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看，白芝浩倡导的高利率水平上的无限制放贷观点逐渐被接受，成为现代央行应对金融危机时候的标准操作。但是从力度以及时机来看，争议仍旧存在，我们将在大萧条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看到此类案例。
站在21世纪看过去的辩论，有时候不知道该感叹前人聪明还是历史重复，金块主义明显是货币主义的先驱，而反金块主义则堪称凯恩斯主义的前辈[39]。凯恩斯主义争议颇多，姑且不表，在货币领域我觉得凯恩斯具备洞见。和别的领域不同，货币是公共品，银行系统因此具备外部性，货币又是私人使用，中央银行信息不充分，调节起来又非常麻烦，这使得货币政策的松紧仍旧充满争议。但是危机时刻，货币领域过于保守的做法并不值得肯定，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责任必须存在。甚至，随着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国际化，我们更应该思考，谁来作为国际社会的最后贷款人？这一问题如果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类似席卷全球的大萧条式悲剧必然再度重现。
[38] 《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白芝浩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39] 金德尔伯格（ 2010）也有类似看法。
英镑与金本位
19世纪是欧洲全面迈入工业革命的大时代。从1870年到1913年，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增长都快于他们的收入增长[40]，这说明那是一个贸易加速的全球化时代。当时的全球投资也非常活跃，而这样的时代事实上或许需要一个帝国为之提供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英国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虽然它一直被诟病为帝国主义，但是似乎比其他同侪干得出色。
19世纪的英国已经不同以往，尤其在金融领域。19世纪，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而且在19世纪大部分的时间内领先同侪。1870年时，英国占据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1880年时，其纺纱和布料的产量超过其余欧洲国家总和[41]。
关于生活水准，城市化是一个很好的指标，这也意味着由多少农业人口供养城市人口。在罗马帝国鼎盛时代，城市人口为全民的一成，而其后期则是九成五的人在乡下。1500年之后，随着欧洲扩张，城市人口开始上升，到了1800年，乡间人口降低到八成五。但英国仍旧是例外，其乡间人口一直持续降低，到了1850年，已有半数人口为城市人口。[42]
19世纪末，世界经济已经达到高度一体化程度，这被认为离不开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贡献，尤其是19世纪英国也一直坚持金本位制，而18世纪时虽然宣称是复本位，但实际金子仍旧受欢迎得多。伴随着新世纪银矿的发现，白银愈发贬值，金本位的地位更是得到空前的巩固。
这也是一个金融狂飙的年代，各种币制实验以及理论层出不穷。货币攫取了每个人的关注力，不仅像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参与论战，各类大师对此也着迷不已。比如，对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存在各种解读，最有趣的说法是其发明权最早可以追溯到哥白尼，对比后来牛顿对于黄金白银比价的关注，难怪经济学家惊呼“这两位天体力学的英雄并没有忽视货币力学”。
金融不是一张白纸，货币的起源让不同金属在交换中存在重要地位，但也造成困扰，从比价稳定到数量，最常见的就是刚刚谈到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即在金银固定兑换比率之下，当市场比价与法定比价不同时，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高的货币（良币）将逐渐减少，而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低的货币（劣币）将逐渐增加。譬如银币的市场价格比实际价值高，那么意味着银被高估，同时也表示金被低估。那么人们就会熔化金币，同时将银币花出去，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的金币越来越少，反之亦然。
于是，在金银复本位制度之下，两种金属的不同比价往往导致重新铸造成为常态，从而可能进一步引发价格失衡，银子往往是麻烦的开始。
在崛起的过程之中，英格兰银行以及英国在历史上如何面对这些棘手问题呢？伴随着英格兰银行券的广泛使用，也促成了英镑此后成为世界货币。考察英镑在长时间的历史表现，或许也可以帮助理解英国的独特：为什么英格兰银行出现在伦敦？为什么伦敦公众可以接受纸币这一安排？以及英国后来的衍生金融制度设计。
1717年被认为是金本位元年，这一年英镑按黄金固定价格，据说是根据牛顿的建议将每盎司黄金固定为3英镑17先令，这个价格持续到1931年。此外，银子虽然不那么受欢迎，但仍旧在使用，其非货币化直到19世纪末才在主要国家完成，中国迟至20世纪40年代才最终放弃银本位制。
可以想象，英格兰银行以及英国政府、人民为之付出了相应代价，才使得英镑几乎以超然历史之外的姿态存在，但他们也收获了信用。英镑资信之佳，被认为接近黄金，因此四处被接纳。以至于学者不得不承认，金本位时期最通行的国际付款方式不是黄金，而是英镑的银行本票。
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不仅制定伦敦的利率，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制定了世界的利率。对比之下，英国的其他跟随国的各类实验往往以通货膨胀收场，也使得法国之类国家无法像英国那样借钱打仗，而只能以硬通货交易。
麦迪森认为英国在19世纪的优秀表现与金融体系相关，除了稳定健全的公共信用和货币体系、相当规模的资本市场和公债市场之外，从1821年保持下来的金本位制度也相当关键，而这为稳定汇率提供了有利条件。
19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币制的不同也造就持续的争议与间或的混乱。金本位的英国和复本位的法国央行之间也有过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合作。英国银行业针对贸易融资较多，欧洲大陆国家则有不少工业贷款，这或许展示了两种银行业经营的不同思路。
金融历史没有恒定不变的优势，即使是金本位制度，也不能永葆英国繁荣，这也是20世纪“一战”以及大萧条之后的系列故事。20世纪初，大部分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发行货币以黄金为锚，意味着各国法币币值与一定重量的黄金挂钩。普通情况下黄金受开采量以及黄金发现等意外因素影响，令货币发行机械地受制于黄金储备，常规情况之下并无大错，但如果恰逢变动时代，最终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动荡与危机，比如后文将要谈到的大萧条时期。
[40]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1] 《世界经济简史》，卡梅伦著，译林出版社，2009。
[42] 约翰·赫斯特，2007。
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
对比大英帝国的辉煌，在刚刚经历的第一个一百年内，英格兰银行成功存活，这并不容易。正如我们前面介绍的，历史上的英格兰银行并非生来就有垄断特权，不仅遭遇南海公司之类的竞争对手，在危机中也屡次遭遇挤兑。18世纪英格兰银行银行部也数次接受资助，在1797年危机中甚至直接停止兑付。
尽管如此，英格兰银行仍旧赢得信用。白芝浩描述“英语世界的人都相信英格兰银行不会破产”，而英格兰银行也被视为“伦敦各银行存放准备金最便捷、最安全的地方”。
民间也有俗语云“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as safe as the Bank of England），用来形容一个组织安全，也用来形容不用担心某事出错。当然，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还使用此俗语，多少有点老套且不合时宜。不过，其“黄金”一样的信用背后，也离不开恐慌的推动，恐慌犹如大海中的鲜血，分分钟可能引来挤兑的鲨鱼。这对于银行业来说是强者恒强与排除竞争对手的机会，而英格兰银行在历次恐慌风潮中屹立不倒。
进入19世纪，英格兰银行的稳健经营一方面在国内继续获得特许权，另一方面也在国外为其赢得不少追随者。法国学者让·里瓦尔也不得不承认“就像合众国和法国那样，整个世界在19世纪期间，开始慢慢遵循英国制度”。如此趋势之下，英格兰银行的模式也被世界拷贝。正是在19世纪，世界迎来第一波中央银行的热潮，设立了大概20余家央行，被视为几乎是英格兰银行翻版的法兰西银行于1814年成立，荷兰银行、日本银行、俄罗斯银行等也相继成立，其尾声是美联储1913年的设立，世界也追随英国的步伐开始拥抱金本位。
1833年英国国会通过方案，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成为全国唯一法定偿还的货币；1844年，英国国会又通过《银行特许条例》，这也就是所谓《皮尔条例》，事实上使得英格兰银行获得货币垄断发行地位。该条例规定英格兰银行为国家发行银行券，同时其他银行不得增发钞票；同时又规定英格兰银行一分为二为发行部与银行部，发行部限额为1 400万英镑，这部分信用无须黄金准备，超出的部分必须保持足额准备。
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英格兰银行事实上是垄断了银行券的发行，不过直到接近一百年后的1928年，英格兰银行才算完全垄断银行券发行，而直到1946年，英格兰银行才收归国有。在19世纪的整整一百年间，英格兰银行对于自身作为中央银行的定位以及认知，则是一场充满试错的探索。
回归历史，英格兰银行地位不仅依赖党派或政府，更依赖竞争的胜利。按照白芝浩的研究，直到1844年之前，伦敦私人银行如果有意，仍可以发行票据，但是在一百年前，他们事实上已经被迫退出这个领域。也就是说，在相关法律的条款发布之前，英格兰银行事实上已经获得公认的垄断权。
至于1833年和1844年的法案变化，其背后也有众多原因。战争仍旧是一切的起因。19世纪英法仍旧在学习之中继续敌对，拿破仑战争背后仍旧是金钱角力，英格兰银行负债剧增到8.5亿英镑，和成立之初的120万英镑有云泥之别。随着英国政府开始转向资本市场筹资，英格兰银行的债务情况也开始稳定，而具体操作，就是我们稍后会介绍的英国特有的“四角关系”。
英格兰银行逐渐成为银行中的翘楚，逐渐有了更多现代央行的角色功能，但这些都是在探索以及互动之中逐步形成的。英格兰银行治理机构主要由理事会、行长及副行长组成，成员由政府推荐，英王任命，要求必须是英国国民，65岁以下，但下院议员、政府工作人员不得担任。理事会轮流担任，成员往往选自金融城的商业精英，最开始的本行往往是商人，不少是年轻人，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曾经担任过董事会成员，从董事会成员的行业背景也可一窥英国的工业变迁。
白芝浩考察过英格兰银行的治理机构，结论是这个委员会尽管表现“堪称优秀”，但仍旧“权力不确定”，因此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犯错。
无论如何物换星移，中央银行家仍旧是金融市场的呼风唤雨者，他们可以被简单定义为利率的定价者，甚至进而也是决定在市场可以发多少钞票的人。因为英格兰银行的榜样力量，大部分时间内，中央银行的私有角色与公共属性并存，他们同时向股东和国家负责——直到20世纪初期仍旧如此，大部分的中央银行最重要的目标仍旧被定义为“维护币值的稳定”[43]。于是，这也注定了就业、增长、物价等不被视为首要因素，中央银行的举措也难免趋于保守，在对抗通胀方面或许卓有成效，但在变动的时代难免力有不逮，就像中央银行在大萧条期间的表现令人不满。
也正因此，中央银行这套系统今天看起来好像运行畅顺、完整无缺，但任何制度不会凭空出现，正如白芝浩所言：“当我们面对一项艰巨的任务时，就不应该认为面对的是一项轻松的任务；或者说，当我们生活在一种人为状态中的时候，就不应该认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
中央银行并非设计的结果，却揭示了人类智慧的试错以及改进。中央银行的诸多行为原则以及最终目标，事实上也是一步步演化而来。从英格兰银行的模板可以看出，中央银行往往最早是私人设立，前身也往往是商业银行；这对于习惯于一切国有化的国人难以理解，但却只是经济常识而已。就像货币的国家化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通过漫长的私人货币演化而来，正如今天很多学人会对哈耶克提出货币的非国家化观点瞠目结舌一样——无他，多怪的原因往往只是少见而已。
回顾过去，任何历史大事件背后都有隐性的金融之手。17世纪是人类工业化萌芽阶段，更是现代金融的起源时期。工业革命之前，先有金融革命。从金融而言，最大进展却是三家机构的诞生，从1609年阿姆斯特丹的威瑟尔银行到1656年的瑞典银行，再到1694的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在19世纪的诸多贡献，对应着19世纪的诸多金融创新。英格兰银行一方面挺过1847年、1857年、1866年等危机，另一方面探索从一家私人机构到中央银行之路。
货币战争鼓噪之中，中央银行分外神秘。作为银行中的银行，中央银行直到今天仍旧决定着金融世界的方方面面，很多我们习以为常之事，其实是历史层层累积进化的结果。
[43] 更多可参见利雅卡特·艾哈迈德著《金融之王：毁了世界的银行家》，2011。
大英帝国四角关系
金融创新与人类历史有多大关系？金融真的可以颠覆历史吗？
按照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的总结，人类在17世纪见证了三种类型的金融创新：阿姆斯特丹的威瑟尔银行开创了支票账户系统和直接转账过户，斯德哥尔摩的瑞典银行引入部分准备金体系做法，而应战争融资之需而诞生的英格兰银行也贡献了极大的价值，那就是利用部分的货币垄断权，采用本票没有利息的形式促进付款。[44]
支票账户、存款准备金、本票付款，这些今天我们已司空见惯的寻常物件，在历史上它们不经意间其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看似是银行业的一小步，实则是促进商业社会进步的一大步，其背后逻辑何在？
之所以强调英格兰银行的重要意义，原因在于其发挥的效应不仅局限于商业领域，它事实上改写了私权和公权之间的运作关系，其背后也隐含以金融对抗专制的逻辑，商业以自己的力量实现了自身目的及政治诉求。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偏偏诞生在英国，并不纯粹是运气，而是与英国的制度传统有关，据说即使在英国君权最为嚣张的时代，国王亨利七世也被要求靠自己收入过活。
尼尔·弗格森是苏格兰人，被视为一个彻底的“帝国主义者”，他毫不掩饰对大英帝国昔日荣光的缅怀，他的研究中多次强调英国制度设计中由征税机构、中央银行、国债市场、议会组成“四角关系”的优越性：首先，专业的征税官僚机构使得国家财政征收得力，优于法国的包税人制度，这也衍生了优秀的教育制度；其次，纳税人通过纳税来换取立法权，介入了国家预算各个环节，这无疑促进了私人产权的保护；第三，国债体系使国家开支稳定，不会因为战争而骤然变化甚至掠夺民间，债市的活跃最终也带来资本市场的繁荣；最后则是中央银行，通过管理国债发行、征收铸币税，中央银行衍生出汇率管理、最终贷款人职能。
维持这一体系的核心要点在于什么呢？在于权力彼此制衡，最终达到稳定平衡。“预算”这个词语，虽然是18世纪的产物，但是历史学家认为财政预算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光荣革命时期（1688年）。[45]弗格森指出，维持纸币和黄金的可兑换性虽然是这个体制的关键，但并不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回顾此前历史，例如当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2月和1821年5月被迫中止“现金兑换”时，它并没有对这个体系产生致命的后果，这受益于大规模、自由管理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尽管这一整套机制日后被认为堪称卓越，但当时的英国国债体系曾经引发很多讨论甚至抨击，“英国公众认为这些新花样与股票投机是一码事，是奥伦治的威廉从荷兰的行李中带来的外国招数”。多少和今日美国国债的情况类似，19世纪英国国债也遭遇很多批判，有人计算1824年欧洲全部公债高达380亿到400亿法郎，英国份额超过四分之三，而当时法国大概只有40亿法郎公债，经济学家萨伊对英国债务制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
甚至公债也并不是从诞生之初就受到欢迎，“一直要等到18世纪最后几十年，英国公债的优越性才为世人公认”[46]。这从税收变化也可见一斑，18世纪英国税收比例高于法国，1715年为17%，1750年18%，1800年拿破仑战争期间达到令人咋舌的24%，差不多同时期的法国仅为10%，此后开始出现变化，到1850年又降为10%，其背后原因在于资本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消化了政府赤字，英格兰银行的债务从1805年开始稳定。
到了19世纪初期，英国国债终于获得市场认可，皮特首相甚至自信满满地在下院宣布：“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债的基础之上”，1774年的一条札记可谓道出英国崛起背后的本质：“英国自身弱小，若无商业、工业及其仅存在账面上的信贷，绝不可能对几乎整个欧洲发号施令”。
英法数百年的争斗之中，法国往往赢得战役的胜利，却最终输掉了与英国的竞争。英国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或许在下降，但是其经济的影响力却达到顶峰，1851年英国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更是让世人看到工业革命的伟大成就。不少研究都指出，与法国相比，英国突出的成绩伴随着货币制度的现代化，也就是英国设立了一个健全的财政体系。财税体系的变化，也源自政治模式变化，国王资金来源从17世纪起主要依赖于地主以及商人控制的众议员，因为国会的制衡，也使得税收的合法性得到保证。
法国的税收和债务都低于英国，但是民众的不满却最终引发了革命，原因也在于英国的光荣革命向民众让渡部分权力，在经济上给出了可信担保，使得英国政府成为一个可信任的政府。换而言之，英国国债机制的成功来得并不容易，是几代人的努力与契约的结晶，其基础仍旧在于稳定市场预期基础上形成极高的国家信用。法治的保障是市场与社会运转的基石，其背后需要英格兰银行这样机构的作用，更需要公众与政治的保证。正如布罗代尔所言，“因为源自所谓英国金融革命的这一体制不管多么巧妙，它必须对公债持有者按期还本付息。做到这一点与维持英镑的经久稳定同样是一件费劲儿的事”。
回看历史，信用是金融业的安身立命之本，很多时候无须行动，仅仅是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担忧就可以摧毁一家银行甚至一个国家的货币。建立信用往往比摧毁信用艰难百倍。按照《英美中央银行史》的说法，政治革命造成“公共信用中的金融革命”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