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让杜娟儿买一些包子油条豆浆，我们直接会议室吃。杜娟儿说昨天是她最后一次去别的剧本组，她把其他所有做闹药的工作全推了。我说，好。她说她昨晚没怎么睡，对文修良这个人物有了些新的想法，写了一张纸。我说，好，一会我们讨论，如果你愿意，以后你可以一直跟着我干活。进屋的时候，柳飘飘和疯马正在讨论波拉尼奥，疯马说，假的。柳飘飘说，放屁。疯马说，真的全死了。年轻人没见过真的，于是爱慕赝品。柳飘飘说，胡说，我看过的不比你少。八零后别他妈倚老卖老。杜娟儿把吃的放下，帮大伙沏上茶水。我说，两位省点劲儿，眼前的事儿弄完，咱们有的是时间聊。上午的工作主要是讨论结局的大概走向，也就是文修良到底应该去哪里？柳飘飘说，可以死吗？我说，不可以，那是人生的结局，不是故事的结局。聊了一会，没聊出所以然，疯马喝得很厉害，上午眼睛一直半开半闭，大家都没有效率。中午疯马没有吃饭，直接睡在沙发上。我们三个坐在屋子里抽烟，杜娟儿不抽，用嘴咬着笔头。杜娟儿说，如果这次再不行，我就得跟着我爸考古了。我说，你有些才华，可以再试试。别给我压力。她说，我胖成这样，没有对象，每天坐着，越来越胖，还不如拿个刷子去野外锻炼。杜娟儿跷起腿，她穿着黑色的长筒袜，说，我挺喜欢你们的。我说，别套了，想想下午怎么弄。杜娟儿说，我说真的，虽然才见了两天，我挺喜欢你们的，都是差不多的废物是不是？我说，你能不能别给我泄气？她说，没有，我看了星盘，咱们这回能成，成了之后一起出去玩吧。我说，去哪？她说，我哪知道，你不是领头的？我说，那就去笔架山，疯马的老家。她说，笔架山是什么东西？我说，我和疯马小时候都去过。海中山。正说着，疯马的下巴动了动，我以为他要说什么，然而并没有，他用嘴喘了两口气，接着睡了。下午工作继续，疯马睡了一觉起来，脸黄了，浑身发抖，我问他要不要回去，他说不用。他把大衣在屋里穿上，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说，我睡觉时想了想，我过去讲的复活十九世纪的传统是错的。我讲不出来，我写写试试。他拿起黑色水笔缩着脖子写起来。
首先我们要承认时间是可能分岔的。比如我，马峰，也是疯马，从锦州出来，坐火车进入北京，也许另一个我，在明末清初，从这儿骑马回锦州省亲，拒剪长发，身旁有女子伴随，夜晚有小仆提着灯笼。秋月霜空，就在马上睡去，醒时就在此地，拾起另一个我，与大家交谈。或者也许此时的我正在我妈身边，搀她去广场遛弯，总之时间分岔的基础是减少世界上的灵魂，减少不相干的人，即过去，现在，未来，肉身不同，灵魂共用，通过梦摆渡过去，梦类似水中央若隐若现的浮桥。文修良应该做梦吗？过去她是谁？现在她是谁？未来她可能是谁？历史上文修良最后被中共怀疑，逮捕，老死狱中。平反已在数年后。我们把这个留在梦中。她在剧中的结局是大获全胜，看破世局，飘然而走。聂隐娘？可以，跟着磨镜少年远走东瀛？可以。或是脱下军装，混入世间，嫁人生子，一生平静缄默。不过她应该会做梦。在梦中她被逮捕，被拷问，被凌辱，终于老去，将死，再想起另一个分岔，坐在自家的庭院为儿孙缝衣或者坐在江户的某个门阶上数着梅花凋落。我们并不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迷宫，为什么过去，现在，未来并肩而立，各自循环。只是建造，只是呈现，只是请君入瓮。
我们是三个沉默了一会，疯马写完坐在沙发上继续喝剩下的威士忌，好像随时要散架。杜娟儿说，我觉得可以，是绝好的隐喻。我说，这不是隐喻。柳飘飘看着疯马说，疯马，你很有意思，换句话说吧，我愿意跟着你骑马去明朝。
我点上一支烟抽，琢磨着整个故事。故事不再是直线的，而是平摊开来，占据了我的大脑。这时有人敲门。一个从没见过的人，年轻男人，自称是董事长助理，说，哪位是袁走走先生？我说，我是。他说，麻烦您出来一下，我跟您说点事儿。我跟他走出门去，他把我领到男洗手间。我说，我没尿。他说，我也没有，这儿没有摄像头。他递给我一支烟，帮我点上，说，文总被抓了，你这个项目得停掉。我说，为什么被抓？他说，经济问题，也是队形的问题。我说，队形的问题？他说，广播体操站错了排，被校长点名开除掉。我说，我有权利问问题吗？他说，你可以问一个。我说，我需要把前期款退给你们吗？他说，不用，文总似乎是有感觉，所以这笔钱，是走的其他的名目给你的。你把烟抽完，队伍解散，再也别走进这个楼了。我说，好，我想拉屎。他说，我先走，保重，哥们。你还可以想拉屎就拉屎，开心点。
我确实肚子疼，拉完了，洗了把脸，回到会议室，把这个情况一五一十说了。最后我说，我拿到了一些前期款，几位的薪酬没有问题，虽然还没签合同，但是按照口头上的约定三天之内结清。如果谁，因为这个项目推掉了其他工作，我可以酌情补偿一些，大家不用客气。杜娟儿说，就不能我们给它写完，卖给别的公司吗？我说，风险太大。这个项目就是个行活，不是我们原发的东西，不值得。这个茶具是我买的，我带走。杜娟儿帮我收拾茶具，柳飘飘跟疯马说，唉，大胡子，你下午有事儿没？疯马说，有事儿。柳飘飘说，什么事儿？疯马说，还没想好。老袁，我晚上能住你那吗？我说，我是个单人床，没有沙发。他说，有地热吗？我可以睡地上。我说，地下室，没有地热。他说，那我也可以睡地上。我想了想说，各位，其实我一直想写一个电影。杜娟儿说，什么电影？我说，我也不知道，等我想好再找大家吧。柳飘飘跟杜娟儿说，娟儿，你下午有事吗？杜娟儿说，没有。柳飘飘说，那你跟我走吧。杜娟儿说，好。于是两两别过，柳飘飘和杜娟儿打车走了。
疯马跟着我回到地下室，没有喝酒，就躺在我的单人床上发呆，我说，你没事儿吧，有话就说。他说，我没事儿。我说，你没事儿的话就下来，让我躺会儿。他说，晚上给你躺，咱们轮着不行吗？我没办法，下楼走了一圈，要了一碗兰州拉面，吃了半碗，吃不下去，放下筷子抽烟，把烟灰掸在碗里。天黑了，我回到房间，疯马还保持着原样躺在那。地下室漆黑一片。他说，老袁，我想上月球上去。我说，坐高铁吗？他说，我把月球叫过来。我说，行了，想想明天怎么办吧，你不能一直住我这儿，你朋友不是有床？他说，关于我的一生，我以前不知道，现在全想起来了，以前得了形而上学的近视眼。我说，你收拾铺盖回家吧，别在北京待着了。他说，我睡一觉就走，但是不会离开北京，我其实一直在这儿生活。说完，没过一会，他就睡着了。他睡得很实，一句话也没说。快十二点，我的电话响了，柳飘飘在电话里喊，你在哪呢？我说，我在地下室。她说，地址给我。我说，就是我们开会的楼下。然后电话就挂了。过了半个钟头，柳飘飘和杜娟儿来了，两人都喝得烂醉。我说，你们干吗来了？柳飘飘说，你不是要写电影吗？我说，那就是一说。杜娟儿说，关于电影，我有个好主意。我说，什么主意？她说，我想吐。说完就倒在地上。我把脸盆放在她下巴底下，她吐了半盆。等我回头，柳飘飘挤在疯马旁边，一条腿拖在地上。我把她的腿拿上去，从壁橱里找出一床被，垫在杜娟儿身子底下，把脸盆清理了，又放在她手边。我环顾了一下周遭，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躺在书桌上睡，要么坐在铁椅子上睡，我选择坐在椅子上。
凌晨三点左右，我看见疯马坐了起来。眼睛紧闭，轻轻地说，妈妈，拿住它的缰绳。说完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拉开又关上，然后走回来坐到床边。我翻身去找自己的小本本，他已经把两只手放在自己脖子上。我跑过去，去扳他的手，他手简直像巨人的手，以至于他的脖子瞬间就被扎紧，细了两圈。柳飘飘被我的叫喊声惊醒，说，我操，你们怎么打起来了？杜娟儿在地上翻了个身，说，电影，我有个好主意，然后又睡着了。疯马的舌头尖儿伸了出来，我和柳飘飘一人扳着他的一只手，毫无效果。我忽然看到了我刚才坐的椅子，我说，你躲开。柳飘飘闪开身子，我举起椅子砸在疯马头上，疯马松开手向后倒去，后脑撞在墙上，又向前翻滚下床，脸冲下倒在地上，额头上肿起一个大金包。我去搀他，他突然掐住我的脖子，柳飘飘去扳他的手，根本扳不动，他的手渐渐收紧。我的眼前一片漆黑，黑漆漆中，我看见月球向我靠近过来，巨大昏黄，触手可及。我蹲坐在水边，是个小孩子，浑身瑟瑟发抖。潮汐退去，一条土桥从水中升起，我撒开腿跑在上面，跑了回去，跑进了一片市集，到处是飘荡的灯笼，到处是动听的歌声，声光凌乱，一时耳目不能自主。抬起头，看见疯马站在骑楼上，手托一个光圈看着我，我终于看清楚，那是月亮，月亮在他手心，光从指缝里射出来，如同一提小小的灯笼。我醒来时，与疯马并肩躺在地上，他的额头淌下血来。柳飘飘手提椅子气喘吁吁说，他这是怎么了？我摸了摸脖子说，没什么，做梦了。这回你可以自己睡在床上了。她说，算了，一会他再把我掐死。我们看着他一会吧。我蹲下用手摸了摸他的鼻孔，呼吸很均匀，血也止住了。他忽然睁开眼，看着我，看了足有十秒，说，我知道了，等我睡醒了，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说完就闭上眼睛，又睡着了。
飞行家
一
1979年，李明奇第一次来高家时，高立宽十分光火，并不是因为李明奇当时穿了一条喇叭裤，系着一条花皮带。当然这样的仪表也许是个起因，最主要的是，高立宽从李明奇出生就认识他，还有他的两个弟弟李明耀和李明敏，还有他的六个妹妹，名字无法列举，但是确有这么一大家子人，就住在高家后面那一趟房。再后面就是1967年修的红旗广场。广场原是日本人修的，铺的大理石砖，据说是从阜新开山运来的大石，建好后日本人在广场放了一群鸽子，中国人第一天都给逮走，回家吃了。第二天广场上又放了一群鸽子，还有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鸽子，中国人才知道鸽子是喂的，不是吃的。广场的四周是日本人的银行和办公楼，后来日本人走了，这些东西就都留给中国人，67年在大理石广场上立了一座毛主席像，施工时鸽子就都飞走了，再没回来，就此称为“红旗广场”，因为主席像的底下有一排士兵，为首的一个戴着袖箍儿打着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李明奇一家就比邻广场，与高家的后窗户隔了一条马路。房子大概三十几平米，也是日本人留下的，举架很高，墙窗足金足两，跟高家一样，是印刷厂分配的住房。不同的是李明奇的父亲李正道自己做了一个隔板，搭在半空，也就是说，凭空盖了一层吊铺，墙上嵌进五个台阶，一家十一口人，女的住在底下，男的住在上面，安排得蛮好。
高立宽看不上李明奇除了他的仪表，还有重要的一条是李明奇的父亲李正道过去是高立宽的徒弟。高立宽是市印刷厂的高级技师，拿手的本事是古版印刷，一通百通，所有关于印刷的活计都难不倒他，在厂里很受尊敬，厂长见面也要给点颗烟再开口说话。受尊敬不光是手艺，高立宽是个老党员，1936年就入了党，那时说叫共产党，更通用的名字叫地下党。高立宽因为是个苦出身，让人一说，心一横，就入了地下党，偷着印传单，他印的传单比别人的都好，色泽鲜艳，日久弥新。高立宽虽然小时候没读过书，不过在印刷厂里认了字，字认的多了，还能措个词，上级派下来的口号，他有时候给改改，鼓动性更强，上级后来给他写了一封信，说真是行行出状元，没想到有人还是天生印传单的料。那时他不是高师傅，还是小高，小高就印了两年传单，期间蹲了一次国民党的大狱，蹲了一次日本人的大狱，都挨了打，日本人那次打得略狠，一只眼睛瞎了，出来之后便唤做独眼小高。解放之后，独眼小高高兴了一阵，不过也没觉得如何，新世界新气象，他还是在印刷厂印东西。没过几天，他才品出这个新世界不一般，那个给他写信的上级当了副市长，一天把他想了起来，给他厂里打了电话问还有没有他这个人，是不是牺牲了。回答说，人在，还是搞印刷，只是眼睛瞎了一只，过去调色是瞪着两眼，现在是一只眼，调得依然没问题。市长就派人把他接去，还提醒他把信带着。聊了一会，把信拿回，拍板让他去干部学习班，学习几个月就当副厂长，高立宽当即说，我只有一只眼，不好看，另外也不是当官的料，嘴笨不说，一看人多就哆嗦，当年参加革命不为当官，现在有了新中国，自己已然高兴，还是继续当工人为好。市长说，你这一只眼是为革命丢的，欠你一只眼，该还，你又有点文化出身又牢靠，这样的好机遇不可浪费，不干也得干，明天就去学习班报道。
高立宽从市政府大院回来，心里不舒服，把徒弟李正道找到家里来喝酒。李正道第一次去师傅家喝酒，拎了半只熟鸡一瓶白干，两人把鸡掰碎，边吃边喝，高立宽说，正道，你这鸡不错，哪买的？李正道说，师傅，买不着，我自己烤的。高立宽说，你当工人白瞎，开个店能发财。李正道说，我烤一只得烤半天，开店准赔死，给师傅吃正合适，下次给您烤只兔子。高立宽心里高兴，觉得这徒弟不但会烤鸡，每次说话都让人舒服，就喝了一大口酒，给他讲了些印刷的门道，李正道歪头听着，时不时把鸡的好位置递给高立宽。高立宽喝得有点快，想起要倾诉的事情，说，今天去了趟市政府，心里不舒服。李正道说，师傅你这话怎么说的，今天您被大轿子接走，厂里都炸了锅，您是老革命，过去您也不说。高立宽说，这玩意说个屁，有人脑袋大，旁人一眼就看见，有人屁股圆，总不至于天天脱裤子给人看。李正道说，您说得是。高立宽说，市政府那个院子，过去是日本人的地方，我这只眼就是在里头打瞎的。墙上还有日本字儿，没刷干净。这个干部班我是不想去，可是不去不行，市长得罪不起，不过别看我就一只眼，可是看得清楚，我啊，去也白去，河里游的扔马路上，一步也走不了。这天喝到半夜，李正道就睡在高立宽家，两人脚对脚，高立宽鼾声如雷，李正道一宿没合眼，第二天天一亮，就爬起来给高立宽沏了一大缸子茶，去上班了。
高立宽的看法没有错，人贵有自知之明。学习班上除他之外，都不怎么识字，有几个比他说话还笨，说得一口方言，除了自己谁都听不懂。还有一位有鸦片瘾，中途犯了瘾，倒在地上乱滚，让人送回家了。高立宽虽然相貌有些缺陷，可是仪表堂堂，宽肩阔背，一张方脸，说话虽然不比授课的老师，可是硬要说两句，也是能说出两三点，就这分出两三点，不是一锅粥，就压死了人。可是他的问题就出在喝酒上。去了半个月，大醉十天，打伤了两个同学，把一个巡查的老师也打破了脑袋。不单是醉人彪悍，是高立宽从小跟北市场的老师傅学过点把式，要不然也不能两次大狱都活着出来。打伤同学是小事情，打伤的那位老师去过延安，是比高立宽资格更老的老革命，不但是老革命，要命的是还是一位女同志，愣让高立宽揪着头发走了半个走廊，最后拽下一大块头皮来。这位女同志包着脑袋，连夜给组织写了一封信，从太平天国说到十月革命，从十月革命说到义和团，从义和团说到延安整风，总之是用血的教训确信无产阶级的队伍里也藏着流氓，需要彻底地改造。高立宽卷着铺盖揣着休学的证明回了印刷厂，这回没有大轿车，自己坐公交回来的，李正道把铺盖卷接过，什么也没问。实话说，师傅好酒，李正道早知道，师傅喝酒之后喜欢动手，他也知道，他就挨过几次打，有一次在饭馆喝到一半，师傅喝得兴起，把他连人带椅子顺着窗户扔到了大街上。这还是自由自在的时候，到了学习班关起来，心里憋闷，半夜跑出去喝酒，醉酒闹事，都在情理之中。李正道是山东人，家里吃不上饭，父母饿得走不动，他一人揣着一包种子跑到东北来种地，40年河坝决了堤，把地冲了，他就跑到市里来，先是在旧书店给人打工，夜里睡在门板上，白天卖书码书，也认了几个字，后来几经辗转，到了印刷厂。要说无产者，他比高立宽更合格，只是没蹲过大狱，没跟市长通过信，但是他酒量大，不闹事，心灵手巧，也知道时局变了，就像发大水，虽然啥都没了，一地的泥巴，可也是新的机会。到了傍晚，高立宽终于说话，正道啊，明天给师傅烤只兔子。正道说，好，明晚拎您家去。高立宽说，我手欠，把人打了，这学习班念不下去，市长把我保下来，让我反省反省，下周再去，实在是要把人折磨死。正道一边把裁纸刀擦好，搁在工具箱里，一边说，要不我替您去？高立宽噌地站起来说，你情愿？正道说，看您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高立宽说，得去一个月，见天儿关在屋子里讲马克思列宁，晚上大门都上锁，你行？正道说，我试试，不行的话您来接我。高立宽往地上吐了口吐沫说，行咧，算我欠你一回，明天我去趟市委，把这事儿办了，你家是山东哪来的？正道说，山东蓬莱曲南县李家村，我爸我妈都让日本人杀害了。这句和事实有点出入，李正道的爹妈是饿死的，不过如果日本人不来，不打仗，不征兵纳粮，也饿不死，所以从根上说，也不算撒谎。高立宽捉住李正道的手握了握，说，徒弟，以后就算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家里也算你一口。明天最后一遭，市委的门儿我再也不进了。李正道有点感动，也有点内疚，决心明天把兔子烤得好一些。
握手是个新事物，高立宽在学习班学的。
所以79年李明奇来家，就算高雅风不说，他也知道这是李正道的儿子，俩人长得一模一样，瘦高，挺长的脖子，眼窝深陷，像个德国鬼子。打过招呼李明奇掏出个手绢，把椅子擦了擦，坐下，白色的喇叭裤贴在木椅子上，只坐了一个边儿。高立宽心想，德行，看你憋的什么坏。高雅风二十三岁，在变压器厂工作，长得不太好看，眼珠子有点突出，牙也有点往外噘，顶着嘴唇，但是是高家姐弟三人里最能说的，虽然年纪不大，一旦让她说起来，便跷起腿，一只手拽着脚腕子，眉飞色舞说几个小时也行。就靠这张嘴，说动了老师，给她弄了一个假病历，于是没有下乡，初中毕业早早就进了变压器厂，每个月领二十多块工资，工龄比同龄人都长。可是79年秋天的这天下午，高雅风老老实实坐在李明奇旁边，没有说话，她怕她爸，就像是八哥看见猫，再怎么抖机灵也是没用的。她看着大姐高雅春前后忙活着给李明奇倒茶，心里一边觉得果然是亲姐，平常怎么闹还是给她些面子，一边嘴痒痒想说点李明奇的好处，可是看见高立宽浓浓的挤在一起的眼眉，又都咽了回去。
李正道去了学习班，真个一个月没回来，高立宽依旧耍着光棍，白天上班，晚上喝酒，这点工资都捐了饭店。高立宽喜欢请客，因为工龄长，段级又高，工资比别人多，主要是喜欢那个热热闹闹的气氛，喝完酒去澡堂子一泡，泡完倚着澡堂的大长皮椅子聊天，修脚，喝半夜的浓茶。过了十天，差不离把李正道这个人忘了。一个月之后，李正道回来，他看见李正道理了个新发型，头发长了，梳得很齐整，先前有点连鬓胡子，都剃光了，穿着一身蓝色的的确良中山装，一头扎进了厂长的办公室。高立宽心想，你个什么东西？我的手艺你才学了点假把式，去了趟学习班就自己换了身皮，回来不先见师傅，跑到厂长那里露脸，等你换上工作服，我再拾掇你。他没想到，往后将近二十年，李正道再没穿过工作服，先是在高立宽的车间做副主任，主抓生产线改造，伺候几个俄国人，然后又做了全厂的工会主席，抓思想改造的工作，“三反”“五反”都是他领头，揪右派的时候他第一个写了材料，把厂里几个搞古版印刷的老师傅点了名，“文革”前，他已经是副厂长，市里的毛选都是他主持印的，还去周边的地级市传授过先进经验。高立宽看在眼里，没觉得多么不舒服，一个人是哪块料，活着活着就会显露，这个李正道就算没有这个机会，迟早也得跳出来，成个人物，单说每次讲话不拿讲稿，说得条条是道，主席的语录张嘴就来，高立宽就觉得比自己强了不止两条街。况且李正道每次见到他，都叫师傅，搞几次运动，也没刮着他。高立宽有时候叫他李厂长，他不让，说，叫我正道，没您没我。还算吃过了炒菜，没忘了大马勺，高立宽心想。不过这二十年过去，直到“文革”来临，把李正道打下马，牛棚没蹲，厕所也没让他扫，只是抄了几次家，游了几次街，坐了几次喷气式飞机，剃了阴阳头，不再让他印毛选，工作呢，回到车间，换上工作服当工人，这二十年间，高立宽对李正道还是有几点不满意，第一，没完没了地生孩子，前前后后生了九个，管生不管养，一心都在工作上，这九个孩子见天儿在街上乱跑，穿鞋没有脚后跟，大的带小的，毫无规矩，不成体统。第二，自打学习班回来，再没给他烤过兔子，那天晚上李正道说改天给他烤兔子，一直没有兑现，高立宽的直觉告诉他，兔子比鸡好吃，可是一直没吃着，干等了二十年。第三，李正道自己爬上吊铺，把自己吊死之前，没有找他商量。一个人要死，是个大事，大事应该和人商量，李正道谁也没和谁说，在外面挨了一顿打，回家给九个孩子挨个洗了遍澡，就自己爬到吊铺把自己吊死了。当这么多年干部，到最后死得这么草率，死前也没把他当朋友，高立宽意见很大。
高立宽喝了一口茶，看着他的老婆赵素英，终于说了话，掌柜的，给下锅面条。赵素英比高立宽大，大四岁，相貌一般，个子矮，裹过脚，还结过一次婚，也在印刷厂工作，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高立宽的眼睛算个残疾，所以算是般配，何况赵素英前面那一轱辘婚姻，没有孩子，丈夫暴死，来了高家之后，三年一个，生了两个女孩儿一个男孩儿，高立宽感到满意。唯一的问题是，赵素英性格慢，高立宽性格急，结婚之前不知道，结婚之后才发现，实在太慢，两根电线杆子能走半个小时，你这边火上房了，她那边歪在炕头睡着了。做饭好吃，但是从买菜到做熟，得几个小时，高立宽饿得跳脚，喝多了酒打她，没用，你打完她，正在气头上，她把摔碎的碗筷收拾好，坐在板凳上开始听匣子了，穆桂英挂帅。高立宽后来想起过去的资本家，觉得自己在新中国虽然已经翻身做主人，可是又落到这个慢性子手里，于是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掌柜的。掌柜的赵素英从板凳上站起来，到厨房拿了一个大面板，撂在炕沿上，又从厨房拿了一个大铝盆，上面用屉布罩着。几个人都能闻到铝盆里的碱酸味儿。今天包饺子吧，赵素英说。高立宽心头一惊，家里的钱给赵素英管，掌柜的管钱，天经地义，赵素英节俭，存折在哪他都不知道，只知道赵有个小手绢，里面包着零钱，他要买酒，赵就折开手绢，拿出一张零票子给他。今天竟然吃饺子，而且看来早有准备，高立宽心里有点矛盾，一方面他觉得赵不应该对李明奇这么重视，不给他好脸，他要是识相自己走掉就是，另一方面，饺子就酒，越喝越有，他一边琢磨着，一边从炕里头把小方桌拉了过来，摆在了炕中央。
二
大姑打电话把我叫醒的时候，我刚刚睡熟。挨到凌晨三点，还是不困，就下楼买了一件啤酒，喝到第三瓶，终于有点困意，赶忙到床上趴着，也没有马上睡着，啤酒胀肚，五点钟起来撒了一大泼尿，才睡下。北京的冬天不比家里，每天雾气昭昭，冻人不冻水，到了夜里从窗户缝里渗进一股阴冷，这啤酒喝得有点作妖，直打哆嗦，只好把自己深深地裹在被子里。第二天是周六，约好了陪领导踢室内足球，我在大学时是个足球健将，司职右边锋，能甩牛尾巴，现在胖了三十斤，换好运动服就出一身汗，不过也没关系，踢球不是重点，重点是踢完球喝酒，喝酒也不是重点，重点是听领导讲他在大学时是个足球健将，左右脚七十米长传。问题就出在，因为睡着得比较晚，以为得混到天亮，手机没有静音，清早七点半，大姑的电话打进来，我其实刚刚进入深睡眠，忘了自己身处东四环附近的一家出租屋里，腮帮子发紧，以为自己睡在家里那张硬邦邦的单人床上，后来单人床不见了，梦见自己在高考的考场，政治题怎么想也想不出，伸脖子想看别人的，别人都离我很远，且用胳膊把卷子蒙住，急得我想把自己脑袋揪下来。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我一激灵坐了起来。哎，是小峰吗？我一听就知道是大姑，虽然已经两年没联系过，但是她的锦州口音辨识度太高，尾音永远是挑上去，像唱歌一样，而且不说喂，说哎，好像对方接听让她觉得很突然。我说，大姑啊。大姑说，你个死孩子，过年也不说给大姑打个电话，你奶天天念叨你。我说，大姑，我还没睡醒，一会给你打回过去吧。大姑说，别撂，大姑不是让你还钱，有正事儿找你。我就怕她说这个，大学的学费是大姑给我拿的，毕业五年了，钱我一直没还，其实一共三万，想还也还了，不过她给我拿钱的时候说是给，没说是借，我就认为是一种捐献，欠的是情，不是钱。我大姑是我爸姐弟几个条件最好的，也愿意当家主事。后来她有时候和我联系，让我去看我奶，从北京到锦州倒是不远，只不过锦州确实没什么好玩的，我奶八十岁之后就有点糊涂，见了也跟没见差不多，从没去过，大姑就在电话里说，我也不让你还钱，就让你来看看你奶，就你这么一个大孙子，你也就这么一个奶，哪天她死了，我跟你说，这么大岁数的人，放个屁都可能过去，到时你想见就得看照片了。她这么一说，我觉得难过，马上答应去，放下电话又觉得太麻烦，终归还是没去。可一回味，这个不让还钱有点微妙，似乎还是借给我，只是不着急要，本质和过去有了区别。我说，大姑，你给我卡号，我一会把钱给你打过去，这么多年算上通货膨胀，我给你打四万吧。大姑说，你这孩子听话就能听半句，我没说钱的事儿，我说有正事找你。我说，您说。她说，你二姑夫李明奇丢了。还有你哥，李刚，也丢了。我口渴，没有水，只好喝了一口昨夜剩的啤酒，说，啥？啥叫丢了？大姑说，就是找不见了，俩人上周五早晨一起出去吃豆腐脑，然后就再没回来。我说，报警了吗？大姑说，你哥是个啥人你不知道？去年刚放出来，你二姑说了，李明奇跑之前跟邻居借了钱，现在邻居天天敲他们家门，所以是处心积虑，咱们别报警，自家人找自家人，先找找，实在不行再经官。我说，那您坐火车去沈阳吧，我在北京给您打打下手。大姑说，狗东西，你大姑腰脱五年，还不是你爸死的时候护理你爸累的，你赶紧给我回沈阳找去，找不见我把你奶送回去。这句话有分量，主要包含两个往事，第一是我爸得癌的时候，我妈六神无主，我刚刚考上大学，我大姑从锦州过来主持局面。一天晚上抬我爸去做介入检查，把腰闪了，再没好。第二是，我爸去世之后，我大姑看我家这个情况，就把我奶接走了，给我和我妈减轻了巨大的负担。我说，姑，我不是推脱，我是学法律的，现在在银行当法务，不是搞刑侦的，专业不对口，另外我奶在您那住惯了，您也说了她老人家身子骨脆，经不起折腾，咱们不要意气用事。大姑说，你是翅膀硬了，还教你大姑怎么做人了？我跟你说，公检法不分家，你马上回去把你二姑夫和你哥找着，要不然我给你奶买张火车票，去你单位静坐，别看她糊涂了，腿脚比我好使得多，你自己掂量。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说下午的球去不了，一咬牙，顺便请了一周的年假。本来这个年假答应我妈，带她去香港玩一圈，她天天在家看TVB的剧，想去香港吃吃便当。实话说，我也想去，想去迪斯尼，坐坐半空中翻滚的那几个器械。有些人恐高，我家人从来不恐高，而且有个特点，喜欢上高，我爸活着的时候，一跟我妈生气就自己上房顶坐着。我妈说，你是猴子变的？我爸也不言语，坐到天黑，下来，气就全消了。领导听说我要请年假，有点不乐意，我手里压着六七份合同，还没改完。但是工作了三年，我一次年假也没请过，他带着老婆孩子全世界的景点玩了一半，有时在国外遥控我加班，所以我第一次张嘴，他也没提出大的异议，让我注意安全，心别玩散了。
到沈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家里没人，电饭锅还热，刷好的碗搁在水池边上，还有水珠。十二月的沈阳正式进入冬天，我家是个老小区，暖气没有分户，大家谁也不交钱，但是如果一点暖气不给，又怕冻死几个，闹成新闻，于是就给一点，手凉的时候能摸出一点温度。我妈那双深红色的羊毛拖鞋摆在地上，已经瓢得不成样子，好像两只烤地瓜。这还是我上班第一年春节时在无印良品给她买的，我妈说送鞋不好，好像是暗示她应该改嫁。我说全没这个意思，是现实主义的考虑。我妈脚干，一到冬天脚后跟就开裂，袜子的毛屑渗进裂纹里，看着很不舒服。这两年事情多，没有注意她的脚怎么样，是不是穿上羊毛拖鞋之后有所改善。我走进自己的屋子，一张单人床，一个木书柜，一把能旋转的塑料椅，一盏旧台灯。椅子背后是衣柜，曾经比我高，现在到我下巴，衣柜顶上摆着我的储蓄罐。一只微笑的小猪。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一晃半年多没回来，我拉开抽屉，里面摆着钢笔和钢笔水，还有我初中时买的打口带，一个老外吹的萨卡斯。每次回来都很匆忙，这个抽屉已经好久没有拉开过，里面还有我小时候的作业本，还有从小学到高中同学送给我的贺卡。我一点点翻看，在紧底下，没有记错，我收藏了一张便笺，上面写着：小玲，我今天临时出差，你给小峰做饭，馒头在冰箱里。旭光。我爸生病之前，职业生涯的后期，经常被派到各个村庄去修理拖拉机，这个便笺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家里我爸做饭，这点可能跟一般家庭不同。
窗户冲东，窗外是一个大酒店，挡住一天中大部分时间的光，只有到傍晚时分，夕照日的光经酒店的窗子反射，才能照进屋内一点。这时酒店的窗户亮了三分之一，大多拉着帘子，有一扇没拉，一个保洁工人在里面铺床，双手抻着被单，用力一甩，罩在一张洁白的双人床上。
门响，我妈回来了。我推上抽屉从房间走出来，我妈正在脱鞋，她弯着腰抬头看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遛弯去了？她的头发又白了一片，眼袋也比上次见她大了一圈，体型倒没怎么变，还是微胖界人士，穿着褪了色的红羽绒服像一只棕熊。跟楼上的二嫂去广场了，她说。她每天活动的区域不会超出周围两公里。我说，妈，你知道二姑夫和我哥，丢了吗？我妈说，知道，你二姑前天给我打了电话，你吃饭没？我说，在车站吃了，俩大活人咋说丢就丢了呢？我妈说，我问你，这十年，你跟你二姑夫你哥说过几句话？我回想了一会说，我爷去世的时候说了几句，我爸去世的时候说了两句，其他的想不起来了。我妈说，我再问你，你爸有病的时候，他们来过几趟？我说，想不起来了。她说，来过一趟，你爸住院一个月了，说不出来话了，他们来了，坐了二十分钟，买了两斤苹果一盘香蕉，扔了二百块钱，就这么一次。我说，啊，我都忘了。我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从小记性不好，丢三落四，但是这种事我记得清，一样一样都码在光底下。我说，光底下？她说，就像光照着，那么清楚。我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别说了，明天我去看看我二姑，你去不去？我妈瞪着我说，你就为这儿回来的？我说，啊，我大姑早上给我打的电话。我妈说，请了假？我说，请了年假。我妈说，香港还去不去？我有点愧疚，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胳膊说，妈，明年。我妈说，行，要不是你爸死了，我指着你？说完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门锁上了。
我妈过去是个十分温和的人，听我爸说，我妈年轻时是个开心果，虽然有点任性，但是十分招人喜欢，梳着一条黝黑的大辫子，一打扑克就偷牌，见谁都笑。工厂倒闭之后，俩人自谋生路，我妈变得阴郁了一点，老房子被拆迁，住到郊外的棚户区去，我妈又阴郁了点，回迁之后，房子没有阳光，楼道无人清扫，楼上住着一些以打架斗殴为生的少年租客，直到父亲去世，这一重击，使我妈彻底变成一个阴郁的中年女人。不过她也没有完全放弃，想要去香港，便是一种努力，可惜我让她失望，想来想去，我在心里恨起大姑的馊主意来。
第二天一早，我妈的房门没开，我站在房门口听了一会，她应该是起来了，不过没有电视机的声音，也许就是在坐着。我找东西吃，饭已经做好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小碗鸡蛋糕，都温在电饭锅里。一个棕色的电话本，放在饭桌上。我翻开，是我爸的字迹，记着很多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找到二姑的地址和电话，不知换是没换，看字迹至少是十年前写的。铁百东，第一个胡同右拐，看见一个卖布鞋的门脸再右拐，二单元三楼，黑色盼盼防盗门。铁百就是铁西百货商店，位于铁西区的中心，我小时候去过，每到周日人山人海，对面是一家新华书店，有两个开放式的书架，其余的书都在售货员的背后，想看或者想买，需让售货员扔过来。小本的其中几页写着好多数字，轴承6个，螺丝8盒，折叶7盒，汽油3桶，底下写着一个字：欠。看样子是当年做工人时记的账。我敲了敲房门说，妈，本我拿上了。没有回答。传来一声窗帘的滑动声，不知是拉开还是拉上。我穿上羽绒服走出门去，把电话本揣在怀里。
几乎没怎么变，还是一个十字街。除了新华书店消失了，变成了一家必胜客。铁西百货没有了，变成了一家小超市。我在里面买了两箱牛奶。那家做布鞋的店还在，也做寿衣。几个老人穿得圆滚滚，戴着帽子手套坐在院子里聊天。二楼三单元，确有一扇黑色盼盼防盗门。上面贴满了小广告，像一张波普艺术的画。门旁边有一个三元牛奶的木箱，上面写着：高雅风。我敲了敲门，没人答应。又敲了敲，一个声音说，谁？我说，二姑？那个声音说，谁？我说，小峰。高小峰，你侄儿。那个声音说，我侄儿？然后听见拖鞋蹭到门口的声音，那个声音说，劳驾你把猫眼的广告撕了。我撕下，听见里面说，真是我侄儿。门开了。
二姑变得很小。像一只猴子。不过确实是我二姑，我意识到即使她变成一只老鼠，我也能认出她来。她的头发掉了一半，不是整个的一半，是间或的一半，挨着另一根头发的头发掉了，不过还是努力朝一边梳着，看着更显稀楞楞的。两腮塌进去，脸上都是老年斑，牙也掉了许多，笑起来牙床隔着嘴唇驽动，走路时脚在地上拖着，抬不起来。房子的格局跟我记忆中一样，中间是厅，两侧是南北双卧。她引我进南屋，北屋是我哥的房间，我小时候去玩过，还睡过他的床。不过现在门关着。南屋的床上有两个包子，一个吃了一半，露出酸菜和鸡蛋，另一个僵硬了，像一团水泥。电视开着，一个女人在唱歌。我过去知道她得了风湿病，难以下楼，现在回想，知道这件事已经是很久之前，于我却好像是昨天的消息。她的手变形了，像鸡爪，用三根手指钳着一杯水递到我面前来。
二姑说，来就来，还买啥东西？你妈挺好的？我说，挺好。二姑……二姑说，你爱听歌，还是爱看电影，电影频道有电影。我说，都没关系。二姑，大姑给我打了个电话。二姑说，上次见你，是你爸出殡，五年前？我说，五年前。二姑说，也是冬天吧，我哭得太厉害，好多年不出门，一出门就是这种事，你多担待。我说，二姑，你这说的啥话，不哭才有问题。二姑的房间很小，收拾得很干净，地上的红色地板已经不红，但是没有灰尘，她身上穿着一件黑色棉袄，有点大，但是袖口没有一点污渍，脚上穿着红袜子，看上去是崭新的。二姑回头指着窗外说，小峰，你瞧见那个有个烟囱没？我伸脖子看，说，瞧见了。确实有一个烟囱，暗红色，在一百米开外，没有冒烟，侧面镶着一排铁梯子。二姑说，就是这个东西，把你二姑妨了。我说，二姑，我没太懂。二姑说，就是这个烟囱，妨了你二姑的命，病老不好。我没有言语。二姑说，你现在出息了，在北京做头脸人，去找人说说，把这烟囱扒了吧。我说，二姑，我虽在北京，就是个银行职员，管不了烟囱。我看这烟囱不冒烟，梯子也锈了，你不碰它，自会有人扒它。二姑说，我也这么想的，可是十五年了，它还在那妨我。前两天给你妈打电话，你妈说你现在不得了，跟刘sir吃过饭，一个烟囱治不了？我说，二姑，我妈这话说大了，刘sir我只在电视里看过，就算我是头脸人，跟他吃饭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您说对不对？二姑沉吟了一会说，不该跳舞。我说，啥？二姑说，这辈子就让跳舞毁了。我说，不是烟囱？她拿起包子看了看，又放下说，烟囱是烟囱，跳舞是跳舞。年轻时跳舞，遇见你二姑夫，这是第一毁。上班后跳舞，跳了一宿，出了一身汗，直接去上班，让风扫了，钻进骨头缝，得了风湿病，这是第二毁。教会了你二姑夫，我跳不了，他一直跳，终于人跳没了，这是第三毁。这辈子就毁在跳舞上，小峰，你饿不，去冰箱里拿点东西吃。她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站起来走到厅里，拉开冰箱门，发现里面满满当当装的都是包子。我把门关上，回头看她，她眼睛盯着电视机唱歌的女人，用脚尖轻轻打着拍子。
三
掌柜的赵素英手握菜刀开始剁馅，高雅春知道她妈话少，刀架脖子上说饶命都得合计半天，怕怠慢了李明奇，就开始找话说。高雅春念的卫校，是个护士，这么说来一家子人里学历最高，所以平时主事儿，当半个妈使，也有信心敢说话。她知道妹妹高雅风是个肤浅的人，过去谈朋友，介绍人说半天没用，家里金山银山没用，看了照片才决定见不见。说白了，就奔个模样。这让高雅春很是担心，所以前几次相亲她都跟着去，一看对方是绣花枕头，当场就给搅和黄了。高雅春本人要结婚了，未婚夫是隔壁医专的男同学，分配到锦州当大夫。模样一般，人很本分，家里都见了，很相中，秋天就去锦州办事。这个夏天其实高雅春心情挺复杂，一是要离家远去，锦州也在省内，但是火车要六个小时，平时想是回不来了，担心家里头。二是，到了锦州人生地不熟，一切都得适应，过去就听说过个笔架山，退潮时露出条小路，可以直接行到海中的山上去，涨潮时小路被淹没，若是没回来就得困在山中。想到去那里落地生根，心里有点忐忑。三是，临走前，想给家人一人织一件毛衣，时间越来越紧，还没有织完。高雅春从包里拿出一罐茶叶，这是托朋友在铁西百货买的铁观音，到外屋拿开水沏上，给高立宽倒了一杯，给李明奇倒了一杯。李明奇欠了欠屁股说，姐别麻烦。这回离近了看得真切，这个李明奇确实长得可以，不但浓眉大眼，鹰钩鼻，两只眼睛的睫毛足有一寸长，忽扇忽扇的，好像眉底落了两只蝴蝶。
高雅春说，听说明奇在军工厂上班？李明奇说，是。高雅春说，好单位，是不是还得保个密？李明奇说，也没啥，具体的工作不让说，但是总之就是造降落伞的。高雅春说，降落伞？李明奇说，好多个车间，都和飞机有关，我的车间造降落伞。高雅春突然觉得此人高雅了一点，不知是为啥，她说，听说去年还是先进？李明奇说，也没啥，我搞了一个发明，改动了降落伞的一个小部件。高雅春觉得此人又高雅了一点，竟还是个爱迪生。高雅风此时插嘴说，他还没说完。这句话起了作用，高立宽也斜着一直眼朝这边看，高旭光本来在看书，这个高旭光是个书虫，“文革”时看大字报，下乡时看字典，回城后分配到拖拉机厂，下班就钻图书馆，性格随了他妈，平时没声，书看了也说不出来，自己咂摸。高立宽却极爱这个小儿子，常说两句话，第一句说，掌柜的，要不是你生了小旭子，我打你更多。第二句是，掌柜的，我们这印刷厂就指着小旭子这样的人活，爱看字儿。高旭光这时也抬起头来，听李明奇的下文。李明奇喝了一口茶水说，我弄的降落伞虽说只是改了一个小部件，但是作用不算小，主要是开伞比过去更快，整体也降了分量，虽说比美国人的沉一点，不过已经接近。没人敢试。我就自己试了一次。高旭光问，你怎么试的？李明奇说，飞机上，五千米。落下出了点小故障，锁扣卡住了，弄了半天，比预计开伞的时间晚了三秒，也偏了靶点，落在了树上。第二次就好了，实验比较成功，所以得了个先进。高立宽心想，这小子跟他爸一样，爱往上走，迟早摔得惨。高雅春听得心惊胆战，她是护士，有点医学常识，五千米落下，稍有闪失准成肉泥，落在树上，运气不好也是骨断筋折。高雅春说，发明是发明，实验是实验，咱好不好以后专搞发明，不搞实验，这次命大，下次命小，都保不齐。高雅风笑说，这家伙不是命大，是骨头轻。我和他跳舞，他跳女的，我跳男的，拿手一带，他就转起来。高雅春瞪了她一眼，高雅风马上把嘴闭上。李明奇说，我确实比一般人轻一些，不是分量，我有一百四十斤，但是不知为啥，感觉比别人轻，小时候跟我爸放风筝，有一次我爸做了一个大蜈蚣，那天风很大，我被风筝带起来，脚离地飞了一百米，撞到个邮筒才停下来，后来我爸再也不带我放风筝了。高立宽知道有这么一个风筝，用的特种纸，还是他给弄的。想起李正道，高立宽心里又是一紧，这个徒弟心灵手巧，可惜死了，留下一大窝孩子，这个李明奇是老大，帮着他妈拉扯剩下八个孩子，经过这么多困难的时期，一个没死，他还进了军工厂造了降落伞，也算是有出息。高立宽又想到，因为这么多年生李正道的气，从来也没伸手帮过什么忙，一勺豆油都没借过，想到自己五大三粗，心眼比针鼻还小，就眨了眨那只独眼，叹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