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讲过，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当时人们认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就能在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基础上，逐步实现生活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几千年来，随着私有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目光短浅，在人们头脑中培植了自私自利的观点。继续照原样保持这种生活方式，同社会主义集体大生产是相矛盾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但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发展，也妨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妨碍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建立，所以必须对原有的生活方式加以改造。
当时人们还认为，举办公共食堂，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和生活集体化，不但适合于集体生产劳动，而且由于家庭生活诸如育儿、养老之事都变成了公共事业，这就大大地削弱乃至逐渐根除家庭私有观念，克服并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滋长，从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并加速共产主义精神的培养。因为社员吃喝在公共食堂，不仅粮食交给了食堂，而且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也上交给了集体，这样，家庭私有制也就彻底瓦解了。合作化后，实现了集体劳动，但生活仍是分散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容易发生矛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供给制、集体劳动，人们就会感到自己真正是集体的一分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也就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思想就会巩固和发展。不但如此，公共食堂建立起来了，托儿所、幼儿园也建立起来了，中小学生实行集体住校集体就餐，少年儿童也过上了集体生活，这样就容易使他们的集体主义习惯和共产主义品质成长起来，从而培养出共产主义全新的人。
共产主义诚然十分美妙，对人们也有着无限的吸引力。然而，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迄今为止，人们还只能进行各式各样的猜测、推断乃至幻想，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这便是共产主义将是产品极为丰富，道德十分高尚，彻底铲除私有制和彻底摒弃私有观念。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中国人对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而且还主观地认为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也许自己这一代人就能有幸目睹共产主义大同仙境的来临。既然如此，在生产资料完全实现了公有化之后，生活资料也应该实现公有化。家庭是最基本的私有细胞，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吃饭集体化，幼儿集体化，各式各样的家务劳动都集体化，就能使这个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得以攻破，大大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加之通过“大跃进”生产力就会一日千里地发展，物质财富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共产主义也就很快到来了。
“大锅饭”的“优越性”(5)
生活方式的变革固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条件，但它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发展水平才是实现社会制度更替的决定性因素。当年大办公共食堂时，人们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其必要性的依据，却忘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这就决定了一哄而上的公共食堂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
人民公社化后全国迅速实现食堂化，除了对食堂“优越性”的片面认识外，当时劳动力的更加紧张，也是加速食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时，全国原定的年产1070万吨钢的计划还完成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任务要在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完成，显然只靠正规的钢铁生产企业是无法做到的，只得开展全民大炼钢运动，用小高炉、土高炉土法炼钢。于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丢下手中的农活，找矿石、挖煤炭（没有煤的地方就伐树烧木炭）、垒土高炉，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钢铁大军，全国农村投入土法炼钢的劳动力最多时达6000万人。就在千军万马大炼钢之际，农村又正好进入了秋收秋种的季节，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这种对劳动力的客观需要，加之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把公共食堂作为新生事物大力推广，新闻媒体对办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又大力渲染，每个地方总有一部分办公共食堂的积极分子，中国农民又普遍存在从众心理，于是各地食堂纷纷办了起来。
在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各地自然不会只有一片赞同声，总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持反对意见。中国农民毕竟是讲实际的，很快能实现共产主义固然激动人心，然而实现共产主义虽然不再是遥远的未来，但毕竟还是未来之事。而眼下办公共食堂，不但把他们的自留地、自养的家禽家畜甚至于家里的锅碗瓢盆收进食堂了，而且不分劳动好坏都吃一样的大锅饭，也就使得相当多的农民觉得食堂优越性再多，也不如在自家吃饭方便自由。因此，纵使把食堂的好处吹得天花乱坠，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农民对办食堂心存疑虑，甚至加以抵制和反对。
本来，在什么地方吃饭与社会制度并无直接关系，但自从公共食堂与共产主义挂上钩后，吃饭方式也就成了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大问题。不赞成吃食堂，就被视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对实现共产主义没有信心，仍想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而这条路是万万不能走的。怎样使那些不愿吃食堂的人断了吃小锅饭的念头呢，办法就是开展大辩论。所谓大辩论，从字面上理解，应当是互相辩论，你说你的理由，我陈述我的意见，可当年的大辩论其实就是斗争会。既然有了公共食堂与实现共产主义是紧密联系的这个大框框和大前提，应不应该吃食堂这个问题就已经没有可辩论的余地了。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办起公共食堂后，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富裕中农赵中堂说：“猪多没好食，人多没好饭，办食堂都把粮食糟蹋了，我看一辈子也办不好。”富裕中农李大妮说：“成立公共食堂吃饭不随便不自由，不如一家一户好。”这本来都是大实话，但这话不合时宜，何况他们还是富裕中农？自从地主富农消灭之后，富裕中农就成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名词。为此，生产队专门召开一次办食堂好不好的辩论会。在“辩论”中，一些办食堂的积极分子指责李大妮是代表富裕中农说话，她是“不让群众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指责赵中堂是“反对办公共食堂”。这两顶大帽子一扣，不要说富裕中农，就是贫下中农也不敢对食堂说不是了。
经过1957年秋冬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后，哪个农民还敢承认自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更不敢承担反对人民公社的罪名！如果有人对公共食堂有异议，招来的只会是谴责和批判。更何况食堂建立后，社员的口粮直接分到食堂，自留地被收走，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家里的炊具不是交给了食堂，就是作为废钢废铁送进土高炉了。这样一来，等于是食堂掌握了社员的吃饭权。如有社员不愿参加食堂，即使不与之开展大辩论，他也非到食堂吃饭不可。因为除了食堂，社员已没有其他可以吃饭的地方。
“可贵的共产主义幼芽”(1)
人民公社建立之初，在分配上普遍实行的是工资制加供给制的制度。所谓供给制，通俗的说法是“吃饭不要钱”。正是这种“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成了公共食堂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在前面曾提到的嵖岈山和七里营两个人民公社样板的章程中，都对供给制作了明确规定。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十五条规定：“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按照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实行粮食供给制，必须使家庭劳动力较多的社员，仍然比过去增加收入。”
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第二十二条关于供给制的内容是：“在保证满足公社全体人员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定级工资制。即从全年总收入中首先扣除税金、生产费用、公共积累，然后再由公社统一核定标准，扣除全社人员基本生活费用（包括吃饭、穿衣、住房、生育、教育、医疗、婚丧等一切开支），实行按劳评级，按级定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办法。”
根据当时媒体的介绍，在人民公社建立前，有的农业社在分配上就已搞起了供给制，安徽无为县的响山农业合作社就是一例。
响山农业社成立于1955年。1956年春，国家投资整修长江沿岸的无为大堤，社里一部分社员在堤上做工，共得劳动报酬11660元。当时，这个社刚刚办起，底子薄，社员生活还有不少困难。这时，社主任、复员军人陈广复提议，把社员在堤上做工的劳动报酬折成劳动日，在秋后一起分红，将这笔钱的一部分用于购买一些生产资料，另一部分由社里拿去统一购买粮食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按照实际需要进行分配。这个意见却遭到了领导社员在堤上做工的党支部书记李平的反对。李平认为这是社员的劳动所得，理应全部分给个人。至于社内资金缺乏，生产和生活上有困难，可以向国家贷款。
对于这笔钱如何处理，响山社先后召开了党支部会和社员大会，就此进行讨论，结果陈广复的意见被采纳，李平的意见被否决。几年后，《安徽日报》在报道这件事时说：“在辩论中，大家一致批判了李平的主张，认为李平的主张反映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社员们指出，社员在堤上的做工和社内参加生产一样，所得的收入，应该参加社的集体分配，放在自己的腰包是不符合社章规定的。”不久，李平的党支部书记一职被撤销，供给制开始在响山实行。
响山实行供给制的办法是：社员的劳动收入，统一存放在社内，由社供给社员主要生活资料，需钱用时经社批准可以领取，最后结算。社员应分的粮食不是一次分到户，而是统一存在社内，以后逐月按国家粮食定量标准发放；生活必需品由各户根据实际需要报告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报社领导批准后，到社内的供销社领取。这些生活必需品必括柴、盐、食油、毛巾、肥皂、猪肉、食盐、香烟。过年过节，除了向社员发放现金外，社里还发给过节消费品。遇到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有存款的社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向社里领取实物或现金，属超支户的社员，经社领导批准后社里也可贷给实物或者现金。社员生病，可以到社内建立的卫生所医疗。上述这些内容，社员不用付现金，都在秋后决算分配时一次算账。
响山社的这种“供给制”，与后来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响山供给的物品，名义上说是供给，最终还是要钱的，只不过是不需支付现金而已，而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实际上是无偿的。据介绍，响山也有无偿供给的内容，如五保户的伙食、衣服、被褥、医药等。响山还实行所有房屋全部归社，“免费”分给社员住的办法。其实，这也称不上是免费，因为房屋本来就是社员的。
到了人民公社全面推行供给制时，响山社这一自发的供给制典型被发现，并为推行供给制提供了佐证。于是，响山社的经验被广为宣传，安徽省委还为其总结出了三大好处：第一，这种分配制度减少了商品的流通环节，缩小了货币流通范围，社员的主要生活资料都由社供给，而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社员的收入统一由社掌握，使用要通过一定的审查批准，这就“突破了个人的所有权，可以由社调节使用”。“这些都可以进一步堵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道路，有利于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第二，这个分配制度增加了社的流动资金，促进了生产发展，“群众生活也大为改善”。第三，“大大促进了社员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成长，加速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的消灭”。总而言之，响山社的供给制是“可贵的共产主义幼芽”。
“可贵的共产主义幼芽”(2)
到了人民公社化时期，这种“共产主义幼芽”立即破土而出，成为基本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成立之初推行的供给制，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粮食供给制，这是各地普遍推行的方式，其办法是在公社预定分配给社员个人的消费基金中，口粮部分按国家规定的留粮指标，统一拨给公共食堂，社员无代价地到公共食堂用饭，菜金和副食品部分仍由社员出钱负担。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实行的就是这种供给制。如果将副食品也包括在供给的范围之内，就变成了第二种类型，即伙食供给制。第三种类型是基本生活供给制，供给的范围包括伙食、衣服、住房等基本生活需要，供给多少种时称多少“包”，如供给的内容包括七种，就简称“七包”，当然也有八包、十包或者十几包的。
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后，各地基本上都实行了供给制加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只不过是供给的范围有所不同而已。在名目繁多的各种“包”中，有几个地方的“包”格外有名。
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曾搞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理、浴、缝、电等“十六包”供给制，具体标准是：
衣：按国家供应棉布标准，每人每年供应棉布1尺，皮棉2斤，鞋4双，折款元，分别于春秋两季发给社员，由其自己掌握使用。
食：根据国家规定的社员留粮标准，实行以人定量，油盐、燃料等杂费由公社供给，每人每年生活标准为139元，这些钱粮由公社分给各食堂，由食堂负责供应。
住：社员住房全归公社所有，对无房或缺房户由公社调剂，公社负责改善住房条件。
行：干部和社员因公出差，乘车住宿费凭票报销，每天补助生活费8元。到县里开会每天补助生活费3元，外出运输每天补助1元。
生：妇女生孩子住入公社妇产院，费用由公社负担，并补助鸡蛋20个，红糖1斤，或折补助费元。
老：无依无靠的老人住入幸福院，生活费每人每年100元。
病：实行公费医疗，每人每年医疗费2元，由公社卫生院掌握。
死：社员死后由公社供应一副薄棺材敛葬。
学：对学龄儿童及社员文体教育，在校学生的费用由公社开支，社办学校教员的工资由公社负责，公杂费实行包干，每人每年2元。
育：学龄前儿童分别送往幼儿园和托儿所，幼儿园单独成立食堂，儿童生活费由公社负责，每人每月5元。
婚：社员结婚男女双方各补助10元，公社食堂给予其改善一次生活。
乐：公社建立电影院、剧院、图书馆、俱乐部、游泳池、公园，成立剧团、歌唱队、体育队，满足社员文化娱乐和健身的需要。
理：社员每年发免费理发票12张。
浴：社员每人每年发免费洗澡票20张。
缝：社员持票到公社缝纫厂做衣服，超支自理。
电：凡使用电灯的社员，电费由公社开支；未安装电灯者由公社发给灯油费，每人每年元，凭票到公社商店领取。
七里营人民公社成立后，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到七里营参观后，发现这里搞的是吃饭不要钱，认为是个新发明，回去后向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柯庆施作了汇报。柯就把这个口号宣传出来。这样，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主要是粮食供给制），有了一个通俗而响亮的叫法：“吃饭不要钱”。
河北徐水县则在全县范围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其中，针对农民的供给内容有：
伙食：男女整半劳力，大、中学生（这里的大学生是指红专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生每人每月4元，幸福院老人每人每年4元5角，幼儿园儿童每人每月3元5角，托儿儿童所每人每月3元。伙食费一律不发给本人，以食堂为单位掌握。伙食用粮发给食物，以食堂为单位发给供应证，凭证到附近粮库领取，其他部分一律折款发给货币。为了便于掌握，各食堂可发给个人饭证。农民出门原数带走饭费，到另一食堂吃饭交费。
“可贵的共产主义幼芽”(3)
服装日用品：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24尺，棉花1斤，鞋3双，袜子2双，毛巾1条，肥皂2块，根据需要发给草帽1顶。大中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儿童都有相应的规定，连托儿所儿童，每人每年也发给服装布8尺，袜子3双，毛巾2条，帽子1顶，香皂1块，小毛巾1条。
津贴：根据劳动态度、技术高低、劳动强度分为二等，一等每月2元，二等每月1元，一、二等各占50%左右。大中学生每人每月零用钱5角，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婴幼儿每人每月零用钱分别为1角、3角、1角，不发给个人，由集体掌握。
其他：农民的医疗费，由县财粮部发给各公社，由各公社统一掌握，农民看病在本公社有效，本公社不能治疗经医生证明转院，转院治疗一律付现款；结婚男女双方每人补助1元5角，生育补助3元，死亡丧葬适当发给丧葬费；看戏、看电影、洗澡不花钱，每10天发洗澡票1张，20天发理发票1张，1个月发电影票1张；取暖以每年105天计算，每户每天煤２斤，折款一次发给各户。
此外，河南的修武县也是实行全县范围的供给制。根据修武县人民公社9月份制定的《关于全民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的试行方案（草案）》，修武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的具体标准是：
（1）伙食。农民：按实有人数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元，菜地亩；中等学校、红专大学学生：在县城集体搭伙者每人每月7元，在农村者与农民相同；工人：煤矿井下工和高温作业工每人每月15元，其他工人元；干部：县级干部参加工作8年以上、区级干部参加工作12年以上、一般干部参加工作15年以上者，每人每月18元，其他干部元。此外，县城居民和干部家属伙食费每人每月7元。
（2）被服、日用品。农民：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年棉布18尺，棉花2斤，布鞋2双，袜子1双，以上各项折合市价元，每月元。工人、干部：每人每年棉布18尺，棉花3斤，鞋3双，袜子3双，帽子1顶，牙刷1把，牙膏2瓶，香皂2块，每人每月洗澡费元，理发费元，以上各项每人每月元。
（3）工资。参加劳动的社员根据劳动态度、体力强弱，干部根据德、才与现任职务，统一划分为十级，干部为一至四级，最高者15元，最低者4元；工人为三至六级，最高者7元，最低者元；农民六至十级，最高者2元，最低者元。
（4）福利。公费医疗全体社员每人每年2元；结婚补助3元；生育补助一般女社员2元，双生4元，女干部8元，双生13元；社员死亡发埋葬费5元；家在外地的干部经领导批准者往返路费由公社报销。
人民公社这种以“吃饭不要钱”为特征的供给制分配办法，是公共食堂得以迅速普及的根本前提，而公共食堂又成了供给制不可缺少的载体。没有供给制，公共食堂难以大量建立，建立了也不能持久；没有公共食堂，供给制就会失去依托。两者的紧密结合，才使全国性的农村公共食堂顽强地维持了三年之久。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1)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徐水、修武、嵖岈山和七里营，都是全国知名的典型，是各地办人民公社的样板。它们率先实行供给制的做法被披露后，立即引起全国各地的人民公社的群起仿效，只不过有的公社“包”得多，有的公社“包”得少，但“包”得最少的，也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包”吃。与此同时，党的领导人也对“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给予了肯定与赞扬，从而使供给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并一直维持到公共食堂的解散。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以赞赏的语气讲到供给制问题。
在1958年8月19日的讲话中，当谈及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及房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分配，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的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阶级的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都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都实行共产。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上面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他还说，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1959年是否实行，明年再看，穿衣是否也可以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不一定等到第三个五年计划。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条是有饭吃，不死人，一条是身体健壮。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毛泽东认为，党的一些干部进城后变了，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把我们的一些好东西抛掉了，说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散，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他还说，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作风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作风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他建议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还说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步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又对供给制、工资制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渔牧副。大，可了不起，人多势众，有些办不到的就办到了。公，就是社会主义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有的已经取消了。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像农业工厂，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当然，要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有些也许要三年。决议案上有一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机关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房屋公有。苏联私人有房子，国家盖不起，还奖励私人盖，中国人多，可以研究，我们将来废除私人房屋。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接着说：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大家去干，每个人都自觉去干，没有懒汉。我们过了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2)
毛泽东认为，过去没有什么薪水，也没有什么“花”（按：指军衔），但把日本鬼子赶走了，打败了蒋介石。现在有了“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结果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使得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出官僚主义。人民公社搞起来后，就逼得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对于平均主义会出懒汉的说法，毛泽东颇不以为然，说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没有出几个，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他还说：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有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表明，他对进城以来，尤其是实行薪金制以来干部作风的变化是不满意的，认为薪金制、军衔制这些东西，等级分明，使得干部脱离群众，出现官僚主义。对于过去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却是相当地留恋，认为正是靠军事共产主义，靠政治觉悟，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试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搞供给制，实行吃饭不要钱，引起了他对战争年代供给制的美好回忆。既然供给制能打败日本鬼子，能打败蒋介石，那么，为什么在向自然界开战时，就不能同样取得胜利?所以，他对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不但十分感兴趣，而且希望在全国推广。
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虽然仍规定：“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同时表示，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仍旧实行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在条件成熟后再加以改变。但是，其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即提倡和鼓励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只是要看条件。可是，当年不论干什么都鼓吹大破条件论，甚至提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北戴河会议后，各地便不论条件成熟与否，争先恐后地推广起供给制来。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出巡大江南北。1958年9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来到安徽。一天，毛泽东来到舒城县视察舒茶人民公社，得知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后，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在合肥期间，与妇女干部谈话时，毛泽东又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两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他还说，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9月29日，《安徽日报》对毛泽东视察安徽的情况作了报道。几天后，《人民日报》转发了这篇报道。自此，“吃饭不要钱”在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一句口号。
与此同时，刘少奇就供给制问题也发表了不少谈话。
1958年9月10日，刘少奇离京前往河北的徐水、定县、石家庄、邯郸等地视察。期间，在谈及供给制时，针对徐水的什么都不要钱，刘少奇说，实物工资和供给制还是有区别的，供给制不算钱也不给钱，给实物和算钱都是工资形式。搞供给制，也不要搞许多项目，开始先搞粮食，项目少些，逐步来，一项一项增加。粮食供给制为什么可以搞呢?就是因为粮食吃不完。
9月下旬，刘少奇来到江苏视察。当地领导告诉他，江苏不少人民公社准备在今年秋收后实行粮食供给制。刘少奇对此很关心。在访问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时，他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乡党委书记回答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起来了，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也在汇报时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听到群众这样的反映，作为党的领导人，自然是很高兴的。刘少奇认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说明，实行供给制不但不会出懒人，而且群众的情绪更高了，生产更积极了，这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他对陪同视察的当地干部说：“全体人民都养成了这样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个别的懒人就会完全孤立，会被大家看成是很没有道德的人，大家都瞧不起他，他也就势必会改造过来，参加集体的劳动。只有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地消灭懒汉。”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3)
一些高级干部也撰文充分肯定供给制。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在参观人民公社后，发表文章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有的同志提出‘吃饭不要钱’，现在看来，全面实行这个办法并不困难。我想，其他生活必需品也是这样，那一种产品丰富了，那一种就实行供给制的办法，按需分配和定量供给的部分逐步扩大，按劳取酬的部分逐步缩小，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有一位副总理也专门发表文章，对人民公社的供给制进行论述，认为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中，“供给部分则是带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的”。“这种分配制度，是适合我国当前生产力的发展的，是广大社员的迫切要求。它既照顾了劳动力多的户，又照顾了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并使所有社员都得到了可靠的社会保险。”
1958年国庆节前，全国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分配制度上，工资制和供给制逐渐成为人民公社分配的主要方式。据各省、市、区向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汇报，河南、广西等几个省，计划在1958年或1959年1月普遍推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其他各地也都在重点试点，准备推广。很多公社一建立，就不再分现粮，而是实行以人定量，把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就餐证，实行吃饭不要钱。少数公社已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都由公社包干供给。群众反映是一有盼头（共产主义），五不操心（吃、穿、零花、孩子、工分），因此，“更加鼓舞了人们的干劲，增强了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粮食多了怎么办”(1)
人民公社不但办起了公共食堂，而且亿万农民过上了“吃饭不要钱”的生活。“吃饭不要钱”这在今天看来荒唐的口号，当时却被广为宣传并大力推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在供给制的所谓“共产主义幼芽”、“共产主义因素”认识上的误区。
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群众生产热情，以及由于头脑发热而导致的浮夸风，使相当多的人包括不少领导干部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中国的生产力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用不着很久就会超过英、美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实现。当时之所以如此看好人民公社，在没有什么实验、试点的基础上，全国一呼隆实现了公社化，也是看中它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二者间的关系。
当时，不论党内、党外，也不论干部、群众，都存在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心理。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则需要丰富的物质条件，二则需要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大跃进”过程中盛行的说大话、浮夸风，使相当多的人认为，第一个条件已经不成问题。对于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则认为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分配方式来解决。办公共食堂，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用意之一，也在于此。而供给制的分配方式，实则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一种体现。
对于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社会境界，在这种社会里究竟如何生活，人们的印象实际上是朦胧的。但有一点又是肯定的，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和追求，已在许多的中国人头脑中扎下了根。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通过各种形式的鼓动，人们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更加迫切。此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共产主义虽然美妙，但还是非常陌生，非常遥远。现在不同了，人们感到它已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未来，甚至认为自己能目睹共产主义的来临，享受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无情批判的时候，不但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过粗线条的描绘，其中之一便是曾经论述过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分配制度，也代表两种不同的社会境界。既然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那么，人们在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上也就自然想到要改变农业合作社原有的按劳分配，而逐渐过渡到按需分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问题的宣传提纲中，对供给制概括了十大好处，其中第一条是有利于巩固人民公社，巩固生活集体化，有利于最后消灭私有制度的残余；第三条是有利于培养人们集体劳动、共同幸福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培养人们为大公、爱大公，为集体、爱集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当时人们还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供给的数量愈来愈充裕，供给的范围愈来愈大，就可以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各取所需。如此一来，供给制就成了分配方面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理想形式。不但如此，实行供给制，“还打破了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某些神秘观点，使我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轮廓，由看得模糊，到看得比较清楚了”。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粮食多了怎么办”(2)
与“发扬共产主义觉悟”相联系，供给制还起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作用。实行供给制，建立公共食堂后，粮食不再分给社员个人掌握，而是拨给食堂，社员到食堂就餐。这样，一方面社员手中已没有粮食，无粮可卖；另一方面，社员吃喝在食堂，没有必要去买粮食，农村的粮食市场不复存在，从而“彻底堵死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复辟的漏洞”。一旦彻底消灭了粮食投机，也就“堵塞了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使农民树立起以社为家的集体主义思想”。
第二，片面地认为供给制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能使农民的积极性大增。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范围，一般以社为单位，个别地方以县为单位，如河南的修武县、河北的徐水县。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在分配上虽然划分为工资与供给两部分（所以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又称为半工资半供给制），但实际上大多数公社的工资比重都不很大。河南新乡地区共有294个人民公社，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有185个，实行伙食供给制的有104个，实行粮食供给制的有5个。从实现公社化到1958年11月，全地区有152个社发了一次工资，34个社发了两次工资，19个社发了三次工资，总共发工资710万元，每人平均2元左右。这还是公社化之初的情况。相当多的公社发了一两次工资后已无力再发。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供给制，这也是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
不论哪种供给制，凡供给的物品都是不要钱，当然，“吃饭不要钱”是其主体，这种“不要钱”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是彻底的平均主义，或者说是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平均主义。表面上看来，实行供给制后，农民吃饭不要钱，实际上并非如此，农民所吃的并非是别人的给予，而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只不过是在全公社范围内不管劳动好坏、多寡，搞平均主义。农民自然清楚这种所谓的“不要钱”是怎么回事。所以，尽管对供给制的“优越性”作了不遗余力的宣传，仍有部分社员对这种“共产主义萌芽”有所抵触。河北省藁城县红旗人民公社社员对供给制的态度，就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公社自称，社员对待供给制的态度，分为这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积极拥护”供给制。具体是哪些人拥护?一是劳力少人口多的。该社城子村社员张洛藏，夫妇俩养七个孩子，妻子照料家务不能下地，四个应上学的小孩只有一个上小学，只有张洛藏一个劳力，听说要实行半供给制，他说：“这回算熬出来了。”二是老头老太婆，尤其是无儿无女者。东下村的万洛友，老两口都过了工资评级年龄，听说要实行半供给制，高兴地说：“俺老两口一辈子无儿无女，怎么想老了也得受罪，想不到现在实行半供给制，吃穿都不用惦记了。”三是年轻的媳妇和姑娘，她们感到工资发到自己手中，从此用不着张口向老人要钱。四是小学生，过去他们买书买文具、交学费都要向家长要钱，现在上学不花钱，自然高兴。第二种情况是“少数社员随大流，半信半疑”。这些人多半是人口和劳力大体相称，分配制度的改变对他们影响不大。第三种是“个别的有抵触情绪”，主要是劳力多人口少的的社员。据该社对孟村三队84人的典型调查，积极拥护的58人，占％；半信半疑随大流的21人，占25％；有抵触情绪的5人，占％。这些数据真实性暂且不论，就算完全真实，也说明即使是如此被看好的供给制，社员也并不完全拥护。要使这种制度普遍推广，大辩论自然是少不了的。
辩论之一，驳倒供给制吃亏论。实行供给制，对劳动力多的农民来说，吃亏是明显的。驳倒的理由是：搞社会主义，就是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有饭吃，实行供给制就可以家家户户过好日子，不能光看眼前，只计较个人得失，现在劳动力多的，过几年也许会变得劳动力少；现在劳动力少的，过几年也许会变成劳动力多。没有孩子的老了由谁养?光棍汉还不是要娶媳妇添人口?现在孩子少的，将来会不会孩子多增人口?江苏省句容县黄梅人民公社大同大队在讨论实行供给制时，有人说：今年收入不如去年分红多，自己养活了别人，吃亏了。反驳者说：现在吃饭不要钱，还只是第一步，将来还要实行穿衣不要钱，住房不要钱，剃头、洗澡、看戏不要钱，等等。和那时比起来，现在生活算得了什么。每个人都应该放远眼光，不能只计较个人利益。按照过去的分配办法，愁的愁，笑的笑，就不能共同富裕。不能共同富裕，一个人好一点，也不痛快。况且，劳力、人口等条件也会变化的，谁能保证没有三灾四病，劳力永远比别人强？各人都有老的时候，靠工分不如靠公社。这实际上是用平均主义的互不吃亏论去说服农民，因而辩论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了结论：“实行半供给制，不是谁占便宜谁吃亏，而是人人都可以永远过着富裕的生活。”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粮食多了怎么办”(3)
辩论之二，驳倒供给制出懒汉。实行吃饭不要钱，会不会出懒汉?当年的回答是：否，不但不会出懒汉，还可以改造二流子。广东阳江县东风人民公社为此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实行供给制后，人人要社供给，人人就要为社劳动，每个人的劳动已不光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公社大家庭。所以群众的互相监督精神就会大大发扬起来，懒惰的人就难以躲过千百双眼睛。第二，因为公社实行了劳动组织军事化，生产行动战斗化，人人要遵守制度和纪律，否则给予批评，懒汉再也偷懒不了，就会逐渐变得勤快。第三，实行供给制后，生活得到解决，丢掉了沉重的家庭包袱，贫农和下中农就会更加积极劳动。不但如此，供给制出懒汉这种观点，“过低估计了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大跃进下愈来愈高的思想觉悟，广大劳动人民不会因为吃饱吃好，老幼生活有保障而不积极生产，相反会更加积极地劳动，集中精力提高生产，在人民内部要靠政治挂帅和共产主义教育，去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而不能只拿物质奖励去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实行半供给制，“由于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集体观念的进一步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更加广泛地开展，对懒汉的教育和监督更加严格”。因此，供给制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还能改造懒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