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正午时分了，天气越来越冷，可是，我一边听他们说话，某种巨大的热切乃至滚烫之感，却从心底里猛然滋生了出来——这寒风中的示现，我实在一点都不陌生：武威城里，陌生人曾经给困倦已极的我递过满满的一碗热酒；湟中野外，放羊的老者曾经容留我睡在他的帐篷里，而他自己却在羊群里睡了整整一夜。是啊，在那些荒瘠河川里，诺言像石头一般坚硬，情义像刀子一般干脆，一如眼前的这些远亲，已然将千里之外的石头和刀子搬迁到了这里：怀抱着诺言与情义，他们就此甘心在贫寒与等待中画地为牢，所以，此处不是他处，就是青海、甘肃和宁夏，就是西海固、贺兰山和河西走廊。
如此，一个念想便从脑子里浮了出来：我应当和我的远亲们一起吃顿团年饭。一念既出，我就马上告诉他们：虽说我也算是穷愁潦倒，而且还正身处在一场莫名的关押之中，但是，一桌饭菜，几瓶烧酒，我尚且还请得起，同在这天远地偏之处，我们便活该亲近，更何况，我早已将自己认作了西北风土的义子。当头的刚要反对，我却早已扔下手机给他，要他和众弟兄向千里之外报个平安，又二话不说地拉起两个小伙子，顶着西风跑上了堤岸，满心只想着赶在店铺关门之前买来更多的酒菜。
这么多年，这是唯一一个我没有在亲人身边度过的农历新年，但是，我可以肯定，在此后的时光里，这个农历新年却定然会像岩画一样雕刻在我的身体之上，因为它不是别的，它是委屈被抹消，是底气被托举，是走投无路之后的天无绝人之路。
事实上，在那艘锈迹斑斑的大船上，饭菜刚刚做好就全都被风吹凉了，好在我们有酒，三两杯喝下去，身体暖和了，家常话也就多了起来。说来凑巧，其中一对父子，我竟然踏足过他们的村庄，父亲一把抓紧了我的手，赶紧吩咐儿子给我倒酒，又连说了好几遍：“真是弟兄么，真是弟兄么。”如此便要再次举杯，我当然一饮而尽，转而再去敬别的弟兄，几番敬过，竟然毫无醉意。这时候，天色将晚，黄河上交错的冰层正在一点点碎裂开来，就在我对着黄河稍一愣怔的时候，刚刚那个将我唤作弟兄的父亲，竟然扯着嗓子唱起了花儿：“贵德的黄河往南淌，虎头的崖，又落了一对儿凤凰，朝你的方向上哭一场，有心来，没个落脚的地方……”
手捧热酒，置身于上天送来的弟兄们中间，我又怎么能不开口唱起来呢？于是，不管听没听过的，我都跟着唱，唱了河州令，再唱东乡令，唱了《交亲亲》和《下四川》，再唱《妹妹的山丹花儿开》和《老爷山上的刺梅花》，一句一句唱下来，整个身体都热烘烘地，一时之间，全然不知今夕是何夕，就像是被甘肃的沸水浇淋了，又像是被青海的月光照亮了，但我不曾停止，一唱再唱，反复纵容着自己陷入这小小的放浪。这时候，天色黑定了，醉意也慢慢袭来，我正陷入懵懂的犹豫，想着是否再喝一杯，那句我熟悉的调子便又响了起来：“又背了沙子又背了土，又背了大石头了，绯红花儿你听，你的大哥哥们走哩，肝花妹妹坐吆，阿哥们是出门去的人……”霎时间，我便眼红耳热，仓皇着再喝尽一杯，赶紧跟着唱：“又受了孽障又受了苦，还受了旁人的气了，绯红花儿你听，你的大哥哥们走哩，肝花妹妹坐吆，阿哥们是出门去的人……”
——这夜幕里响起的调子，不是别的，它是落难，是拿刀子挖自己的心。
那一晚，直到冻雨再次齐刷刷尖利地落下，神迹降临般的团年饭才算宣告结束，无论有多么不愿意，我也只好与我的弟兄们在江堤上作别，他们还要去找各自过夜的地方，而我，则只好回到我借住的小楼里去继续我的囚徒生涯，只是我并没有告诉他们，在各自分散之后，我又折回了船上，也没有喝酒，径直走来走去，拼命回忆着此前唱过的每一句，其时情境，就像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凭吊客，正在败落的遗址里寻找自己的身世；又像是一个失忆症患者，再三确认着他是否真正是从一场难以言说的神迹里走出来的。
我当然是从神迹里走出来的。因为直到第二天清晨，这场神迹还在延续。
清晨，我被冻雨落在屋顶上的敲击之声惊醒，起了床，刚一推开窗子，迎面便看见了足以惊人的景象：楼下的铁门之外站着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昨日船上的那对父子，儿子的手里拎着一瓶白酒，父亲虽说撑着一把雨伞，但是那把伞太残破了，挡不住雨，所以，两个人的身上都已经淋得湿透了。
震惊了一瞬间，我赶紧问他们，为何会到这里来找我。全然不曾想到，父亲竟然回答我，既然我拿他当了弟兄，他就应当拿我也当弟兄，按照他们家乡的礼数，大年初一，当小辈的应当带上礼物，去给长辈磕头，而我一人在外，自然没人给我磕头，所以，他便带着儿子来给我磕头了，说话间，儿子已经在湿漉漉的地上跪下，接连给我磕了三个头，磕完了，又将那瓶白酒从铁门的门缝里塞了进来，再重新站好，对着我笑。
没有人看见我的战栗，然而，我是真正的满身战栗了起来。站在窗子前，懵懂与哽咽将我轮番冲击包裹，除了瞠目结舌，我根本未能说出一句话，直到父子二人离开，看着他们的背影在雨雾里越来越小，我还是不知道是否应该对着他们呼喊一句。终于没有，愣怔了一小会，如梦初醒一般，我飞奔下楼，捡起了铁门边的白酒，想了又想，竟然掀开盖子喝了起来——我早已知道，我的弟兄囊空如洗，可是，他仍然在大年初一的早晨送来了这瓶白酒，所以，喝下它，就是喝下了贫苦，喝下了从贫苦里长出的情义。
多年以后，我依然能够清晰地回想起喝下满瓶白酒的那一天：跌跌撞撞，却又飘飘欲仙，虽说铁门紧锁，我却并没有心生怨怼，正所谓，不知道可以原谅什么，但觉世间万事都应该被原谅。
这一天，雨雾尽管仍然没有散，但是，当我重新站在窗子前，竟然觉得山河浩荡，觉得黄河堤岸上全都长满了蜡梅，而且，一朵一朵，全都怒放。这当然是我的狂想，然而狂想一旦开始就不曾休歇，我甚至想，说不定，在黄河的对岸，某处隐秘的地界，也有一个人如我般被关押，弟兄啊，我对他说，不要紧，无论深陷何时何地，尽管安之若素，要不了多久，哪怕霜寒夜重，你也会迎来命定的弟兄，命定的弟兄一定会找到你。
我当然不会想到，那些白日里的狂想，刚刚入夜就验证在了自己身上。
入夜之前，看守我们的人来了，毕竟是大年初一，他们各自也都喝了酒，可能是因为制片人的电话仍然无法接通，也可能仅仅只是因为想起了自己的命运，一个个的，竟然全都不由分说地暴怒，站在院子里，对着我和我的同犯们一顿辱骂，但是，我们之中，并无一人出来回应，所以，对方辱骂了一会，也就锁上铁门，继续回家过年了。
看守们走远了之后，没过多长时间，我竟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恍惚了一小会，迷惑着打开窗子，先是雨幕扑面而来，然后，我就在雨幕里看见了我的弟兄们：不仅仅只有那对父子，而是所有的弟兄都来了。
我当然赶紧跑下了楼，来到铁门边上，不料，我还未及开口，当头的弟兄竟然劈头告诉我，虽说雨还在下，但气温已经没有那么低，黄河正在解冻，差不多可以行船了，而修船厂里恰好还有一条没有损坏的小船，所以他们商量过了，决定现在就带我过河逃离此地，以免明天看守们来了，我就又走不了了。
——当我狂奔着下楼，怎么会想到事情竟然是这样呢？听当头的弟兄说完，我站在铁门之内，某种错乱迅速袭来，这错乱几乎使我疑心自己根本没活在这世上，也不是活在某部电影抑或传奇小说之中，而是活在几千年里所有情义的要害里：千里送京娘的夜路，黑旋风劫法场的黎明，抑或羊角哀找到了左伯桃栖身的树洞，范无救奔走在解救谢必安的河水中。不过是一刹那，电光石火纷至沓来，我在电光石火里看看背后黑黢黢的小楼，再看看眼前寡言的弟兄，除了陷入比白日里更加巨大的震惊，根本无法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是，满天的冻雨，还有森严的铁门，它们都可以证明：正在等候我的，确切是我昨日才相识今日便过命的弟兄。就在当头的弟兄说话间，两个青壮的小伙子已经翻越了铁门，跑上楼，将我的行李拎了下来，再在我身边站住，笑着看我，不发一言，到了此时，我再也没有片刻犹豫，三两步便攀上了铁门。
没想到的是，一行人刚刚要跑上黄河堤岸的时候，看守们来了，而且，他们还叫来了更多的人，隔了老远也能听见他们兴奋的咒骂声，随后，咒骂声越来越近，他们将摩托车和小货车的车灯都打开了，灯光远远照射过来，就像正在照射一群待宰的羔羊。我站在弟兄们中间，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和众弟兄一样，既然事已至此，我倒也和他们一样并不慌乱，这时候，仍然是那一对父子，走到我的身前，父亲叮嘱儿子，将我照顾好，又对我说：“修船的么，水性好，放宽心。”
一语说罢，弟兄们竟然一起朝车灯亮起的方向走了过去，只剩下了我和另外三四个人停留在原地，这时候，给我磕过头的少年劝说我，赶紧跑上堤岸，去上船渡河，我当然不愿意，径直告诉他：现在是过命，既然是过命，我就不能不过自己的命。
哪知道，少年竟然一把拽着我就往前奔跑，我刚想要挣脱，另外几个弟兄又一并将我拉扯着往前奔，一边跑，少年一边对我说：“给你磕过头了，不能扔下你。”
就这样，一路踉跄着，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奔到了黄河岸边，未曾有半刻停留，少年便拉扯我坐进了一条铁皮小船，一入黄河，少年立刻端坐在船头，持桨敲击冰层，冰层应声碎裂，我们的船就从簇拥的冰层里穿行了出来，并没有走多远，冰层便消失不见了，水流也不急缓，似乎正在预示着一个即将来临的大好晴天，而我却未发一言，颓然蜷缩在船舱里，只觉自己是个临阵脱逃的叛徒。
倒是船头的少年，开口唱了起来：“牛头跟马面俩两边里站，把我俩，押给了阎王的殿前，好花儿我俩唱翻了阎王殿，把好少年，我俩漫红了阴间……”再停下来，对我说：“唱么。”然而我却没有唱，一个劲地回头张望，可是，黑暗已经将我刚刚离开的堤岸完全笼罩，依稀可见的，只有河面上零星漂浮的冰层，显然，我离我的弟兄们是越来越远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句歌声从身后广大无边的黑暗里响了起来，只这一句，我便腾地从船舱里站了起来，因为唱歌的不是别人，正是少年的父亲，我过命的弟兄。现在，他回来了，和他一起的弟兄们也都回来了，他们全都扯开了嗓子，用歌声为我送行，那歌声，既猝不及防，又撕心裂肺，就算有妖孽正在经过，那歌声也足以使它低头认罪，还等什么呢？如遭电击之后，我也扯开嗓子，跟着弟兄们一起嘶喊：“一身的脂肉儿苦干了，压弯了脊梁骨了，绯红花儿你听，你的大哥哥们走哩，肝花妹妹坐吆，阿哥们是离乡的人；拿着的干粮吃完了，出门人孽障死了，绯红花儿你听，你的大哥哥们走哩，肝花妹妹坐吆，阿哥们是离乡的人……”
唱完了一遍，再唱一遍：“没风没雨的三伏天，脊背上晒下的肉卷，绯红花儿你听，你的大哥哥们走哩，肝花妹妹坐吆，阿哥们是孽障的人；一年三百六十天，肚子里没饱过一天，绯红花儿你听，你的大哥哥们走哩，肝花妹妹坐吆，阿哥们是孽障的人……”
唱完了一遍，从头开始，又唱一遍：“出门遇上了大黄风，闪花的草帽儿落圈，绯红花儿你听，你的大哥哥们走哩，肝花妹妹坐吆，阿哥们是孽障的人；阿哥们世下的太寒酸，这么价活人是可怜，绯红花儿你听，你的大哥哥们走哩，肝花妹妹坐吆，阿哥们是孽障的人；又背了沙子又背了土，又背了大石头了，绯红花儿你听，你的大哥哥们走哩，肝花妹妹坐吆，阿哥们是出门去的人；又受了孽障又受了苦，还受了旁人的气了，绯红花儿你听，你的大哥哥们走哩，肝花妹妹坐吆，阿哥们是出门去的人；一身的脂肉儿苦干了，压弯了脊梁骨了，绯红花儿你听，你的大哥哥们走哩，肝花妹妹坐吆，阿哥们是离乡的人；拿着的干粮吃完了，出门人孽障死了，绯红花儿你听，你的大哥哥们走哩，肝花妹妹坐吆，阿哥们是离乡的人；没风没雨的三伏天，脊背上晒下的肉卷，绯红花儿你听，你的大哥哥们走哩，肝花妹妹坐吆，阿哥们是孽障的人……”
郎对花，姐对花
——“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丢下一粒籽，发了一颗芽，么杆子么叶开的什么花？”
这一段黄梅小调，我自然听过不少回，但在后半夜的大排档里听见，还是第一次。春天的夜晚，啤酒喝个没够，不自觉间，就已经飘飘欲仙，正巧这时候，邻桌里响起了歌声，郎对花姐对花，唱得真是好，醉眼迷离之中，我看清楚唱歌的是个女孩子，二十几岁的样子，唱完了，还没落座，就被一个中年男人一把扯入了怀中。
我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邻桌上的人都是刚刚从夜总会出来的，那个女孩子，还有旁边的姐妹，所从事的，都是昼伏夜出的工作。
她叫小翠还是小梅？我从来都没听清楚她的名字，就算听清楚了，风月场上，用的只怕也是假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隐隐约约里，她的话音传来，听过几句之后就知道，她大概不够聪明：总是被开玩笑，该喝的不该喝的酒却是一杯也没有躲过。
这也没办法，谁叫她是初来乍到？领头的女孩子一遍遍介绍着她，说她来夜总会上班才刚刚三天，说她以前是职业唱黄梅戏的，丈夫坐牢了才来到此地；至于她自己，却是话少得很，不时笑着，害羞的笑，赔罪似的笑，被人斥责酒没倒满的笑，最后才是些微她自己的笑：像是和身边的姐妹说起了哪个韩国明星。没说几句，被领头的女孩子打断了，因为又有人要她唱那段黄梅小调，她没听见吩咐，领头的女孩子就不耐烦了。
却也是个烈女子。唱就唱。郎对花，姐对花。因为实在唱得好，姐妹们都在鼓掌，周边的食客们也在鼓掌，但她只是笑着朝四处张望一下，马上就缩进了姐妹们的中间，她应该也明白，周边几乎所有人都见惯过此刻所见，都知道她是干什么的，所以，她急忙闪躲了，没有在此处接受掌声。
我也继续喝酒。继续看他们那边的男男女女猜拳行令。过了半个小时，她突然活跃起来，举着酒杯给一个男人赔罪，说是要连喝十六杯。却原来，一个姐妹不知何故得罪了在座的人，被罚喝下十六杯，但刚刚才吐过，实在喝不了，这时候，她站了出来，一杯杯地仰头喝下，也不多说话，喝到最后，几乎站立不住，差不多是倒在了旁边姐妹的怀中。
后来，我去巷子口的小店买烟，转来看见她，蹲在巷子里，扶住墙，身体几乎蜷缩在一起，显然，她在呕吐，恰好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她迅速地清理了自己，对着话筒说话，虽然声音很小，但是绝对听不出醉意。稍后，她的声音大了起来，先叫了一个名字，然后就连说了好几遍：“叫妈妈！叫妈妈！”
天上起了大风，吹得满街大排档的锅碗瓢盆咣当作响，满街人都在奔忙着收捡，随后就下起了雨，转瞬就似瓢泼，但她全都视若不见，这风雨之下的烈女子。
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我才再次遇见她，这一次，我醉得厉害，原本没有看见她，但她又唱起了黄梅小调，我听到最后一句，如梦初醒，赶紧转过身去，看见她就坐在街对面，哦不，是站在街对面，跟上次一样，她都是站着唱。唱完了，还未及坐下，掌声像上次一般响起来了，紧接着，十几只酒杯伸过来，都在夸她唱得好，如此场面她显然不会再陌生，一一碰杯，再仰头喝尽。
我一直都在打量她。她似乎比一个多月前伶俐了不少，时而劝着酒，时而又哈哈笑出声来，身边男人说话的时候，她先是听，听完了，再轻轻地推对方一下，分寸火候都是恰恰好。这一次，当初带头的女孩子没在，她差不多成了小小的中心，不说身边的男人，单说女孩子们，反而动不动就找她碰杯，她也一概都喝下了。
我以为这寻常所见不过会以谁醉倒而结束的时候，哪知道，突然的一幕发生了：从巷子里奔出一群人，被一个女人带领，径直在那一桌前站定，又一指正端起酒杯的她，顿时，她就被来人踹倒在了地上，而且，是脸先着了地，等她站起来的时候，脸已经肿了，额头上还渗着血；还没站稳，再次被来人踹倒，半天没有起来，对方仍然不肯依饶，围拢上去，可以想见，她又被踹了多少脚。之前她身边的那些男人们早就烟消云散了，她的姐妹倒是都上去帮忙，但也都纷纷被推开，被打倒，其中一个姐妹，满脸都是血。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一开始，因为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周边的食客们几乎都是在沉默着旁观，但是，因为那群人的不肯休止，渐渐惹怒了旁观的人们，纷纷前去阻止，我和同伴也上去了，对方当然不肯罢手，三两句吵过之后，好几十人干脆跟他们动起了手，这一次，他们才算是被赶走了。
之后，人群陆续散去，各自退回到自己的酒桌前，我也拔脚就要走的时候，看见她被姐妹搀扶着坐了起来，头发蒙住了她的脸，身上也被泼了一锅鱼汤，不光脸上有血，头发上，袖口上，都有血，隔在好几步之外，我也能听见她大口大口的喘息之声；恰在这个时候，大概到了每晚固定通话的时间，她的手机响了，她似乎是想要去到一边接电话，但是动弹了一下之后，很快就放弃了，而是快速地、下意识地先整理了头发，露出已然肿胀到骇人的脸，再困难地将耳朵凑在手机边，这一次，她差不多是带着哭音对着话筒喊：“叫妈妈！叫妈妈！”
这便是我的第二次遇见她。
第三次差点跟她错过了。那已经是大雪纷飞之时，当此时节，来大排档喝酒需要鼓足勇气。这一回，她和姐妹们来得比我早，我才刚刚坐下，就看见她们起身离去，不曾想，没多大一会，她又和姐妹们回来了，吵吵嚷嚷地，但却不是吵架，听过几句之后就知道了，她们重新回来是因为她，她的手机丢了。
在此地，她显然已算得上常客，马上向四周店家打听，但店家们纷纷摇头，都说没看见她丢掉的手机。没办法了，她就选了一处中间的地带，焦灼地站住，对所有的食客们发出吁告：要是有人捡到了她的手机，请一定还给她，手机并不值什么钱，但里面有她孩子的照片，她愿意拿钱出来感谢。结果却并不好，没有一个人说捡到，反而都纷纷跟她开起了玩笑：谁知道是不是孩子的照片？艳照吧？不知道哪个男人又要倒霉了。
她并没有生气，风月场上见惯，岂能逢到开玩笑就生气？没有别的办法，她干脆领着四五个姐妹当街找了起来，这条挤满了大排档的巷子并不短，大约有一公里路，她们便开始弯腰寻找，从酒桌边开始，再找到路边的沟渠。当此深夜，每一张酒桌都在热烈地碰杯和谈笑，唯独她们几个安安静静，落叶，废纸，都被翻开来，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没有放过。天上的雪下得越来越大，经过路灯发出的漫天光晕，飘洒下来，有的落在了她们身上，没有立即融化，使她们看上去更加安静，甚至肃穆。
她们慢慢地找远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她再找回来的时候，姐妹们没跟着回来，大概都被她劝说回去了。我知道她其实是个烈女子，但没想到她竟然执拗到这个地步，借着路灯的光，一遍遍、来来回回地找，我喝第三瓶啤酒时她在找，我喝第十三瓶啤酒时，她还在找。
我完全相信，只要找不到，她就会在此处找上整个晚上，而天气越来越冷，我的酒宴不得不潦草的结束，是离开的时候了。我还记得，当我离开的时候，她正站在一盏路灯下，狠狠地跺了几下脚，再往手上吹气，随后，弯下腰，去翻垃圾桶。
人活一世，谁不是终日都在不甘心？谁不是终日怀揣着一点可怜的指望上下翻腾，最后再看着这点指望化为碎屑和齑粉？不知道她是不是，反正我是。于是就越来越频繁地去大排档喝酒，可是说来也怪，我竟然再也没遇见她，直到第二年，春风再起的时候，我才第四次看见了她。
很意外地，再次见到的她，其实远远低于我的期待，来到这座城市已经半年还多，她并没有过得好一点，至少，没有上次好。上次见她，已经初露了长袖善舞的迹象，并且俨然是姐妹们的中心，但不知何故，这次再见，却发现她老了不少，就像是生活里出现了一个难以接受的真相，一举就将她击垮了，至于那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也不得而知，反正是，人人总归都有那么几桩日日趋近又日日恐惧的物事。
她是最后来的。满桌子的人坐定了，酒都过了三巡，她才从巷子里急急忙忙奔跑过来，不用说，立刻遭到了训斥，训斥她的，竟然是我第一次见她时那个领头的女孩子，可以想见期间发生了什么：她自然想过法子，走过路子，但绕了一圈之后，最终还是得回来成为那个女孩子的手下；一如世间众人：不甘心，不忍心，上梁山，下扬州，忙了一场，只证明了“悔恨”二字确实存在，“一种行动的存在，就像存在本身一样毫无用处。”她才坐下没几分钟，趁人没注意，竟然悄悄离席，跑进了巷子，过了三两分钟，再从巷子里跑回来，如此反复了好几次，她做贼似的行径自然也就被同桌的人发现了。
不过是喝酒。喝就喝吧。十几杯喝下去之后，有个姐妹心疼她，要帮她喝，没料到，她看都没有看，一把便打开了姐妹的手——她果然还是那个烈女子，只不过，有的贞烈要用庞大的牌坊来证明，而有的贞烈却只能用一只酒杯来证明。喝完余下的几杯，她似乎是不行了，捂着胸口，趔趄着，要往地下倒，却也给再次回到不远处那条巷子里找到了理由。
也是凑巧得很。我的烟又没了，便去巷子口的小店里买，站在小店门口，依稀可以看见小巷子里的她，她蹲在地上，既没有呕吐，也没有打电话，却是正在跟一个孩子玩耍——是啊，有一个小女孩，应该是她的女儿，就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之下，缠着她，抱着她，手里还拿着一本画册。玩耍了三两分钟，她起了身，急匆匆再往大排档里跑，小女孩叫了她一声，她停下步子，但没有回头，只是答了一声，继续往前跑。
她跑远了之后，我悄悄地走到小女孩的身边，隔着街去看她，这才发现，可能是怕她走丢了，也可能是怕她被过路的人拐走，她其实是被锁在路灯的灯杆上，是那种锁自行车的锁，为了让她能在路灯下多走出去几步，用红色塑胶包裹起来的锁链特意被加长了。这个小女孩，见我在看她，她也看着我，看着看着，她就笑了。见她笑了，我也笑了。
这时候，跟每年春天一样，天上又起了大风，一棵菠菜被大风席卷着，吹到大街上，再辗转来到小女孩的跟前，她蹲下身去，将它捡在手里，即使这只是一棵菠菜，也足以使她好好把玩一会儿，直到母亲回到她的身边；而她的母亲，那春风里的烈女子，已经在不远处开始了歌唱：“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丢下一粒籽，发了一颗芽，么杆子么叶开的什么花？”
鞑靼荒漠
每天黄昏，我结束写作，对着窗外喊一声他的名字，他就会欢快地答应着，穿过二十多只孔雀，朝我住的吊脚楼狂奔过来。他不会跑进我的房间，而是怯生生地站在窗口，看着我收拾好桌子上的杂物，他的嘴唇动了几次，终于没能说出话来，最后，看我收拾好了，他才带着慌乱和一丝雀跃指着远处说：“你看！”
有时候我会看，有时候我就不看。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何况我来这被群山与大水阻隔的荒岛上已经足足一月，不用抬头我也早已熟知他一再对我指点的那些事物：无非是野猫追赶着三两只鸟雀奔入丛林，远处江面上的一只小木船在旋涡里打转；无非是，登高望远，拨云见日，孔雀开屏，豌豆开花。是啊，它们存在，甚至正在发生，但它们不会带领我离开此刻的荒岛，最终我们尚需在各自的世界里痴呆、受苦和癫狂，借我一双翅膀，我也飞不进豌豆花的花蕾。
我更愿意和眼前的他散步，从岛上下来，下六百多级台阶，在乱石丛中没有目的地往前走。经过大大小小十几个船坞，天色黑了下来，那时我们再折回。山区之夜星光明亮，他就忍不住在星光下歌唱，刚唱了一句，便把余下的歌词硬生生吞了回去，他应该是羞涩地偷看了我一眼的，但是夜幕深重，我们都看不清对方的脸。
哪怕看不清脸，他也是我的小弟兄。尽管他瘦，他胆怯，他只有十五岁，他是来自安徽的童男子。
他的名字叫莲生。
奇迹发生在涨水之夜，我们照常散步到了很远，回来的路上，仍然一前一后地走着，耳边一直回响着江水拍打防浪堤的声音。突然，莲生大声唱了起来，我诧异地回头，但他全然不理会我，面朝江水，中了魔障一般使出全身力气，不光我受了惊，就连一艘原本在夜幕下沉静航行的机动船上也亮起了电灯，两个渔夫从灯火下现出身影朝岸边不断张望，他们说不定还以为这里要发生凶案。而我，干脆就被这突如其来但却没有理由的歌声震动得不知所以，刹那间，我手足无措，忘记了眼前的人又是谁，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如果我没记错，上次听见这样的嗓音和歌声还是在山西，在让人怀疑一辈子也走不到头的焦渴群山之中。
我等待了一阵子，莲生终于唱完了，我们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前走，没有说话，耳边回响的仍然只有江水的拍打声，我不曾问他突然唱起来的原因，但我知道，就在他歌唱之时，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二十年前中学操场上的荒草、电台里播放的京剧和几段难堪直至不堪的往事；最后，散步结束，在我住的吊脚楼前，看得出来，莲生是想了又想，终了，他还是告诉我：“我其实和那本书中的人也差不多。”
这是我带到荒岛上来的唯一一本书，意大利作家布扎蒂所著：一个年轻的军人接到命令，前往与敌国交界的北方荒漠等待伏击敌人，殊不料，终其一生他也没见到自己的敌人是什么样子，在没有敌人的战场上，他能做些什么呢？他只好迷恋上了枯燥，并且一再告诫自己要相信“等待是必要的”，就这样，年华老去，直至最后被他的同胞如此宣告死亡：“他和我们一样，都没遇到敌人，也没有遇到战争，然而，他却是死在战场上。”
莲生果然和小说里的那个年轻人差不多吗？我和他共同栖身的小岛竟然等同布扎蒂笔下的鞑靼荒漠？在许多寂寥的时刻，我已经听他说起过自己的来历：小学毕业之后，他从芜湖的一个小村庄里跑出来，到此地投奔做厨师的舅舅，舅舅也只够糊口而已，于是将他送到了这个岛上。据说，打清朝起这个岛的名字就叫孔雀岛，但那不过是地貌形似，别无其他原因。大概是五年前，一帮人突发奇想，要把它变成真正的孔雀岛，先建了几幢吊脚楼，再引进来非洲孔雀，以求游人光顾，结果事与愿违，从开始到结束，从来就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方，到最后，岛又重新变回荒岛，吊脚楼的房梁上都长满了苔藓，可是，要有一个人侍候那些当事者不知如何处置的孔雀，于是，莲生上了岛，转瞬便是两年。
两年里，他没离开过这个岛，也没有人上岛来看过他，每隔半个月，会有人托船家给他捎来吃喝的东西，每隔半年，那些看不见的雇主还会为他捎来微薄的工钱。在我来之前，他的粮草已经断了两个月，原因据说是雇主们彻底闹翻，不再过问这个荒岛的事情，如此，他和他侍候的孔雀被遗忘了，两个月来，他的吃喝全靠过路船家施舍，幸亏那些孔雀暂无性命之忧，就在我的房间隔壁，堆满了它们的粮食，只怕吃上十年也吃不完。但是，莲生的一堆问题却不可能指望过路船家给出答案，譬如，粮草断绝之后，他是否应该为自己种上一片菜园？譬如，如果他离开，这里的孔雀会在多长时间里死去？问题还有更多：他现在的雇主究竟是谁？他在为谁侍候那些五彩斑斓的同伴？还有，他到底会在这里待多长时间？雇主们会有一天重新过问起这座荒岛吗？
“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几乎是挣扎着，用了一个月时间，小学毕业的莲生看完了一部繁体竖排的小说，并且在书里找到了自己，也就是说，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只有天知道，这对他究竟是坏是好：不是每个人都能认清并且认同自己的处境，就像个别的酒鬼，让他糊涂也好，让他执迷也好，偏偏不要叫醒他，闭上眼睛只当是睡着了，一叫醒偏偏就要发疯。可是，小弟兄莲生，却全然不作这等想，下一个黄昏，当我们散步，他一点也不似往日的怯生生，看着我，告诉我：“我想过了，我得动起来。”
于是他就动起来了。既然太阳底下无新事，他就从种菜园开始，连续一个星期，他终日蹲在防浪堤上求告过路船家，结果不错，他找他们要来了萝卜籽、红薯籽，甚至还要来了西瓜籽。每当得手，他就赶紧狂奔上岛，奔向丛林里的一小块空地，那是他的菜园，是他的小小乌托邦；岂止他的小小乌托邦，我们的沉默之岛，在他的歌声与日渐奔走中越来越显露出理想国的模样：过去的日子里，我曾给过他一些钱，现在，他用这些钱拜托船家买来了一群鹅，并且顺利地安排它们在孔雀中间招摇过市；他还买来了丝线，他说，他要织一张渔网，这样，他就不用为自己的嘴巴发愁了；他还和自己打赌，赌自己还会不会脸红，因为他暗自定下了一个目标，希望我每天教会他认识十个繁体字，脸红怎么能行呢？
而那突出的、使我惊骇的，仍然是他的歌唱，我怀疑，这些日子以来，他已经唱完了自己能唱出来的所有的歌，无论是在江水边织网，还是在孔雀与鹅群之间嬉闹，他都张开嘴巴涨红了脸，但那还算不上奇迹，奇迹发生在另外一个涨水之夜：这一晚，天降大雨，我再次被莲生的歌声惊醒，打开窗户，借着闪电，看见他正全身上下湿漉漉地守护他的乌托邦——为了菜地里的新芽不被摧毁，他将自己的被褥高悬于树木之上，而他自己，和新芽们坐在一起，放声歌唱，嗓音粗涩，曲调生硬，那些歌词就像是一块块石头般从他的胸腔里迸了出来，但它们又分明像匕首般刺破了夜幕，看上去，全似一个苦役中的小小十二月党人。
我突然感到一阵厌倦，那厌倦只针对我自身：如果我能哭，我就会哭着告诉莲生，其实，我也在漫无边际的鞑靼荒漠中，但是，当我想起荒草、京剧和往事，而你已开始张开了嘴巴，我为什么就不能告诉你，其实，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即使从荒漠逃到荒岛，我也还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每日的写作，无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发呆与痴狂？
是啊，在我们眼前，或有一片荒漠，或有一座荒岛，我们的肉身与心魄只能任由其包裹与浮沉，即使借我们一双翅膀，我们也飞不进豌豆花的花蕾。我们到底能怎么办？卡夫卡说，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海德格尔说，人仅有一个世界是不够的；苏东坡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耶和华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唯有你，我的小弟兄，你说：“我想过了，我要动起来。”
——就是这样，即使在风雨如磐的后半夜，你也可能遭遇自己的定数：它是命定的闪电、歌唱和新芽，它是命定的小弟兄，小弟兄会对你说，我想过了，我要动起来。什么都不要管了，走上去，抱住他，哭出来，因为他是你鞑靼荒漠上的小弟兄。
长安陌上无穷树
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后半夜，我从陪护的小医院出来，都能看见有人在医院门口打架。这并不奇怪，在这城乡接合部，贫困的生计，连日的阴雨，喝了过多的酒，都可以成为打架的理由。无论是谁，总要找到一种行径，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可能是喝酒，恋爱，也可能就是纯粹的暴力。
今晚的斗殴和平日里也没有两样：喊打喊杀，警察迟迟没有来，最后，又以有人流血而告终，这都不奇怪。举目所见：一条黯淡的、常年渍水横流的长街，农贸市场终日飘荡着腐烂瓜果的气息，夹杂着粗暴怨气的对话不绝于耳，人人都神色慌张，王顾左右而言他，唯有彩票站的门口，到了开奖的时刻，还挤满了一脸厌倦又相信各种神话的人。难免有打架、将小偷绑起来游街、姐夫杀了小舅子等等稍显奇怪和兴奋之事发生，但是很快，这诸多奇怪都将消失于铺天盖地的不奇怪之中，最终汇成一条匮乏的河流，流到哪里算哪里。
实际上，当我经过斗殴现场的时候，架已经打完了，只剩下被打得浑身是血的人正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我看了一眼，就赶紧奔上前去，搀住他，因为他不是别人，而是我熟得不能再熟的人。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是医院里的清洁工，打江西来，热心快肠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许多次，我在搬不动病人的时候，忘记了打饭的时候，他都帮过我。
而现在，他已经不再是我平日里认识的他：脸上除了悲愤之色再无其他，狠狠推开了我，径自而去，身上还淌着血，但那血就好像不是他身上流出来的，他连擦都不擦一下。我只能眼睁睁地看他离开，但心里全然知道，这个小伙子受到了生平最大的欺侮，他一定不会就此罢休。
果然，没过多久，等他再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左手右手各拿着一把刀，就算进了医院，他也没去包扎一下，愤怒已经让他几乎歇斯底里，在这愤怒面前，之前围观的人群都纷纷闪避，莫不如说，人们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其实更加期待——殴打小伙子的人几乎都住在这条街上，只要他找，他就一定能找得见他们。
这时候，一声尖利的叫喊在小伙子背后响起来，紧接着，一个老妇人狂奔上前，紧紧地抱住了他，再也不肯让他往前多走一步。但我知道，那并不是他的母亲。那只是他的工友，跟他一样，也是清洁工。这个老妇人，平日里见人就是怯懦地笑，也不肯多说话，我印象里似乎从来就没听见过她说一句话，没想到，在如此紧要的时刻，她却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抱住小伙子，再用一口几乎谁都听不懂的方言央求小伙子，要他不做傻事，要他赶紧回去缝伤口，自始至终，双手从来都没有从小伙子的腰上松开。
我一阵眼热：在儿子受了欺负的时刻，在需要一个母亲出现的时刻，老妇人出现了，当此之际，谁能否认她其实就是他的母亲？
她矮，也瘦，所以，终究被小伙子推开了，但是，小伙子还没走出去几步，老妇人又追上前来，仍要抱住他的腰，小伙子闪躲，但她还是抱住了他的腿，顿时，小伙子翻脸了，高喊着要她松手，甚至开始咒骂她，终究没有用，她好歹就是不松手。这反倒刺激了小伙子的怒气，就拖着她，生硬地、缓慢地朝前走，走过水果摊，走过卤肉店，再走过一家小超市，终于挪不动步子了。只好停下来，低下头，两眼里似乎喷出火来，就那么直盯盯地看着老妇人，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看了一会儿，小伙子丢下了手中的刀，颓然坐在地上，号啕大哭；那老妇人一开始并没有搂住他，却是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碘酒，先擦他的脸，再去擦他的手；然后，才将他拉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轻声对他说话，还是一口全然听不懂的方言。小伙子根本没听她在说什么，只是哭——哭泣虽然丢脸，但却是度过丢脸之时的唯一办法。他的身上还在淌着血，所以，老妇人再没有停留，强迫着，几乎是命令般将他从地上拉扯起来，再跌跌撞撞地朝医院走去。
看着他们离去，我的身体里突然涌起一阵哽咽之感：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将两个在今夜之前并不亲切的人共同捆绑在了此时此地，并且亲若母子？由此及远，夜幕下，还有多少条穷街陋巷里，清洁工认了母子，发廊女认了姐妹，装卸工认了兄弟？还有更多的洗衣工，小裁缝，看门人；厨师，泥瓦匠，快递员；容我狂想：不管多么不堪多么贫贱，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迎来如此一场福分？上帝造人之后，将一个个的扔到这世上，孤零零的，各自朝着死而活，各自去遭逢疾病，别离，背叛，死亡，这自是一出生就已注定的大不幸，但好在，眼前也并不全都是绝路，上帝又用这些遭逢，让我们一点点朝外部世界奔去，类似溺水者，死命都要往更远一点的水域里挣扎，最终，命中注定的人便会来到我们的眼前；如此，那些疾病和别离，那些背叛和死亡，反倒成了一根蜡烛，蜡烛点亮之后，渐渐就会有人聚拢过来，他们和你一样，既有惊恐的喘息，又有一张更加惊恐的脸。
我常常想：就像月老手中的红线，如此福分和机缘，也应当有一条线绳，穿过了幽冥乃至黑暗，从一个人的手中抵达了另外一个人的手中。其实，这条线绳比月老的红线更加准确和救命，它既不让你们仅仅是陌路人，也不给你们添加更多迷障纠缠，爱与恨，情和义，画眉深浅，添花送炭，都是刚刚好，刚刚准确和救命。
就像病房里的岳老师。还有那个七岁的小病号。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两人互不相识，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家矿山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但是，由于那家小学已经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再当过老师了；一个是只有七岁的小男孩，从三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踏破了河山，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踏足过。
在病房里，他们首先是病人，其次，他们竟然重新变作了老师和学生。除了在这家医院，几年下来，我已经几度和岳老师在别的医院遇见，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子，早已经被疾病，被疾病带来的诸多争吵、伤心、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终年苍白的脸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的输液都结束了，一刻也不能等，她马上就要开始给小病号上课，虽说从前她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她却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她甚至要她妹妹每次看她时都带了一堆书来。
中午时分，病人和陪护者挤满了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中最是神采奕奕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她就要拎出许多问题，故意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什么都考。最后，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是有一道神赐之光破空而来，照得她通体发亮。但小病号毕竟生性顽劣，病情只要稍好，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所以，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句古诗词，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
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她罚他背三百遍，也是奇怪，无论背多少遍，就像是那句诗活生生地在小病号的身体里打了结，一到了考试的时候，他死活就背不出来，到了最后，连他自己都愤怒了，他愤怒地问岳老师：“医生都说了，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背这些干什么？”
说起来，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这两场泪水其实都是为小病号流的。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岳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出了走廊，就号啕大哭，说是号啕，但其实没有发出声音，她用嘴巴紧紧地咬住了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面，她没进去，而是扑倒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
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是要教他更多。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要更多。她自己的骨病本就不轻，但自此之后，我却经常能看见她跛着脚，跟在小病号的后面，喂给他饭吃，递给他水喝，还陪他去院子里，采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但是，不管是送君千里，还是教你单词，她和他还是终有一别——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已经决定，要带他转院，去北京，闻听这个消息之后的差不多一个星期，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耿耿难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