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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
作者：罗平汉【完结】
前 言
1958年下半年起，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全都拥至新开办的公共食堂就餐。至是年底，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国达到了345万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5亿中国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当时，上上下下对公共食堂颇为看好，对其大唱赞歌，总结出了众多的“优越性”，甚至天真地认为，中国农民自此就可以过上吃喝不用愁的好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尤其是公社化后曾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供给制，而且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公共食堂，其弊端很快暴露出来。到1959年上半年，一哄而起的农村公共食堂有的因无米下锅只好停伙，有的因社员的不满只得解散，因而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相继垮台，农民们又回到自己家里吃起了小锅饭。
千百年来一向散漫惯了的中国农民，一夜之间拥至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的确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重大改变。吃饭方式与社会制度之间，本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农民是在家里吃饭还是在公共食堂吃饭，充其量也只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可是，在庐山会议后的全党“反右倾”过程中，在何处吃饭这个生活问题，与当时的许多事物一样，竟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公共食堂也就被赋予了“社会主义阵地”的特殊意义。凡是坚持办公共食堂的，就认为是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反言之，谁要是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就被认为是破坏社会主义，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乎，一度垮掉的公共食堂重新恢复，全国出现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然而，庐山会议后办起的公共食堂却生不逢时。1959年开始，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出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这几年，全国粮食连年减产，城镇人口却大幅度增加，为保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国家不得不在农村实行高征购，使得农民的口粮一减再减。可是，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还硬要去巩固公共食堂这块所谓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困难的程度和农民生活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幸的是，在吃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亏，连续过了几年紧日子后，发热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此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从中央到地方，一个一个的调查组深入农村，从而看到了从以前各种汇报材料中看不到的真实情况，听到了群众要求取消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呼声，党的各级干部也深切地感受到公共食堂问题的严重性。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顺应民意，作出了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农民自愿的决定，公共食堂也因此得以解散。从此，吃了三年多大锅饭的中国农民，重新获得了自己做饭吃的权利，这对于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余生也晚，父母生我的时候，公共食堂已经解散，没有赶上吃公共食堂的大锅饭，不过从小就听父辈们讲吃公共食堂的种种难处和苦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上小学的时候，还流行忆苦思甜，许多人可能听过这样的笑话：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在忆旧社会的苦时，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讲起了吃公共食堂的日子如何如何，弄得主持者哭笑不得。凡是上了一定年龄，吃过公共食堂大锅饭的人，一提起那段日子，很少有不心有余悸的。
时下学术界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著述应该说已颇为不少，但对于农村公共食堂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笔者为此收集了若干材料，对农村公共食堂的来龙去脉作了一点简单的勾勒和客观的描述，草就了这本小册子。
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1)
1958年夏秋间公共食堂的大量涌现，固然是与这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密不可分，但要追溯农村公共食堂的历史，却要早于人民公社的成立。
中国农民早就有农忙时集体做饭吃的习惯。还在互助组时期，农忙时节便出现了吃“转转饭”，即在谁家干活就在谁家吃饭，有时也由几家凑米凑菜一起做饭吃，这样便于早出工，出工齐，提高生产效率。
到了农业合作社时期，由于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要求增加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加之合作社实行集体劳动，在农忙季节人手紧张时，有的农业社便开始全社集体做饭，然后统一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或在做饭的地点集体就餐，由此产生了农忙食堂。
湖北省京山县的八一农业社，从1955年起就办起了农忙食堂。这年4月大农忙的时候，该社的彭德喜互助组（当时农业社还未建立），13个社员要耕种110亩田地，感到劳动力不够。有人提议说，集体吃饭，出工整齐，能够多干活。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于是，借了社员刘青芝家的一间房子，集资买了一口锅，其他社员凑了一些刀、筷、碗、瓢，办起了农忙食堂。这个食堂办了两季，即夏收一季、秋收一季，农忙过后，还是回各家起伙。
农忙食堂是临时性的，长的个把月，短的几天至十几天。也有少数的农忙食堂办起来后，一直坚持下来变成常年食堂。湖北省京山县的合作乡，荆门县的东平乡、马平乡，都有从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办起，并一直坚持下来的食堂。荆门县的高店乡1957年曾办起了240个农忙食堂，该乡的茶新社还办了5个常年食堂。从合伙做饭到农忙食堂，由农忙食堂到少数常年食堂表明，农村公共食堂早在人民公社建立前就已产生，当时的确是出于群众自愿而办起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不过，这种群众自觉自愿办起的食堂，其实质只不过是合伙做饭的相对固定化，与后来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食堂是有根本区别的。
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要在12年的时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的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要发展畜牧业，改良农具，推广优良品种，改进耕作方法，防止和消灭病虫害等。会上，毛泽东还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在经济建设中反冒进方针提出了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泄了六亿中国人民的气”。八届三中全会不但揭开了批判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0月25日，“农业四十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亦发出通知，要求将四十条纲要交给全体农民进行讨论。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也就是反冒进）作了公开批评，认为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做，信心不足，顾虑重重。特别是“在去年秋后刮起一阵邪风，放松甚至放弃了四十条纲要的目标，结果是消极因素上升，右倾思想抬头，农业生产就吃了亏”。社论要求农村干部群众打破“生产已经到顶了”的保守思想，在低产地区短时期内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高产地区继续发挥潜力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在今冬明春掀起一个农业生产和农业建设的高潮，使“有关农业和农村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报刊上第一次以号召的形式出现“跃进”一词，正式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
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2)
11月13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对反冒进又一次作了公开批评。社论说，1956年公布“农业四十条”草案以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犯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毛泽东对这篇社论非常欣赏，认为“跃进”一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实。他亲笔写了一则批语：“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其中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由于这些社论的发表，反冒进就成了右倾保守的同义词，而右倾保守意味着消极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于是谁也不敢再提倡反冒进了，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反保守倡跃进即冒进的强大舆论氛围，一步步地将“大跃进”发动了起来。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鼓起1955年冬季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的那种劲头来，掀起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的生产高潮。是年11月和12月，各省、市、自治区为了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相继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组织和发动“大跃进”。
1957年底，全国农村掀起了大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开始动工，由于这些工程超出了社、乡的界限，需要集中众多的劳动力进行所谓大兵团作战，并且吃住在工地，公共食堂也就顺时而生。河北省的徐水县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徐水是一个只有31万人口的小县，除去老弱病残、妇女和各种脱产人员，能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实际不足10万人。在1957年至1958年冬春之际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中，徐水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却组织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指整半劳力）”的劳动大军。其办法是打破社界、乡界搞大协作，实行全县劳动力的统一调配。为此，徐水县委提出了“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的口号，把全县能调动的劳动力集中使用，按军事编制组成大队、中队，在工地搭棚宿营，并组织了随营食堂。接着，徐水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旱春种，成立了田间指挥部，划分战区，实行劳动力集体吃、集体住，开始了所谓的全民军事化。
随着“大跃进”的步步深入，农村劳动力也就日趋紧张。当时，徐水和全国一样，农业方面除了兴修水利外，还大搞深翻土地、密植、工具改革和养猪积肥。仅深翻土地一项，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毛泽东曾是深翻土地的积极提倡者，他听说山东营南县有个叫大山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深翻土地而增产，就鼓励各地搞深翻，说“深翻土地，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还说要制订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深翻一遍。个别地方深翻土地或许能够增产，但这个办法对全国并不见得都能见效，可是，在反“右倾保守”的口号下，凡是毛泽东倡导的，各地哪有不雷厉风行执行之理，而且一些地方对深翻土地片面理解，以为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竟有翻一丈多深的。积肥也是越积越走样，有的地方在一亩地上施上万担的肥。这一切自然要耗去大量的人力物力，使本已不足的劳动力更显紧张。
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3)
徐水也是如此，过去翻一亩地只需用工10个左右，由于搞深翻，此时需用工40个左右。如此大的用工缺口，客观上需要更多的以往主要是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投入农业生产中。恰在此时，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会上，有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了办食堂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听后大受启发，立即给县里打电话，提出要大办食堂。县委马上召开会议，对办食堂进行具体研究，认为办食堂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有效办法，也是实现生产大跃进的有效措施，乃决定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同时大办食堂，尽快实现全县食堂化。在此之前，徐水农民曾自发地办过一些食堂，但只限于单身汉参加。当然，这不包括早已办起的所谓“随营食堂”。
1958年7月初，徐水县委发出《关于改革劳动组织和家务劳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指示》，提出了“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的口号。与此相配合，徐水县委在这份文件中正式提出要实现全县食堂化，并将之作为推动劳动大协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迅速在全县普及公共食堂，徐水县委连续召开了四次电话会议，“交流了办食堂的经验”，批评了“在办食堂工作上的消极收缩‘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认识，把建立食堂工作迅速地推向了高潮”。为了加强食堂工作，徐水县委书记处确定一名书记专管食堂工作，县商业局成立了生活服务指导科，同时抽调粮食部门的20余名干部下派到乡担任后勤部主任，各社和连队（即生产队）也设立后勤部。徐水全县很快建立公共食堂1777个，在食堂吃饭的有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5％以上。此外，还分别建立了野外战斗随营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这样，徐水全县很快实现了食堂化。
据《徐水报》报道，徐水食堂的组织形式有这几种类型：一种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建立野战食堂、综合食堂、幼儿食堂、老年食堂；一种是按粮食指标划分食堂，到底怎么划分，该报没有详细介绍，所以不知其详；一种是以户为基础，以连为单位，不分幼、青、老，按一家计算，集体吃饭，也可以打回家去吃的食堂。《群策群力，办好食堂》，《徐水报》1958年7月25日。
该县的南张丰乡在办食堂之初因不甚积极，受到县委的批评。接到县委批评电话的第二天，南张丰乡就建立了92个食堂，实现了全乡食堂化。《徐水报》特地介绍了该乡双营社管理食堂的几种办法：第一是认真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规定用粮标准，在不超过国家规定的留粮标准的原则下，根据社员的年龄大小和劳动强弱，除早晨和晚上吃稀饭不限量外，将中午所吃干饭分为四等，即1至3岁4两，4至10岁8两，11至16岁14两，17岁以上1斤7两（此处为老秤，16两为1斤，下同）。另外为了奖励社员节约用粮，少吃一个馒头给2两粮票，作为社员个人储备粮。第二是每月向社员公布一次账目，做到日清月结，便于社员对自己的伙食心中有底。第三是为了照顾社员亲友来往吃饭问题，规定社员可以把自己节余的粮票给客人在食堂吃饭。“大跃进”后一些农村实行准军事化,农民列队下地生产。有病的社员则可在食堂吃病号饭。
徐水实现全县食堂化后，“每天节约10万个小时，以10小时为1个工作日计，等于每天增加1万个劳动日”（《全县妇女劳力大解放，行行业业出状元》，《徐水报》1958年7月8日）。据徐水县委介绍，由于生活集体化，不但彻底解决了下地集合等齐的窝工现象，还便于支配劳动力，平均每人每天增加了3个小时的劳动时间。该县南城农业社有94户，过去每户平均有一人因家务缠身不能参加生产，食堂建立后，只需10个人做饭，腾出了84名妇女劳力。由于吃饭及时，行动统一，又提高工时753个，等于增加了63个劳动力。按如此推算，徐水全县仅食堂化一项，就可解放劳动力47119名，加上由于吃饭时间统一增加的工时，可折成劳动力32000个。
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4)
徐水县委所折算出的由于兴办公共食堂而节约出来的劳动力，自然不可全信。要是果真能节约那么多的劳动力，食堂无疑是“优越”无比。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大跃进”启动以来，农村劳动力出现了严重的不足，客观上要求更多的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参加农业生产。伴随大办水利，县、社大办工业，以及随后出现的全民大办钢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被抽调去参加“野战兵团”，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一些老弱病残，的确需要比以前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办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等所谓家务劳动社会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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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革命”(1)
除了河北的徐水，较早实现农村公共食堂化的，还有河南的一些地区。1958年6月，中共沁阳县委向其上级新乡地委报告说，截至本月23日，全县已有357个农业社建立各种食堂1236个，参加食堂吃饭的有19669户，占全县总户数的％，共有7522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其中全民食堂825个，参加的有15072户。水北关、肖寺两个乡已实现了食堂化，参加食堂的户数占到了总户数的％。其他未建立食堂的社，也正在积极筹备建立。
沁阳县委在报告中还说：“食堂大量发展的事实给了‘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一个有力的批判。食堂的大量建立，不仅没有遭到群众的反对，而且迅速地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拥护。广大群众不仅积极地入伙参加食堂，而且积极地带料带家具，支持食堂的发展，不仅有效地挖掘了大量的劳动潜力，解决了劳力不足的困难，而且是改造农民，使其树立共产主义思想、集体观念的一个有效措施，又是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生活习惯的大革命，是党的总路线的具体体现。”
沁阳县委总结了办食堂的“巨大无比的优越性”，比如能够让社员树立集体主义观念与提高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有利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贯彻实行。合作化后，生产是集体的，但生活是分散的，经常发生生产集体化与生活散漫的矛盾，食堂作为集体生活单位，可以改一家一户散漫的生活习惯为集体生活习惯，不仅便于生产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且有助于树立群众的集体观念和提高社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克服私有观念。因此，办食堂不单单是有利于生产，而且是生活习惯和思想觉悟的一场革命，是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革命。由此可见，公共食堂在创办之初，就被上升到了树立农民的共产主义思想，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高度。
沁阳县委还认为，办公共食堂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巩固了合作社的组织。理由是集体生活方式，适应于集体生产，使群众的生活制度化、组织化，有利于对社员进行教育，从而巩固合作社。此外，办公共食堂还可以把妇女从琐碎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劳动出勤率和生产效率；节约开支，计划用粮；有利于改造懒汉；因生活小事吵嘴打架的现象大为减少等等。在这个报告中，沁阳县委总结出了公共食堂的十条优点。
沁阳县兴办的食堂主要有四种形式：第一种是全民食堂，也就是所有人口全部在食堂吃饭，全家全民集体生活；第二种是半食堂，它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各家做馍，在一块喝汤，另一种是在一块吃一顿或两顿饭，晚上各家仍旧各自做饭；第三种是专业队食堂，即某一专业队的生产人员在一块临时起火做饭；第四种是单身食堂，毫无疑问，就是单身汉在一起组织食堂。
对于后三种食堂，虽然社员也在一块吃饭，但并未取消社员的家务劳动，对于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观念”的培养也不及全民食堂。所以，沁阳县委认为，全民食堂是今后食堂的发展方向，应当将各种形式的食堂过渡为常年的全民食堂。
这些食堂办起来之后，粮食问题如何解决是一个大问题，沁阳在这个问题上有五种处理办法：
第一种是按个人定量标准发给每人粮票，吃多少，买多少，交多少粮票，钱算钱，粮食算粮食。第二种是不发给个人粮食，只宣布各家的标准，实行饭票制度，以饭票代替粮票，吃多吃少不限量，但每天或几天核算一次，公布各户超支或节约的情况，使各户自行掌握标准。第三种是按人口多少、年龄大小给以定量。第四种是按人头给粮食，吃多少给多少。第五种是没有限制，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最后一种办法浪费很大，有些食堂最多的每天吃到了人均2斤粮。这五种办法出现后，沁阳县委认为还是第一、二种办法好，要求全县大力推广。
到这年7月上旬，河南淅川县也基本实现了食堂化，全县共建立农村食堂3986个，并且全部为常年食堂，加入食堂的农户89136户，占全县总农户数的。淅川县委将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总结为六个方面：一是挖掘了占人口一半的农村妇女劳动力投入大生产运动，建立食堂后全县每天可节约24568个劳动日；二是大大增强了社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提高了集体主义觉悟，在饭堂里就可以进行总路线的宣传，而且男女老少都能受到教育；三是节约粮食和柴、油的开支，仅烧柴一项，全县每月可节约柴20万担，全年则可节约240万担，以每担一元计算，折款240万元，可买112辆解放牌汽车；四是便于计划用粮，控制粮食浪费户，减少农业社粮食分配的手续；五是由于食堂食物集中管理，炊事人员专业，便于提高技术讲卫生；六是增强了家庭和睦，社员因家庭生活琐事发生吵嘴、打架、闹分家的现象大大减少。到7月上旬，河南修武县16个乡的245个农业社中，有13个乡的128个社办起了不同形式的公共食堂212个，参加食堂的有11809户，29241人，占全县总户数的，总人数的，每个食堂平均户，人。修武县委在一份关于农业社办食堂的专题总结报告中说，由于食堂的建立，全县共腾出了9779个劳力参加生产，周庄乡的四个农业社原有195人根本不参加劳动，成立食堂后出勤率达到了100%。修武县委认为，农业社办食堂有十大好处，如能使妇女从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能提高出勤率和劳动时间；社员上下工一致，能做到生产休息两不误；可以减少生产费用，提高社员的生活；可以节约粮食；一些原来借口没人做饭不参加劳动的人没有借口了；能够增加社员间的团结友爱，养成社员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品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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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革命”(2)
至7月22日，河南林县共建立常年食堂3496个，吃饭组（居住分散的社员合伙做饭）27个，参加农户93514户，占全县116402户的。全县43个乡都建立了公共食堂，其中食堂化的乡37个，占总乡数的86%；全县523个农业社中，建立了公共食堂的有502个，占农业社总数的96%，其中的426个社实现了食堂化。
从这年5月起，河南遂平县一些农业社就开始建立农忙食堂。到8月中旬，已建立各种食堂2139个，参加食堂的户数达73231户，占总户数有，在食堂吃饭的人数达326105人，占全县总人数的。遂平县公共食堂吃粮标准的掌握和处理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粮食统一由食堂扣除，食堂按人定量发给各户粮票和餐票，由各户自己掌握，买多少饭交多少粮票，定期结账，各户节余超支均归自己，但节余的粮食需交食堂，由食堂折价给社员，全县有这样的食堂529个；第二种是按人定量发给社员餐票，吃一顿饭给一次票，这类食堂全县有1550个；第三种是吃粮不加限制，随便吃，这类食堂总数不多，共有60个。
虽然公共食堂一出现，就上升到了“共产主义幼芽”的高度，但干部、群众的顾虑还是颇多的。以河南修武县为例，对于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尽管有很多人拥护，并积极投入这一运动，但是，它仍然受着一种习惯势力的阻碍，因而有一些人反对，有一些人顾虑重重”。具体来说，群众的顾虑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认为入了食堂不方便，大家吃啥自己也得吃啥，以后吃不上小锅饭。二是担心入食堂后“吃马虎”，算不清账，自己吃亏。三是觉得大家在一起吃饭合不来，有的社员说：“一家人吃饭还吵嘴咬舌呢，这样多的人怎能搞好呢？”四是怕今后来了客人不好照顾。而沁阳群众的担心是：怕不自由，怕吃不好，余粮户怕吃亏，会过日子的社员担心浪费，还担心年老体弱者、小孩、产妇、病人不合口味，家里来了客人怎么办。沁阳的干部则主要是担心食堂办不起来，办起来也不好巩固。
的确，众口难调，做好一家人的饭菜都不容易，何况几十家农户合并到一起吃饭。但是，“大跃进”发动之后，各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脑子发热，公共食堂一出现就对其赞赏有加，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负面作用。
当时人们有一种片面的认识，认为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劳动，过集体生活，就能克服家庭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思想。此时宣传舆论正在对个人主义大加批判，提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并且认为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表现，公共食堂则是克服个人主义的一种好形式。
对于合作化后的广大农民来说，经过多年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相当多的人的思想意识里，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是十分信赖的，他们认为，凡是上级提倡的，就应该无条件去执行。
农民产生这种认识也不奇怪，土地改革使他们获得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在随后的合作化运动中，虽然也有少数富裕中农不很情愿，但当时农村在土地改革后已经出现的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使不少农民感到长期的单干生活是不稳定的，加之舆论对两极分化的危险性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前景作了广泛的宣传，使他们很快就完成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全过程，完成了从个体农业到农业集体化的历史性转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广大农民从自身的感受和对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新气象的观察中，从各种宣传舆论的熏陶中，对党和政府产生了巨大的信任。因此，当各级组织大肆宣传公共食堂优越性时，他们中的多数人对这种“优越性”并没有多少怀疑，这也是公共食堂很快能兴办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各家各户分散做饭与合作社的集体劳动的确有不协调的一面。合作社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1955年底，全国组织了190多万个农业社，入社农户达7000多万户，平均每社有户。到了高级社时期，每个高级社农户的数目则比初级社有了更大的增加。1956年春，全国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高潮，据1956年3月底的统计，全国农业社的数量减少了个，但入社农户增加了3122万户，平均每社户数增加到了98户，其中初级社平均50户，高级社平均达到了250户。高级社一般按照生产经营的范围、生产上分工作业的需要及社员的居住情况等，划分为若干生产队，作为农业社劳动组织的基本生产单位，生产队的规模一般是几十户。生产队的生产劳动都是集体性质，而各家各户分散做饭，吃饭的时间难以一致，这也就使得出工常常不齐，要等齐社员才出工，势必要耽误时间。办公共食堂集体吃饭后，解决了社员因吃饭时间不一致而出工不齐的问题，这也是各级组织极倡导兴办公共食堂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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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要提倡”(1)
到1958年7月，河南新乡地区的公共食堂有了很大的发展，所辖的林县、沁阳参加食堂吃饭的人数都占总人数的90％以上，实现了食堂普及化，博爱、修武等县也实现了乡乡社社有食堂。但是，食堂开办之初，还是有不少社员对这种事实上的大锅饭心存疑虑。
1958年7月21日，河南省妇联新乡专区办事处党组在一份《关于农村举办全民食堂向地委的报告》中说，在办食堂开始之时，较普遍地存在如下几种思想：贫农、下中农和青年人积极拥护；富裕中农则是试试看，如果不好就散摊，他们怕降低生活水平，怕不自由；老年人怕人多事多不好办，担心婚丧嫁娶、人来客往怎么办，怕天阴下雨刮风吃饭不方便；妇女担心食堂办不长，怕垮台；劳力多的怕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能多劳多得按劳取酬，担心平时不好好劳动的懒汉一嘴插到大锅里一样吃；较懒的人有吃大堆的思想，总说“吃着，说着，总不会叫饿着”；勤俭持家的农户怕入食堂后把粮食拿出来，食堂办不好把粮食也搭上了；有的干部怕办食堂粮食超过指标，并且觉得办食堂麻烦。
这份报告反映出来的农村干部群众对开办公共食堂的顾虑，并不只是新乡一地的个别现象。公共食堂的出现也并不完全是新生事物，在互助组、初级社时期就在农村出现过，但那时都是农忙食堂，极少有常年食堂，而且参不参加食堂，群众完全是自愿的，而全民食堂的开办，社员不但要全家去食堂吃饭，而且常年吃大锅饭，这必将给群众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群众所担心的，集中起来，一是生活不习惯；二是老弱、产妇、病人不能照顾；三是搞平均主义。虽说公共食堂一出现，各级组织就将其作为“共产主义的幼芽”来大力推广，宣传种种优越性，但群众的顾虑却是有事实根据的。
任何一个地方公共食堂的开办，群众对此不外乎是这几种态度：一是积极拥护，二是表示反对，三是观望。1958年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发表了一篇关于京郊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据调查报告介绍：
积极拥护赞成办食堂的是贫农、下中农、单身汉、小孩多而劳动力少者，还有妇女，特别是青壮年妇女，以及口粮标准低的缺粮户。这些人迫切要求摆脱许多家务劳动，以便积极参加生产，同时也好改善生活。
表示反对的，首先是富裕中农，以及有额外收入的家庭。他们在家里伙食吃得好，怕参加公共食堂后，降低了原有的生活水平。有的人甚至先在家里杀鸡买肉，大吃几餐后，才参加公共食堂。其次是懒汉，他们怕办公共食堂后被动员出来干活。
另有30％左右的人对办食堂持观望态度，他们在等待，盘算着在哪里吃饭省钱，如果在公共食堂吃饭比在家里省钱的话，就愿意加入，否则不加入。
这份调查中提及的社员对开办公共食堂的态度，大体反映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社员对办公共食堂出现的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在当时却被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把办食堂看成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愿加入食堂则被视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就此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所谓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早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高潮时就开始了，当时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农村出现的退社风潮，集中批判的是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村的地主、富农阶级均已被消灭，进入合作化后，富裕中农就被看成是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此时，对公共食堂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相当多的农户是富裕中农，所以将入不入公共食堂作为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似乎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自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出现之后，鸣放辩论的背后，并不是说什么言论、什么思想都可以放出来，都可以平等讨论或自由辩论。所谓大辩论，实际上是大批判。鸣放的目的，其实也是要把各种错误（姑且这样认为）的思想和议论引出，供随后的批判之用，颇有点“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歼之”的味道。所以，围绕公共食堂展开的“四大”，目的也就在于解除办公共食堂的思想阻力，一旦将吃饭方式这样的生活问题也上升到了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高度，这种大辩论的结果实际在辩论之初就已经确定。走资本主义道路本身就是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在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进行广泛宣传之后，广大农民也深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怕。这种可怕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他们对资本主义有什么切实的感受，而是一旦沾上资本主义的边，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并由此招来批判和斗争，1952年“五反”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是一个很臭的名称。如此一来，即使有社员对公共食堂有疑虑，有担心，不愿加入，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公共食堂的大潮之中。
“这件事要提倡”(2)
公共食堂开办之初，还没有做到“放开肚皮吃饭”，多数食堂有定量限制，食堂比较普及的河南新乡地区，食堂吃饭有这几种办法：第一种是按国家粮食供应标准，以人定量发给本人，每10天或15天预支一次，由社员自己掌握，全家可以相互调剂。第二种是按照国家粮食供应标准，拿出大部分以人定量，分别计算出每户每天应得的馍和汤，其余少部分按每月劳动日平均分配。第三种是按各户的人数以人定量，采取中间不动，肚大肚小的加以调剂，调整后平均分配，不够的可以多买。第四种是不定量，在食堂尽管吃，但不准带走。第四种只有极个别的食堂在执行，实际上开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先河。新乡地区办食堂以来，一般吃饭标准是每人每天1斤2两至1斤半，最少的14两，有的食堂在农忙时吃到了每天2斤。伙食标准一般是每月5~7元。全地区绝大部分食堂实行饭票制，票额有1分、2分、5分、7分、1角，由社、队统一印发给各户，凭票在食堂吃饭。
在人民公社化之前，全国不少地方相继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公共食堂，报刊上也对此有过零星的介绍。1958年6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步兵学校曹尊标的《“十月”农业社的食堂》一文，这是中央大报最早一篇关于公共食堂的报道，尽管此前《人民日报》在报道中也提到过农村食堂，但没有详细的内容。这篇报道不仅介绍了南京郊区十月农业社食堂的开办经过，而且以访谈的形式介绍了食堂的好处。不过，这个食堂与后来人民公社时期的食堂是有区别的。首先是吃饭多少有限制，食堂按每人的计划量发给社员粮票，如果吃超支了，要在工分中扣除，除了应得的基本口粮外，社员还有工分粮票。社员休假、生病，或者不想在食堂吃，可以拿粮票把粮食换回去，所以社员吃不吃食堂还是自由的。其次是食堂吃菜要钱，菜价从一分到五分不等，食堂有一张“饭菜一览表”，社员想吃什么，就把自己的姓名牌挂在菜单下的木板上，由食堂去做，到时用饭票、菜票去买，社员自留地的菜也可以作价卖给食堂。这实际上有些类似于机关和厂矿企业的职工食堂。
1958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社办食堂一箭双雕》的报道，内称，最近湖南邵阳、桃源县，湖北公安县和福建安溪县部分地区的农业社，在农业生产大跃进，劳动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社员根据自愿参加的原则，经过试点举办公共食堂，受到群众欢迎。这篇几百字的报道，用了一半的篇幅介绍了福建安溪县委合作部总结的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如吃饭时间一致了，社员出工、开会和学习都不再互相等待了，可以节省出许多劳力用于生产；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解决了单身汉无人做饭的困难；计划用粮，不吃过头粮；改善了卫生状况等等。这是《人民日报》首次将食堂的优越性见诸报端。作为全国最权威的报刊对公共食堂的推介，对各地公共食堂的开办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则报道配发的短评，更是倾向明显。短评说：
公共食堂的好处很多，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增加了生产劳动者和生产劳动时间。大量的妇女可以从繁琐的柴米油盐中解放出来，投入生产劳动。单身汉的生产劳动时间，也因为有了食堂而可以增加。一般劳动者吃饭时间一致了，就可以省得在生产时你等我，我等你，耽误时间。另一方面，是对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大有好处。从前在做饭和吃饭问题上发生的争吵将大大减少，人们的团结将日益加强。人们的智慧从个体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向集体事业和文化、政治方面发展。这对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也必能产生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也纷纷创办起来。至1958年6月中旬，湖北省荆州地区参加食堂的有107万户，占全区农户的％。广西石龙县至7月2日，全县建立集体食堂26655个，实现了村村食堂化。7月初，北京市郊区以生产队为单位，已办食堂1849个。公社化前，湖南全省的农业社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洞庭湖滨的常德专区有9103个农业社，办起了8万多个公共食堂。武冈、邵阳、新宁、桂东四个县，加入食堂的农户达85909户。另据1958年8月19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已建立公共食堂31万多个，参加食堂的群众占全省总人口的71％；辽宁已办农村公共食堂18000多个；青海省农业区24万多农户，全部参加了公共食堂。
“人民公社好”(1)
1958年的“大跃进”，的确激发了中国农民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以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出现，各种“大办”的遍地开花，带来了劳动力的普遍紧张。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中去的要求，客观上刺激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的产生。一些农村还兴办了“农业大学”或“红专大学”，甚至组织农民吟诗作画学哲学。在1958年这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一向寂静的中国乡村此时显得格外沸腾，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大跃进”启动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这些高指标又导致了浮夸风的盛行。从1958年春开始，农业生产的浮夸风开始露头，到了夏秋间，各种虚报浮夸就美其名曰“放卫星”。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人既为“大跃进”取得的一个个“成绩”所鼓舞，同时又认为，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已经空前地发展起来，于是情不自禁地开始描绘中国未来的美好蓝图。
1958年4月下旬，刘少奇去广州向毛泽东汇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情况。据他后来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在火车上，他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等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吹公社，吹乌托邦，还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要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此外，还吹空想社会主义，吹托儿所，生活集体化，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等等。车到郑州时，刘少奇还对河南省长吴芝圃说：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你们可以试验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