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贵重的，闪光的，黄澄澄的金子？不，是神哟！我不是徒然向它祈祷，它足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邪恶变成善良，衰老变成年少，怯懦变成英勇，卑贱变成崇高。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几乎任何历史大事件背后都有隐性的金融之手。从金融而言，18世纪之前的世界并非一张白纸，但那时也只是现代金融的胎动阶段。17世纪是人类工业化萌芽阶段，同时也孕育着现代金融。工业革命之前，已有金融革命。18世纪的金融焦点已经从美第奇家族的意大利、郁金香狂潮的荷兰转向西欧。英格兰银行的成立，不仅意味着现代中央银行的正式登台，还意味着金融观念完成向现代进化的第一步。在国家层面，通过赋予中央银行发钞权的同时，隔离其与王权的关系，进而区分国库收入与国王财产，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
从帝国战争到英国突围
金融离不开银行，现代银行是金融体系的动脉，其中流动着源源不断的金钱。回顾金融的本质，不得不谈银行。
中央银行大概是最重要也是最神秘的银行，中央银行家往往成为报纸头条主角或者阴谋论的核心。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英格兰银行曾经被冠之以“堡垒中的堡垒”，其诞生亦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金融革命，那么，这座“堡垒”是如何平地而起的呢？
今天谈起中央银行运作规范，往往言必及英格兰银行以及美联储如何如何，以至于《××战争》中大喝一声，你知道中央银行是私人银行么？不少人顿时傻眼，马上以为知道了惊天秘闻，随即对阴谋论之流佩服得五体投地。事实如何？历史犹如化石，永远是层层叠叠而就，真相总是比有的人想的单纯，也比另一部分人想的曲折。英格兰银行在17世纪诞生，其成立的主要原因其实只有一个——战争。
聪明不过希腊人，他们早就说战争是一切缘由之父，而一切战争的母体则是金钱，因此，战争比拼的不仅是军事实力，也是各国的融资能力。作为大陆强国的法国和海洋强国的英国，在欧洲历史上一直斗争不断。法国在西欧面积最大，人口又是英国的三倍，这些因素在冷兵器时代都非常重要。而英国之所以能够持续应对甚至在18世纪打败法国，其背后离不开制度的作用，尤其是金融体系的支撑与财产权的保护。
国家竞争中，制度为什么如此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英国直到16世纪还没有什么成功“迹象”，他如此评价17世纪英国的窘迫境地：“法国的规模和西班牙的财政资源使这两个国家都成了欧洲的强国。尼德兰的效率达到了同样的目标。这三个国家都向英国提出了不断的挑战……英国必须寻找一个中间领域。”[18]
所谓“中间领域”，对于英国而言就是开拓新市场，建设新制度，使得原本在16世纪完全看不出冠军样的英国在18世纪领跑，成为一个“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事实上，历史上欧洲的地理分割纵然使得各类冲突绵延不断，但也造就了不同的制度竞争以及国家演化，谁占优，就引来效仿；谁落后，就难免被淘汰。
依赖商业和贸易，英国面貌开始变化。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数据，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英国人口增长大概4倍，同期法国人口只增加了四分之一，英国人均寿命以及城市化也高于法国，伦敦人口增加了13倍，伦敦已经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
金融业影响渗透入政治，反过来说，金融业的发轫更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变革。比起欧洲同侪，英国银行业起初委实不起眼。意大利人13世纪已经发行城邦债券，其北部城市热那亚的作用一度被历史学家认为堪比今日的国际结算银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16世纪已经孕育了现代期货期权交易，相形之下，17世纪末的英国金融业远远谈不上繁荣。伦敦城的金匠们刚刚开始学习利用个人信用经营银行业务，比如保留一部分储户的现金，同时将剩余部分借贷出去，金匠的收据也开始作为银行本票的雏形大行其道。一位20世纪债券市场的先驱曾经如此吐槽当时的伦敦，“没有货币市场，没有实质性的银行，没有组织有序的国家债务”[19]，其运作模式被视为难以脱离中世纪君主贷款窠臼。
不仅因此，国王之手始终不时染指金融。1640年，国王查理一世曾经因为财政枯竭而通知铸币厂不得对外支付，这使得商人们已经放入铸币厂的金银强行被国王“借走”。值得一提的是，查理一世在位三十年间可谓英国历史动荡最为激烈的时刻之一，国内以英国国教为主的新教徒和传统天主教势力斗争不休，国外则是席卷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是霸权崛起与信仰分歧的产物。[20]三十年战争中，英国站在新教一边，而查理一世本人则偏向天主教，又与罗马教廷交往密切，甚至希望在苏格兰强行推进宗教改革。加上其与议会的多次失和，最终导致了个人的覆灭，成为唯一一位在王位上被处死的国王。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在1672年曾经让财政部汇票赎回暂停，此举令不少颇具声望的金匠破产，对公众打击不小——须知，早期的银行业与金匠渊源甚深，不少人认为银行家主要来自金匠，但也有金融史学家认为银行起源不仅来自金匠，还有商人、公证人、实业家、包税商。实际上，从1666年起，英国就规定了铸币自由，意味着只要付出一定熔铸费用，人人都可将金银送去铸币厂换来足额货币。
也正因为如此，铸币厂的地位之高比起今天的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当年艾萨克·牛顿晚年就一直担任皇家铸币厂厂长，并且因为督办得力被封为爵士。如此金铺，理所应当被视为安全的托管所在，但类似上文之事却发生过不止一次。
类似事件使得英国民众充满了不安全感，一方面促使他们把现金存入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手中（如前所说，他们不少是金匠出身），另一方面，日渐充盈的社会资本此刻迫切需要可靠的储蓄之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银行——英格兰银行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18]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2009。诺斯1920年出生于美国，被认为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强调产权理论、国家理论等。
[19] 悉尼·霍默，《利率史》。他被认为是债券市场分析的先驱，利率研究领域权威，曾经担任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一名有限合伙人，负责该公司债券市场研究部门。
[20] 英国本来是天主教国家，但是亨利八世为了个人离婚的意愿，推出了英国自有宗教品牌“英国国教”，英国从而脱离罗马教廷，这为后来英国的宗教争端埋下隐患。可参见欧洲历史遗迹基督教历史介绍，如果最简单的话，推荐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所著《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
国王的最后一根稻草
英国国王的信用原本在欧洲不差，尤其对比经过约翰·劳事件折腾的法国[21]，但前文所述一连串铸币厂和财政部“停摆”、“出借”事件让商人们人人自危，使得继任的英国国王信用降到谷底，陷入借钱困难的窘迫境地，这也为民间商业力量获得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埋下伏笔。
国王永远缺钱，中世纪的银行很大一群主顾就是各国君主，主权信用不高在17世纪也是常事。如果能利用原本信用不错的英国国王信用的暂时低落大赚利息，对于投资人是个可以善加利用的“优势”，但也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换言之，投资人必须免于被政府随意掠夺的恐惧，避免1640年与1672年那样的状况重演，这意味着必须建立对君权甚至公权的有力约束，这一前提条件随着光荣革命而成为现实。
光荣革命于1688年爆发，最终结果是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成为英国国王——无论如何评价光荣革命及其《权利法案》，在一个专制时代，英国国王的世袭权力其实已经被议会决定，从威廉再到后面的安妮再到乔治三世都如此，英国有产阶级的意志决定了他们的继位[22]。威廉三世从小体弱多病，但对世界历史影响重大。他的父母分别是荷兰执政威廉二世与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之女玛丽公主，因此，他算是查理一世的外孙。
威廉三世虽然是荷兰人，也曾引领荷兰走出英国与法国夹攻，但他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却是他在英国的一系列作为。他不仅有新教背景，而且对宗教持宽松态度，在任期间基本结束了英国百年的宗教纷争，而且他接受了《权利法案》，成为第一位立宪意义上的英国国王，这对英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通过君主立宪制，国王的权力进一步被“关进笼子”，财产的胜利则逐步使政府的定位由压迫者变为保护者；与此同时，从阿姆斯特丹涌入的创新金融风潮也迅速被伦敦同行们学习和领会。
对英国而言，威廉三世的到来也意味着一次金融大洗礼。荷兰人精通商业，金融业一直独具特点，随威廉三世而来的也有荷兰商人的财富以及金融理念，“荷兰是17世纪最令人憎恨，又是最令人羡慕和嫉妒的商业国家”[23]。从经济学家麦迪森[24]的数据可知，17世纪只有一个国家的收入增长超过英国并且达到更高收入水平，那就是荷兰；而伴随着威廉三世登基英国，英国经济制度以及金融创新都追随了荷兰的脚步，就像后来其他国家追赶学习英国那样亦步亦趋。当时英国媒体曾经如是抱怨荷兰对英国的入侵：“我国的所有商人都正在变成荷兰的代理人”。
就金融而言，18世纪荷兰遥遥领先，但是关于荷兰金融的论述对比英国远远不足。学者分析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伦敦的地位在当时非常重要，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英语论述更多[25]，因此，不应该低估18世纪荷兰对于英国的榜样作用。从更大的图景看，英国不仅有效学习了荷兰这一最佳样板，而且也契合了当时的时代潮流——民族国家的复兴。伴随着工业发轫，历史的潮流开始变化。以往城邦国家领风气之先的趋势不再，阿姆斯特丹的崛起几乎成为最后一个城邦的传说，一度因战乱、黑死病而陨落的民族国家重新崛起，现代经济的扩张背后需要强大国家的支撑，国家力量与市场利益形成合力，“国家在为别人和为金钱出力的同时，也为自己效劳”。
对比之下，历史学家大多公认英国和法国虽然同为西欧大国，但在17世纪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布罗代尔认为，“作为早熟政治成果的民族国家很晚才过渡到作为经济成果的民族市场，而民族市场则预示着领土国家在物质方面的胜利”——这两句话各有指代，法国被认为是欧洲第一个现代国家，但由于各种国内分割和牵制，却迟迟未能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英国不同，与欧洲大陆的地理隔绝，加上苏格兰等地并入，英国成为首个形成民族市场的领土国家，并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迅速转入商人统治之下”。
时代如落叶，城邦与国家的命运随着经济趋势的变化而流转。“在经济世界的中心，总有一个强大的、咄咄逼人的和享有特权的国家，这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充满活力，既使人害怕，又令人钦佩。15世纪的威尼斯就是如此，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以及今天的美国，都是如此。”（布罗代尔）伴随着英国命运的变化，历史的舞台已经搭就，英格兰银行呼之欲出。
1694年，对抗法国的“九年战争”已经打了5年，英国每年开支由200万英镑上升到500万至600万英镑，政府的财力已经山穷水尽。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几乎是英国对抗法国的一个缩影，他的一生都在对抗强大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他一方面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四处举债，主要对象是支持他的辉格党商人，某些贷款利息甚至高达30%[26]；另一方面政府也出面贷款，成本同样不菲，折算下来也高达14%。对比之下，荷兰等地的贷款利率仅为3%~4%，且无须贷款担保。
面对如此沉重的财务成本，即使国王也不堪重负。他在给属下的信中埋怨道，“看在上帝的名义上，赶快为这里的军队找到一些信贷”，如果不能获得资金，国王自认将打败仗，“我必须去印度”。
旷日持久的战事，孤注一掷的国王，资本丰厚的公众，有贷款的需求，有投资的需要……数项因素组合在一起，作为救命稻草，英格兰银行作为最后一种筹资方法出现了。其首要目的就是为政府募集军费，以对抗强大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数月之内，千余家商家以私人合股公司方式组建了英格兰银行，股本120万英镑，以年息8%贷款给政府，与之对应，还款由轮船、酒类等税收和关税作为担保，英格兰银行获得4 000英镑作为管理费，国王也授予其有期限的特许经营权，并永久性免去每年缴纳10万英镑的义务。英格兰银行正式登上舞台。
[21] 约翰·劳（John Law），苏格兰人，在法国发迹，一度是法国的财政总监，但最终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了密西西比泡沫等金融危机。
[22] 肯尼思·O·摩根主编，王觉非译，《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
[23] 金德尔伯格著，朱隽、叶翔译《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24]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他对于世界各国经济数据的比较研究成为业内标杆，本书引用可参见《世界经济千年史》等著作。
[25] 如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2011）也持这样的观点。
[26] 参见《利率史》等记载。
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
回望英格兰银行的组建，今天不少观察家往往将其与为英国国王“分忧”等爱国主义情结直接联系在一起。其实究其根源，或许其首要目的正是为了将国家目的与君王野心有所切割，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由国家预算代替国王的荷包，由国债代替皇债”[27]。
为什么股东（甚至公众）愿意做出这样的盘算？追逐利益仍旧是人的本性。当年英格兰银行的股东包括各色人等，主要是金融城的商业人士，也包含一些阿姆斯特丹人以及犹太人。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指出，除了为战争筹资，英格兰银行的私下目的是贷出银行券牟利，也有学者认为因战争积累不少现金的商人急需投资机会。
无论具体动机为何，最终的结果促成英格兰银行这样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机构诞生：“既不是金匠的金匠作坊演变为银行家的银行，也不是商人中的精英为了私人目的而创立了一个效率更高的支付机制。”
从更大格局来看，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对于英国的权力重新划分以及国家秩序重整也至关重要。当时的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与国王共舞是件微妙的生意：如果国王过分贫穷，那么可能国家不安全，国民不安生；如果国王过分富裕，那么难免浪费。如此情况之下，一旦引入英格兰银行的制度安排，国王的收入归国王，而军事以及其他费用归议会，这些费用由有产者提供，同时通过借款，也切实让当时积累了财富的有产者获得稳定回报的渠道。一切安排背后仍旧是权力与商业的勾兑与交换，正如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中央银行首先是权力与国家统治的工具，“我帮助你，救活你，但是你得听我摆布”。
回看历史，当时最为先进的银行业诞生于荷兰和英国，与其制度环境紧密联系。专制主义仍旧是当时欧洲（甚至世界）的主流，英国略好于其他国家，毕竟13世纪就有约束国王的《大宪章》，而光荣革命的产物之一就是君主立宪制，《权利法案》开始有了个人自由等字眼，其精髓也被世人认为是以法律权利代替君主权力。
在经济学家看来，英格兰银行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资本竞争的时代，谁最能克服专制体制对于经济的阻碍，金融业也最为发达。
尽管生来和政府需求挂钩，也算拯救王国军队于水火，但当时的英格兰银行可没有什么稳定经济之类的央行义务，与“最后一种方法”和“最后的贷款人”还扯不上关系，这家机构看起来仍旧只是一家对股东负责的私人机构。
作为一家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如果非要说有特别之处，乃在于其客户。毕竟和所有银行一样，客户始终是银行经营的关键，和当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找了教皇作为主要客户一样，英格兰银行从成立开始就使政府成为其首要客户。
尽管如此，在设立初期，为了避免人们担忧，政府贷款局限于议会授权贷款之内，同时英格兰银行被禁止购买公有土地。关于英格兰银行特许权的经营时间延长，并非容易得来，期间也经过多次讨论博弈，这又是另一段长长的故事了。学者塞耶斯在《英格兰银行1891—1944年》中曾不无打趣地表述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职责为三项：其法定任务是确保钞票可以转换为金币，其政治任务是顾及政府的金融需要，其商业任务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收入。
在近日流行的《美联储》一书中，一位终身反对美联储的众议员曾经宣称“美联储就是一个十足的怪胎”。书中接着援引供职美联储近30年、担任达拉斯储备银行行长及美联储委员的菲利普·科德韦尔（Philip E. Coldwell）的话：“从某种程度上说，美联储会把自己看作是美国政府。但有些时候，避过某阵风头之后，它又不把自己当作是政府。”
所谓“怪胎”，就在于是其官方与非官方的模糊与暧昧。作为美联储模板之一的英格兰银行，在其历史上也一直面临类似纠结。从诞生之初种下的“特别”，也为日后英格兰银行的命运打上了烙印，中间的暧昧以及扭曲也造成了一连串的故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特别”可以带来好处，但有时候也意味着责任。
也正因此，19世纪伟大的金融总编白芝浩就在其巨著《伦巴第街》中指出，“英格兰银行不但是金融公司，而且还是一家由辉格党创立的金融公司”，但他同时也承认，英格兰银行在他的时代可谓世界上离党派政治最远的机构。正是这样一家机构，开创了现代纸币大规模应用流通的先河。
[27] 约翰·H·伍德著，《英美中央银行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1720年：南海泡沫与约翰·劳
终于／腐败像汹涌的洪水／淹没一切／贪婪徐徐卷来／像阴霾的雾霭弥漫／遮蔽日光／政客和民族斗士纷纷沉溺于股市／贵族夫人和仆役领班一样分得红利／法官当上了掮客／主教啃食起庶民／君主为了几个便士玩弄手中的纸牌／不列颠帝国陷入钱币的污秽之中
——亚历山大·蒲柏
18世纪的历史仍旧波澜不断，无论是1720年的南海泡沫，还是1745年詹姆斯二世孙子入侵事件，抑或1793年拿破仑战争，伦敦都是风波中心，政治事件都引发了金融危机。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内外战争都开始升级，中南美洲等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与欧洲大陆西班牙继承权等纠纷纠缠在一起，使得18世纪战争不断，而英国可谓当时反法联盟的主力。18世纪的战争需要融资，任何有政治抱负的政治经济人物都致力于“宫廷理财术”。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来自苏格兰的逃犯约翰·劳（John Law）获得机会，他在法国的纸币实验如火如荼，金币甚至有时不如纸币枪手，法国的庞大债务神奇消失了，经济出现繁荣景象。这也深深刺激了英国，导致了英国追随其后，拓展了新的融资渠道，南海公司就是其中一个尝试。18世纪的南海泡沫值得一提，这场空前的危机与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及1929年美国股票危机，被后世称为“三大著名投机风潮”。
一切经济纷争的背后都离不开党派政治。众所周知，英格兰银行是一群辉格党人[28]创立的，其党派特色在早年一直挥之不去，而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则得到托利党[29]支持，在18世纪初期托利党上台期间，面对上千万英镑的政府债务，南海公司作为政府融资工具应运而生。南海公司备受重视，记者丹尼尔·笛福等名人也为其摇旗呐喊，不仅在于它被视为对抗英格兰银行垄断政府融资的手段之一，也被视为打击辉格党的重要手段。当时英国国王是乔治一世，他是来自汉诺威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其父母分别是汉诺威选帝侯奥古斯都和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索菲亚。因为威廉三世与安妮女王无子，索菲亚又早逝，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乔治阴差阳错继承英国王位。可以说他的继承颇为意外，他本人母语是德语，一直以来对辉格党人并无好感，这对于托利党人颇为有利。
所谓南海，就是指南美洲，南海公司获得英国与南美洲等地贸易特权。随着与法国停战达成，南海贸易障碍扫清，南海公司承诺以南海公司股票接收全部国债，这本来是英格兰银行的领域，英格兰银行此前本来也有对应方案竞争。但是在两家博弈之中，南海公司通过舆论造势、贿赂议员、优惠利率等方式胜出。当时诸多资金本来就苦于没处投资，而政治上也有托利党为之呼喊，导致南海公司主导了走势，英格兰银行退出竞争。
当时英国上下陷入南美洲贸易狂热，似乎觉得对岸遍地是黄金与机会，因此，南海公司股票价格持续上涨，而股票价格的上涨又鼓励了民众官员继续投资南海公司。投机狂潮之下，南海公司股票气势如虹，在半年间从每股128英镑涨到1000英镑，从国王到议员都参与其中，上涨势头锐不可当，“政治家们忘记了政见，律师们忘记了本行，批发商们忘记了生意，医生忘记了病人，店主忘记了自己的商店，一贯讲信用的债务人忘记了债权人，牧师忘记了布道，甚至女人们也忘记了自尊和虚荣！”[30]
牛市猪会飞，南海公司作为风口的猪刺激了不少同辈，不少公司也尾随其后，泡沫滋生，这导致1720年6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泡沫法案》。这一法案成为南海泡沫的转折点，南海公司的业绩开始受到怀疑，国外投资者开始抛售，从此股价走低，打回原形，最终于1720年底进行清理资产，其实际资本所剩无几。
和所有泡沫一样，南海泡沫最终也不得不面临破灭的一天，建立在幻想之上的业绩难以维持。南海泡沫洗劫了英国不同阶层，即使伟大的物理学家与皇家铸币厂长牛顿，也在南海泡沫投资颇多，他小赚一笔之后亏损颇多，不得不感叹，“我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
几乎同时，约翰·劳在法国主导的密西西比泡沫也走向了破灭。约翰·劳从荷兰的经验看到货币的魔力，却将纸币的魔力发挥到极致，在没有足额准备金的情况下滥发纸币，开始阶段纸币增加，股票上涨，但是到1720年1月，通货膨胀从1719年的4%上升到23%。人们发现纸币的面值已经超过了全国金属硬币总和，股票开始暴跌，约翰·劳再次出逃，不到10年就潦倒死于威尼斯贫民窟。
18世纪上半叶的两次金融创新，分别在英法以失败告终，这不仅掀开近代金融危机的系列开端，更留下各种后遗症。马克思评价约翰·劳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约翰·劳导致了法国之后一两百年都很避讳银行这个词，甚至法国财政也从此一蹶不振。路易十六在1780年进行税制改革也是因为国王濒临破产，谁知道其结果竟然导致以平等自由开始、以革命独裁结束的法国大革命。历史就是一个有着隐微联系的万花筒。
至于英国，其股票市场也被认为花了一个世纪才走出南海泡沫阴影。关于南海泡沫得失的讨论已经太多，究其根本，还是人性的贪婪与健忘一次又一次地主导泡沫的诞生与发酵。正如金德尔伯格所言，欺诈者与受害者的关系从精神病学角度是捆绑的共生关系，“又爱又恨、互相满足并相互依赖的关系”。
更进一步，南海泡沫被认为充分暴露了18世纪的时代通病，“贪婪、欺诈与歇斯底里”[31]，但它不是结束，而是新时代的开始，这是通向一个躁动不安的更广阔的18世纪中叶的开始。但这场泡沫并非没有赢家，英格兰银行就是其中之一，一些辉格党人也利用对手的失败赚到政治资本。当南海公司锐不可当之际，英格兰银行甚至辉格党都处于下风，南海泡沫之中，英格兰银行也面临银行最大风险之一——挤兑，据说当时英格兰银行用数零钱等拖延战术化解了挤兑。南海公司最终的沉底失败，给予英格兰银行不少机会，这些变动不仅考验了英格兰银行，而且使得日后面临危机之时，英国各地开始接受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28] 英国辉格党诞生于17世纪末，在19世纪中叶演变为英国自由党，拥护议会制，多为新教徒。1679年，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背景是否有资格成为英王导致议会分歧，一批议员反对詹姆斯公爵的王位继承权，“辉格”（Whigs）可能是“Whiggamores”（好斗的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缩写。
[29] 英国保守党的前身，1679年成立的托利党（Tory），1833年改称保守党。
[30] 转引自加尔布雷思（2007）。
[31] 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
从银行券到纸币
危机之中，英格兰也面临挤兑，却始终不曾破产，诀窍在于，英格兰银行采用了以时间换空间的办法。在18世纪的数次挤兑风潮之中，面对兑换的要求，英格兰银行故意放慢支付行为，往往以较小面值的硬币支付银行券，同时又用“赢得的时间”召集伦敦商人表态愿意接受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从英格兰银行成立之日起，出售银行券牟利就被视为一个重大动机。银行券是当时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算是钞票的前身。早期的银行券往往可以随时兑换黄金，比起汇票更为便捷，都是由私人银行发行，并且有多家银行加入发行。与之对应，发行银行券的银行也需要有相应的黄金储备，并不是如同今天印刷钞票即可，因而，资信良好的银行券更受欢迎。马克思显然也是一位热衷谈论货币的狂热者，他的文章多次讨论英格兰银行以及银行券等，他曾经如此总结：“只要银行券可以随时兑换货币，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就绝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
在历史的进程中，银行券日后衍生了钞票、法币。18世纪的英国尚无如是认识，当时有超过200家银行发行银行券，但是数额、面额甚至信用都无法和英格兰银行比肩——私人银行往往更为进取，但是银行券的发行往往难以保持克制，最终以挤兑破产收尾。
英格兰银行最开始主要是为政府服务，从事汇票、本票等普通银行业务，由于其资信良好，他们的银行券大受欢迎。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最初面额不菲，一般限定在伦敦地区，也不是寻常的零售方式，往往是作为大额交易中黄金的替代品。尽管英格兰银行资信良好，但它的利润和大多数银行一样，依赖于公众对其发行银行券的自愿接受和流通，这意味着当有人需要兑换银行券时必须给出回应，即使在危机时刻。
到了1797年，形势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法国人即将登陆的传言令各银行难以为继，不得不暂缓兑付，索性由政府出面做决定，而皮特首相不得不出台法案，在忐忑之中停止银行券兑换黄金，后果如何呢？按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叙述，少年得志的皮特素来自信，但也生怕这一法令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结果却令人意外，不仅一天之内就有1 140名商人签署了愿意接受银行券的声明书，同时《银行限制法》也由原定的六星期变为实施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期间一切运行正常，“拿破仑战争期间居留英国的一名法国人甚至说，所有这些年头，他未见过一枚金畿尼。一场本身特别难以支持的危机就这样度过了，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银行券原则上没有任何担保，但照旧流通，与铸币的比价保持不变，至少直到1809年至1810年间是如此。”[32]
用纸币将法国搞得天翻地覆的约翰·劳曾说：“没有货币，再好的制度也不能动员人民、改进产品、促进制造业和贸易。”但是，他只是看到纸币创造财富的一面，却没有看到纸币毁灭财富的一面。英国人的实验则通过私人银行券将“纸币”驯服。
英格兰银行的一小步，最终造就了金融史的一大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仅恐慌在千钧一发之际止息，同时英国人接受了纸币。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金属货币，现代意义上的纸币开始流通，这是金融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不可否认，纸币虽然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但是其大范围的接纳却是始于英格兰银行的系列实验，这对于人类文明带来革命性的意义。约翰·劳的苏格兰老乡、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早就认识到纸币对于经济远远不是方便那么简单，而是再造了经济的空间与要素：“在任何国家流通中的，并使土地和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借以流通并分配给适当的消费者的金银货币，都是死的存量。货币是一个国家资本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不给国家生产任何东西。银行明智地用货币代替大量金银，使得国家能将大量这种死的存量变为积极的生产性存量。在任何国家流通的金银可以恰当地比作公路……用一个极端的比喻，银行明智行动……提供了一种空中通衢。”[33]
值得注意的是，伦敦进行的一切金融实验甚至不完全依赖权力强迫，很大程度上基于英国公众的自由选择。经济学家早就明白货币的广泛流通并不等于说是合法流通，但是当年在伦敦没有人是出于被迫而接受纸币，伦敦的商家“不打折扣”地继续接受这些纸币。[34]
除了爱国之心以及公民责任，英国民众的支持更多源于他们对于政府以及国家的信心，这种信心源于英格兰银行等机构的稳定经营，也基于英国政府承诺的稳定性，这是对于英国体系的信用投票。也正因此，银行券保证金并非金银，而是全英国“巨量的劳动产品”，英国“用它制造的工业品和它的转口贸易取得的收益向它的欧洲盟友提供数额惊人的资助，从而使他们能打败法国，维持一支在当时叹为观止的舰队以及庞大的陆军，从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扭转局势，使拿破仑陷入困境”。[35]
信用有价，金融核心就是信用，正是这种信任，反过来不仅促使了纸币的诞生，也使得英国在欧洲与法国对抗中扭转战局，进一步为英国的称霸奠定了基础。历史学家评价，任何别的国家在那个时代都没有能力做同样的事。
[32] 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 》，1993。
[3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
[34] 里瓦尔，2001。
[35] 布罗代尔，1993。
第二部分
19世纪：金融革命vs英国崛起
我们搬走了大山，并将大海变为通途；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我们向粗野的自然挑战；用我们不可阻挡的机器，永远胜利地前进，并满载战利品而归。
——《爱丁堡评论》（创办于1802年）
一切商业交易中，信用第一。
——英国作家狄更斯《德鲁德疑案》
英国议会在1844—1845年讨论“皮尔条例”的一次辩论会中，格莱斯顿曾经说过，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9世纪的重点仍是英国。英国在16世纪还是一个毫无冠军相的欧洲国家，却在18世纪领跑，19世纪崛起登顶，原因在于制度创新，金融方面功不可没。经济的扩张意味着各类金融创新兴起，也滋生各种危机。英国在1825年再度爆发危机，这甚至被认为是英国第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发端正是从货币开始。英格兰银行深陷其中，却也由此开始直面其作为中央银行在危机中所应承担的责任，那就是探索在危机之中提供流动性。英格兰银行在19世纪的诸多贡献，对应着几个世纪的诸多金融创新，英格兰银行挺过1825年、1847年、1857年、1866年等危机，探索了一条从一家私人机构到中央银行之路，其中有什么经验与教训？
1825年危机：英国历史上的“钱荒”
“钱荒”一词近年大热，貌似很时髦，其实不新鲜。
所谓“钱荒”，实质上是流动性紧缩（liquidity squeeze或liquidity crunch），可谓金融史上的常态之一。按照学者朱嘉明的观点，“中国自汉朝以降，直到清末，‘钱荒’不断。长期以来，人们对钱荒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以为是铜钱的币材供给不足或流失所致。其实，钱荒的核心问题是以铜钱为主体货币形态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或者说，货币供给滞后于需求的反应，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货币的需求”。[36]
货币供给滞后于市场的需求，在金银本位时代尤其明显，因为天然受限于金属的产量，尤其在时局变化之际，前人对于通缩之苦比起时人更有切肤体会。更进一步考察，其实何止中国钱荒不断，即使金融体系发达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也曾多次遭遇钱荒。
钱荒最考验谁的应对能力呢？谁又能拯救钱荒于水火呢？在1682年的一篇书面对话中，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也曾经对“钱荒”提问，什么药方适合货币的缺乏？对应的回答则是，必须建立一家银行。
不过，市场流动性冻结之时，一家银行恐怕不够，除非是英格兰银行。一般银行往往状况堪忧，甚至分分钟可能面临挤兑倒闭危机，恐慌的传导强过瘟疫，此时就不能不谈到作为“银行的银行”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作为全球中央银行始祖之一的英格兰银行。不过，作为一家私人银行的英格兰银行，面对市场诉求，如何回应呢？
资本主义带来了繁荣兴旺，同时也带来了伴生的经济危机。经济的扩张意味着各类金融创新的兴起，也意味着各种危机丛生。
历次危机中，1825年对英格兰银行影响或许最大。这甚至被认为是英国第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股票下跌，多家银行倒闭，英格兰银行也深陷危机，黄金储备从1824年底的1 070万镑降至120万镑。
1825年，面对市场诉求，英格兰银行被认为极不情愿地采取行动，限制贷款的行为使得市场信用几乎停滞，“整个英国24小时不分昼夜地处在一种易货交易状况”[37]，虽然英格兰银行在此后三次恐慌中都采取了行动且快于1825年，但是其严重错误在于：没有公布在那样的非常时期需要什么样的担保品才能获得那些必须提供的贷款。
也正因为此，之后爆发1837年等危机的时候，英格兰银行反应就迅速得多，事实上它也充当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尽管可能不那么心甘情愿。坦白说，这也不能完全责怪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对于自身的义务并无太多意识，即使当时的政府也认为那只是英格兰银行的事，甚至只是英格兰银行银行部的事。中央银行的调控目标对于一家私人机构来说还很陌生，尤其在19世纪——防范道德风险以及保障流动性对于现代央行尚且是难题，何况对于当年的英格兰银行。有人如此评价英格兰银行在1825年危机中的表现与困境：“有时不能打破现有规则及惯例，但有时又难以安全地坚持现有规则与惯例。”
[36] 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台北远流出版，2012。
[37] 《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白芝浩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金块辩论：货币主义vs凯恩斯主义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英格兰银行货币发行工作并不顺利，金德尔伯格甚至认为在19世纪英格兰银行发出的银行券不仅没有改善货币供应，反而使得货币供应更差。事实上，银行券的法律地位虽已确立，但仍在19世纪引发反复讨论。
正如前文所谈，银行券的法律地位在18世纪末被界定，伦敦商人也不打折扣地接受银行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一劳永逸，尤其在危机多多的19世纪。作为纸币的一种，银行券问题永远在于其信用备受质疑。随着英国汇率在19世纪初期下降，银行券继续贬值，黄金则日益升值，通货膨胀和今天一样成为19世纪初期英国人的重大国计民生问题，引发多次辩论。
从当时的历史状况来看，在战争夹击之下，货币有时过度紧缩，有时过度宽松，通货膨胀严重，黄金价格起伏不定，对应的纸币价格也起伏不定。1810年，英国甚至为此成立了金块委员会（Bullion Committee）来调查英格兰银行在其中的作为。
当时存在两种主流声音，一种认为银行券背离黄金价格是因为发行过多，而且银行停止兑现，而另一种认为纸币是按照社会需要进行发行，银行券不兑换也不会发行过多。
这一场著名的论战被称为金块辩论，要点不仅在于银行券或纸币的发行，更在于银行券是否应该无条件兑现。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在不同阶段各有优势，第一种意见是所谓金块论者或通货主义，第二种则被认为是反金块者或银行主义。英格兰银行行长约翰·惠特默1810年在金块委员会的证词就充满了过度自信与同义反复，宣称当年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数量和大众需求量完全相称，而且考虑了所有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
不过，经济学家李嘉图属于前者，甚至在他的呼吁影响之下，银行券曾经一度恢复兑现，但随之而来则是1825年危机等几次兑付危机。最终妥协的结果，是在当时英国首相皮尔（Sir Robert Peel, 1788—1850）力主之下，1844年出现了《皮尔条例》，一方面统一银行券的发行，除英格兰银行外，在条例颁布以前，已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其发行量不得超过前12个星期的平均发行量，另一方面限制银行券数量，建立银行券发行准备，英格兰银行只能发行1400万英镑的无黄金准备的银行券，超过这一数量的银行券发行都要有百分之百的黄金或白银做准备，而且白银不得超过20%。
这一政策一方面肯定了英格兰银行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也为银行券也就是英镑价值稳定奠定基础，但是过于恒定的货币标准，实际上也使得英格兰银行在非常时期无法提供足够流动性。比如大萧条时期，“钱荒”的结果必然是危机的扩大化。
作为那个时代最睿智的货币观察者，《经济学人》总编白芝浩认为英格兰历史上数次危机中，最值得一谈的是1825年发生的第一次恐慌，1793年与1797年则由于过时而难以学习总结教训，他甚至极力淡化1844年条款（《皮尔条例》）的束缚对英格兰银行处理此后三次恐慌的影响。他认为恐慌初期，英格兰银行没赶上被束缚，到了恐慌末期，束缚又已经排除。[38]
白芝浩的著作《伦巴第街》中对于货币的论述迄今仍旧堪称经典，他指出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不仅是伦敦，甚至是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所有银行的准备金，“一国银行业的最终准备金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为满足某种必需的用途而保留的，其中一个用途就是满足由国内恐慌导致的现金需求。解决国内信用缺失导致的资金流失的最佳办法就是无约束地发放贷款，防止衍生破产的最好办法就是阻止导致衍生破产的原始破产。恐慌造成流动性匮乏，信用过程陷入瘫痪。如果恐慌的过程伴随着资金外流，那么在提供贷款的同时应该提高利率，与此同时应该试图向公众传达资金充裕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