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加尔布雷思，《1929年大崩盘》第四章，2006。.2
富尔德对于自己为之拼搏的公司倾注太多感情，挥泪变卖本是无奈之举，因而，他的估价往往与买家存在过大差距，使得雷曼不断错失出售机会。对比富尔德，美林证券首席执行官约翰·赛恩（John Thain）的反应则截然不同。和雷曼一样，美林也深受次贷资产之累，涉及资产高达数十亿至数百亿美元，不过在2008年7月时，赛恩就大力以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出售房屋抵押资产。9月15日，在美联储周末注资无望之后，赛恩迅速投入美国银行怀抱，此时离美国银行与雷曼谈判破裂不到48小时，收购价约500亿美元，每股股价不到峰值的三分之一。事后看来，如此的断臂自救让美林幸运地逃出生天。
富尔德和赛恩有什么不同？一位市场人士评论，赛恩没有像富尔德拥有雷曼兄弟那样的骄傲。讽刺的是，几年前富尔德曾经来到中国，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担心公司变得骄傲，因为骄傲必然导致失败。
雷曼的倒闭，仅仅是开始。谁也不知道这会成为2008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是让次贷危机变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其中涉及的诸多机构，要么不复存在，要么风光不再。这一轮大洗牌中，另一个主角是拥有全能银行称号的花旗银行。
花旗：全能银行梦碎
花旗日夜不眠（The Citi Never Sleeps）。
时移事往，花旗这句闻名已久的双关广告词看来难免有些苦涩的意味。2008年11月23日晚些时候，美国政府再次充当最后贷款人，出面担保3 060亿美元的天量债务，对股价跌去六成的花旗集团施以援手。股价危机暂时平息之后，花旗管理层仍旧面临分拆与下课的未知前景。
对于花旗银行这家曾经世界最大金融机构的掌舵者而言，次贷危机是一场未醒的梦魇。拯救花旗的仍旧是美国政府，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资产与2亿客户的巨无霸花旗更类似AIG，对金融市场影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太大而不能倒”的逻辑迫使政府只能出手。
潘伟迪的抉择时刻
虽有政府背书，但是风声鹤唳的市场仍旧保持观望气氛，评级机构惠誉（Fitch Ratings）下调了花旗发行人违约评级，从AA-降至A+ 。分析人士戴维·韦德纳（David Weidner）认为新的救援规模使得美国国债增加1万亿美元，这使得金融体系所能获得的救助达到极限。
当危机有所消退之时，惊魂未定的股东将怨气发泄到管理层身上，花旗首席执行官潘伟迪首当其冲。
虽然潘伟迪本人将花旗困境归咎于整个美国金融系统的信心危机，强调美国政府的救助方案将形成一个更为强大的花旗，但事实上他本人也面临巨大的信任危机。
从2007年12月临危受命以来，战略思考与风险管理能力出众的潘伟迪加大了花旗内部重组，首先将决策权下放到基层，强调以地区为基础展开业务，更加靠近客户；其次要求花旗内部各个业务部门实现独立核算与绩效考核；最后则是压缩成本，强调节流。
在和平年代，潘伟迪的动作可谓大刀阔斧，但是在非常时期，这些动作却显得不够出彩，尤其对比美林首席执行官赛恩一天以内将美林卖给美国银行的断腕气魄。在要求花旗分拆或者重组的呼声中，潘伟迪被批评反应迟缓，但他仍旧坚持花旗无意改变运营模式，并计划继续保留旗下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
出生在印度的潘伟迪拥有四个学位，2008年时恰好51岁，他的投资银行职业生涯起源于摩根士丹利，很多人认为他代表了一个华尔街美国梦，但如今这个梦想面临巨大考验。不过，问题不在他一个人身上，尤其当他面临一个“大而不能倒”同时也“大而难以管理”的金融巨无霸之时。
花旗瘦身
当民众以为华尔街连番闹剧已经没什么看头时，摇摇欲坠的金融巨无霸花旗集团与沉寂已久的摩根士丹利公司却意外联手，2009年1月13日，双方宣布将两家经纪业务部门合并。在全球规模最大券商即将诞生之际，华尔街金融机构在去杠杆化时代正艰难转型：全能银行模式可能进一步解体，而独立经纪业务则谋求回归。根据官方声明，这家被命名为“摩根士丹利美邦”（Morgan Stanley Smith Barney）的新公司将管理客户的1.7万亿美元资产，向全球680万个家庭提供服务。合资公司来自花旗经纪业务部门美邦（Smith Barney）、美邦澳大利亚（Smith Barney Australia）、英国的Quilter业务与摩根士丹利大摩的全球财富管理部门。
合并之后，来自摩根士丹利的八千名经纪人和美邦一万余名经纪人加盟新公司，经纪人规模高达两万，超过美国银行与美林合并后的规模。为了达成这笔交易，大摩将向花旗支付27亿美元现金，拥有合资公司51%的股份，而花旗则拥有49%的股份，合资公司税后收入约为58亿美元。来自摩根士丹利的联席总裁詹姆斯·高曼（James Gorma）担任合资公司董事会主席，而来自花旗全球财富管理部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的总裁查尔斯·约斯顿（Charles Johnston）担任总裁。
作为美国曾经最大的金融帝国，分离美邦资产也被认为是瘦身计划的第一步。与摩根士丹利的这些协议显然将从本质上改写1998年花旗银行（Citicorp）与Travelers Group合并时提出的金融超市理念。此次变革目标是从花旗的资产负债表（现在规模约2万亿美元）中剥离约三分之一的资产。其他可能被砍去的业务包括花旗集团的消费金融业务，例如普瑞玛瑞卡金融服务（Primerica Financial Services）和花旗金融（Citi Financial）、私人标识信用卡业务，以及它在日本的多项消费者相关业务。花旗集团还计划显著减少自营交易业务，因为它一直在消耗公司稀缺的资本金。
金融超市梦碎
金融超市的理念源自花旗传奇前首席执行官桑迪·韦尔（Sandy Weill）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花旗从商业银行业务到投资银行业务以及保险业务等金融服务一应俱全，希冀满足企业与个人的一站式需求。
在核心业务和客户都面临流失风险之时，寻求更安全的模式求生成为华尔街机构业务转型方向，经纪业务地位大幅提升。经纪业务过去一段时间并不被看好，被视为资本市场的末端“肌肉”；投行往往追逐收益丰厚的自营业务，被视为资本市场的指挥“大脑”。随着资本市场周期向下，自营业务收入波动下行，而稳定的经纪业务开始走俏。以花旗出售的美邦来看，2008年前9个月收入维持正增长，而花旗同期收入则下滑超过两成，而摩根士丹利的经纪部门之前两年也带来稳定收入，与之对应的是，华尔街经纪人的收入降幅也低于投资银行家的收入降幅。
有人说花旗这次瘦身更像是回归1998年没有合并旅行者集团之前的老花旗，摩根士丹利的举措则是对当年与经纪公司添惠合作的延续。1997年，摩根士丹利与零售经纪商添惠公司合并，更名为摩根士丹利添惠有限公司，随后的整合与内部权力斗争让摩根士丹利付出不少代价，花了几年时间才逐渐恢复，此次新的合资公司如何发挥协同作用，仍旧是无法回避的严峻考验。
对于花旗集团来说，昔日“金融超市”的璀璨王冠似乎已经成为不能承受之重。时光倒转，1998年10月，约翰·里德（John Reed）的花旗公司和桑迪·韦尔的保险和股票经纪公司旅行者合并而成今天的花旗集团，这次合并堪称当年的世纪大合并，诞生的新花旗资产一跃升至7 000亿美元，规模惊人。随后一年，卸任财长鲁宾加入花旗成为高级顾问，花旗帝国的声望达到顶峰。
保险业务、商业银行、证券业务、投资银行……金融超市一应俱全，理念是为客人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花旗也开创了不同业务单元产品顾客的交叉销售模式。这一新世界蓝图听起来很美，甚至激发了1998年之后新一轮银行业并购浪潮。
随着上一轮牛市来临，投行自营业务顺风顺水，花旗的庞大身躯常常抹平单个业务单元带来的盈利优势，已经有投资者有所不满；而此次华尔街金融风暴之下，花旗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惊人，投资者矛盾转移直至管理层，分拆之声渐起；而金融危机后，两个月前还信誓旦旦宣称美邦是“非卖品”的花旗当家潘伟迪还是选择将其控股权转给摩根士丹利，也被外界视为花旗全能银行解体的第一步。
成功一刻，明星CEO成为首善之因；而失败之时，经营模式则成为万恶之源。从投行到全能银行，花旗一直饱受责难。然而，如果仅仅是全能银行的模式已经终结，那么，为何摩根大通与美国银行仍然往全能银行这条路上奋力狂奔？如果全能银行模式之下，能做到内部管控有效、外部监管得力，那么，分业与混业也许不是问题根本。
华尔街资深人士乔纳森·尼在高盛与摩根士丹利都待过，他惊愕于投行机构在10年之间的巨大改变。随着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带来的喧嚣，“以一流方式做一流生意”的传统迅速被追逐短期利益的冲动所吞没，投资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2006年，他就在《半路出家的投资银行家》中断言，投资银行模式必然引发危机。
事实不幸被乔纳森·尼言中。银行产品服务从少数专业品种到应有尽有，又从无所不包到有所侧重，走马灯式更换，但换的是表面，没有触及问题实质。不少金融机构早已忘了自身服务客户、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原则，他们纷纷下水，把风险置之脑后，与客户争利。
换句话说，所谓经营模式，只不过是机构经营的好坏催化剂而已，投资银行不会消亡，全能银行也不会——如果他们没有忘了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应该为谁服务这一基本初衷。
保尔森的峭壁边缘
在华盛顿任职期间，我遗憾地认识到只有经历一场危机，人们才会去完成那些艰巨的任务。
——亨利·保尔森 （Henry Paulson，1946—）
历史往往如此，人类从中学习得到的唯一经验或许就在于我们并不能从中学习任何教训。不过，纵然彻底改变并不现实，但是人类始终相信逐渐完善存在可能，于是反思也成为思维惯性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事后各界人士乐于孜孜不倦地批判总结，观点形形色色。
或许正是为了对抗对教训的遗忘，金融理论家路吉·津格里斯的建议尤其引人注目，他提议任命一个类似“9·11”事件委员会的高级特别委员会，来彻底调查过去10年间的经济管理状况，其焦点就是保尔森等人2008年秋季为避免经济萧条所做的狂乱努力。对此，美国大法官兼学者理查德·波斯纳极其认同，附议表示：“我们有必要清楚地知道，他们对其所作所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赖以行动的信息是什么，他们咨询了什么人，为什么要咨询这些人，其后果到底是什么。”他认为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可能找到防止历史重演的办法。也许正是为了回应这些呼声日高的诉求，时隔一年之后，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推出了一份内容翔实的个人回忆录《峭壁边缘》，回忆了这场全球金融系统保卫战内幕，向公众详细叙述“那个夏天他到底干了什么”。
财政部长的力量
确实，因为2007年瞬间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保尔森成为世界金融舞台上的第一男主角，挽救美国乃至世界的戏码生动上演，惊险程度堪比好莱坞末日大片，以至街知巷闻。对保尔森政策持保留意见的波斯纳在谈论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的失败》一书中提出：布什政府起用非政客出身的伯南克与保尔森恰恰说明白宫、国会和懒惰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布什政府末期制定反击经济萧条的措施上都是小角色，“实际上，政府把挽救由华尔街造成的经济危机的权力又授予了华尔街”。
镜头回到2006年7月，当保尔森刚从华尔街来到华盛顿，担任一个并不受国会待见、行将换届的政府的财政部长之际，他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将面临什么。当时美国经济看起来一派欣欣向荣，股市刚刚创出历史高峰，美国GDP在第一季度上涨了接近5%——但事实上那是繁荣的最后尾声。从历史状况而言，现代资本市场每过4~8年就会有一次动荡，然而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就一直歌舞升平，人们并没有为一场系统性风险做好准备。随着国内信贷泛滥以及杠杆提升，刚刚上任五周的保尔森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一场金融风暴正在临近，他对布什总统表示“我们无法预计下一次危机什么时候到来，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危机很快来临，不过远比保尔森预计得还要危险：2008年3月到9月之间，有8家美国大银行倒闭，其中9月就倒闭了6家；从2007年7月到2009年2月，分布在10个国家的20多家欧洲银行都是在救援之下才免于倒闭，“在崩塌的保险公司巨头、奄奄一息的购物中心、濒临破产的银行和几乎破产的汽车公司之中，美国人民目睹着一个比一个软弱无力的机构、一个比一个步履蹒跚的机构”。保尔森早先的警惕性无疑值得嘉奖，但是和所有人一样，他并没有预计到即将来临的金融危机的规模，也没有预见到房地产领域所蕴藏的风险。
曾经一度，保尔森认为财政部长几乎是内阁中最好的工作，“这个角色涵盖国内和国际事务，而且美国的大多数重要问题要么是经济性质的，要么就含有很重要的经济成分”——这意味着一旦危机来临，他当仁不让地成为救火队长；但是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的权力比普通百姓想象中要小得多：首先，财政部本身主要是个决策机构而不是执行机构，负责向总统提出经济和金融事务方面的建议，刺激经济增长；其次，财政部的支出权限非常有限，而且法律禁止财政部长对货币监理署和储贷机构监督局这类监管单位的特定行为做出干涉；最后，尽管大萧条时期立法允许总统和财政部长动用紧急监管权，但仅限于联邦储备系统银行，并不能延伸到像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之类的机构，而恰是后者在今天的金融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那么财政部长的力量来自何方？保尔森认为来自于总统所赋予他的责任、他的号召力，以及他说服和影响其他内阁成员、独立监管者、国外财政官员和那些布雷顿森林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脑的能力。而事实上，正是布什总统的信任（在这本回忆录里，布什的形象变得正面而高大）以及自己的高盛经历和在国际财经界积累的深厚人脉，为不擅政治的保尔森赢得不少授权，让他在拯救“两房”、出售贝尔斯登等案例中获得不少空间。饶是如此，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还是使得他没能有足够的授权去拯救雷曼，而雷曼的倒闭事后被认为是金融危机恶化的一大推动力，也使得保尔森等人备受指责。事实上，保尔森自辩对于雷曼死亡并非袖手旁观，他为了出售雷曼四处活动，从贝尔斯登消失到雷曼破产期间，他与雷曼董事长迪克·富尔德通话就接近50次。对于雷曼，实在并非见死不救，而是不能也。
作为财政部长，保尔森可谓处于完美风暴的中心。一方面经济状况险象环生，另一方面总统大选如火如荼，在非常情况之下，财政部很多看似“国有化”的拯救举措在自由市场理念主导的美国国会并不赢得政治加分，对自由市场的拥趸者还有民粹主义信徒的部分美国人很难交代，但是如果不这么做，金融危机又会“演变成大街小巷和普通公民的灾难”。于是，保尔森常常一边发出玩金融还是玩政治的感叹，一边不得不穿梭于各类机构，与不同政见的议员甚至总统候选人周旋，在博弈与妥协之中争取支持，为女议长玩笑性质一跪即是例子。国人也可以将保尔森在金融危机中的所作所为看作民主决策的一次启蒙，更好地理解妥协与渐进，正如北京大学汪丁丁教授所感叹：“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呢？可能发生在中国吗？中国将来要为自己的金融变局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我再也不想过那种睁开眼就发现自己还是财政部长的日子
“我再也不想过那种早晨一睁开眼就发现自己还是财政部长的日子。”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如此感叹。走下世界关注中心之后，保尔森花了一年时间来完成对金融危机的梳理与评注，台前幕后大事小事一一浮出水面，经典桥段陆续回放，情节之紧凑，八卦之新鲜，堪比一部好莱坞大片。
确实，处于这场史无前例的现代金融危机中的财政部长并不容易。世界金融系统前所未有地紧密连接，也因此无比脆弱；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等机构日渐重要，但是对场外交易的监管却一直缺位乏力；一旦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爆发蔓延，昔日被奉为偶像的盎格鲁–美利坚式的资本主义受到千夫所指，世界普遍将罪魁祸首归为美国，而这个阶段的美国财政部长，如同处于风暴的核心区域。
保尔森在华尔街打拼多年，久立潮头，并不是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也目睹过不少机构倒闭，甚至经历了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风波。但是他谈起这次危机仍旧心有余悸，由于复杂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应用，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盘根错节的关系导致一旦资本市场出现问题，往往有可能演变成为全局性风险，而不像以往那样大多集中于单个金融机构。一旦形势逆转，基于信心交易的金融本质非常脆弱，“我在华尔街的多年经验已经让我领悟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金融机构要死的时候，它们会死得非常快”。他将这样的情形比作金融版的疯牛病：或许只有一小部分牛肉被感染了，但这种病太过可怕，乃至于消费者们开始躲避所有的牛肉。
基于这样的原因，保尔森这个自由市场信徒在拯救之中往往采取了“一个都不能少”的策略，在面对从没经历过的危机之时，他只能从自己的市场直觉出发，果断地采取救助政策。如果不采取饱受争议的注资等政策，他认为金融危机会演变成“大街小巷和普通公民的灾难”，基于这个原因，从贝尔斯登、雷曼、“两房”乃至美国银行等机构，保尔森都积极奔走，努力寻找解决之道。比如为美国金融机构寻找国内外卖家，不惜下跪寻求议会以及总统支持；另一方面，他也会从政府立场与纳税人利益考虑，寸土必争，比如摩根大通对贝尔斯登的报价区间他从来都是坚持下限。
2006年，保尔森出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这个被视为隐形民主党的共和党成员、环保支持者、基督教科学派教徒的高盛前首席执行官，从华尔街到华盛顿的转折遭遇也颇为出人意料，保尔森甚至在自传中透露自己拒绝过出任财长，他的母亲也一度为他接受任命而沮丧。更为有趣的是，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还曾经在第一时间建议他接受财政部长职位。当时，布什总统选择了作为华尔街精英代表的保尔森而不是以往他偏好的企业界巨头来出任其共和党任期内最后一站财长，引来外界不少揣测，最典型的莫如事后流转甚广的“阴谋论”，也就是美国是有计划地预谋发动金融危机。
事后看来，这种看法自然无法立足。从保尔森的回忆录来看，他刚刚担任财政部长五周之时，就对表面形势一片大好的美国经济局势怀有隐忧，甚至明确表示最担心的就是爆发金融危机，人们并没有对一场系统性的动荡做好准备。“从恐怖袭击、自然灾害到油价震荡，再到大银行的倒闭或美元的剧烈贬值，我们需要做好应对一切危机的准备。我相信我们即将面临又一场风暴”，虽然他当时表示无法预计下一次危机什么时候到来，但也明确表示必须做好准备。
名人回忆录往往失之客观，第一价值在于可信度，人类的叙述也难以保证记忆没有自我移植。但是从保尔森回忆录的风格来看，倒是与保尔森不习惯玩政治、直来直去的“飓风汉克”方式颇为一致，他一直坚持让别人称呼他为汉克，回电话速度超快，尤其喜欢面对面交流，偶尔在会议上情不自禁地喧宾夺主。从不少细节来判断，该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值得信赖，遗憾之处或许在于关键细节有待完善。其中，也有不少出乎大众意料的花絮八卦，比如他对布什的高度评价、遭遇奥巴马冷落的隐约酸涩以及对佩林能力的质疑。
在历史面前，我们即使能够猜中开始，也无法预知结局，更多时候甚至连如何开始也无从感知。聪明敏锐如保尔森，虽然早早注意到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之类的不受管制的资本品种的迅速膨胀，以及CDS这类不受管制的场外衍生品的指数级增长，但也没有预料危机将在房贷领域爆发，也没有能够挽救雷曼于暴风骤雨。世界经济如今正在回到正轨，正如他所言：“我们曾濒临崩溃边缘，但是没有倒下。”所幸，危机没有动摇保尔森之流的自由市场信念，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并非长久之策，自由市场并非万能，但的确是保尔森们所能依赖的最不坏的选择。
财长之外，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前面我们描述了2008年金融危机万花筒般的复杂背景，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央行的行为更加显示出其重要性。下一章回到本书主题，看一看中央银行家们在危机前后扮演了什么角色。
格林斯潘忏悔录
金融危机到底是不是监管放松导致的灾难？越严厉的监管是否越有效果？过去和现在的主流答案可能完全背离。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的常规观念，也引发理念反思，比如如果相信个体理性，那么为何最终却引发大规模违约？为什么少部分人的冒险却让所有公众付出代价？这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什么地方出错了呢？
格林斯潘错了吗？
作为最为传奇的美联储主席，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几乎是美联储的象征，即使他的前任是抗击通胀得力的金融巨人保罗·沃尔克，接任者是研究大萧条起家又应对2008年危机得当的本·伯南克。甚至，格林斯潘既是继任者的榜样，又是他们的阴影，因为美国人民如此不吝于对格林斯潘的礼赞，“格林斯潘在任期的后半段成了流行文化偶像，格林斯潘已经成了经济金融领域的摇滚巨星”。[64]
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格林斯潘也不例外，在金融危机前后经历截然两端的论定。2008年他不得不出席听证会，甚至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假定各机构（具体来讲就是银行和其他企业）的自我利益决定了，它们是保护自己股东利益的最佳方面。”[65]
三年之后，他又因为批判美国最新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再度将自身置于舆论中心。格林斯潘警告，这些改革可能创造出美国自1971年实施薪资与价格控制措施以来“最严重的由监管引发的市场扭曲”。不少观察家对此愤愤不平，表示格林斯潘仍旧坚持错误，死不悔改。
真是如此吗？这还是一个老问题，金融危机到底是不是监管放松导致的灾难？越严厉的监管是否越有效果？过去和现在的主流答案可能完全背离。格林斯潘在任时期放任监管的方式在金融危机之后遭遇各方诟病，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批判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美国一直在执行宽松监管，“这种做法卸除了金融市场的关键防护措施，而这些措施本有助于避免这场金融灾难发生”。
于是，“重塑监管”几乎成为“加强监管”的同义词。《多德–弗兰克法案》就是这一思潮的集中体现，成为奥巴马总统以及美国国会加强金融业约束的奋力一击。
首先，理解危机也许和应对危机一样重要，因为这决定了我们以后如何看待世界的模式。金融创新是否过度姑且不论，任何经济体的繁荣都与金融市场的昌盛挂钩。正如格林斯潘指出的，美国在1947年到2008年间，伴随着经济的长足进展，金融业在美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从2.4%增至7.4%。
其次，如果我们对于危机起因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对于严厉监管是否奏效也仍旧有待商榷，过度放任的监管促成了昨日崩溃的世界，但是如果完全走到反面，那么又会是另外一场灾难，最好的监管并不等同于最严苛的监管。严厉监管的前提是认为金融创新过度、以往监管过于宽松，当下听起来很富有正义感以及道德立场。这些结论并非没有争议，严厉监管信奉的是“乱世用重典”，相信通过监管可以规避各种不正当行为——问题在于，即使这些前提都存在，这一结论亦并未正确。
再密的网络也有漏洞，资本永远存在逐利本能，通过各种方式仍旧能够找到合理规避的方法。典型如美国最新监管法案，就认定导致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诸多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机构的行为过度，而如果通过现行数百项细化的监管调控，这些行为完全可以得到遏制。然而，从格林斯潘简单列举几项应对方法来看，这张大网仍旧有不少漏网之鱼，再不济，美国不行的话，那么世界大部分地方仍旧可以。中国也不例外，过去的《基金法》其实非常严厉，然而却无法遏制基金黑幕、老鼠仓等丑闻，而最近改革的《基金法》草案对于从业人员炒股以及私募基金的规定变得更加宽松，却被认为是“堵不如疏”的进步。
经济学很乏味也很理性，它通常可以为我们证明美好的愿景如何最终成为挥之不去的噩梦。无孔不入的监管也不例外。对于金融市场，无论喜欢与厌恶，监管部门都必须承认现行方式并没有能力超越市场，如何平衡市场创新冲动以及创造性毁灭仍旧需要智慧。市场几乎总是有效的，即使偶尔会犯错（比如金融危机），对的概率仍然远远大于错的概率——任何未经市场彻底检验而想当然的监管措施，很可能只是用更多更大的新问题来掩饰老问题。
格林斯潘的声誉危机
回到格林斯潘。艾伦·格林斯潘说话之际，世界都会聆听，内容和情景却有了差别。
台上的人仍旧一样，台下的听众却有不同，世界也变了天地。下台官员的待遇自然有所差别，人情冷暖全球并无太大区别，可当这一位是格林斯潘时，情况就更加微妙。
艾伦·格林斯潘曾经是神一般的存在，姑且不论“经济沙皇”、“美元总统”等绰号，外界的敬畏不仅源于他拥有的经济权力，更在于他以往对经济趋势的判断所赢得的专业尊重，有人甚至称之为“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他曾经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接近二十年，任期历史最长，也曾服务过多届不同党派的美国总统而屹立不倒，以至于业界曾流行一句话，“我不在乎谁当美国总统，只要格林斯潘继续担任美联储主席”。
讽刺的是，在格林斯潘2006年离任时刻，那几乎是他个人声望的顶峰。当时美国经济一片向好，经历了两次衰退又复苏，股市经历了泡沫与崩盘，房地产以及华尔街都欣欣向荣，似乎没有输家，战争以及恐怖袭击都没能打败美国，人们都因赚到钱、买上房而心满意足。
也正因此，格林斯潘的连续加息使得经济软着陆的做法甚至暧昧不明的“双关”表达，似乎成为美国经济运转良好的重要基石与象征。人人都在谈论“格林斯潘效应”，市场追逐并信赖他的一言一行，甚至他的公文包也成为财经媒体讨论的热点，《纽约时报》就曾盛赞“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而格林斯潘是火车司机”。
格林斯潘不仅被誉为最成功的美联储主席，而且声望也不止步于美国。为了奖励他对维持全球经济稳定的功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还授予他荣誉爵士，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认为格林斯潘的成就证明了维持价格稳定的可行。至于格林斯潘本人，他退休之后名利双收，不仅可以以高额出场费四处演讲，还以超过800万美元的版税出版自传《动荡的时代》（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可惜天下毕竟没有免费的午餐，美联储主席离任交接往往伴随着市场动荡似乎也成为惯例，这代表了市场对于新任行长的测试吗？——从历史来看，格林斯潘的前任保罗·沃尔克接任时在20世纪70年代末遭遇债市危机，而格林斯潘本人则在接任时遭遇20世纪80年代的股市危机，格林斯潘的继任者伯南克的麻烦则更大一些，之后的耶伦也面临前景未知的疲软经济。
后面的故事众所周知，伴随着多年放松管制以及过低利率，美国房地产泡沫最终酝酿成一场全局性危机，最终爆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学家的声誉可谓跌至谷底，格林斯潘更是首当其冲，大众对于其态度也发生转变，“格林斯潘错了吗”、“格林斯潘的阴谋”之类的言论聒噪一时。格林斯潘本人也不得不出席听证会，他的著作也遭遇很多批判，2013年最新一部作品《动荡的世界》（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也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批判为拒绝为过失道歉，甚至称其为“全球最差央行行长”，从经济学专业到人品都被人诟病。
真是如此吗？首先，格林斯潘是共和党人，又受到安·兰德自由市场理念濡染，与民主党人克鲁格曼自然政见不合；其次，金融危机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次洗礼，作为注定进入历史的人物，格林斯潘无法回避自己的评价与遗产。
在上一本自传《动荡的时代》中，格林斯潘除了谈个人成长，更是大谈新世界的可能，他认为“9·11”事件之后的世界更加不可测，也值得探索，甚至预测了2030年的经济情况，基调可谓乐观。而在这本新书《动荡的世界》中，格林斯潘的态度恳切凝重很多，谈论要点也集中于对于经济系统的看法，对于他个人以及理念而言，显然金融危机的冲击要大过“9·11”事件。比较之下，《动荡的世界》其实比上一本自传学术得多，观念也有所转变。
如何避免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的常规世界，也引发系列理念反思，比如如果相信个体理性，为何最终却引发大规模违约？为什么少部分人的冒险却让所有公众付出代价？这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什么地方出错了呢？
首先，经济人这一经典假设基于人的理性至上，人性中的非理性动力却被忽视。格林斯潘对于金融危机的反思也涉及对于经济学模型信念的动摇，承认动物精神在经济活动的强大驱动力，“所有投机泡沫在其膨胀期内都有着大致相似的轨迹和时间结构。泡沫的产生经常是由于人们越来越相信能实现稳定的长期生产率和产出增速，同时保持稳定的物价水平”。
如果要解答这一问题，那么必须回归到人类本性，甚至对于理性人的原型提出质疑。格林斯潘指责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模型在经济学已经占据太久的统治地位，“我们喜欢把人的本性的驱动力界定为理性，而且是其他所有生物不可比拟的。这个说法无疑很合理，但我们距离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理性人的理想原型却又差得很远，他们所设想的人完全被理性的长期利益思考主宰”。
未来出路何在呢？经济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行为经济学家的视角提供了一个方向，那就是直面人类日常思考依赖直觉更甚于理性推理的这一客观现实，也就是将日常人性引入经济分析，甚至取代纯粹理性驱动的经济模型，“危机促使我们去探寻将支配金融活动的动物精神纳入宏观经济模型的办法”。
尽管如此，作为兰德门徒的格林斯潘，仍旧肯定理性的作用，“所有这些动物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性的调节，于是我采用了‘倾向’（propensities）一词来较为正式地描述此类市场行为。自启蒙时期以来，推动生产率提高的技术进步归根到底是理性思维，随机的非理性不会生产任何东西。如果不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个星球两个世纪以来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飞跃”。
其次，格林斯潘将对本轮危机的审视放在长时段之下来考察。他将本轮危机归结为地缘政治变化引发的长期利率走低，而利率的走低又直接导致住房等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本轮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证券化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有毒资产，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冷战结束后的那段时期……地缘政治事件最终导致长期利率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抵押贷款利率下降，这在稍后带来了全球性的住房价格上涨”。
作为抗击互联网泡沫的成功者，格林斯潘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或者1987年的股灾，没有像2008年的房地产危机那样引发经济雪崩？
他认为关键在于债务杠杆，而证券化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增加毫无疑问是那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回看2008年早期，在监管机构的帮助下，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而避免破产命运，这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先兆，而几个月后更大的雷曼兄弟倒闭则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对美国政府不救雷曼的批评迄今仍旧存在，但格林斯潘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贝尔斯登获救使雷曼兄弟自认“大而不能倒”的信念更加坚定，如果允许贝尔斯登破产，或许就可以避免后面更大的危机，“如果市场承受住了贝尔斯登破产的冲击，没有发生传染性破产，雷曼兄弟公司的风险紧张状况或许就不会引起更多注意，那就可以在足够长的时间内逐渐降低自身的风险水平”。
最后，监管应该是大家对于格林斯潘论述最感兴趣的一点，毕竟这是金融危机的薄弱环节，又曾是格林斯潘的本行。如何避免下一次危机？理想的监管，或许要点就在于使得市场主体更多回归理性思维，但在现实操作之中则面临两难：监管层如果过于宽松，会鼓励市场主体冒险，甚至酿成危机局面；而监管如果过于严苛，则会打击经济的活力。更关键的是，监管者怎么来甄别有毒资产？如何判断何时存在泡沫？尤其在当下市场日新月异之际，谁又来监管监管者本身呢？
格林斯潘认为一味收紧货币抵御泡沫的做法并不可取，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我们可以在泡沫膨胀的时候将其识别出来，但还不能预见其复杂的解决和崩溃过程，我们也许永远都做不到。为应对此类事件，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做出选择，是否应限制甚至禁止很多市场活动，并且接受这些措施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甚至，监管者过多介入也有可能于事无补。
换而言之，格林斯潘仍旧相信市场的力量，他认为监管者并不比市场尤其产品发行方更有能力做出判断，而且这类尝试往往会被证明徒劳无功，监管者应该做的是加大资本金标准等管理手段，同时让机构放手去做，“监管者应该放手让银行购买它们自己选择的任何产品（在一定的界限范围内），但要求银行有较大数额的一般性股本准备金，作为应对可能发生但难以预先识别的损失的储备”。
格林斯潘认为，违约的传染与雪崩现象有很多共同特征，“一小块积雪的崩塌会逐渐积累起势能，直到整个雪面断裂，满山的积雪将随之倾泻而下……我们很难判断雪面上的一小块裂缝是否会触发大规模雪崩，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很难预先判断何种事件将触发大规模金融危机，尤其是2008年9月那种量级的危机”。
在格林斯潘看来，解决的方法之一就在于资本金。伴随着机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高，机构也应该相应充实资本金，这一方面可以约束银行的杠杆化，另一方面，即使日后出现危机，损失也将有限。
问题在于，如果资本金这个问题如此显而易见，为什么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呢？首先，这源自大家对于习以为常问题的盲区。格林斯潘提供一个亲身经历，他刚出任美联储主席时，曾经在内部会议上“天真”地问道：“你们怎么判断合适的资本金水平？”但是接下来去却是令人意外的沉默，“这类基础问题的答案通常被视为给定的，很少会被触及，除非遭遇危机”。他自认在美联储期间，银行资本金在监管者看来也始终保持在充足水平之上。
其次，资本准备金也加大银行成本，而银行大部分情况下的准备金都足以应对破产，“在正常的银行业务中，突发的不利经济事件会侵蚀银行的资本金，但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准备金（坏账准备金加上股本金）都足以防范破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利润留存和新增资本可以把损失的银行资本金弥补回来”。也正因此，资本金问题并没有引起重视。问题就在于，危机情况下，资本金就会发生作用，出现一家机构信用冻结而波及整个市场的时刻。
《动荡的世界》自然少不了辩解，尤其以1987年股灾以及互联网泡沫的胜利来捍卫自身的理念，但仍旧不乏反思精神。格林斯潘曾经承认，他在任期之内有三成的判断失误。这看起来或许是谦虚，其实对于经济预测来说已经是很好的成绩。格林斯潘的成功与失败，其实并不仅仅在于他个人，更令人思考央行制度的变化与挑战。
回看历史，美国央行是发达国家中最晚成立的，除了两次短暂的例外时期，美国直到20世纪初期仍旧没有一家中央银行。1907年纽约发生严重银行挤兑，如果不是老摩根以个人威信出手稳定市场，那么更大的危机无可避免，而这终于促使人们开始讨论美国设立中央银行的需要。最初的构想源自于银行家们在佐治亚州一个私人小岛上的秘密会议。这一点被不少阴谋主义者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美联储一开始就带有精英俱乐部与独立色彩。伴随着现代信贷经济的演变，央行的定位也开始变化，他们不仅要为通胀负责，更要为经济稳定负责，而如此重要的经济责任却不得不依赖于作为专业人士的技术官僚。
比起格林斯潘的历史评价，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格林斯潘之后的继任者是否还如此值得信赖？中央银行家对于货币是否还像过去那样具有强大的掌控力？维持经济内在的波动性与稳定性之间，货币政策能够做或者不可以做什么？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满意的答案，上一次危机的教训就面临被浪费的可能。
附录：格林斯潘与兰德
格林斯潘原本以金口难开而著称，但是他退任之后的两本著作倒是让大家对他更加了解。格林斯潘在任的时候一贯言辞暧昧，他的名言是：“如果你觉得你理解了我的意思，那么你肯定是理解错了。”事实证明，他不过是故意让人听不懂而已，目的也是故意让人们去猜甚至做出各种相反的解读；而他离开美联储后写的两本书籍表意平白明确，不再令人费解。
格林斯潘出生于1926年，是中欧（父辈来自罗马尼亚，母方来自匈牙利）移民后代，犹太人。父母在他出生后不久就离婚，他由母亲抚养长大，少年时期是一个宅男，“我小时候过着很宅的生活，极少到纽约城之外的地方旅行。直到一二十岁的时候，我才初次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虽然家境普通，但大萧条似乎并未对他的童年造成阴影，成年后他还开玩笑说自己有一周25美分的零花钱。他从小就对音乐以及数学表现出天赋，不仅参加过乐队，成年之后还能回想起小时候记下的每场棒球比赛分数。
这个对于外界宏观经济不那么关心甚至甘于作为“伴奏”的青年人，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平常的专业人士，却因为一个女人而改变，这就是来自苏联的著名女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个中原因，还离不开格林斯潘只维持了10个月的第一次婚姻，当时26岁的格林斯潘与前妻琼·米切尔结婚，正是后者将兰德介绍给格林斯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