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比较客观的说法。看得出来，他们这时所作，主要还是宣传鼓动，以危言耸听之词，促使听众觉悟，明白国家的处境，激发大家责己救国的热情。但即使如此，亦不能为顽固守旧的学者、官僚所接受。最先跳出来攻击保国会的，是一个叫孙灏的年轻人，他写了一篇《驳保国会议》，逐条批驳《保国会章程》三十条，将康梁与孙文视为同类，说他们“叛逆之心，昭然呈露”；又说他们“与地方大光棍无异”，比喻为哥老会放票，称之为“大逆不道”。（《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369页）前引《申报》文章也曾提到：“仁和孙孝廉（孙灏）会试下第未归，愤其目无君上，逐条驳斥，付之梨枣，京外散分数千分。”（《戊戌变法》四，第 419页）他的这篇文章甚至引起了远在湖北的张之洞和梁鼎芬的重视，两湖书院讲习陈庆年在《戊戌己亥见闻录》四月十八日记述：“下晚南皮（张之洞）师来书院少谈，言康有为、梁启超立‘保国会 ’，每人收银二两，复散给票布，仿哥老会办法。浙江人孙灏作驳文三十条，痛快淋漓云云。当访得一阅也。”又四月二十一日记述：“诣节庵（梁鼎芬），见浙江孙灏驳 ‘保国会 ’章程三十条，颇发康、梁罪状。节庵尚拟排印散送云。”（《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93页）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已势同水火，不能相容。
不过，保国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至闰三月十二日潘庆澜出奏弹劾，总共只存在了十六天，期间也只有两三次活动，但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高度紧张。先是御史潘庆澜上《请饬查禁保国会由》，请求皇帝下旨，命“顺天府、五城一体查禁”。光绪皇帝没有对他的奏章作任何批示，当日呈送给慈禧的折片，也没有潘的这一件，康有为说：“虑西后见之，特抽出此片。”（《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46页）看来不是说谎。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即闰三月十三日，御史李盛铎又上《党会日盛宜防流弊折》，光绪皇帝下旨“存”，并于当日呈送慈禧。李盛铎最初是支持康有为的，并有经费资助。但这时听到风声，有人要弹劾康有为，便赶忙跑出来划清界限。《戊戌履霜录》中写道：“戊戌三月，开保国会于粤东馆，京僚集者四百余人……御史李盛铎，初与有为倡议开会，既入康党，又依附荣禄，闻潘庆澜欲参倡会诸人，乃检册自削其名，先举发之。疏留中勿问。”（《戊戌履霜录》卷二，4页）但事情还没有完，闰三月二十七日，又有御史黄桂鋆上了《禁止莠言以肃纲纪折》，他不仅指责李鸿章、张荫桓“糊涂”，而且指出：“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且该举人等无权无势，无财无位，赤手空拳，从何保起？抵制外人则不足，盗窃内政则有余。”（《觉迷要录》卷一，54页）
黄的奏折再次被光绪皇帝“冷处理”，似乎传达出一种信息，即光绪皇帝在心里是接受康梁的，至少对他们抱有某种期待。这对康梁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在潘庆澜的奏折被光绪皇帝留中之后的第三天，梁启超以一种兴奋的口吻同夏曾佑谈起这件事：“京中卧病，办保国会，昨十二日为潘庆澜所劾。今上神明，谓：‘会能保国，岂不大佳 ’，遂尔留中，吾华之兴废有自乎。付章程请将其事刊之于报，虽西人闻之亦必惊为创事，非如强学之封禁也。”（《梁启超年谱长编》，110页）我们不必追究光绪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也不必追究梁启超是从什么渠道得知这句话的，总之，虽然有人弹劾，但由于光绪皇帝的刻意保护，并没有治他们的罪，他们反而大张旗鼓地在《国闻报》上为保国会大肆张扬一番。四月初六日，《国闻报》发表《开保国会书后》一文，对围攻保国会的现象进行了形象化的讨伐：强盗入室，大火烧门，有壮者荷戈持锣，大声疾呼，而同室之人，不恶强盗，不救大火，而反仇是荷戈持锣之人，骂之詈之，攻之讦之，缚之扶之，组织而锻炼之，甚且诬罔以为荷戈欲窃，持锣放火也。言者既多，虽向号开新之人，以开民智救国难为事者，亦且惊惑于众论，或疑其无益，或哂其多事，或疑其虚论而无实事，或疑其不必骇众而贵名，或以为不必骜愚而饰智，亦复冷讥而薄诮之。或有救国心殷，实以为宜者，亦复畏于众论，退缩却行，缄口媕默，但不加谤而已，亦不敢稍置一词。（同上，113页）
这就是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局面，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很多人仇视他们，以为他们搅了自己的宁静；朋友也不理解他们，甚至误解他们，而理解他们的，也没有勇气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但他们并没有退缩。
戊戌维新废八股
四月初，梁启超动员留在京城等待发榜的举子百余人，连署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的制度。“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70页）
可以想象梁启超当时的狼狈。废除八股，就等于砸了人家的饭碗，断了人家的生路，当然要找你拼命。不过，被称为“第二次公车上书”的这次行动，像乙未年（1895年）那次一样，最终仍受阻于都察院和总理衙门这样的官僚机构。而不同之处在于，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根据慈禧的旨意，下达了明定国是的谕旨，百日维新由此拉开了大幕。而在背后促成这件事的，正是康有为。他为杨深秀、徐致靖代拟的两道奏折，使光绪皇帝痛下决心。两天后，徐致靖又上奏保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于是有了光绪皇帝当天明发上谕：康有为、张元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着该督抚送部引见，梁启超着总理衙门查看具奏。
这给了他们新的机会，可以当面了解光绪皇帝对改革的态度。据梁启超讲：“至康有为、张元济召见，皆力陈其害，康至谓辽台之割，二百兆之偿，琉球、安南、缅甸之弃，轮船、铁路、矿物、商务之输与人，国之弱，民之贫，皆由八股害之。皇上喟然曰：‘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康即请曰：‘皇上知其无用，能废之乎？’上曰：‘可也。’于是康退朝告宋伯鲁使抗疏再言之。康亦自上一书，疏既上，上命军机大臣立拟此旨，刚毅谓此乃祖制，不可轻废，请下部议。上曰：‘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诏遂下。”（《戊戌变法》二，25页）
这里提到的“诏遂下”，即五月初五日光绪皇帝诏谕内阁“废八股”，其中讲道：“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艺，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竟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同上，24页）其实，对维新党人来说，废除八股一直是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而且，按照梁启超的想法，要废除的又何止八股，还应该包括整个科举制度。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就有过集资以买通言官，请其上奏折，呼吁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的计划。在此期间，他曾作《变法通议》一文，陆续发表于《时务报》。在这篇长文中，他开宗明义地讲道：“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页）历史地看，中国的改革、变法，不是从康梁开始的。如果从洪亮吉上书批评嘉庆皇帝的“新政”，希望他能兑现其“咸与维新”的许诺，而被充军新疆算起，至此已经近百年了。其间则有龚自珍“自改革”的主张，以及包世臣、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王韬、郑观应、曾纪泽等一系列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在这条路上的探索。直到康梁，推动持续近百年的帝国“自改革”思潮达到高峰，他们不仅结束了“自改革”的“维新旧梦”，而且开拓出一条以民权代替君权、以宪政代替君主专制的改革思路，在体制之外寻找新的可能性。
如果说持续近百年的“自改革”没有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变化，也非事实，但这种变化的确是非常有限的。包括所谓“同光中兴”，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一班官僚大佬的讲求洋务，推行新政，积三十年，开了一些矿，办了一些厂，修了一些路，买了一些船，说不上真正的船坚炮利，却也可以炫耀于一时。但一场中法马尾海战，一场中日黄海海战，就让中国花钱买来的“船坚炮利”毁于一旦，灰飞烟灭。尤其是甲午战败，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赔巨款，弃朝鲜，甚至丧失了帝国的“龙兴之地”辽东，随后又有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强占旅顺、大连，英国要求威海卫、香港九龙以及长江流域，法国要求广州湾、两广和云南，意大利要求浙江的三门湾。这一系列瓜分之举，迫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三十余年的洋务、新政，不能救中国于万一？梁启超说：“此前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飘摇一至，同归死亡。”（同上，8页）也就是说，洋务派的新政，对晚清政府这艘破船来说，只起到了打补丁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治初年（1864年），德国首相俾斯麦曾宣称，三十年后，日本将兴起，中国将衰弱。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日本人游学欧洲，热衷于讨论学术，讲求官制，回到日本后认真实行；中国人游欧洲，只是打听哪家的船、炮更好，更便宜，好买回去用。这两个国家一强一弱的原因，就在这里。
实际上，梁启超此时所看到的这个国家的现状，和龚自珍当时所描绘的“衰世”景象，没有什么两样。在龚自珍的眼里，那时可谓“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他于是大为感叹，“则非但尟（鲜）君子也，抑小人甚尟（鲜）”。在那个时代，不但没有真君子，即便真小人，也很难找到。有才干的人，却可能受到更多的没有才干的人的束缚、督责，乃至于伤害（戮之）。而且这种伤害“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所伤害的，也非身体，“戮其心”而已，即“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把你变成一个“不动心”的冷血动物。（《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76～77页）这也就是梁启超所说：“先王欲其民智，后世欲其民愚。”（《饮冰室合？文集》之一，15页）民愚的结果，则士、农、工、商、兵，都没有可用的人才。搞洋务的人，主张多用洋人。固然，洋人比中国人守法、明达、负责任，做事容易成功，但中国谈论变法自强，也有几十年了，仍然依赖洋人，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为什么各个方面都缺少人才呢？其原因就在于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培养奴才。那时所谓教育，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一切都要围着科举这个指挥棒转。结果便使得读书人除了帖括、制艺、诗赋、楷法之外，一概不知。好一点的，搞一搞训诂、考据，就以为是学术了，其实和“经世致用”的传统离得很远，只能是“豪杰与议论之士必少而于驯治天下也甚易”，读书之人都变成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其独裁专制自然容易。所以梁启超说：“故秦始皇之燔诗书，明太祖之设制艺，遥遥两心，千载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权，驭一统之天下，弭内乱之道，未有善于此者也。”（同上）这样的人，就是中了举人进士，点了状元翰林，担任了督抚将军，又能如何呢？怕也难有什么作为。即使其中有几个通人志士，“或笺注校勘，效忠于许（慎）郑（玄），或束身自爱，归命于程朱，然于古人之微言大义，所谓诵诗三百可以授政，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者，盖寡能留意。”（同上，18页）至于农、工、商、兵，其教育更无从谈起了。
然而，问题也许不在科举本身，而在于国家只用八股取士，考试题目皆出自“四书五经”，答案也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这就把读书人都赶到了读无用之书这条路上。而且，这条路越走越窄，“今之所以进退天下者，八股之文，八韵之诗”（同上，25页）而已，甚至自清道光开始，朝廷竟堕落到以楷法取士（梁启超云：常科以八股楷法取士 ，但使能作八股 ，能作工楷 ，虽一书不读 ，亦可入翰林）的地步，无论是打算有所作为，还是追求功名利禄的读书人，终其一生，都只能将精力浪费在这些无用之学上。既然是“学而优则仕”，而所谓优，又仅仅指八股文如何，诗作得如何，乃至楷书如何，势必将很多有抱负、有个性、肯在“经世致用”上下功夫的人才拒之门外。这种制度，自身既不能造就人才，对社会上所谓没有出身的人才又根本排斥。像很多“海归”，国家花了很多钱，送他们出国留学，其中未尝无才，国家也未尝不需要他们的才，但由于他们大多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没能赚得一个“出身”，便得不到国家重用，“束之高阁，听其自穷自达”，有人为了糊口，只好去洋行当买办，或到工厂做技师，“豪杰之士，安得不短气；有志之徒，安得不裹足”。（《维新旧梦录》，27页）很显然，中国要自强，要改革，要进步，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大批卓绝务实、不尚空谈、眼界开放、思想锐进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的造就，已经不能指望旧的教育体制和官制。为将来计，中国的改革只能从废除八股试帖、科举考试开始，进而改革已有的官制。这是打破固有的体制循环的第一步。于是，梁启超拟了《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要求“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21页）。虽然他的奏折未能上达，但四月十三日，杨深秀再上一书，请求废除八股；四月二十九日，宋伯鲁也上了《请改八股为策论折》；五月初四日，更有康有为、徐致靖二人分别上书，请废八股。这一系列的条陈、奏折，终于促使光绪皇帝下了决心，不顾守旧枢臣的阻挠，于五月初五日下旨废除了乡会试的八股而改试策论，五月十二日，又下旨废除了生童岁科各试的八股而改试策论。这是维新派在百日维新期间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梁启超说：“于是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戊戌变法》二，25页）
虽然光绪皇帝颁发了谕旨，康梁似乎有了“尚方宝剑”，但实际上，由于他们的地位不高，人微言轻，任何一项改革的措施，都很难一蹴而就。而八股取士又非一般的小事，它关系到教育、文化、官制、政治诸多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从一开始礼部就不积极，处处设阻。京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官员，亦如丧考妣，一有机会，就要跳出来加以反对。在这之前，四月二十五日，即徐致靖上书保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五人的当天，便有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上奏，参劾湖南巡抚陈宝箴及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只是被光绪皇帝压了下来，置之不理。但朝中的守旧之人并未就此罢休，五月初二日，宋伯鲁、杨深秀联名上书参劾礼部尚书、总署大臣许应骙，称他为“新政之壅蔽”，光绪皇帝阅二人所上之折，便有罢黜许的想法，经刚毅代为求情，才改为让他“明白回奏”。（《戊戌百日志》，62页）近来有人欲为许应骙辩护，不认为他有“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同上）的举动，但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曾这样记载：“许公，迎合守旧者也，系康之座师，因其上书主持变法，深恶痛绝，常言已逐绝于门墙之外。近以交礼部议定特科章程，许犹力持八股诗赋，百计阻挠新政，以分畛域门户。皇上怒之，未敢发之，闻系康属宋劾之，旨仅令其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而刚（毅）已代许申诉于太后之前。”（《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14页）苏继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女婿，对变法的原委应有所了解。于是，五月二十日，满洲正黄旗人、御史文悌上书，参劾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等，为许应骙打抱不平。该折长达五千言，指称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之前参劾许应骙，是结党营私的行为，并痛诋康有为的学术为人主张行事，其中特别讲到一点：“至康广仁所言罢制艺不必待下科，小试尤宜速改策论，而宋伯鲁又适有此奏。是许应骙谓其联络台谏，诚不为诬。”（《戊戌百日志》，139页）光绪皇帝读了文悌的奏折是否“大怒”不得而知，但他当日即下诏斥责文悌受人唆使，结党攻讦，不胜御史之任，命回原衙门行走。
如果说，黄均隆、许应骙、文悌辈还只是迂回于康有为之人，并未针对废除八股而出手的话，那么，五月二十九日浙江学政陈学棻的上奏，却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直接反对废八股、改策论的奏章。他指出，废除八股，造成了“子弟无所师承，士心为之涣散……近日民情浮动，借端生事，不一而足。若使此等无业之士簧鼓煽惑，下愚之民摇动附和，势必酿成不测之祸。盖改试之成就人才挽回气运者，关系诚大而远，而浮言之变乱黑白摇惑人心者，祸患实隐而浓也”（《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473页）。据说，光绪皇帝二十九日收到陈学棻的折片，第二天去了颐和园，因陈学棻为侍郎，处理他一定要经过慈禧。直到六月初一日光绪皇帝才明发上谕：“陈学棻着来京供职，浙江学政着唐景崇去。”（同上）此后，虽然不再有人直接上书反对废除八股，但守旧官僚与维新党人的斗争却贯穿于百日维新的始终。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政变发生，有人即批评康有为犯了急性病，证据之一便是急于废除八股，以为不顺人情，招致太多人的怨恨。
京师大学堂与上海译书局
戊戌变法经历了一百零三天。说起戊戌变法，人们总是“康梁”并称，实际上，在此期间，活跃于前台的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参与的具体事务并不多，更多的时候，只有在幕后才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做得比较多的，是根据康有为的安排，替别人撰写奏折或其他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它的设置最早来自当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的建议，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初二日上了请推广学校的奏折，但最后不了了之，并没进入总署的议事日程。过了不到两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二十五日，御史王鹏运再次上书，要求开设京师大学堂。光绪皇帝当天便明发上谕：“御史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等语。京师大学堂叠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需开办。其详细章程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筹具奏。”（同上，512～513页）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一直没有按照光绪皇帝的要求“妥筹具奏”。现在有学者欲为他们开脱，说他们那时很忙，一无空暇，但不能否认，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此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直到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再次提起此事：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肆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戊戌百日志》，2页）
这一次，总理衙门不敢怠慢，第二天就发电报给清朝驻日公使裕庚，即后来取悦于慈禧的德龄公主的父亲，请他速将日本东京大学堂章程译出，抄送总署。本来，翁同龢负责起草大学堂章程，但四天之后，翁同龢突然被罢免，此事又拖了下来。五月初八日，光绪皇帝再发谕旨给内阁，要求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迅速议奏设立京师大学堂一事，“毋再迟延”（同上，79页）。这时，光绪皇帝的口气已变得相当严厉，于是，总理衙门急忙在五月十四日上了《奏复遵议大学堂折》，其中附呈的《大学堂章程》，就是梁启超起草的。匆忙之间他们想到了梁启超，而梁启超亦不辱使命，不必等裕庚从日本寄材料回来，他平日的积累足以应付此事。他在《戊戌政变记》中讲到这件事的原委：自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之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和议成后，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书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奏，最为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可以缓办，诸臣和之，故虽奉明诏，而束高阁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三令五申，诸大臣奉严旨，另速拟章程，咸仓皇不知所出，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发论，上之盈廷之抗议，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迫，仅乃有成，其难如此。然其后犹以办理非人，成效难睹。盖变法而不全变，有法无人之弊也。（《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27页）
就在同一天，光绪皇帝召见了梁启超，并让他进呈所著《变法通议》一书，谕旨称：“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戊戌百日志》，109页）一直以来，民间就有一种说法，以为梁氏没有得到光绪皇帝的重用，依据便是王照晚年的一次回忆，他说：“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议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光绪）不快而罢。”（《梁启超年谱长编》，127页）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本不足采信，但却影响到很多人对事实真相的了解。从梁启超被召见之前的蛛丝马迹来看，对于如何任用他，光绪皇帝是作过认真考虑的。五月初十日，总理大臣奕劻等上《遵议开馆译书折》，奉旨议奏御史杨深秀、李盛铎四月十三日开馆译书之请，其中谈到译书局事务是否应特派大臣管理，或由大臣兼办，而译书一事，“全在经理得人，不系官职之大小”，接着便推荐了梁启超其人：兹查有广东举人梁启超，究心西学，在上海集资设立译书局，先译东文，规模已具，而经费未充，殊非经久之道。上海为华洋总汇，所购外洋书籍，甚为利便，刷刊工本，亦较相宜，该举人经理译书事务，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戊戌百日志》，91页）
这里所说梁启超在上海集资设立的译书局，即大同译书局，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此折建议改为官督商办，每月拨给译书经费银二千两。光绪皇帝当天给军机大臣下了谕旨：京师大学堂，指日开办，亦应设立译书局，以开风气，如何筹款兴办之处，着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一并筹议具奏。（同上，92页）
五月十三日，总理大臣奕劻等又上了《举人梁启超遵旨查看片》，算是对光绪皇帝四月二十五日上谕，要求总理衙门查看广东举人梁启超的一次回应。片文中说：该举人梁启超，志趣远大，学问淹通，尚属究心时务。前在上海筹设译书局，已具规模，业经臣衙门奏请拨给经费，将该局改为译书官局，责成该举人经理译书事务，奉旨允准在案。该举人平昔所著述，贯通中西之学，体用兼备，洵为有用之才，拟恳恩施酌予京秩，以资观感。并可否特赐召对之处，出自圣裁。（同上，98页）
看得出来，这班总理大臣、军机大臣，对于梁启超，要比对康有为心平气和得多，评价也还比较客观，不像湖南守旧绅士、若干年后死于暴动农民之手的叶德辉，动辄便说：“夫康有为乱民也，梁启超诐士（诡辩之人）也……逞一己之私心，侮圣人之制作，其为人心学术之害，何可胜言。”（《苏舆集》，112页）他们看到了梁启超在学术上兼顾中西的特点，其为人亦不像老师康有为那样张扬、独断、固执己见，做事也很稳重，踏踏实实，有一点少年老成。所以，五月十四日总理衙门再上《请京师编译局并归举人梁启超主持片》，建议将京师编译局和上海译书官局都交给梁启超办理，片文指出：臣等查有广东举人梁启超堪胜此任，奏准在案，今京局似可与上海联为一气，仍责成该举人办理，由该举人随时自行来往京沪，主持其事，所有细章，皆令该举人妥议，由臣衙门核定施行。至京师编译局为学堂而设，当以多译西国学堂功课书为主，其中国经史等书，亦当撮其菁华，编成中学功课书，颁之行省，所关最为重大，编纂尤贵得人。梁启超学有本原，在湖南时务学堂，编有各种课程之书，教授生徒，颇著成效，若使之办理此事，听其自行分纂，必能胜任愉快。至京局用款，视上海总局较省，应请每月拨款一千两，由户部在筹拨大学堂常年经费项下，一并筹措，实为妥便。（《戊戌百日志》，105页）
应当说，总署的建议和光绪核定最后的决定，对梁启超来说，不仅是殊荣，而且是人尽其才。这当然与王照等人坐直升机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但梁启超本人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奢望，自从有了这个职务，他每日按时到衙门上班。他在《戊戌政变记》里简要提到了对召见的看法：谨案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小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23页）
梁启超未必提前预见到了光绪皇帝会召见他，他甚至不会想到总署的大佬们曾建议皇上召见他。很有可能，这几位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看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拟好了洋洋八十余条的《大学堂章程》，救了他们的急，对他也有些刮目相看，并给他一点回报，但也仅此而已。他对于今后能做什么事，并没有把握。所以，五月十七日，即皇上召见他的第三天，在给夏曾佑的信中，他颇有些感慨：“见当不远，至慰。昨日召见，上实明。稍惜诸老不足为助耳。”（《梁启超年谱长编》，126页）实际情况亦如梁启超所言，皇上是个明白人，但朝中的这些大臣却“不足为助耳”。六月二十九日，梁启超上所拟《译书局章程十条》，请孙家鼐代奏。光绪皇帝当日给内阁的上谕说：“该举人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着依议行。”（《戊戌百日志》， 292页）所请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光绪增加到二万两，每月经费原定一千，也增加到三千。由此可以看出光绪皇帝对京师大学堂的重视和期待。七月初十日，梁启超再次通过孙家鼐代奏，请求在上海设立翻译学堂，承认学生出身，并对书籍、报纸实行免税。光绪皇帝当日又下谕旨，准梁启超所请，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梁启超对此评价很高，他说：谨案我国科举，向皆由学政考试，乃得出身，学校生徒，向无学级，故不足以鼓励人才，梁启超以微员所开之学校，而请学生之出身，实为四千年之创举，非皇上之圣明刚决，采择新法，岂能许之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39页）
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然而，梁启超在完成这件创举之后，实际上已无事可做。由于孙家鼐被派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综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之事，奏请简派，其分教习各员，亦一体精选，中西并用，所需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着户部分别筹拨，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戊戌百日志》，108～109页）。这样一来，孙家鼐便把持了大学堂的财权和人事权，很快，他在五月二十九日的奏折中，就大学堂的人事安排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名单，其中包括总教习、分教习，以及官书局提调等。尽管进入这个名单中的人，有请托者，也有不学无术、对时务一无所知者，让这些人来办学，京师大学堂很难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之重镇，但直到今天，有人还是庆幸，此中绝无一人为康党。不知当时人们是否像防瘟疫一样防康党，但孙家鼐在当天所上的另一份奏折中，确实明确提出了删除康有为书中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的要求，光绪皇帝的谕旨也很有意思：“着孙家鼐传知康有为遵照。”（同上，203页）孙家鼐还奏称，译书局编纂各书，宜进呈钦定，再行颁发，并将悖谬之书，严行禁止。光绪皇帝同意按照他的办法去做。
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大家都不做事。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直到百日维新结束，京师大学堂没有任何作为。当然，此中绝无一人为康党，唯一的例外，即还有一个梁启超，他所拟章程虽如光绪皇帝所言“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同上，108页），但真正实行起来，却又举步维艰。他知道，在这里已无事可做，与其滞留京城，不如回到南方去教书。可惜，康有为始终看不到这一点。他以为有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便可以大刀阔斧地实现其变法主张，在这方面，他确实低估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他的弟弟康广仁后来死于戊戌之难，他一直劝说康有为在废除八股的目标实现之后，离开北京，但康有为始终不为所动，竟拖延到政变的前一天，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京城。康广仁在给何易一的信中说：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伯兄非不知之，惟常熟告以上眷至笃，万不可行，伯兄遂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但大变法，一面为新国之基，一面令人民念圣主，以为后图。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伯兄亦非不深知，以为死生由命，非所能避，因举华德里落砖为证，弟无如何。乃与卓如谋令李苾老奏荐伯兄出使日本，以解此祸。乃皇上别放公度，而留伯兄，真无如何也。伯兄思高而性执，拘文牵义，不能破绝藩篱，至于今实无他法，不独伯兄身任其难不能行，即弟向自谓大刀阔斧，荡夷薮泽者，今已明知其危不忍舍去，乃知古人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有无可如何者。（《梁启超年谱长编》，122～123页）
虽然至今仍有人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其中说到康有为这个人的性格及思想理念，不能说毫无根据，讲到梁启超和康广仁想办法让他离开北京，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形。除了信中提到的李端棻奏荐康有为出使日本之外，孙家鼐亦奏请康有为出京督办官报。孙的目的是想让康有为走人，对康来说，却也不失为一个离开北京的机会。先是宋伯鲁上奏《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他的原意是想赶走汪康年，让梁启超继续主持《时务报》，改变其唯张之洞是听的局面。没想到，光绪皇帝却将此事交孙家鼐议复，孙家鼐恰好借机请康有为出京。所以，他在奏折中索性拒绝了宋伯鲁以梁启超督办《时务报》的请求，说他“奉旨办理译书事务，现在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兼办官报，恐分译书功课”，而康有为却没有具体事做，“可否以康有为督办官报之处，恭请圣裁”。而光绪皇帝果然圣裁“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戊戌百日志》，230～231页）不过，无论如何给了康有为一个离开北京的机会，而且不失面子。
但他最终决定不走，并于六、七月间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改革冲击波，给人一种孤注一掷的感觉。他坚信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继续为宋伯鲁、杨深秀等人撰写奏章，还让梁启超为李端棻多次撰写奏章。而且，自己也多次上奏，七月十四日前，就上了《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折》，七月二十日后，又上了《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宋伯鲁、杨深秀、李端棻等人的奏章，也都与开懋勤殿、开议会、开制度局有关。光绪皇帝在此期间也办了几件大事：一是广开言路，士民有上书言事者，着赴都察院呈递；二是裁汰冗员，涉及京城内外、上上下下、中央地方的各个方面，非常广泛；三是罢黜礼部六堂官；四是擢用四章京。这些举动都给守旧的众官僚以口实，引起他们激烈的反弹，张之洞上《劝学篇》，奕劻、孙家鼐驳回李端棻的奏折，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梁，都显示出守旧派的不甘心。礼部六堂官被罢黜之后，到慈禧那里哭诉，告光绪皇帝的状，也是告康有为的状。他们看得很清楚，只有慈禧才能使改革的快车停下来。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又并非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斗不过慈禧这一条原因。现在有一种说法，以为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她要的只是变法的领导权，如果光绪将变法的领导权让给慈禧，未必会发生后来的惨剧。言外之意是光绪受了康有为的蛊惑，康有篡逆的野心，想杀慈禧，导致了慈禧的反击。这种看法不仅过于简单，而且有庸俗化的嫌疑。
历史地看，戊戌变法的失败，首先是帝后两党力量的消长，西太后不肯放弃已有的权力；其二，康有为的学说触犯了一大批传统文人的底线，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很难被以卫道自任的士大夫所接受、所认可，而他设孔教、自称“素王”，更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包括他们的朋友或同路人，也拒绝接受康的这一套主张。湖南守旧士绅对康梁的攻击是最激烈的，其中有学术性的一面，即程朱与陆王、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但说到底，还是新旧思想之争，政治取向之争。戊戌前后，康梁曾受到来自对立双方的攻击、诋毁、批评和质疑，保守的、守旧的士绅攻击他们颠覆传统孔教、封建道统、君主制度，甚至满清政权，所谓保中国不保大清；革命派以及维新派内部的一些人，则质疑和批评其保教、保皇，乃至指责其野心、狂妄、自封教主云云。这些诋毁、攻击、批评、质疑乃至指责，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人物总是离不开他所生活的时代，离不开时代的社会历史处境。这样来看康梁，我们就会觉得，他们的思想、抱负、胆识和勇气，在那个时代是很少有的，是领先的，许多批评他们的人，未必能与他们比肩。梁启超说过：“以先生（康有为）之多识淹博，非不能曲学阿世，以博欢迎于一时，但以为不抉开此自由思想之藩篱，则中国终不可得救。所以毅然与二千年之学者，四万万之时流，挑战决斗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70页）呜呼！当今之知识界、学术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不能说没有，但即使有，也不会很多。
当然，第三，他们废除八股、裁汰冗员，触犯了太多人的利益，引起很多人的心理恐慌，也就制造了范围广大的反对派。梁启超说：“张之洞尝与余言，以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上疏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转引自《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70页）这种事非有大勇气、大担当的人不肯做、不能做，而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人。他可以不恐不惧，独领风骚，但其终于不免于失败，原因也在这里。他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和现实条件，单独冒进，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不失败的。当然，他的行为也为未来的青年开辟了道路，梁启超对此看得很清楚，却也无能为力。在戊戌政变发生前，他基本上是作为康有为的影子存在的，而且把传播康氏学说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期间他发表在《时务报》上的几乎所有文章，都在阐发康氏的思想。其间或有一些疑问和疏离，主要是由于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严复等人的影响，但无关大局，主要方面仍为康有为所主宰，他的社交大致也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八月初七日，政变发生的第二天，张之洞致电孙家鼐说：“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625页注 2）其意似乎就在于提醒有关方面，在抓捕康有为的同时，不要放走了梁启超。而他所说的“为害尤烈”，恰恰是指梁启超为传播康有为的思想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可以这样说，没有梁启超的言必称康，康有为的思想不可能传播得这样广泛。他们之间出现裂痕乃至分手，则要等到新世纪到来之后，中国的命运面临新的危险和可能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