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的情结大众不会陌生，甚至《西方将主宰多久》引发的议论升温也可以作为小小注脚：此书的中文版被中信出版社引入三年之后才开始被公众广泛关注，从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到曾经的风云人物李录，对这本书都有引用和推荐，背后的动力多少与复兴的民族情结有关。重归世界之巅的梦想因为近代屈辱记忆而被放大，这可谓国人集体情感的一种现代投射。[81]
甚至，这场读书会宣传页还引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一句话，“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从经济角度看，我认为中国晚近以来的经济状况并不算退步，只是相对落后，当西欧通过工业革命以及制度变革步入工业时代之际，中国延续以往路径，仍旧陷于传统农业增长路径的马尔萨斯陷阱。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西方将主宰多久》的数据，也就是莫里斯设立的以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指数，西方的核心区域一直在变化，从两河流域到地中海，再到西欧美国。而东方的核心区域则除了1900年是日本之外，大部分情况是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以社会发展指数衡量，中国曾经从公元500年后领先西方超过1 000年，他认为“西方领先”既不是长期注定也不是短期偶然。这种将中国放入世界之中的比较，一方面可以使得国人抛弃对中国中心的执着；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印证之中再度定位，重建自信。
回顾历史是为了观照现实，套用那句名言——“笨蛋，重要的是经济”，但只有真正的笨蛋才相信重要的只是经济。经济实力的上升往往带来影响力的提升（虽然二者往往并非同步），最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使得国人寻求经济之外的存在感。但放在历史比较之中，或许更能明了中国经济奇迹或者中国模式的本质为何。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停滞使得直到1980年的中国人均收入只是略好于小说《悲惨世界》中所展示的状况。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使得人口红利可以在市场经济之下得以发挥，令30年的高速增长成为可能，“后发优势”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正在于起点过低。
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这也注定理性人很难不关注短期。2014年宏观经济情况仍旧复杂，“7.5%左右”的目标并不轻松，但经济政策风向却有一些微妙改变，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将进入中速增长开始获得更多共识，官方也不再追求“保八”。而习近平在2014年不止一次提及“新常态”——新常态原本是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创出的新名词，普遍表示宏观经济从繁荣到衰退周期正常的恢复过程。
外界对习近平的经济表态有颇多解读，但定义显然也在明确之中，中国新常态的背后对应昔日超常增长告一段落。根据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8月14日报道，中国超过70个较小县（市）不再把GDP作为考核政府官员的一项标准，以便将主要精力转向环境保护及减少贫困。
时代在变，人们的诉求也在变化，比如复杂的社会生活水准衡量，是否应该以一个简单指标衡量？GDP争议不仅存在于中国，也是一个世界话题。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在专栏中梳理了GDP的变迁以及缺点，最终结论还是我们可能仍摆脱不了GDP。数字很简单明了，但数字也只是数字，当经济增长日益与民众生活幸福感背离之际，官方也在逐渐改善甚至放弃以往的GDP考核模式。虽然单纯放弃某一个考核指标并不会立即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行机制，但这仍旧是往正确方向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
“您谈到中美经济的追赶，无论GDP总量还是人均GDP，问题是GDP有那么重要吗？”读书会结束时，一位“90后”女孩这样问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好开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越来越多人放弃GDP崇拜，尤其是年青一代的“80后”与“90后”，与父辈不同，他们对于发展的理解显然更为深化多元。对于面临多重转型的中国，问题还在于，如果没有GDP高速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背书，那么还能提供什么呢？站在21世纪的文明新纪元，“落后就要挨打”的叙事方式正在被重构——值得一提的是，无论鸦片战争还是甲午战争，当时中国的GDP总量都高于对手，结果却是近代屈辱的开始。
回到开篇的问题，刘擎教授不无机敏地反问，中国为什么要当第一？他一方面表示自己“相信”中国会按照北京宣称的那样以和平方式崛起；另一方面，他指出西方的焦虑来自如果中国主宰世界，关于那个“新”世界的规则以及信息却不明确。向前看是为了向后看，也许我们有生之年可能很难看到中国人均GDP成为世界第一，但是这并不影响中国民众享受更稳定的经济福利、更稳定的法治环境。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本身就意味着对于经济低增长的高容忍度，而东西文明最终的关系，或许是共生互补，而非你死我活。
中国经济五大风险
各大投行券商新年前后都会纷纷出台投资策略，比起过去的好时光，我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词在于“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在于国际环境动荡，金融危机之后勉强重建的脆弱秩序正在瓦解。不仅各个经济体继续低迷，而且多个资产价格趋于混乱。2014年中之后，整体环境由地区性紧张变为全球性紧张态势，不仅石油价格跌破50美元，卢布也遭遇腰斩；欧元区正式进入通缩，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再度燃起，更使得欧元跌入九年新低；安倍虽然重新当选日本首相，但安倍经济学仍旧遭遇挑战。
固然各国经济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裹挟，全球经济事实上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那就是彼此之间通过交换更好的商品服务获得增长，即使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创造出口，也遵循同样逻辑来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这是过去全球化繁荣时代的市场逻辑。如今，这一逻辑链条随着各大经济体衰退而低迷，这对于全球经济增长不利。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强势美元的回归，这必然伴随着资本回流美国，此刻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不确定也为其他经济体造成“两难”：如果加息，那么会鼓励资产继续流入美国，对于新兴市场有资本外逃风险；如果不加息，伴随的则是反映美国经济弱于市场预期，那么对全球经济环境也会造成不利影响。
其次，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财税困境。如果将中国看作一盘生意，那么，过去中央政府就是总公司，而各地地方政府则是分公司；分公司的资产包含当地土地等，各类税费则构成收入现金流，而分公司的所有负债其实都有总公司提供隐性担保，这也造成中国地方政府不会破产的固有印象，银行也乐意贷款给地方政府以及相关城投公司。如此结构再加上地方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等，使得中国地方债务不断累积。根据中国审计署2013年数据，在考虑或有债务后，中国各级政府债务约30.28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7.9万亿元。
如果经济继续保持增长，那么这一模式似乎可以维持，但是随着经济下行以及财税改革，这一模式则遭遇挑战。财税改革的思路之一是事权和财权对等，在允许地方政府破产的同时，给予地方政府一定举债权，也就意味着中央政府类似总店，地方政府类似加盟店，中央政府2014年也公开强调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借此强化预算约束。
这一想法出发点正确，但也意味着压力主要放在地方政府。经济下行之下，地方政府未来几年将遭遇寒冬，对比2010年至2012年20%以上的财政增长，2014年财政收入增速已经降低到个位数。根据德意志银行报告测算，土地出让收入分别占到地方政府和总政府收入的35%和23%，随着土地出让金收入降低，中国可能面临1981年以来最严峻的财政挑战。该行预测中国2015年土地出让金总额同比降低20%，如果降幅为10%，地方政府收入增长将只有2.2%左右。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除了收入锐减，同时还有旧债待偿。修订之后的《预算法》虽然为地方发债继续打开口子，但随着地方债到期偿付的高峰到来，发债速度远远补不上预算缺口。2014、2015两年共有4.2万亿元地方债到期，其中2015年为1.8万亿。2014年地方政府发债规模仅有4 000亿元，2015年发债规模即使翻倍，也不足以应付地方债务还本付息需求。根据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估计，中国31个省级政府中约一半的信用状况在投资级水平——这也暗示另外一半的情况可能不妙。可以预见，如果未来情况恶化，更多省级政府的信用状况会恶化。如此一来，地方政府日子不好过，一旦地方政府日子不好过，其治下的企业日子也可想而知。
也正因为如此，第三大风险在于企业风险。企业风险主要基于过剩产能，表现有两点。首先，经营环境恶化，盈利能力备受考验，成本利润失衡仍旧是压力之一。中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曾表示央行最新降息并没有惠及企业，“很多企业抱怨自己是替银行打工”。原因在于民企的贷款利率与利润不匹配，黄孟复指出地方政府和国企贷款年利率6%~7%，民营企业的贷款年息则为15%~20%。其次，负债水平高企。中国企业风险以往被低估，一方面在于发达国家往往看重国家负债以及居民负债，就这两项指标而言，中国不算很差。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负债水平本来并不算高，随着4万亿之后的投资狂潮，中国企业负债一路飙升。数据显示中国私人部门债务与GDP比例在2012年底达到131%，这一悄然积累的风险显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中国经济模式的弊端之一在于过度依赖投资，无效投资在实体层面积累为过剩产能，而在金融层面则反映为债务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第四大风险是金融机构风险。中国金融业或许是改革之中最滞后的一块，利率等关键指标多数处于管制状态，导致官方利率低于市场水平，如此的双轨制加上预算软约束，使得信贷资源分配存在天然缺失。首先使得银行巨额利润往往基于储户长期背负的“负利率”之上，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在合法化的金融体系中得到大部分资源，而贡献大量就业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只能借道灰色途径，比如影子银行。过去两年，海外投资者往往最关注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其实中国影子银行就是银行系统的衍生而已，影子银行的风险恰恰正是金融机构的风险。
以银行业为例，过去银行利润和资产表现不错，比如2014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12 645亿元，同比增长12.7% 。但是银行股一直以来表现却很平淡，这也隐含了对于未来坏账卷土重来的担忧。根据中国银监会2014年三季度数据，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不良贷款率达到1.16%，较上季末上升0.09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247.15%。这一数据仍旧堪称理想，但是坏账问题在于并非银行风控做好就可以避免，如果客户端出现问题，银行也会深陷泥沼。
更进一步，互联网金融涌现是近年重大事件，中国总理李克强为新成立的前海微众银行发出了第一笔贷款，同时有8家个人征信公司获得中国央行批准，这也被解读为互联网金融改变中国金融业甚至经济弊端的重要一步。笔者一直关注互联网金融，身边不少朋友也投身这一领域。毋庸置疑的是，互联网金融可以为需求端多样化做出贡献，但是其盈利规律目前多半仍旧源自中国金融业双轨制，对于降低中国金融机构风险并无显著作用。更进一步，在各类泥沙俱下的P2P（个人对个人）等业务之中，不仅不会降低风险，反而滋生了更多风险隐患，这就带来最后一个风险——居民风险。
居民风险列为最末一点，看起来有些意外。我在我的微博（@徐瑾微博）咨询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民生，如物价、工资、房价。一方面过去中国民众作为消费者，因为高储蓄以及低住房抵押贷款比例，总被解读为风险不高。另一方面，中国民众作为投资者，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算成熟，由近期股市以及互联网金融等热潮可见。也正因为如此，上述国际市场、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四大风险最终或多或少将会传导到居民端，这也意味着民众在新的一年必须更为注重投资风险，而且个人活动在经济下行时需要更为保守。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棋局，而对于中国央行而言，面对管理中国经济这一令人生畏的任务，什么风险才是最需要担心的？未来来看，通缩风险或许比喧嚣很久的通胀更值得关注。
[79]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2011。
[80] 徐瑾，《中国经济第一?》，FT中文网，2014。
[81] 徐瑾，《李约瑟之谜与复兴梦》，FT中文网，2013。
央行困境：沉默通缩甚于喧嚣通胀
无论是中国央行降准还是海外量化宽松，往往遭遇民间的口诛笔伐，不少评论表示是在“放水”乃至“印钞票”。但事实可能恰恰是反面。经济学家认同通缩的危害，政策制定者更是深有感触，例如IMF总裁拉加德将通缩比喻为“食人魔”。这次，我更认同拉加德。
“我从不担心行动的危险，我更担心不行动的危险。”对于中国央行2015年4月19日的降准，我的评价可以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这句话总结。
自2015年4月20日起，中国央行下调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我已多次呼吁中国央行不仅要降准，而且应该进一步结合降息。本次中国央行降准，不仅在于中国经济下行，也在于潜在的通缩风险。在中国经济的潜在通缩风险已经逐步临近的时刻，进一步宽松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是唯一的正确路径。
中国是否面临通缩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分歧在于消费物价指数（CPI）与生产物价指数（PPI）的背离。2014年，我就曾明确提出通缩风险，如今从截至2014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证据已经更为明显，不仅PPI已经连续37个月为负，衡量整体经济价格状况的GDP价格平减指数也跌至–1.2%。
对应着全球通缩大潮，和中国十多年加入世贸组织时候引发的通缩一样，本次中国通缩再度面临争议，即中国被世界通缩还是向世界输出通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使中国总理李克强2015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亦强调中国是“被通缩”，而海外的观点则认为中国通缩风险波及世界。
一旦国内出现问题，则将根源引向国外，这是一种固有思维习惯，即使美国也难以例外，比如对于中国制造、人民币汇率的抵制等。我的观点介于中国与世界之间，通缩必然是一个双向影响关系，世界油价从2014年以来下跌超过五成，一方面造成了中国价格指数下滑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需求的下降本来就是油价下跌的成因之一（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回顾历史，中国经济比较大的通缩大概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过程甚至延续到入世前后，一定程度上引发中国输出通缩的国际讨论；另一次很短暂，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为什么民间对降准会有那么多争议？我认为本质在于公众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反应截然不同，而且理解存在偏差。
无须太多经济学启蒙，多数人都痛恨通胀（我也不例外），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大多数由“印钞票”引发，典型如20世纪的金圆券到21世纪的津巴布韦。作为全球央行之首的美联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通胀狂潮之后，保持低通胀也成为超过维持就业的政策目标。
至于通缩，往往不是被视为无关痛痒就是好事一桩。不说各种中外货币银行学教材中关于通缩和通胀的内容篇幅不成比例，即使对饱受20年通缩之苦的日本而言，也更能接受通缩。在2009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中，44%的日本人表示通缩有利，两成略多的人表示通缩有害，其余则是持中立态度。
公众往往从消费者角色思考问题，觉得物价下跌挺好，就像那个关于大萧条的段子：“大萧条也没那么坏，如果大萧条期间你有工作的话。”
问题在于，对于企业而言，通缩往往意味着更少的利润、更沉重的债务、更稀缺的信贷资源——旧债务名义价值不变，在通缩情况之下，相对于过去实际是增加。而企业如果感到压力，那么，对于其员工甚至整个社会而言，并不会有好结果，收入停滞以及失业甚至萧条往往也会接踵而至。持续通缩也意味着一个持续加速的“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即使利率再低，人们也不愿意消费投资而是愿意加大储蓄，这就意味着市场以及经济将进一步衰退。这意味着在一定情况之下，人们都将手头现金纷纷窖藏起来，无论存在银行还是藏在床下，效果基本差不多。
流动性陷阱是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大萧条之后提出的一个假设，却在今天的日本乃至欧美部分成为现实。因为各种误读，凯恩斯在中国声誉不佳，但是他对于经济的洞察力在几十年后仍旧具有现实意义。
回到中国，眼下暂时没有流动性陷阱的危险，但是货币政策意义在于塑造适合的货币环境。就此意义而言，2015年以来的连续降准只是开始，未来还将继续降息降准。这不仅在于经济内在需求，也是货币政策尤其是存款准备金回归常规化的必经之路。在现代央行制度之下，植根于金银本位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意义就像是已经退化的“盲肠”，不少国家已经把法定存款准备金降到极低甚至取消。在中国，存款准备金被作为数量控制的工具，幅度之高令人咂舌。实际上，如果是为了防备金融风险，存款准备金基本没有作用，现阶段则完全是因为中国银行体系信贷被加以过多行政监管，导致存款准备金分外重要。
有时候，经济和历史一样，总是在没有想象力地循环。中国通胀与信贷周期繁荣紧密联系，换而言之，通缩或者通胀不停轮换——这种现象，曾经有中国央行官员在10年前形容为“通胀通缩一线天，冷热之间求发展”。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何在？探究中国经济“一活就乱、一抓就死”的治乱循环背后的本质，少不了货币的这一关键线索：首先信贷繁荣造成了通货膨胀，随着通货膨胀升高，经济过热，信贷开始紧缩，随之而来的则是通货紧缩。在这些过程中，无论货币政策还是宏观调控，其实都在发挥“积极”作用，只是这些作用某些时候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相反，是导致了经济的波动。
回顾过去是为了观照未来，通缩已在门口，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中国央行一举一动越发重要，其高管团队也不乏令人称道的技术人员，其行长周小川在2015年IMF会议以及博鳌亚洲论坛对于中国经济的难点有准确分析，也谈到了防患于未然，警惕通缩风险。
尽管如此，中国央行受限于上层的货币政策“集体领导制”以及下层公众的民粹思潮，往往处于动辄得咎状态。随着4万亿投资狂潮以及金融深化等后果，中国央行对于金融系统加大管控的同时，也意味着潜在疏漏范围不断扩大，近年其各类货币政策创新也疲态尽显。
无论是中国央行降准还是海外量化宽松，往往遭遇民间的口诛笔伐，除了经济学家认同通缩的危害，政策制定者更是深有感触。
在恐惧通胀来临之前，中国央行首先应该打赢通缩这一“食人魔”。通缩对于你我，并不遥远。
尾声
审计中央银行
好吧，如果印钞票是很好的，为什么不创造更多的钱？所以，如果他们通过印钱或电脑录入买了价值4万亿美元的资产，为什么不多创造货币？哦，我不知道，9万亿的价值，他们可以增加一倍的所谓利润。
人们应该担心一家私人银行因由美国国会授予的垄断特权而能印钞票，进而游说反对更多监督的立法。
令人震惊，国会创造出这样一个巨大的生物——一个自己创造自己的钱，又去政府游说的生物。
——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82]
“一切世俗的权力都会使人成为无赖。”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曾经如此打趣，如今走下神坛接受拷问的是昔日的天之骄子——中央银行家们。作为大众眼中的“印钞者”，他们的工作是否称职？是否需要更多透明度？如果说央行是银行的监管者，那么，谁来监管这些监管者呢？
临近大选之年，一切政治的和不那么政治的都变得“政治”起来。最新的权力之争则导向美联储以及美国国会参议员之间，“审计美联储”（audit the Fed）运动讨论正热。这一运动的主题看起来加大了美联储货币政策透明度，废除了原有对于美联储独立性的法律保证，如此一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难以避免被美国政府审计乃至问责。这一目标看起来很有争议性，简直令人难以反驳，问题在于审计什么、谁来审计？
这一运动是在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的推动下发起的，他在2015年4月宣布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他是美国自由派参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之子，父子两人观点可谓一脉相承，政治上信奉小政府，经济上追随奥地利经济学派。明眼人可以看出来，这一审计不仅关系到经济，关系到政治，更关系到权力。
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大与小，一直存在争议，但民主国家中央行的独立性似乎天经地义，尤其不少论文都持此观点。[83]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论文结论还有中央银行独立性和经济实际增长率基本不相关）已经指出中央银行独立性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但是很难定义二者孰因孰果，一个国家允许中央银行保持更大独立性，即意味着这个国家对通货膨胀率容忍度越低，还是一个国家对于通货膨胀表示了更低的容忍，才赋予中央银行更多独立性？从历史最早的瑞典央行，到影响最为持久的英格兰银行，再到作为后起之秀却主宰当今全球财经的美联储，我们看到了中央银行的历史记录总体尚可，但一路也是在磕磕绊绊之中学习，毕竟人类对于货币的理解也在演进。
以美联储为例，作为当今最大的“印钞者”，即使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中较为独立的机构，其结构也一直被人诟病：虽然是私人机构却又行使公共权力，类似政府机构又不是政府机构。一位美联储的传记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将美联储称为“怪胎”，不仅是代议制民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畸形人”，也是与自治民权神话并存的尴尬矛盾体。[84]
通常而言，美国民众大体接受这一矛盾，美联储的独立性很大程度在于其私密性。“在美国人眼里，这个机构的行为是机械呆板的，是非政治性的，是不受那些你死我活的经济团体的利己主义压力所影响的，其在美国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也多半会被那些一直存在的政治讨论所忽视。它的各种决议、内部争执及其所产生的大规模影响都会隐匿在可见的国家政治事务之下，总是让人觉得遥不可及、雾里看花。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它的所有活动细节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是过于深奥和难以理解的。”[85]
常态政治之下，国家接受美联储这一制度安排，也默认美联储隐匿而巨大的权力。“美联储的历任主席们可以决定有关政治经济事务中最关键的问题，包括谁会繁荣、谁将衰落，可他们的角色却依然隐晦和神秘。美联储是安全的，不仅因其自身的官方机密性，还因其可以微妙地消失在美国公众的视线外。”但独立本身意味着一种权力，而权力也意味着责任。随着外界变化，不仅要求中央银行提高透明度的声音在扩大，而且各类阴谋论也层出不穷，从《金钱主人》（The Money Master）之类再到中国的《货币战争》等不一而足。
“审计美联储”相关话题虽然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不仅经济学家大多反对这一提案，华尔街也与白宫联合一起[86]，抱怨“审计美联储”运动是政治凌驾于经济。
尽管如此，这一提案已经引发颇多关注，而且在大选之后更加引人关注。虽然我对于极端保守派或者茶党（Tea Party）的言论难以苟同，但正是他们不断推进甚至通过搅局的方式推进中央银行提高透明度。
事实上，美联储在透明度方面已经做出很多让步，不仅在一定期限之内会议记录得以公开，而且美国政府问责局（GAO）并非完全没有审计美联储的权限，只是其权限在货币政策等区域仍旧受到限制。其他央行也在尾随，英国央行已经决定效仿美联储，将货币政策会议的相关记录在8年后详细公布。
对比之下，中国央行目前已经是资产负债表扩张最为迅速、规模最大的央行，其掌舵人也获得《欧洲货币》杂志全球最佳央行行长等荣誉。但是中国央行从独立性到货币政策实践仍旧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不仅货币政策充满不确定，甚至以善于出其不意为本意，一切又因为4万亿之后的M2积聚攀升超过百亿，M2与GDP之比接近200%，而变得更加重要而复杂起来。
或许，是时候对中央银行进行清算了，但是不应该以政治的方式介入——这一方式虽然短期看起来雷厉风行，长期来看则是对中央银行根基的动摇——毕竟，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一个长时段的考验。最终来看，经济学告诉我们，对付专业人士最好的方式就是专业人士，专家监管专家将是未来的方向，外行领导内行不仅在中国行不通，在中央银行领域更行不通。
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货币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交给中央银行家——这句话在中文语境中常常被错误地理解为货币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不交给中央银行。时过境迁，如今中央银行不仅没有没落，其重要性反而与日俱增，即使弗里德曼本人在货币理论方面虽然是大师，但在政策细节上却不无谬误，他曾在艾伦·格林斯潘2006年退位之后撰文表示自己低估了中央银行家的能力。[87]
不可否认，中央银行的权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急剧膨胀，毕竟中央银行家们被多数人认为阻止了大萧条重演。此后伴随着扭转操作、量化宽松、负利率等各类货币政策创新层出不穷，无数的钞票好像凭空挥挥手、敲敲键盘就可以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中“印出来”，这也难怪开篇所引用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在与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格伦·贝克的访谈中将美联储形容为“国会创造出的一个巨大的生物——一个自己创造自己的钱，又去政府游说的生物”。
作为官僚机构，央行也在不断扩张，目标除了维持低通胀之外，又陆续加入保持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维持金融稳定、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甚至抗通缩等额外目标。如此之多的高难度任务聚集一身，中央银行一方面看起来像一个积重难返的老人，让人怀疑其负重能力；另一方面，人们在一次次危机之中，不得不仰仗中央银行这位老人的经验与魅力。
这大概是中央银行权力最大的年代，同时也是中央银行受到最多关注或者说最多指责的时代。“审计美联储”是一个坏主意，但是只是开始，并不是结束。作为一个群体，中央银行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毕竟更多权力就意味着更多责任。
[82] Rand Paul responds to hit piece over his “audit The Fed”stance，这是兰德·保罗（Rand Paul）2015年2月与美国主持人格伦·贝克（Glenn Beck）的对话。
[83] Alesina, Alberto and Lawrence Summers. 1993.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25, pp. 151-62.
[84] 《美联储》，威廉·格雷德著，耿丹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
[85] 《美联储》，威廉·格雷德著，耿丹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
[86] Wall Street seeks to stall push for Fed audit, The Financial Times, 2014.
[87] A heavyweight champ, at five foot two, the economist, Nov 23rd 2006.
后记
我们都在经历历史
我现在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就是对于未来、对于我那些未来的行动，以及对于社会走向未来的进步过程来说卓有成效的东西。
——德国学者威廉· 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
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我们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 1892—1982）
2008年3月，美国次贷危机已现端倪，但多数人还是认为这只是美国的事，甚至只是华尔街的事，只是与实体经济无关。当美国摩根大通以每股2美元收购美国投行贝尔斯登的消息传出时，一群上海主流财经记者正因为另一则摩根大通的新闻聚在一起。对于贝尔斯登的消息，大家普遍反应冷淡，多数人认为就是美国市场的新闻，简单聊了聊两个公司整合之类，大家显然对摩根大通在国内合资期货公司更感兴趣，对于贝尔斯登的兴趣也更多在是否影响与中信证券合作。几乎所有人都未意识到这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开端，从华尔街弥漫到全球。
我也在这场聚会中，作为出道几年的财经记者，谈不上有先见之明，但这一收购价格之低也让我琢磨思量。这家曾经挺过大萧条的公司的最高股价曾达到172.69美元——从事后披露的资料来看，这次成交背后凝聚了美国财经界以及华尔街巨头好几个不眠周末、殚精竭虑的斡旋努力，又有谁知道，随后还有雷曼兄弟、AIG（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银行等巨头坍塌。
但是，和我的同行一样，市场并没有意识到华尔街即将血流成河，全球市场谁也不能置身之外。就在几个月前，我和当时德意志银行的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诺贝特·沃尔特博士（Norbert Walter）聊起次贷危机及其影响，他还认为这次危机只是一个局部性事件，对亚洲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还没有受到直接冲击。
即使置身其中，也未必清晰。贝尔斯登陷入偿付危机时，公司应对事态难言积极。其董事长吉米·凯恩依旧离开纽约参加一场桥牌联赛，等他回来，破产结局已经注定。而首席执行官艾伦·施瓦茨在3月14日接到了当时美国财长汉克·保尔森的电话：“你们现在得靠政府了。”即使汉克·保尔森本人，在高盛首席执行官任上、2006年接受美国财政部长任命之前，也曾经拒绝过，身边不少华尔街朋友也不赞同，倒是他的中国老朋友之一、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鼓励他接受这一职位。
除了成交价，贝尔斯登的案例仍旧有可以玩味之处。摩根大通背后是美联储，这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美联储首次向非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资金。而当时参与促成摩根大通与贝尔斯登交易的盖特纳（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后来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如此分析：“贝尔斯登的一幕是美联储的一个转折点，很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处于安全区内的行业银行和安全区外的其他公司之间有一条界线，这条界线现在被打破了。”
跨过这条界线，犹如恺撒跨过卢比孔河，没有回头路。金融危机不仅使得美联储越界，其他央行也在尾随，其后的欧洲、日本、中国等经济体，央行都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玩家。在危机动荡之中，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要，大央行时代的来临，也使得梳理中央银行历史与行为尤其重要。
大家都在经历历史，无论是否完全有此意识。等到2008年之后雷曼兄弟倒闭、美林银行易主、花旗银行转型再到中国的4万亿大手笔，大家开始回过神来，世界已经不同。一年之后，银行家开始不再受到追捧，不少金融业人士开始反思从工作价值到工资价格，甚至我问及的数位金融高管，多数表示他们的薪酬确实过高。
一位国际银行的中国掌门人就曾对我说，一方面觉得自己薪水很高，另一方面也觉得放在市场中是平均水平。“这个市场是很疯狂的，很多人赚上千万美元，什么人值上千万美元呢？连参与航天项目的科学家也没这么多钱。这是非常贪婪的文化，导致很多人前几年赚够钱了，现在看情况不好，转身走人，用他们以前赚的钱在海滩上享受生活，所以现在投资银行还是缺人。而且咱们中国人常说‘解铃还须系铃人’，那系铃人走了，系统不就完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再后来，国际形势持续低迷，中国则一片大好，4万亿大手笔出台，《货币战争》风行一时。中国央行进入资产负债表大扩张时代，广义货币存量与GDP之比居世界前列，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银行，中资券商在全球排名中也集体提升，不少华尔街精英集体回国了。即使上文提到的国际银行高管，不少也转换门庭，甚至转战中资银行。这对应着中国银行业排名集体飙升，中国经济先是超越日本，再是追赶美国。
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大家开始意识到这是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更是一次可和大萧条比拟的事件，不仅在经济层面冲击社会，更是在理念层面冲击社会。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影响几何，这是一个大题目。金融危机之前，国内投资者基本不关注国际市场，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之间脱钩论不断，但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国内投资者也逐步开始同步关注国际市场。
至于我本人，金融危机期间做了很多报道，后来则离开记者岗位，成为一名财经评论员，作为一名青年经济学人，更多从观察者身份审视这场变化，从置身其间到抽离观察，反而对全貌的认识更为清晰。2008年金融危机为何发生？保尔森的急救方案留下了什么？金融危机之中，中央银行等监管方应该如何做才是最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吗？如果历史总是在重复，那么我们能从历史中汲取什么教训，我们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中央银行家吗？
整理书稿时，我回忆起小细节。2008年10月，金融危机起势，美国多家银行倒闭，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仍处于困境。我和当时纽约银行梅隆公司亚太区主席克里斯·斯托蒂（Chris Sturdy）聊起金融危机。他说当时思考最多的问题是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这并不意外，多家机构倒闭，存活的也命悬一线，当时美国就推出了7 000亿美元援救方案，向包括纽约银行梅隆公司在内的九家银行注资1 250亿美元，支持政府的不良资产清理计划。对于现实，这位金融高管的方式之一是回归历史，他重新开始阅读《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而他自称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无独有偶，金融危机中，美国前财政部长盖特纳也在阅读历史，他读了《金融之王》，历史与现实的比照，让他大呼“实在是太恐怖了”。
他俩并不是个案，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力量，或者说观念的力量，隐秘又强大。我笃信理念的力量，读书的时候，我就和朋友一起编撰出版《读品2006》《读品2007》系列，在金融危机中出版了一本访谈集《危机与转型》，主要是对于世界经济困境以及中国改革路径的追问。金融危机后，面对中国经济诸多问题，我出版了财经评论集《中国经济怎么了》，随后开始写作《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中国经济怎么了》是解析新闻背后的经济原理，《凯恩斯的中国聚会》则是系统介绍各家经济思想。不过，仅仅从经济理念去解读金融市场远远不够，甚至就金融市场谈金融市场也是有缺失的，因此，我开始计划一本系统阐释金融的书籍，这也就促成了本书的诞生。这次写作得到了很多师友的帮助，尤其是止庵先生与刘海影先生的鼓励指点，让我受益良多。
我的所有写作，首要目的是解答本人疑惑，其次在于普及常识。因此诚意并不缺乏，也在努力提升专业水平，但其中谬误难免，这是个人责任，我甘愿承担。在梳理过程之中，辛苦与快乐并存自不待言，不时感受到政治力量对于金融实践的潜在影响，同时也感受到金融之手对于世界大势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世界，各种力量交汇而成，我尽量不做道德评价，而是从理性维度给予“同情的理解”。
中国何时会爆发金融危机？经济铁律往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这是无法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社会科学往往是理念与实践的互动结果，经济规律可以作用于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也在改造经济现实。如果中国不幸以剧烈方式爆发金融危机，其力度或将进入历史记录。如果中国选择日本式的软着陆方式，那么未来可能是挣扎的20年。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尽管金融危机已经被置换为后金融时代，银行家也重返达沃斯论坛，中国第一的势头看似锐不可当，但世界已经和昨日不同。
金融危机是信用经济的固然产物，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一样难以回避。我们不是在面临一场危机，就是走在一场危机的路上。也正因为如此，了解你的对手是谁、它如何形成、如何作用于现实经济，在当下也无比重要。
各位，欢迎来到一个动荡而刺激的美丽新世纪。
徐瑾
2015年12月1日于上海
主要参考资料
1. 《1929年大崩盘》，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 《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戴建兵，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
3. 《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道格拉斯·C·诺思，约翰·约瑟夫·瓦利斯，巴里·R·韦格斯特，杭行、王亮译，格致出版社，2013
4. 《伯南克的美联储》，伊森·哈里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 《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朱嘉明，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12
6. 《大赌局》，克洛德·库埃尼，沈锡良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7. 《大萧条》，本·伯南克，宋秀芳、寇文红译，东北财经出版社，2009
8. 《帝国》，尼尔·弗格森，中信出版社，2012
9. 《动荡的世界：风险、人性与未来的前景》，艾伦·格林斯潘，中信出版社，2013
10. 《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张五常，中信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