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吉迪恩·拉赫曼曾总结2015年欧洲陷入三大危机，对外是好战的俄罗斯和混乱的中东，对内则是欧盟政治、经济和外交紧张与日俱增，“欧盟大部分国家出现经济低迷，促进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民粹主义者日益壮大带来的不安全感，受到中东冲突溢出效应（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大规模非法移民）的进一步推动。在希腊和意大利等国，来自（或经由）中东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强化了社会危机氛围，使得移民问题几乎与紧缩政策一样备受争议”。三大危机本来是独立存在的，随着局势恶化，三者很可能交织助长，不乏有人将其与20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
最终来看，欧元区问题因为政治而起，表现形式为经济，最终解决出路还是政治。欧洲政坛倾向的方式是拖延，这对于经济来说是缺乏远见的，但在现实考量之中，不失为务实之举，在拖延中协调，以时间来换取空间。不过，这一举措在过去五六年已经频繁使用，未来是否还应该这样呢？除了政治上的协调一致，各国国内恐怕还是得继续展开更为严峻的改革，紧缩或许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却是为过去的高福利不得不付出的迟来代价。
欧元区各国相持之下，其实没有赢家，欧元也迎来历史性的打击。欧元疲弱不仅导致欧元汇率降低美元走高，而且使欧元的储备价值随之降低，主要机构投资人对于投资欧元缺乏兴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4年第三季度，全球以欧元持有的外汇储备减少了8.1%，而欧元兑美元下跌7.8%——这与过去不同，如今央行等机构持有欧元比例下降幅度高于欧元下跌幅度，这意味着大家对于欧元前景感到相当悲观。
欧元区的演变惊心动魄，人类制度设计的精诚合作与贪婪无知的本性形成鲜明对照。就政治而言，欧盟内部各种政治协调纷争不断，分分合合犹如肥皂剧，类似印度裔作家奈保尔初到伦敦看到各类政治辩论新闻的感受——“过家家”。奈保尔对于自己这种缺乏政治好奇心也有自我检讨，认为这源自文化的深层次原因，“一旦我开始审视这些事，就看出了自己的这种无知（没有别的词可以名之）。这种有局限的观念，也是我们的历史及文化的一方面。从历史上说，恒河平原的农民无权无势，我们曾经被暴君统治，经常是被远远地统治，那些暴君来来去去，我们经常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在此背景下，没理由会对公共事务感兴趣——如果这种事情可以说存在的话”。
换而言之，欧元区是欧盟一体化急于求成的结果，而处理欧元区危机的过程，正是为欧洲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扫除障碍。如果解决得当，这不仅是欧洲的骄傲，也堪称人类进步的里程碑。
中央银行：后QE时代的诸神之乱
后QE时代的诸神之乱
正如一句老话所言，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这用来形容美国QE（量化宽松）退出也非常合适。这一声势浩大的货币政策2014年10月退出之际，甚至没有发布会，只有一张措辞谨慎却争议依旧的声明。
吊诡的是，随着美国QE政策退出，其他国家的QE时代却刚刚开始，国际金融市场的多米诺效应正在发酵。美国从5年前带头开始实行QE，日本央行、欧洲央行甚至中国央行近年也纷纷步入宽松政策，尤其2014年10月31日日本的宽松再升级令市场意外。当天日本央行宣布将基础货币年供应量增加至80万亿日元，同时日本债券购买规模每年增加30万亿日元。
各国宽松政策有时间差，释放的关键信号也不一样，这就意味着，政策的不一致与不确定必然给国际市场前景带来阴霾。这从全球市场2014年10月的动荡可见一斑，不仅大宗商品一蹶不振，石油跌入四年低点，黄金等市场也遭遇“黑色星期五”，而股市则大幅动荡，美国股市在10月份先跌后涨，振幅巨大，而日经指数在日本央行宣布消息之后单日大幅上涨超过5%。
各国继续竞相“放水”成为金融市场一景，各家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经济还是政治的争议都因为量化宽松政策而加大。
梳理量化宽松的历史，这一名词据说最早正是源自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量化宽松往往被民间认为是印钞票，更准确的说法是资产负债表扩张，主要方式是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
然而讽刺的是，美联储一而再再而三地模仿致敬，显然是不希望步入当年日本央行未能抑制通缩的败局，如今日本却又步美国后尘，高举宽松大旗。美国QE这一堪称宏大的行动已经进行三次，最新一次始于2012年9月。
量化宽松对于美国实体经济效果如何呢？从就业数据来看，美国经济确实出现复苏迹象，2012年美国失业率为8.1%，2014年美国失业率为5.9%。仅仅有就业数据并不足够，美国经济增长有所好转，但是并没有回归到危机之前，零售业销售数据仍旧疲弱。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QE结束的2014年，美国金融市场10月动荡则预示了风暴的预警，最明显的指标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跌到2%以下。
从效果来看，危机之后的货币宽松有其必要，第一次QE可谓恰逢其时，第二次QE已经略显多余，第三次QE更是误入歧途。事实上，后两次QE的效应往往只是在资本市场有所反响，对于提振经济并无实质作用。难怪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史蒂芬·罗奇评价美联储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不待见QE政策的人很多，但是等到美国退出QE后，却没有那么多人意识到这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剧烈变化。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是，对比QE政策在美国国内提振经济的模糊效果，QE政策在美国境外的金融外溢作用却效果明显。
回顾美国量化宽松刚刚推出之际，曾经引发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大幅上升，中国、印尼等国对此并不满意，也多次批判美国货币政策一方面充满外溢性，一方面却高度不透明。大家不喜欢QE的最直接原因在于美元贬值，中国等国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不少人将美国量化宽松简单等同于印美元钞票，相当警惕与反感。对此IMF曾经分析，对比第一次QE对新兴市场的剧烈影响，第三次QE影响较为温和。
问题在于，比起QE推出带来的资本流入，QE退出带来的资本流出则更值得警惕，这也就是国内所谓“热钱”的令人无奈之处：无法控制也无从管控，不需要的时候不请自来，需要的时候却大规模溜走。国际资本流动乱象，将冲击全球金融稳定，影响新兴市场汇率稳定。更进一步，QE退出必然意味着强势美元的回归，各国货币相对币值面临调整压力，这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并非好消息。也正因为如此，比起推出QE的食之无味，退出QE则意味着风险升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大家如何抨击QE，美联储始终是美国的央行，这也注定它只为美国经济负责。但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地位以及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举一动牵动全球，中国等国也深受其影响，甚至发达经济体也难以幸免波动，典型如欧洲。
曾经有一则“假如经济学家也有朋友圈”的帖子很热门，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感叹“不能再随便说话了”，下面美国总统奥巴马、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现主席耶伦等人纷纷现身，或点赞或说教。这里模仿德拉吉的感叹，正是与他最近引发市场动荡的表态有关。他暗示在欧元区复苏乏力之下可采取量化宽松行动来对抗低通胀问题，而这一方面让业界对于是否会推出刺激政策感到困惑，另一方面购买国债计划又让主张紧缩的核心国家不满，比如德国。
宽松还是紧缩，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在一个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时代，各国债务水平已经居高不下，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可能性正在加大。此时各国之间的金融政策却加剧彼此掣肘，美国QE退出以及日本宽松升级，必然将市场暂时拖入一片混乱之域。如何从这片混乱中走出，避免卷入货币战争或者地缘政治争端，恐怕就不能单单指望停止量化宽松之类的货币政策，各国不仅需要加强国际对话，更需要直面结构性改革。
从瑞士看央行困境
2015年不太平，新年国际资本市场第一只黑天鹅来自瑞士央行。
1月15日，瑞士央行宣布放弃1.2的欧元兑瑞士法郎汇率下限，同时降息至–0.75%。这一举措出乎市场预料，因为此前不久瑞士央行行长乔丹还信誓旦旦地保卫这一比价，消息一出，市场措手不及。一时之间，欧元大幅下跌，欧元兑瑞士法郎大跌13.5%，瑞士法郎兑美元则上涨超两成。华尔街投行损失惨重，甚至有外汇经纪商因此申请破产，不少外汇交易员称之为“大屠杀”。
瑞士央行这一举措让其信用度大打折扣，而瑞士本身也深受其害，无论短期还是中期。先说短期，在政策推出当天，瑞士股市大跌，跌幅一度接近10%，当天造成上千亿瑞士法郎市值蒸发，金融行业更是深受其害；从中期来看，强货币对于一个国家并非福音，尤其是对出口行业，瑞士央行这一举措使得瑞士企业很受伤。瑞士主要产业是钟表以及旅游，瑞士法郎上升对于出口相当不利，斯沃琪集团首席执行官就放话表示瑞士央行的行动是一场“海啸”。
尽管如此，一切行为背后都可找到理性解释，瑞士央行的自杀式“雷霆手段”也有其苦衷。三年半前，瑞士央行强行将瑞士法郎与欧元挂钩，但随着欧元动荡，瑞士接近2%的经济增长在欧元区可谓一枝独秀，这也意味着瑞士法郎的实际内在价值相对欧元出现升值，导致资金不断流入瑞士，这也使得瑞士央行不得不一直买入欧元以压低瑞士法郎汇率。在过去1.2的比价之下，瑞士央行由此成为卖出瑞士法郎买入欧元的主要对手。
瑞士央行固守欧元兑瑞士法郎1.2防线，令瑞士法郎被认为是避险货币，波动很小，表现稳定，然而风平浪静之下其实隐含着不稳定。随着欧元不断升值，瑞士央行不断买入欧元资产，而其购入的欧元直线上涨，这甚至导致外汇储备占瑞士GDP比例高达70%，而三年前这一比例仅仅为30%，其中欧元比例为45%左右，几乎占据半壁江山。
这一比例对于一个小国家而言风险过大，而瑞士央行又是一家上市公司，因此自身也有考虑，面对欧元的贬值预期，一方面，如此高昂的外汇储备难以承受；另一方面，如果未来欧洲QE继续扩大规模，那么对于瑞士来说，负担将更重。因此，瑞士央行选择突然手段结束挂钩不失为自保之策，可谓“长痛不如短痛”。
瑞士央行变脸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即将推出，瑞士央行只是先发制人而已。这一次市场动荡背后，不仅昭示了主要央行的各自为政，更反映了欧洲内部经济政治的分裂。目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一直力主量化宽松，这也意味着央行可能买入欧元区各国国债。这对于希腊甚至西班牙来说可谓利好，比如西班牙国债一度大受追捧，收益率跌至1.66%；但是德国等主张紧缩的国家坚决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一举措无疑使得欧元区步入过去寅吃卯粮的老路。
如此拉锯之下，不仅欧元区量化宽松规模扩大一直没有落实到位，反而充满不确定性，市场各方也深受其害，未来很可能还有其他黑天鹅。
经济萎靡之下，全球央行竞相宽松，从美国到日本，如今欧洲也即将加入量化宽松的队伍。欧元区2014年12月CPI终值同比下降0.2%，这意味着欧元区正式进入通缩，这是五年以来的首次，为量化宽松的推出营造了舆论声势。欧洲央行量化宽松已箭在弦上之际，很多共识仍旧没有达成，市场预期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购买债券这部分很可能下放到各成员国央行。可以预计，在全球量化宽松混战中，瑞士央行只是第一个退出者，肯定还有后继者。
全球经济低迷之下，低油价带来的福利也难以抵消增长乏力的阴霾，宽松货币政策总被认为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5—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了0.3个百分点，中国则被下调了0.5个百分点。对比之下，因为欧洲央行即将推出量化宽松的预期，欧元区2015年经济增长预期仅仅被下调0.2个百分点，可见欧元区的量化宽松是众望所归。
对于经济低迷，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评价全球增长前景过于缓慢脆弱、不平衡，而IMF的政策建议包中，一如既往包含呼吁放松货币政策。问题在于，货币宽松真的有用吗？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量化宽松拉动经济的作用其实远远不如人们预期的那么大。在危机之中，货币政策放松可以拯救金融机构不致倒闭，但是在日常经济周期中，货币政策对于改善经济表现回天无力，即使对于改善通缩恐怕也难以奏效——别不信，看看日本央行与通缩对抗20年的痛苦经验就可得知。既然如此，为什么财经政要还是在呼吁货币宽松？在我看来，这或许主要源自政治家们得做点儿什么的恒久心态，而货币似乎是最容易的部分。
欧洲央行走向国际最后贷款人
瑞士央行的突然发难，针对欧洲央行2015年的量化宽松，往深里追究，则对应着欧洲央行在欧债危机中的历史转变。
早在2010年，欧洲央行的角色已经出现转变，危机给予其机会。当时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为金融市场稳定四处奔走，“它撑起了欧洲银行业体系的大半江山；它在国债市场采取了干预行动；它推动银行公布‘压力测试’的结果，并获得了成功；针对面世11年之久的单一货币，它提出了大胆的政治改革建议。与此同时，它的掌门人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游说政界人士采取紧急行动，并重视财政纪律”。
从当时《金融时报》如此描述特里谢的角色，就可认识到欧洲央行影响力增加是危机对欧洲的最显著改变之一。反过来说，欧洲央行影响力增加的另一面，其实也是欧洲央行去德国化主导的转变。欧洲央行总部设在法兰克福，过去大致由德国主导，是一家专注通胀的保守甚至乏味的机构，如今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欧洲央行似乎变得无处不在。
再往后，随着德国与其他国家的分歧愈加明显，德国人接替法国人特里谢的计划也落空，最终是意大利人出面，事实证明，这位比前任更加出色。在混乱之中，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不仅使得欧洲央行作用扩大，他本人也被视为是拯救欧元的人。
他反复强调在欧洲央行职能范围之内竭尽所能保卫欧元，并且频频向欧洲领导人喊话，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欧元的愿景：“我们必须一起为欧元指明一条前进道路，即我们10年后的愿景是什么。”欧债危机之后，欧洲央行中德国的影响力已经被削弱，欧洲央行更多介入金融稳定，甚至在2015年终于迈出量化宽松的一步，但是这还不够。
从往昔的通胀守望者到如今的欧元拯救者，今天的欧洲央行可能已经和欧元设计者以及其奠基者的初衷有所背离。可是世界毕竟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所不同了，这是危机的时代，危机需要欧洲央行承担更多责任，这也是全球央行的大趋势。
不可否认，金融危机暴露了欧洲金融系统的短板，市场普遍认为今后欧洲金融体系将会出现新变革，共识之一在于欧洲央行的地位显然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欧洲央行的大动作之一是2012年宣布建立银行业联盟，该动议赋予了欧洲央行对欧元区银行进行集中监管的权力；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新任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宣布“资本市场联盟”动议，并将其视为推进欧元区非银行融资发展的努力。彼得森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布勒哲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维纶认为，欧洲央行的银行业政策和欧盟委员会的资本市场立法最终将重塑欧洲金融体系。
二者的背景都是基于欧元区银行系统缺乏统一监管，因此欧元区金融系统也做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在中短期加强银行系统监管，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从长期培育资本市场，降低对于银行的依赖。话说回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其说像美国，不如说更像欧洲，那就是更依赖银行体系而不是资本市场，即所谓“主银行体系”。
在财政以及货币协调之中，欧洲央行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一起，勇敢承担其国际社会的“最后贷款人”角色，这将继续是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Troika）未来的使命之一——这不可忽视，国际社会要从大萧条历史中汲取足够的经验教训。
金融危机改变中央银行
时代变了，量化宽松不仅成为常见做法，而且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背书。
2015年2月10日，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会后公报表示赞同在必要时动用货币及财政政策来消除经济陷入停滞的风险，这事实上表示成员国对宽松政策的做法表示了支持。这一立场和过去的传统立场大为不同，以前一国一旦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由于宽松容易导致货币贬值，很容易被批判为“以邻为壑”的不友好政策，因此在国际社会并不讨好。
此一时彼一时。金融危机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央银行家的思维。除常规的保持低通胀以及保持就业的目标之外，以后中央银行不仅要去追求刺激增长，甚至还要反“控制通胀”之道而行之，努力印钱对抗“通缩”。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公报虽然没有特别谈到希腊，但是也表示乐见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并称这将进一步支撑欧元区复苏。对于欧元区来说，鼓励宽松的口号尤其重要。欧洲央行不仅在2015年以超出市场预期的力度推出宽松政策，而且如今正在经历欧元区德国与希腊的再度激烈对决——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将这场对决称为“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
这一轮央行的宽松竞赛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央行，不仅在于这是欧洲央行史无前例的宽松举措，更在于欧元区再次处于崩溃边缘。在过去的欧债金融危机之中，有人质疑欧洲央行似乎没有美联储那么神通广大。
这一印象有其根源。一方面，欧洲央行从设立之初就面临制度缺憾。欧洲央行成立于1998年6月1日，一直被批判自主性不足，其政策主要由执行董事会决定，成员席位为六位，其中四席为欧盟四个最大的中央银行，也就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中央银行。事实上，历史上德国央行的意见在欧洲央行分量很重，欧洲央行总部就位于德国法兰克福。
如今，来自意大利的现任行长德拉吉不断在试图改变这一点，他在购买希腊债券以及量化宽松一系列举措中力排众议，他甚至说过“欧洲央行准备在职权范围内，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欧元”。正是因为他的不断推动以及努力，其本人也被视拯救欧元的人，成为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度人物。[70]
另一方面，从更宏观的角度而言，解决问题需要重新厘清中央银行的功能与边界。中央银行如此重要，但又如此低调，难怪英国《经济学人》称之为“怪事保险箱（strongbox of oddities）”。[71]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似乎都不乏奇怪或者奇葩之处，除了美联储是私人银行这个常识让不少阴谋论者大呼怪事之外，还有不少更奇怪的中央银行。比如在2015年1月初取消利率下限的瑞士央行就是一家上市公司，还有日本央行、比利时央行、希腊央行也是上市公司，只是各家公司在市场的比例以及表现不同而已。
看起来奇怪，其实与中央银行定位有关。它们往往是公共机构，但为了货币政策独立，又和政府部门保持相对独立，往往面对“降低通胀”之外的目标不无迟疑，这也使中央银行备受瞩目，又总被指责过于神秘。比如，2015年初，瑞士央行突然改变立场取消汇率，不仅自身一夜损失数百亿瑞士法郎，更让金融市场血雨腥风，它应如何承担股东责任？更进一步，即使没有上市的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之后采取救市措施，也不得不面对鸽派鹰派的共同质疑，比如庞大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是否必要。
很多人认为宽松政策就是印钞票，其实更为规范的说法是资产负债表扩张。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央行都出现资产负债表大扩张，从中国人民银行到欧洲央行，无不例外。据《经济学人》统计，2006年至2014年间，西方七国（G7）中央银行总资产从3.4万亿美元升至10.5万亿美元，其占GDP比例从10%上升至25%。
如果把中央银行看作商业机构，其资产负债表扩张看起来暂时不用担心，目前主要中央银行的主营业务都不错，而且央行毕竟不是私人机构，无破产之虞。仔细查看，中央银行其实是垄断经营，它们的操作听起来很复杂，其实业务很简单。从资产负债表看，它们的资产是各类债券，负债是存款和纸币，资产端大有可为，负债端则几乎没有成本。在各种公开市场操作中，央行在常规情况下盈利不少，比如欧洲央行2013年的红利高达14亿欧元。
那么，央行量化宽松有什么问题呢？首先，有学术研究指出，由于央行杠杆率太高，可能会丧失独立性。主要国家政府大多数负债累累，如果央行无休止地买进政府发行的新债券，有赤字货币化的风险。[72]
其次，量化宽松的效果值得保守对待。美国2013年以来的经济指标回暖，但是一定程度上是经济自身结构以及强势美元回归的结果。三次量化宽松的效果很难说是不是在第一次就已经达到，毕竟量化宽松有滞后效应，第一次量化宽松有其必要，第二次、第三次是否多余甚至有害就难以估算。
对比欧洲央行的运营情况，外界在2015年显然对希腊危机猜测更多。欧洲央行家底优厚，如果不计代价全力一搏，其实完全可以应对希腊危机。但这并非欧洲央行的选择。2015年2月5日欧洲央行对希腊商业银行收紧融资条件，不再接受以希腊政府债券作为贷款抵押品，让很多人难以理解。但这并不是将希腊逼向崩溃边缘，因为希腊银行仍然可以从希腊央行获得资金，只不过需要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这在危机情况下无可厚非。
但是希腊问题最终是政治问题，取决于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的讨价还价。欧洲财长经济会议以及欧盟会议悬而未决，默克尔与希腊的对决也日趋激烈。也正因此，欧洲银行暂时回避的态度其实可以理解。欧洲央行的问题在于，其大手笔量化宽松是否有效？欧元区量化宽松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这不是欧洲央行的能力太小，而是欧洲问题太大——换而言之，危机之中，货币政策能够创造流动性来“救火”，却最终无法通过宽松货币或“放水”换来经济增长。展望未来，量化宽松仍旧值得尝试，但是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甚至对抵御通缩也难言有效，日本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70] Lionel Barber, and Michael Steen（2012），FT Person of the Year: Mario Draghi.
[71] The Economist（2015），Broke But Never Bust.
[72] John Dalton, Claudia Dziobek（2015），Central Bank Loss and Experiences in Selected Countries.
Ⅲ
后金融危机的中国与世界
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无交汇。
——英国诗人吉卜林（1865~1936）
公理一：货币供应量增长导致通货膨胀。
公理二：信贷扩张导致资产价格泡沫。
——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
（ Charles Kindleberger，1910~2003）
实施量宽（量化宽松）政策是比较容易的，无非是印票子。在推动量宽政策的时候可能是鱼龙混杂，什么都能够在汪洋大海中生存下来，现在还很难预测一旦量宽政策退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中国总理李克强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73]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相对而言，中国的地位上升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本质是信贷经济，因此，金融危机无论形式是次贷还是国债抑或房地产，最终表现就是债务，而过多的债务必然导致危机，这是历史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的真理。从金融进化史的角度，中国给出一个后发国家最可能的成功道路，但是其一旦爆发危机，后果也将是灾难性的。如何防患于未然？化解债务是关键。
[73] 2015年4月15日《金融时报》对李克强总理的采访。
“金砖五国”的困境
历史总是如此，永远都敲两次门，但绝不重复，就像如今的“金砖国家”。
2011年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到访北京的时候，对“金砖国家”发出警告，他指出虽然这些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未来增长前景乐观，但最终还是会面临人口和其他因素带来的挑战。目前外界普遍预计，如果保持目前的增速，到2040年，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占到全球GDP的80%。对此，白川方明的判断是“众所周知，这是不现实的”。
这其实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话题，“金砖国家”的高速增长还能保持吗？要了解“金砖国家”的未来，不得不从过去说起。曾经，一个投资银行经济学家第一次提出“金砖四国”（BRICs）的概念，仅仅作为一个投资概念，它在经济领域中接受论证，而且一度饱受质疑。事实上，BRICs作为一个新词已经诞生10年，不算新鲜了。它是由巴西 （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国的首字母缩写连缀而成，发音与砖块（bricks）相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而发明者也被称为“金砖先生”。
事到如今，这一名词的概念正在重构，力图焕发更多意蕴。其间，不仅囊括了新贵南非，并且正在由经济领域影响转向政治方面的抱负。近些年，在哀鸿一片的全球经济中，“金砖国家”独树一帜，其影响力也呈现上升趋势，曾集体亮相于G20峰会、气候变化大会等国际场合。2011年4月14日，金砖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在中国三亚召开，这不仅是吸纳南非之后五国领导人首度聚首，也是中国首度举办金砖峰会。
单纯就经济而言，“金砖国家”也今非昔比。2003年10月，高盛曾经发出一篇《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的全球经济报告。其中，高盛预言“金砖国家”将于2050年占据经济主流：巴西将于2025年取代意大利的经济位置，并于2031年超越法国；俄罗斯将在2027年超过英国，2028年超越德国；印度可能在2032年超过日本；至于中国，则是在2041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按照这个速度，到了2041年，“金砖国家”的GDP总量就超过西方六大工业国（G7中除去加拿大）。最终，高盛大胆断言，世界经济格局到2050年将面临大洗牌，届时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
不过，现实比想象更魔幻。比起这份当时被认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报告，现实中“金砖国家”的发展速度的确不可小觑。
10年过去了，如今“金砖五国”总人口占全球42%，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近30%，五国贸易量则占全球贸易总量的17%，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18%，集团内贸易总额在2010年达到2 200亿美元。
金砖俱乐部的崛起，真的会使得世界看起来不一样吗？如果静态地分析，目前“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1万亿美元，中国如果能够保持8%以上的速度增长，那么很可能到2018年就可以超过美国。然而，一切的前提在于“金砖国家”能够保持高效、稳定的增长，而这一条件对于后发国家并不容易。
理性地看，“金砖五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惊人，然而却各自面临经济结构、政治制度上的诸多问题。事实上，中国的发展成为其他“金砖四国”的有效驱动力之一。当前，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经济总量超过其他“金砖国家”总和，巴西、俄罗斯近些年经济飙升，也与中国对于石油、大宗商品的渴求息息相关。
简而言之，中国人均收入虽然在“金砖五国”中排名最后，却是其他“金砖四国”的核心。仅就发展而言，中国GDP在过去10年的增量就超过俄罗斯、巴西和印度三国成员GDP增量之和。即使加入南非亦是如此，南非作为“金砖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小的一个，GDP仅为4 000亿美元，甚至不如此前“金砖四国”中位列第四的俄罗斯的20%，所以加入南非也无助于改善“金砖国家”联盟中中国独大的格局。
中国的经济体量身躯如此庞大，加上人口优势以及强劲出口，使得其他国家备感压力。目前，亚洲贸易量已经跃居中国对外贸易量一半，而新兴国家间的贸易量占到南南贸易总量的75%左右，其中中国就占去四成。也正因此，中国对巴西、南非的制造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使得汇率问题也屡屡被提上议事日程，加上中印之间关于印度加入常任理事国等分歧，使得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刻有陷入紧张的可能。
如何使得利益区分明显的各方越过分歧共谋发展？这显然并不容易。进一步看，以往以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模式本身也使得中国内在问题并不轻松，从高企的债务分担到国内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这也使得“金砖四国”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在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半年度报告《世界经济展望》，认为全球经济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复苏，其中，作为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金砖五国”将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与此同时，IMF在报告中特别对中国经济面临的中期风险发出警告，称中国内地及香港的信贷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令人不安”，对中国房地产价格可能出现急速回落及其影响的担忧正日渐加剧。
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金砖五国”还能红火多久，也取决于它们自身的经济增长质素如何，如果仅仅是虚火，那么最终会被历史证明不过是昙花一现。因此，“金砖国家”对于世界的意义，不仅在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更在于能否为更多后发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路径，其转型的成败经验，对于世界而言，意义重大。从这个角度而言，目前“金砖国家”各有症结，看似貌不惊人的巴西近些年在提高人均收入、降低收入差距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倒是值得正在迈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等国参考。
经济学家们断言世界正在面临新一轮超级增长周期。增长不是新鲜事，历史上的两次增长周期促成了美国以及日本的兴起，甚至也因资源的争夺间接导致了战乱与冲突。这一次，会以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的成功兴起而告终吗？从历史角度看，世界经济永远是追赶的游戏，在你争我抢之中螺旋状上升。在曾经的增长周期中，我们也看到“日本第一”等豪气干云的口号，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们也已经看到。这次“金砖国家”会不一样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金砖五国”各自都需面对自己的挑战。对于其中最为举足轻重的中国而言，2008年金融危机提出的挑战迄今尚未消解。为应对经济下滑，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乞灵于政府刺激与大举借债。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过强的刺激与过重的债务本身也构成了未来经济前行的重负，其中，中国政府于2008年推出的4万亿政策尤其值得反省。
4万亿刺激与地方债危机
一个4万亿就够了
按照惯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往往在每年11月末12月初召开，2011年会议报告也被认为是官方对经济形势表明立场以及预示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威风向标。
也正因为如此，每年“定调”的文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将中文的精妙发挥到极致。2005年宣称“继续搞好宏观调控”，2006年希望“经济继续又好又快发展”，2007年改为“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2008年调整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2009年变成“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则变为“稳经济、调结构、控通胀”——也正因为如此，据媒体报道，有官员曾索性建议把2011年政策基调定为“稳物价、促增长、调结构、保民生”。
来回变化的文字迷津之中，各路人士纷纷精心揣摩，试图给出一番解释。2011年“定调”悬念似乎较早掀开，之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了第二年宏观调控的两大要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求稳在市场预期之中，“稳健”一词则耐人寻味。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实际政策力度“紧”还是“松”，都被冠以“稳健”之名，就像政策风向无论是否逆转都统一为“微调”一样。
在“既要”、“又要”之类的主观表达背后，难以扭曲经济的本身逻辑。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结构调整等目标往往存在彼此掣肘之处，如何权衡费人思量，往往导致排在首位的目标更令人注意。其中，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定调的“保增长”。是年，面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着中央财政的4万亿大手笔，中国GDP增速终于“保八”成功。
如何评价4万亿，这将是未来数年中国各界难以回避的话题之一。支持方往往认为这一政策抵御了金融危机、保证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这“看得见”的成功的背后并非没有“看不见”的代价，须知每一项政策推出，除了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更伴随着中长期的潜在效应。
事后看来，4万亿有三大弊端难以回避。首先，这一政策使得随后两年中国经济饱受通胀之苦，直到2011年第四季度官方CPI才跌至5%之下。通货膨胀，本质就是政府掠夺私人财产的一种合法手段，隐秘而恶劣。在负利率以及投资渠道匮乏的格局之下，更是一种财富的逆向再分配，不少家庭的财富因此缩水。在官方低利率之下，每年银行存款中暗含的通货膨胀税就超过万亿。其次，这一政策导致了大量“国进民退”行为，大量挤出民间资本。过去的天量信贷，更多低效率地分配给体制内部门，造就了一度风靡全国的“地王”等现象。
最后，这一政策最为致命的败笔，在于再次鼓励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狂潮。政府计划看似只有4万亿，却以乘数效应撬动了地方政府不知凡几的几个“4万亿”，导致新一轮投资大跃进。前些年曾经有所收敛的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也因此彻底走向恶化，仅官方统计数据就高达10.7万亿，各级政府总负债保守估计占中国GDP的70%以上。进一步审视未来国有银行的坏账预期，其对经济全局影响令人战栗。
刺激效应消散之后，后续经济形势如何？如果说“最复杂一年”的老生常谈令人乏味，说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应无异议。
从4万亿之后几年的经济数据来看，喜忧不均。首先，通胀情况有所缓解，下行趋势明显，2011年11月CPI和PPI同比涨幅为4.2%和2.7%，双双创下年内新低；其次，官方PMI滑落到50之下，工业同比增速回落至12.4%，这意味着工业下滑趋势明显；最后，出口情况难以乐观，11月进出口都继续减速，贸易顺差出现25亿美元下滑，出口同比增长13.8%，低于上月2.1个百分点。伴随着欧洲情况恶化，出口下滑更为明显，数据也更为难看。
最黑暗的时刻显然尚未到来。众所周知，投资、出口和消费往往被视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长期以来不旺，出口因外围因素打压，中国经济如何避免在过度投资这条不归路上继续狂奔？笔者认为，最合适的政策组合，通过有纪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约束“闲不住的手”，同时激励“看不见的手”。
首先，应该通过财政政策为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潮降温。中国地方政府尚无明确法律责任主体以及相关问责制，一着不慎往往容易导致全局性失灵。当务之急，必须将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圈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如何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将是未来改革一大核心。
其次，则应该通过货币政策激发民间经济的活力。2010年充盈于耳的企业倒闭潮，比起200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何在？真相或许在于，2008年信贷狂潮之后矫枉过正的非理性货币政策紧缩，将金融抑制发挥到极致。
所谓金融抑制，简单说就是对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过度控制抑制了金融的发展，导致金融市场相互割裂。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有利于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发展，却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低水平的金融发展反过来又会扼杀经济发展机会。
金融抑制出路之一是金融深化，但是金融发展的路径并不是简单放松管制就可以达到，甚至很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74]，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拉丁美洲金融危机，甚至最近的2008年金融危机，这也导致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少研究者认为政府的选择性干预有助于金融深化而不是妨碍金融深化，这就是“金融约束论”（financial restriction）[75]。比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经放言：“在我的模型中，我总是能找到一种特定的干预方式，使人人都受益。”
很有趣的一点在于，不少研究指出，金融对于经济增长有利，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点（比如私人信贷近代接近GDP的100%），金融对增长很可能带来负面的效果，这也就是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的状况。[76]信贷需求不足以及影子银行滋生的中国，出路又何在？
学术尚且没有定论，具体到现实，情况更为复杂。这也导致中国央行面临预防风险以及保持增长的多重困境，货币政策掣肘颇多。
于是乎，一方面，存款准备金长期处于历史高位；另一方面，官方利息却一直维持负利率，民间信贷四起。各地高利贷泡沫开始幻灭，无数民企即使能够熬过2008年金融危机，却未必能挺过近年这场经济严冬。
4万亿带来的诸多后果，使得民众往往闻宽松而心生厌恶。货币政策放松充满争议，一方面源于被视为通胀起源，另一方面也被解读为利益集团解套。
事实上，通胀的根本原因，不仅在货币发行，更在过度投资导致的货币自发派生。如果合理地约束财政政策，那么通胀并不会如同过去两年那样高企。进一步看，即使信贷再度宽松，其间大部分流向国有企业，但至少能够令民间企业信贷得到增量，从中分羹已经足矣。当然，这一政策需要配合存款准备金的降低以及官方利息的提升，跌宕多时的利率市场化与开放金融垄断，也需适时提上议事日程，显然需要监管者的更大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