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周恩来在伯延公社的三个食堂吃了饭。
第一个是公社食堂。因为中共中央有规定，在经济形势没有好转之前，领导人带头不吃肉、蛋、禽，公社干部不敢破这个规定，但又觉得堂堂总理来吃顿饭，不能太差了，于是给周恩来准备了馒头、红薯和面条，另外炒了四个素菜。周恩来感到公社食堂不能反映整个食堂的情况，决定第二天去一个大队的食堂吃饭。由于公社干部事先打了招呼，等到周恩来去时，社员已经提前打饭走了，结果在大队吃的与公社食堂的没有两样。第三天，周恩来提出要换个食堂吃，干部们没有准备，只得领他到了先锋街大队的第六食堂。到食堂时，社员们已经吃过饭了，在同食堂炊事员聊天的过程中，周恩来掀开锅盖一看，里面只有一点吃剩的玉米面糊糊，于是就着咸菜吃了起来。这顿饭，使他了解到了食堂的真实情形。
在伯延公社，周恩来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谈话。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率地对他说：“你幸亏来得早，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张二廷解释说：“地里收不上来，就是地里收个斗儿八升的，也轮不到你，我们就在地里生着吃了，你又不在地里守着。国库里的粮食两年吃不完，三年扫扫尾，到那时还有啥吃的。”对张二廷的话，开始时周恩来还有点不高兴，听他这么一讲，觉得这个农民讲的很有道理。周恩来在5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说：这样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能把我们看做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
在调查中，周恩来发现，不少社员对公共食堂很不满。于是他提出找一个食堂进行一下试点，宣布自愿加入食堂，不愿入的可以把粮食领回去。当时估计会有20％的社员留在食堂。结果，试点的胜利街大队第一小队宣布这个决定后，除了炊事员外，其余的社员全都退出了食堂。
5月7日，周恩来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在电话中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吃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社员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记工评分的办法。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意见极为重视，当即将电话记录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
因为公务繁忙，在邯郸调查期间，周恩来两次回到北京处理国际事务和接见外宾。5月11日至13日，周恩来在邯郸市交际处听取农村工作汇报，参加汇报的有已先在这里进行调查的中央调查组组长谢富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河北省长刘子厚。还有河北部分地、市、县的领导。
汇报中，谢富治说，成安县小堤村的党支部副书记两口子都互不敢说出不愿办食堂的真实思想。周恩来说：“看闹得多紧张呀！我原来也在食堂吃饭，后因吃饭时间老赶不上。政治局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在食堂吃饭，这能说是非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所以，不要把食堂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
“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2)
王维纲说，涉县沿头公社群众要求退出食堂。周恩来插话说：“我看了一个大食堂，一天需要20担水，800斤煤，4口大锅，一套大笼，800多人吃饭，真乱！他们还盖了一个新房子，还想盖楼，真浪费。”王维纲又说，社员对解散食堂很高兴，说他们现在不吃冷饭了，不两头冒烟了，亲戚也可以来往了。谢富治插话说，越搞得死，革命就越彻底。周恩来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原始社会的办法，我们要进入高级共产主义，而不是退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刘子厚汇报说，干部对解散食堂有顾虑，现在解散食堂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周恩来针对这一问题，讲了一段很长的话：
1958年时有物质，放开肚皮大吃，吃多了，食堂没有底了，把理想当成现实了。1959年，河北提出少办一些食堂，主席说可以自愿参加，办的不好可以散。庐山会议的时候，河南提出，食堂非办不可，还提出大搞食堂的优越展览。我当时就怀疑，怀疑的不是粮食，而是烧煤问题，他们说可以用柴烧，我说还是不要展览好。他们说物质丰富，条件都有了，可以这样搞。后来主席说，河南是假的，是骗人的。看气人不？庐山会议和北戴河会议，一再强调食堂要办好，甚至自留地也不叫群众要，收回来。伯延社员问“自留地还收不收”？中国有句古话“民无信不立”。我们搞了四十年的革命，就是讲的“信”，如果变动大就失信了，就食堂这一点讲，就失掉信用了。因此，做事情要讲信用。
现在是多数食堂散了，有人说，可能留30％～40％，我看留下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还是对的，再多就有问题了。本来办食堂是好事，现在成了怨声载道。在伯延搞了个私办公助，但现在看还不行。这样搞，多数人会不同意，他们要说你们不公平，否则，就会都进来。现在只用了四个字“给予便利”，这比较好。还有一个主观和客观的问题。有人说，单身汉一定愿意办食堂。反过来，也不是凡是单身汉都愿办食堂，或都不愿办食堂，什么事都不能绝对化。伯延有个单身汉，比我大一岁，生产很好，就是一直不在食堂。有人说妇女愿办食堂，我们说办食堂解放了妇女，但我在伯延问了三个妇女，都不愿办食堂。有人说，劳动力少，儿女多，无人做饭愿办食堂，可是伯延张二廷就是不愿在食堂，干部说这人思想落后，我看不是。还有人说，孤寡户愿意留在食堂。我们过去对以上四种人愿意办食堂的说法认为有道理，看来并不如此。所以说，什么事情都不能绝对化，不能主观片面。如何克服，就是调查研究。
我这次是来试点的，在伯延揭开了盖子，大家都要求在麦收前散完食堂，这个趋势已定。问题是不要一哄而散，特别是县委的同志，要帮助社队不愿散的同志卸下包袱，要防止简单化。过去搞食堂是为了生产前进，现在散食堂也是为了生产前进，因为食堂已影响了前进，散食堂依然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现在思想已经解放了，省、地已下了决心，要求县委的同志要慎重散好。
为了有步骤地解散食堂，周恩来要求各级干部做好九项工作：（1）房屋问题；（2）炉具问题；（3）粮食加工问题；（4）菜地问题；（5）油盐问题；（6）拉煤问题；（7）老弱孤寡挑水问题；（8）农村工作人员吃饭问题；（9）算账问题。在汇报会期间，周恩来还专程派人去武安了解解散食堂的情况，并在会上作了通报，他还就解散食堂后社员节约用粮、生产积极性的调动等一一举例说明，以证明解散食堂是符合现实和群众愿望的。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其他领导人对公共食堂的问题也很关注。广州会议后，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四省视察。回到北京后，他于1961年5月9日致信毛泽东说：
“就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情况说来，那里（按：指四川）的社员吃饭也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对人力物力浪费不少。一到西安，陕西省委对食堂的反映就十分强烈了。据他们汇报，多数群众愿意回家自己做饭，少数群众愿意留在食堂吃饭。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3)
朱德在信中还说，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即整苦了之意）：（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事人员把鬼日砸了。
朱德在信中还告诉毛泽东：河南荥阳县贾峪公社大滩生产队食堂是一个模范食堂，得到过县委的锦旗，可是全队36户中，除两户五保户和两户单身汉愿在食堂吃外，其余32户都要求回家吃饭。禹县干部反映，在食堂问题上，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食堂办不好，生产受影响；领导还叫干，群众有意见。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吃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即下降了40％～50％。
广州会议后，邓子恢到家乡福建漳州和龙岩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1961年5月13日，他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说：公共食堂“是包括城乡全体人民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我一回到龙岩边境就有许多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当时龙岩县委已宣传了‘六十条’，并允许某些老年人、病人、小孩多的户回家自炊，但绝大多数农民还要在食堂吃饭。群众基本口粮从4月1日起，也比以前增加了一二两到三四两大米。但食堂实际上仍是干饭加工厂。群众从食堂领回干饭后，不仅要在家煮菜，还要自己加煮一点粮食（如大麦、地瓜之类）；有的还要把从食堂领回来的干饭和菜混在一起煮虚饭来吃。因此，群众认为办食堂害多利少，甚至是有害无利”。
报告中，邓子恢列举了公共食堂“有害无利”的五点理由：
第一，办了食堂并未节约燃料，反而增加浪费。
第二，浪费劳力，一般100人的食堂要有六七个全半劳力为其服务，而每日三餐每户还要一个人负责做饭炒菜，并要到食堂去领取干饭，一天来回六趟，走了许多冤枉路。人数多的食堂则更不方便。
第三，增加了社员负担。一般食堂工作人员都由小队计工分，影响到本队劳动工分值降低，食堂煤炭也由社员分担；食堂种菜劳力也是从小队抽出的，种的菜并不好。
第四，食堂工作人员和大小队干部普遍多吃多占。经过他们多吃多占，社员口粮普遍比定量要减少10％以上。社员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这是最为群众所不满意的。食堂工作人员之所以克扣社员口粮，一是每个人的口粮标准都很低，多吃多占一点，在所难免；二是食堂工作人员怕粮食损耗，要扣留一点，以免亏垫。可是，所扣粮食在月底有剩余的，并未分给社员，而是由干部私分，或作了夜餐。
第五，食堂不仅克扣社员口粮，而且克扣其他副食品和日用品，如油、酱、盐、鱼、海带、糖、火柴等。这些东西原由分销店供应，社员凭证凭票购买。办了食堂之后，取消了分销店，改由食堂供应。商业部门把这些物品按人口发给食堂，社员参加食堂者由食堂供应，实际上克扣了很多。不在食堂吃饭的则完全不供应，群众对此意见更多。
在调查中邓子恢发现，办食堂已成了妨碍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最大障碍，群众纷纷要求解散食堂，大小队干部也赞成停办食堂，但干部又不敢做主将食堂解散，主要的顾虑是怕犯右倾错误。干部们说，郑州会议后，各地的食堂曾经停办过一段时间，但1959年冬的“反右倾”又把食堂恢复起来了。这次“农业六十条”草案虽然提出了“自愿参加”的原则，但其中有一句“积极办好”，如果现在停办，将来上级会抓住这句话来责备。也有的干部说，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如果不办好，岂不是反社会主义吗”?
鉴于此，邓子恢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议：“在目前口粮紧、副食品缺少的地方，食堂应该全部停办。当然大忙季节要办农忙食堂，群众也有此要求，但也应采用由各户自己拿米到食堂蒸煮的办法。至于单身汉和孤寡老人，平时也要办部分人食堂，但要重新改组，不能将现有食堂这批人马原封不动地留下，菜地也应该转归小队所有，作为商品菜地。食堂账目应该清算公布。”
不约而同的结论(1)
中共中央派往各地的调查组，也在他们的调查报告中如实反映了公共食堂的缺点和弊端。
由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率领的中央河南长葛调查组发现：公共食堂是“目前农村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调查组到来之前，该县和尚桥公社的食堂已大部分散了伙，整个全县已有70%的食堂相继停办，余下来仍在勉强维持的，群众都在等待观望，只要干部一松口，也会马上停办。一些干部曾担心食堂解散后会影响社员出勤，调查组发现事实正好相反，社员利用早晚时间推磨并没有占用干活的时间，有辅助劳力的，连在家做饭的时间都不占，而且让社员在自己家里做饭，还可以把30%左右的劳力从食堂中节省下来，全部投入农业生产。食堂停办后社员自己吃粮精打细算，再加些野菜，比过去吃得好，吃得稠。调查组所到的3个大队，自从食堂解散后，浮肿病人显著减少。宗寨大队在食堂解散前，有浮肿病人145人，此时只剩下27人，小孩子的面色也好看了许多，大人干活也有劲了。过去在强调办食堂的重要性时，一些干部总是说贫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樊楼大队的第五生产队共有49户，调查组除了3户地富外逐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是不论贫农、中农，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再办食堂，只有几户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
能节省劳动力曾是公共食堂的一大“优越性”，实际情况是食堂不但不能节约劳力，反而占用了大量的劳力。和尚桥公社宗砦大队第四生产队食堂有316人吃饭，炊管人员就有28人，占全队整劳力的24%，其中磨面的16人，炊事员9人，事务长1人，会计1人，监灶1人。而该大队全部7个食堂共有劳动力452个，炊管人员竟有186人，占总劳动力的415%。社员们说：“食堂把干部、劳力占去一半，下地干活的净是些老婆娃娃，一天干不了半天活，三个劳力不顶一个用，照这样弄法，再过一年吃啥？”
这年5月初，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率一个中央调查组到四川简阳平泉公社的石子大队，就公共食堂问题作了一次专题调查。这个大队共有7个全民、全日、全年的“三全”食堂。由于过去总是讲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调查组刚来时，社、队干部和社员在食堂问题上仍顾虑重重，干部怕自己说错了话再来一个“反右倾”，社员们则怕说食堂不好挨“辩论”，所以都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调查组5月2日进村后，有意采取“放”的方针，号召干部群众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放”的结果是全大队的7个生产队中，第二生产队有92%的社员主张办食堂，第三生产队有50%的社员主张办院坝食堂，其余五个生产队的绝大多数干部社员都要求退出食堂。全大队除第二生产队外共有237户，表示参加食堂的有16户，占总户数的。
调查组没想到有这么多的社员不赞成办食堂，认为群众要求退出食堂，可能是干群关系不好造成的，乃从5月6日起向群众反复说明食堂是社员集体的公共福利组织，食堂应该实行民主管理，要求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号召群众向干部提意见。于是，干部们纷纷表示要把食堂办好，自己带头吃食堂。这样一来，除了第二生产队坚持办食堂，第一和第七两个生产队坚持解散食堂的态度没有变外，原来多数人要求解散食堂的第三、四、五、六这4个生产队，多数人又表示要参加食堂。据5月8日的统计，除第二生产队外的237户中，表示参加食堂的有131户，占总户数的。
为了弄清楚干部社员对办食堂的真实想法，调查组通过个别访问、干部座谈等方式，对社员办食堂的态度进行了逐户的分析，了解到5月6日后表示参加食堂的社员，其实真正出于自愿的并不多。调查组对其中的100户作了分析，发现自愿参加的只有45户，其中包括6户干部，其余是单身汉和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孤寡老弱户，也有少数因家庭不和愿在食堂吃饭的。表示暂时参加的有47户。这些户之所以参加食堂，是因为他们现在回家做饭还有困难，如果粮食和副产品分到户，划定了私人的柴坡，分配给一定的菜地，他们就退出食堂。另外8户则是在干部的影响下勉强参加食堂的。
不约而同的结论(2)
通过深入的调查分析，调查组认为，这个大队坚决参加食堂的人占10%~20%，如果除去其中的干部，这些人中半数是因为独立生活有困难而离不开食堂的。自愿退出食堂的占50%；本意要求退出食堂，但在目前条件下勉强参加的占30%。如果口粮、柴坡和菜地等问题得到解决，将有80%左右的社员退出食堂。
在调查过程中，调查组召开了几次社员大会，由社员谈自己对食堂的看法，一部分愿意参加食堂的社员谈到了食堂的好处，但调查组听到更多的是谈食堂的缺点。社员丁祖昆说：“过去不敢讲食堂的坏话，怕挨斗，现在趁早散伙，可少死人。”女社员苏秀贞说：“这几年硬是吃的受气饭，再不退伙，肚皮都要气爆了。”办食堂社员埋怨干部多吃多占，利用职权扣饭减粮，可干部们也有一肚子的委曲。第五生产队队长丁继祥说：“办食堂就像捏个麻雀，捏紧了怕它死，捏松了怕它飞。”
经过此次调查，调查组认为：“目前形式的大多数食堂，如果继续坚持办下去，即使增加一些‘小自由’和采取改进食堂的一些措施，一般地可以肯定是弊多利少。反之，如果让绝大多数的社员回家做饭，对少数困难户根据他们的自愿，帮助他们组织生活互助组，或者办几户、十几户的院坝食堂或农忙食堂，这样做一般也可以肯定是利多弊少，或者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驻河北邯郸的中央调查组组长谢富治在报告中说，调查组一进村，群众就问：“食堂要不要下放到户?”又说：“食堂好比紧身袄，穿在身上怎么也不自在。”邯郸调查组刚到一个大队调查时，发现80％的社员赞成回家做饭。这时，大队一位副支书说话了：“食堂不能散，食堂是方向，解散食堂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谁要散，要经过县委批准。”群众听干部这么一说，都不敢退出食堂了。为了让群众表达真实的意见，调查组在五个生产队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公决。投票的结果是90％的社员赞成停办食堂，愿留在食堂吃饭的社员只有10％。
中央辽宁海城调查组负责人胡耀邦在报告中说：青壮年、妇女、老年人、基层干部，没有一个说食堂好话的。干部们说：自从办起食堂，通常有一个干部顶着，不是丢就是坏，不是修就是补，不是吵就是闹，这个说“饼子有大有小”，那个说“勺子长眼睛啦”，伤透了脑筋。干部们表示，宁肯领导两个生产队，也不愿分管一个食堂。
中央驻河北安国、徐水调查组负责人###在报告中称：两县不少社队食堂已经散了，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出现了一批“支应食堂”或各户轮流派代表去食堂吃饭的“代表食堂”。对于食堂，社员们最有意见的是食堂工作人员多吃多占，有的食堂炊管人员自己承认，他们每月要吃到40多斤粮食，比社员要多一倍，这种情况，造成群众之间、群众同干部之间不团结。此外，社员们还认为办食堂不利于积肥，浪费劳力和燃料，扩大了供给制部分降低了工分值等。
各中央局直至县委派出的调查组，通过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也是食堂不能不散。
1961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调查组到陕西蓝田县三里镇公社的农光生产队进行调查。调查组发现，干部、社员议论最多、反映最大的是公共食堂问题。这个大队在1958年8月仅半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食堂化，由于一开始就搞“吃饭不要钱”，食堂只办了四个月就吃了全年口粮的一半还多，针对这种情况，蓝田县委提出“食堂不散，分户做饭”，食堂实际上名存实亡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整风“反右倾”，主张解散食堂的人不加区别全遭批判，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社会主义是天堂，公共食堂是心脏”，“反对食堂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到1960年2、3月间又全部恢复了食堂。
调查组从座谈和个别访问中了解到，90%以上的社员不愿参加食堂，只有不到10%的人愿意在食堂吃饭。社员们主张不办食堂的理由是：（一）食堂占用的劳动力多。一般要占生产队劳动力的20%左右，多的达25%，而且多是“硬邦邦的强劳动力”，其中不少是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不但如此，社员把饭打回家后，还得加些野菜再做一遍，结果是“两头冒烟”，更浪费时间。（二）烧柴有困难。全大队每年集体收获的柴，不过150万斤，而食堂全年需要500万斤左右，每年的秋末冬初80%的劳动力上山割一个多月的柴，加上社员零星收集的，才够食堂烧。到了冬天，社员家里取暖还得烧柴，所以办食堂更费柴。（三）粮食标准本来就低，却要过保管员、管理员、炊事员、磨面的等几关，每一关都拿一点，社员吃不到定量。（四）社员对管理员、炊事员不信任，这些人换来换去，增加了社员间的矛盾。（五）食堂做饭，私人养猪没有潲水，影响了社员养猪积肥。（六）亲戚朋友来往吃饭不方便，有时还得受气。（七）排队打饭、等饭的时间比自己做饭的时间长，还不如过去各家自己做饭出工齐、出工快。（八）食堂困难多困难大，干部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食堂上，把心费砸了，还是管不好。
不约而同的结论(3)
青海省乐都县汉庄公社的下营大队1958年公社化时办了四个食堂，1959年春天一度停办，1960年春又全都恢复。食堂恢复之初，要求群众“带粮入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每一户派一名代表到食堂去吃饭，办成了“代表食堂”。为了让全体社员在食堂吃饭，干部们采取逐户搜查的办法，把社员家里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拿走，强行办起了“全民食堂”。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十二条下发后，由于允许社员打粮回家自炊，再也没有社员在食堂吃饭了，但食堂的招牌还在，干部们还不敢松口不办食堂，食堂所用社员的房屋和炊具也没有退，并且每个食堂还留一名管理员和炊事员。社员讽刺说：“管理员给炊事员打面，炊事员给管理员做饭。”
这年4月10日至5月24日，西北局派出调查组到这里进行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的试点，征求社员对食堂的意见，开始社员还不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后来经过“六十条”的宣传，又慢慢与调查组熟悉，才把满肚子的意见说了出来。事后调查组在给西北局的报告中说：“（社员）一讨论食堂就有讲不完的意见，并且火气很大，半夜不散且没有一个打瞌睡的。”讨论中有人提议：“（食堂）现在不办，等以后粮食多了时再办。”马上有人反对说：“气受够了，粮食再多，办得再好，也不吃食堂了！”话匣子一打开，社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这个说：“在劳动的时候，一想起食堂，刷地一下，就没劲了。”那个说：“只要不说不参加食堂是思想不好，不说不合政策，我就不参加食堂。”调查组问：“在家吃饭不是要耽误生产，影响妇女的休息吗？”不料妇女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用排队打饭的时间够在家做饭了”，“只要不办食堂，哪怕半夜出工也保险不耽误”。
这个大队的社员对食堂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口粮标准本来就低，又被层层克扣，管理员、炊事员多吃多占，口粮标准更是吃不到口，尽管炊管人员一换再换，但仍不能制止多吃多占的现象。调查组问一个社员：“要是你当管理员会怎样？”这个社员回答说：“我也非多吃多占不行。”二是排队打饭，耽误生产。三是办食堂不能养猪，以前没有办食堂的时候，每家都养一两头猪，有钱花，有肉吃，还能积肥，多打粮食，现在这个有194户的大队包括刚生下来的小猪，总共才六七十头。四是办食堂亲戚朋友来了没饭吃，不方便。五是基层干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办食堂上，削弱了对生产的领导。六是在食堂吃饭，“有面子的人打得稠，没面子的人打得清”，不办食堂，“眼里看不见，心里不受气”。七是四个食堂，每天得派4个人，12头牲口驮炭，浪费人力、畜力，在家吃饭，社员每天下地捎回一些柴草就解决了燃料问题。八是食堂不能按自己的口味调剂花样，在家吃饭忙闲稠稀也好掌握。因此，这个大队的社员对食堂问题的态度是“一致主张不办食堂”。
乐都县田蒲家生产大队的公共食堂也是三起三落。1958年8月，这里办了3个全日食堂，全体社员参加，开始搞“放开肚皮吃饭”，不算洋芋、蔬菜，每人每天吃一斤半面。到了10月，这3个食堂又合并成一个大食堂，吃粮标准由一斤半下降到一斤。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59年开春后，洋芋、蔬菜吃完了，口粮标准又下降到了5两。到了1959年3月，这个大食堂也就散了。庐山会议后，上级号召办食堂，但群众不愿办，为了应付上级，就办了一个“代表食堂”，每户参加一个人，带粮、带菜入伙，干部来检查，到食堂吃饭，干部走了，各自回家吃饭，这个代表食堂办了一个月也垮了。1960年5月，大部分社员的口粮吃完了，粮食靠国家供应，由于粮食不分给社员个人，而是直接拨给食堂，这个大队又办起了全民参加的全日食堂。
在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过程中，青海省委派了一个工作组来这个大队调查。这时，公共食堂已经垮了，当调查组提起食堂问题时，社员竟一致认为“食堂问题多，在家吃饭好”。他们向工作组历数了食堂的诸多弊端，如：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不约而同的结论(4)
（一）在食堂吃饭，口粮要过“五关”，定量吃不到嘴里。社员说，现在一天只有半斤粮，经过大队保管员、生产队保管员、磨面的、食堂保管员、食堂炊事员等“五关”后，过一道关少一点，一百斤粮最少短三五斤，一百多人的食堂，管理员、炊事员、队干部、磨面的总共有十几个人，这样一来，真正吃到社员嘴里就不多了。一个社员说：“一个萝卜几头切，社员能吃到几嘴？”他们说：“打面回家，有一两是一两，眼睛看着，心里放心。”
（二）食堂人多锅大，烧硬柴，破坏林木。这个大队没有柴山，离煤矿又远，食堂只好砍树作燃料。两年来，食堂烧掉大小树木1500多棵，积肥拆掉的40多间马棚、圈房的木料，也都烧了。社员们说：“再办食堂，树都砍光了。”这两年口粮标准低，食堂的饭不够，社员把饭打回家还要添些野菜、代食品再做一遍。而在家做饭人少锅小，东捡西揍，烧柴问题就解决了。
（三）食堂做饭费劳力、费时间，在家做饭，捎带就做好了。该大队有两个食堂，共有276个人在食堂吃饭，一个食堂需要一个管理员、两个炊事员、三人去砍柴，常年要12个强壮劳动力做饭，占了全大队总劳力的1%，加上磨面的、采集和加工代食品的、摘菜洗菜的临时用工，全年共要用1685个劳动日，占了全年总劳动日的12%，如果加上食堂11亩菜地的用工，这几项占去了全大队15%左右的人工。由于食堂人多，排队打饭往往需要一个多小时，比自己做饭的时间还多。社员们说：“有到食堂打饭的工夫，自己做凉面也吃上了。”
（四）食堂吃饭费用大。该大队的蒲家生产队食堂，1960年平均伙食费451元，占人均收入604元的65%，平均每人每月71元，如果在家吃饭，柴、菜、炊事员工分都不用出钱，每人每年只要18元就够了，比吃食堂能节约一半。由于食堂费用高，降低了工分值，许多社员生产不积极，这个生产队只有35户，却有8人装老装病不出工。
（五）食堂吃饭不方便、不自由。社员们说：“食堂吃一样的饭，每人一勺，多没有，少不打，不分老汉、娃娃、病人，都是糊糊。”
在讨论“农业六十条”草案的过程中，河北总结出了公共食堂十个方面的弊端。例如：
——办食堂费劳力。赵县滦城公社东柴村大队有110户516人，共167个劳力，全大队办了两个食堂，其中炊事员、管理人员16人，米面加工人员10人，经营菜地人员20人，还要10人天天为食堂运煤，食堂共计占用劳力56人，占劳力总数的30％还多。全大队的110户有75户社员家中有能做饭的老人和不能参加田间劳动的妇女，只有35户需要劳力自己做饭。按每个劳力做饭误工四个小时计算，全队一天只要用17个半劳力做饭，比办食堂还节约38个半劳力。
——费煤、费柴、费钱，不利于节约。过去历来不用煤烧饭的大队，因为人多烧毛柴误工而改烧煤，再加上烧煤不节约，浪费很大。武清县蔡村公社寺各大队280户，以前做饭都是用毛柴，办食堂后改为烧煤，1960年食堂仅烧煤就用去了32万斤。社员吃食堂的饭不顺口，从食堂领走饭后回家重煮的现象也很普遍，“食堂点火，家家冒烟”，又费了许多的煤和柴。
——食堂吃不好、吃不饱。社员们说，食堂吃饭要过三关，即粮食出库后的损耗；粮面加工员多扣；炊管人员和队干部多吃少给。结果层层剥皮，社员不能吃足分量。社员认为在口粮指标低的情况下，食堂不能采集野菜，加工又粗糙，不如自己做便于掺菜，做得细致，吃得饱。
此外，办食堂平均主义严重，降低了工分值，多劳不能多得；食堂没有糠、秕、泔水，减少了养猪、鸡的饲料，不利于发展家畜家禽；养猪少了，肥也少了，社员自己不做饭，炕坯肥和草木灰肥也下降，不利于积肥；食堂不利于团结，社员怀疑炊事员和干部多吃多占，炊事员不满意干部和社员的监督，社员之间也常为打饭而闹口角；食堂排队领饭误工太多，单身汉因为没有人排队，结果因“干活在前，吃饭在后”也不满意，办食堂不利于出工；办食堂也不利于度饥荒，人多没好饭，口粮标准低怎么做也做不好；办食堂还使干部牵扯的精力太多，影响对生产的领导。这样，河北干部群众讨论的结果是，目前办食堂的条件不具备，办下去不利于生产，不利于团结，主张积极领导散好。
不约而同的结论(5)
“农业六十条”草案公布后，湖北省新洲县委在该县仓埠公社毕铺管理区第三生产队征求干部和社员对食堂问题的意见。在开始座谈食堂问题的时候，干部和群众摸不着底，有顾虑，只说食堂好，不说食堂坏。干部先说好，积极分子也跟着说好，群众则不肯开口，与会者都不愿讲真心话。后来，一个小队长问县委干部：“要我们说假的还是说真的？要说假的，食堂百个好；要说真话，还是下放到户好!”
于是，群众的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了。有的说：“食堂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吃也得吃。你说食堂不好，就说你‘反对人民公社’、‘挖社会主义墙脚’，给你扣上一顶‘富裕中农思想’的帽子。罢！罢！罢！情愿吃点遭罪饭，不受那个冤枉气。”有的说：“食堂要是有饭有菜，有干有稀，有茶有水，就比家里强，像现在这样是脱了裤子放屁，费两道手脚，烧两倍柴，还不如家里方便。老是一点清水粥，吃厌了端起碗来就愁。要是一家一户吃，一样的东西能吃几样的饭，汤汤水水，舒舒服服。”
湖北省安陆县青龙公社孛畈大队第一生产队第四小队的食堂，有饭厅、加工房、伙房，喂了四头母猪，种了四亩菜，在当时是一个办得很不错的食堂。“农业六十条”草案公布后，安陆县委就食堂问题在此召开座谈会。
座谈会一开始，小队长说：“我们的食堂吃菜不愁，又喂了四头母猪，1960年那样大的困难都克服了，现在没有什么困难，改进不改进，照这样办下去就可以。最大的困难是十三个湾子（按：该队38户社员分散居住在十三个湾子里）不能搬拢来。”
分支部书记也说：“食堂已扎下了根，再不好改了。如果要改小，还有几个湾子，房子、用具也有问题。但是，照这样办下去，社员家里养猪、养鸡、照顾小孩又不好解决。”
小队长又说：“食堂是万岁之一，不办又散了筐，哪还能办社会主义！”
分支书也接着说：“社员在家里吃饭也有困难，出工不齐。”
干部说完后，社员对食堂提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一个住在食堂附近的社员说：“办个农忙食堂好，忙时大家一起好抢季节，闲时各人在屋里，又能喂猪、打杂事，生产又好抓。”
一个住得远的女社员连对办农忙食堂也不赞同，她说：“你们近，当然好，受罪的是我们。我们吃一顿饭，跑二里多路，小孩拿饭在路上泼了，我爱人气得不得了，说：‘办个###食堂，拿回去算了。’”
另一个社员马上接着说：“我同意!”这个社员非常认真地说：“我看不在于食堂不食堂，一切在于工分不值钱。1957年没有办食堂，个个起五更做饭，生怕别人工分抢多了。队长说：办食堂人快活些，做活多些。我看1957年，人还扎实些，粮食吃的还多些。”
在座谈会上，一个县委干部问社员：“是不是中农不想办食堂?”社员连忙解释说：“我们湾子小，一无地主，二无富农，只有一个五类分子，我们这几个人都是贫农。”
供给制出懒汉(1)
对于与公共食堂紧密相关的供给制，“农业六十条”草案仍坚持供给制和工资制三七开。各地在调查中却反映出不少问题，广大群众也纷纷要求取消。
1961年4、5月，邓小平、彭真在京郊的顺义、怀柔等县进行调查。5月4日，邓小平、彭真听取了调查组和县（区）委书记的汇报。先期在这里调查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汇报说，顺义县大红门大队1960年供给制支出是19万元，占总分配额的35％，按劳动工分应得与享受供给金额比较，占便宜的户共有142户。便宜户的情况可以分为七类：应该享受的6户（五保户、困难户）；不够五保户、困难户的老弱孤寡12户；劳动力少、人口多的30户；劳动力弱的20户；不出勤或出勤少的懒汉55户；富农4户；地主15户。
刘仁还汇报说：干部、社员分析出了供给制的四大毛病、三大好处。毛病是：（一）工分值降低，影响劳动积极性；（二）出懒汉。有的人懒得少出工、不出工；（三）出学生，等于集体供养学生，假期也不干活，学完都跑出去找事干了，农业用不上；（四）增加干部工作困难。三大好处是：（一）铁饭碗，人人有饭吃；（二）能培养第二代，不会因吃不上饭退学；（三）劳动力老了不怕没人管，可以进敬老院。
听完汇报，邓小平当即表示：三七开供给制不搞了，补助五保户、困难户。基本制度是按劳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彻底改掉死分死记。只要按劳分配，方法可以多种多样。
5月13日，邓小平、彭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实行的三七开的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的性质，害处很多。看来废除这种供给制，只对五保户和生活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两天后，北京市委就改变供给制分配办法给中共中央及华北局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根据北京市郊区和各县的情况，所谓三七开的供给办法，害处很多；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实行供给制的办法，则好处很多，两者利害比较，优劣极为明显。”北京郊区的许多公社，社员根本上拿不到工资；即使发工资的，工分也不值钱。近郊菜区的工资高一点，一个工分能拿到一毛钱，远郊区一个工分一般只能拿到五分钱，低的只值一二分钱。社员们说：“养个鸡，下个蛋，也比劳动挣工分强。”供给制使劳动力多、劳动好的户吃亏，吃亏户一般占总户数的40%~50%，多的达60%。群众对这种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很不满意，他们说：“供给制养懒人，养坏人。”“说什么吃饭不要钱，是不要死人的钱，可要活人的钱。”
邓子恢在龙岩调查时了解到，群众普遍反映供给制有害无利。主要表现在：其一，把工分值降低了。一般比1957年降低了50％～60％，甚至更多，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其二，一般地区供给比例在30％以内，比高级社时的公益金要高得多。由于供给面广了，供给量并不多，实际上五保户、困难户依然困难，超支户还是超支。其三，出了一批懒汉。其中有些人是偷懒不劳动，有些人则是不满供给制而不出工。
广州会议，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领一个调查组，前往陕西临潼县华清公社和长安县韦曲公社进行调查。关于供给制问题，王观澜在调查报告中写道：“社员和干部认为实行按劳分配、包五保户、补贴困难户的办法好得很。他们反映，高级社时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干部愁活少，社员抢活干’，‘社员做活挡也挡不住’。如果干部分配给哪个社员的活少了，活轻了，还认为干部对他‘有冤’。‘工分是命根子’是当时大家公认的一句话。他们回忆起当时‘活不够干，粮吃不完’的情景时，个个兴致勃勃，说得津津有味。讲到现在的情形：‘干活要队长挨门叫，叫也叫不动。’‘锣打破了人都叫不齐。’来了也是‘马马虎虎向前干，工分多少都吃饭’。”“许多干部主张包五保户和定时定量补贴困难户，其余的社员都按劳动工分的多少进行分配。认为这样办，‘可以治有劳不劳的人’，‘去掉依赖根’。”
供给制出懒汉(2)
河南省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砦大队1958年8月至1959年3月，在分配问题上搞公社统一核算，公社对社员实行衣、食、住、生、教、婚、病、葬的八包供给制，食堂吃饭不过称，社员吃饭不要钱，社员的工资由公社按四级劳力统一发放，同级别的社员劳与不劳、劳多劳少都得同样的工资。1959年4月至1960年11月底，大队成为基本核算单位，分配上实行粮、煤、盐、油、菜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这个大队在1960年的分配中，供给部分占87%，工资部分只占13%。由于供给部分过大，社员多劳而不能多得，少劳者有的甚至还多得。社员张文卿一家五口人，两个整劳动力，两个半劳动力，全年共挣得工分4800分，得工资59元，享受伙食供给185元，两者共计224元。如果按劳分配，应得289元，少得45元。女社员李爱香一家四口人，其丈夫外流，家里只有一个劳动力，一年挣得工分1790分，得工资23元，享受伙食供给126元，共计149元。如果按劳分配，只能得126元，多得了31元。由于供给与工资的比例不合理，导致社员生产情绪低落，出勤率低，劳动质量差，劳动力外流，超龄学生上学。东大路张生产队实行伙食供给制后，就有七个超龄学生重新上学。其中有一个人已经20岁了，早就不念书了，1960年却又背起了书包去读小学。
调查组对东大路张生产队调查的结果是，全队47户中，有40户赞成只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余的全部按劳分配。他们的理由是实行这种办法能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能挖掘劳动潜力，鼓励外流劳力返乡，也便于生产管理。而主张实行粮食半供给制的有5户，其中劳力少人口多的4户，无劳力的1户。这些人的理由是劳力少、人口多，挣工分不够吃。另有两户两种分配办法都表示赞成，这两户一户人口虽多，但家中有劳力，外边还有工人挣钱，另一户是6口人3个劳力，觉得无论实行哪种分配办法都不算吃亏。可见，这个生产队绝大多数社员赞成取消供给制实行按劳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