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
[46]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语，《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
金融背后的制度变迁
19世纪发生两次革命，一次是法国大革命，一次是工业革命。对比前者的波澜壮阔，工业革命在当时其实并非以瞬间的戏剧性造就，甚至“工业革命”对英国人来说是惊奇的概念，最早用这个词的还是1827年的一个法国经济学家，经过马克思1848年的使用而普遍流行。[47]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有句俏皮话，英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别处不同。回头来看，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从英格兰银行到四角关系，发生这一切的背后动力学逻辑何在呢？
先看英格兰银行，其历史正是一个自觉演进的绝佳案例，而其能够生存下来，除了运气，也有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前文也曾多次强调，英格兰银行的诞生是权力野心与资本逐利的机缘结合，信用打折的政府亟须稳定的资金来应对战争，新兴商人也需要寻找投资渠道，从发行银行券中获利，二者促成一个契约的诞生。英格兰银行即其产物，英格兰银行投资人获得不少议价空间，英格兰银行从一开始就得到政府支持，享有政府债务垄断权，却又无须承担稳定宏观经济等额外任务——对比之下，1800年成立的法国银行享受纸币发行权不久，拿破仑就公开宣称法国银行不仅属于它的股东们，也属于授予它货币制造特权的国家。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敏锐地指出，“英格兰银行私下目的和社会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持续了整个19世纪”[48]，随后因为涉及了银行券发行造成通货膨胀，英格兰银行的应对也导致一些麻烦，比如南海公司泡沫等问题，逐渐在国内债券交易中充当政府的财政代理。
利益的博弈始终是历史的主线，而博弈的方式设计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最终的结果。从诞生之日起，英格兰银行就很难说是垄断，也遭遇南海公司等的竞争，而每一次特许权的获得实际上都是以为政府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银行贷款为前提。这其实也是一种隐形赋税，却也保证了英格兰银行需要面对竞争，做出变化。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如何看待英格兰银行诞生这一事件以及其背后制度土壤？2013年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制度变迁往往在预期收益超过变迁成本时才会发生。
一旦银行应社会需要而发明之后，其用途也应社会需求而发生变化。学者们往往认为，英国大部分金融制度比法国早一个世纪，显然也是因为其社会、制度土壤的与众不同，研究指出银行业制度在较落后国家起到代替创业家的作用，在更落后国家则承担政府的作用，中国的读者对于这点并不会感到意外。
再看英格兰银行与其他机构组成的英国四角关系，这一整套机制并非当时的英伦贤达有意设计，而是市场各方力量滋长对抗的结果，从初露苗头到成效显著，是几代人逐步探索、衍生发展出来。无可否认，这一制度设计成为人类文明机缘与机巧的最佳体现之一。
正是通过彼此制衡、彼此支撑，使得无论政府统治抑或国家财政，甚至金融市场以及商业市场都有稳定预期，降低了公众的不确定性，抚平了政治或市场周期的波动，最终对经济整体进步大有裨益。这些制度设计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大英帝国征服世界铺平了道路。
为什么这样的四角关系诞生于英国，尤其是议会何以能够团结起来对抗国王，形成有效的权力约束呢？这引发不少猜想，也是宏大叙事爱好者们久久不休追问的主题。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认为原因有三点，首先是英国社会团结的政治性大于它的社会性；普通法的认同使得个人产权意愿高涨；光有经济基础还不够，形而上的道义也必须存在，此时看似无形的宗教为议会提供了“超越的使命感”。
从更大的视角审视，从英格兰银行到四角关系的演进，可见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是交易，有成本，有收益，清晰的产权对政治活动也很重要，从私人契约到公共契约背后，仍旧有类似的逻辑，科斯定理同样成立。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就曾强调，“给定初始的政治资源分配，如投票权、游说权等，在给定的制度框架内，如果不存在政治交易成本，将会达到最优的制度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与政治资源的初始配置无关”。
由此可见，金融创新以及金融制度也必须是应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变化而生，正如白芝浩所言：“在人类社会发展之初，凡是社会需要的，政府都会去做，凡是社会不想要的，政府都会予以禁止。”
政治学家或历史学家，往往忽略经济在大历史中的强大逻辑。事实上，人性恒常，经济自有其隐匿于历史细节中的推动力，正如英格兰银行诞生之后的变化显示，征税与代表权一旦内嵌入社会结构之后，其实也为民主转型铺平了道路。
[47] 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
[48] 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2010。
弗格森：感谢大英帝国
众所周知，经济学家张五常除了经济学为人称道之外，短文更是一绝，洞察力不俗。他曾经撰写过一篇题为“向港英致敬”的小文，其中写道：“明知是难以避免的消息，听起来仍是心有戚戚然。我拿起笔，笔很重；思往事，在空白的稿纸上写下：向港英致敬！”
这五个字看来容易，却也很容易在非左即右的今天被看作“头号带路党”。“港英”，也就是大英帝国，往往被视为殖民主义的化身，在过去一个世纪，无论来自外部的批判，还是帝国内部的自省，对于大英帝国的过去尤其是殖民历史，评价大多归于负面。然而，时下也流行“大反转”，对于大英帝国的褒贬标准也出现新的迹象。张五常的半个同行、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也屡屡对大英帝国表示敬意。
尼尔·弗格森，用流行的词来说是跨界高手，苏格兰人、牛津博士、哈佛教授，跨金融与历史、媒体与学界。弗格森的著作颇丰，涉猎广泛，创作了《文明》、《顶级金融家》、《纸与铁》、《金钱交易》等畅销书籍，他本人也在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和学院派学者不同，弗格森出镜率颇高，与媒体以及业界的互动频繁，也不乏奇思妙想，时下流行的“中美国”一词（Chimerica）就是由他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而出。
狭隘地看，过去四百年的历史，几乎也可以看作是日不落帝国的兴起与衰落史。不可否认，英国的崛起不仅壮大了自身的影响力，也重新塑造了历史的形貌。理解大英帝国的过去，或许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正在崛起以及已经崛起帝国的未来。如何全面评价大英帝国的功过，仍旧是一个复杂而没有定论的问题，很难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弗格森的著作也应该被视作多元化的一种努力，是对主流历史话语的一种有益补充。
回头反思，大英帝国的存在，对于人类以及世界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从我们习惯的思维来看，大概多数判断应该是不幸的，首先映入脑海的恐怕是那些旧时代的罪恶与血泪史。对于欧美来说，大英帝国首先应该被批判的是其支持奴隶制，据说在1850年之前，1 000万左右被运往大西洋各国为奴的非洲人中，有300万人是乘坐英国的船只漂洋过海的，甚至英国BBC的介绍之中也直接提及“英国的辉煌是建立在屠杀和掠夺之上”。对于中国人而言，由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以及此后的近代史带来的屈辱感至今挥之不去。
然而，尼尔·弗格森却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视角：或许全世界都得感谢大英帝国。回顾这个多雨而偏离欧洲大陆的岛国称霸全球的历程，其成长的大背景在于全球化：从商品市场全球化开始，再到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体全球化、资本市场全球化，甚至战争全球化。
换而言之，大英帝国的应运而生，或许是推进全球化最不坏的一种方式——如果仅从英国自身利益出发，不仅帝国后期扩张的成本大于收益，甚至帝国的衰落也是为了抵御更邪恶的帝国而拖垮自身。
英国自然不是无私的，甚至他们对世界的贡献或许也不是主动追求的结果。但是，在控诉殖民的罪恶之外，英国还带来了什么？弗格森认为，“当英国人统治一个国家，或者仅仅通过军事和金融力量影响当地政府时，他们也在有意识地传播着英国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比如英语、英式的土地使用期限制度、苏格兰和英格兰式的银行业、法律、新教、团队体育、政府权力有限的“守夜人”国家、议会体制、自由的观念等等。
从这些特征中，不难看出不少现代国家的基本特质。也正因此，对于英国的遗产，弗格森认为不仅仅关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他认为这些早在殖民主义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进一步看，英国的崛起带来的结果还有资本主义作为最优的经济组织体系的胜利、北美和澳大利亚的英国化、英语的国际化、新教作为基督教一个分支的持续影响、议会体制的生存——不可否认，这些结果对于当代而言不乏积极效应。
弗格森的思考，尤其对于英国之外的第三世界人民来说，与过往我们习惯的历史叙述方式背道而驰，可谓夹杂新奇、惊愕，甚至刚开始可能还有些不快的阅读体验。但是，随着弗格森论证的层层展开，我们也不得不反思，我们是否应该换一个角度看待英国甚至世界的历史？
第三部分
20世纪：大萧条vs对抗危机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富有的，那么所有的人都是贫穷的。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
借钱是为了创造好运。
——美国企业家约翰·D·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1839—1937）
梅隆拉汽笛，胡佛敲车钟。华尔街发信号，美国往地狱冲！
——大萧条时期纽约的民谣
我想花几分钟时间同合众国的人民谈谈银行的情况。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了解银行的运行机制，而绝大多数人则把银行当作存款和取款的地方。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
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伴随着信用繁荣，现代经济蕴含的波动开始不断呈现，影响全球最深的危机大都来自美国。美联储成立不到20年，美国就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大萧条来临，美联储准备好了吗？如何应对？大萧条是美联储面临的第一次挑战，可惜美联储以及其同侪应对不佳，尤其面对金本位束缚以及理念认知的限制。大萧条不仅是美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间接导致了纳粹主义的兴起以及“二战”等系列连锁反应。从金融进化角度，大萧条重塑了中央银行定位，使得其不再安于稳定汇率与通胀，而成为危机中的最后拯救人。无论美联储、罗斯福还是大萧条，历史都有不同的诠释，我选取了比较的视角，提供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者、奥地利学派的不同诠释。
1929年崩盘：盛衰极限
股价已立足于永恒的高地上。
——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股票市场的成交量不断被刷新，道琼斯股指最高时冲上469.49点，美国人的财富一夜之间暴涨无数，华尔街成为一个处处洋溢着乐观气息的繁荣天堂，“华尔街仿佛贪婪地想吞噬全世界的所有资金”。
泡沫的顶峰是在1929年的夏天，乐观的论调处处流行，悲观的论调则小心翼翼，经济一片向好，股市继续走高的论调比比皆是。“少数自诩对神学、心理分析及精神医学感兴趣的附庸风雅者，现在也在谈论联合公司和钢铁公司的股票。每个地方总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准确地把握买卖股票的时机，他们被奉为圣人，即便在画家、剧作家、诗人和美丽的情妇面前，他们也突然变得光彩照人。他们说的话几乎字字千金，听众个个全神贯注，唯恐因错过重要消息而丧失赚钱的机会。”美国经济学家约翰· 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日后回顾了这一历史，他总结1929年那个夏天股市不但支配着新闻，也笼罩着文化，至于各类的谨慎言论不是被嘲笑就是被怀疑，最著名的怀疑论调来自新闻界。[49]
一切如此美好，如果没有1929年那场可怕的大崩盘的话，但该来的最终还是会来到。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的“黑色星期四”降临。是日，股价一泻千里，甚至通用等公司也无一幸免，无论庄家还是散户，大家都在抛售手中的股票，市场全线崩溃，全天换手率创历史最高，达12 894 650股。当日收市之后，已经有11个金融家自杀。而一切不过刚刚开始，两天内，美国人的财富蒸发了差不多300亿美元，而当时美国经济总规模只有1 000多亿美元；一周内，股指跌掉三成，而整个美国经济也从此坠入长达6年的大萧条之中。
有人认为那个黑色星期四导致了大萧条，也有人认为崩盘就是大萧条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共识在于这就是大萧条的开始。
今天回首翻看当时的资料，令人惊奇的是，在崩溃之前，整个市场基本一致唱好，从政客到经济学家，从大券商到小股民。每当市场陷入混乱之时，总有人站出来说一切正常健康，而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崩盘之前还在表态“股价已立足于永恒的高地上”[50]。而10月25日，星期五，胡佛总统还表示“美国的基本企业，即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是立足于健全和繁荣的基础之上的”。
可是往往这个时刻，大事真的不妙了，恐慌会进一步蔓延。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预言成功的原则是把预言讲得非常含糊，让预言无法反驳。可惜民众对经济学家的要求往往挑剔得多，总要求他们无所不知地做出精准预测——甚至潜意识中更倾向于听到形势一片大好的预言。不可避免地，大崩盘之后，无数的学术界预言家都被扫地出门，其中包括著名人物与机构，比如哈佛经济学会、欧文·费雪。
把一切归罪于预言家是无济于事的，事实在于，如果1929年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运行良好，那么股市的崩溃就不会引发那么多的连锁反应，因为在此之前美国也有过经济低迷，但是从来没有像1929年这样带来持续的衰退，甚至波及欧洲和日本。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重新审视这段沸腾癫狂的华尔街往事，重新梳理历史的线索，指出20世纪20年代股票暴涨之后的暴跌是必然，而当时美国经济的固有缺憾，如收入分配不均、公司结构不合理、对外收支混乱、贫乏的经济知识与银行系统的弊端，一起无限放大股市的颓势，最终导致崩盘与大萧条。
初看上去，1929年的崩盘仿佛毫无征兆，有如一夜暗袭的飓风冰雹。其实理智地看，这场崩盘也许在股市繁荣顶峰就初露端倪。尽管当时的平均市盈率高达33，但是各种资金仍旧不顾一切地涌入市场，加尔布雷思把当时的市场描述为“幻想、漫无边际的企盼和乐观态度”，信贷过剩鼓励了投机，资产高估与流动性泛滥引发了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恐慌之后的经济衰退使得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0%，投资减少了80%。
虽然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选择，但是事实上，投资者的群体心理因素往往决定了市场行为。市场信息是如何传导的呢？1929年崩盘之前人人都在关心股票，甚至家庭主妇谈论股票也如同谈论情人那样热络，但是这种交流往往注定是由狂热、轻信、混乱所主导，并没有传达真实信息，“人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流，这不是一种因为知道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而进行的交流，而是因为无法知道不知道的东西而进行的交流”。
直到今天，这样的交流模式也没有本质改变，甚至因为快速的信息交换而日趋强化，如果普遍存在对企业高回报的预期，互相反馈的强化结果往往使得价格上扬而脱离基本面，高到难以维持，导致泡沫的蔓延。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长期关注行为金融学，他曾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创新之一，就是将心理学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他总结“泡沫由一个‘致富故事’、人们的兴奋和痴迷所导致”。[51]然后，推动力注定不会持久，而会随时消失，资本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无处不在，而市场预期改变之时，离泡沫粉碎也许就一步之遥。
大萧条使得人们痛思金融危机的成因，促使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出现。加尔布雷思认识到经济繁荣会鼓动自由企业的理论流行，但是他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欺诈与金融市场非理性的警惕却有先见之明。虽然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利茨认为金融监管并没有增加投资者利益，仅是让风险高的发行人出场，但是新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监管对抑制市场波动有着明显的作用。谢国忠曾经戏言悲观的人做经济学家，乐观的人做金融家。金融界的盲目乐观与投机欲望与生俱来，当市场陷入混乱时，就必须正视体制缺憾并展开疗救，但是也应警惕以监管的名义设租。
近年沪深两市指数纷纷冲高，成交量几度刷新天量。这固然与股改完成、蓝筹股回流带来市场扩容、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高及宏观经济看好有关，但是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高盈利能力背后的陷阱与风险都值得谨慎对待。较高的估值水平往往意味着下一步市场的失衡变数增加，改善监管与加强风险监控并非危言耸听，繁荣有序的市场理应建立在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
在全球货币交易量早已超过实体贸易的今天，金融一体化日渐深入，银行系统的监管与财政平衡倘若不如人意，那么风险系数也大为增加。1637年荷兰郁金香投机、英国南海泡沫、喧嚣的互联网新经济狂潮并不遥远，一切都遵循了相同的路径。历史的内在逻辑总是具有一致性：只要贪婪存在一天，崩盘就不会仅仅是梦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