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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钞者——中央银行如何制造与救赎金融危机》徐瑾 著
简介：
《印钞者》立足于金融常识，通过一系列财经事件和人物，描绘了17世纪以来的中央银行和经济发展的交融互动。这种纵横交错离不开其滋生的土壤以及背景，从中亦可一窥金融历史的进化之旅，甚至国家文明兴衰失败的暗涌脉络。
在《印钞者》中，作者指出，金融危机是信用经济的固然产物，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一样难以回避。我们不是在面临一场危机，就是走在一场危机的路上。也正因为如此，了解你的对手是谁、它如何形成、如何作用于现实经济，在当下也无比重要。
金融的本质是什么？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资本在不同时空的置换交易背后，金融的本质在于合作，对于经济发展，这种人际合作秩序的拓展必然依赖经济的效率的提升，其背后伴随着人性百态，其中亢奋与胆怯也构成经济周期的繁荣与萧条。
金融不断进化的过程，也催生了人类社会诸多变化，大到帝国兴衰，小到个人贫困。
而金融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一方面可以催生现代纸币与中央银行，促使了前工业时代英国的崛起，现代金融市场的繁荣，以及奋斗期间的个体的财富荣誉；另一方面，这种提升鼓励冒险，其后果并非均匀分布，因此带来了现代时代的大萧条，甚至2008年金融危机，再到欧债危机，再到中国。
金融进化之中，“印钞者”中央银行是不可不谈的话题，从最早的瑞典央行到英格兰银行，再到美联储与欧洲央行，甚至中国央行，全球央行与金融危机的博弈与互动，某种意义上构成金融市场乃至社会制度的过去与现在。金融进化从国家到个人，其优点和短板都在体现。除了监管者与资本市场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猫鼠游戏，更在于社会个体在经济博弈之外的调节与合作。
我们不仅要知道过去，还要了解过去
向后看，就是向前看
目录
绪论 大历史中的货币之手
第一部分 18世纪：中央银行vs争霸欧洲 从帝国战争到英国突围
国王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
1720年：南海泡沫与约翰·劳
从银行券到纸币
第二部分 19世纪：金融革命vs英国崛起 1825年危机：英国历史上的“钱荒”
金块辩论：货币主义vs凯恩斯主义
英镑与金本位
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
大英帝国四角关系
金融背后的制度变迁
弗格森：感谢大英帝国
第三部分 20世纪：大萧条vs对抗危机 1929年崩盘：盛衰极限
罗斯福新政：恐惧与自由
大萧条：事实与神话
中央银行家：毁灭与救赎
从白芝浩到伯南克：最后贷款人
第四部分 迄今为止的21世纪： 全球金融危机vs债务狂欢幻灭 Ⅰ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Ⅱ 欧债危机
Ⅲ 后金融危机的中国与世界
尾声 审计中央银行
后记 我们都在经历历史
主要参考资料
中央银行应该扮演经济繁荣的刹车角色，就像当派对进入高潮要取走大酒杯一样，免得玻璃碎片满地，一地鸡毛。但当金融恐慌气氛蔓延，流动性开始消失，中央银行应该起到加速器的作用。
——美国前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1]
关于美联储措施会导致通胀风险的担忧，有“过度”的成分。外界有个迷思，认为我们所做的就是在印钞票。我们不是在印钱，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广义货币供给并未大幅增加。我们是向各国买入财政部债券来降低利率，以此刺激经济更快增长。
——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2]
[1] 《压力测试》p79 第四章，盖特纳著，益智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3月。
[2] 伯南克2010年接受《60分钟》采访。
绪论
大历史中的货币之手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投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一
“为什么没人预测到？”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时，如是反问这家诞生过经济学家哈耶克与科斯、哲学家波普、投资家索罗斯等人物的经济名校。事后，不少回复纷至沓来，从技术官僚到政治人物都入选预测行列，甚至教皇也在其中。
随着美国经济进入大缓和阶段，经济学主流状况对于宏观经济学表示满意，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的主要贡献者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理性预期学派大师罗伯特·卢卡斯，要么发表论文表示“宏观经济学的状况很好”，要么表示“防止经济衰退的核心课题已经攻克”。至于以研究大萧条出身、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即使在2007年也仍旧表示次贷危机对宏观经济不会有显著影响[3]。
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Economist）就曾发问“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what went wrong with economics），宣称经济泡沫的破灭之后，终于轮到经济学学科的泡沫破灭。而转行专栏作家的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更是对上述几位同行极尽刻薄[4]，至于神奇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则表示自己40年的理论系统在金融危机的那个夏天崩溃了[5]。
经济学家怎么了？公允地说，明斯基（Hyman Minsky）等非主流经济学家很早就已提出对于债务的警告，而少数主流经济学家如现任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在2005年也对金融创新发出预警，但一方面这多是局部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当时学界层面很难形成主流观点，在大众层面传播影响自然远远不如主流经济学看不上的“末日博士”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伯南克2010年在一次演讲中总结，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没预测到此次危机的时间以及严重程度，此前的预警只是指出孤立问题，但最终导致这场灾难性危机的正是一系列复杂联系。[6]
金融危机影响每个人，更进一步讲，预测危机失败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事情。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莱昂内尔·巴贝尔也撰文自问：“财经媒体为何没有预警金融危机？”
大家都应该反躬自问：金融危机如何形成？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否可以避免？中央银行在其中是否应该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金融市场是否还在有效运行？市场假说还能成立吗？谁又来监管市场监管者？金融业对经济增长是利是弊……这些问题促成了本书的写作。
分析现实经济，数据、逻辑、历史三者皆具最佳，谈数据和逻辑的人已经不少，但是涉及历史的人相比较很少，尤其是金融史，历史和金融两个门类近乎老死不相往来，稍好一点也是顾此失彼。本书是一次尝试，我希望从历史观照真实世界。
二
本书立足于金融观念的进化，展示金融世界在过去三百多年的变化主线，在金融危机与中央银行两根交错的主线下，泡沫与理性的反复博弈也促成了金融市场的不断改进。全书分为历史与现实两个部分：历史分三块，17世纪英格兰银行的诞生与成长，19世纪的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探索，20世纪大萧条的影响；现实部分也是三块，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以及关于中国现状分析和未来展望。
先看历史，荷兰是17世纪欧洲金融业的先驱，甚至当年荷兰郁金香泡沫也成为现代金融危机的先驱。然而，对应17世纪的巨变，最特别的产物却是三家机构的诞生：从阿姆斯特丹1609年的威瑟尔银行到1656年的瑞典银行，再到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
18世纪是英国崛起的时代，金融创新与各类泡沫并存，也是英格兰银行立稳脚跟的一百年。货币战争鼓噪之中，中央银行分外神秘。作为银行中的银行，中央银行直到今天仍旧决定着金融世界的方方面面，很多我们习以为常之事，其实是历史层层累积进化的结果。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成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曾经被冠之以“堡垒中的堡垒”，其诞生亦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金融创新。那么，这座“堡垒”是如何平地而起的呢？战火中诞生的英格兰银行如何改变了世界？现代纸币如何在银行券中诞生？
任何历史大事件背后都有隐性的金融之手。从金融而言，18世纪之前的世界并非一张白纸，但那时只是现代金融的胎动阶段。17世纪是人类工业化萌芽阶段，更是现代金融的根源。工业革命之前，先有金融革命。18世纪的金融焦点已经从美第奇家族的意大利、郁金香狂潮的荷兰，转向西欧尤其是英国。金融大爆炸也滋生各类投机，比如1720年的南海泡沫，从疯狂追逐到一落千丈，从名流政要到普通民众都牵涉其中。
南海公司的陨灭对应着英格兰银行的成长，这不仅意味着现代中央银行的成熟，还意味着金融观念完成现代进化的第一步。这点发生在国家层面，通过赋予中央银行发钞权的同时，隔离其与王权的关系，进而区分国库收入与国王财产，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更进一步来讲，英格兰银行为英国的崛起奠定了金融基础。
到了19世纪，金融史重点仍旧在英国。英国在16世纪还是一个毫无冠军相的欧洲国家，却在18世纪领跑，19世纪崛起登顶。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创新，其中金融创新功不可没。经济的扩张意味着各类金融创新的兴起，也意味着这是一个各种危机丛生的年代。
1720年南海危机之后一百年，英国在1825年再度爆发危机，这甚至被认为是英国第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发端正是从货币开始，股票下跌，多家银行倒闭。英格兰银行同样深陷危机，却也开始直面其作为中央银行在危机中的责任。争议一直存在，1810年“金块辩论”可见日后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争的影子。
英格兰银行在19世纪的诸多贡献，对应着19世纪的诸多金融创新。英格兰银行一方面挺过1825年、1847年、1857年、1866年等危机，另一方面也在探索从一家私人机构到中央银行之路，其中有什么经验与教训？
英格兰银行对近代英国乃至世界都有独特贡献。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从制度角度强调了英国制度设计中由征税机构、中央银行、国债市场、议会组成“四角关系”的优越性：首先，专业的征税官僚机构使得国家财政征收得力，优于法国的包税人制度，这也衍生了优秀的教育制度；其次，纳税人通过纳税来换取立法权，介入了国家预算各个环节，这无疑促进了私人产权的保护；再次，国债体系使国家开支稳定，不会因为战争而骤然变化，甚至掠夺民间，债市的活跃最终也催生资本市场的繁荣；最后，则是中央银行通过管理国债发行、征收铸币税，中央银行衍生出汇率管理、最终贷款人职能。
说完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视角转向20世纪的美国。某种程度而言，金融危机是一种“富贵病”，或者说是“现代病”，往往只有建立了现代金融体系之类的国家才会出现这类症状。金融危机袭击荷兰、英国等国之后，也光临了美国，随后还冲击了拉丁美洲、亚洲等地区。随着美国在世界的崛起，美国在1837年就曾经发生一次恐慌，随后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都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危机，多数源自银行机构，最后造成银行大规模倒闭。
美国爆发如此之多的危机，除了经济勃发，更大原因在于其长期没有类似英格兰银行的金融机构，自由放任并不总是最佳选择。进入20世纪之后，建立中央银行的呼声开始逐渐变大，美国1907年曾有一场大面积危机迫在眉睫，当时美国著名金融家摩根出面，以个人威信力挽狂澜，帮助金融市场渡过危机，避免重蹈1893年覆辙。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扮演了中央银行的角色。
危机改变世界，美国各界终于达成妥协。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案》，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该法案，宣告美联储成立。美联储成立不到20年，美国就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大萧条来临，美联储准备好了吗？应对好了吗？
与此同时，全球化也意味着金融危机的全球化。随着美国在世界经济权重的上升，其国内金融危机也开始席卷全球，1922—1929年的繁荣投机导致泡沫投机毁灭，最终1929年大崩溃成为改变历史的重大时刻。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这也伴随着现代经济的繁荣，现代经济蕴含的波动开始不断呈现，影响全球最深的危机都来自美国。无论1929年大萧条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都在拷问金融进化的速度。
从金融进化角度，大萧条奠定了中央银行的地位，使得其不再安于稳定汇率与通胀，而成为危机中的最后拯救人。无论美联储、罗斯福还是大萧条，历史都有不同的诠释，我选取了比较的视角，提供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者、奥地利学派的不同诠释。
说完历史，再看现状。进入21世纪，世界并没有变得太平。20世纪的大萧条催生了宏观经济学，20世纪经济是信贷经济，这也意味着我们将与波动共生。1929年之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区域性危机不仅源自自身，更揭示了新兴市场加速进入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不稳定性，但影响都无法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破坏性相提并论。
从“两房”危机到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从花旗无奈瘦身到美林下嫁美银，从AIG（美国国际集团）危机到白宫拯救汽车巨头……当次贷危机一步步演化为金融危机，世界为之侧目。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被视为亚洲模式的失败，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甚至资本主义的失败，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正如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言，理解危机和应对危机一样重要，历史的正义需要时间得以伸张，而关于大萧条的解释，今天仍旧没有定论。对于金融危机的解释，我们需更多思考，或许下一次危机并没那么遥远。
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的常规世界，也引发系列理念反思，比如如果相信个体理性，那么为何最终却引发大规模违约？为什么少部分人的冒险却让所有公众付出代价？这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究竟什么地方出错了呢？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世界各国都为之而震惊。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雷曼还是花旗等代表性机构，也在拷问利润追求与经营模式的边界，这更是对于银行与证券边界的拷问。1929年的大萧条，正是因为银行业与证券的投机狂潮，迫使民主党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和众议员亨利·B·斯蒂格尔合理推动《1933年银行法》以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此举事实上是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间树立防火墙。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监管自由狂潮，该方案最终在1999年被废除，为十年后的危机埋下了隐患。这是巧合，也是历史的机会，而历史也是在试错中发展，更好的监管并不等于更严的监管。
从金融进化的角度而言，最终埋葬人类自身的只能是我们的贪婪，监管者的更新需要跟上市场。梳理中央银行形成与金融危机冲击等历史，也是为当下的市场动荡提出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功能与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如何平衡？谁又来充当国际社会的最后贷款人？更或者，谁又来监管监管者呢？
如今美国金融危机基本出清完成，但对于世界来说，危机可能还没结束。当美国金融危机在2008年如火如荼之际，欧洲尚且隔海相望批判美式资本主义。其后一两年，欧洲的福利主义又将欧洲国家拖入债务狂潮。从北欧冰岛主权债务问题再到希腊危机，再到“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问题暴露，世界怎么了？直到今天，欧债危机仍旧在蔓延恶化。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慢性病，但也不排除一次激烈爆发的可能。
债务危机只是经济在金融层面的反应，欧元区的问题在于统一货币却无统一财政政策，长久来看，必然面临痛苦改革。福利与效率之间，这不仅是经济的困境，更是民主与政治的困境。
欧洲的危机还在跌宕，我们终于来到全书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中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相对而言，中国的地位上升了。21世纪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国世纪，中国的GDP不仅超过了日本，而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在2014年超过美国。中国国内有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自信鼓吹，国外有“金砖国家”、中美两国、G2等说辞。问题在于，中国是否真的可以置身金融危机之外，毕竟中国的近邻日本与韩国都曾在追赶过程中品尝过金融危机的痛苦。新的金融危机是否会发生在中国身上？这将如何发生又如何结束？
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9年中国“4万亿”出台，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36 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是日本的两倍、印度的五倍。不仅如此，按照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国GDP已经超过美国。中国世纪真的来临了吗？盛世之下，债务危机露出端倪，一方面地方债务累积，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系统横生，导致2014年出现首单刚性兑付违约。
从金融进化史的角度而言，所谓新常态，就是一个去杠杆大时代，而为了避免金融危机，中国应该提防债务风险。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本是信贷经济，因此，金融危机无论是次贷还是国债抑或房地产，最终的表现就是债务。而过多的债务必然导致危机，这是历史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的真理。
维持近三十年两位数高增长的中国经济不再“保8”，同时，中国GDP增长在2014年被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认为超过美国。中国下一站何去何从，是美国还是日本，抑或韩国？是转型成功还是金融危机？过剩产能与地方债务纠结之下，中国的风险点在何处？此时此刻的中国，如果看作一家体量庞大的公司，那么在厘清未来发展战略之前，认识中国道路的过去与现在更为重要。
从金融进化史的角度，中国给出一个后发国家最可能的成功道路，但是其一旦爆发危机，那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如何防患于未然？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还能维持高增长吗？或者，中国如何避免“欧洲病”？中国和世界是融合还是对抗？……
三
这都是大哉斯问，我尽量给出解释，而不是臆判，这也是本书回顾历史的目的所在。复杂的问题注定不会有简单的答案，从“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到“埋葬凯恩斯主义”，其实都是历史曾经争论的问题，无论是1810年的金块争论还是1933年的大萧条之争，再到今天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与量化宽松的诸多争议。
即使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提法已经说过多次，但是世界其实仍旧在恢复之中。而且不可否认的是，金融危机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新常态。我们不是正在应对一次金融危机，就是走在一条充满金融危机的路上。应对对手的最好方法是了解对手。哈佛教授卡门·莱因哈特、肯尼斯·罗格夫长期关注危机，他们通过1957—2013年100个金融危机案例来观察金融危机的恢复情况，标准就是人均GDP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才可大体判断为一次危机结束。
对比历史，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看，恢复结果并不乐观。首先，金融危机中多数危机国家并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在12个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国家中，仍有10个国家的产出远远低于危机前的峰值水平，而且如果拖延时间越久，那么，一些国家的危机严重程度将超过20世纪30年代；其次，金融危机会有二次触底的可能，以美国为例，历史出现了九次大的危机，其中，这九次危机中有五次出现了二次触底，比例超过一半。[7]
理论尚且如此，现实更加暗淡。从世界来看，道德风险、大而不倒、量化宽松、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等弊端仍旧存在；即使是中国，看似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置身事外的赢家，也在应对危机中埋下债务危机以及通货膨胀的隐患。
作为一个观察者，我的位置在学术与市场的中间，力图集合历史来解读现实，同时展开对未来的一些思考。我无意把本书变为一本主观信念的著作，甚至不想包装成隐含某种美好理念的金融赞歌。我更多的是想从理性思考出发，提供金融与历史的基本框架梳理。经济学还谈不上失败，发展仍旧依赖市场，但是必须重新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学界已经意识到要从金融周期、货币、全球化等不同角度审视金融系统[8]，至于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地位，应该给予更多独立空间保障。
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是19世纪银行主义的观点，20世纪凯恩斯主义的先驱、伟大的财经总编白芝浩将其整合在《伦巴第大街》里。这一观点今天看来仍旧激进与充满争议，却也被历史证明其合法性。任何时刻，正确的货币政策都是难题，正如美国马克·吐温的俏皮话，“原则”是“偏见”的另一个名称。这也导致公众与精英对于货币政策都充满太多意见，到了危机时刻每每手足无措，激烈冒进可能造成漫长后果，而无所作为也是不可接受的错误。21世纪的金融系统无法设计，但是其基本原则仍旧可以从传统中得到更新。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一场危机，我们最终只会一次又一次悲哀地重复历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不会简单重复，我们在历史中看到太多人性的贪婪与愚蠢，也看到人类的聪慧设计以及伟大试错。大萧条最终导致纳粹德国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英美对抗纳粹之际，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如此评价自己的盟友，“当美国试过一切错误的方法后，最终会走向正确的方式。”——这也是我对中国和世界的期待。
正如国际清算银行前总裁安德鲁·克罗克特所言，金融体系不只是为支付结算和信贷活动提供便利的机构，它包含了所有引导实体经济资源达到最终用途的功能。它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的中枢神经系统，由三个密不可分的要素构成，分别是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9]
金融如此重要，如何最大化其正效应、最小化其负效应是折中之举，链接金融体系三要素——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设施的正是中央银行，其主要管道就是货币，或者信用。回头思考，货币或金融，其本质是什么？金融是不同资本在不同时空的交换与交易，私人之间对应着债务，国家与个人之间对应着税收，市场与个人之间则是流动性。当私人债务繁盛时期，经济繁荣活跃，国家税收也随之上扬。但是当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无论个人债务还是公共债务，都足以形成泡沫，泡沫之后就是挤兑，之后就是流动性紧缺，此刻需要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提供流动性，这就是中央银行的责任——从某种意义而言，所有的泡沫都要通过货币。无论泡沫的开始还是幻灭，作为货币提供者或者说“印钞者”的中央银行，在一次次危机轮回中，参与毁灭与拯救世界。
我曾经很犹豫是否要用“印钞者”这一说法，毕竟量化宽松（QE）等宽松政策已经给中央银行很大压力，外界都在指责他们是免费印钞票。不过现代央行的宽松不等于“津巴布韦式”的印钞票，那种做法只是让政府财政透支央行账户，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是始于过去直到现在的古老做法，法币、金圆券以及德国马克逻辑类似，最终结果一定是恶性通货膨胀。至于常规央行的量化宽松等操作，是另一种公开市场操作，并不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甚至难以打败通缩（日本的情形可见一斑），并不是公众思维中的“印钞”。
换而言之，中央银行是否在印钞？是，又不是，中央银行确实发行货币在购买国债，但不是公众思维中的肆意发钞。值得注意的是，当利率接近于0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边际也在模糊，量化宽松走到极致也会面临掣肘，资产泡沫的相关性也令人生疑。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一个中央银行无比强大的时代，也是货币政策最无惧创新的年代。任何仓促断言都多少有些落后于时代，不过一些基本原则不会更改。在此我要澄清几点，量化宽松更应该叫作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货币的增加也对应着央行负债的增加，因此，量化宽松并不意味着无限量印钞。在法定条件之下，准备金可以无限量地诞生，准备金的乘数效应在今天已经不那么成立，但是现在信用的创造不仅在于央行，更在银行信贷本身，贷款放出的同时创造货币，而贷款回收的时候货币消失[10]——凯恩斯在货币交易需求、谨慎需求和投机需求三种动机之中一直很强调投机动机，单单就此而言，凯恩斯的货币观念要比哈耶克更为正确。
全球央行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各类“印钞”不仅面临外界抗议，更造成自身资产负债表急速扩张。中央银行在抗击通胀保持就业的目标之外，往往加上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这使得中央银行一方面不得不依赖与政府合作，这从欧洲央行以及英国央行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则面临独立性考验，中国公众对此应该更有体会。未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依赖于公众的信赖与理解，这符合一个常理，那就是权力更大、责任更多。
变化的时代，中央银行也要做出改变。以往中央银行以及中央银行家被神秘化，不少公众对他们的评价也两极分化，要么他们无所不能，要么他们无恶不作。一名有着20多年经验的美联储观察家、经济学家伊森·哈里斯对于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美联储仍旧存有的种种误解或神化而吃惊，“美联储确实拥有拜占庭式的复杂决策过程，但是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也是很简单的事。美联储不是无所不能的经济管理者，它更像是在风浪中努力拖动大油轮的一艘小拖船。”[11]
换而言之，在经济瞬息万变的今天，新一代中央银行应该更加透明。公众支持本来就是一个公共部门的存在基础，中央银行的职能在扩大，中央银行家则需要不断更新技能。沟通本来就是其未来职责的一个部分，格林斯潘时代含混不清的措辞今天已经不再流行，甚至有研究支持中央银行应该更善于“讲故事”[12]——故事是人性的本源，好故事意味着更有效的沟通。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央银行决策背景应该更多元，甚至有一天，中央银行行长不一定需要是经济学家。
四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资本在不同时空的置换交易背后，揭示了金融的本质在于合作。对于经济发展，这种人际合作秩序的拓展必然依赖经济效率的提升，其背后伴随着人性百态，其中，亢奋与胆怯也构成经济周期的繁荣与萧条。
金融不断进化的过程，也催生了人类社会诸多变化，大到国家兴衰，小到个人贫困。而金融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一方面可以催生现代纸币与中央银行，促使了前工业时代英国的崛起、现代金融市场的繁荣，以及奋斗期间个体的财富与荣誉；另一方面，这种提升鼓励冒险，其后果并非均匀分布，因此带来了现代的大萧条，乃至2008年金融危机，再到欧债危机，再到中国。
金融是伟大的发明，但金融并非没有阴暗面。首先，金融是人们获取财富的方式，财富给人自由，同时引发社会诸多深刻变革，无论是不平等还是阶级对立。其次，人们获得财富的工具与方式是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构成第四部分的主题，无论是有形市场还是无形市场，其有效性以及脆弱性决定了今日社会诸多面貌。
金融进化对于国家到个人，其优点和短板都在体现。不少研究指出，金融对于经济增长有利，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点（比如私人信贷近代接近GDP的100%），金融很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效果，这也就是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的状况[13]。对于信贷需求不足、影子银行滋生的中国，出路又何在？
中央银行是现代金融的主线，也是本书的叙述重点，中央银行可以放任泡沫，也可以拯救危机。随着信用经济演进，其定位的覆盖范围也在衍生变化，无论如何变化，它始终有维持金融稳定的义务，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盖特纳所言，“中央银行应该扮演经济繁荣的刹车角色，就像当派对进入高潮要取走大酒杯一样，免得玻璃碎片满地，一地鸡毛。但当金融恐慌气氛蔓延，流动性开始消失，中央银行应该起到加速器的作用”。[14]
展望未来，金融除了是监管者与资本市场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猫鼠游戏，更是社会个体在经济博弈之外的调节与合作，这不仅是金融的问题，更是一个经济政治问题。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皮凯蒂旋风”，再到中国各类“二代”在金融市场的呼风唤雨，金融带来的贫富分化以及机会不均等其实难以回避。这是一个严峻到决定未来发展的问题，但是受篇幅与题材限制，这不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或许以后可以专门讨论。
最后，无论中央银行还是经济各种要素，从历史到现在，是很多现实问题的要害，但是如果想进一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往往需要经济之外的政治作为。经济学家往往忽略政治因素[15]，因为政治往往充满随机因素，甚至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好的政治就是放松的政治。反观现实，民众尤其是国内民众可能又会过度强调政治因素——折中地看，经济与政治裹挟难分，但任何政策举措本身应该符合或者遵从金融市场的逻辑。
因此，观念始终构成一个好世界的进化可能，金融也不例外。一方面，任何政治学者或者经济学家都不能忽略利益集团，甚至有利益即观念的说法；另一方面，各种观念也开始成为信念之争，这一点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比如国内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的某些争论。姑且不论这些名词的实质，从历史与务实的眼光来看金融世界，它们本身有其规律，而这些规律正是观念渐进的产物。正如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所言，观念也可以超越利益、偏好、世界观，甚至经济学家眼中永恒不变的私利，也是观念的产物。[16]
观念或常识，总是在普及中获得更新与生命力。关于货币与金融的知识更是如此。美国学者佩里·梅林 （Perry Mehrling）在他构思50年之后撰写的巨作《新伦巴底街》（这无疑是向白芝浩致敬）中所言，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理想离现实太远，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居然忘了古老的货币观点，而“这些知识曾是常识”[17]。本书立意于普及金融常识，力求不故作惊人语，一系列财经事件与经济人物的背后，有其滋生的土壤以及背景，从中亦可一窥金融的历史与进化，呈现国家文明兴衰成败的暗涌脉络。阅读历史为了观照当下，除了金融历史的叙述，更是为了当下的反思。
本书写作最早追溯到2008年的一系列大事件，最近两三年系统整理，受限于水平，谬误难免，请多见谅。
徐瑾
2015年12月于上海
[3] Bernanke, Ben, 2007, Speech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s 43rd Annual Conference on Bank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4] Paul Krugman，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 2009, The New York Times.
[5] 《格林斯潘“认错”》，FT，2008.
[6] Ben Bernanke,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 Economics, 2010.
[7] Carmen M. Reinhart and Kenneth S. Rogoff, Recovery from Financial Crisis: Evidence from 100 Episodes, NBER，2014.
[8] Claudio Borio（2012）给予一些总结与思路。
[9] Andrew Crockett, What Financial System for the 21st Century?, Per Jacobsson Lecture, 2011.
[10] 关于量化宽松的一些常识，可以参见英国央行Money Creation in the Modern Economy（2014）。
[11] 《伯南克的美联储》（2009）。
[12] Douglas Holmes（2014）.
[13] 国际机构有一些研究，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基于某些国家，比如Jean Louis Arcand等人（2012），Stephen G. Cecchetti、Enisse Kharroubi（2015）。
[14] 盖特纳，《压力测试》，中信出版社，2015。
[15] 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也有论文谈过这一话题，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Economics versus Politics: Pitfalls of Policy Advice，2013，NBER Working Paper No. 18921.
[16] 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 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Winter 2014,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罗德里克原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现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教授，这篇论文《比较》杂志有译文。
[17] 佩里·梅林，《新伦巴底街：美联储如何成为了最后交易所》，格致出版社，2011。
第一部分
18世纪：中央银行vs争霸欧洲
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恺撒可以不可以？”
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
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是恺撒的。”耶稣说：“这样，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