心制度改革的“圣王”或“素王”，但终其一生，不为时人所用，只能通过著《春秋》来实现其理想。梁启超在《读春秋界说》中开宗明义地讲道：“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春秋一儒者之笔耳，何以谓为天子之事？盖以春秋者，损益百王，斟酌三代，垂制立法，以教万世。此其事皆天子所当有事者也，独惜周道衰废，王者不能自举其职，而天地之公理，终不可无人以发明之也，故孔子发愤而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15页）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说：“若春秋者，则孔子经世之大法，立教之微言，皆在焉。故孟子述孔子功德，以作春秋为第一大事，以之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并称，而太史公之赞孔子，亦以作春秋为第一大业。”（同上，57页）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主要有两本书，一本《新学伪经考》，一本《孔子改制考》。前者无论在官员中，还是在学者中，都引起过广泛的争议甚至麻烦。翁同龢是客气的，称他为“说经家一野狐”；不客气的，如叶德辉，则直接称他为“言伪而辨之少正卯”；学者朱一新文绉绉地说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御史余联沅索性要以“离经叛道”治他的罪，并“恭候圣裁”。这些梁启超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他也很清楚，老师的那一套，是有勉强生硬、牵强附会之处的，尤其是谶纬迷信之术，更是今文经学与生俱来的短处，所以他对“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也不能接受，“后遂置不复道”。（《清代学术概论》，84页）不仅如此，他还以康有为的思想为中介，修正、发展了康的学说，而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清末“经世”传统的转折点。这主要表现为他对荀学的贬抑，以及对孟学的推崇和发挥。
从梁启超所作《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以及《论支那宗教改革》等文章中，最能看出他的这种思想。他推崇孟子，诋毁荀子，其原因在于：“汉兴，诸经皆传自荀卿，其功最高不可诬。然所传微言大义不及孟子。孟子专提孔门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天下有道，某不与易之宗旨。日日以救天下为心，实孔学之正派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17页）他认为，孟子能得孔学的正派真传，秘密就在于六经中他最重视《春秋》，《春秋》给了他接通孔子的灵感。“盖凡言经世者，未有不学春秋者也。故必知孟子所言一切仁政皆本于春秋。”（同上，18页）但是，“二千年以来，无有知尊孟子者。自昌黎倡之，宋贤和之，孟学似光大矣，然于孟子经世大义，无一能言者，其所持论，无一不与孟子相反，实则摭荀学吐弃之余而已”，所谓“皆从荀学中之一派讨生活矣”。（同上，21页）这便是他所言“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清代学术概论》，84页）。他进一步认为，不仅汉学，即便是使“孟学似光大矣”的宋贤，虽然他们对于孟子的“不动心”也很重视，也很强调义理和修身的重要性，但让梁启超感到痛心的，是他们没有将修身与更广泛的社会和国家责任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孔子是主张兼济天下，而反对独善其身的。他说：孔子之立教行道，亦为救民也。故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其意正如佛说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意也。故佛法以慈悲为第一义。孔教以仁慈为第一义，孔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故孔子为救民故，乃日日屈身，以干谒当时诸侯卿相，欲藉手以变革弊政，进斯民于文明幸福也。而孔子则所谓行菩萨行也。然则学孔子者，当学其舍身弃名以救天下明矣。而自宋以后，儒者以束身寡过谨小慎微为宗旨，遂至流为乡愿一派，坐视国家之危亡，生民之疾苦，而不以动其心；见有忧国者，则谓为好事，谓为横议，相与排挤之。此支那千年以来最恶陋之习。此种见识，深入于人人之脑中，遂养成不痛不痒之世界。此支那致亡之由也。若能知孔子在当时，为好事之人，为横议之人，而非谨守绳尺，束身寡过之人，则全国之风气，必当一变矣。（《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59～60页）
他这里所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康有为立孔教的主张，他认为，这种责任感正是孔子以及孟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两千年来被儒家丢弃的东西。对此负有最大责任的，他以为是荀子。他指出荀子的四大问题：一、尊君权。其徒李斯传其宗旨，行之于秦，为定法制，自汉以后，君相因而损益之，二千年所行，实秦制也。此为荀子政治之派。
二、排异说。荀子有非十二子篇，专以攘斥异说为事，汉初传经之儒，皆出荀子，故袭用其法，日以门户水火为事。
三、谨礼仪。荀子之学，不讲大义，而惟以礼仪为重，束身寡过，拘牵小节，自宋以后，儒者皆蹈袭之。
四、重考据。荀子之学，专以名物、制度、训诂为重，汉兴，群经皆其所传，龂龂考据，寝成马融郑康成一派，至本朝（清）而大受其毒，此三者为荀子学问之派。（同上，57页）
他的这番话告诉我们，政治上的专制，谨守礼法，修身养性的要求，以及学术上的给出路政策—一条逃避现实的自适之路，正是造成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懦弱无气、人格猥琐的四大原因。由此发展，梁启超走到了批判传统王权的一个临界点上。此时已非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说群序》中，他已经提出了初步的有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思想，即所谓“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4页）这种思想至湖南时务学堂时期，便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以至于湖南的保守派群起而攻之，指责他“来湘主讲，专以民权、平等、无父无君之说，为立教宗旨，论其罪状，何殊叛逆”，并且骂他“肆行无惮，显悖伦常，丧心病狂，莫此为甚”。（《苏舆集》，177页）在政治上，他也走得很远，在给湖南巡抚陈宝箴的信中，他甚至由兴民权、兴绅权、兴办学会，进而提出了湖南自治的主张，引起陈宝箴的惊恐。随后，梁启超只好以养病为由，离开湖南，回到上海。
不过，没有证据表明，此时的康有为不接受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及其对封建皇权的否定。事实上，梁启超前往湖南任教之前，与同人商讨教学宗旨，主张采取急进法，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康有为是默许的，“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梁启超年谱长编》，88页）。数年后他致信赵曰生，也说道：“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氏揽政，至上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会得民主以救之。”（同上，94页）梁启超当时作《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以及长篇论文《变法通议》，都在宣扬老师的这种主张。直到戊戌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总理衙门约谈之前，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以及为陈其璋草拟的奏章，还在喋喋不休地表达兴民权、开议院的救国方针。也许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西方民主、议会政治的内涵和性质，但是，他们从自身的传统出发，已经认识到国家命运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情，而是全体国民的责任。
保国会的夭折
康有为这次入京，是在戊戌前一年的十月中旬，大约十五日前后从上海启程。就在此前一周，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七日这天，发生了德国天主教传教士韩理、能方济二人在山东曹州府钜野县张家庄为大刀会所杀的事件。二十日，德国远东舰队以此为借口，强占胶州湾，侵占青岛炮台，清军则未加抵抗而后撤。当时驻守胶州湾的清朝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电告其上司山东巡抚李秉衡，其中说道：“元欲战，恐开兵衅，欲退，恐干职守，再四思维，暂将队伍拔出青岛附近青岛山后四方村一带，扼要据守。”这也反映了一部分清朝将领的复杂心态。
康有为恰逢此时到达北京，这件事再次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看到，国家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而朝廷仍然“泄沓如故，坐以待亡，土室抚膺，闭门泣血”（《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01页）。于是，他出于义愤以及对国家存亡的担忧，很快便写出了《上清帝第五书》，并交工部代奏。与他前四次上书一样，没有人肯出援手，好像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任何人都无关。康有为亦颇感失望，他打点行装，准备离开北京，回广东老家去。没想到，就在行李已经上车这个当口，翁同龢忽然在当天散值后来到宣南的南海会馆拜会他，并希望他能留下来。恰好第二天，十一月十九日，就有了兵科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的上奏，保举康有为赴西洋参加“弭兵会”。光绪皇帝当天发给总理衙门的交片谕旨，要求他们“酌核办理”。虽然他们事后否决了派康有为参加“弭兵会”一事，但此事还是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不久便有了正月初三日被总理衙门约见的事，康有为的人生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那天，接见康有为的有五位大臣，分别是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张荫桓和荣禄。翁同龢与张荫桓都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了接见时的情景。综合各方面的记述可知，在大约两三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们谈到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比如改革官制，设“制度局”及新政的各种机构，还有诸如练民兵、开铁路、开矿山、办邮政、筹款、借债等具体问题。这次会见对朝政的影响也许要在数月之后才能显现出来，但当时显然给予康有为很大的鼓舞。他在第五天就将新的上书呈递给总理衙门。这份名为“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呈”的奏折，又称《上清帝第六书》，被总理衙门拖了整整四十天，直到二月十九日，才“恭呈御览”。如此拖沓，可见其工作效率之差，却也使人猜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康有为及其政见仍持有异见和保留。但光绪皇帝在收到总理衙门代奏的《上清帝第六书》后，却当即发布谕旨，要求“王大臣妥议具奏”。康有为不等王大臣们“妥议”出个结果，第二天，便又将条陈一件递到总理衙门，并附有一本他编译的《俄彼德变政记》，请总理衙门代奏。就在总理衙门犹豫商议期间，康有为于一周后又递上了一件新的条陈。三月初三日，总理衙门将康有为两次呈递的条陈及所递《俄彼德变政记》一书一并“进呈御览”，请“皇上圣鉴”。至二十日，康有为再次将条陈两件及新书《日本变政考》、《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三种，送到总理衙门。这次，总理衙门没有耽搁，二十三日便以单折代奏的方式进呈给光绪皇帝。这种工作效率的提高或许反映了光绪皇帝对康有为发生了兴趣，说不定他真的要求总理衙门，见到康有为的条陈及时上奏，不得拖延。当天，光绪皇帝就将康有为的条陈和所进图书，一并呈送慈禧，“恭呈慈览”。（参见《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21～335页）
这时，梁启超也于三月初一日由上海赶赴北京。虽然他此次进京的直接目的是参加戊戌年科举考试，但也不排除康有为在意气风发之时，期待他的得意门生能助一臂之力。当时，梁启超大病未愈，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专程陪护，万里北来，梁启超曾说：“幼博（康广仁）善医学，于余之病也，为之调护饮食剂医药。至是则伴余同北行，遂居京师，而及于难。盖幼博之入京，本无他事，不过为余病。余病不死，而幼博死于余之病，余疚何如哉。”（同上，359页注 1）
梁启超进京不久，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保国会召开第一次大会，地点就在粤东新馆的戏院内，当天与会者登记名录的共有一百二十七人，而实际人数应该比这个要多。康有为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当日还拟定了《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从所拟的条款来看，保国会应该是个内部机构相当严密的政治组织，康梁或许也有这样的设想或愿望，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茶话会，而且，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它就是个茶话会。戊戌政变发生后，《申报》曾刊出《缕记保国会逆迹》一文，其中写道：“京友来函云：本年春间，逆首康有为及其党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京师广东新馆开会……公车到者甚多，京官亦有与其列者，然大抵来看热闹。且当时仅曰讲学，仅曰茶会，未尝告人以保国也。”（《戊戌变法》四，418页）这是一篇为列名保国会者开脱的文章，其中不乏道听途说的传闻，或出于想象，比如谭嗣同，当时还在湖南，不大可能列名出席会议—但关于参与者心态的描写却有一定的真实性。
仅隔数日，闰三月一日，保国会第二次集会，梁启超发表演说，就讲到这次来京的一些感触：“启超复游京师，与士大夫接，则忧瓜分惧为奴之言，洋溢乎吾耳也。及求其所以振而救之之道，则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谈及时局，则曰一无可言。语以办事，则曰缓不济急。”（《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27页）在他看来，这种情形比甲午乙未（1894—1895）时的情形已经有所进步，那时，“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则信者十一疑者十九”（同上）。但他仍对士大夫的逃避责任、放任自流、坐以待毙、没心没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故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
对于在座的听众来说，他的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或许“未尝告人以保国也”；或许告之以保国，来者仍抱着看客的心态；其潜台词还有，如果告之以保国，也许就不来参加了。很少有人把保国当作不可推卸的责任来要求自己，他们“皆饱食以待升转，终日无所事。既不读书，又不办事，堂堂岁月，无法消遣，乃相率自沈于看花、饮酒、诗钟、射覆、弹棋、六博、徵歌、选舞，以为度日之计”；年轻举子们的情形又如何呢？当时在京城等待发榜的举子有八千人，然而，“其无可消遣之情态，视朝士又有甚焉。而此人者，则皆能为忧瓜分，惧为奴之言者也，徐而叩其说，则曰，今日事无可为，正我辈醇酒妇人之时也”。（同上，29页）这里所描述的，应该不是梁启超的夸张，但不知在座的听众有何感想。商务印书馆元老李宣龚多年后在写给丁文江的信中坦言：“迨保国会发起，弟虽到过一两次，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政治思想。”（《梁启超年谱长编》，112页）这种蒙昧的看客心态，在当时怕是很普遍的，所以，他很赞赏康梁那时敢于冒险犯难的革新精神，他说：“然当时辇毂之下，何施不可，康、梁诸公乃敢冒犯严谴，成此异举，实在不能不钦佩。”（同上）汪大燮并没有参加保国会的活动，他在当年四月十四日致信汪康年时也谈到当时的传闻和议论：“闻其言，自始至终无非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然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张菊生（张元济）谓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斯固然也。”（《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82～7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