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加尔布雷思，《1929年大崩盘》第四章，2006。.3
兰德21岁才来到美国，她来到纽约就决定不再回到俄罗斯，或许正是她的背景，使得她的一生都在积极强调理性的利己主义，经济上则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她的名言之一就是“金钱是衡量一个社会的美德的晴雨表”，甚至她的墓碑旁边也是一个巨大的美元“$”标志。兰德的哲学或许并不高深学术，在中国并不被很多人关注，但却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客观主义运动一度声势浩大，她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至今畅销，每当保守主义回归自己轴心，兰德及其著作往往会引发大众讨论。
格林斯潘对于兰德可谓崇拜，他常常说自己遇到兰德之后才变得聪明起来，进入经济学模型之外的天地。他不仅在兰德生前频繁出入兰德小圈子，将与兰德的交流形容为“心灵约会”，甚至他宣誓就职之际，兰德也在他身边，在兰德死后，他还出席了她的葬礼。
由此可见，格林斯潘从意识形态上可谓彻底的自由至上主义者，而他在金融危机之后遭遇最多的批评也来自于其对于自由企业的过分迷信。这除了兰德的影响，其实和他自身的经历也有关系。格林斯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他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已经进入业界多年，不仅经营自己的经济咨询公司，还曾出入十余家不同公司的董事会，深入了解其运作，这使得他对于实际经济的理解有别今天日益理论化的经济学家。
格林斯潘任期也可谓过去美国经济的美好旧时光，这一阶段高增长低通胀似乎造成一种愉快的幻想，那就是繁荣的持续。与此同时，这一阶段也可谓市场机构以及监管机构的蜜月期，也就是相信自由放任在促进市场繁荣的同时可以自我约束。也正因为如此，格林斯潘的批评者认为他需要对金融危机负责，他坚持的自由企业以及市场的功能并没有经受住考验。
对于格林斯潘自己而言，金融危机同样也是一次理念的冲击。早在2008年前出席众议院听众会上，这位前美联储主席就低头承认金融危机影响之广大于自己的想象，而且反思自身理念也存在“缺陷”：“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假定各机构的自我利益决定了，它们是保护自己股东利益的最佳方面……40年来，一直有足够多的证据支持我的想法，表明那样是对的。然而，在去年夏天，我的整个理论体系崩溃了。”
金融危机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的终结呢？虽然“占领华尔街”等运动近年涌动，但这只是理念变化的周期而已。毕竟，比起上一次大萧条之后纳粹以及苏联的崛起，这一次危机带来的反思并未动摇到自由市场本身——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当前的社会不公、贫富分化、阶级固化等全球性现象无动于衷。
值得注意的是，理解危机其实比应对危机更为重要，因为危机在今后必然是常态。伴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金融危机已经内嵌到现代经济体系运作之中，成为经济学家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一种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自我出清行为。你可以不喜欢危机的暴烈与伤害，但是却不得不与之长期共存。
[64] 《伯南克的美联储》，经济学家伊森·哈里斯（2009），曾任职雷曼兄弟公司前常务董事、首席经济学家。
[65] 《格林斯潘“认错”》，FT, 2008.
金融危机启示录
金融危机看似已经被媒体置换为后危机时代，但金融系统的监管与政府对危机的应对仍旧面临缺失。也许正如保尔森所言，我们只有经历一场危机，才能完成一些艰巨的任务。危机的启示不断呈现，革命却显然仍未完成。
奥巴马信号：拯救山姆大叔
在2009年末回首这一年，美利坚的这个圣诞特别冷。和1932年类似，美国人的耐心已经快耗光了，美国的资金也快耗光了。消费者支出首现1942年以来最大降幅，本年度以来美国非农就业共损失191万个岗位，失业率步入25年来的最高水平，制造业活动更抵达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整个经济加速步入衰退。
千呼万唤之后，距总统宣誓就职不到6周的美国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携5 000亿美元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姗姗出场，持续下行的欧美股市顿时回暖大涨，道琼斯指数上扬3.46%，标准普尔上扬3.84%，原材料和机械行业股价出现飙升。
奥巴马计划额度高达5 000亿美元，可谓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大的美国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堪比罗斯福新政。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包括五个要点：政府节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最大规模学校硬件升级、改进医疗状况和普及宽带网五大领域，预计创造至少250万个就业岗位。
瑞银研究表明，当时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宣布了一揽子减税和减开支，一时之间，人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指出法国、英国、瑞士、澳大利亚和亚洲一些国家都有不少投资额度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最大受益者将是基础设施相关领域。
抛开计划影响之外，当时奥巴马并没有正式就职，所以他的喊话更多被解读为通过公共平台提振信心。2009年堪称是美股1929年之后的最差年景，不少市场人士认为奥巴马计划带来了一线生机。
公共开支加大的财政赤字效应引发不少争议，美国财政部10日发布，2009会计年度前两个月联邦预算赤字膨胀至4 000多亿美元，2008年10、11两个月的联邦预算赤字就占2008会计年度全年赤字4547.9亿美元的88%。
尽管圣诞节奥巴马拯救计划仍旧只是粗略大纲，市场仍旧期待奥巴马的下一步细则，资金使用效率与能源问题都将是关注焦点。2009年12月10日，白宫同意拿出150亿美元拯救美国汽车业“三巨头”——通用、克莱斯勒和福特公司，同时还将设立一个号称“汽车沙皇”的监管机构来严格督察困境中的汽车业。这个额度远远低于“三巨头”的340亿美元要求，很可能仅仅可以支撑其到2009年末。这是美国走出金融危机的重要一步，但是后续的故事还没有完。
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音乐很快就会停止。”事过境迁，美国前任财长汉克·保尔森回首金融危机时仍心有余悸。
烈火烹油多年的世界经济繁华不再，全球衰退的钟声已经响起。几乎瞬间，旧日的舞会已经结束，过去的华尔街几乎沦陷。其实，早在音乐停止之前，时代已经不同了。世界金融系统前所未有的紧密连接，也因此无比脆弱；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等机构日渐重要，但是对场外交易的监管却一直缺位乏力；危机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爆发蔓延。
面对危机，极端保守派往往认为这是经济周期的自然呈现，市场会自动出清调试，不断倒闭的金融机构正是这一过程的体现。不过，现实世界中的经济运行与公共决策更为复杂，这一触底过程的漫长时间与痛苦成本并不是每个政府都能承受，毕竟长期来说，我们都会死，况且加上金融机构近些年的彼此瓜葛，导致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
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之下，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通常情况下都难以完全回避道德争议——不管是自由市场的拥趸，还是民粹主义的信徒，都会极力反对政府过分介入参与救助。作为自由市场的追随者，保尔森及其同侪并不是不清楚自己做法的危险性，这属于被迫利用自己不信任的东西来拯救他一直信奉的东西。事后梳理，保尔森坚持认为当时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临时抱佛脚，边做边弥补缺漏。别的办法都需要把方方面面考虑清楚，远水解不了近渴”。甚至，如果什么都不做，这场危机会演变成大街小巷和普通公民的灾难。
保尔森离开财政部后，被问到最多的基本问题是：经历危机是什么感觉？从中获得哪些教训能帮助我们今后避免类似的灾难发生？前者明显可以从保尔森回忆录找到答案，后者则更为隐晦。事实上，整个金融危机台前幕后仍旧是一部利益博弈图谱，自信坚定如保尔森，自许拯救美国人民与世界经济，也不得不面临政治的考虑，从党派的斗争到国会的否定及立法的约束都无法回避，甚至直到雷曼倒闭之后，财政部才获得国会准许往金融机构注入资金。甚至他抱怨，直到今天，美国政府或监管者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拯救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免于破产。
换个角度来看，这也许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之一。即使保尔森看似如此理解市场与经济，但是他是否可以完全被信任，仍然值得怀疑，毕竟个人无法保证永远正确。也许正如他在书中所言，从资本主义在美国发展的历史看，它一直寻求在追求利益的市场力量和出于共同利益对这些力量进行驾驭和规范的必要法律法规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这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复的过程。
今天，金融危机看似已经被媒体置换为后危机时代，但金融系统的监管与政府对危机的应对仍旧面临缺失。也许正如保尔森所言，我们只有经历一场危机，才能完成一些艰巨的任务。危机的启示不断呈现，而革命却显然仍未完成。
经验与教训
保尔森在卸任之后除了被问及经历危机的感觉，被追问最多的问题是从危机之中获得的教训以及如何避免类似情况。他把金融危机的直接教训总结为四点：在大规模跨国资本流动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存在着经济结构失调是金融体系过度扩张的一个重要源泉；监管制度仍然是一个无可救药、七拼八凑的过时大杂烩，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和形势；金融系统包括太多的杠杆，这体现在资本和流动资金等缓冲措施不足；居于业界前列的金融机构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对自身构成了巨大风险。
金融危机为何会发生基本上有三种解释：一种解释强调基于人性的行为动机，比如贪婪；第二种则归咎于资本主义内在固有周期，经济衰退显然属于正常周期性波动；第三种则表达了对政府监管不足的批评，波斯纳与保尔森等人明显倾向于此类。于是，三种思路也对应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前两种思路倾向于认为市场会自动出清，政府不应该救助金融机构，危机本身就是一次洗牌；而另一派则主张政府介入，实施救助的同时加强监管，虽然这类观点成为危机时代的主流观点，但对于政府的介入程度以及公共刺激政策仍旧存在很多争议。
保尔森观点基于后者，以辩解拯救贝尔斯登为例，他强调“如果贝尔斯登的问题只是它自身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任由它灭亡。但我们知道，贝尔斯登的失败将让其他有类似麻烦的金融机构的命运也画上问号”。这一点倒与波斯纳不谋而合，波斯纳强调在应对危机之时，应该把实用主义置于意识形态之上，某些风险比如破产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可以容忍，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不一定可以容忍，尤其涉及“金融市场稳定性这一公共产品”；这个国家面临的风险可能不是一家大银行的倒闭，而是银行产业的崩溃，而“自由至上主义经济学家没有领会放松金融市场监管的危险，并低估了这场金融危机的风险和严重性”。
经历过20世纪的诸多考验，资本主义的存在理由看来再无异议。正如波斯纳所言，“所有针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都名誉扫地了，而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尚不清晰”，但他同时强调资本主义只能以一种折中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放任与干预、自由与监管并存。同样，保尔森督促改革美国金融系统的同时，仍旧对于市场机制抱以恒久信念：正是这些市场帮助我们推翻了冷战铁幕，使亿万人摆脱贫困，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繁荣，高效、监管完善的资本市场能继续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经济发展。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会为人类带来更大的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
历史的轮回
历史总敲两次门，一次是喜剧，一次是悲剧。
1792年，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果断购买了几十万美元的联邦证券，拯救因投机客杜尔而濒临崩溃的股市，使得经济免于受到负面影响；216年之后，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决定援救陷入崩溃的金融机构，代价是7 000亿美元，与汉密尔顿渊源颇深的纽约银行梅隆公司则中标该不良资产清理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遥相对应的事件，恰印证历史的微妙轮回。
美国传记作家罗恩·彻诺（Ron Chernow）所著的《汉密尔顿：美国金融之父》在金融危机时一度流行，这呼应了美国人的“国父热”，不少金融高管也在追看。在这位作家看来，汉密尔顿——这位49岁就丧生于决斗中、一生失意于白宫的男子，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虽然从未成为总统，却可能比那些成为总统的人奠定下更为深远、更为持久的影响”。如果说华盛顿是政治意义上的永恒国父，汉密尔顿则堪称首位金融国父。当时，刚刚脱离英国殖民地身份的美利坚合众国草创，万事犹如白纸，正是汉密尔顿推动统一美国经济金融体系，从国债到商业银行，从行使央行权力的第一合众国银行到联邦税收体系，莫不是在他的力排众议下萌动兴旺。他死后葬在华尔街的三一教堂旁，据说与纽约银行刚好隔街相望。
救市，还是不救，这是个问题。救市一石激起千层浪，滔天的争议背后仍旧是一个古老的美国问题：放任自流还是积极干预？或者，是否需要强势政府干预市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可追溯自汉密尔顿及其终身政敌托马斯·杰斐逊。美国作家和经济历史学家约翰·斯蒂尔·戈登曾经感叹，在绵延数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每一个重大事件中都可以依稀看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追随者们各自捍卫着自身的理念。在美国资本市场历史上，1792年到1987年的一百多年时间内，杰斐逊主义的放任自流一直占据上风，如今汉密尔顿归来。
33岁就写下“人生而平等”的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政治理念可谓针尖对麦芒，据说两位开国元勋在议会争论，犹如斗鸡。汉密尔顿强调工商立国，而杰斐逊则笃信农业为本；汉密尔顿偏好强势政府，而杰斐逊则认可地方自治；汉密尔顿亲手缔造了华尔街，而杰斐逊则斥之为“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最终，汉密尔顿领衔的联邦党与杰斐逊创立的民主共和党的政治遗产催生了今天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两人的党争也最终奠定了美国精神的方方面面。正如历史学家克劳德·鲍尔斯所言：“这两个伟人之争的重要性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人之争，因为它关系着美国的过去与未来。”
当美国政府选择以政府介入的形式拯救资本市场危机，汉密尔顿主义再度复兴，而杰斐逊主义的幽灵也从未远离，金融业的烈火烹油与高管天价薪酬恐怕将成往事。这看似南辕北辙的不同理念，通过不断妥协推动历史曲折前行。谁能洞悉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分野与相似，谁就掌握华尔街与白宫的互动逻辑，乃至美国社会的全部秘密。
Ⅱ
欧债危机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
希腊群岛呵，美丽的希腊群岛！……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狄洛斯崛起，阿波罗跃出海面！永恒的夏天还把海岛镀成金，可是除了太阳，一切已经消沉。
——英国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
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