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发生以后，梁启超和康有为逃亡海外。这时，老师和学生的想法基本上还是一致的，他们都幻想着可以借助日本政府的力量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梁启超在其诗作《去国行》中就曾明确表示，“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在这里，他用了申包胥为求秦国出兵援救楚国，在秦庭不吃不喝痛哭七天七夜的典故。他自比申包胥，而将日本比作秦庭，就是看到了两国之间“种族文教咸我同”的历史渊源。（《梁启超年谱长编》，158～159页）
求助日本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在他的一首诗里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首诗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十二日他从香港启程赴日的时候，诗题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住香港半月，日本总理大臣伯爵大隈重信招游，令前驻中国公使矢野文雄电告。九月十二日乘河内丸遂东。”诗中就有这样的两句：“黎洲乞师曾到此，勃胥痛哭至于今。”（《康有为诗文选》，215页）他不仅将自己比作申包胥，将求救于日本比作“秦庭之哭”，还想起了明末清初领导抗清的黄宗羲，传说黄曾经秘密东渡日本前来求援。
按说，自甲午以来，日本给予中国的是一种深刻的切肤之痛，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还要割地赔款，真是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李鸿章一直是主张联合俄国对付日本的，甲午之前，他就听信了俄国人的许诺，以为一旦中日开战，俄国必出手帮助中国，所以不必在外交上对日本让步。但实际上，俄国并没有真心帮助中国的打算，他们先是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看着中国被日本打败；然后，又借调停之机，假意施恩于中国，窥伺中国东北，签订《中俄密约》，并乘庚子之乱，占据东北三省。此后的列强瓜分中国，以及后来的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由这个密约引出来的。
康有为很早就看清了中国周围列强环伺的严重局势，他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上清帝第一书》中就指出：“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 3页）日本位列榜首，但他也看到：“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同上，9页）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把日本作为变法图强的榜样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二十日，他通过总理衙门进呈了《日本变政考》等书，在他看来，西方国家离我们很远，风俗文化与我殊异，虽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仿效的东西，但“下手实难。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慕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惟妙惟肖，遂以南灭琉球，北开北海，左抚高丽，右取台湾，治效之速，盖地球诸国所未有也”。（同上，186页）他说，日本走在前面，可谓前有车、后有辙，日本的失误，我们可以作为教训，不必重复他们的做法；日本的成功之处，我们照办就可以了，不致失于举措。这真是最简便、最经济的改革途径，“从容行之，章程毕具，流弊绝无，一举而规模成，数年而治功著，其治效之速，非徒远过日本，真有令人不可测度者”。（同上）
不久，康有为又代御史杨深秀草拟了《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根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时与日本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康有为自编年谱》〔外二种〕，40～41页）戊戌年（1898年）五月十四日总理衙门的覆奏片也说到这件事：“查本年闰三月间，准日本使臣矢野文雄函称：该国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付其经费。又准该使臣来署面称：中国如派肄习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经臣备函致谢，并告以东文学堂甫经设立，俟酌妥办法，再行函告。该使臣亦称：须预筹章程。”（《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209～210页）康有为的奏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拟定的，他写道：“顷闻日人患俄人铁路之逼，重念唇齿辅车之依；颇悔割台相煎之急，大开东方协助之会；愿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游学，供我经费，以著亲好之实，以弭夙昔之嫌，经其驻使矢野文雄函告译署。我与日人隔一衣带水，若吾能自强复仇，无施不可，今我既弱未能立，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同上，208页）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中国循例派遣王之春为特使，却遭到俄国人拒绝，只得改派“有声誉于列国者”的李鸿章为头等公使，并许他全权处理中俄之间的一切事务。俄国人对付李鸿章的办法，就是威逼利诱。他们说了许多日本可恶、可怕的话，让李鸿章觉得，俄国才是中国的朋友，只有俄国才能帮助中国对抗日本。俄国人说，当中日战争之际，俄国不是不想参战，但由于交通不便，俄军未到，战争就结束了。所以，中国要想得到俄国切实有力的援助，“必须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三， 59页），如果中国拒绝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援助中国了。李鸿章自然是害怕日本的，但他更怕俄国不帮助中国对抗日本。这恐怕就是《中俄密约》的由来。
根据这个密约，俄国不仅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全境修筑铁路、驻军、开矿的特权，而且将山东的胶州湾和东北的旅顺口、大连湾租为己用。但是很显然，俄国在远东谋求发展，绝非为中国打算，而只是为自己打算。它视中国东北三省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亦非一朝一夕，所以，决不能容忍日本也插进一脚。但日本的野心也是要占有中国的东北和朝鲜，既然它要应对俄国的挑战，以大隈重信为代表的一部分日本人，就提出了所谓“东亚细亚者，东亚细亚人之东亚细亚也”的主张。这时，正当甲午之后，日本并无短时间内再与中国开战的企图，反而想联络中国共同对抗欧洲国家在远东的扩张，同文同种的话不断地有人提起。他们的呼声得到了康梁的响应，也给他们以希望。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梁启超的门人陈高第根据日本人森本藤吉的《合邦新义》（或译《大东合邦论》），编译改写了《大东合邦新义》一书。梁启超为之作序，他在序中写道：“故欲策富强，非变法不可；欲卫种类，非联盟不可。”他这里所说的“联盟”，就是与日本联盟，他认为，这“亦东方自主之长策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5～16页）
所以，政变发生之后，康梁不约而同地寄希望于日本是很自然的。梁启超到日本的时间比康有为早一些，他当即见了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并进行了笔谈。他要打动日本政府，说服他们与英、美联合，向慈禧施加压力，把权力还给光绪皇帝。随后，他又致信日本东邦协会的副岛伯爵、近卫公爵，陈述中国改革的详情与政变的因由，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要求。他希望日本政府明白，他们出手帮助中国皇帝复位，不仅对中国有利，也符合日本的利益，因为，“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日本固然不愿看到自己被排除于中国之外，但如果西太后当政，这种情况却是不可避免的。梁启超告诉日本政府：“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俄以求保护。”（同上，51～54页）所以，只要中国的权力掌握在西太后的手里，日本就很难再有机会。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经沦为俄国的傀儡，唯俄国人之言是听。一旦中国为诸国所瓜分，日本所能得到的恐怕只有福建一省，即使这一点点，还在不可必得之数。“欧力既全趋于东方，亚洲大陆必狼藉糜烂，日本能免其害乎？露人（俄国人）哥杀（萨）克之兵队长驱以入关，蹴踏支那东北，日本能高枕无忧乎？”这样看来，日本真是没有理由不为康梁的“秦庭之哭”所感动，何况事关日本的生存与发展。
康有为来到日本之后，也曾与政界多方联络，乞求他们尽快采取行动，以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近卫笃麿日记》就记载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九日康有为与林北泉、柏原文太郎一同来拜访近卫的情形。他们谈了很久，最后，康有为近乎哀求地说：“贵国如在此时不惜助一臂之力，削弱太后之势力，谋求皇帝复位，其事必成。若事成，贵国之厚恩，鄙邦臣民永不相忘。”尽管康有为说得如此恳切，近卫却似乎并不为其所动，依然说得冠冕堂皇：“外交之事，倘若只是贵我两国便能决定之事尚可，但此事不可不体察列强之态度。非遽然云可否之事。目前情况下只可放言漫谈。”（《清人日记研究》，15页）其实，日本政府考虑到本国情况和国际形势，此时还不想与俄国摊牌，公开对抗，更不可能为了中国牺牲日本的利益。所以，康梁寄予很大希望的“秦庭之哭”，最终只落得“放言漫谈”四个字，他们的失望是可以想见的。康有为后来跑到英国，幻想得到英国的帮助，结果还是空手而归。他在离开日本赴加拿大，抵达维多利亚港时，对《泰晤士报》记者说：“不日即当转往伦敦，盖欲将中国危亡之故，陈说于英女皇前，望英皇开导中国西太后，令其勿复死心庇俄，以误其国。”（《康有为政论集》上册，399页）《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也对此事有所记载：“（四月）二十二日，至伦敦，馆于前海军部尚书柏丽斯子爵家。先君戊戌蒙难至港，适柏丽斯由英伦来，相见甚欢，愿救德宗自任。此次子爵代请英廷拟推到那拉氏政权，实行立宪。以议院开会，进步党人数少十四人，未通过。乃于闰四月离英伦，重返加拿大。”（《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83页）
保皇运动
康梁的“秦庭之哭”无果而终，愤而转求自救。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中旬离开日本赴加拿大，三月二十四日，梁启超有一封写给夫人李蕙仙的家书，其中提到康有为前一日来书，“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梁启超因此也特别激动，他在信中写道：“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是过矣。今欲开一商会，凡入会者每人课两元，若入会者有一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以此办事，何事不成？今即以横滨一埠论之，不过二千余人，而愿入会者足二千人，其余各埠亦若此耳。此事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故吾不辞劳苦以办之。”他还表示：“先生与吾，志在救世，不顾身家而为之，岂有一跌灰心之理。”（《梁启超年谱长编》，177～178页）《清议报》第十八册刊载了康有为三月十一日在加拿大鸟威士晚士打（New Westminster，今译纽威敏斯特）埠的演说，其后有罗裕才的笔记，对当时海外华侨的民气民情有生动描写，他写道，康有为“乃起立大呼曰：‘我今谨问各乡里兄弟大众，愿齐心发愤救中国否？愿者拍手。’堂下千数百人皆应声起立，举手拍掌，西人数十亦应声起立，举手拍掌。又大声问曰：‘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今既幽囚，大众愿齐心发愤，救我皇上否？愿者拍掌。’堂下千数百人皆应声伸手拍掌。乃曰：‘我兄弟如此齐心，人之所欲，天必从之，皇上必可保存，而中国可望救矣，愿共发愤。’千人欢呼，乃散”。（《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07页）
己亥年（1899年）六月十三日，保皇会在加拿大成立，康有为有诗记这件事的经过，他写道：“己亥六月十三日，与义士李福基、冯秀石及子俊卿、徐为经、骆月湖、刘康恒等创立保皇会，二十八日至域多利（维多利亚港）中华会馆率邦人祝圣寿，龙旗飘飏，观者如云，湾高华（温哥华）与二埠同日举行，海北祝嘏，自此始也。”后来常有人嘲笑他在海外导演了一出闹剧，说的就是这件事。开始似无保皇会之名，只称保商会。华侨中十人九商，保商就是保侨，也就是团结华侨爱国兴邦的意思。后来有人提出，“保皇乃可保国，乃易名保皇会”，据康同璧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故保皇云者，当时抗那拉氏之谋而言，此保皇会之缘起也。”（《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84页）
保皇会成立后，康有为派遣门人徐勤、梁启用、陈继徵、欧榘甲分赴南北美洲、澳洲二百余埠成立分会，会员一时达到百余万人，并且在各地创办报馆和学校，请西洋人操练学生，搞得红红火火。这是康有为与保皇会最风光的时候。这时的梁启超也没闲着。这一年（1899年）的六月，梁启超与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启田、罗润楠、张智若、梁子刚、陈侣笙、麦仲华、谭柏笙、黄为之等十二人结义于日本江之岛的金龟楼。他们结义的目的本在互相激励，不致日久使革命斗志有所消磨，但此事后来却被上纲上线，成为梁启超自立山头，搞分裂的罪证。不过，那时的梁启超确实与孙中山一派过从甚密，并且讨论过孙、康两派的合作计划。康有为担心自己因此被架空，由梁取而代之。那时，在日本的还有罗普（孝高），他的妻子是麦孟华的妹妹，他没有参加结义。据说康有为知道此事后，半开玩笑半生气地对麦孟华的父亲麦柏君说：你有眼睛，选到一个好女婿（指罗普）；我无眼睛，选到一个不好的女婿（指麦孟华的弟弟麦仲华，康将女儿康同薇许配给他）。麦孟华、徐勤也反对梁启超的做法，他们写信给康有为，说他落入孙中山的圈套，请康有为赶快设法解救梁启超在檀香山居住了大约半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在汉口发动“勤王”，不幸失败被杀，株连而死的人相当多。据李云光回忆：“梁启超潜入上海策应，但亦无法补救。康氏打了一个电报，要梁氏到香港（疑为新加坡）相会。梁氏到了香港，往亚宾律道一号去见康氏。那里是一座两层楼的洋房，是保皇会的秘密会所，那时亚宾律道三号的房子还没有买下。康梁相见检讨汉口起义失败的事，又转到君主立宪的道理，后来又责问江之岛结义的事，认为梁氏领导十余人倾向革命，便是忘了光绪皇帝的救命大恩，做出忘恩负义之事。应当记得百日维新之时，守旧党要杀我们而甘心，湖南举人曾廉上书，举劾我们反满，大逆不道，应处以极刑。若非光绪皇帝全力卫护，我们早被杀头，哪有今日？当时你口口声声颂扬皇帝恩德，现在却要革他的命。康氏越说越生气，就顺手拿了一个夹着报纸的报夹子，向梁氏掷过去，口中大叫：‘你的命是光绪皇帝给你的！’虽然康氏无意真打，一击不中，梁氏却大惊跪下，俯首认罪。从此确定了 ‘保皇 ’的路线。”（《追忆康有为》， 347～348页）
梁启超的“背叛”行为，让康有为怒不可遏，他不仅自己写信痛斥梁启超，还发动其弟子声讨梁启超，犹如孔夫子的“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梁启超写信给《知新报》同人，痛责自己去年的行为，他说：“我辈互相责善，或至词语甚严厉，正是相爱之极，如兄弟骨肉，乃能有此，若悠悠行路人，则断无责备之理也。故以后我辈宜各各自会此意。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久不闻良师友之箴规，外学稍进，我慢随起，日放日佚，而不自觉，真乃可惧。近痛自改悔，每日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主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时时刻刻皆以自省。盖此五者，皆切中弟之病根。”（《梁启超年谱长编》，226页）四月二十一日写给叶湘南、麦孟华、麦仲华、罗孝高的信，又一次提起此事，他说：“去年长者来书，责以不敬，诚切中其病，而弟不惟不自责，乃至并不受规，有悻悻之词色，至今回思，诚乃狗彘不如，惭汗无极。其大病又在不能慎独戒欺，不能戒气质之累也。”又说：“弟近年之薄窃时名，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知其堕落，乃至如是之甚。近设日记，以曾文正（曾国藩）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而每日记意过者，乃至十分之上。甚矣，其堕落之可畏也。弟自此洗心涤虑，愿别为一人，不敢有迂视讲学之心，不敢有轻视前辈之意，惟欲复为长兴时之功课而已。”（同上，227页）
这段时间，他与康有为通信较多，因为自立军勤王之事，海内海外，有许多情况要及时商量和沟通，而每次致信，他总是诚恳地检讨一番，表示要自省和幡然悔改。梁启超的态度背后透露出康有为的不满，主要表现为他对梁启超有可能自立门户的担忧，不能容忍他自作主张，甚至后来居上。康有为一再强调感恩、主敬，其意就在这里。当时，在康梁师生内部，他们的冲突被视为内部的秘密，是不能公开的，所以，从大局着眼，梁启超也只能在康有为的威严面前俯首帖耳，作出谦恭的表示。但他又是一个理智、信念很强的人，始终不肯为报答师恩而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他在四月一日给康有为的信中谈到对“自由”的理解，特别申明：“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而弟子始终不欲弃此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同上，234页）
新思想、新知识的感染和诱惑
梁启超是一个求知欲很旺盛的人，很容易受到新思想、新知识的感染和诱惑。康有为自诩，“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清代学术概论》，89～90页），是很自负的。梁启超则恰好相反，讲到自己时，他承认：“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同上，90页）当年的日本，对梁启超这样的青年爱国者来说，犹如西方文明的中转站，是接触西方文明的一条捷径。他们对西学的认识和了解，基本上是在这里完成的。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就流露出当时兴奋不已的心情：“哀时客（梁启超曾用笔名之一）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80页）这是因为，“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同上）。
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也谈到在日本读书的情况：“我等读日本书所得之益极多极多。他日中国万不能不变法，今日正当多读些书，以待用也。”（《梁启超年谱长编》，177页）梁启超以善变著名，其思想发生巨变，则始于初到日本的阅读。他在《三十自述》中说：“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8页）这种变化反映在他的文章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开始连篇累牍地大讲特讲“自由”。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他的“自由书”开始在《清议报》上连载，前后写了近八十篇。开篇“叙言”讲到“自由”二字的来历，他说：“西儒约翰弥勒（约翰？斯图尔特 ？密尔）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以名吾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1页）他甚至在文章中自称“自由主人”（同上，41页），可见他对“自由”的钟爱。
梁启超所理解的自由，其中固然有卢梭“天赋人权”的意味，即承认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而人们必须让渡这种天赋的“自然状态”下的平等和自由，才能换取共同契约中的平等和自由。如果人类只有结成社会才能得以保全和发展的话，那么，这种通过契约来让渡权利的方式，恰恰是建构现代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在这个契约中，卢梭强调全体公民为主权者，国家代表主权者最高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如果政府或掌权者违反了“公意”，侵害了公民的权益，公民有权重新寻找统治者。这一点很符合梁启超当时的想法，所以他说：“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社会契约论）乎。”（同上，25页）那时，他是主张“破坏主义”的，他看到，“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50页）。他的意思是想说，重病要下猛药，矫枉必须过正，就好像给严重郁积了病邪的人用药，一定先用重泻之药，非经大刀阔斧、大黄芒硝，不能奏效，与现在有人所谓动大手术、休克疗法，意思是一样的。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主动破坏，还有立的可能，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我们任其发展，破坏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会愈演愈烈，其结果只能是彻底溃烂而终不可救。所以说，人为破坏，犹如以药攻病；而自然破坏，就是以病致死了。
但是，他并不主张蛮干。他说：“凡所以破坏者为成立也，故持破坏主义者，不可不先认此目的。”（同上）他还说：“虽然，天下事成难于登天，而败易于下海。故苟不案定目的，而惟以破坏为快心之具，为出气之端，恐不免为无成立之破坏。”（同上，51页）就好像药不治病，反而加速了病人的死亡，遂使天下人对药产生不必要的怀疑，甚至讳疾忌医，再要治病就更难了。说到自由，他对卢梭“人生而自由”的论断也并未全盘接受，他说：“诸君熟思此义，则知自由云者，平等云者，非如理想家所谓天生人而人人畀以自由平等之权利云也。”如果天能给人以自由平等，为什么不能给人与动植物以自由平等呢？人对自然界的开发、掠夺靠的不是强权吗？他引康有为在《强学会序》中的说法：“天道无亲，常佑强者”，由此将问题引到如何自强上来。他说：“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则欲得自由权者，无他道焉，惟当先自求为强者而已。欲自由一身，不可不先强其身，欲自由其一国，不可不先强其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31页）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严复对梁启超的影响，他所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社会学研究》）、《群己权界论》（《论自由》）等西学名著，传达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日本人译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这样一种观念，梁启超以此作为他所理解的自由的出发点。他在《放弃自由之罪》一文中专门发挥这种观点，他说：“西儒之言曰，天下第一大罪，莫甚于侵人自由。而放弃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余谓两者比较，则放弃其自由者为罪首，而侵人自由者乃其次也。何以言之？盖苟天下无放弃自由之人，则必无侵人自由之人，此之所侵者，即彼之所弃者，非有二物也。”（同上， 23页）他进一步引申自己的观点，指出：“苟我民不放弃其自由权，民贼孰得而侵之？苟我国不放弃其自由权，则虎狼国孰得而侵之？以人之能侵我，而知我国民自放自弃之罪不可逭矣。”（同上，24页）他以法国和日本为例，继续发挥其观点：“昔法兰西之民，自放弃其自由，于是，国王侵之，贵族侵之，教徒侵之，当十八世纪之末，黯惨不复见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权完全无缺以至今日，谁复能侵之？昔日本之国，自放弃其自由权，于是，白种人于交涉侵之，于利权侵之，于声音笑貌一一侵之。当庆应明治之间，踞天蹐地于世界中，日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维新革命起，而日本国之自由权完全无缺以至今日，谁复能侵之？然则，民之无权，国之无权，其罪皆在国民之放弃耳，于民贼乎何尤，于虎狼乎何尤？今之怨民贼而怒虎狼者，盍亦一旦自悟自悔，而自扩张其固有之权，不授人以可侵之隙乎？”（同上）
这看上去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梁启超谈论自由，最后之落脚点恰恰是要开启民智，争取民权。开启民智就是要使国民在精神上成长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拥有可以和统治者平起平坐，要求自身权利的实力。在他看来，“文明之世，非治者与贵族与男子肯甘心自减杀其强者之权力也，实则被治者与平民与女子，其智力既已渐进，不复安于前此弱者之地位，而前者之强者，遂不得不变其暴猛之权力而为温良之权力。……彼野蛮与半开之国，统治者之知识，远优于被治者，其驾驭被治者也甚易，故其权力势不得不猛大。至文明国则被治者之知识，不劣于统治者，于是伸张其权力以应统治者，两力相遇，殆将平均，于是各皆不得不出于温良，若是者谓之自由。”（同上，30～31页）他的这种认识自有其渊源，他说：“昔康德氏最知此义。其言曰，统治者对于被治者等，贵族对于贱族，所施之权力，即自由权也。盖康氏之意，以为野蛮之国，惟统治者得有自由，古代希腊罗马，则统治者与贵族得有自由，今日之文明国，则一切人民皆得有自由。”（同上）
他也用其所熟悉的“三世说”解释这种现象：“如一人群之初立，其统治者与被治者之差别殆无有，故君主对于人民之强权，亦几于无有，是为第一界，亦谓之据乱世。其后差别日积日显，而其强权亦次第发达，贵族之对于平民亦然，男子之对于妇人亦然，是为第二界，亦谓之升平世。至世运愈进步，人智愈发达，而被治者与平民与妇人，昔之所谓弱者亦渐有其强权与昔之强权者抗，而至于平等，使猛大之强权变为温和之强权，是为强权发达之极则，是为第三界，亦谓之太平世。”（同上，32页）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近世经一次革命，则有强权之人必增多若干，而人群之文明必进一级。前此经过者如宗教改革、政治革命皆是也。今日欧洲各国有强权之人，增于二百年前不知凡几矣，然则今日西人之强权发达已极乎？曰未也。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力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故资本家与男子之强权，视劳力者与妇人尚甚远焉。故他日尚必有不可避免之二事，曰资生革命（日本所谓经济革命），曰女权革命。经此二革命，然后人人皆有强权，斯为强权发达之极，是之谓太平。”（同上，33页）
“新”国民：争自由，兴民权
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和这个国家国民的强弱成正比。数十年来，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欺凌，近十年来，中国受到日本的欺凌，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精神，在于精神的体现者，即全体国民。他读美国历史，最钦佩的不是华盛顿，而是1620年12月22日乘“五月花”号在北美登陆的 101位乘客。他仿佛看到，“冽风阴雪中，舍舟登陆，茧足而立于太平洋岸石上之时，其胸中无限块垒抑塞，其身体无限自由自在，其襟怀无限光明俊伟，殆所谓本来无一物者，而其一片独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所以他说：“今之人有欲顶礼华盛顿者乎，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同上，5页）那一年冬天，他在上野街头散步，看到街上一群群日本人在送其子弟从军，“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虽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他们手举红白相间的旗帜，上面写着欢迎某君或欢送某君的字样，其中有两三面旗帜，上面写着“祈战死”三个字，梁启超见之，感到“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他被日本人的国民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他大声疾呼：“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同上，37～38页）
从哪里入手呢？他认为先要找到病源，才能对症下药。中国之病非一时一事所致也，积之愈深，引之愈长，其病源“远者在数千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数十年之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13页）他发现，中国人缺少爱国心是国家积弱的最大根源。其中，三大误区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梁启超称为理想）：一曰不知道国家与天下的差别。他说：“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缘此理想，遂生二蔽，一则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通；二则怯懦而不欲与他国争竞。以此而处于今日交通自由竞争最烈之世界，安往而不窒碍耶？故此为中国受病之第一根源。”（同上，15页）
二曰不知道国家与朝廷是有区别的。他说：“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钗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因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寖假而以国家为朝廷之所有物焉，此实文明国民之脑中所梦想不到者也。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朝廷云者，不过偶然一时为国民中巨擘之巨室云尔。有民而后有君，天为民而立君，非为君而生民。有国家而后有朝廷，国家能变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纳国家，其理本甚易明，而我国民数千年醉迷于误解之中，无一人能自拔焉。”（同上，16页）
三曰不知道国家与国民之间关系究竟如何。他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故西国恒言，谓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乃吾中国人之理想，有大异于是者。唐韩愈之言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嗟乎，愈之斯言也，举国所传诵，而深入于人人之脑中者也。……盖我国民所以沈埋于十八层地狱，而至今不获见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说，成为义理，而播毒种于人心也。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挚国民为己之奴隶，曾无所于怍，反得援大义以文饰之，以助其凶焰，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安所往而不败也。”（同上，16～17页）
上述这三大误区长久以来统摄了中国人的思想，也养成了以奴性、愚昧、自私、好伪、怯懦、被动为特征的国民性。这样的国民不仅不会要求自由、平等和民主，即便有人替他争取到自由、平等和民主，他也不会享用，甚至拒绝享用，反而视其为大逆不道。国民如此，国家又如何强大呢？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落后，应该不只是经济落后、军事落后、科学技术落后，更有思想落后、精神落后，所以才在生存竞争中败下阵来。所谓优胜劣败，这个优，首先是人的优化。梁启超说：“以今日中国如此之人心风俗，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物，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秀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焉。”（同上，18页）然而，国民的落后，又不是天生的、命定的，“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这里所说的政术，就是统治术，梁启超把它归纳为四种：“曰驯之之术，曰餂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所达到的效果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同上，28～29页）
首先，驯之之术，即所谓国民教育，其目的无非是使其国民失其本性，如求智之性、独立之性、合群之性，而心甘情愿地做一个顺民。“法国大儒孟德斯鸠曰，凡半开专制君主之国，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从而已。日本大儒福泽谕吉曰，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也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也者，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同上，29页）这里所说，可谓一语中的，“遂使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夫奴性也，愚昧也，为我也，好伪也，怯懦也，无动也，皆天下最可耻之事也，今不惟不耻之而已，遇有一不具奴性，不甘愚昧，不专为我，不甚好伪，不安怯懦，不乐无动者，则举国之人视之为怪物，视之为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尚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吾观于此，而叹彼数千年民贼之所以驯伏吾民者，其用心至苦，其方法至密，其手段至辣也”（同上，30页）。
其次，餂之之术，也就是用功名利禄来诱惑国民，收买国民，“孟德斯鸠曰，专制政体之国，其所以持之经久而不坏裂者，有一术焉，盖有一种矫伪之气习，深入于臣僚之心，即以爵赏自荣之念是也”。于是，一国之中最有聪明才力者，皆入于其彀中。其手段就是向人们许诺富贵，所谓“吾能富而贵之”。为了得到富贵，有人不惜出让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权利。
其三，役之之术，是指役使官吏保其一姓之私产。官吏只向一家一姓负责，不向所有国民负责。因为，任命他们的权力不属于国民。“故专制国之职官，不必问其贤否，才不才，而惟以安静、谨慎、愿朴，能遵守旧规，服从命令者为贵。中国之任官也，首狭其登进之途，使贤才者无自表见；又高悬一至荣耀至清贵之格，以奖励夫至无用之学问，使举国无贤无愚，皆不得不俯首以就此途。以消磨其聪明才力，消磨略尽，然后用之，用之又非器其才也，限之以年，绳之以格，资格既老，虽盲瘖亦能跻极品。年俸未足，虽雋才亦必屈下僚，何也，非经数十年之磨砻陶冶，恐其英气未尽去而服从之性质未尽坚也，恐一英才得志，而无数英才，慕而学之，英才多出而旧法将不能束缚之也。故昔者明之太祖，本朝之高宗，其操纵群臣之法，有奇妙不可思议者，直如玩婴儿于股掌，戏猴犬于剧场，使立其朝者，不复知廉耻为何物，道义为何物，权利为何物，责任为何物，而惟屏息蜷伏于一王之下。”（同上，32页）
其四，监之之术，简而言之，就是担心老百姓造反，以军队、官吏防备之，监督之，并以法律约束之。清代某亲王说，吾国军队是用来防家贼的。“此三字者，盖将数千年民贼之肺肝和盘托出”。统治者防备老百姓唯恐有疏漏，所以，“伪尊六艺，屏黜百家，所以监民之心思，使不敢研究公理也；厉禁立会，相戒讲学，所以监民之结集，使不得联络通声气也；仇视报馆，兴文字狱，所以监民之耳目，使不得闻见异物也；罪人则孥，邻保连坐，所以监民之举动，使不得独立无惧也。故今日文明诸国所最尊最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会之自由，言论之自由，著述之自由，行动之自由，皆一一严监而紧缚之”。其结果，是使全体国民“灰心短气，随波逐流，仍入于奴隶、妾妇、机器之队中，或且捷足争利，摇尾乞怜，以苟取富贵，雄长侪辈而已”。（同上，33页）
有感于此，梁启超说：“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同上）他还说：“顾吾又尝闻孟德斯鸠之言矣，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举其所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同上）所以他在致康有为的信中为自己辩解说：“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奴隶性属于受者。（施者不足责亦不屑教诲，惟则教受者耳。）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梁启超年谱长编》，234～235页）康有为责备梁启超鼓吹革命，鼓吹破坏主义，是未将法国大革命引为借鉴，而且过于轻信卢梭的学说了。但是，梁启超并不认为法国革命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可以成为中国拒绝革命的理由。他说：“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卢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如参桂之药，投诸病热者，则增其剧，而投诸体虚者，则正起其衰也。”所以他说：“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同上，235页）
他进而为自由的学说辩护：“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在他看来，“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对于全盘否定法国革命的观点，他也持反对意见，认为不能把法国革命说得一无是处。他说，英国是一个立宪政治最发达、最完备的国家，对英国来说极为关键的 1832年议院改革，就是受到了法国革命的影响。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治改革，恰恰源于拿破仑的并吞或占领。所以他说：“但观于此，而知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弟子谓法人自受苦难，以易全欧国民之安荣，法人诚可怜亦可敬也。”（同上，235～236页）
他对康有为的“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也持有异议，甚至惊讶老师怎么会说出“张之洞之言”。他认为，兴民权与开民智是相辅相成的，不兴民权，无以开民智；不开民智，又很难兴民权。尤其是当时的国民素质，不提倡自由，则民智也开不了，民权也兴不了。“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之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同上，236～ 237页）也就是说，人人自由才有可能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从而给中国政治带来新的气象。
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
康梁二人思想上的分歧固难弥合，但在行动上，梁启超却只能作出让步，最明显的，就是停止了和孙中山的来往，双方关于合作的努力亦付诸东流。《清议报》也交给麦孟华主持，遂了康有为的心愿。因为《清议报》自创刊以来，在梁启超的主持下，发表了很多鼓吹革命、鼓吹民权的文章，鼓吹保皇的文章倒很少发。对此，康有为一直都很不满意，但他远离日本，鞭长莫及，却也无可奈何。梁启超的冲动，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把梁启超派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对康有为来说，可谓一石二鸟，一举两得。梁启超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赴檀香山，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间返回日本，未作停留，马上归国接应将要发动起义的唐才常。起义失败，唐才常被杀，梁启超转赴香港、新加坡，见康有为，居若干日，应澳洲保皇会之邀，为澳洲之游，主要是为了筹款。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春夏之交，才返回日本。这段时间，康有为比较信任的弟子，对梁启超仍有一些怀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梁启超离开澳洲前致信康有为，还抱怨罗孝高对他不信任：“而孝高来书乃疑弟子有不实不尽之言。弟子之事先生，何等恩义（何等名分），而敢以权术施诸长者之前耶？”这里表面上说的还是募捐的数额，罗孝高怀疑梁启超有所瞒报，但言外之意，却很难说没有更深层的原因。所以，他婉转地拒绝了康有为派他去南美筹款一事，表示“愿居长崎，以任内事”。（同上，262～2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