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坐回椅子，拧开钢笔的屁股，灌了点钢笔水，又唤进来一个人。
这人背弓得厉害，三十岁左右，也许四十，脸上有皱纹，看不出具体岁数。他穿着一件黄背心，手上戴着手铐。
眼镜：坐。
手铐坐下。
眼镜：姓名。
手铐：赵戈新。
眼镜：年龄。
手铐：三十五。
眼镜：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手铐：知道，扎了人。
眼镜：知道“严打”吗？顶风作案？
手铐：一时失手。
眼镜：一手扎在心口上，一时失手？
手铐：当时没聊好，冲动了。
眼镜：第几次进来？
手铐：第三次，我两天没睡觉了，让我睡一会。
眼镜：这几次都是为姓江的事儿吧？
手铐：没有，都是自己的事儿。
眼镜：胡扯，这几个人你都不认识。
手铐：都是话不投机。
眼镜：把江的事儿说清楚，马上去睡觉，你就是头脑简单。
手铐：和江没有关系，他是生意人，我是地赖，没有往来。
眼镜：当过红卫兵，和江是一个联队？
手铐：很久之前的事儿了。
眼镜：你也知道很久之前，现在不比当初，现在杀人要偿命。
手铐：知道，脑子像糨糊一样，让我睡一会。
眼镜：说说江怎么指使你？
手铐：没有指使，我就是下手没轻重，控制不了自己。
眼镜：你知道这么说的后果吗？
手铐：知道，但是我说的是实情。
眼镜：你知道你这么做，你的父母怎么过？
手铐：我打过我爸，过去跟他划清过界限，现在他们也跟我划清界限了。我进来两次，没人看过我。
眼镜：要为你自己负责。
手铐：能说的我都说了，让我睡一会。
眼镜靠在椅背上。
眼镜：按个手印。
他也一样，迅速变小，他在地上跑了起来，试图躲在椅子底下，眼镜抓住他的衣领拎起来，放进保险箱里。
我才发现，我的房间没有门，也许他们迟早会审问我，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迟早得轮到我。但是他们要问我什么呢？我回想了一下，我偷过我爸的酒喝，我藏了五块钱，连姑鸟儿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呢？也许他想问我泥人在哪，但是他们是不是确实关心这个我有点说不清，不知道为什么眼镜给我的感觉好像他非常想知道，但是又不是特别关心。
我看了下大屋的墙，看看是不是有窟窿，一旦变小可以逃进去，可是墙都完好无损，像是刚刚砌好，没有缝隙。
眼镜把礼帽拿下来，挠了挠头发，他看上去是个中年人，可是头发完全白了，一根黑色的都没有，好像顶着一头面条。他拍了拍自己的脸颊，重新把帽子戴上。我看见少年犯和姑鸟儿走了进来。我知道他们看不见我，我也没喊，我把脸贴在玻璃上，压扁了鼻子。
眼镜从屋角搬了一把椅子。
眼镜：坐。
两人坐下，姑鸟儿的腿悬在空中。
眼镜：什么问题，自己说一下。
两人没说话。
眼镜：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后面还有人，自己说一下。
少年犯：我不知道这儿是哪，为什么会来这儿。
眼镜冲着姑鸟儿。
眼镜：你知道吗？
姑鸟儿：我记得我掉进了冰窟窿里，他拉我，被我拽进来了。
眼镜拿起钢笔。
眼镜：时间地点。
姑鸟儿：半夜，影子湖。
眼镜：年份日期。
姑鸟儿：93年，日期我不记得，是个礼拜天。
眼镜：嗯，93年，说一下自己的问题。
少年犯：你赶紧放我们出去。我还有事。
眼镜：什么事儿？
少年犯：跟你说不着。
眼镜：找你妈？
少年犯的脸一下绷紧了。
少年犯：你认识我校长？
姑鸟儿冲着少年犯。
姑鸟儿：我妈也不见了。
眼镜：你的问题一会再说。柳丁，把你的问题说一说。
少年犯：你知道我妈在哪？
眼镜：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你的问题我是掌握的，档案在我这里。
少年犯：什么档案？
眼镜：那个牧师，跟你有什么仇？
少年犯：我不认识什么牧师？
眼镜：我换个问题，你和赵戈新什么关系？
少年犯：你凭什么审问我？你是哪头的？
眼镜：我就是有这个权力。不用问我在哪头，你只需要知道我永远正确。
少年犯站起来，朝眼镜打去，他的拳头打中眼镜的下巴，穿过他的脸颊，腿撞在桌子上。
眼镜把桌子扶正。
眼镜：坐下吧，你和赵戈新什么关系？
少年犯：你是什么东西？影子？
眼镜：你和赵戈新什么关系？
少年犯盯着他看了一会。
少年犯：他是我们学校的德育老师。他是我的朋友。
眼镜：牧师的事情是他指使你的？
少年犯：不是，我只是和他一起钓鱼。
眼镜：你老实交代，我们的效率就高一点，这个女孩儿也能快点出去。
姑鸟儿在玩自己的发辫。
少年犯：这事儿跟她更没关系了。
眼镜：有关系，如果不是你，她也不会到这里来，她不是跟着你走到这儿来的？
姑鸟儿：是你捅了林牧师吗？
少年犯：就是这个关系？
眼镜：这就是莫大的关系，人和人还需要什么关系？跟你说清楚，你今天来了，是出不去了，你妈在哪，跟你也没有关系了，因为你不会有机会去找，但是如果你好好交代，能少受罪，这个女孩儿也可以走。
少年犯：你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和她不认识，你拿她要挟我？
眼镜：跟你说，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这个女孩儿正在呛水，变冷，身上的棉服被水浸透，然后沉到湖底，还有另一个男孩儿，他也一样。
姑鸟儿：我哥也来了？
眼镜：他随后跳了下来，他以为自己是游泳冠军。
少年犯：我就看他有点傻。
姑鸟儿：我哥才不傻，是你干的吗？
少年犯：你妈去哪了？
姑鸟儿：因为林牧师死了，我妈就走了，去哪了我不知道。
少年犯：你比我强，我都没见过我妈。
姑鸟儿：你为什么要捅林牧师？
少年犯：我也不知道，我想走，想去找我妈，想老赵也走，可能是我想偏了。
姑鸟儿看着他，看了好一会。
姑鸟儿：你以后能改好吗？
少年犯：我不知道，但是我干完了就知道做错了，可能是下了大雪，在大雪里我看不清东西，如果不下雪，我可能能看清点。
眼镜：是赵戈新指使你的吗？
少年犯：我爸姓什么？
眼镜：不知道。
少年犯：我应该姓什么？
眼镜：不知道，我问你是赵戈新指使你的吗？
少年犯：我妈活着吗？她现在过得好吗？有孩子吗？我有弟弟妹妹吗？
眼镜：不知道，你要抓紧时间，这个小女孩和她的哥哥正在往下沉。
少年犯：不是他指使的，事儿是他说的，我自愿干的，他不想让我干。
眼镜：真话？
少年犯：真话。
眼镜：有个姓江的，你认识吗？
少年犯：不认识，听老赵提过，我们准备去北京和江会合。
眼镜：你们根本找不到江，老赵给你的电话和地址都是过期的。
少年犯：不可能。
眼镜：江早就抛弃了赵戈新，赵戈新不愿意相信，没有人要杀林牧师，是赵戈新听了他的布道，关于林牧师的故事都是他听布道听来的，他觉得林该死，因为林得到了宽恕。
少年犯沉默了几秒钟。
少年犯：老赵是我的朋友，我相信他，我不相信你。
眼镜：可以。最后一个问题，你愿意指认他吗？
少年犯：我不可能出去了，是吗？
眼镜：是，你已经沉在湖底。
少年犯：这个女孩儿出去之后，能找到家吗？
眼镜：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少年犯：如果你知道我妈的下落就告诉我吧，算我求你。
眼镜：我知道，你愿意指认他吗？
少年犯点点头。
少年犯冲着姑鸟儿。
少年犯：小孩儿，你原谅我吗？是雪下得太大了，你知道吧。
姑鸟儿玩着发辫不说话。
少年犯：原谅我吗？
姑鸟儿抬起头。
姑鸟儿：你妈长什么样？
少年犯：我妈很漂亮，方脸，苗条，长头发，一只耳朵有点抽，但是不耽误她好看。
姑鸟儿：我好像见过，但是有点想不起来了。
眼镜：按个手印。
少年犯冲着姑鸟儿。
少年犯：如果你找到她，告诉她，我没忘了她，虽然我没见过她，但是我没忘了她，我的身上还有她的气味，我没喝过她的奶，但是我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她舍不得我，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让她不能陪着我长大。
少年犯蘸了点印泥，准备按手印。
姑鸟儿：别按。
眼镜：你什么意思？
姑鸟儿：这大个儿要干吗去？
眼镜：他的时间到了。
姑鸟儿：没觉得，他得跟我一起出去。
姑鸟儿转向少年犯。
姑鸟儿：你妈得你自己找，我可替不了你。
眼镜：你是聋子？没听见我的话？你的肺子已经一半都是水，离淹死还有几秒钟。
姑鸟儿：为什么我要听你的？
眼镜：这里我说的算，你没看出来？
姑鸟儿：我只听我妈的，还有我哥，我哥我听一半，你是什么东西？你说你永远正确，林牧师说过，自以为没罪的人最可疑。
眼镜把面前的材料立起来，垛了垛。
眼镜：那就这样，先到这里，你们甭着急了。
少年犯：你走吧，这是我和他的事儿。这家伙是个影子，你没听见他说话没有回声？
姑鸟儿从袖子里拿出我的手电筒。
姑鸟儿：好像还有点电。
姑鸟儿冲着眼镜打开手电筒，光束罩在他身上，他哆嗦起来。
眼镜：闭了！
姑鸟儿：不介，你凭什么欺负人？
眼镜猛烈地摇晃脑袋，礼帽掉了下来，透过衣服，光里面是一片鱼鳞。
眼镜的眼镜和衣服不见了，露出巨大的尾巴，如同船锚，背后有三对黑色的鳍。胸前有两只干瘦的爪子，紧紧抓着写好的材料。它发出尖利的叫声，好像被鱼钩钩中了下巴。
少年犯抓住它的一只鱼鳍。
少年犯：我妈在哪？
水漫了进来，突如其来，一下就把姑鸟儿和少年犯顶了起来，玻璃墙没了，我被卷进了水里，铁床沉向水底，痰桶飘了起来。我奋力朝姑鸟儿的方向游，她也看见了我，朝我挥手，她好像在朝我大喊，可是我听不见她的声音。大鱼抱着材料朝保险箱游去，少年犯扯住它的鱼鳍不放手，姑鸟儿抱住它的尾巴，我将将捉住姑鸟儿的脚踝，那只经常被三姑敲打的脚踝。大鱼左右摇摆，甩不掉我们，便抻着嘴朝少年犯咬去，它的牙齿如同碎玻璃，咬住了他的左肋，我看见他一阵颤动，血从身体里飘出来。他从怀里掏出一副手铐，一半拷在自己手腕，一半穿过鱼鳍，“咔嚓”一声锁住，鱼鳍涌出一股黑血。他摇动另一只手掌，示意我们松手，可是姑鸟儿一点松手的意思都没有，她瘪着嘴唇，小手挂在鱼尾的鱼鳞上。大鱼弓起身子推着保险箱飞速地向湖底游去，我感到水像刀片一样割着我的脸巴子，水越来越重地压着我的前胸。湖底有一个洞，水流在上面盘旋，流沙注入其中，大鱼把保险箱扔到里面，自己也想钻进洞口，可是少年犯扭过身子，把它挡住，它咬住少年犯的胸脯，往洞里猛拱，我发觉自己的脚已经触到湖底的淤泥，便死死地拖出它，不让它进去。它突然有了脖子，眼珠突出，伸嘴来咬姑鸟儿，我把姑鸟儿一拽，它咬了个空，我看见它的眼神里都是疯狂的恐慌，仿佛如果再不进地洞去就要枯死。它一口咬断了自己的尾巴，我和姑鸟儿一下子被弹了出去，我抱住姑鸟儿，看见少年犯紧紧地抱着大鱼的身子，手铐在水流中闪闪发亮，他朝我们看了一眼，点了一下头。它拖着一半的身体把他带进了洞里，残缺的尾巴露出鱼骨，好像折断的树干，很快消失不见，洞口转瞬被淤泥掩上。我的嘴里开始呛水，我抱着姑鸟儿向上浮，氧气没有了，我吐出一口水，吸进来一口水，闭上了眼睛。
一只鸟。麻雀，大概是麻雀，踩在我的脸上。我睁开眼，它已经跳开了，在雪地上轻巧地走着，离我大概两步远停住。我的半条腿在水里，水没有结冻，淙淙地流着，我扭头，看见姑鸟儿躺在我身边，正在想要坐起来。透过枯草，我看见远处的影子湖，一片冰封，这里大概是不为人知的一条暗流，竟然没有上冻，水也有点温热。我想大概水和影子湖也是相通的，在艳粉街住了这么久，竟然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姑鸟儿已经坐起来，看着我说，出来了？我说，啊，好像出来了。姑鸟儿说，那个怪鱼还是跑了？我说，是，但是只剩下半条命。姑鸟儿说，那个大个儿没上来？我说，嗯。姑鸟儿说，万一他上来了呢？湖这么大。我和姑鸟儿四下找了找，麻雀飞走了，没有发现任何踪迹，影子湖上都是雪，平整得像镜子，一个脚印都没有。姑鸟儿说，你说那个大个儿能不能在别处上来了？我说，可能，谁知道影子湖最远能通到哪。姑鸟儿说，他流血了吗？我说，没看清，也许是游走了，也许已经把怪鱼拖了上来晾干了，那小子挺有劲儿。她说，他好像托付我点事情。我说，嗯，答应人家就别忘了。姑鸟儿说，那个泥人我放在阁楼里，我有点想起来了，那个泥人在哪？我说，在光明堂，没有带出来。她说，那个泥人挺好的，有机会应该去拿回来，还能找到吗？我说，咋不能？一定在某个地方，不会消失的。姑鸟儿哭了，我第一次见她哭，她搂着我的胳膊大声哭起来，眼泪把我的袖子弄湿了。她说，光明堂倒了，我妈其实挺迷糊，你说她能找回来吗？我说，肯定能，走出去难，回来容易。她说，大个儿他妈就没找回来，就丢了。我说，三姑不一样，三姑很机灵，心里有数着。她说，她在外面没有食堂，吃啥？我说，满世界都是馆子，比食堂好吃多了。她说，她能忘了我不？我说，哪能？她兜里揣着《圣经》，念一遍就想起你一回。姑鸟儿把眼泪擦了擦，渐渐不哭了，太阳高悬着，照着树枝上洁白的雪，那雪只和阳光和风接近，看上去十分安宁。姑鸟儿说，你听见我肚子叫了吗？我说，到家给你下碗面条。她说，你还会下面条？我说，最拿手了。
雪停了，天空晴朗，好像艳粉街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们两个人。说实话，我从来没下过面条，但是我可以稍微试试，应该并不难。也许我们推门进屋，就看见父亲歪在炕上，炉火温热，他已经睡熟，那我就应该下三碗，每碗都有鸡蛋和葱花。路途笔直，我拉起姑鸟儿手，沿着湖岸，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间距
我有个朋友叫疯马，你们肯定不认识这个人，这没关系，他的大名叫马峰，辽宁锦州人，汉族，高约一米九，体毛茂盛。我认识他是在一个酒局，都是写东西的人，一个喊两个，两个喊三个，终于包厢里挤满了互不认识的十五个人，大家比邻而坐，被空调里的热风吹拂，盯着转动的菜肴，沉默不语。我那时没写出什么东西，每天就在这些饭局里瞎混，北京的饭局这样多，只要友善和善饮，就能一天不落地吃下去。我也不是爱吃爱喝，只是无聊，而且在这些包厢里，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所以我兜里有个小本本，趁人不注意就记下几笔。比如有一次，一位著名编剧指着他年轻的女助理说，我昨晚打了她一顿，助理说，是啊，他把我打得挺惨。经她一说，大家定睛观瞧，她果然脸是肿的，眼角绽破，已然结痂。编剧说，也不知道为啥，走到家楼下，大雨滂沱，她的手机掉在草丛里，她低头去找，撅着屁股，我过去就踹了她一脚。助理说，一脚就把我踹到了泥里头。编剧说，我把她翻过来，骑在她身上，扇她嘴巴，最后自己打着打着睡着了。助理说，我晕了半天，醒来时眼冒金星，如同显示屏故障，还是把老师送回了家。编剧说，当着这么多朋友，我跟你道歉，我自干三杯，我平时对你不错，这种事儿从没发生过。助理说，确实，一次也没有，但是就这么道歉也不能拉倒啊。编剧说，你说怎么办吧。助理说，这有一个酒瓶子，我砸你一下，以后你还是我老师。编剧说，好，你砸。女孩喝光了杯中酒，拿起酒瓶在编剧头上砸碎了。一片玻璃崩到了我的碟子里。编剧站起来，用手捂着头，血顺着手缝流到桌子上。编剧说，你们吃你们吃，单我买完了，我去包一下，一会回来。助理说，老师我送你去。两人走后，剩下的继续喝，我中途睡着了一会，梦见猛虎追着羚羊，羚羊螳螂一样轻盈地跳来跳去，猛虎浑身是汗，眼睛淌水，虎皮大了一圈，很不合身。醒来时，两人坐在原位，编剧头包得像个棉签，助理坐在他身边，没过多久，喧哗起来，我又睡着了。
这只是我临时想起的一件事情，因为小本本上面记下的东西，要给一部长篇小说用，姑且先写这一件。那天吃饭，我坐在疯马旁边，我们从没见过，如果见过一定记得，他太过高大，满脸络腮胡子，若不是明显看出是黄种人，真以为是高加索地区跑来的。他那天眼皮一直耷拉着，闷头吃菜，不停喝酒，自斟自饮。那晚一个人拿来了一瓶威士忌，他把酒转到自己面前，然后放在手边。其实吃饭这种事，尤其吃桌餐，邻人很重要，如果你是右手，旁边是左撇子，就很不方便；如果你心情不好，旁边的人又是自来熟，老是挑着你说事儿，想方设法把他那点对人生的见解告诉你，也是够你喝一壶的。疯马这种邻居就比较招人喜欢，沉默，专注，冬天的夜晚吃得满头大汗，让你觉得生也可恋，愿意多吃两口。
大概吃了两轮菜，这位大汉向后一倒，摸出一支烟来，他的面颊有些微红，仰面朝天吐着烟雾。那几天我没事可干，正在给人做“闹药”，所谓闹药就是跟编剧老板开会，每天陪人家说话，编剧老板若是思路受阻，你就应该想一些东西刺激他的思考，最好是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实在不行，跳舞翻跟头也可以，总之是一味活跃他神经中枢的中药。我那时住在海淀，开会在朝阳，每天坐地铁，几要挤成肉夹馍，于是老板给我在开会的楼底下，弄了一个住处。极为宽敞，新修好的地下室，排风扇在床的正上方，二十四小时工作，好像随时要降落的宇宙飞船。那是一个谍战剧，所有人都是奸细，老实人几乎没有，我主要负责编制主人公的感情线。上峰规定，不能和敌人产生真感情，即使中间看上去萌发了爱情，最后一定要落在利用。吃了半晌，我突然想出了一个桥段，一个骗局，一次利用，一次死亡。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为她去刺杀一个叛徒，事后她发现男人原来是感情的叛徒，为什么她还要活下去呢？叛徒已经够多了。我拿出小本本记下来，大汉扭头对我说，你是写东西的？我说，是。他说，我也是。我说，我是一个闹药。他说，我是写小说的，也写诗。我点点头，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那个死亡稍纵即逝，一定要赶快镌刻下来。过了一会，他说，我们是老乡吧，你平翘舌不分，是，似。我说，我是辽宁沈阳人。他说，不远，我是锦州人。他的声音极为纤细平静，几乎听不出什么锦州口音，倒像是转基因的上海人。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锦州，住过大连，烟台，近几年才来到北京。我说，笔架山，我去过锦州的笔架山。他说，哦？有意思。你准时了吗？我想了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准时了，不过有点险。他说，嗯，我小时候因为错过了潮汐的时间，被困在过山上一整晚。你最近在写什么？我想了想，因为行规，我不方便说得太具体，我说，关于枪的。他说，枪？长枪，短枪？我说，长枪。他说，嗯，错误的刺杀？我说，差不多。他说，错误发生在哪里？我扭头看他，他并没有看我，他慢慢地吸食着烟卷，望着头顶的吊灯，那吊灯制式老旧，落满沉灰，不过亮度犹存。我说，一般都是打歪了吧。他说，嗯，倒也是一种合理的方式，弹道是生与死的分岔路，不过如果决定历史的是某种偶然，似乎难以把握剧作的意义。他似乎忽然想起来汤要凉了。端起来喝了一口，用手抹了一下唇底的胡子。我说，您意下该是个什么样的错误？他说，我以为表面是个错误，内在是一种必然，比如这次刺杀行动是被刺者设计的，他对一方表达了生的渴望，其实却是赴死的。我说，这个好，这样他的供词就可信了。他说，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兄台权且当做儿戏，写谍战剧应该多看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事情都发生在那另一个博尔赫斯的人身上。我在教授的名单上见过他的名字。我喜爱沙漏，地图，十八世纪的印刷格式，咖啡的味道和斯蒂文森的散文。他与我的爱好相同，但是他虚荣地把这些爱好变成了一个演员的特征。我说，我叫袁走走，敢问阁下？他伸出手来说，我叫马峰，大家都叫我疯马，大家人数不众，仅指我的朋友们。疯马和马峰是一个人。
那天我见过他之后，第二天从宿醉中醒来，地下室的潮气将我包围，那种潮气也许是从衣柜的木板中传来，也许是从脚下的水泥中传来，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尸体的腥味。我赶到时，策划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编剧老板的工作室里有一扇白板，上面写着人物关系和故事主线。我想起了博尔赫斯的两个小说，一个非常著名，分岔小径，另一个叫做《第三者》，兄弟俩共用一个女人，其中一个终于因为忍受不了嫉妒而将女人杀死了，兄弟和好，亲如一人。我前所未有地主导了讨论，修改了主线，并将其中一个人物的名字从贺某某改成了贺尔博。会议结束之后，制片人，一个中年女人，短发圆脸，爱穿长裙，配以手镯和近腰的挂链，找到我，对我说，小袁，这个项目是你的了。我说，有一种什么鸟？她说，什么鸟？我说，就是有一种鸟，自己不会筑巢，专门去侵占别鸟的巢，我不是这种鸟。她说，你现在的薪酬是一天二百元，这个项目你拿下来，一集五万，你写三十集，枪手自己找，给多少钱你自己定，反正我给你一百五十万，那是一种什么鸟？我说，想不到就算了。物竞天择，有这种鸟一定有它的道理。是分阶段付款吗？她说，这个项目比较急，我先给你五十万，下午签合同，明天打给你，剩下的钱从分集大纲到分集剧本，逐次给。我说，我中午也有时间。她说，那就中午签，还有，这个地下党，女特工，是我的先人，有时候会给我托梦，你用心一点。我说，您捧我了，全明白。
第一要务是找到疯马，让他给我做枪手。如果他管我要一天五百块，那当然好，我略作踌躇马上答应，如果他想论集算钱，一集不能超过五千，如果他要一万，我不能给他，除非他可以独立写出十五集，且不用修改。那就这样，底线是一集七千，大纲，梗概单独算钱。署名是文学策划，出现在片头单独一屏。我还得找两个闹药，北电的学生最好，没有署名，刺激我的中枢神经。还需要一个助理，先雇一个月，帮大家订早餐。最好是一个女的，那闹药找一个就好，助理也可以充当闹药，女闹药，比较适合男人的中枢神经。下午我到原先的会议室坐了一会，一个人都没有，编剧老板的茶具也撤走了。
我还需要一套茶具。
我没有找到疯马，没有人认识疯马，尽管他有一副引人注意的相貌，可惜现在也不兴在城墙上贴告示。我打电话给昨天吃饭的人，其中一个，是个老混子，他说，疯马？没听说过。我说，昨天就坐在你对面，满脸胡子，好像疯狂原始人。他说，我对面？没印象，人太多了兄弟，有名的几个我全记得，没名有胡子记不得啊。我说，好吧，那我需要一个女助理，和一个文学策划，你那边有人吗？他说，你给多少钱啊？我说，助理月工资五千，写东西另算，文学策划一天五百，第一阶段大概十五天，早九点到晚六点，管两顿饭。他说，什么题材？我说，谍战。他说，跟日本人有关系没有？我说，没有，自己家的事儿，国共。他说，要是有日本人，我可以去，自己家的事我就不掺和了，一会我发你几个简历。我说，带照片。对了，最好读过一点博尔赫斯或者卡尔维诺。他说，好，带照片，这俩人是干吗的？博和卡？你把他们俩名字短信发给我。临睡之前，我把人都选定了，通了电话，两人全是女性，一胖一瘦，胖的模样不错，瘦的模样不行，总之各自在美学的统一性上有点瑕疵，两位都是90后里展露头角默默无闻的枪手，名字不便写在这里，姑且将胖的称作杜娟儿，瘦的叫作柳飘飘。
我大约睡了两个小时之后，被电话吵醒。一个声音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但是我又想出了一个新东西。找到你的电话很不容易，饭局上没人认识你。我说，你说。他说，月球和地球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对吧？我说，没错。他说，我们可以称之为间距，你可以将月球和地球想象成两列诗行。我说，可以。他说，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万物均渴望保持其自身的性质，在我看来，有一种性质即是避免贴在一起，保持某种间距，于是产生了引力和斥力。我说，同意。他说，你可以把国共两方的军事力量想象成地球和月球，两列诗行，永远存在间距，也永远相互吸引，党派并非人的本质属性，月球可以变成地球，地球也可以变成月球，且敌我就在身侧。也许刺杀者的代号可以叫做“月球”，这出戏的题目也许也可以跟月球有关，我还没想好。我说，很有意思，你还有什么想法？他说，我的想法你用得着吗？我说，看情况。他说，如果有些用的话，我没吃晚饭，也没有喝酒，没有酒实在痛苦，你能借我一点钱吗？我可以把我的身份证号和地址给你，我也可以把我妈在锦州的地址给你，我跑不了。我说，恕我冒昧，我想雇佣你，我现在负责这个剧，想请你做我的文学策划。他说，我可能需要一点预付款。我说，先给你两万，明天开会，地址在安徒生花园，你知道那个地方吗？他说，安徒生和花园我都知道，安徒生花园不知道。我说，地址一会发给你，明天十点开会，我是处女座，我不喜欢别人迟到。他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说，我属狗的，只要有吃的，我就会准时。
第二天我到时，疯马已经到了，他穿了一件鸽灰色的旧风衣，里面是一件蓝色高领毛衣，深蓝色的彪马运动裤，一双看上去应是春天穿的黑白相间的帆布鞋。从上到下，似乎是季节的逐渐转暖，雪山垂直的次第。那天下了点雨夹雪，整个北京好像十九世纪的伦敦，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湿透了，看上去从地铁出来又走了不少的路。杜娟儿和柳飘飘还没到。我和他握了握手，他从怀里拿出一瓶威士忌，说，听说你要给我钱，我用剩下的钱买了这个。我把两万块现金给他，并让他写了收条。我说，我工作时不喝酒，你可以喝，如果这是你的习惯。他说，好，你这个沙发不错。我看了看沙发，蓝色的长条沙发，布衣包的。他说，我晚上可以睡在这里，我最近睡在一个朋友那里，他每天晚上看电视剧，老婆婆和儿媳妇抢擀面杖。我说，好，我跟他们说一下，不过我们写电视剧没关系？他说，我们先试试，如果我觉得不行，我就把钱退给你。我说，不是这么算的，如果你中途退出，耽误了我的时间，不但要退钱，还要赔偿我的损失。他说，我觉得写电视剧没关系。我说，好。
过了一会，杜娟儿到了，又过了一会，柳飘飘也到了。我跟两人寒暄过，分头落座。我和疯马坐一边，柳杜二人坐一边，侧面是白板。我请大家介绍自己。杜娟儿，山东人，二十三岁，体重八十五公斤，父亲是考古学家，领域在明史。她本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时期写的电影剧本多次获奖，但是因为性格懦弱，从来没当过导演。父亲让她改行学历史，她拒绝，因此断了生活来源，所以来这里给我做闹药。柳飘飘，二十岁，哈尔滨人，四十五公斤，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编剧系肄业，十五岁出国，父母离异，因为无证且超速驾驶，后备箱又搜出大麻，上过美国法庭，麻烦过后，背着家人直接回国，目前住在一个男性制片人家里，这位男性制片人就是我的那位朋友，他们认识才一周左右，年龄相差二十岁。疯马，三十二岁，九十五公斤，辽宁锦州人，父母都是工人，父亲是钳工，母亲是喷漆工。父亲两年前去世，母亲已经退休。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期间写过大量诗歌和小说，在师友间传阅。毕业后来到北京，做过三流站编辑，保安，群众演员，大部分时间无业，居无定所。我，三十三岁，六十五公斤，辽宁沈阳人，曾是银行职员，因为爱好写作于三年前辞职进京，在不知名刊物发表过三篇短篇小说，分别叫做《时间穿过子夜》，《赢家无所得》，《如笑声般的山峦和其间的约伯》，无任何反响，退稿张贴满墙。大部分时间混迹于各个电视剧电影工作组，做闹药，所参与电视剧电影未有一部公开播映过。
自我介绍过后，开始确定当天的议题，过去十几天的讨论，形成了一个粗略的大纲，我打印出来，请他们看过。以我的经验，无中生有一般都效率低下，从批判开始，一方面可以增强凝聚力，另一方面也许可以产生一些新想法。杜娟儿说，袁老师。我说，不要叫老师，叫老袁。杜娟儿说，老袁，我觉得前面这个刺杀是可以的，但是随后导向策反是愚蠢的，策反写不出戏。我说，有道理，没人爱看策反，纵横家是最乏味的。柳飘飘说，这里头感情线太没意思了，我们的主人公是个女的，似乎毫无性欲。我说，她是个共产党员，党性高于人性。她说，怎么证明党性高于人性，得先有人性吧，然后才能把党性垫高。我说，可以有爱情，但是不能有性爱，尤其和敌人不能有。柳飘飘说，我觉得应该有些性暗示，至少要有性魅力吧，她靠什么调动敌人？我说，这个可以加一点，不能极端，美好的君子之交可以。聊了一会，疯马已经喝了少半瓶威士忌。我说，疯马你说，我们从哪开始？疯马说，什么是谍战？我说，我的理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疯马说，所以是关于身份的故事。我说，可以这么讲。他说，身份是一个人的表面属性，什么是本质的东西？我说，正想请教。他说，欲望。我说，换个词儿，信仰。他说，她的信仰是怎么形成的？我说，目前并不知道。他说，她的上帝是谁？我说，共产主义。他说，远了，就近说，新世界。我说，是的。他说，这个上帝什么时候进入她的心里，她可以为之牺牲，放弃幸福，她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我说，目前也并不知道。他说，我们也许应该从这个开始，她怎么确立她的信仰，为之付出了多少，是否曾动摇过，是否动摇后又更为坚定，一个人去杀另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勇气？为了新世界去杀人，她如何说服自己？要知道，在我看，不正义的和平要比正义的战争要好，她怎么确定她打的是正义的战争？我说，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做一部所谓的狗屁谍战剧，而应该写一部关于成长的长篇小说，然后以剧集的样式表现出来，这部成长小说应该以特殊时代的人物作为刻画的对象，我们的任务是复兴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用漫长的剧集复活之，所以我提醒各位，我们正在侍弄的是文学，我们是一个文学小组，一本大书，仔细写成，是我们每天的工作。我说，有些空泛，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开头。他说，关于这个刺杀，我觉得是信仰的开篇，她，她的名字是什么？我翻了一下大纲说，文修良。他说，好，文修良，代号月球，她刺杀的人叫什么？我说，看来刚才你没有看大纲，叫贺尔博。他说，好名字，贺尔博代号太阳。文修良什么出身？我说，不知道，可能得查一下资料。他说，我们现在进行想象，她是一个大家族的三小姐，类似于《白鹿原》里的白灵，白灵读了几本左翼文学，投奔了延安，躲过了肃反和整风，留了一头短发，感到迷茫，这时候她和贺尔博恋爱了。我说，不对，贺尔博和她只是工作关系。他说，恋爱之后，两人被派往南京工作，打入军统。这时候她的信仰是爱情，爱人到哪里她到哪里。原来的信仰对她不重要了。我说，欲扬先抑，可以。他说，什么能够建立新的信仰？牺牲。贺尔博被怀疑后，为了保护她和另一个同志，这个同志的秘密等级很高，文无权知道，姑且叫他黑子。贺尔博请她杀死她。这就是开场的刺杀。我说，娟儿，你记下来了吗？杜娟儿说，记下来了，老袁。我说，好，现在吃午饭。
午休时，杜娟儿和柳飘飘结伴去散步。两人初识，走路时一前一后。疯马倒在沙发上睡觉。我独自坐在椅子上抽烟。这间会议室在一栋商务大厦的二十三楼，从窗户向外眺望，看见天空中飘着雪花，其中夹着细雨，汽车看上去像蜗牛一样慢。来北京已经五年，没有一个朋友，原来在老家的朋友也失去了。三天两头地感冒，几乎每天都因为焦虑拉稀。除了写东西，唯一的爱好是搭地铁末班车。几乎每次都会遇见酒鬼，各种性别，不同肤色，不同年龄。有一次看见一个女孩吐了一地，周围的人都躲远了，过了一会，她醒来一点，从包里掏出一包纸巾，跪在地上慢慢把呕吐物擦干净，好像在收拾自己家的地板，然后趔趄着走下车。还有一次看见一个老人，戴着体面的灰色围巾，双眼紧闭，突然站起来把围巾穿进头上的拉环里，把脑袋套进去，可惜拉环太矮了，他就这么把脑袋搁在围巾里，睡着了。这时疯马开始喃喃自语。我开始没有听清。我掐了烟，蹲在他身边，他轻轻地说，妈妈，我看见一大块冰。我没有说话。他说，妈妈，好大一块冰啊。我说，多大？他说，有操场那么大，你的腿不好，要小心。我说，好。我转身赶紧去找自己的小本本，这时他说，妈妈，我想像花瓣一样一分为二。我说，为什么？他说，一瓣给你，照顾你，一瓣给我，想怎么活怎么活。我说，嗯，等你开花再说吧。他翻了个身，夹紧双臂闭上嘴，继续睡了。
下午的会进展不错，依然由疯马提出主要的想法，我们三个去论证，然后我来确定是否可行。按照史料记载，文修良的原型曾和南京当地一个名旦过从甚密，从而接近了各路军界要员和商界大贾。原来的想法是把一条感情线做在名旦身上，让这个戏子爱上她。疯马不同意这个想法，一是他认为文的职务在军统，感情问题应该在军统内部来处理，不应该做不恰当的外延，二是他更倾向于把男旦和她的感情确认为一种更高贵的友谊，男旦也许一直没有被她感召入党的，甚至是个浮夸的，招摇的人，不喜欢共产党看上去清心寡欲的一套，但是他可以基于个人与个人的情谊，为之牺牲。这才是有意思的地方。杜娟儿反对这个观点，她认为男旦和女特务的爱情，是大戏，应该作为主线。疯马反驳的理由是，没人愿意看一个娘娘腔和女主人公谈恋爱，但是做朋友就会舒服很多，把所有男女关系以爱情和非爱情区分之，是极不高级的行为。经过一个下午的讨论，我们三个再一次被疯马说服，并且做了详细的记录。中途制片人打电话来询问进度，她去上海出差十天，我没有提及具体剧情，因为那样就会陷入无休止地推敲细节的海洋，伴随着列祖列宗托梦的审查，我只是说，我们的主题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关于信仰，关于牺牲，关于爱的，关于一个女人，或者说一个人，怎么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为之付出所有，成为了一个高贵的人的。疯马在旁边补充说，还有代价。我说，嗯，还有一点代价。制片人首肯了我们的方向，但是提醒我们，时间紧迫，她的工作或有变动，希望我们十天之内拿出一个详细的大纲，一个月之内拿出分集大纲，然后开始找演员和制作团队，边找边写出分集剧本。三个月之内，要建组拍摄。我从来没有跟过这么紧迫的组，尤其是制片人提到，钱不是问题，我们这些主创或许可以参与分成，我便觉得，紧迫也是有道理的。
晚上在会议室吃过工作餐，杜娟儿要去另一个剧本组帮忙，先走。柳飘飘留下，和我们两个继续喝酒。她掏出叶子，卷成大麻抽起来。我穿上大衣打开窗子，雨停了，完全变成了雪，不大，如果说有一种东西叫做雪花，那窗外下的就是雪花的边角料。疯马抽着我的中南海，喝着剩下的半瓶威士忌。柳飘飘说起自己在美国几乎被同学强奸的经历。一件小事，她微笑着说，他们两个人，就像你们现在这样，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她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用手去点脚尖，似乎脚尖是一枚清澈的水滴。我拿起刀捅了其中一个。疯马快把那瓶威士忌喝完了，他的脸颊绯红，胡子湿漉漉的，但是没有一点醉意。天黑了，雪大了一点，连成了线，像是黑发里的白发。柳飘飘说，他差点死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我是射手座，我没事儿，不会被记忆反复折磨。楼底下有两辆车撞在了一起，一辆车把另一辆车的屁股撞歪了，道路迅速地变成泥淖，所有车都陷在里面。我得把这个写到自己的戏里，柳飘飘说，我的戏叫《再见莫妮卡》。你们说，是叫《再见莫妮卡》还是叫《再见了莫妮卡》？疯马把脑袋搁在沙发的扶手上，说，叫《回见吧莫妮卡》。柳飘飘说，你大爷，那不如叫《犯贱莫妮卡》。疯马说，《你不是莫妮卡》。柳飘飘说，《我是莫妮卡》。说了一会，柳飘飘拿起包摇摇晃晃站起来说，我去BAR，有人去吗？没人回答。她走到门口，疯马说，《再见了莫妮卡》。柳飘飘说，《回见吧疯马》。
我跟疯马说，我也走了，明天还是这个时间。疯马说，我睡这儿，时间对我无效。我下楼，在超市买了包烟，走到地铁口，不是末班车，我想了想，去超市买了两罐啤酒，又走回来，上楼。疯马穿着衣服在沙发上睡着了，窗户还没关。我把窗户关上，关了灯，打开啤酒慢慢喝。过了一会，外面的雪停了，月亮露了出来，借着月光，我能够看见室内的轮廓。疯马的脚动了动，好像在走路。我掏出小本本等着。不多时，他说，妈妈，笔架山不是山。我说，是什么？他说，是月亮的儿子啊。我说，此话怎讲？他说，妈妈，他回不去了，通往大陆的路也经常被淹没。我说，我知道。他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说，潮汐也许是月亮的信啊。我说，有可能。他说，可怕的间距是不是？等你腿好了，我带你去旅行。小时候你把我忘在笔架山上，我坐在海边想，我要是能把月亮拉过来，我就能回家了。说着，他用手拍着自己的头说，我只有这么小啊。然后是均匀细小的鼾声，又过了一会，疯马彻底睡熟了，无声无息，像一片潮湿的叶子。我把他的旧大衣给他盖上，搭末班车回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