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砖五国”经济力量不可小觑，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近30%，人口占世界的42%。五国之间贸易更是空间巨大。仅就2010年而言，五国GDP约占世界总量的18%，贸易额占世界的15%，五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2 300亿美元——如果这一部分能够用本币支付，那么对于中国以及其他四国而言，前景巨大。
长远来看，本币支付的步伐并不止于“金砖五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011年4月15日在博鳌亚洲论坛表示，当前中国对外贸易额的一半是同亚洲国家的贸易，10年间增长了4.5倍，年均递增21%，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亚洲国家和地区有6个。显而易见，就未来进出口而言，中国在新兴市场的增长将成为最大亮点。伴随着“金砖五国”之间本币支付的进程，如果未来人民币支付范围能进一步扩大，那么，这一蛋糕的想象空间将非常诱人。
在2011年“金砖国家”峰会上，中国提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应该“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同时应该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而这所有的一切，显然离不开本币支付的铺垫。不过，本币支付的具体实施并非一蹴而就，如何使得境外境内企业有意愿持有新兴市场货币、“金砖国家”之间的汇率争端该如何协调、出口扩大与保护主义拉锯等问题仍将存在，如何在设计相关合理配套机制将成为下一步的重要制度变化。就中国而言，如何扩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同时，设计人民币回流机制，将对于人民币本币支付乃至国际化至关重要。
“跌停”之后，人民币往哪儿飞
人民币国际化伴随着人民币汇率更大幅度的波动。2011年底左右，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连续第六个交易日出现“跌停”，不少报道渲染下跌趋势为三年首见，不仅引发对于资本外逃以及人民币贬值的惶恐，境内中国“被做空”之声四起，境外不乏呛声“操纵”汇率。
所谓“跌停”，其实并不准确。首先，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来看，这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仍属于小幅升值范围。以11月美元最高点计算，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为0.3%；其次，跌停并非交易停止，而是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跌幅达到当日中间价上下0.5%范围——其间有了两个变量，一是中间价，二是0.5%区间，而这二者叠加之后，效应并不是如同证券市场的跌停那么明显。
主要基于这两个变量作用，间接造就了传说中的“6连跌”。所谓中间价，按照官方说法，其形成方式是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人民币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
由此可见，中间价存在不少人为因素。中间价有定价过高嫌疑，不仅偏离成交价区间，间接拉升了美元需求，也促使了人民币被动触及“跌停”红线。从市场与央行的博弈背后不难看出央行借助中间价平抑贬值需求的动机。
再看0.5%的标准，也显然过低。上一轮人民币汇改始于2005年7月21日，中国官方宣布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过去曾经有更低的标准，譬如0.3%，但不能掩饰当下的波动幅度仍旧过窄。如今的屡屡“跌停”，正是市场对于这一标准不再适用的必然反应。波动区间过低，不仅有“跌停”风险，使得企业参与套利动机降低，可能导致人民币双向波动徒具形式。
除去上述技术因素之外，此轮人民币走软更多源于美元需求强劲，此前不少国内企业也通过弱势美元形式举债，如今则面临偿付问题。也正因此，笔者认为无须过度担忧这轮“跌停”，它基本属于汇市的正常反应，更多折射出的是汇率政策弊端。
不过，这一次波动背后，透露出来的信号却值得深究：人民币是应该升值还是贬值？比起即期汇率的数字零星变化，人民币汇率的经济政治影响更为深远。即使中国国内在为人民币贬值担忧，海外各方仍旧期待人民币再度升值。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即发出警告，表示人民币升值步伐放缓可能在美国国内引发针对中国的政治问题。
2012年是全球换届年。从经验来看，人民币汇率在美国选举年必然成为政治秀主角之一，尤其此次美国大选更是悬念频多。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亦无须快速升值。回顾人民币汇率两年变化，伴随着全球经济回暖，中国在2010年6月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旨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一段时期以来，人民币的单边升值预期可谓强劲，一年多来人民币对于美元已经升值超过5%，其升值步伐仅仅是在第四季度即2011年11月以来有所趋缓。
由此可见，2011年人民币走弱，也是对于此前升值走势的调整而已。国外有研究表明人民币应该升值四成，这显然有点夸张，但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均衡汇率具体几何，则无从判断。从近期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等数据来看，人民币未来仍旧有些许贬值空间；而人民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总额以及离岸人民币债券价格回落等迹象，也揭示了市场对于人民币单边升值信念的终结。
众所周知，2011年之后经济形势面临更加微妙复杂的形势，中国中央经济会议的延后，也透露高层对于不确定性前景的担忧，增长势必重新成为政策主题。屡屡“跌停”背后，我们不应该担忧人民币贬值，而是应该警惕升值潜在风险。
全球经济下行的逆周期环境之中，出口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净出口对中国经济仅在2011年前三季度已经拖累0.1个百分点，10月出口同比增速创八个月新低，未来出口形势恶化想必还会加剧。对于外贸依存度超过七成的中国经济而言，人民币当下委实不应该继续升值，外界压力之下也至少应该放慢升值步伐。随着国际经济动荡，美元成为头号避险资产，今后美元的走强还会继续。如果人民币继续对美元升值，那么，势必造成人民币对其他币种更大幅度升值，对出口影响可想而知。
进一步看，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改并不简单等同于人民币升值。从长期来看，笔者看好人民币前景，但是短期而言，人民币升值得不偿失。为了避免频繁出现人民币“跌停”尴尬与外界操纵汇率指责，对于坐拥高额外汇储备的中国而言，应该用更灵活以及市场化的方式来管理人民币汇率：一方面中间价定价应该更趋于合理，不应该人为偏离交易价区间太远；另一方面可以加大汇率双向波动区间，促进人民币汇率弹性。
弹性汇率应对经济下行
中国央行宣布从2012年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0.5%扩大至1%。每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的交易价，可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公布的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上下1%的幅度内浮动。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提供当日美元最高现汇卖出价与最低现汇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当日汇率中间价的幅度由1%扩大至2%。
距离上一次人民币波动幅度调整，也就是2007年5月，时间已经接近５年，而人民币汇率改革呼声颇高，外界一直期盼突破；同时，此次调整增加幅度从上次的0.2%增加到0.5%，这一积极信号超出市场预期。不少分析人士表示人民币步入双向浮动时代，虽然这一标题过去几年已经多次占据新闻头条。
事实上，这一举措可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首先，一直以来，业内不乏扩大人民币波动幅度的呼吁，笔者亦曾经撰文指出，人民币波动幅度过低使得人民币汇率备受外界压力，也是人民币频频“跌停”的直接原因之一，建议“加大汇率双向波动区间，促进人民币汇率弹性，譬如可以从当下的0.5%扩展到1.5%”。
其次，此时增加人民币汇率波动范围，也暗合2012年以来的金融改革路线演进。2011年底，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12年也曾在《中国金融》上撰文指出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一方面可视为中国监管层对于汇率改革的最新部署，另一方面也可解读为对既有原则的再度重复；不过，温州等地金融实验区开放以及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扩大，都使得外界对于金融改革提速的期望加大。
诚然，人民币自由浮动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但路径必然是渐进与谨慎并存，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不是短期可以达成。也正因为如此，选择这一时机加大人民币浮动区间，除了外界热议汇率改革提速之外，也可视为对实体经济下行的回应。
中国经济下行是趋势，2012年“两会”期间也首次将GDP增速调低到8%以下；饶是如此，实体经济的下滑速度仍超过政策预期。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出口下滑，2012年第一季度增长由过去的两位数下滑到7.6%。
回头来看，比起浮动空间大小，人民币变化趋势与方向意义更为重大，毕竟以前0.5%的空间事实上也未曾用足，而人民币中间价定价也不乏偏颇之时。回到一个基本前提，人民币汇改并不简单等于人民币升值。经济疲软之时，人民币适当加大波动，不仅有利于释放海内外升值压力，也使得监管者、决策者、市场参与者等各种角色组成的生态能够接纳人民币汇率已经到达或接近合理水平，这或许就是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两会”期间表态“人民币汇率可能已经接近均衡汇率”的题中之义。
人民币与泡沫共舞
2013年5月以来，人民币一路走高，延续2012年下半年以来的升值趋势。5月27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1811，再次刷新中间价格纪录，这甚至并不是该月第一次；从中间价来看，人民币年初以来累计升值幅度早已经超过2012年全年。
此前人民币为何升值？对于这一问题，市场似乎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要源自经济学家。他们往往从基本面来分析人民币升值逻辑，将资本流动及贸易顺差等因素视为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要因素，例如FT中文网此前刊登的经济学家汪涛的文章《人民币会继续升值吗？》。另一类意见则来自对人民币汇率更为直观敏感的人群——交易员们。他们中不少人似乎倾向于认为这次升值源自中国央行的干预，尤其是央行在资本账户开放预期之下有意引导人民币汇率走强，这一观点也得到部分经济学家的认同。
两种声音各有道理，谁更正确一点？中国央行对于人民币的干预手段可以有很多种，最为典型的是中间价。2011年末人民币甚至多次出现“跌停”，原因就是在于中间价人为定得过低，我在上面的论述中有过分析。不过这一次，我更倾向于同意经济学家，也就是这轮人民币升值主要源自基本面而非央行干预。
原因何在？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宏观经济正处于加杠杆阶段，其他国家在类似情况下的经济现象启示我们，下阶段中国可能也会出现资产泡沫化趋势；而基于追求投资回报率的合理动机，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显然会存在较大增值预期，这将导致更多资金流入中国。加杠杆判断是基于宏观经济基本面情况并不乐观，但是实体经济的短期融资需求非常强烈，这体现在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增加，现金流状况远差于利润状况，更体现在2013年以来社会融资总量的高速增加：第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为6.16万亿元，高于上年同期2.27万亿元，升幅高达58%。
那么，央行在这次升值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官方自然讳莫如深。但是从数据来看，无论央行是否愿意，资金确实在不断流入，2013年4月份外汇占款增加人民币2 944亿元，这已经是外汇占款连续5个月增长。市场之中，人人都知道不应该和中央银行对着干，但是央行并非市场唯一玩家，如果央行不能顺应市场内在趋势，那么央行的一时强势干预也很难持久，正如2011年末的人民币“跌停”闹剧。也正因为如此，资金流入国内或许部分有央行引导预期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动力在于人民币未来升值的想象，中国央行的举措更多类似“顺水推舟”而非“逆水行舟”。
基于以上的判断，人民币此前几年升值有其内在逻辑。2013年中国国务院批准并公布了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再度重申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换而言之，未来几年正是中国经济风云变幻时刻，人民币的故事，还长着呢。
资本账户开放：好主意，坏时机
唯其地位重要，方能引发争议，资本账户开放即是如此。
资本账户开放与否，始终是中国金融改革棋局上的关键步骤，近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呼声四起，更是处于争议中心。
对此，市场意见主要分两派：一派认为应力推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当下时机成熟，甚至是一个战略机遇期，监管部门以及不少市场人士持有这一观点；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应该审慎对待资本账户开放，以维护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稳定，从学界到市场，亦有不少人士持此观点。此前FT中文网亦刊发中国社科院余永定、张明、张斌三位对此的评议，他们认为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资本项目管理，但大幅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需要格外审慎。
所谓资本账户开放，按照IMF的定义，意味着取消对跨国界资本交易的控制、征税和补贴，其终极目标在于资本账户实现完全自由化。但实践与理论往往并不同一步调。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酝酿，几经反复，不少学者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并不等于资本账户可兑换，对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定义也各有看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撰文提出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意味着对外债不加管理，也不等于放弃对跨境金融交易进行监测和控制。更进一步，国际异常波动时对资本项目中的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适当管制也是合理的。
现实问题在于，中国资本项下开放并非完全封闭，而且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也颇受质疑，热钱来袭之声每每出现。中国央行高官亦多次表示，按照IMF标准，中国资产账户相关项目中约有八成已经自由化或实现部分自由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中国资本账户40个项目中，认定为基本可兑换为14个，部分可兑换为22个，不可兑换部分主要来自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交易、衍生品及其他工具交易部分，仅为4个。
那么，资本账户开放有什么好处？2013年“两会”记者会上，周小川曾表示资本项目可兑换不仅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好处，对中国实现开放型市场经济也有好处，“它会使得不管是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国内的实体也好、国际的实体也好，和中国打交道的便利性都会大大提高，对货币和交易的信心也会大大提高”。这一思路大抵也能代表支持派的主要思路。我曾经与监管层相关人士有过沟通，有人认为资本流动只是“小账”，而开放事关中国经济整体的“大账”，资本项目的开放能够释放的最大红利在于“以开放促改革”。
中国央行统计调查司报告中认可宏观经济稳定、金融监管完善、外汇储备充足及金融机构稳健是资本账户开放的四项基本条件，但又强调这些条件并非决定资本账户开放成败的绝对因素，其结论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基本可控”。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提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路线图：短期安排（1~3年），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中期安排（3~5年），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长期安排（5~10年），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
经济学核心之一在于成本，资本账户开放的好处显而易见，其隐含的风险何在呢？中国经济正处于加杠杆阶段，这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泡沫化，而伴随着未来经济增速的渐进下移，吹大的泡泡必然难以维持，届时泡沫崩溃以及资本流出的风险概率将骤然增加。事实上，历数金融危机历史，金融自由化往往与危机如影随形，而资本账户开放与泡沫破灭之间也往往存在某种时间上的先后联系。
当我们谈论资本账户开放时，到底应该谈论什么呢？是要不要开放，还是开放的时机？资本账户开放显然是大势所趋，但是时间点的判断至关重要，这就是具体的决策问题。结合经济形势，笔者并不认为当时是资本账户开放的“关键战略期”。
学者马勇、陈雨露（2010）曾就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危机关系做过研究，他们选取全球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55个国家数据，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要的是开放方式的选择，而非开放程度的高低。长期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不会诱发金融危机，但激进式的资本账户开放方式会显著增加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
回头来看，“以开放促改革”这一思路原本并无不妥。中国经济奇迹以渐进式改革发轫，特区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可谓“以开放促改革”的注脚。问题在于，从宏观经济过渡到金融资本体系，这一思路的逻辑是否仍旧可以延续？以金融巨大外部性判断，显然不能直接套用。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改革特色之一在于以增量改革代替存量改革，往往从阻力最小处突破，这一选择无疑具有历史合理性。但是伴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一方面增量改革代替存量改革的路径依赖加大，另一方面存量改革的紧迫性也在加剧。二者叠加效应不可小觑，难怪在各个领域都有重启改革的呼声，这实则反映了缺乏改革动力。具体到金融领域，为什么资本账户开放呼声如此之高，而利率市场化之类却止步不前？原因之一也在于回避存量改革。即使短期之内对于资本账户开放抱以审慎态度，也并不意味着金融领域的改革止步。学者魏尚进曾经撰文指出，中国金融领域至少需要推进五大项改革：大而不倒的银行、利率、汇率、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从最优秩序而言，他认为首先应该改革大而不倒的银行，其次是推动利率和汇率改革，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应在最后。
罗马并非一天建成，金融的国际信用更需要市场的认可。在历史上，国王即使将自己的头像印在货币上，也不能强迫人们使用它。今天也是一样，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并不仅仅依赖于该国的行政力量，更不能以开放回避改革。
以此论之，资本账户开放的确是值得长期追求的目标，但具体的实施时机必须予以审慎考虑。鉴于中国经济的态势，骤然开放资本账户，可能加剧经济波动，有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中国政府数次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而维持资本账户管理的基本稳定，是在危机时刻反击金融风险的有力武器。现在如果仓促行事，未来或有“闻鼙鼓而思良将”之憾。
毕竟，即使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攀升至全球第二，也实实在在地面临剧烈减速的危险，金融风险是必须守住的底线。
中国第一与世界新平庸
中国GDP第一？
中国人常常对于“19世纪是英国的，20世纪是美国的，21世纪是中国的”津津乐道，民族复兴亦念兹在兹，但是对于“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头衔，却好像并不那么热情。
这从中国对世界银行一份报告的反响可知。这份报告宣称，就经济规模而言，中国可能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这在中国国内反响并不热烈，甚至《金融时报》还报道，中国努力了一年时间，试图削弱该评估数据的有效性。
早在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前后，中国赶超美国的时间点已经被多次预言，而且趋势似乎是时间总在向前位移，从高盛较早给出的2027年，到后来的2019年或2016年，再到后来的2014年。
中国第一的到来，是否指日可待呢？这对中美与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呢？《金融时报》两位重量级评论员——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与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也分别给出了意见。他们都倾向于认为，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已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的霸权仍会持续多年。
抛开宏大叙事，回到技术细节，世界银行的这一研究可信度有多大？这一报告基于国际比较计划（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以下简称ICP）提供的相关数据，即根据购买力平价（PPP）理论，也就是根据货币的购买力而不是市场汇率来核算，换言之，ICP对人民币购买力的评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结论。细读这份报告，人民币购买力被评估为1美元约等于3.506元人民币，远高于目前人民币的市场汇率——1美元兑换约6.25元人民币。二者相差如此之大，按照两者来计量的中美经济规模，自然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按照较低的标准（市场汇率），中国经济规模不足美国的60%；按照较高的标准（购买力平价），中国却可能已经超越了美国。
如果认可ICP的购买力评估，那么，不仅中国经济规模即将超越美国，而且中国人民币也存在极大低估；如果认可市场汇率，那么，中国对于美国的追赶仍然前路漫漫。有趣的是，笔者注意到，ICP自己专门在附注中提到：这一估算并没有得到中国统计局的认可。
哪一种评估更接近人民币的真实价值呢，是市场汇率还是较高的购买力平价？笔者认为是前者，随着近年中美贸易失衡状况缓解，人民币汇率已多次调整，目前市场汇率很可能已经接近人民币的真实汇率。
更进一步，以购买力平价理论来度量人民币是否合理呢？未必。学界不少研究也显示，购买力平价对于人民币而言，并非完美的度量值，如易纲和范敏（1997）等也指出，用购买力平价来分析发展中国家时要做修正。购买力平价这一理论部分基于朴素的直觉，即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国家应该卖同样的价格，这样通过比较不同国家以不同货币计价的一篮子商品价格，从而推算出货币之间的购买力比例。
这一理念经过精细化之后，其结果之一就是上述的国际比较计划。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ICP已经运行了接近50年，当初的朴素想法早已演变成耗资巨大的、涉及无数智力的国际联合项目。
常识告诉我们，理论如果落地，难免面临各种局限。购买力平价的局限业界讨论也不少，最关键的问题有两个。
首先，购买力平价理论要求比较同样商品的价格，但各国发展状况不同，也注定物品难以完全对应，例如津巴布韦餐桌上的稀粥可能并不等于美国人的燕麦片，而《舌尖上的中国》所展示的各类民间美食，也难以对应西方的米其林。二者或许效用一致，但价格、重要性等不可类比。
其次，如何处理这些商品的权重？当专家们千辛万苦收集了上万种商品的价格之后，他们却难以对它们进行加总。一般来说，可以按照一个典型家庭在不同商品上的开支来计算商品价格加总的权重，此时国别差异的问题再度出现。例如美国与中国的消费支出结构完全不一样，是应该按照美国还是中国的支出结构来加总呢？
对于这类问题，技术专家自然有各类处理方法，从支出法到生产法的各类方法也在引入。我尊敬其努力以及专业，但是这样的结果自然是不同标准导致不同的结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的估算总是会随着加总与计算方法的不同，其结果呈现巨大的波动，其差距从百分之几十到以倍数计算。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往往不是黑板经济学那么完美，而是更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的一切结论都只能予以审慎对待，无须过分大惊小怪，就像“中国经济第一”的头衔，其含金量显然不足。
中国经济正在迈向世界巅峰，但是登顶不在此刻。目前中国崛起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而在军事、政治、文化等领域仍旧存在提升空间。即使仅就经济而言，中国也难言乐观，随着未来中国潜在增速下滑到6%到5%甚至更低，二者差距缩小的速度有可能大幅收窄，中国最终超越美国的日子其实难以预言——对比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风光无限，“日本第一”的口号激荡世界，但其泡沫经济模式无法延续，其冲击第一的征途最终还是折戟沉沙。
中国与日本不同，无论经济体量还是发展模式。无论是否承认，中国的经济崛起自然会改变世界，对于这一崛起的反应与讨论也将成为其崛起的一部分，而两极化的讨论也显示出双方的认知差距。中国对世界的改变，尤其是经济之外的改变，其重要性仍旧没有得到足够理解。
大国崛起往往意味着帝国权力的交接。以更长的时段来考察，西方对于世界的支配地位是从18世纪开始的，英国正是崛起于东西大分流的浪潮之中，而随后美国崛起则是故事的延续，美国从19世纪后期超过英国之后，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已经超过140年。公允地看，帝国崛起并不仅仅是坚船利炮的胜利，也是一种价值观的胜利。历史学家指出，即使英国在其鼎盛时期（1870~1913），其国防开支也仅仅占其国民生产净值的3%多一点，此前甚至更低。背后原因，正是在于英国当时通过推行其价值观，不仅将自由贸易模式推行全球，自身也深受其益。
时光如梭，帝国兴起又没落，在不同帝国的赶超竞争之中，文明之光得以延续。世人对于“帝国”一词总是有所质疑，东西方皆然。事实上，强大的帝国可以是，而且也往往是全球稳定秩序的重心所在，这不仅意味着成本，更意味着责任。无论过去的英国，还是现在的美国，其存在在事实上都构成了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这也是软实力的表现之一。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实力的提升背后也意味着责任提升，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新平庸？
“新平庸”这一流行语的发明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她2014年在IMF世界银行秋季年会上呼吁成员国通过大胆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避免全球经济增长陷入新平庸。世界是否真的进入新平庸？对此各界看法不一，《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就呼吁不应夸大世界经济放缓，人们对世界经济的看法分歧则正在加大。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放缓以及欧洲重归衰退并无太多争议，最大的争论核心其实在于中国的减速以及美国的复苏。
全球经济冷暖不均，根据IMF国际比较计划的正式结论，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中国正式以17.6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被估计为17.4万亿美元。
这一结论透露出两点信息。首先，纵然只是名义调整，中国登上经济体量第一的象征意义仍旧值得玩味。作为全球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这本身也意味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那就是随着中国体量增大，其增长的放缓一旦成为趋势，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就难以比拟往昔，这也意味着世界整体经济增长的放缓。随着中国官方表态对于“7.5%上下”的容忍，这也意味着昔日大规模刺激不会重演，而中国经济增长率放缓并没有太多疑问。
其次，经济学家往往更为看重人均收入的变化，正如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所言，“说到经济增长，我们提出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停滞状态则导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续增长，虽然平均收入在时间相当长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中国上一次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待的时间很长，根据经济史权威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数据，1820年也就是道光皇帝继位那一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总额的32.9%，当时中国无疑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时西欧十二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加起来仅为20.9%，英国当年仅为5.2%，日本仅是3.0%。
也正因此，比起数据具体变化，更重要的信息在于趋势，尤其是人均收入的变化。中国经济总量的变化，对于中国人均收入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本质变化？这将取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顺利的话，随着经济的放缓以及人口周期的变化，中国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但是未来将向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顶端靠拢。
回头来看，从“新常态”到“新平庸”，事实上表达人们对于增长放缓的耐心正在消耗殆尽。但是真相在于，如果没有更多外部刺激以及技术变化，放缓可能将延续更多时间。IMF《世界经济展望》中对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3%，2015年为3.8%，这已经是该机构的多次下调。但事实上，超过3%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中绝不落后，能够避免停滞乃至新一次危机才是全球经济的当务之急。在过去的20世纪，我们见证了太多财富的创造与经济奇迹，尤其最近二三十年，拜各类新经济之赐，经济增长似乎变成理所当然。然而，经济增长也有周期变化以及约束边界，而技术进步带来的曾经的经济飞跃，并不能成为我们定义经济的正常状态，所谓“新平庸”或者“新常态”，或许只是回归经济增长的正常速度而已。
过去30年的全球经济繁荣本质上是中国为核心的一大批后发国家加入全球化浪潮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美国学者福山为之欢呼“历史的终结”，认为自由民主取得决定性胜利，各国剩下来的任务只是以何种方式融入西方体系。不管这一乐观态度是否误读历史，至少，的确有很多国家全力拥抱自由市场制度。以中国为核心，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大军加入到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不仅为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等资源国带来增长便车，美国等国也坐享消费红利。因此，中国经济一旦减速，影响的绝非中国一家，而会波及全球几乎所有国家。
雪上加霜的是，即使美国已算西方各国中恢复最好的经济体，仍旧无法与过去的繁荣岁月相比，其中的关键，恰在于过去30年所累积的经济病灶并未彻底治愈。例如，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已经创出战后最高点，而整体债务杠杆率也徘徊于历史最高点附近。这些问题需要改革、市场出清、技术更新以及时间，才能医治。
新G7 PK老G7？
忘记“新常态”吧，它已经不是新闻热词，而已经成为你我面对的冷酷现实。
新常态原本是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发明的流行语，表示宏观经济从衰退恢复到繁荣的过程。几年过去了，全球经济仍旧在新常态的泥淖之中，不仅没有出现意料之中的结构性改革，整体而言反而呈现出更为封闭的一面——讽刺的是，即使这个词语的提出者也未能逃脱时代的噩梦，其提出者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2014年被迫从公司出走。
根据麦肯锡最新计算，迄今为止，全球化水平仍旧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麦肯锡采取五项指标衡量全球化程度，分别为商品贸易、服务贸易、金融流动、人口流动、数据交换和跨境交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全球化的低迷，金融流动仍低于危机前水平将近70%。
具体到中国经济，消息可谓冷热参半。一方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数据，中国GDP以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摘下世界第一的桂冠，虽然官方与民间对此的态度都略显冷淡，但第一始终意味着一些不同；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体量增大，中国经济的减速效应开始显现，即使以前坚持中国潜在增长率20年可以达到8%的经济学家林毅夫也表示，如外部环境不佳，中国2015年的目标可以定为7%。
当作为增长引擎的中国经济开始减速之际，全球经济无可避免地继续滑入通缩深渊。贸易是衡量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的温度计，全球贸易2014年普遍认为继续走低，可能只有3%~4%的增长，随着经济下滑引发的保护主义兴起，相信未来贸易可能欲振乏力。
如果说贸易更多代表实体经济的状况，那么就金融层面而言，债务是重要的风向标。虽然经济低迷，近年全球经济的债务水平却不断飙升，尤其是伴随着主权债务的状况恶化。根据一份国外机构数据（《日内瓦报告》），全球债务总负担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2013年达到215%，而2001年仅为160%。一定的杠杆对于经济有所裨益，但上述数据已经超过经济学界认为舒适的区域，甚至揭示了一个反讽的事实：虽然人人都高呼去杠杆，事实上人人都在加杠杆，尤其是政府部门。
债多也愁。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多年前就期待的“超英赶美”好像有了成功曙光，第三世界出现了超越第一世界的希望。七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有可能超过七大工业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七国，超过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虽然这一数据和中国第一的结论一样，是基于购买力平价，但是仍旧反映出发达经济体整体后劲乏力。
如果你以为这又是一个投资银行分析师正在兜售的老故事，新G7拉动老G7，那么你就错了。从过去一段时间来看，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其实趋向下滑，这也可以理解，起风的时候，体积小者飘得最高，而逆风的时候，情况就变成比谁下降得少了。即使如此，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的境况更加不堪，日本安倍经济学尚在挣扎，欧洲日益日本化，较为乐观的只有英美。矛盾的是，美国逐渐走好有可能带来强势美元的回归，这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又是一个打击。
那么，未来增长靠什么？回头看新常态，其实并没那么可怕，只是我们刚刚经历的上一波增长过于美好，也惯坏了投资者的预期。上一轮黄金时代是由于全球化、放松管制、廉价利率、人口红利等等多种因素综合促成，最关键的因素还在技术进步，典型如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革命虽然带来泡沫飞扬与幻灭，但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谷歌、微软、苹果、亚马逊之类伟大的公司，拓展了人类经济生活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在劳动力投入带来的增长有限的情况下，经济生产率的拓展事实上更多来自技术进步。想象一下如今看似不起眼的铁路曾经如何剧烈地改变世界形貌。一位西方评论家如此总结：“19世纪的头25年和最后25年之间，铁路将这个世界从大部分人仅仅到过他们的村子之外或附近集镇的世界，转变为一个在一天而不是一个月就能够跨越一个洲的世界。铁路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制造业，确保了工业革命对这个星球上每个人生活的实质性影响。铁路的到来，使一切都成为可能：从度假到郊区的扩展，从新鲜的牛奶到邮购订单。”
也正因为如此，虽然表面上经济新贵看似超过旧有势力，未来中短期的经济繁荣仍旧依赖技术进步，这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必然来自自主创新，无论下一个热点是可穿戴、人工智能还是3D（三维）打印，抑或我们现在丝毫不知的某种疯狂小实验。
新常态经济拥有无限机会，也面临巨大风险。在这样一个机会与风险并行的经济世界，央行必须肩负起更加沉重的担子。
未来新常态与五大风险
中国，下一站韩国？
和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韩国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起飞，也大致经历了经济发展的数个阶段：基础建设拉动期、出口拉动期、杠杆拉动期。在基础建设阶段，往往伴随着政治的改革，这也是很多后发国家所经历的赶超第一阶段。在韩国，这其实也有赖于时任总统朴正熙的系列举措，这一阶段的主要表现是资本形成对于经济贡献更大。只有部分国家能够顺利进入第二阶段即出口拉动期，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可谓幸运者，譬如巴西等国走完第一阶段后，却始终徘徊在第二阶段门前，这一阶段典型表现在于出口对经济贡献更为巨大。
光州事件之后，韩国经济开始进入新阶段，也就是加杠杆阶段，大财阀现象也日趋严重。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在于资本形成再度超过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各大财阀雄心勃勃的多元化征程中，大量资金被投向并不具备合理内在回报率的项目，短期内维系了经济较高的增速；代价则是债务杠杆率直线上扬，同时充裕的流动性追逐着看似抢手的各类资产，资产泡沫一路发酵高扬，股市、债市、汇率联袂走高，烈火烹油，直到金融危机爆发，戛然而止。
对于中国而言，上述因素都不陌生，不过场景和主角有所不同。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可谓改革带来的基础建设期，90年代末之后进入入世带来的出口驱动期，而2008年之后则逐渐步入加杠杆阶段，其中“4万亿”大手笔的刺激更是推波助澜。数据与实体经济的表现也在说明，中国的加杠杆列车已经启动，流动性洪流已经涌现，这与20年前的韩国有颇多类似之处。
韩国是否算失败呢？有人或许觉得韩国不幸，又或者1998年金融危机更多是外界感染，事实上这些际遇并非偶然，都与经济体自身内在发展逻辑彼此印证推动。此后韩国经历了痛苦的清洗阶段，其表现其实可圈可点，也算迈入正常国家行列，也算得上赶超国家的合格者。
中国有中国奇迹，韩国也有汉江奇迹，高增长并非特例，更非经济规律不可解释的人间奇迹。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之后，全世界约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经济赶超，并摆脱了低收入陷阱，其增速达到年均7%以上，并且持续了25年以上。这些经济体有一些共同特征：开放经济、宏观的稳定、高储蓄与高投资、市场经济体、高效并积极的政府。
中国是否会步入一场1998年式的金融危机？回顾历史，2014年刚好是世界银行《东亚奇迹》报告发表20周年，当年的东亚奇迹包含了中国香港、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明星经济体，中国内地甚至无缘入围。然而转瞬几年，世人则目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耀眼崛起。
20年的经验加上两场金融危机的教训，是否足以让历史不再走进惯性呢？市场并不会简单重复，这或许取决于我们过去路径与当下的取舍。中国30多年超过8%的增速，似乎也让一众曾唱衰中国的观察家显得不无滑稽，甚至也鼓舞了某些民族主义者，他们想象中敌人的阴谋被一步步挫败。
但问题还在于，我们要求的是真相还是只报告好消息的花剌子模信使？当愿望和现实不符合时，我们是修改愿望还是重塑现实？或许，如你侧耳聆听，蒙古人的铁骑已经逡巡于国门之外。
中国经济新常态：走出GDP迷思
“现在西方预测中国GDP将成为世界第一，这种捧杀是否类似当年我们邻国日本的遭遇，从世界第二的位置跌落到收获失落的十年？”一次读书会上，主持人如是发问。
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提问。当天我和政治学者刘擎教授作为嘉宾对谈，讨论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79]（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如果按照英文书名直译，更准确地说，书名应该译为“为什么西方统治至今”或者“西方为什么现在还在统治”，两个多小时内密集听到“西方”一词不下百次（有趣的是，莫里斯坦陈西方定义超过20多种），加上地点是在以具有老上海风格而为人所知的思南公馆，难免令人有今昔对比的错愕之感。一方面，中国官方宣传对于世界第一的封号可谓“谦让”，而民间倒是对此兴趣颇浓。如果这种情绪早在内部酝酿，西方“捧杀”的对象和目的是什么呢？更不用说日本过去遭遇不在于“西方捧杀”，今日状况其实也难言“悲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第一”的称号，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是来自“西方”的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最快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