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挑了家里在凯旋路的一处房子作为他们的新家。他站在阳台上抽烟，右手边的楼下是一家外墙漆黑的夜总会，天没有黑就已经亮起霓虹灯，急切而真诚地热身，进进出出的那些远看妖娆的女子大概都是来上班的吧。距离略远，他无法看清楚她们的容貌，左边是新华路路口的老旧加油站，几辆同样陈旧的出租车有气无力地排着队。他抬头望过去，正西的方位，中山西路和虹桥路正在交会，那些新盖不久的外表光鲜的大厦近在咫尺，在幽暗的天空下闪烁着象征城市的银色光泽——从未离开过闸北区杂乱里弄的他一步一步走到了此时此地。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将烟头往楼下凯旋路上扔去，去他妈的，凯旋的人可以为所欲为。
再上班的时候他便来了这家银行——这一间支行也是她为他挑选的，吴中路靠近中山西路，从他家走路过去也就二十分钟。他穿着干净挺括的工作服坐在柜台后面，存钱取钱水电煤气费。他数钱的技术一流，这是他在职高里唯一学到的本事，这个无聊的工作非常适合他无聊的性格。周末他们轮流去两边的父母家，用沉默、顺从、微笑努力修补着先前的芥蒂，表面上效果尚可。
一切看起来都很不错。他越来越频繁地去阳台吸烟，看一会儿飞驰而过的电车，看一会儿飞鸟，回头看一眼在厨房做饭的老婆。他有时感到胸闷，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没有困扰。他放了一个有着花鸟图案的烟灰缸在阳台上，像个成熟的业主一样不再往楼下扔烟头。
楼下的夜总会倒闭了，霓虹灯熄灭了，不知道是被查了还是经营失败还是经理跑路了。楼下的夜总会又开了，霓虹灯又亮了，大概换了新的老板新的经理新的一批小姐。外墙这次刷成了粉色，更加直白。门口重新站满了笑逐颜开的男女，放肆的笑声自远处传来。有时他能感到被笑声感染，他们的快活如此真实，他感到意外，但这跟他没有关系。他必须进屋了，老婆在叫他。
他顺从地应了一声，在烟灰缸里捻灭烟头，拉开阳台的门，屋里漆黑一片，只有卧室的门透出刺眼的惨白的光。为什么要在家里装这种管灯？他朝管灯走去，感到小腿沉重。他知道她正在床上等他，嘴里含着温度计，一丝不挂。
她终于克服了羞耻感，变成纯粹而蛮横的肉身，可惜并不具备真正下流的吸引力。她将审美与欲望剥离出身体，只剩下功能性。然而事与愿违，无论如何努力，她还是怀不上。
你怎么又去抽烟了，这样我怎么怀得上？
我只抽了两口，来吧。
软成这样怎么来？
稍等一下，不好意思，马上就好了，可不可以关上灯？
他仍旧温和地应对着老婆的抱怨并会在接下来真的尽可能地少抽烟。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吗？她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吗？
她在转校到职高以前就因故切除了卵巢——她在原本的高中怀孕数次，短期内的频繁流产以及护理不周导致了严重的炎症与并发症。对方家里官做得更大，父亲便只好安排她转学。她是忘了这些吗？为什么还要选日子查体温？还要煞有介事地这般那般？她把十数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花在了这完全无效的挣扎与表演之上，与记忆抗争，浸泡在遗忘里，不知疲惫。又或者这仅仅不过是她表达痛苦或是怀念的方式？而他将始终毫不知情，常常自责，戒烟戒酒，身体健康，逐步升迁。
他有时失眠，她则因为白天吃的各种药物里富含的安神剂而睡得香、呼吸沉重——他便更加难以入睡。他轻手轻脚地起身，随手抓过一件外套穿在身上，选择从小区在新华路上的门出去，那里没有夜总会，整条马路都更安静。
走不多远的弄堂口有个卖馄饨的摊子，摊主是一对老年夫妇，炉子、食材、调料、碗筷、工作用的条案以及客人用的小桌板凳都挤在一辆小三轮车上，夜里十二点过后，他们会骑很远的路到达这里。选择这样的时间工作大概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其他时间他们会受尽永远穿着不合身的制服怎么看都更像是流氓地痞的所谓城市管理员的滋扰、侮辱与损害。
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这样的馄饨摊很常见。他喜欢远远地看着模糊漂浮的灯光走过去，黑夜里冒着大片白色的雾气，用电线吊着的裸露的白炽灯泡发出幽暗的光，随风摇摆。他知道馄饨皮很薄，滚烫的汤上面漂浮着紫菜和小得不能再小的虾米，小时候的美食。但现在只是看看，他晚上不吃东西。
他远远就看到了她，在有了凉意的空气里仍然穿着短裙，套一件看不清图案的毛衣。他正想着有多久没见过她了，她抬起头也看见了他。她微微一笑，怎么是你，你住这附近吗？是啊。他不得不停下脚步，抬手方向感含混地指了指。她仍望着他，他只好说，好久没看见你来存钱了。是啊，我最近换了工作，凯旋路上有一家夜总会重新开业。她也抬手方向感含混地指了指，他点头表示明白。
递进两百存一百六的少女，他很可能是这些年里唯一知道她真正名字的人，他发现自己竟然还记得。她招呼他坐下，他正在犹豫时她对摊主说，再来一碗吧。他抬手摸了摸口袋，尴尬地说，我没有带钱。没关系，我请你，她享受着一种豪爽的感觉。他迟疑片刻之后走过去，在仅剩的另一个小凳子上坐了下来。馄饨皮很薄，滚烫的汤上面漂浮着紫菜和小得不能再小的虾米，跟记忆与想象里的完全一样。
你要加一点儿辣椒吗？好啊。她为他仔细撒上了一层薄薄的碾碎的辣椒皮。他们在幽暗中聊天，一些不重要的话，说说停停，前言不搭后语，好像在等待什么也好像什么也没有等待。想不想跟我回去？我很便宜的，她突然说。他没有回答，他们陷入了沉默。
我很便宜的——她做出如此表达是因为完全克服了自尊心还是自尊心太过敏感的一种保护，他分辨不出。外滩是什么样子的？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打破沉默。你没有去过吗？他机械地回应她。没有，我一直想找到新的工作之后再去，我是指一个新的工作，别的工作，不是指换个地方继续现在的工作。她急切地解释，他点头表示明白。
我从小就喜欢外滩的照片，是因为这个才来上海的，我本来也可以去南方。我喜欢外滩，但现在还不能去，我不想外滩多出一只鸡。他只好看着她继续缓慢地点头，一只做着无谓思考的严肃鸡或是一只好心的想要打破沉默的善良鸡，他在心里想。
虽然他并不太相信她说的但仍然顺着她的意思说，我也不去外滩，十几二十年没去过了，说完便低头喝汤。温度正好，他喜欢这种便宜的零碎紫菜滑入口中的感觉。
是吗？她提高嗓门，看起来正是因为他也同样不去外滩而喜悦，他在认真地思考这其中的逻辑。哦，你没有带钱，我刚才忘了。她像是在自问自答，他抱歉地微微一笑。跟我回去吧，今天我不收你的钱，她再一次享受着一种豪爽的感觉。
他躺在她肮脏低矮的床上环顾四周，一切如此熟悉。空气里有股发潮的霉味，油腻的墙壁与地板让他倍感亲切。几米开外，厕所的门敞开着，她坐在马桶上放肆地小便，哗啦啦哗啦啦，之后站起身径直向他走来。
她是什么时候脱掉裤子的？他想不起来了。你不擦一擦吗？他问她。她摇了摇头，微笑着略带轻蔑地看着他。我去银行存钱的时候你想操我吗？他咧嘴笑了，意味深长地留下一个非常短暂的像是心思被揭穿之后的窘迫感。这果然让她受用，她温柔地笑了。
他叫出了她真正的名字。她稍稍感到意外或是感伤，但没有沉湎。她一步跨到床上，熟练地在他身上坐了下来。他感到床铺以及整个房间都在随着她震荡摇摆。为了不被迅速蔓延的快感过早击倒，他紧闭双唇，用舌尖顶住上颚，望着发黄以及发黑的天花板，就着裸露的白炽灯泡的光线，数墙上的裂纹。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堕落吧。就他平凡的过往与将来而言，他也并不觉得此刻比较更是一种堕落。
童子鸡
童子鸡：1，未成熟的鸡本身；2，处男。
他从浙江乡下到上海来讨生活，家里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姑娘。所谓青梅竹马，不过是同住一个村，两家又都穷到了无法更鄙视对方的程度，门当户对，就草草定了亲。他只在新年的夜里趁黑趁乱狠狠在她的胸口捏了两把，刚刚抓过鸡脚吃的手探进粗布棉袄里去，隔着的还是一堆破棉絮，触感很不真切，而且时间短暂，但分明软软肥肥暖暖的，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但他十分喜爱，从此牵肠挂肚，不再嫌她身长不足一米五自小瘸了一条腿还是斜眼，只想着在上海能够讨到生活，略有积累之后便回去跟她成亲。
他一共见过杜先生两次。后一次只是远远的一个背影，前一次却真切很多，甚至杜先生还对他说了一句话，是无上荣光。地点就在外滩18号后身盛记洋行隔壁的茶楼二层，杜先生带了妹夫和车夫去跟北方来的朋友会面，在茶室里坐谈，他和年长他不多的同伴守在门口，警戒并准备着随时做事。按事先的约定，杜先生如果说要上点心，他们便可下楼去做事，到五条街外的亚洲旅店找北方客人的太太。他和同伴刚刚站定不久，里面话还没讲几句就听见杜先生说要吃点心，看来话不投机。
亚洲旅店算是贵的地方，陈设也讲究，狭窄的旋转门进去，穿过同样狭窄的玄关，里面的大厅突然间变得开阔。昨天初来时曾吓了他一跳，而且他认为这样盖房子就是为了吓人一跳。但今天就好多了，他有了思想准备，对于城市的一切，他还需要更多的学习体会。
他在心里盘算着这里每天的价钱，想这些北方来的朋友，虽然不知道靠什么生活，出手倒是阔绰，不知哪里来的经费。昨天，还是他们俩，跟在车夫后头，毕恭毕敬地送了杜先生的见面礼过来，是锦盒包裹的一只玉镯，十分体面。今天便算是熟门熟路，礼貌的敲门也跟昨天一样——这不是他们乡下人的习惯，他一般死命地用手掌拍。好在他现在只需跟在同伴身后，观察、学习、努力适应，暂时还不用亲手做事。
她开了门，很快认出他们俩来，疑惑但并不警惕地望着他们。同伴便堆着一脸笑容却是不由分说地挤进了门里。昨天送来的礼物现在就戴在她的手腕上，同伴笑盈盈地望着她，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这手镯，之后就伸手抓住她的手腕。在她一脸狐疑的时候，同伴已经示意他做事了。他记得同伴刚才一路上反复交代过的话，齐腕一刀会比较容易，但无法把手镯包括进去，斩断小臂很困难，但可以包括进手镯，同时还能彰显气势，是更高的品位。
所以你要砍小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处，随你高兴，但不要忘了考虑盒子的大小，你还记得昨天那只盒子吗？这很重要。到时候放不进去而需要再改刀是非常困难非常不体面非常不能接受的，不仅你的前途，包括我的声誉也会大受影响。还有，你如果敢一刀正好砍在玉镯上，那么就只能阿弥陀佛了，记住了吗？
刚刚还在想着不用亲手做事，还在暗自窃喜，谁知训练来得如此突然——这一刀便很费踌躇。
在浙江的村子里，亲爱的表哥向他展示过一种残忍的杀鸡方法，随手抓过一只嚣张的公鸡，用另一只手握住鸡头直接将脑袋扯下来。表哥会将扯开来的两部分同时扔到地上任由它们继续，通常身体能坚持得比脑袋更久，照旧用两只脚行走。起初只像是有了醉意，逐步升级后，围着自己的脑袋胡乱转圈，像舞蹈，疯狂而缺乏规律。其他鸡会目瞪口呆地看着刚刚还欺负过自己的同伴，有时甚至会吓到狗。
除了表哥没人赞成这种杀鸡的方式，白白浪费了整管的鸡血。那个年代即便是在乡村也不乏见多识广的长辈，他们表面平静地这样评论，仿佛仅为一管鸡血苦恼，事实上他们不愿跟这个后生起冲突。他们的见多识广只到认清局面为止，他们感到危机，但没有行动的责任感与勇气，没有在事情还停留在鸡血的时候果断结束它，反而被这小摊的血迹惊吓，在绥靖与怀柔中观望，直到无法收拾。
应该在还是鸡血的时候就停下来，结束它。否则，他会用杀鸡的方式杀人，并持续下去。同伴仍用微笑催促他，他知道成败在此一刀，回想着所有那些被表哥扯下的鸡头，挥刀砍了下去。除了落刀的位置差强人意之外，其余零分。
他再用了二十刀才真正切下她包括手镯的三分之一的小臂——多年以后当他对鲜血与死亡都已习以为常的时候，也仍然能记起他此时的模样，满脸鲜血，笨拙地跪在血泊里，身体跟着手臂的动作一起抖动，像是在切割自己。血从残臂里喷出，像极了村里的那些鸡。
方法得当的话就不会如此狼狈，我不是给过你毛巾了吗？声誉已受影响的同伴感到丢脸，说话时不再看他的眼睛。他感到惭愧，对不起同伴，对不起远在浙江的瘸脚斜眼身材不高的未婚妻，更对不起待他亲切的表哥。
回程变得安静，连一贯聒噪的同伴也沉默无语，不知是在生他那一刀的气还是有别的原因，隔着半米的距离，腋下夹着原本是放手镯的盒子，走在他前面。手镯也仍在盒子里，一起放进去的。
他们离开房间的时候，北方朋友的太太并没有死。她不算难看，臀部很丰满，齐肩的短发原本也梳得很平整，穿一件一看就是新做的浅蓝色的旗袍，面料算不上高级货，但也干净整洁。比较扎眼的是脚上那一双红袜子，暴露出她到沪尚不久的事实。现在她就拖着这样一双露出旗袍之外的红袜子，用仅剩的最后一只手抓住他的脚踝，力量惊人。他低头看去，她一脸汗与血，冲烂了厚厚的脂粉，非常难看。
杀死我，她说，求求你小兄弟，杀死我。他听不惯小兄弟这样的说法，现在套近乎未免太晚，昨天不是还在给你送见面礼吗？一定是你男人不知深浅，不懂进退。而且我怎么会是你兄弟呢？他想。对方仍在求他赐死，他扔了手里的刀，竟然笑了。之后就跟在同伴身后出了屋子，留她一个人求死不能。
一路上他都在想自己为什么会笑。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受了刺激，生病了。他心中的快意来自哪里？就像表哥面对自己的鸡的那些笑吗？这跟遗传有关吗？他无法总结下去。他不同情她，虽然只是依令行事，完全不明就里，但他相信杜先生如此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男人犯下错，殃及池鱼再正常不过。可是他为什么要笑，面对着一个断肢的求死不能的女人？求死不能。
现在他当然不会知道将来有一天自己会对这四个字有更深切的理解。作为帮派分子的第一次任务，他伤害的第一个人，一切都不会轻易划过，造物钟爱对称。或许到那时他就会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笑了，眼下的问题是他忘了洗脸，同样魂不守舍的同伴只顾自己走在前面，没能提醒他。
杜先生的妹夫是东洋人，长得白净，表情清淡，喜欢卖弄自己的上海话。此刻背冲着门坐着，他们真的在吃点心，看起来已接近尾声了——大概是他俩耽误得太久了。日本人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瞟了一眼同伴手上拿着的盒子，又分明看了他一眼，心知肚明略微蹙眉。不知是盒子还是他那血水泡过一样的脸让日本人厌恶，他很快转回了头。
北方来的朋友迅速崩溃，不再撒谎，招认了一切。杜先生猜不透他还有多少党羽在城里，只说了句我打发人送你到火车站去，请回北方吧，便起身告辞，向门口走去。他俩赶紧低下头，杜却在他眼前停下来，他不敢往上看，低头只能看到杜先生的鞋面。
鞋面说，去把脸洗了，记得不要再这样了。他急忙对着鞋面点头称是，头快要磕到了鞋面上，鞋面旋即消失。第一次见老板就被批评，他大概只能混混日子了，升迁一定无望。他感到自己离那只不知有什么用处的软软肥肥暖暖的乳房又远了一些，他感到懊恼，悔不当初。
这是他第一次坐汽车，他学着不知从哪里看来的样子为同伴拉开后座的车门，请他上车，同伴往后座看了一眼，站在车前犹豫。我想看风景，同伴说完自己坐到前排去了。你老家在哪里？同伴在看了一会儿风景之后问他。
我是浙江人。
浙江什么地方？
萧山。
萧山哦，来上海干吗？
世道不好，想来上海学做生意，赚点钱。
成家了吗？
还没有。
相好有吗？
有啊，有个相好，在老家，对我特别好，我准备一赚到钱就回去跟她结婚。
弄过吗？
弄什么？
操逼啊。
没有，只拉过手。
要死啊，还是个童子鸡啊。你几岁了？
到下个月刚刚二十岁。
要死啊，这个事情大了。我告诉你，我有一个表哥，搞医的。
是吗？我也有个表哥，养鸡的。
谁管你的表哥，我搞医的表哥告诉我，二十岁之前，你的东西一定要拿出来用一用。
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东西，你还能有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啊？
鸡巴。
否则呢？
否则以后就不好用了呀。
胡说八道。
什么胡说八道，人家是名医好吗？你去浦东打听打听，一整条街的牙齿都是他拔的。
他是个拔牙齿的啊。
这不是一样的吗？只要他的话讲得有道理不就可以了吗？又不是让你天天去弄，二十岁之前只要你用过一次，整个人的经络就通了，以后就都好用了。
你用过啦？
我去年就用过了，这个事情，会上瘾的，只要弄过一次之后，就会一直想要弄。
我不行啊，我不是有个相好吗？在乡下。
要死了，你都快二十岁了，再不用以后就……你现在用了，不也是为了她舒服吗？她会体谅你的啊，真是没用。这是个什么地方啊，你又开错道了，你也是童子鸡啊？
同伴数落着司机不再理他，他感到有人一直在盯着他看，扭头看过去。他知道同伴为什么不愿意坐在车后了，北方朋友的头被打破了，淌了一身的血，双手被向上反绑在脖子后面，虽然脸已经肿得看不到眼睛，但确实正在盯着他看。他怀疑是否自己的脸没有洗干净，但分明照过镜子了。老东西大概在恨我砍下他女人的手，他想着也就毫无惧色地看着他。大概是盯着上瘾，车停下来了也不为所动。
愣在这里干什么？帮忙呀。同伴已经站在车边催他，他这才推他下车，从车前绕过，押着被绑缚的北方朋友离开马路走向路旁的田野。这里原本是田野，民国二十一年打仗之后就荒废了，做事的好地方。他俩今天早上天还没亮就来挖好了坑，其实是他一个人挖的，同伴一直袖着手抵御早上的严寒。现在他也还是袖着手，从后面当腰一脚将北方朋友蹬到坑里，自己也险些摔倒。
同伴刚平衡好身体就示意他埋土，他就拿了铁锹准备铲土。北方朋友倒在坑里却仍盯着他看，他一激动自己跳进坑里，你看我干什么？他问他。北方朋友的官话字正腔圆，我有个儿子，跟你一样大。他领会不了他的话，也懒得深究，回头看一眼同伴，抓起铁锹奋力拍了下去，一下又一下，直到再也听不到铁锹撞击骨头的清脆声响——拍在肉泥上混沌不清的动静，像是那种在厨房经常能听到的声音，他感到厌恶，扔了铁锹。
今天一天都不顺利，从倒霉的那一刀开始，到杜先生的批评，再到刚才童子鸡童子鸡地说了半天，他大概是需要发泄。但如此暴虐几乎吓了他自己一跳，或许得不到的性让人内心烦躁，或许因为刚才的嘲笑，他想要考验自己残忍的限度？同伴故作镇定地把他拉出坑外，忍不住瞟了一眼坑里的肉泥，再也无法掩盖内心的激动澎湃。
要死啊，你个童子鸡。看不出来啊，你将来会是做大事情的人，开苞的事，我更要给你搞定。老东西刚刚在坑里跟你说什么？
他说我是童子鸡。
同伴愣住，无法分辨他是否针对自己。你一定很累了，我来铲土好了。他也不拒绝，站在一边看着同伴埋坑。短期来看，这算是扳回一局。他从此顺风顺水，此后命运的关键点，也都在此时铸就。
再见到杜先生是杜去妹夫的日本餐厅吃饭，不知何故戒备得比平日严谨，他们一群马仔在离餐厅不到一个街口的小巷里警戒。他记得天气很冷，那一段时间风言风语，说是日本人的军舰已经开到了吴淞口，靠近虹口的市面天一黑就变得十分萧条。同伴鬼祟地往他手里塞进一把钥匙，在耳边叮嘱了地址让他记牢。他大概猜到了是要去做什么，但仍忍不住细问，同伴故作神秘，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随后呢，他仍想得到一些哪怕是简单的指导。什么随后啊，随后你就会发现之前都是白活了。他便把钥匙紧紧地握在手心，于同伴这是实现承诺，于他则是通向自由或枷锁之路。张先生的人马很快就到了，早已待得十分无聊的同伴十分雀跃。自己人来了嘛，他的短句还没有说完，对方就从车里开了枪，拿着机枪对着他们扫射。好在反应是快的，要死啊，这次是真的要死啊，快跑，你个童子鸡。同伴转身对着他喊，表哥说了，苞都没有开过就死的话将来是没有办法投胎的。喊着让他快跑，却一把将他扑倒在地。
他是有意为他挡住子弹吗？为了他不至于没办法投胎？他会在将来时常想起，时常想念，但现在他顾不上思考这些，分明感到身体正在轻易地接住子弹，像无数拳头同时打过来。在不知是受伤失血还是惊恐引发的休克到来之前，他只是在想，张先生不是自己人吗？他不是二哥吗？他们不是兄弟吗？
等他醒来的时候周围鸦雀无声，有什么东西在一直流淌，分不清是谁的血或者只是夜里下起的雨。他感到了重压，努力睁开眼的同时看见了同伴的脸，上半部分打烂了，只剩下比较完整的嘴。喋喋不休的嘴，此刻仍挂着像是感到滑稽的浅笑。他无法动弹，只好再躺了一会儿，伤口的地方渐渐变得敏感，能够感知到寒冷。他必须起身。
他手脚与身体并用，终于使高大的同伴的尸体滚落到一边，用很长时间坐了起来。他缓慢地扭过脸去寻找同伴，挪过身体，用手触碰他头部以外的地方，虽然脸打烂了，但倘若一息尚存呢？他碰到他的身体，真的已经死透了。他从死人堆里爬起来，不知道该去哪里，沿着暗处的墙根往前挪动了很久，回头却仍能看见同伴的尸体——他挪出了不足五十米。
他感到自己已濒临极限，有了放弃的想法。困意马上袭来了，这是死亡的征兆。他犹豫着是否再挪回去，回到同伴身边，躺下去，好好睡上一觉。没有办法再投胎，他想起了同伴的遗言。这才想起他早在挡子弹之前已经为他安排好了去处，四马路三十八号二楼，手脚正常的话不算太远，钥匙在他手里。但首先他必须跨过眼前的道路，艰难地前行。他一定认为这是这辈子最长的一条路，最黑暗的一个夜晚，然而并不是——他活得长久，作为这群人中的最长寿者，卒于1968年10月。现在的一切都还只是起点。
整条四马路上住了很多鸡，与老派的方式不同，这里没有酒席烟榻与饮茶，没有定制或是推销上门的细软首饰，这里是单纯的皮肉营生，一手交钱，一手宽衣，讲求效率的一次性消费居多，是更靠近现代化的卖淫方式。女孩们自然谈不上什么教育，也服务于更市民化的阶层，往还最多的无非小买卖人、包工头、职员、公务员以及时下方兴未艾的各种革命者。
她等到很晚，他迟迟不来。她想估计这童子鸡临阵逃脱了——她不喜欢接待没有经验的人，受不了这种童子鸡，一惊一乍的，而且手脚没个轻重。反正钱她已经收过了，不来最好，最好不来，她就这样轻松得意地睡去了。
身为凡人她自然无法感知此时此刻发生在几条街口以外的变故将会对自己造成的影响。第二天早晨她躺在床上就看见门口的椅子上坐了一个人，她不害怕，出了事可以去找老张。老张是常常光顾四马路三十八号二楼也分不清是哪一派的革命者或只是帮派分子。她从床上下来，走到近处去瞧，人死了，手里拿着她的钥匙。
短命鬼，死在来嫖她的路上，她感到晦气，同时也不喜欢自己的钥匙被死人抓在手里，所以决定先从他手里取下钥匙，然后去找老张。老张会打发人过来搬运尸体，冲刷地面，他几乎就是干这个的。她弯腰低头，尽量不碰触到他。拿到钥匙时，他抓住了她的一根手指。
原来还没有死透，他喉部有细微的动作， 她受到惊吓，紧急扭头看向墙上挂着的一个小小的木头十字架以稳定情绪。那是去年来上海等着坐船去日本留学的一个山东学生送给她的礼物，看上去是典型的书生模样，而且年轻，对她而言属于难得的优质客人。
他很健谈，完了事也不肯下床，大概实在没什么事做。后面没有客人在等，她也就由着他，两个人在她的小床上混了一下午。他满嘴的大道理，像是个有抱负的人，她听不太懂他的话，只是奇怪为什么各种各样的人，看上去差别再大，却都心怀理想。
她仍旧感到费解，“那是不是就像男人穿着衣服的时候虽然大不相同，脱掉之后都是流氓，人人都是流氓？”她问他。他便觉得她聪慧可爱，更加不依不舍，走的时候在包里掏了半天，她以为他良心发现，要加钱给她，他却掏出这么个木头十字架，煞有介事地用油布纸包着，说是山东老家祖上传下来的，本打算陪自己东渡，现在送给你。
他郑重地帮她挂到墙上，请她保重，说是学成归国再聚，随后绝尘而去。现在她看着她的十字架寻找答案，十字架说，见死不救是不好的。那就好歹帮他把脸擦干净，给他一点水喝，也算对得起有人帮他付过的嫖资。她便把毛巾泡在温热的水里，拧到半湿不干去擦他脸上的血。干在脸上的血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擦，然而，真是英俊的脸。
接下来，日本人真的南下了，他们正式攻打上海，拉开了亡国之旅的序幕。上海市面崩塌，很快连租界也不再安全。四马路的生意虽然受到了影响，但并不致命，甚至在两次空袭的间隙里也有客人冒着生命危险上门，可见性真是神奇的事物。
每有客来，她便用一把专门为他改制的带着四个木轮的椅子将他推到屋外，在本就狭窄的楼梯拐角暂放。他伤得太重，虽然已经过去四个月，但仍然十分虚弱，所有机能都还在等待恢复。每位客人必要从他身边跨过一步才能抵达门口，在嫌弃的眼光里，他是一个碍眼的废物。
你门口是个什么破烂东西嘛，怪吓人的，有客人在她开门之后会问。哎呀，乡下的表哥，来养伤的，她回答。这年头还养什么伤嘛，死掉不就太平了吗？门关上以后他也仍能听到他们的对话。是啊是啊，可不是吗？我帮你脱衣服，她殷切地应付着。
她原本想把他放到远些的地方，但搬他下楼再上楼这样的气力她实在没有，而且楼下很阴，风也大，放他一个人也不太安全，只能作罢。他的两只手臂都还抬不起来，脖子也无法转动，所以有时完事后推他进屋的时候能看到他掉眼泪。她本想装作没看见，又心疼他，又怕眼泪流到伤口上，便拿了自己的手帕去给他擦，擦着擦着，自己也哭起来。她跟他一样难过。
自打他来，到狗日的日本人打进来之前，她已经刻意减少了客人的数量。刚开始的一个月里，因为他实在难以照料，她一次生意也没做。她仔细计算着这些年来拼凑积攒的那一点可怜巴巴的散碎银两，如何应付日常消耗以及给他买药请大夫。她想着等他伤好以后，如果肯要自己，就跟他去做别的随便什么事，做什么都可以，哪怕是回到让她受尽白眼的江苏老家也可以。
她每天拜托自己的十字架，让他尽快好起来。她每隔几天拜托自己的十字架，“让他好了以后不要不要我。”结果没多久狗日的日本人就打进来了，什么都涨价了，饭可以少吃，可是药没办法，大夫现在上门都是头顶着满天炸弹，涨钱也好，不肯再赊账也好，都是合理的。
那些承诺过她，本以为真正关键时刻来临时，可以托付可以有所依靠的人，日本人一打进来，刹那间就全躲起来消失不见了。即便日本人没来的时候，在他来了之后，她也尽力回避着老张这样的熟客。
她真正无法再做生意是在跟他做了以后，那时上海的战事渐渐平静，他也渐渐好了起来。她顾不得思考日本人转身又去了南京这种严肃的大事，久经压抑的心情感到喜悦。这是她第一次不收钱跟人睡觉——他自然是毫无经验，十分笨拙，身体上对她而言确实没什么存在感，但她找到了另一种喜悦，头一次感到心甘情愿。而且她相信熟能生巧，何况还有她这么专业的老师。
她又去拜托十字架，都是些新鲜的愿望。但首先要解决的，是她无法再做生意的问题，思来想去，只能想到日本人前脚离开上海，后脚就紧跟着重现上海滩的老张。她把自己打扮起来，瞒着他去找老张。她心情欠佳，怎么打扮都还是憔悴枯萎，但老张毫不在乎，一进屋就把她扑倒在床上。有求于人，她只能由着他，一下午做了四次。
老张的性欲还真不是一般的强烈，她偶尔演一演，但多半都在看天花板，心想好歹最后一次了。老张出手倒是阔气，她说完想法，老张从床上下来，拉开抽屉，大手一扬，钞票纷纷撒落在她一丝不挂的身上。这么多钱，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她也就装出麻木的样子，对老张的鄙夷与愤怒视而不见，坐起来一张张地数钱，之后一副拿了钱心神不宁一心想出门的样子。她心里有笃定的人选，他侮辱不到她。
老张大概真的多少感到了刺痛，刺痛过后，态度和缓下来，说，这种小年轻可能靠不住，你这么用心的话将来怕是要吃亏，哪天情况调转过来，我看他未必能如此待你。她没有说话，心里自然也是茫然一片。她当然知道风险，可何处是没有风险的，靠得住的男人又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她喜欢他，看见他就高兴。
她知道他也喜欢她，虽然他暂时还不能表示什么，但她能看懂那双大眼睛。老张看着她，大概也想她宽心，说，有事还是可以来找我老张。她谢过他，终于出了屋子。来到街上，民国二十七年年初的上海异常寒冷，她急匆匆地赶路，心想再也不会见老张了，虽然并不恨他。走着走着，想到家里终于有个等着自己的人，心里生出轻快，再不堪的街市对她也毫无影响了。
他终于完全恢复了，他们便各坐桌子的一侧，在挂着十字架的墙壁下真正过起了日子。她有时跟他逗嘴，说你该回去了，你老家不是有个相好的吗？你回去找她结婚呗。
我不回去了，说过多少次了，什么相好，我早就忘记了。
你现在伤也好了，还一直住在我这里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上瘾了，一直想弄，我离不开你了。我不会一直白弄的，一会儿就出去找工作，赚钱。
外面都打成这副样子了，哪里还会有什么工作？
总归会有事情可以做的，我去工作，总比你做事情好，你再也不要做事情了，我养你。
哪怕只是说说，对她也足够了。但市面实在萧条，生计艰难。回顾起来，在一切刚有起色渐入正轨，难得的新秩序正要建成的时候，日本人来了，劫数一般。日本那一整代或是几代人造成的伤口永远不会愈合，忘记尚且无法做到，所谓原谅是无从谈起的。她为他总是找不到工作发愁，城市里的通胀像一个大家刚刚开始熟悉与领教的噩梦，老张给的那些钱原计划可以花一年，现在才过了一个月就所剩无几。她只能在重操旧业和别的不多的办法间做出选择。刚刚以为这辈子再也不必见老张，现在却不得不又去了他的屋里。
还是下午，还是四次。她心里不是滋味，但老张同意帮忙，让她明天下午领他过来。第二天下午她领了他到楼梯间，让他自己上去，她不想跟他一起进老张的屋子。她看着他上楼梯，看着他敲门，听见老张的声音说请进。
这种房子原来这么不隔音，她感到诧异，想起他之前在楼道里度过的那些时日，大概什么都听见了。他一定什么都听见了，那些不堪的声响与对白，她想。有一天他会嫌弃我的，她手足无措地靠在阴暗的墙角苦恼着，而领他来见老张这样重大的决定却被这些感伤的情绪一笔带过。她对接下来的变故浑然不觉，毫无预见，一切也没有征兆。
你老家是哪里的？老张请他坐定，没有什么客套，直接问他，他则有一点走神。
我是浙江人。
浙江什么地方？
萧山。
到上海来做什么呢？
世道不好，想到上海来学做生意。
多大了？
刚刚二十一岁。
成家了吗？
有个相好的，我准备一赚到钱就跟她结婚，只是现在，世道不好。
老张看着他的脸，一点也不相信他真的会跟她结婚，但这不重要，他关心的是别的事，他往前坐了坐，离他更近了一些。
小兄弟，你听我说，现在这个世道确实不太好，兵荒马乱的。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些都是表面的，暂时的——你杀过人没有？
杀过，他说。而且我杀的那个人样子和你很像，他差一点脱口而出。确实很像，老张的穿衣打扮，举手投足都像极了北方来的朋友，他在刚才进屋之后为此走神恍惚了很久。是因为他们都长得差不多吗？没想到当初在坑里拍出那一堆肉泥还能派上这样的用处。
他便开始为老张做事，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此后多年，当他的同乡或是前辈为了存亡拼尽全力时，他躲在城市里，依照老张的指示做着一些自己也并不真正理解的坏事，若干年后才算领悟过来。而当他们工作日益繁重，需要新的人手时，他想到有一个人会和老张合得来——他将表哥请到了上海。
老张讨厌表哥的粗俗，无奈缺少打手。很快表哥就在上海因无端却常常有效的残忍暴虐成名，不久被老张的更为神秘莫测的老板看上，要调他到北方去。这其实正合老张的心意，他早已不喜欢两个表兄弟同时在自己身边做事。老张打了报告去上峰处游说，说上海于国内之重要，得一人才之不易，如何一日不能无此人云云。对方接报后果然立即回电，请他体恤中枢，让要的人即日赴北方，同时会拨来款项多少多少以供兄弟运筹等等。
表哥便去了北方。妈的，北方，他对北方的唯一领悟只来自被他亲手杀死的北方朋友——他对北方有不好的记忆，对表哥的北方之行也有不好的预感，但什么也没说。民国三十二年上海的天空阴晴不定，虽然日本人明显步入颓势，但局面却并未改善，似乎还显得更糟，一切都更加纷乱复杂。
这样的纷乱复杂又持续了两年，气氛越来越诡异，就这样到了民国三十四年，日本人走到了尽头。上海一片欢腾，他穿过庆祝的人群，突然想起杜先生的妹夫，那个喜欢卖弄上海话的日本人。他的上海话确实比大多数成年后才来沪的哪怕是江苏人浙江人都说得更好，他看起来不像是个贱种，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蒋先生在电台发布了简短的胜利演讲。蒋先生说，正义必将战胜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证明。正义真的存在吗？他坐在桌边，坐在她的十字架下听着收音机想着。他没有喜悦，老张也没有。在老张的内心深处，他感到现在的时间不是最理想的，略早了一点。
老张近来频繁地离开上海到苏北去，到皖南去，并未带他同行。他隐约感到要发生什么，但福祸不知。看到他这样心绪不宁，她有时会壮着胆去问，他当然什么都不会说，她能懂什么呢？他想。她便也变得敏感，变得福祸不知，除了忐忑度日，还能做什么呢？和从前一样，她只好再去求助十字架。
十字架的魔力是从1946年开始逐渐消失的，随着他的地位越来越高，终于把对她的嫌弃表现了出来。虽然他认为自己内心也痛苦纠结，但这不过是演给自己看的。他对她冷淡，偶尔对她发火，但此时还没打算弃她而去，他忘不了过去。
这一年他跟一个北方女人上了床，作为女人，她实在乏善可陈。她留着齐肩短发，膀大腰圆，让他想到了老家的矮婆娘。她脚上竟然也是双红袜子——老张长得像北方客，这位又穿着红袜子，他思索着这里面的联系或者没有联系。
她耻笑他，你怎么能跟只鸡在一起呢？她问他，你家里那只臭鸡美不美？他稍稍点了点头。她从床上一跃而起，你觉得我长得很丑对不对？他没有回答，她光着屁股从床上起来，去破烂五斗柜里拿出一把枪，走到他面前拉起枪栓。他以为她会一枪打死他，但她走到窗口，打开了窗户。
你现在过来指给我看，说哪个是美的，老娘一枪打死她你信不信？他当然相信，这算不了什么。她手握钢枪在窗口继续看了一会儿，大概觉得哪个也算不上好看，哪个也不配她开枪，便消了气走回床边。
智慧与道德都是上古和远古的事，我们仍身处争于气力的今世，那就去他妈的吧。他终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四马路。她独自一人，面对着她的十字架，心想鸡终究是鸡，这九年不过梦一场。她想起了老张当年对她说过的话，自己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
她的梦魇终于站在眼前，可是天并没有塌下来，至少她确定自己不会去死，自暴自弃中重拾旧业恐怕是现在最合理的选择。虽然她比从前更放荡，却再要不上从前的价钱，她并不在乎，不过是为了一口白米饭。她的十字架仍然陪伴着她，亲眼见证过她的灵魂如何找到接着又如何失去的十字架静静地挂在墙上的老地方。即使到了现在，她仍然信任它。
直到四年之后的一个深更半夜，她的房门突然被一群人踢开，几十个壮汉冲进了她的家。这是哪年哪月也没有发生过的事，她穿着睡衣被人直接从床上拧起来，虽然毫无反抗能力，但他们仍反扭着她的胳膊将她架下楼。他们在楼梯上跳着，她的头在身体的最前部，几乎贴着地面，常常撞上，像一架俯冲坠毁前的飞机。
他们唱着跳着笑着，他们又唱又跳又笑——她被扔进一辆挤满了人的卡车里，来人砸烂了家里的一些东西，包括她的十字架。现在，她真的是孤身一人了。
他没想过这辈子还能见到黄老板。那是1951年的冬天，经过多年的秘密工作之后，他奉命再回街头，去观察此时复杂的市井，并在必要的时候，在混乱蔓延之前，给予干预疏导。此时的他被赋予惩戒的特权，又是初冬，类似他多年前往返于茶楼和亚洲旅店时的天气，或者还要再冷一些。
他穿了一件军绿的上衣，戴着同色帽子，那是老张再次新婚的更年轻的太太刚刚送给他的礼物。他背着手在静安寺周边的马路上踱步，这是他新学的走路方法，腰板挺直，目不斜视，表情严肃，像威严的鸭子或鹅。所到之处，识相的人都恭顺地退至一边，用心感受他一脸的冷酷。
他在街角倒马桶的地方远远就看见了黄老板，一身粗布棉袄棉裤。他上了年纪，看上去与死人无异。他感到不安，当年毕竟拿过他家的工钱，心里像是矮了一截。他本能地想要回避，忘了黄老板才不会见过他这样的事实，别过头转身向相反的里弄走去，走了半截想想不对，于是转身走回去，走到更近的地方对着黄老板。
他抬头看了他一眼，并没有特别的反应，他原本就没见过他，并不认得，便低头继续摆弄他的粪桶。他看得讨厌，扬手将还剩下半截的香烟弹到了粪桶里，升起了难以察觉的一点儿奇怪的烟。黄老板并无表示，茫然地看他一眼便挑起粪桶走掉了。看着黄蹒跚的背影，他相信自己真的出息了。
他还碰到过其他人。也是在这个路口，一辆绿皮卡车拉着等待处置的鸡从眼前经过，他看到她在车里，愣在原地。
1946年以后他就没再见到过她，也不常想起。她发型变了，与其说是剪了头发，不如说是头发被成片地连根扯掉了。她和其他鸡挤在一起，脸上有淤青，大概常常被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