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20日，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该县应举农业社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战胜了自然灾害，改变了落后面貌。看了应举社的事迹，毛泽东十分振奋，于这年4月间亲笔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这里所说的“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指的是“大跃进”发动之初确定的超英赶美的时间。当时的时间表，是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超过英国，然后再用一定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面貌即将发生巨大变化是充满信心的。实际上，他此时已在思考我国农村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的问题。
在广州，毛泽东向刘少奇等人谈了他对于农村发展的设想。1958年5月19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在发言中，将这些设想透露出来了。陆在发言稿中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教育事业，也将朝这个目标发展。”可见，在党的主要领导人绘制的未来社会的蓝图中，公社是基本的社会单位，而公共食堂又是公社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杨之华等谈话。刘少奇说，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代表、青年团代表都讲了公共食堂问题，江苏常熟普遍办起了农忙食堂，可见大家趋向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民族，这些将来会统统要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么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家庭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着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因此，他是主张消灭家庭的。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的家庭已不成为物质生产的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个消费单位。
“人民公社好”(2)
刘少奇又说，现在社会上的劳力也有很大浪费，这里牵涉到妇女劳力解放问题。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子，家家补衣服、做鞋子，在没有想出新的办法之前，只有这么做，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种设想：要建立很多的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的服务性事业。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现在只要40人做饭，而且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约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200多人做饭，变成了40人做饭，同时把做饭的事业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为大生产、大经济。他要求全国妇联研究如何把家务劳动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起来，组成为大规模的集体服务事业，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提出，三四十年即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就要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7月7日，刘少奇到北京市通州区视察。在听取区负责人关于全区农业生产、区乡工业、文教卫生情况的汇报后，他说：磨面、做饭、带孩子、缝纫、洗衣这些事实现集体化，这就解放了妇女劳动力。生产集体化了，生活也得集体化，否则就和生产集体化不相适应。为生产服务的事业集体化，跟生产集体化配合起来，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道说，在视察中，“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集体化，既省钱又省人，使广大妇女能够更好地参加社会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久，毛泽东关于在农村建立公社的设想，再次由他的秘书兼《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透露出来。1958年7月1日，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陈伯达在演讲中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安庆市锡麟人民公社庆祝成立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半个月后，陈伯达的这个讲话，以《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上。
在此前后，我国农村再次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高潮。辽宁在1958年5月进行了一次并大社的工作，全省原有的9600个合作社并成了1461个大社，平均每社2000户左右，其中万户以上的社有9个，最大的有18000户。各地在小社并大社的过程中，新合并成的大社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有的叫共产主义大院或社会主义大家庭，也有一些地方将合并后的大社称为公社。
这年4月，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地区的20个农业社合并成一个大社，总人口达到3万多人，并从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中得到启发，认为大社成立后各项事业的发展，也要像卫星上天的速度那样快，故取名为卫星农业社（又叫卫星集体农庄）。卫星社成立后，不但其规模大，而且在麦收之际相继发射两颗小麦高产“卫星”，一颗号称亩产小麦2105斤，另一颗则更大，声称亩产小麦3537斤7两5钱。这是当年正式见诸《人民日报》这样的中央媒体的第一批农业高产“卫星”，卫星社也顿时为全国所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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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好”(3)
1958年6月底至7月初，晋、冀、鲁、豫、陕五省和北京市在郑州召开农业协作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讲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变更问题时说，农业大丰收，在农村已经开始了新的变化，在合作社组织上和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上、规模上开始了变更，它已经不能按照原来那些方法、那一套制度来发展了，需要有所改变了。他还说，像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会后，谭震林让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干部到郑州汇报，并向他们讲了一番办公社的道理。随后，嵖岈山卫星农业社改名为卫星公社，河南农村也随之出现并小社办公社的高潮。这年8月1日，新乡县的七里营大社还在河南第一个挂出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紧接着，毛泽东公开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指示。
1958年8月4、5日，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安国两县。在从安国回保定的汽车上，他问陪同视察的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是不是一乡一社？是不是搞万人公社?又说：在平原地区八千人搞一个公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商学兵都有。
8月6日，毛泽东视察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在公社的办公室门口，看到了人民公社的牌子，当县委负责人询问用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不好时，毛泽东点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在视察七里营的棉田时，毛泽东对陪同视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又说：“有了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
8月9日，毛泽东来到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视察，当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这里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视察山东的情况，特地点明了这几句话，并在引题中以醒目位置刊出。从此，各地出现的大社有了一个统一的名称——人民公社。
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共讨论了17个问题，其中确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1070万吨和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是此次会议讨论的两个主要议题。会上，毛泽东就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作了多次发言，对人民公社体制作了充分肯定。8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将建立人民公社上升到“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的高度，并且强调“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做好准备”。决议在最后充满信心地宣告：“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这样，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至9月底，全国农村除西藏、台湾外，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共建立人民公社23384个，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至10月底，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共有26576个，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曾明确规定：“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于是，在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公共食堂作为人民公社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1)
建立人民公社对于广大农民和乡村干部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在全国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有两个人民公社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一个是河南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一个是河南新乡县的七里营人民公社。在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正式公布的同时，《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和《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也在各大媒体上同时刊载，各地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按照这两个公社章程，依样画瓢建立的。
在这两个人民公社样板的章程中，都有建立公共食堂的内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简章草案第十七条规定：“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了便于管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不愿意参加食堂和托儿所的，听其自便。参加食堂时，也可以自己另备小菜。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工作人员的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他们为社员服务所收的费用，按照不赔不赚的原则规定。公共食堂要经营菜地，喂猪喂鸡，不断地改善伙食。”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章程第六十二条称：“公社实行生活集体化，以生产单位建立全民食堂，并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使之日臻完善。”于是，各地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同时，也纷纷仿效办起公共食堂。
此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人民公社开办公共食堂也非常关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528期上，刊载了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所写的《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介绍了湖北省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常年办食堂的经验。其中说，在这个社，提起办食堂这件事，无论是社干部还是社员都会喜笑颜开地把它赞扬一番。农民们喜欢食堂，是由于办食堂对促进生产、改善生活有四大好处：第一个好处是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收入；第二个好处是节约了粮食；第三个好处是节约燃料，减少了社员的开支；第四个好处是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这篇文章还介绍了该社食堂三次兴办、两次垮台，最后巩固下来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亲笔批示《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要其考虑将此文刊登在《红旗》上。半个月后，《红旗》在1958年第5期以《八一农业社的食堂是怎样办好的》为题，发表了此文。
1958年8月5日，毛泽东视察徐水时，在县城边的大寺各庄，特地去了公共食堂的厨房，看了食堂的规则。正在徐水深入生活的著名作家康濯在他关于毛泽东视察徐水的长篇通讯中写道：
毛主席笑着同老人们握手告别。然后，去两个食堂的厨房看了看，亲自拿起社员们吃的大麦面馒头摸了摸，问道：
“这里边有没有山药面？”
“没有。”支书阎玉如回答。
毛主席又左右环顾地笑着和大家点头，他老人家显然是对社员们的生活感到满意。他还特意去看了看墙上贴的食堂规则和饭菜价目表，并且还一句一句地念了一遍呢！
毛泽东还问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办食堂老年人同意不同意？张国忠回答说，开始有思想不通的，说吃了大锅饭，会吃“过头粮”。毛泽东开玩笑说：“你们这不是大锅饭吗?”张答：“我们现在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这年9月的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到了公共食堂问题，说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此外还节省粮食，节省柴米，节省经费。他还特地提到这是徐水县的经验。可见，徐水的公共食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各地对发展公共食堂也作出了大量指示、决定。
1958年9月4日，河北省委指示各地委、县委，要求未实现食堂化的地区，应迅速普遍发展，已经初步实现食堂化的地区，必须在各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巩固工作，依靠群众把食堂办好。河北省委在指示中说：“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标志着我省农业集体化后，在群众生活习惯上，又是一次极为深刻的大变革。它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生活问题，必然会呈现出社会主义集体思想与资本主义个体思想的斗争，先进思想与落后保守思想的斗争。因此，必须在食堂化运动中充分做好思想发动工作，加强集体主义教育，树立共产主义思想，着重阐明集体生活与集体生产的关系，广泛宣传公共食堂的优越性，通过鸣放辩论、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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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2)
指示还规定，食堂的规模应根据生产组织的需要，兼顾生活方便和便于管理的原则，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为宜，对于居住过于分散的山区、草原区，可以生产组为单位组织互助食堂。食堂的组织形式应以全民食堂为主，随着社会生产劳动分工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有条件的公社可以单独建立老年食堂、幼儿食堂或职工食堂。自留地和开荒地，在食堂化后社员已不需要，且与集体生产的矛盾很大，因此对自留地或小片荒地内种植的粮食作物和蔬菜，年内基本上由社员自营自收，粮食交社，蔬菜卖给食堂，也可采取折给工本费的办法归队经营。秋收后动员社员交出自留地给公社，由公社统一规划菜地分给食堂。社员自养的猪，也折价归队，分圈喂养，社员不愿交队的也可由社员暂时户养，至于社员自养的奶羊、鸡、鸭、兔等仍由户养，以后逐步地建立养兔场、养鸡场、养鸭场等。
为了办好公共食堂，河北省委特别强调，各地要加强对食堂化的领导，只许办好不许办坏。为此，必须注意阶级路线，警惕坏人破坏。要依靠贫下中农为骨干建立食堂，食堂管理人员要选择政治可靠的贫下中农担任，地富分子和被管制的坏分子参加食堂，要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同意，对已参加者要适当管理，防止他们破坏食堂。各级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建立群众集体生活委员会，由党委农村工作部和教育、商业、粮食、卫生、民政、妇联等有关部门负责干部组成，从有关部门抽调干部组成群众集体生活办公室，以保证食堂化的发展。
10月14日，河南省委也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办好公共食堂，重点做好六项工作：
（一）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公共食堂工作的领导，实行书记挂帅，发动全党全民办好公共食堂。在领导上，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部、妇联、民政、商业、粮食、卫生、公安等部门共同管理。县以下由上述有关部门组织生活福利部，地委以上由上述有关部门抽调若干干部建立生活福利办公室，专管此项工作。每个伙食单位都要建立伙食代表会和伙食管理委员会，经常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发动群众对公共食堂提出批评和建议，实行民主管理，经济公开，以便把所有公共食堂办得更好，进一步促进“以钢为纲”的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
（二）要切实贯彻执行吃饱吃好吃省的原则。各个公共食堂要大力调剂伙食，做到“粗粮细吃，细粮好吃”，“一种粮食做多种饭”，特别要研究红薯的吃法。积极扩大副食品生产，建立专业蔬菜队和畜牧饲养场。对老、幼、病、孕（妇）要加以适当照顾，使他们吃得更饱更好，达到人人满意，个个舒畅。当前应酌量采集鲜菜，储备足够的冬季干菜。
（三）认真贯彻阶级政策，切实做好公共食堂工作人员的配备工作。对现有公共食堂干部和炊事人员，必须进行一次严格审查，对混进食堂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应当一律加以清洗；对不适宜做公共食堂工作的人员要加以调整。要选拔具有高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党员、团员，贫农、下中农成分的积极分子，担任公共食堂的管理和炊事工作，并要求他们听从群众的意见，改进食堂工作，全心全意为广大群众服务。同时，要加强公共食堂的治安保卫工作，防止敌人破坏和杜绝贪污浪费等事故的发生。
（四）加强公共食堂的清洁卫生工作。以食堂为单位建立清洁卫生委员会，经常负责督促检查公共食堂的卫生和向炊事员进行卫生防疫教育。公共食堂的炊事人员，必须是身体健康、无传染疾病，公共食堂的炊事用具要保持清洁，碗、筷要经常消毒，做到四无四净，即：无蚊蝇、无老鼠、无灰尘、无污水，用具净、碗筷净、饭桌净、食物净。对有传染病的人要单设饭厅，单备碗筷，防止传染，以保证广大社员的身体健康。
（五）目前气候日渐寒冷，大部分公共食堂缺乏饭厅，有的露天吃饭，有的是饭厅过于分散和拥挤，为使社员吃好饭，各个人民公社应统一计划，迅速修盖一些简易饭厅，不仅可以作为吃饭场所，而且可以作为开会、学习和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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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3)
（六）目前各地办好公共食堂的经验很多，只是缺乏认真的总结和推广。各级党委应该立即组织专人，深入现场，认真总结办好公共食堂的典型经验，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先进经验，树立先进旗帜。同时，人民公社必须经常召开公共食堂代表会议，组织和开展友谊竞赛。依靠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坚决地把公共食堂办好。
与此同时，各种报刊对各地建立公共食堂的情况也作了大量的报道，并配发了一批社论、评论。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更是对办好公共食堂的重要意义和如何办好公共食堂作了详尽的阐发。
社论说，举办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举办公共食堂，正是进一步解放劳动力，特别是解放女劳动力，提高劳动力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措施；实现生活集体化，培养社员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是巩固人民公社的基本关键。因此，办好公共食堂，决不是什么生活小事，而是很大的事情，是全民的大事情。社论还说，办好公共食堂不是生活小事，还在于它在解放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所以公共食堂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办好公共食堂是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每个人民公社都应该把公共食堂办好。
社论还提出了办好公共食堂的具体要求，比如食堂饭菜多样化，饭要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有菜有汤，尽量免费供应酱油、醋、葱、蒜、辣椒等调味品。要注意改善伙食，应当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会餐。食堂要讲究卫生，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孕产妇应在饮食上适当照顾，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地新建简易饭厅等，可谓事无巨细，都作了详细的要求。
对于食堂的规模，社论认为，太小了不能充分发挥食堂优越性，不能起到解放生产力和培养社员集体生活习惯的作用；太大了又不易管理，增加经营上的困难和社员吃饭的麻烦，所以目前应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为宜。如果生产队比较大，社员居住比较分散，也可以一个队建立几个食堂。至于在居住过于分散的地区，目前又不能改变这种分散的状况的，公共食堂也应当上山、下田，或者及时建立临时性的随营食堂。
社论还要求各地加强对公共食堂的组织领导，县以下的党委和支部，应有一个书记或社（队）长负责领导食堂工作。同时，乡社干部应该和社员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而不应有自己单独的食堂，以便了解关心食堂，适时改进食堂工作。还要配备政治坚强、有社员们正在公共食堂吃饭业务能力的干部担任管理员。食堂的一般工作人员和炊事员，也应由政治进步、身体健康、克勤克俭并热心食堂工作的社员担任，账目要定期公开，由社员讨论制定食堂公约。要经常运用大字报征求社员意见，改进食堂管理。当然在办食堂之时，还要教育全体社员提高政治觉悟，防止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这篇社论，实际上是一篇详尽的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
在全国各地大办人民公社，实现公社化的过程中，公共食堂也普遍建立起来了。
北戴河会议后，河北省截至1958年9月2日，已办起食堂万个，在食堂吃饭群众达272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3％，有98个县市实现了食堂化。至10月中旬，河北的公共食堂达到23万个，全省有94％的社员参加了公共食堂。
至1958年10月14日，河南全省建立公共食堂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的80％，而农村人民公社参加食堂吃饭的占总人口的98％，实现了全省食堂化。
至1958年9月28日，陕西建立公共食堂万个，参加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0％。就连比较偏远的青海、宁夏也掀起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据1958年11月20日的《青海日报》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群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基础上”，全省农村和牧区公共食堂迅速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9800多个公共食堂，在公共食堂吃饭的已有150多万人，占全省农牧业总人口的90％左右。12月6日的《宁夏日报》则称：至此时，宁夏全区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全区152个人民公社已经建立9748个公共食堂，加入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234852户，占全区户数的％。其中5000个食堂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
“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4)
截至1958年9月29日的统计，江西、陕西、河北、福建四个省共建立公共食堂563373个。至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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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的“优越性”(1)
“大跃进”以来，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后，5亿中国农民抛弃了各自的小锅小灶，集中到公共食堂吃起名副其实的大锅饭，这不仅是亿万农民生活方式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也是农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集中起来共同吃饭，的确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与当年对公共食堂的种种“优越性”的宣传，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当年各地都总结出了许多条。北戴河会议后，河南南阳地区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在全地区建立公共食堂46397个，参加食堂的农户有130多万户，占总农户数的929％。为此，南阳地委农村工作部在介绍该区办公共食堂的经验时，借镇西县柳泉乡群众之口，总结出了公共食堂的十四大优越性：（一）能节省粮食，减少浪费；（二）节约烧柴；（三）能解放大批劳力参加工农业生产；（四）减少了社员烦琐的家务劳动，人人心情舒畅，出勤率空前提高；（五）对病人、孕妇便于照顾；（六）使社员有时间学习文化；（七）吃饭统一，时间一致，不仅有利于生产，而且便于对社员进行宣传教育和开展各项工作；（八）从根本上杜绝了粮食投机；（九）不论食堂大小，每个社员都能吃得饱、吃得好；（十）进一步解放了妇女；（十一）能大量发展集体副业，改善生活；（十二）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干部、社员在一个锅里吃饭，能够及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达到干群一条心；（十三）操心的人多，食堂是集体福利组织，办得好坏社员都非常关心；（十四）生活调剂好，大家都很满意，生产格外积极。
1958年第7期的《红旗》发表了该社编辑李友九的《河南信阳来信》，在讲到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时，来信提到了十二大好处，即：一、解放妇女；二、节省劳动力；三、改善伙食；节省粮食；四、节省柴禾；五、节省灯油；六、节省家具；七、免得失火；八、免得家里吵嘴；九、好除“四害”；十、好监督二流子；十一、便于开会，便于领导；十二、好割资本主义尾巴。李友九认为，公共食堂的最大好处是第一条和最后一条。
河南省遂平县委在一份关于建立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中，将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总结为十个方面：
（一）公共食堂适应了当前生产上的军事化、战斗化组织形式，能更好地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时能够培养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观念，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二）家庭私有观念是私有制总和，同时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公共食堂的建立，能够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利于克服农民的自私本位狭隘的落后意识，因此，这一思想改造，再加之生产关系的改变，就从根本问题上截断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后路，更加有利于“破资立社”，促使人民公社更加巩固。
（三）公共食堂的建立，取消了小家庭生活单位，能够正确地贯彻实施粮食政策，有效地制止私分瞒产，有利于粮食的分配，同时也有利于计划用粮、节约用粮。
（四）挖掘了劳力潜力，使妇女社员摆脱了琐碎的家务劳动，更好地投入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真正达到了男女平等，同时也能节约大批劳力，提高出勤率和生产效率。
（五）可以移风易俗，减少因琐碎之事吵嘴斗架和因做饭不齐影响生产而发生不团结的不良习惯，使社会上出现了左邻右舍团结和睦的道德风尚。
（六）由于干部和群众一起吃饭，更便于了解群众的要求和反映，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七）减少了浪费，节约了开支，增加了社员收入。
（八）有利于除“四害”、讲卫生，减少疾病的流行，增加社员的身体健康。
（九）便于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时事教育，促进文化革命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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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的“优越性”(2)
（十）公共食堂的建立，促进了一切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
河南鲁山县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一县一社，也就是将全县43万多人组织在一个大公社里。到1958年11月，全公社（即全县）共建立了3675个公共食堂（意味着平均每一个食堂超过1000人），其中农村食堂2643个，全县100%的人在公共食堂吃饭。鲁山县委也将食堂的优越性总结为十个方面，如打破了几千年的私有观念，集体主义思想大大增长，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节约了燃料、粮食，能大量发展副业生产，便于加强社员思想政治教育等，内容与遂平县委的总结大同小异。鲁山县委还借社员之口，为食堂的优越性编了一首顺口溜：“公共食堂真是好，省劳力来节约粮；厨房饭厅宽又大，男女老少喜洋洋。老人吃饭桌上请，小孩有馍又有汤；老少照顾都周到，个个吃得饱又好。吃起饭来人人喜，内心感谢毛主席；只要苦战再苦战，幸福生活乐无疆。”
其实，不论是十大好处，还是十四大优越性，这些大都是表层的东西。当时人们之所以看好公共食堂，与这些“优越性”或“好处”固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更主要的，却正如李友九在《河南信阳来信》中所提出的，是解放妇女和便于割资本主义尾巴两大好处。正是有了这两点，公共食堂才可成为“培养集体主义精神的阵地”，也才可以成为“共产主义的幼芽”。李友九的来信中可谓抓住了公共食堂“好处”的实质。
公共食堂曾被认为是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进而解放妇女的重大举措。对于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过论述。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过：“只要妇女被摒弃在社会的生产劳动以外而只限于家中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跟男子的平等，便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庭工作仅占有她们很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这只有在现代大工业下才可以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但允许大规模的妇女劳动，而且直接要求妇女劳动，并且它日益设法使家庭的私人劳动也变为社会的生产了。”
列宁也曾指出：“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但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庭事物压迫她们，窒息她们，使她们愚钝卑贱，把她们缠在做饭管小孩的事情上；极端非生产性的、繁琐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工作占去了她们的时间。只有在反对这种琐碎家务的普遍斗争（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开始了的地方，更准确地说，只有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妇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产主义。”他还说：“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这些幼芽（按：指共产主义幼芽）的标本，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平凡的、普通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同男子的不平等。”
公社化后大办公共食堂之时，人们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解除了广大妇女在旧社会中所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压迫，妇女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与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但她们被家务劳动所累，不能经常地、更多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她们所得的劳动报酬有限，以至她们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上，“还未能真正同男子居于平等地位，有时男子对她们往往有所轻视，把他们看成是被供养者”。于是，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所谓家务劳动社会化措施，就上升到了实现男女平等，实现妇女彻底解放，进而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高度。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与其说办公共食堂实现了妇女的解放，不如说是“大跃进”对妇女参加劳动的必然要求使然。伴随大办水利、大办钢铁等一个接一个的“大办”，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被抽调去参加所谓“野战兵团”，留在家里从事生产劳动的主要是一些老弱病残，的确需要比以往更多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办公共食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而且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一家一户分灶吃饭显然与军事化、战斗化的要求不相适应。办公共食堂，搞生活集体化，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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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的“优越性”(3)
各地在开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纷纷认为节省出了大量的劳动力。据称，河南、江西两省仅办公共食堂一项，即解放了846万个妇女劳动力。宁夏自称，公共食堂解放了妇女劳动力10万以上。《九千多公共食堂布满宁夏全区》，《宁夏日报》1958年12月6日。河北全省实行家务劳动社会化后，节省劳力281万个，该省东光县妇女出勤率由原来的60％提高到了96％，徐水县妇女出勤率则由原来的50％提高到了100％。河南实现食堂化后，每个社员可以多出3个钟头的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学习，提高劳动生产率30％左右，同时使600万个妇女劳动力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凡是办了公共食堂的地方，无一不声称自己解放出了大量的劳动力。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当年的报刊上比比皆是。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等，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一些常年被家务事缠身的青壮年妇女抽出身来参加生产劳动。而且农业合作化后，农民集体劳动，但各家做饭、吃饭的时间不一致，为了统一出工，必然发生你等我、我等你的现象。这也正是食堂产生之初具有自发性质的原因之一。但是，办食堂解放出的劳动力其实很有限。当年的计算方法，是建立在充分肯定食堂“优越性”上的，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想当然的性质。比如：一个100户农民的生产队，办公共食堂之前，每家需要一个人做饭，全队共需100个人。由于各家做饭、吃饭的时间不统一，有迟有早，为了等齐出工，要浪费3小时，全生产队200个劳动力，共浪费600小时，以一个工作日10小时计，等于浪费了60个劳动力。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全生产队只需5个人做饭，与各家各户做饭相比，节省了95个劳动力；加上由于吃饭时间统一，又省出的60个劳动力。两者相加，建立公社后共解放出155个劳动力。
农村食堂炊事员正在做饭如果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计算方法是有问题的。食堂化前农民一家一户分灶吃饭时，农村妇女其实并不只是整天做饭，而是能附带做些农活的，有的妇女甚至充当了主要劳动力。而且当时农民的家庭人口一般都比较多，家里有行动能力的老人和半大的小孩，即使无力做从事生产劳动，但也可以做些煮饭、看管小孩之类的家务劳动。公共食堂办起来了，管理员、炊事员就只能由青壮年劳动力担任。此外，种菜、打柴、磨面等也需要有专人从事，而这些以前农民往往是在生产之余附带就可以做的。办公共食堂后，把一些并无多少劳动能力的妇女、老人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放在食堂做饭，节省了还是浪费了劳动力，是显而易见的。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不但使公社食堂的规模大，就是公社之下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食堂规模也大，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上千人。除了平原地区农民居住相对集中外，丘陵、山区农民居住都比较分散。办食堂后，农民为了吃一顿饭，从各家各户到公共食堂一个来回，本身就要耗去不少时间，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到公共食堂吃饭，排队打饭又需要时间，有的大食堂吃饭仅排队就需一两个小时。尤其是冬天，社员往往要把打到的饭后拿回家再热一遍之后才能吃，等于要重新煮一次，要在下雨下雪天就更麻烦了。按理，办公共食堂后，单身汉应该能节省时间，但事实也未必完全是如此。因为单身汉没有老人、小孩为其排队领取饭菜，等候的时间说不定比自己做饭的时间还要长。
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曾是当年办食堂时总结出来的又一大优点。今天的人们对公共食堂吃“大锅饭”还能节约粮食颇不能理解，但当时的确是那样宣传的。那么，节约出来的粮食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其实也是出于想当然的推论，办法是：每家每户分灶做饭时，一家用小锅做饭仅锅巴粘掉的粮食以5钱计，一个80户人家的生产队，则共粘掉粮食2斤8两；如果在食堂用大锅做饭，80户需要三口大锅，每锅粘掉3两，共粘掉9两。两者比较，办食堂后节约粮食1斤9两。社员到食堂吃饭后，粮食不直接分配给社员个人，而是集中在食堂，由食堂按计划用粮，这样避免了有些社员寅吃卯粮。办公共食堂后宣传的各种节约，大都是这样算出来的。但是，公共食堂使农民吃的是真正的大锅饭，少数地方在食堂刚办之初，凭票吃饭时，尚能节约粮食，可人民公社化后，分配上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而且鼓吹“放开肚皮吃饭”，相当多的农民不免产生攀比心理，觉得自己吃少了就吃了亏，不但撑开肚皮吃，而且还随意糟蹋饭菜，加上食堂管理上的漏洞，浪费的粮食又岂是能用钱、两去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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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的“优越性”(4)
再说食堂节约了柴火煤炭，计算的办法当然也是一家一户做饭时需要多少，合起来办食堂后又需多少，两者相减节约了多少。但公共食堂且不说要有人专门负责打柴，专人运煤，而且社员饭后需要用热水、开水时，还得自己烧。到了冬天，还需要将从食堂领到的饭菜在家里再热一遍，社员还得烧柴烧煤，不但谈不上节约，反而造成烧料的浪费。当年不少食堂图方便，就直接伐树当做木柴，加之此时全民大炼钢铁，不产煤的地方就伐木烧炭代替焦煤。这样一来，大量的林木被砍伐，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林业的一次大破坏。
公共食堂的另一大“优越性”，是能消除私有观念，提高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人民公社一产生，就被认为是尽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效形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满腔的热情再加上满嘴的浮夸，使人们的头脑普遍发热，先是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后来随着浮夸风的盛行，认为只需十年就可超过英国，十五年即可赶上美国。“大跃进” 进入高潮后，头脑就更热了，超英赶美的时间一再缩短，以至于认为只需两三年即可超过英国，用不了多久就能赶超美国。赶超英美国之后下一步怎么办？虽然没有公开宣传要超过苏联，但实际也有了这样的想法。既然生产力能如此“飞速”发展，又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金桥”——人民公社，于是天真地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已不再是遥远的将来之事，而是很快就会到来，以至当年还出现了中国和苏联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