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刚才说到酒芯糖，我便感觉到饥肠辘辘，重新披上军大衣，继续往前走。果然，路的右手边，被两棵枯树遮着，一个二层的小楼戳在那里。挂个牌子，自上而下，写着“工人之家”。我推开木门，一条窄走廊，黑洞洞，侧面是楼梯，收发室里烟雾缭绕，几人在打扑克，一人拉开窗户说，干什么的？我说，我找张雅风。他说，二楼。我沿着楼梯走上去，缓步台的墙上挂着一幅画，一个高挑的金发男人穿着长袍，怀里抱着一只羊羔。又上了半截楼梯，看见一个活动室，有十几排木头长椅，都空着，尽前面的舞台上，两男两女在跳舞，第一排的长椅上坐一个女人手扶着收音机，看着。老高，你那腰是假的？坐着的女人说。老高说，这曲子太快，我有点跟不上。女人说，把人家手摸了一上午，现在跟我说曲子快了。老高的舞伴说，这傻逼就是手攥得紧。坐着的女人说，再来一遍，再不行回家找你媳妇去，半身不遂，还天天觍着脸来。舞台上另一个人男人看见了我，说，找谁？我一边打开书包一边说，张雅风在吗？坐着的女人回头说，这儿呢。我走过去，看见她穿着裙子，腿上穿着丝袜，一只脚从鞋里拿出来，放在另一条腿上。她说，你谁啊？我说，我是张国富的儿子，我叫张默，这是大姑的信。她接过信封，说，写给我的？我说，不是，写给我爸的。她没抽出信瓤，看着我的脸说，你爸呢？我说，出去打工了，他让我来找你，就一个冬天。她说，厂子呢？我说，黄了，从厂子出来两年了。她低头整了整裙子，说，你带钱了吗？我一惊，说，没有。她的脸型和我爸一模一样，方脸，但是鼻梁要高些，眼睛细长，皮肤也白，只是眼角的皱纹多，好像久叠的衣服。她说，胆儿真肥啊，以为破信能当钞票用？书包里还有啥？我说，都是课本。她低头揉了揉脚说，你家那台电视还在吗？我说，不在了，你怎么知道我家有电视？她说，废话，那是我从美国背回来的，一台给了你爷，一台给了你爸结婚用，你大姑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他妈也不是孙悟空，能背三台电视回来。哪去了？我说，借邻居看两天。她点点头说，吃了吗？我说，昨晚吃得挺饱。她对老高说，跟厨房说，给下碗热汤面。老高说，好咧，记我账上。她从丝袜里拿出两块钱说，显你。老高已经下了楼。面来了，上面还有个鸡蛋。她把带子倒了倒，重新开始播放，台上四人又捉对跳起来。我拿起筷子，她说，等会儿，你叫我什么？我说，老姑。她说，三姑。我说，三姑。她说，吃吧。
肚子里有了东西，脚也热了，才知觉鞋子里都是雪水。我说，三姑，脚湿。三姑说，脱了暖气上烤。我把鞋和袜子搁在暖气上，盘腿坐在三姑旁边，用军大衣盖着脚。舞台上的男女“咯噔咯噔”地跳下去，老高跑了一趟腿，好像灵活了些，两对跳得蛮齐，摆头的频率稍有不一，三姑便张嘴骂之：马脑袋？不会拐弯？天色晚了，头顶的日光灯亮了起来，四人渐渐齐整得像出操的士兵，三姑点了烟，默默抽起，不说话了。屋里真热，我有些困了，脚丫子光着，蹭着军大衣的里子，很舒服。有声音搅着我，不让我睡实，不是音乐声，音乐声我已熟悉了，是一种嘈杂的声音在背后搅动我。我终于睁开了眼睛，回头望去，不知什么时候，活动厅里走进了许多人，坐在长椅上，后面四五排已经坐满了，我身后那排大部分还空着，只坐了一个老太太，有七十岁，身上有些臭，把手里的一个薄册子贴在眼睛上读着。四人已经不跳了，坐在舞台上喝茶水。等我再回头，看见了那个矮个儿的小姑娘，一对棉手闷挂在脖子上，从长椅中间的过道走过来，看上去比刚才更小。她走到三姑身边说，妈，林牧师来了。三姑对我说，把鞋穿上。然后对舞台上的人说，先散，七点把衣服换好。她自己掐了烟，也穿上鞋，从手包里拿出小册子坐好，小姑娘跷脚坐在她身边。小姑娘突然探头对我说，你走后又来了一趟车。我说，嗯。三姑说，这是你妹，大名叫李淼，没人叫，都叫她姑鸟儿。姑鸟儿说，你吃过姑鸟儿吗？我说，吃过，一股水。她将两腿荡了荡说，你上几年级？我说，六年级。她说，学二元二次方程了吗？这时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有几人在最后站着，一个妇女拎着葱，坐在我旁边。三姑说，你哪的？她说，路过，来听听。三姑说，后面去。老高从后台出来，拿着一个麦克风咳嗽了两声，“砰”地放在舞台边上，又进去了。这时嘈杂声突然小了，身后传来清脆的皮鞋声，一个又高又瘦的中年男子，穿着一身黑西装走过来。他一登上舞台就转过身朝大家鞠了一躬，后面传来女人的叫好声。三姑说，喊个屁，嘴给她缝上。男子拿起麦克风说，今天我来时，外面的雪停了，我没骑自行车，用腿走了来，可是比往日骑车还要快，大家说却是为什么？有人喊到，是主让你行在雪上，用风推送你。男子说，是因为我搭了三哥的倒骑驴。众人大笑，三姑也笑。男子说，往日里我来，响晴白日，没见三哥骑倒骑驴往这里来，三哥的倒骑驴都往长途站去接小媳妇，今天却空着车向这边赶，却是为什么？众人不响。男子说，是万能的主让他送我来。众人鼓掌，三姑两手搭在腿上，静静听着。男子说，我问大家，艳粉街是个什么地方？有人说，是个烂泥塘。男子说，说得好，我们都是泥鳅。男子说，艳粉街的历史有几人知道？有人小声说，我爸搬来时，说这儿有矿。男子问，你爸多大岁数？一个苍老的声音说，七十五，混吃等死了。男子说，不敢这么说，亚当享年七百七十七岁，和亚当比，您还是小孩子。不过时间倒对，艳粉有矿，是六十年代的事儿。说起艳粉的历史，比较复杂，满人入关前，这里曾是军营，几个部落混战，在这里杀过不少战俘。清末之后，成为居家，但是因为离主城较远，地势低洼贫瘠，一面是山，一面有多个小湖，盛产盗贼，土匪来犯，盗贼蜂聚，背水而战，击溃土匪，贼又散去。日本人来了，待了几年，不得安生，走在路上就有人砍。四十年代初，传说有宝藏，据说是清人龙脉的尾巴，国民政府找人来挖，一无所获，就把人撤了又去打仗。“文革”期间，社会大乱，不过探出了这里有煤，于是汇聚了矿工，盲流，黑户，下放的右派，残疾的工人，渐成一片棚户区，约二百户，唤作艳粉屯。改革开放之后，觉得屯不好听，改叫艳粉街，可是居民成分变化不大，要我说，今天在座的各位，保不齐有几个，曾经犯过事情，蹲过牢子，保不齐有几个，欠着外债，躲来这里，保不齐有几个，这几天都醉着，一会又要去买酒。
男子的西服旧了，裤腿和手肘都磨得颜色发浅，里面的天蓝色衬衫领子软软的，第一个扣子没系。他大约四十岁年纪，头发不长，三七分，梳得很整齐，嘴边一圈青色，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讲话时一只手捏着麦克风的底部，一只手轻轻做着手势，幅度不大，简洁明了。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眼窝深陷，闪闪发光，不过大多数时候很温和，不经意间扫到我，好像看见了我的无措，也可能什么也没看见，只是随便朝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我过去讲过，我也是个罪人。他解开了西服的最后一颗扣子。我曾经伤过人，断了别人一条手臂，在牢子里待了七年。可是我怎么着啊？底下有人说，你在牢子里遇见了主。男子说，是主把我送进了牢子，让我靠近他，看清他，依靠他。《圣经》我读了多少遍啊。底下人说，七遍。男子说，我一年读一遍，终于看清了自己。第三年我在牢里被人扎穿了肺，是《圣经》救了我，让我活过来，为扎我的人祈祷。临出来时，那个带我读《圣经》的老人死了，把他的《圣经》给了我。我从佳木斯监狱出来，去了哈尔滨，跪在索菲亚大教堂外面，一只鸽子落在我肩上，然后朝南飞去。那是主启示我，让我把主的意思带到南面，我落脚在这里，完全是主的意思啊。想起那只鸟，我想起了一首主的赞歌，我教过大家，请大家拉起邻人的手，跟我一起唱。说完，他缓缓唱起来。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
但神对人的大爱，永远不更易，
他使过犯离我，远似东离西，
他使慈爱临我，高如天离地，
被压伤的芦苇，他总不折断。
将残灭的灯火，他总不吹熄，
天上飞的麻雀，一个也不忘记
……
活动室的大部分人都站了起来，而且都会唱，我身后的老人浑身摇摆起来，大声唱着，三姑和姑鸟儿也在唱，三姑拉着我俩的手，轻声唱出，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跟着三姑轻轻摇摆。唱完了歌，男子又领着众人读经，读了很久，逐字逐句讲，他手里拿着黑皮的厚本，底下的人大都拿着油印的小册子。圣经读完，他领着众人祷告，话很长，他念一句，底下人跟着念一句，三姑又牵住我的手，我低着头，没有跟着念。终于完了，他从台子的一角拿起一个纸壳箱子，在人们的面前走过，三姑往里面放了五块钱，我吓了一跳，五块钱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到了我面前，我说，我什么也没有。他说，没关系，来了就是好。他蹲下来对姑鸟儿说，今天给我放什么？姑鸟儿从衣兜里掏出一颗石子，说，这是我今天捡的，是雪人的一只眼睛。他说，那雪人怎么办？姑鸟儿说，雪人在睡觉，不需要眼睛。到了我身后的老人，老人说，孩子，我的脚烂了，今天差点爬不起来，你让它快好吧。林牧师说，您得去看大夫。老人说，每次听你讲完，我都好一些，你让它快好吧，要不然下次我就来不了了。林牧师说，您把肉体和灵魂搞混了，去看大夫吧，希望下次还能见到您。老人说，我有个外孙，爹妈不管，跟您说过，一点不省心，请为他祈祷。林牧师点点头。老人往箱子里放了五角钱，说，让我摸摸你的书。林牧师把圣经给她摸了摸，然后向下一个人走过去。我看见那本《圣经》封面是皮的，书页的侧面都已发黑。走完了最后一排，他放下箱子，从衣架上拿下风衣礼帽围巾，众人回头看他，他不慌不忙把围巾系好，夹起箱子说，现在请大家看节目，然后把礼帽欠了欠说，张老师辛苦。三姑冲他点点头，他便走了出去。
人走了三分之一，不过留下的还是不少，那四人跳得起劲。好多人站起来用手给他们打拍子，有人吹着口哨，因为两个女伴都换上裙子，略一抖动，便露出几分大腿。老高额角亮晶晶的，手几次从女伴的腰上滑下来又抱住，三姑看着，默不作声。有两人在后面吵了起来，很快又被拍掌声盖住，一人想是醉了，被敲了一拳，捂着头歪走了。终于散了场，我已困得眼皮都睁不起，从眼缝里，看见三姑把一个啤酒罐踩瘪，放进编织袋里。
一个极长的梦，之间几次断了，又接上。父亲和廖澄湖坐在影子湖边钓鱼，四周落着小雨，我走过去，他们转过脸来，都是十几岁年纪，我说，你们小时候就认识？父亲说，什么小时候，这就是现在，我们刚认识。廖澄湖说，兄弟快来，看我钓大鱼。我坐在他们俩中间，为他们的鱼钩装蚯蚓，一条鱼跃出湖面，尾巴甩着水花。父亲说，我叫张国富，以后想当工程师，你叫什么？我没有说话，他的脸平滑稚嫩，绿军装领口敞着，黑黑的刘海向下滴着水。廖澄湖说，兄弟，我和国富说好了，我捏泥巴，他给我做底座，你干点什么？我说，你的鱼咬钩了。廖澄湖双手拽着渔竿，渔竿弯得厉害，我看他的手，完好无损，十个手指。张国富站起来帮他拽，我抱住张国富的后腰，鱼把我们拖进水里去，张国富和廖澄湖在水里脱掉衣服，游起泳来，鱼在前面弓着身子，像直向水底钻。那鱼很奇怪，肥硕无比，沾满泥巴，似乎还戴着礼帽。一顶黑色礼帽，紧紧地粘着鱼头，使它看上去有点体面。张廖紧跟着它向水底游，我却突然心生恐惧，不知去处是哪里，松开了手，脑袋浮在水面。雨滴越来越大，打在我脸上，雷声隆隆，四周一片漆黑。我张嘴想喊，想把他俩喊回来，别把我自己丢在这里，水涌进我嘴里，我漂在水面，不知道要被水流带向哪里。
睁开眼睛，睡在窗户旁边，日头直照到我脸上。从小我就知道，影子湖的鱼是不能吃的，也没人去钓，但是没人告诉我原因，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梦，也许只有在梦里，才会在影子湖钓鱼。我的身子底下一张双人床，姑鸟儿坐在床沿正在梳头，我坐了一会，揉揉自己的脸巴子。从窗子望下去，是这建筑正对着的空地。雪已扫净，成了几个小丘。一人蹲在地上，面对着一块木匾，正在刻什么，旁边放着一个铁桶。姑鸟儿说，你学没学到二元二次方程？我觉得身子好像还在飘动，说，还没，开学就学。屋子的顶是斜的，有个大衣柜，还有个梳妆台，两只红色大皮箱堆在一角，上面盖着一块粉布。床的一角有一短截暖气，我的鞋搁在上面，鞋尖翘着，看上去已经烤干了。我明白这是个阁楼，原来这建筑还有个假三层。姑鸟儿说，我妈说你是我哥，你哪来的？我说，我爸是你妈的哥，你哪来的，我就哪来的。姑鸟儿说，你住多长时间？我说，一个冬天。我能干活，不白吃你家饭。姑鸟儿说，昨儿你就睡着了，我和我妈收拾的讲堂。我说，那是特殊情况。你上几年级？她说，三年级。我说，哪个学校？她说，艳粉小学。我说，咋没见过你？班主任姓啥？她说，姓金。我说，知道，破锣嗓子，每次领操都顺拐。她说，你班主任谁？我说，你不认识，到五年级都换。你爸呢？我打个招呼。她把辫子扔到前面，说，穿上鞋，咱俩捡煤去。我说，我还没吃呢。她说，咱家没早饭，对了，你睡觉不老实，一晚上踹我好几脚，我跟我妈说了，今晚你睡讲堂。
下到一楼，看见三姑正在擦门框，脚下有一盆热水，她把抹布在水里投了投，又擦“工人之家”的匾。姑鸟儿说，妈，我和他捡煤去。三姑指了指院里，说，那几个字儿认识不？我和姑鸟儿走过去，看见男人雕着地上的木板，旁边已有不少木屑。姑鸟儿说，光明堂。我说，“堂”字儿你都认识？她说，我妈教过我。男人把木板上吹干净，开始上红漆。三姑说，篮子带了吗？姑鸟儿跑进去，拿了一个竹篮，三姑说，十二点开饭，下午练舞。姑鸟儿说，没忘。我以为我们会向煤电四营走去，可是目的地并不是那里，姑鸟儿领着我走向右手方向的那片矮房，这是一片不小的街区，穿过几条胡同，有人坐在自己门前扒蒜，穿着皮袄，身旁趴着癞皮狗：姑鸟儿哪去？姑鸟儿答：瞎溜达。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豆腐坊，门口南流北淌，都是脏水和豆腐渣，有的已经结冰。许多人站在上面，排着队，等着新出炉的豆腐。豆腐坊的后身，雾气漳漳，有个煤堆，有些煤球已经烧黄了，有些略微带点黑。姑鸟儿说，沾点黑的都要。我伸手去捡，有的还烫，灼了一下手。一会后门开了，一个中年女人戴着套袖，穿着靴子，把一大筐煤倾在煤堆里。这周太忙，礼拜没去上，女人说。姑鸟儿说，林牧师说过，人没到，心到就行。我看了她一眼，这话一定是听了很多遍，要不然怎么张嘴就来？女人说，这是谁啊？姑鸟儿说，我哥，来我家串门。女人转身进去了。我和姑鸟儿挑了满满一篮子，有的我挑得不好，看着黑，一碰碎了，已经烧透，姑鸟儿就给捡出去。一会女人又出来，拿了一袋碎豆腐和一袋碎煤，煤虽然碎，但是全是黑的。姑鸟儿谢了，接过，我俩便往回走。篮子极沉，可是为了逞能，我一手挎着，另一只手拎着碎煤，只让姑鸟儿拎豆腐。姑鸟儿一步三蹦，有时还转个圈，我说，你别把豆腐甩出去。她说，我爸是舞蹈家。我说，我爸是工程师。姑鸟儿说，我爸和我妈去过美国演出，那时我还没出生。我没吱声，她又转了一个圈说，我妈回来了，我爸没回来，玩去了。
走回来时，牌匾已经挂好，一面是“工人之家”，白底黑字，一面是“光明堂”，白底红字。今天下午讲堂没人，把煤和豆腐送到一楼的厨房，吃过了饭，姑鸟儿便跟着三姑去讲堂练舞。我看了一会，才知道为啥大家叫她姑鸟儿，真跟鸟儿一样。三姑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打开”，姑鸟儿把举在头上的脚向一边伸出，稍一踉跄，三姑一棍敲在脚踝上，“打开”。姑鸟儿又重来。我拿出作业在腿上写。过了一会三姑叫我，张默，你有劲儿吗？姑鸟儿说，他一手提着篮子回来的。三姑说，耽误你写作业不？我说，写好了。她说，来，把姑鸟儿举举。我走上讲台，三姑说，掐着她腰，举过头顶。我把她举起来，飘轻，比煤沉不了多少。三姑说，你坚持一会。她用棍子把姑鸟儿的脚挑起来。一下午过去，也出了一身汗，姑鸟儿挨了不少揍，我也挨了两棍子，不过揍姑鸟儿狠，揍我只是意思意思。晚上我和姑鸟儿端着盆回阁楼吃饭，讲堂来了一帮妇女，三姑教她们小合唱。晚上我抱着铺盖睡在讲台上，那小床确实睡不下三人，三姑给了我一个热水袋，讲堂虽硬，不过宽敞，可以乱滚，睡得也挺踏实。第二天上午去卖了啤酒罐和废纸屑，前晚我研究了廖澄湖的地图，发现光明堂略往北，有一棵大榕树，廖澄湖的地图标记的大部分都是建筑，只有这么一棵植物，旁边写着：榕树，南方植物，不知为何在这里活着一棵。高约二十五米，三人不可环抱，夏日树荫径六七米，可躺卧。人事代谢，你尤立于此。姑鸟儿不记得有这么一棵树，跟我打赌一定没有，我便拿着地图带姑鸟儿去找，结果发现树已经没了，不知被伐倒了多少年，只剩下粗大的树桩，覆着残雪，如同大地上的图章。姑鸟儿虽然赢了，却有点失望，说我的地图过时了。往回走时，有人给了点猪肉和酸菜，一并带了回来。下午练舞，我把姑鸟儿摔了一下，三姑把姑鸟儿打了两下，说她重心没对，我有点内疚，第二天给她买了点酒芯糖。我其实有五块钱，不过谁也不知道。
到了周六，晚上我自己睡在讲台上，想起我爸，不知他的新工作怎么样，当时应该要个地址，给他写封信，告诉他我挺好，三姑也挺好。三姑不像我妈，我妈不打我，但是心里想啥我不知道。三姑嘴和手都厉害，但是想什么我知道，比如她偶尔提起林牧师，就变得很严肃，明天林牧师要来布道，她今天就很兴奋，下午夸了姑鸟儿几句。有人传过不知林牧师住哪，好像每天住的地方都不同，也有人传，林牧师得了神启，可能很快要走，再往南去。三姑嘀咕，怕啥，真信的话哪不能跟着去？我从铺盖上坐起来，想着下午的动作，我只有“举”这么一个动作，我想让三姑再教我俩，我的腿也挺软，能凑合给姑鸟儿搭了伴儿。我从黑暗里站起，踢了踢腿，姑鸟儿把腿一拿就到了耳朵，应该是因为她个子矮。三姑每天起得很早，把小册子读一遍，读的时候不许我和姑鸟儿在场，然后就去扫院子，教人跳舞教人唱歌。有时示范唱两句，唱得很好，可是舞没见她正经跳过，都是讲。她走路很快，吃得不多，大姑的信她还没还我，不知她看没看。信里说，小富，我们家就这么一个老幺，也到了艳粉街，去看看。她不听我们的，闹得不欢而散，都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能决定她的命运，也不能决定她孩子的命运。孩子是她的，她要生下来，她不愿意指认大刘，说他是特务，自己丢了单位，这些都是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事。我们记她的好，从小到大，她凡事都要做到最好，她也有这本事，她对人毫无保留，她吃亏她也甘愿，你还没习惯？我们就是跟着大溜儿，她活的是个自个儿，一直这样，各有各的命，难说哪个更好，你说是不是？那封信父亲让我看了，没让我回，所以我记得很牢。我在讲台上走了两圈，明天林牧师又要开讲，我学着他打着手势，众人的眼光都在我身上，可是我不知道说什么，我说，打开，对，肩膀放松，脚呢，你的脚呢。这时楼梯口传来脚步声，我赶紧钻进铺盖，眼睛盯着门口。没人进来。楼上似乎有动静，过了一会又有脚步声。是姑鸟儿，她穿着线衣线裤，抱着铺盖走了进来，放在讲台另一侧，离我足有五六米远，然后钻了进去。我走过去，看她闭着眼，头冲里。我把自己的热水袋递给她，说，三姑打你了？她没言语。我说，哭了？她说，没，快睡觉。我说，这讲台说好了给我睡，你说睡就睡，好像不行。她说，讲台成你们家的了？明天让我妈把你轰走，我自己睡这儿。这时楼上又有动静，有人压着嗓子说话。我说，你不说清楚，甭想睡，我精神了，一会准备翻俩跟头。她说，吹吧，腿跟棒子一样，劈叉都不会。我说，快说说，保不齐哪天手一滑，把你摔成傻子。她突然坐起来，看着我说，林牧师讲过，有个人叫约拿，在鲸鱼肚子待了三天三夜，没死，漂洋过海了，你说我能吗？我说，咋不能？鲸鱼肚子里很宽，比大船还舒服。她说，老高来了。我说，啥？她说，老高来了，他一星期总得来两回，这工人之家他说了算。我说，他家的？她说，不知道，反正他说了算，有人让他管。我说，前两天不也挂了牌子，叫光明堂。她说，那得他让挂。林牧师才来三个月，我们来这儿半年，老高在这儿四十年了。我妈说，他也崇拜林牧师，但是他那人脸变得快，跟他好怎么着都行，跟他不好他就整你，秋天的时候我们被他撵出去一次，后来又找回来了。我妈从来不把他当回事儿，每次来阁楼最后都是轰走，她说了，什么苦都吃过，不怕，不行就睡桥洞里。我说，问你个事儿，三姑就一直带着你单过？她说，废话，我们家就我们两个人。我说，她怎么从来不跳？有时我看她弄个身段，漂亮极了。她说，她发过誓，除了我爸，跟谁都不跳，睡吧。我不想睡，说，我想练个托举。姑鸟儿说，有病，大半夜练托举。我说，你那个大跳，我也会，比你跳得还远。我把被褥挪开，跳了两下，姑鸟儿乐了，说，鸭子啥样你啥样。我跳到讲台边，发现讲台边角的一块木板发霉了，用脚一碰，断了小半截。我说，嘿，这里头好像有东西。姑鸟儿爬过来看，我说，你胳膊细，够够，好像有个瓶子，纸包着。姑鸟儿脸巴子抵在讲台上，伸手去够。真有。牛皮纸包着。牛皮纸打开，里面包着几张白纸，白纸打开，是一个泥人像。一个女孩儿，没穿衣服，单腿站着，另一条腿向后伸。姑鸟儿，啥玩意？泥捏的？我说，好像是。姑鸟儿说，咋啥也没穿？我说，可能是没来得及，没来得及捏衣服。姑鸟儿说，嗯，确实捏得着急，你看这俩耳朵，都不一边大。我仔细看，还真是，一个耳朵很正常，耳廓，耳朵眼儿都有，另一个小了一圈，耳廓缩着，挡住耳朵眼，像是一块没发好的面团。我拿在手里看了一会，有点分量，泥人似笑非笑，好像有什么仅属于自己的心事。姑鸟儿伸手夺过来，把纸包回去，然后放在自己被窝里，说，睡觉。我说，啥意思？我先看着的。她说，别废话，我够出来的。我说，我要是没看着，你够个什么？她说，这光明堂是我们家住的，东西当然是我的，你没看见那个泥人是个跳舞的意思？更是我的了。我突然想起来廖澄湖的地图，在光明堂旁边画了个人像，我说，别急，容我想想，这里面肯定有典故。她说，别说话了，再说话我妈下来了。说完钻进被窝里，用被子把脑袋蒙住。我推了她几次，没有反应，我说，别一会放屁熏着自己。她也不出来。我只好也钻进被里睡了。
第二天傍晚，突然下起大雪，雪势之大，好像要把一冬的雪一次下完。林牧师的布道又很精彩，而且虽然下了大雪，这次比上次人还多，过道都站着人，我们的身边也挤了几个男女，身上还有雪花，无法轰走。三姑把姑鸟儿抱在腿上听着。她今天系了条旧丝巾，还略微画了点妆，可是变化不大，也可以说，效果不是很好，没有遮住黑眼圈。我在身后寻找上次那个老人，没有找到。今天林牧师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该隐杀兄的故事，一个是亚伯拉罕献子的故事。“一天，该隐拿了些田里的出产，做祭品供奉耶和华。亚伯也从羊群里挑了投胎生的羔子，捡最肥的献上。耶和华惠顾了亚伯和他的羊羔，却不接纳该隐和他的土产。该隐大怒，一脸阴沉。耶和华问该隐：你为什么沉下脸生气？你要是做对了，我自然会接纳。做得不对，罪就蜷伏在你的门口，垂涎窥伺。就看你能不能将它制服……该隐对弟弟亚伯说：咱们去田里走走！来到田间，该隐突然扑向弟弟，将他杀了……耶和华说，你干了什么啊……”姑鸟儿可能是因为昨儿晚折腾，发烧了，中午没吃多少饭，此时烧还没退，在三姑怀里昏昏欲睡。该隐，该隐，这个名字真好听。讲完了该隐，林牧师又讲亚伯拉罕，底下突然有人问，林牧师，你有孩子吗？林牧师没有回答，继续讲亚伯拉罕在祭坛上铺好木柴，把儿子捆了，然后举尖刀在手，对准儿子。底下又有人喊：林牧师，如果你有孩子，你会把他送到山上，让他做燔祭的羔羊吗？林牧师看着问他的人，说，我不知道，上帝没有熄灭我所有困惑，但是上帝指引我前行。《希伯来书》里有段话，送给这位朋友：是的，人都怕落入永生上帝的手里，但是其实那是得福，到头来要享永恒之福，每当上帝给我们训示，就聆听；当他将圣言置于我们面前，就诵读；当他伸手召唤，就回答：我在这儿。
祷告完了，林牧师拿着箱子走过来，我注意到三姑有些微微发抖，我放了五角钱，三姑说，张默，你带着姑鸟儿上楼，我和牧师说两句话。林牧师说，不用，这儿说吧，来的都是一家人。三姑抱着姑鸟儿说，听你讲了这么久，我想问你，如果我虔诚地侍奉上帝，上帝能听见我的愿望吗？林牧师说，能听见，但是不一定会实现，上帝有更广大的愿望，包含了你的。你的愿望就像一滴水，上帝的愿望就像大海。三姑说，一生中，如果上帝不停地试炼我，但是我看不到希望，我要如何信仰上帝，上帝在哪？林牧师说，你有所依赖吗？三姑想了想说，有。林牧师说，我们所依赖的，我们称之为上帝。你有良心吗？三姑说，有。林牧师说，良心是上帝的声音。他摸了摸姑鸟儿的头，说，姑鸟儿发烧了。三姑说，好像是昨晚冻着了。林牧师从兜里掏出几片扑热息痛说，这药我老随身带着，给姑鸟儿半片儿半片儿吃。三姑接过，说，刚才说到愿望，牧师知道我的愿望吗？林牧师顿了一下说，无法全知，知道一点。三姑说，牧师知道我的依赖吗？林牧师说，知道一点。三姑说，刚才你的布道，有句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林牧师说，什么话？三姑说，当你伸手召唤，就回答：我在这儿。南方远也不远，我没有家，我有这双腿，可以一直往南走。林牧师抱着箱子看着三姑，有那么几秒钟，我感觉他的眼睛变成了金色。最后他点点头，说，知道了。然后向下个人走去。
散场之后，我和三姑打扫讲堂，姑鸟儿吃过了药，在阁楼上睡了。三姑哼着歌，把讲堂扫了两遍，然后又接了热水，开始擦窗户。我想帮忙，她说，你歇着，看你姑怎么干活。我就坐在长椅上，看她爬上梯子，去擦墙上的高窗，我从来没见她这么高兴过。她说，你大姑的信我看了，她老了，算是半个明白人。当年你爸抽了我一嘴巴，说是因为我，他的档案里有了黑历史。我没还手，再也没回家，长这么大没人打过我。你大姑和你爸小时候都是闷葫芦，就我爱说。你爸还不如你大姑，有次让人打了，跟人家说，你等着，我找我妹去。你瞧他那点出息，你可别随他。我说，不能。她说，68年，大串连，家里就我去了，到哪吃饭都不给钱，认识不认识在火车上就一起唱歌。毛主席没看见，鞋挤没了，看见地下有别人的鞋，就穿着回来了。你大姑和你爸开始不让我去，等我回来，又缠着我问是不是看见了毛主席，我说看见了，满面红光，得有两米高，他们还真信了，后悔自己没去。我说，三姑，你还去过哪？她说，你爷你奶死，我都没在身边，现在想想，应该在，听他们给我留点话，你奶煮的大米粥，不放糖，但是是甜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咋做。
有段时间她不说话了，专心擦着窗户，讲堂里安静无比，只听见她均匀的呼吸声，我看着她的头发快要接触到房顶，她的身体在梯子上展开，像极了我举起的姑鸟儿。她在跳舞吧，不知和谁。这时楼下有自行车声，“哗”，停住了。三姑从梯子上下来，抹布扔在水里，一手拽着裙子边，一手放在胸口，看着门。不是林牧师。是老高。他的额头又是亮晶晶的，站在门口没走进来，头上身上都是雪，他说，雅风，出来一下。她回头去拿抹布说，忙呢。老高说，出来一下，有事儿和你说。三姑不动，在水里把抹布揉来揉去。老高说，林牧师让人捅了。三姑站起来转过身，老高说，在胡同口，离这儿二百米。三姑把抹布拧干，手擦了擦说，死了吗？老高说，死了。三姑看也没看我，跟着他往外走，我跟到门口，想起来姑鸟儿还在楼上睡着，就上楼把姑鸟儿抱起，用军大衣裹着，背上自己的书包，跑下楼。胡同口已围了不少人，林牧师脸冲下倒着，双腿笔直，礼帽在不远处的地上，一大片血，路灯在路的另一边亮着，似乎是肠子流了出来，沾着土，我看见他的脖子后面有个文身，是一对翅膀。大雪飞舞，朝林牧师身上扑着。三姑和老高站在近前，有人说，已经去派出所找人了。三姑盲目地摆了摆手，说，看见人了吗？没有人回答。她蹲下，翻了翻林牧师风衣的衣兜。左兜里是那本《圣经》，干净的，右兜里翻出一条粉色的丝巾，春天戴的，新的，带着标签，但是沾了点血。三姑把《圣经》夹在胳膊底下，丝巾展开了看，然后她把林牧师翻过来，我看见他的前胸和肚子有两大片血迹，嘴巴微张，下巴松弛，眼睛闭着，好像突然老了好几岁。三姑把他的风衣脱下来，盖在他身上。这时有人喊，阁楼塌了。我回头看，大雪把光明堂压低了半截，阁楼的木头垮下来，搭在房檐上。老高说，操他妈的，哪有这么大的雪？撒腿向光明堂跑，跑到几步折了回来，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给三姑披上。然后又向光明堂跑过去，好多人跟着跑，有人冲进家门，拎了一把铁锹。
三姑站了一会，有几次她蹲了下来，重又站起。中途她走到路灯底下，把《圣经》翻了翻，来回踱步，一手打着手势，在这儿呢，亚伯拉罕回答，我听见她小声说。然后又放进老高的外兜里。终于她好像发现了我，在老高的里怀和外兜摸，摸出二十块钱，说，带着姑鸟儿回家，兴许你爸已经回来了。我说，不能。她说，那你就带着姑鸟儿在你家等他，跟姑鸟儿说，我有点事情要办，回头去找你们。我说，你别走，我腿硬，当不了姑鸟儿的伴儿。她说，我永远是你三姑，肯定去找你们，跟你爸说，姑鸟儿吃的喝的，都记在账上，我不欠他，回头我跟你要人。我说，你到哪去？她拍了拍衣袋，什么也没说，然后把丝巾的标签撕下，系在脖子上，向着南面走去。南面堆着一片被伐倒的圆木，再往南我不知道是哪里，是不是那辆绿皮火车奔赴的土地。她没回头看林牧师，也没回头看我，风吹着丝巾，扬起带血的斑点，路灯照着她的影子，一会就不见了。
我从书包里掏出地图，背着姑鸟儿朝家的方向走。走过煤电四营的东门，有点迷路，这片土地夜晚的模样极其陌生，我在地图上寻找，下决心朝着一个方向走。姑鸟儿的头枕在我脖子上，发烫，我抓了把雪给她抹了抹，继续向前走，又走了不知多少时候，又看见煤电四营的西门，知道是在兜圈子，于是换了一个方向，重新走去。走了一会，突然看见黑暗里有人看我，我吓得身上软了，但是没跑，那人一动不动，外貌敦实。我说，我不认识你，我要回家。那人并不回答。我走过去，发现是那个雪人，少一只眼睛，漠然看我。这时我发现姑鸟儿醒了，她看着我的地图说，哥，你这地图上有美国吗？我说，有，不远遐儿。她闭上眼睛继续睡了。我提着一口气，在黑暗里用力走着，并在心里暗暗祈祷，父亲已经回来了。
二
所有的屋檐上都有雪，蓬松洁白，可是路中间的雪已经黑了，雪已经不是雪，给踩成了冰和泥。北风呼啸，路上柳丁帮姥姥抱着茶蛋箱，热乎乎的，倒是不冷，但是真沉，上面有根麻绳，不知道姥姥每天怎么背来的。柳丁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还有其他的意义，甲乙丙丁，后面还有几个，他知道，但是就常用的范畴来看，丁是最末的一个，这让他时常感到不太得劲儿。他问姥姥，为什么给他起这么一个名字？这条街前后有不少年龄相仿的孩子，虽然各有各的绰号的，但是大名叫出来都很体面，杨旭，孙天博，连大老肥的真名都叫董佳远，虽然他是个哑巴，自己叫不出，但是会写。姥姥说，耽误吗？他说，倒是不耽误什么事儿，就是觉得有点，老师说，你这名字倒是好叫，就是有点不像大名，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姥姥回头看了一眼艳粉初中的方向，说，有这精神头，把书好好念念，等你姥要死了，给你姥一口好吃的。柳丁说，包袱里没有个纸条，我妈写的我的名字？姥姥说，没有，纸条倒有，你妈就说她去北京，孩子我先帮着管，很快就回来接你。良心让狗吃了。柳丁说，纸条呢？姥姥说，扔了。柳丁说，姓柳是随你，但是为什么会想到丁字儿呢？快到家时，柳姥姥伸手一指，你妈把你扔在门口这个路口。柳丁说，你跟我说过。姥姥说，这不是一个丁字路吗？柳丁说，哦，丁字路。于是在1993年的冬天，柳丁十三岁的时候，他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名字的来历，但是他想了想，不准备跟老师说。这天是周六，他刚被留了一级，原先的老师已经不是他的老师了。
此时柳丁已经长到一米七零左右，一百二十来斤。前一天在学校打了一架，把两个初三的孩子打坏了，一个骨折，一个脑震荡，本来要把他送到工读学校，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时候因为一点小事情他就动手，打到后来，因为什么动手都已经忘了。姥姥到学校去闹，先提出请人家吃茶蛋，未果，然后便当着对方孩子的家长，在校长室的水泥地上打滚，说自己是五保户，把他弄走就等于要她的命，如果是这样，给条绳子，在这儿吊死省事儿。对方的家长看了看，姥姥不到一米六，穿着一条脏棉裤，上面都是油点，脚上一双黑棉鞋，脚后的鞋帮都踩没了，露着黢黑的脚后跟，都是冻疮。于是不再追究，给柳丁留了一级，同学们都读了初二，换教室，上二楼，他却得下一层楼，明天开始就跟初一的孩子一起上课。校长把事情处理完，家长们按了手印，校长问姥姥，你平常都给柳丁吃什么？姥姥说，没啥正经的，有时候一天就一顿饭。校长说，那他怎么长这么高？姥姥说，也许是随他爸，也许他爸高。
柳丁的姥姥一辈子受过两次严重的刺激，一次是柳丁的姥爷在矿上死了，一起死的还有二十几人，当时因为悲伤的人挺多，所以也就没那么特别难受，你家死了男人，我家也死了，但是等事情过去，越想越受不了。第二次就是柳丁的妈妈把孩子扔在路口，从此杳无音信。相较之下，姥姥认为他的姥爷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艳粉街劳动，倒不算啥大事情，至少人还在。所以她的精神似乎有点毛病，也不是毛病，大概是容易波动，街坊都这么说，但是街坊也不认为她是疯子，只是说她受过刺激。柳姥姥识字，能背千字文，也能写毛笔字，祖上行医，原先是个大户，搬到艳粉街之前，她不工作，姥爷在大学里当干部，姥爷死了之后，也没搬出去，右派平反之后给了点政策，柳姥姥要了一点钱，要了一间平房，在这儿住惯了，姥爷的坟就在旧矿址的后面，她也不走了。那天从学校回来，柳丁一直不说话，姥姥问他，怎么着，你还有功了？柳丁过去见过姥姥犯病，但是没这么严重，这次动静有点大，过去犯病通常是下午，姥姥午睡，突然惊醒，慌忙做了一锅饭，盛一碗，扣在饭盒里，撒腿往外跑。柳丁知道，姥姥是要给姥爷送去，可是矿已经没了，姥爷也死了二十几年了，一会她自己就能回来。柳丁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姥，都说你受过刺激，这下坐实了。姥姥看了他一眼，从他的手里拿过茶蛋箱，放在炕上，说，还都不是为了你？你姥是装的。柳丁心里想，一个人装疯，是不是也有点不对，或者说，装疯的人是不是也已经疯了？但是他没有说出口，他只是有点难过，因为他们俩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姥姥在他们学校门口卖茶鸡蛋，大清早起来煮好，中午装在一个木箱子里，上面盖上小褥子，抱到学校门口去卖。这天的事儿，肯定会很快传出来，本来她在门口卖茶蛋，就让柳丁有点不自在，如果再传他的姥姥是个疯老婆子，柳丁书也不想念了，想到这里，他真想回去打上一架，就是那几个证人，都把他们打傻，谁也别说出去。但是那帮人已经散了，现在回去也打不全了。
柳丁在打架这件事情上有些天赋，不单是个子高，力气大，而且能够抓住重点，反应极快。遇见个子小的，他便抓住对方的头发往下按，抬起膝盖猛撞对方的面门，遇见个子高的，他一般都先发制人，照对方裆部一脚，然后冲着变低的下巴就是一拳。有时缠斗起来，他也很有韧性，即使被压在身下，也绝不求饶，伺机反击，一旦被他翻过身来，往往下手极重，不把脸打花绝不停手。但是从另一方面，在打架这件事情上，柳丁有些个性，他一般独来独往。艳粉初中有一些团伙，经常出去抢劫艳粉小学的学生，他们的书包装着纯钢的锯条，用布条缠出一个把儿，然后躲在树林里或者不起眼的拐角，有时抢几个钱，有时抢些游戏币子，有时抢一根香肠。柳丁不做这种事情，虽然这些人他大多认识，他们也认识他，但是彼此没什么往来，柳丁有时饿了，也会管同学要点吃的，方式比较温和，哎，给我吃口，一般情况下他认为这是一种商量，而且很少有人拒绝他。去抢劫陌生的孩子，这件事情他想过，但是总是提不起劲，他知道他不用带家伙，站在那里，就比小学生高两头，一扒拉对方就是一个跟头，但是这种方式他觉得有点不对头。在他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夏天，也被人抢过，那时他还没长起来，虽然奋起反击，还是被几个大孩子按住，不单抢走了他的盒饭，还扒掉了他的裤子，这让他感觉极为屈辱，他蹲在地上收拾书包，鼻子里的血不住地往外冒，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索性自己又给了鼻子两拳。盒饭是西红柿炒鸡蛋，大米饭，姥姥早起给他做的。每当想起这件事，他就想起了那种屈辱，光着屁股在地上捡东西，他甚至想起了自己没有父母，想起姥姥撇着小脚抱着木箱顶着太阳在校门口吆喝。第二天他弄了个麻袋，灌上沙子，挂在家门口的树杈上，每天对着它打一个小时。有时下了雨，沙子跟铁一样硬，他也打，手都肿起来，可是后来他再也没遇到抢劫他的人，就好像他们参透了他的内心，目睹了他把沙子装进麻袋的过程，然后机敏地避开了。
所以这天下午，柳丁跟着姥姥走回家的这段路程里，他又一次感到了屈辱和愤怒，不单是因为姥姥过火的表现，更是因为姥姥和他受到了一样的屈辱，而且似乎这种感觉在姥姥身上并没有多做停留，姥姥应该有些经验，估计姥爷死后，如此这般去矿上闹过，于是到了他这里便变成了双倍，变成了记忆的累加。那些真正实施过抢劫的大孩子，倒是从来不会被送到工读学校或者被留级，他们似乎从来不会被逮住，因为面对的永远是无法反抗的弱者，而柳丁打伤的高年级学生，其中一个好像是教务主任的亲戚，这才是重点，才是姥姥变疯的缘由。
柳丁打开箱子吃了两个茶鸡蛋，挺咸。刚入三九，玻璃上都是窗花。沙袋悬在树杈上，一动不动，如同已经结冰的水滴。所有的课程都没有意义了，因为从下周开始要重新开始，柳丁的成绩不差，尤其语文和历史学得不赖，他有一个好记性，不过因为数学物理的成绩不好，所以整体的成绩大概排在中游。又因为他经常挑事，所以给人一种成绩极差的错觉。概括来讲，老师喜欢单纯的学生，或者好，或者差，或者愿意读书，或者愿意打架，这样比较方便装进思维的抽屉里，柳丁的情况卡在当间，于是大部分老师便把他强行装进一个抽屉便于去管理。差生的抽屉。只有那个看门人，老赵，只有老赵似乎喜欢他，把他放进另一个抽屉。
老赵有点驼背，但不是驼子，只是腰弓得厉害，但是想挺直也能挺直，大部分时候他看上去一米六左右，有时候一米七。说是看门人，其实只是他的一部分职能，学生们管他叫赵老师，因为他也是德育老师，所谓德育老师，就是不在编制，但是可以动手整治学生。艳粉中学的校风一直不好，这个不怨艳粉中学，因为艳粉小学也这样，初中毕业能考上正经高中的孩子大概占百分之十，剩下的大部分离开艳粉街进入技校和职业高中，有的索性什么也不念，就在艳粉街上游荡。在春风歌舞厅和红星台球社，经常能看到艳粉初中的毕业生，男生女生，一直待到二十岁，似乎还没待够，每天无所事事，细长的脖子，叼着烟卷，也没饿死。基于这种情况，学校的德育老师就显得比较重要，在老赵之前，是老高，老高是个地头蛇，跟谁都笑眯眯的，从不动手，但是经常背后捅刀子，在他在的三年，好几个学生被他弄去了工读学校。后来他走了，据说是去艳粉街的北头，去管一个“工人之家”，那是成年人聚集的场所，所以大概是升迁。老赵来了。老赵第一天来的时候，穿着一件老头衫，和一条蓝色的帆布裤子，裤腿挽起，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手巾，哈着腰，像一个老工人。午休的时候，一个初三的学生在门口抽烟，一个女孩儿没穿校服，站在他旁边，坐在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嗑瓜子。老赵走过去说，烟掐了。男孩儿看了他一眼，说，你谁啊？他说，烟掐了。男孩儿说，行了，烧你的锅炉去吧。老赵抬脚将他扫倒，从后腰掏出手铐，把他锁在学校外墙的铁栏杆上。女孩儿抱着瓜子跑了，瓜子撒了一地。男孩儿说，大爷我错了，下午还有课呢。老赵说，叫我老赵就行，我新来看门的，以后互相给些面子。男孩儿说，真知道错了，谁承想您还有手铐啊。老赵说，手铐是个形式，主要是看你火气挺大，让你冷静冷静。男孩儿说，我冷静了。老赵说，再冷静一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