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逻辑与政治始终有所不同，普京演讲之后，卢布并没有止跌回升，他的政策呼吁也难以短期奏效，卢布面临的考验相当严峻。即使俄罗斯经济部门官员也对前景悲观，将俄罗斯经济2015年预期由增长1.2%调整到降低0.8%，甚至预期2015年第一季度陷入衰退。
事实上，过去五年俄罗斯经济表现出众，甚至俄罗斯跻身“金砖国家”之列，很大原因也是与石油等能源价格上涨直接相关，如今经济衰退，也是同样的原因，那就是国际能源价格走低，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随着俄罗斯央行出手干预汇率市场，甚至不惜大举购入黄金，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容量也面临可能衰竭的问题，俄罗斯是否最终会动用最后的武器——“资本管制”呢？正是基于这样的预期，俄罗斯的资本外逃情况一直难以遏制——不确定之下，一切悲观预期都有强大的自我实现性。
另一方面，对于不少西方国家观察家而言，普京的表态看似强硬，却仍旧在合理范围之内，甚至有评论说“舒了一口气”，毕竟一系列政策以及表态，表明普京仍旧试图挽救卢布，修补经济，而不是直接切断与世界的联系，关起门来玩。
“你不懂。化学是人类的未来。”“未来？你还是想想现在吧。”这是经典老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的对白。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他们或许还有大把时间，但是对于卢布以及普京而言，如何应对现实难关则至关重要。无论如何，卢布、石油、俄罗斯等戏码告诉我们，过去十多年加速全球化时代已经过去，世界经济表面的和谐已经难以维持。随着全球经济持续下行，地缘政治危机四起，一个冲突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卢布危机是否会演变为“完美风暴”
忘记卢布、石油、普京2015年都奔63的段子吧，历史在2014年就被刷新。2014年12月中旬，石油以及卢布都已经越过63，原油价格跌破60美元之后一路向下，而卢布兑美元更是在12月16日暴跌约两成，甚至有人预测卢布兑美元最终会走向100。
卢布为何走低的基本面因素，其实并没有太多新内容，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际油价继续走低。更进一步，油价走低导致了强势美元的回归，这对于外汇市场而言，意味着新兴市场尤其是资源国货币将遭遇挑战。卢布因为地缘政治危机，自然首当其冲。
卢布走低本质上也是对俄罗斯单一经济结构的总清算。从历史来看，俄罗斯经济长期以来依赖资源，其贸易依存度接近六成，而外贸中石油又占据主要位置。在过去油价超过100美元时，俄罗斯的日子过得不错，甚至因此列入“金砖国家”。过去俄罗斯的状况，也被国际社会称为“资源民族主义”，就是以油价上升来加大公共开支，从而获取民众支持，但这也导致经济结构过于依赖国际油价，其脆弱性可想而知。这种模式的问题就在于过于依赖外部单一因素，一旦油价走低，俄罗斯经济就开始步入低迷。
对于卢布下跌趋势，除了誓死捍卫卢布、攻击投机者等普京式的强势呼吁之外，俄罗斯的主要手段还是加息以及抛售外汇储备。当卢布开始大跌之际，俄罗斯央行已经试图通过加息来对抗市场趋势，但是如果市场预期卢布贬值力量过于强大，那么加息也无力回天，甚至适得其反，徒然消耗国库资源，暴露自身弱点。
至于出售外汇，目前也有坐吃山空的趋势，每天接近20亿美元出售也难以维持。早在2014年10月，俄罗斯央行就曾表示，2016年之前将向银行系统提供最高500亿美元外汇，但目前媒体统计，俄罗斯央行2014年已抛售了680亿美元支撑卢布。
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央行的机械干预，被外界评价为甚至有促成货币危机自我实现的可能，这也使得嗜血而欢的投机者蜂拥攻击遍体鳞伤的卢布。俄罗斯卢布连日暴跌，使得其在国际市场的信用暴跌，甚至因为缺乏交易对手，数家外汇交易平台放弃了美元与卢布的货币交易。也正因为如此，卢布的下跌注定还会继续，甚至成为1998年以来跌幅最大的货币，下跌接近六成。当市场都在看空卢布之际，俄罗斯央行凭举国之力对抗全球空头，这一举措实施得非常吃力，汇率风险往往有自我形成的趋势，一旦趋势形成，也很难骤然逆转。
从货币危机的历史经验来看，加息往往是第一步，当加息无效时，最终多半会走向资本管制。俄罗斯2013年已有不少外债到期，估计还有上千亿美元，相对于俄罗斯的4 5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常规情况之下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国际资本继续流出，那么情况不妙。正是因为看准卢布贬值趋势，不少国际资本开始流出俄罗斯，而加息导致卢布继续暴跌，使得国际资本流出趋势加大。
卢布贬值影响几何？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已经毫无疑问，外界甚至担心重现1998年的情况，不仅出现俄罗斯主权债务违约，甚至将世界也拉入泥淖。目前俄罗斯外债规模约6 784亿美元，以俄罗斯外汇储备规模而言，其实也可应付。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在于，俄罗斯是否会走向金融危机，甚至演变成一场卢布的“完美风暴”？
先复习一下完美风暴的来源吧。完美风暴（perfect storm）本来是一个气象学用语，本意是1991年北美的一场风暴，起因是一场无名风暴后期吸收飓风后最终演化成小规模飓风的东北风暴。这场风暴波及面大，据悉超过38 000户家庭停电，当年经济损失总计超过2.08亿美元，甚至引发同名电影热映。不过，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流行，这个名词往往被金融界用来形容金融危机。现代经济的本质是不稳定，而金融危机出现频率其实也比以前多了很多，一场不起眼的金融波动如何会演变成一场类似完美风暴的金融危机，其中往往有各种因素共同起作用。
完美风暴可以相当粗略地看成是蝴蝶效应的另一种说法。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院长和商业管理教授罗伯特·布鲁等人通过对1907年美国金融恐慌的研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危机会从小变大愈演愈烈？以1907年危机为例，研究者认为起因在于两个投机者操纵铜矿公司股价，他们的失败进而导致一家信托公司倒闭，最终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当年纽约交易所总市值一下跌了五成，失业与挤兑充斥着美国。通过1907年的案例，罗伯特等人总结了形成“完美风暴”的七点要素：金融体系的复杂性，经济快速增长，风险缓冲机制不足，领导不力，巨大的经济冲击，过度的恐慌、贪婪及其他行为失当，集体行动失灵。
也正因为如此，忘掉俄罗斯是否会回到1998年的判断，现在的关键是是否会出现1907年的“完美风暴”。对于未来卢布的走势，俄罗斯人民显然看淡，举国在抢购豪车囤积商品之余，再度显示了俄罗斯后社会主义的反讽精神，最新的段子是：“咱有啥可怕的，现在不过60多，最多也不过88.88。”所谓88.88，表示卢布彻底崩盘，换汇屏幕全亮时显示88.88。这一切会发生吗？这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件好事吗？
然而对照完美风暴七要素，俄罗斯的情况还可控制，卢布还不是那么无可救药，12月17日卢布开始回升，卢布兑美元升值约9%，卢布兑欧元升值约10%。如果卢布要稳定，俄罗斯央行不仅要加强可信度，而且手法应该更高明，这点俄罗斯央行应该会吃一堑长一智。尽管卢布短期上涨主要是俄罗斯央行的作用，但卢布危机的解决方案在卢布之外，一个主权货币能否恢复坚挺，本质在于主权信用能否维持。
多家评级机构已经对俄罗斯前景不抱信心，其中标普的评级最低，比垃圾级别仅仅高一级。俄罗斯危机起源于地缘政治，卢布等经济危机是拉锯战的结果，而油价下跌使得卢布危机愈演愈烈。对于内忧外患的俄罗斯，据悉美国总统奥巴马还将加大制裁力度，主要是针对俄罗斯武器公司和高科技石油项目的投资者。制裁“大棒”之下，美国也暗示了“胡萝卜”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放话，说美国和欧洲已经做好对俄罗斯放宽制裁的准备，但前提是乌克兰形势有所好转。美国软硬并举的姿态，显然是想对俄罗斯再度施压，问题在于如果普京被逼入墙角，政治强人普京是否会如同西方期待的那样在乌克兰问题上妥协呢？考验领导力的时刻到了。
回顾1907年的完美风暴，主要银行信托都处于破产的边缘，但当时还没有美联储，也没有任何应对机制。幸亏当时摩根家族的著名人物约翰·摩根几乎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崩溃的市场。今天的普京，是否有类似的魄力以及智慧，拯救濒于雪崩的卢布以及俄罗斯呢？须知，妥协也是一种政治艺术，这就是完美风暴中关于领导力的重要之处。
普京式民族主义最大的考验就是民生问题，以往高油价带来的高福利在未来面临透支考验，如果不能稳定货币，民众自然愈加心怀不满。即使卢布汇率稳定在60卢布兑换1美元，那么，其实从年初以来卢布已跌去超过四成。但就俄罗斯民众的生活而言，目前日常用品价格变化并没有那么明显，毕竟汇率贬值与国内通胀并不同步，存在传导时差，所以目前不少商品涨价幅度其实并没有卢布贬值幅度高，市面上只是各种抢购泛滥、排队兑换外币而已，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刻。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卢布国际贬值效应最终在国内扩散之后，民众是否还能坚守呢？如今看来，俄罗斯国内媒体已经出现对普京的罕见的指责，如果卢布急剧贬值不能遏制，经济问题很可能变为政治问题。
众所周知，卢布暴跌的触动因素是油价以及制裁，但主要因素还在于俄罗斯经济单一、过于依赖资源。对此，普京这次还算公允，他将目前俄罗斯的经济问题中的25%~30%归因于西方制裁，并呼吁俄罗斯依然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使经济多元化，“在最坏情况下，俄罗斯能够在两年内走出经济困境”。
对比普京的乐观，不少投资者押注卢布近期会崩盘，孰对孰错？从经济情况而言，目前俄罗斯还没有到最困难的时候。根据官方数据，2014年前10个月俄罗斯GDP增长了0.7%，贸易顺差达1 484亿美元，增长133亿美元。俄罗斯国家债务并不多，仍旧有财政盈余约1.2万亿卢布，占俄罗斯全年GDP的1.9%；同时，俄罗斯央行持有4 19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应对外汇市场波动并不算难。问题在于，俄罗斯企业有很多外债，而且俄罗斯资本流出其实从几年前已经开始，即使现在进行资本管制，也显得时机过晚。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在演讲中强调俄罗斯将转向东方，并且这是基于经济考虑而非政治考虑，亚洲经济增长迅速，但2014年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额已经高达900亿美元，“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对能源需求增长很快，俄罗斯不会放弃这样一个机遇”。中国会是卢布危机的“白衣骑士”吗？如此做从经济上并无好处。近期卢布大跌，已经引发人们对于中俄央行货币互换亏损的猜测，尽管完全是误解，但也暴露了民众的关切与不安。此时此刻，再呼吁中国抄底俄罗斯并不明智，不仅在于卢布未来跌幅远没有尽头，也在于民间的抵触心理。
强势美元的意外伤害
抛开石油、卢布、乌克兰等政经阴谋阳谋，牵扯卢布汇率闹剧的还有一根隐形之线，那就是强势美元的回归。
随着全球经济低迷，国际资本避险偏好上升，美元资产作为最好的避险资产，价格会走高，吸引新兴市场回流美国的资本增加，而这会继续推动美元汇率反弹，进而对新兴市场（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造成意外伤害。卢布此刻被选为目标，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很重要的因素是其作为新兴市场货币的不稳定吸引了做空者。
随着油价继续维持低位，强势美元不会止步，俄罗斯和欧美之间的制裁大战暂时也难以达成妥协，这也意味着未来卢布还将涨涨跌跌。这是一场漫长的卢布保卫战，双方都使用以时间换空间的拖延策略：俄罗斯方面认为，随着石油价格回升，俄罗斯经济可以在两年内恢复；而另一方则认为，石油价格不会恢复，美元等资产会上涨，继续做空卢布合理。胜利最终会站在哪一方呢？或许他们都错了。
从世界格局来看，强势美元的回归，不仅对于卢布是打击，对于其他货币也是如此，无论欧元还是人民币。2014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超过2.4%，2015年也多次触及中间价，创下最近几年纪录。
此前几年，美元汇率创出新低屡次成为新闻标题，但是如今情况已经改变，美元开始走出之前大家习惯的弱势周期，步入强势周期。从历史来看，美元周期一直存在，从1971年尼克松政府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兑换黄金的固定汇率之后，美元周期性波动，其周期往往是五六年一次。2001年是上一轮美元走高的高点，此后美元走低，在2008年左右达到最低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经济低迷，美联储推出几次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开始走强，这一趋势还在继续。
在美元高涨之际，“美元大牛市”的说法不绝于耳。随着美元指数的节节走高，2015年之后一段时间，美元仍可能维持强势。尽管如此，看多美元的狂热之中，也有看空美元的声音。有人认为美国基本面并没有那么强劲，因此美元难以继续走高。
时至今日，看多美元已经成为一个过分拥挤的市场，但是还应该看多美元吗？美元走高，不仅在于美国基本面的情况，更取决于其他地区情况，这将最终决定全球资本的去向。目前状况下，美国经济确实强于欧洲、日本等区域，美元走高几乎是必然。而美元走高对于美国来说并非全然是福音，这一方面意味着出口等部门遭遇挤压，另一方面对于美国海外利润占比过多的公司也产生利润挤压。更重要的是，对于美国之外的地方，强势美元则基本是弊大于利。
从国际贸易角度看，强势美元可刺激新兴国家出口，但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看，强势美元意味着国际资本的流出，这对于新兴市场来说不啻于一场噩梦，尤其是以往享受了太多国际资本盛宴的地方。历史上几次强势美元周期，对中国等国家都曾产生严重的冲击。
在中国，为了抵消美元走高带来的外汇占款降低影响，中国央行不得不推出货币宽松政策。人民币汇率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多方权衡的结果，如果人民币汇率走低，不仅意味着大宗商品的进口面临价格压力，而且将会对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构成威胁，最大风险在于房地产；但是如果人民币过分强势，会影响出口等行业。
为应对美元危机，坐拥4万亿美元高额外汇储备的中国尚且如此，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可想而知。整个新兴市场货币在2014年表现不佳，根据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货币指数（JP Morgan Emerging Markets Currency Index）——一个衡量多个发展中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强弱水平的指数——2014年该指数全年下跌12.1%，这是该公司2000年开始编制该指数以来的最差表现。
不利的经济环境使得政策执行者的思路和偏好也发生了变化，本国货币走低不再如同过去那样成为拉动出口的策略，在当下的动荡环境之中，甚至会被认为是削弱市场信心的损招。也正因为如此，2014年末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对于美元持续反弹发出警告，强调这可能暴露新兴市场的金融脆弱性。该银行一向有“央行的央行”之称，这一警告非同儿戏，但是问题在于，真正的全球央行是美联储，美联储的策略自然以美国为基准，而不是以全球为基准。
当美元弱势的时候，世界觉得美联储在免费印钞票，努力摊薄美国债券海外投资人的收益；而当美元强势的时候，世界又觉得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没有考虑外溢效应，以前思考利润，如今则应该思考安全性。在国际货币体系还是美元独大的情况之下，多数国家和货币都不得不与美元跌宕共舞。
回头来看，以希腊为核心的欧元区危机远未结束。到2015年，危机仍旧在蔓延。
希腊退欧：灰天鹅重现
巴萨尼奥：借了你三千块钱，现在拿六千块钱还你好不好？
夏洛克：即使这六千块钱中间的每一块钱都可以分成六份，每一份都可以变成一块钱，我也不要它们。我只要照约处罚。
公爵：你一点没有慈悲之心，将来怎么能够希望人家对你慈悲呢？
夏洛克：我又不干错事，怕什么刑罚？你们买了许多奴隶，把他们当作驴狗骡马一样看待，叫他们做种种卑贱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你们出钱买来的。我可不可以对你们说，让他们自由，叫他们跟你们的子女结婚？为什么他们要在重担之下流着血汗？让他们的床铺得跟你们的床同样柔软，让他们的舌头也尝尝你们所吃的东西吧，你们会回答说：“这些奴隶是我们所有的。”
所以我也可以回答你们：我向他要求的这一磅肉，是我付了很大的代价买来的；它是属于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到手里。您要是拒绝了我，那么让你们的法律去见鬼吧！威尼斯城的法令等于一纸空文。我现在等候着判决，请快些回答我，我可不可以拿到这一磅肉？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希腊退欧（Grexit）如同一个幽灵，每过一段时间就闪现一次。
Grexit这一单词源自Greece exit（希腊退欧）的缩写，最早由花旗集团分析师威廉·亨德里克·布伊特（Willem Hendrik Buiter）等人于2012年2月提出，却在2015年再度走红。这一词语的重新流行，也对应希腊风波再起，而让希腊回归旧货币德拉克马（Drachma）的口号重新燃起。一切都让人恍如隔世，希腊危机到底怎么了？这几年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警惕“希腊退欧”黑天鹅效应
欧元区的一切噩梦，往往都是从希腊开始。
2015年新年伊始，随着希腊意外提前大选，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再次成为全球新闻焦点。导火索源自德国《明镜周刊》的一则报道，该文表示如果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否决希腊改革计划，那么德国将接受希腊离开。一时间，“希腊退欧”成为热门词。这一黑色消息不仅让希腊股市大跌、国债收益率飙升，欧洲股市连带受到影响，欧元兑美元汇率也遭遇重创，2015年1月4日一度跌到1.1864，几乎创下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历史惊人的相似，四年前的希腊危机也是从公投以及选举混乱开始。欧洲债务危机最初即起源于希腊，希腊在2009年宣布国家负债高达3 000亿欧元，随后希腊债券遭遇寒冬，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希腊评级，希腊国债筹资更加艰难，无奈之下只好对外寻求援助。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外援往往都带有苛刻条件，尤其是希腊早年加入欧元区乃属“补票上车”。彼时希腊总理是出身希腊政治家族的乔治·帕潘德里欧，他的父亲以及爷爷都曾经担任希腊总理。他上台不久，希腊政府因出现严重财政问题而不得不寻求外国援助，但是欧盟援助必然附带严格的紧缩条件，这势必拉低民众生活水平，习惯高福利的希腊民众在经济危机中多次上街罢工，如果紧缩必然引发各类政治波动。
内外交困之下，帕潘德里欧抛出全民公投的方案，他将公投称为“爱国行为”。这理由虽然高明，却也透露出政治上的卸责，公投并不能真正拯救希腊，拒绝欧盟的援助对于希腊来说并不明智，希腊并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全民公投对于帕潘德里欧可谓一场豪赌，他力图拯救希腊以及自己的政治生命，最终却以自己下台、公投取消作为结尾。
全民公投既不能体现民主实质，更不能拯救希腊于水火，甚至会将欧元区再次拖入深渊。如今希腊再度上演老戏码，除了经济问题，更在民众的集体心态，这也映射出欧洲政治的气候变化：随着经济下行，保守政党的紧缩做法必然进一步削减福利，也遭遇民众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也使得欧元区内各左派反对党风生水起。
市场动荡，一切都如同梦回2012年，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正如那句老话：一切历史事实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这一次希腊大选和上一次公投风波有何不同？虽然两次希腊政治风波都被认为是“自杀”行为，但是市场心态大为不同。上一次大家都觉得欧元难以保住，希腊退出概率很大，近期外媒披露欧盟甚至有一个针对希腊退出的紧急预案“Z计划”（这一计划一直处于绝密状态）。而这一次，欧元被认为已经安全，监管层以及媒体志得意满，反复讨论的也是“拯救欧元”的成功经验，这种情况之下，希腊退出被认为是小概率事件。对比之下，如果欧盟主要国家对于希腊退出掉以轻心，那么，小概率事件一旦发生，就可能是致命的黑天鹅风波。
理性来看，无论对于希腊还是欧元区，希腊退出欧元区是双输，也是欧元区不可承受之重，其结果目前看来至少有两大影响：一方面，向希腊放款的外国投资者将遭遇重大损失；另一方面，如果“欧猪”国家再步希腊后尘，那么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也正因为如此，德国也开始玩起太极。根据路透社等媒体的最新报道，新年后德国强硬派也开始放松口风，否认《明镜周刊》的报道。
这是一个好迹象，但是并不足以解决欧元区的问题。对于一个存在巨大地区经济差异的统一货币区，链条上最弱的一环往往成为火药桶，而后续的连锁反应则令人害怕。更早时候，“差生”希腊就是欧元区的隐患。当欧元区1999年成立之时，希腊其实不够资格，但是通过投资银行高盛的交易安排，希腊在两年之后“神奇”地满足了条件，瞒天过海加入欧元区。
回看欧元区根本症结，就是在于有统一货币政策，却无统一财政实力。这点在设立之初并非没有考量，加入欧元区也有门槛，欧盟力图从财政预算角度控制各国风险，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也称《欧洲联盟条约》）等规定了两个指标，分别是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不能超过3%和60%。但是这一指标核定也存在模糊之处，所以在会计处理之上，难免有希腊之类的不够格者钻空子的情况。也正因此，重整欧元区景气，重新严格执行财政纪律是关键。所以，无论左右派别上台，紧缩都是必然之道，即使希腊也不例外。
欧元困境
希腊的悲剧追溯起来，根源在于欧元。
欧元曾经备受期待，寄托了国际储备货币与欧洲一体化等诸多梦想，例如《彭博商业周刊》把欧元列为85年来最重要的85项创新之一。1999年诞生的欧元被认为是欧洲罗马时代之后最重要的货币改革。欧元的优势显而易见，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可是欧元自身的问题也难以回避，那就是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制度，却无统一的财政制度。
欧元区成立之前，对此并非没有考量，曾经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条文，对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给出了条件，其中基本门槛就是各国都必须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之下，将债务占GDP比例保持在60%之下。
欧元诞生之日的欢呼，其实已经投下阴影。在经济不均衡的情况之下，欧元一体化之路可谓漫长。希腊等本来不满足欧元区加入要求的国家，在投资银行高盛的帮助下，对国家报表进行包装，瞒天过海进入欧元区。可是进入欧元区后，一方面，德国等强势国家的竞争力使得弱势国家竞争力更显孱弱；另一方面，欧元区边缘国家享受了与核心国家相差无几的信用条件，导致这些国家过度举债。
最终，马太效应在国家之间出现，“强国越强，弱国越弱”。有统计，截至2015年，希腊自从2001年加入欧元区以来，实际GDP下跌了4.5%，意大利下跌3%，葡萄牙仅增长1%。
诞生不到四分之一世纪，欧元区成为世界的一个雷区，可谓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内部发生而将世界倒转颠覆。20世纪的战争形式是军事，21世纪的形式则是金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指出欧元存在的问题，他在2012年更是撰文宣布欧元的实验失败，“自1999年启用欧元开始，仅在十几年后就面临惨败，这并不是一个意外事件，也不是官僚机构管理不善的结果”。
更进一步，对希腊问题的态度一直在欧元区引发巨大争议，尤其是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分歧将会扩大。金融危机以来，德国事实上已经成为欧元区的领头羊，但德国也存在问题，即其经济能力和政治抱负的不匹配。一方面，德国在欧洲核心国家中经济一枝独秀，出口在发达国家也首屈一指；另一方面，“二战”之后的德国受限历史因素，其实并不是那么愿意承担国际责任，成为欧洲的领袖国家也是不情不愿的，这也使得德国对于希腊的态度被一些评论家批评为冷酷。
从过去情况来看，德国与法国等国之间出现分歧并不是坏事，这本身是欧洲构成丰富性的体现。但现在的威胁在于，当默克尔、萨科齐、奥朗德之类政客没法达成共识解决问题之际，公众的耐心却已经用完。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极端派势力可能获得更多选票支持甚至上台，这也意味着欧洲主流政治的一次大失败，将会侵蚀欧洲的主流价值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当权政客被认为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民众自然会转向更有街头政治特征的极端派，即使大国也无法避免这一现实的政治转换。
2015年不太平，而经济问题很可能引发更多政治与社会冲突。正如政治哲学家福山在伦敦演讲所言，“现在这个世界并不是很好。就政治动荡而言，2015年已是颇不平凡的一年。在我看来，如果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它确实正在被以一种非常罕见的方式撕裂。”欧洲如何避免被撕裂？解铃还须系铃人。本质上欧洲的经济问题是结构问题，太多福利已经拖累增长、减缓创新，经济体的活力正在被束缚，欧洲经济需要又一轮松绑，需要痛下决心进行结构性改革。这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回归，而不是仅仅靠印钞票或者喊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历史告诉我们，各种社会矛盾一旦聚积，宗教冲突、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其实只是各类社会问题的出口而已。这甚至不是欧洲集体“左倾”的潜在危险，而是欧洲极端化的现实可能。这时，正如开篇希腊竞选中极左派和极右派造成联合政府获胜上台所昭示的一样，极左和极右本质上并无区别，二者本是同源。
希腊大选对欧元影响几何
希腊2014年底大选再度成为欧元区新一轮危机的导火索，甚至不少人宣称欧洲“雷曼时刻”再度来临。
2014年12月29日，希腊议会在最后一轮总统选举投票中未能选出新总统，这已经是希腊12月第三次选举失败，任何一人的得票数都未能达到法定票数即180票，即使希腊现任总理萨马拉斯支持的候选人季马斯也只获得168票。无奈之下，本应该2016年到期的希腊议会被解散，提前进行大选。
距离大选时间不过数周，虽然屡屡有人放话无须多虑，但是市场行情则暴露了可能的风险情绪。希腊股市数次大跌，希腊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至新高，甚至回到10%上方，欧洲股市也连带受到影响，欧元则跌到两年多新低——这一切的节奏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
希腊大选为什么重要？原因很简单，外界担心希腊政治“左倾”势力上台，不仅会导致希腊紧缩政策失效，进而导致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成为现实，甚至引发欧元区混乱。此前执政联盟总统候选人未能通过，已经表明了希腊内部政治分裂态势，而之后民调支持率最高则是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如果Syriza上台，那么希腊不仅将加大公共开支，对外救助的计划能否继续走下去也成为未知数，整个欧元区显然也将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目前混乱虽然出在政治，但是最终解决出路还是在经济。在过去几年，希腊紧缩事实上已经获得一定成效，2014年希腊经济已经出现增长，甚至2014年还重新发行国债，数量利率姑且不论，这是希腊重返国际市场获得资本信任的重要一步。如果既有政策继续坚持下去，紧缩必然带来成果。
为何希腊人民在勒紧腰带紧缩两三年后，前方已经有一线曙光之际，再度掀起反紧缩热潮呢？消解债务需要紧缩，但是人民讨厌紧缩，这是希腊政治的两难困境。就欧洲整体格局而言，这个时候希腊民意生变，并非偶然，这其实也是欧债危机之后欧洲集体左转思潮的一次涌现。除了希腊，欧洲多国反对党大多是左派，这对于现任政府是个考验。
面对市场动荡，Syriza领导人强调获选后将减记希腊政府债务，此前该党主张之一也是强调预算平衡并不只有财政紧缩一条路。这一表达自然加深市场担忧，不过最后希腊人民是否会选择极左政党仍旧是未知数。即使最坏的情况出现，也就是左倾政党在希腊上台，兑现竞选承诺的概率也令人怀疑，毕竟可供他们选择的政策出路也不多，紧缩可能仍将继续。
问题还在于，光有紧缩不足以带来增长，最终世界各国都需要“拼经济”。此时希腊债务占GDP比例超过170%，经济从欧债危机以来萎缩接近三成，希腊如果要摆脱债务阴霾，还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关于希腊的命运，作为欧元区的主宰者以及引擎，德国的态度至关重要，德国强硬派多次放话表示可以接受希腊退出。虽然如此，希腊退出的成本是一个黑洞，属于不可测风险——目前可以估算的成本以及预案其实都是对已知风险的测算，不确定的风险则难以估算。希腊如果退出欧元区，那么下一个退出的可能是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整个欧元区未来将面临压力。
无论对于希腊还是德国，甚至欧元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如果这一共识得到肯定，那么希腊大选带来的波动，只会是短期风潮，不足以威胁长远。
希腊：从黑天鹅到灰天鹅
如今，欧洲从理念到经济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那么，欧元区的灾难又将带来什么呢？要探究此问题，还是先要回到希腊。
希腊退欧过去被认为是概率极小的黑天鹅事件，如今则被视为小概率但并非不可能的灰天鹅事件，再往后，是否会变成一个大概率事件呢？一切不得而知，投资银行瑞银报告2015年2月预测希腊退欧概率20%，违约概率更大，这并不算极端预测。
在欧债危机之中，希腊曾经有多次风波，上一次的最大风潮是2011年那次危机。当时希腊情况危险，各类激烈交涉相持不下，欧元也被认为命悬一线，不过最终希腊获得债务减免，据悉债权人损失高达1 000亿欧元。到2012年，希腊风波暂时消停。希腊政府获得私人债权人对债券置换计划的足够支持率，从而避免出现债务违约。通过债权人的让步，希腊继续获得欧盟、欧洲央行及IMF的第二轮援助贷款。更早在2010年前，希腊已经获得特殊待遇，与欧盟以及IMF达成延长贷款期限条件，这一待遇后来也惠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
2015年，希腊风波卷土重来。虽然最近几年紧缩已经开始奏效，政府缩减开支已经有明显效果，但成本却是由全体国民承担，希腊民众开始厌倦紧缩，“民主的故乡”的公民用自己的选票再度做出让世界震惊的选择，极左翼联盟Syriza在2015年上台取代原执政党，该政党的纲领之一就是反对紧缩，债务重组，减少外债。这对于欧洲来说意味着新的冲突，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是如此。
既然希腊极端左翼政府的竞选口号之一就是反对紧缩，那么必然和以往政策有所区别。希腊新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甚至表示，要求德国赔偿希腊“二战”损失。据媒体报道，希腊知名政客格列索斯说，历史证据显示德国应赔偿希腊1 620亿欧元。德国强硬表示不存在上述赔偿问题。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这个据说“从不参加失败的战役”的政坛新一代铁娘子，对于希腊的挑衅性言论给予强硬回复，强调与希腊的目前方案是任何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从随后市场反应来看，希腊退欧对于金融市场影响很大，2015年2月希腊三年期借贷成本涨至21%之上，创下三年以来高位，雅典股市下跌6%。
希腊的诸多言论，其实是为2015年初欧元区财长紧急会议制造舆论。2015年希腊新政府与国际债权人的谈判中，二者最终达成了妥协。欧元集团主席杰伦·戴塞尔布卢姆声明，希腊政府在距离最后期限只有45分钟时向他发送了改革方案的电子邮件。而希腊的救助协议延长6个月的请求，最终被批准为4个月。
矛盾的德国
德国的态度对于希腊至关重要。
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以及强势分子，德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恢复不错，成为支撑欧元区的重要力量。其总理默克尔在2011年拯救欧元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默克尔和现在一样面临希腊是否退欧的局面，强硬者认为可以接受，因为希腊留下来代价很大，而另一边则觉得未知风险可能大。在确定的代价与不确定的风险之间，核物理博士出身的默克尔选择了支持希腊留下，这代表了一种理性的政策权衡。
事到如今，希腊2015年再次选举，希腊国内的极端左派上台，这与德国国内的强硬派形成了直接冲突。这对于欧洲以及世界来说，不仅是一个坏消息，更是一个趋势性的警示：当经济问题在经济上无法妥善解决时，政治主流就会遭遇民众质疑，这也给予极端派可乘之机。历史并非没有先例，想想大萧条的灾难以及随后纳粹德国的兴起吧。
剑拔弩张之下，欧元区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从经济蔓延到政治，默克尔和希腊的对决成为下一个爆发点。在2011年到2012年第一次希腊危机中，物理学家出身的默克尔最终选择希腊留在欧元区。一方面，这使得欧元区继续存在，甚至在2013年到2014年欧洲洋溢最多的是“欧元得救”的乐观情绪；另一方面，希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欧洲救援方案的苛刻使得希腊人民最终忍无可忍，不仅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中极端派的政治力量也在成长，欧元区的离心力开始骤然增加。
德国的立场不仅决定希腊的方向，也决定了欧洲债务危机的走势。德国人总是认为自己是在替欧债危机埋单，但事实总有两面性。一方面，正是欧元区的成立助推了德国的繁荣，因为德国在一体化的欧元区内相当于获得一次性货币低估，其竞争力得到加强与扩大。在欧元区的广大市场支撑之下，德国得以避免了日本和美国的空心化，成为发达国家中制造业立国的一个特例。另一方面，如果欧元区解体，德国的出口将遭遇打击，其制造业的未来也将岌岌可危。而德国强硬派的做法，其实也激起希腊之外国家的一些反对声音，除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声音，德国退出的声音也出现了，这是欧元区离心力的情绪反应。
汇丰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Stephen King）曾经将以德国为中心的欧元区形容为“地心说系统”，当外围国家经济活动疲软，甚至经济活动已经迅速萎缩时，位于欧元区托勒密中心的德国，仍继续维持低利率以及正常财政水平。换言之，过去的欧元体系确实存在不合理性，除了外围国家的过度举债，也有德国等核心国家汇率低估又恪守低物价带来的危害。
债权人vs债务人
抛开国别斗争以及党派利益，希腊退欧的事件，其实不仅仅是德国和希腊的斗争，更是一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恒久斗争，是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的斗争，也是国家内部的贫富之争。
如果理解欧元区分歧是贫富差距在国家层面的体现，希腊的诸多表现也并非不可理解。国家债务总是被认为可靠，其实国家在过去数百年中的信用记录也不怎么好，主权债务问题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会风波再起，这在美国经济学家莱因哈特与罗格夫的系列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到不少例子。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战斗无休无止。面对纷争，在统一欧洲的梦想之下，欧元区过去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拖延。这一次，危机可以再次拖延吗？如今，希腊被丑化为赖账者，而德国的形象变为催命者，这种对契约带有道德化的简单解读，并不利于希腊现实问题的解决。
我引用开篇莎士比亚的名篇《威尼斯商人》的片段，就是揭示一个或许令人不快的现实，大家通常认为夏洛克贪得无厌，但是，事实上他的索债要求非常合理；反观今日，希腊遭到千夫所指，但是反过来说，难道债权人对于坏账就没有责任，难道不应该对于过度放贷做出检讨？
情绪之外，仍需理性。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流行，金融全球化升温，使得国家之间贫富分化愈加明显，但是二者之间谁为因果难以断言，是因为没有全面拥抱全球化而导致增长停滞，还是因为拥抱全球化过度导致竞争力受到损害——从更务实的角度而言，二者都有可能，面对危机，最不需要的就是将经济政策过度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
有序退出还是拖延留下
早在2011年第一次希腊危机期间，不少学者已经觉得希腊状况难以维持，但是欧元区的政治力量最终使得希腊得以拖延。费尔德斯坦早就断言希腊难有活路，2011年希腊政府负债相当于GDP的150%，经济陷入崩溃，政府更是常年存在赤字。那么，希腊的出路其实就是主权债务危机国家惯常的选择，那就是违约同时贬值。
这代表了典型经济学的思路，简单直接，切中要害，可以说清晰正确，但是现实之中总有经济之外的政治、文化考量。希腊最近几年持续紧缩，但紧缩并未带来增长，这也导致债务阴霾愈加严重，2014年底希腊公共债务达到了其GDP的178%，标准普尔2015年2月将长期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B”下调至“B–”，且还可能进一步调低。标普强调，希腊流动性不足决定了希腊新政府没有宽裕的时间来同债权人就融资方案达成协议。
如今希腊债务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希腊这样退出，将在国际市场中期内无法恢复信用。希腊主要借外债，其债主不少是德国与法国的银行。希腊违约，对债主会造成重大影响，引发国外的连锁反应，甚至引发对于希腊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违约的猜测。如果意大利与西班牙也步入这一黑色链条，整个欧洲金融市场即使不会崩溃，也会陷入艰难的清算。
上述情况还是假定希腊有序违约，如果希腊以及其他国家无序违约，那么更是一场噩梦，其后果将是N个“雷曼兄弟”倒闭的冲击。也正因此，欧元区的最好出路在于两条，要么彻底对希腊债务达成一致，希腊留在欧元区，整个欧元区来消化这些债务；要么就是希腊退出欧元区，但是是以有序的方式退出，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也可以回来，这就要求欧元区有明确的退出以及加入机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退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许是重拾竞争力的机会。
这是欧元区历史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案，但是具体落实与操作仍旧需要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如投资家索罗斯等人就多次提议，在欧元区建立共同财政机构。此时此刻，欧洲央行的作用应该得到加强。
欧洲的危机与机遇
从经济上看，希腊在2008年之后的紧缩其实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经济增长仍旧低迷，债务比例还是居高不下。从政治上看，希腊极左派与德国强硬派的碰撞一触即发，而且欧洲各国各种极端理念也在滋长，对于欧洲主流政治形成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