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之三，驳倒按劳取酬优越论。按劳分配本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分配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但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开展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讨论中，按劳分配原则也成了资产阶级法权，各地在开展“吃饭不要钱”的讨论时，对所谓“按劳分配优越论”也开展批判。1958年10月中旬，江苏常州地委召开各县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研究这年秋收后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高淳、扬中两县提出应采取“按劳取酬加照顾”的办法，认为这样可以调动劳动力多、劳动力强的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减少劳力强弱的矛盾。结果，高淳、扬中两县的分配办法在会上受到批判。会议认为，“按劳取酬加照顾”的办法实质上是按劳取酬，不仅缺少共产主义成分，而且使社员斤斤计较，助长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高淳、扬中两县农工部部长只得赶忙打电话回去，要县里赶快大搞粮食供给制，开展以分配为中心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人民公社化后大张旗鼓地宣传“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当年所谓的粮食“卫星”所迷惑，以致主观地认为粮食已经很充足，多得到了吃不完的地步。
“放卫星”是“大跃进”期间特有的一个名词术语。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受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启发，不少地方把自己制造的所谓高产典型叫做“放卫星”。
“大跃进”启动之初，工农业生产的各项指标本来就定得比较高，而随着“超英赶美”时间的一再缩短，各项指标也就不断提高。而且当年还搞所谓的“两本账”，即规定两个指标，一个是必须完成的指标，称为第一本账，这是要对外公布的；另一个是期成的指标，称为第二本账，是内部掌握的。中央有两本账，地方也搞两本账，且地方的第一本账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基数。由于层层都搞两本账，指标也就越提越高。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来后，曾引起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抵制，结果这些人被指责为右倾保守思想作怪，被扣上“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的帽子，并对其展开辩论和斗争。这样一来，纵使明知那些高指标无法完成，但持有不同意见者也不敢讲话。高指标无法实现，就只好搞虚报浮夸。在这种气候下，浮夸风、“放卫星”进一步泛滥起来，并且愈演愈烈。
1958年1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广东汕头专区1957年有约2000亩田达到亩产粮食3000斤，该专区澄海县的高额丰产田都是“一年三熟”。这个县的青锋农业社有一亩八分丰产田，亩产3129斤。这是粮食生产上较早的一颗大“卫星”。但不久，这个纪录不断被刷新。随便摘录几则《人民日报》关于“卫星”的报道标题，便足见当年“卫星”的厉害：“（湖北）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1958年8月13日）；“河南谢集乡人民公社放出‘卫星’，玉米亩产25715斤”（1958年8月31日）；“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60000斤”（1958年9月5日）。最大的稻产“卫星”放到了亩产16万斤，花生“卫星”放到了亩产53408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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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多了怎么办”(4)
河北徐水县还特地制定了六种作物的“卫星”标准。该县的特大号卫星、大卫星、中卫星、小卫星的亩产标准分别是：
甘薯：130万斤，50万斤，30万斤，10万斤；
玉米：4万斤，2万斤，1万斤，5000斤；
高粱：4万斤，1万斤，7000斤，5000斤；
谷子：3万斤，1万斤，5000斤，2000斤；
棉花（皮棉）：2200斤，1500斤，1200斤，1000斤；
大白菜：200万斤，150万斤，100万斤，50万斤。
一些放“卫星”的地方，还装模作样地对“卫星”田组织验收，然后报刊以大字套红标题刊出。实际上各种“卫星”的产量，除了虚报的成分外，大多是将多处即将成熟的农作物移栽到一块地里而成的，有的干脆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当时，不少地方还大搞高产试验，河南省获嘉县城关公社宋庄大队就有过一次这样的试验。中联部下放到这里的21名年轻干部，选了7分地，深翻了7尺，施化肥700斤，施农家肥7大马车，耙7遍，下种700斤，计划收粮7万斤（即亩产10万斤），时称“七七试验”。试验过程中，这700斤种子分了好几次才播完。麦苗长出来后太密，就从邻近的博爱县运来大量细竹竿，用捆绑搭架的办法将倒伏的麦子扶起。又调来7台喷粉器分班轮流向麦子鼓风，并以手风琴对着麦田演奏歌曲，还把当时稀罕的收音机也摆放在麦田边播放音乐，以达到音乐催长的效果。尽管如此，这七分地最后仅收了163斤秕麦。
在放高产“卫星”的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豪言壮语，诸如“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样今天看来荒唐可笑的话语，还堂而皇之地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我国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作者通过“科学”论证，认为亩产小麦四五万斤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此时，小麦“卫星”还只放到亩产3530斤。读了这篇文章，加之他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一片丰收的景象，这一年的农作物也确实长得好，这就使得他对那些高得离谱的“卫星”未必相信，但对这年粮食的“空前大丰收”并不怀疑。不但不怀疑，甚至还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去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告诉他，徐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收获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毛泽东一听，既高兴又惊讶，问道：“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答道：“可以换机器。”毛泽东反问：“不光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粮食呀!”旁边有人说：“可以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又说：“那就是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徐水的干部预先只考虑怎样向上级吹牛，没想到毛泽东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只得说：“我们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毛泽东见状，意味深长地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又说：“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相信这年全国粮食超正常“增产”的大有人在。这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在一大堆的文件中，有一份特殊的文件，即由化学工业部党组提供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参考资料）》。文件的第一段话就是：“今年粮食大丰收，薯类已经显得过多，今年即使少种薯类，我们的粮食也是吃不完用不尽的，因此，利用多余的农副产品来发展化学工业在我国就具有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前途。”
毛泽东视察徐水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难题后，中国科学院党组立即召开会议，要求下属的几个研究所把粮食如何转化为工业产品的问题作为重点课题加紧研究。
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3700亿斤。1958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但粮食产量实际上也只比1957年略为增产，后来经过核实，全年粮食总产为4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300亿斤。然而北戴河会议时农业部党组报告说，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超过8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按照当时流行的“两本账”的办法，会议宣布我国粮食产量1958年将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比上年增长60％到90％。这年10月中旬，华北和东北九省市在西安召开农业协作会议，据各省自报，陕西、北京比去年增产一倍以上，山西、河北增产一倍半左右，河南、山东增产两倍以上。东北三省显得保守一些，只增产了42%。
“粮食多了怎么办”(5)
既然粮食如此大丰收，已经达到了吃不完的地步，实行“吃饭不要钱”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这也是当时实行供给制的重要依据。中共苏州地委在总结江阴县马镇人民公社实行伙食供给制的经验时，列举了可以实行供给制的四条理由，其中一条就是有粮。怎么个有粮?答案在于：“今年是大跃进的一年，粮食增产是肯定的，如果全社水稻达到估产数每亩3500斤，就比去年增加了好几倍。”“按照全社每人每年食用650斤计算，可供全社社员吃几年。”供给制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牛皮大话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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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肚皮吃饭”(1)
人民公社运动后兴办的公共食堂，是和供给制捆绑在一起，没有公共食堂这个载体，供给制不能顺利推行，而不实行供给制，公共食堂也难以几乎没受什么阻力就迅速普及。既然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那么，“放开肚皮吃饭”也就顺理成章了。当时人们还算了一笔账，一个人放开肚皮吃一年大约需要500斤左右的粮食，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每人平均可有550斤，仅此一项。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
1958年国庆节前后，多少年来一直为吃喝发愁的中国农民，忽然间在公共食堂过上了一段不但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饭”的好日子。
据称，“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的发明者，也是柯庆施。这个口号传出来以后，中央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南京检查工作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建议在口号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于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成为了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安徽舒城县舒茶公社是较早实行“放开肚皮吃饭”的地方之一，该社的火箭大队的食堂在这年的秋收秋种期间，实行的是吃饭定量的办法，但有些肚量大的单身汉和大人多小孩少的户，反映有时吃不饱，经大队领导研究后，决定取消原来的定量办法，实行吃饭不定量，让社员放开肚皮吃饱。开始时，有些干部对这个办法感到踌躇不安，觉得放开肚皮吃饭好是好，但吃粮不受限制，会不会吃过头粮。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主张放开肚皮吃饭的，虽然他也对吃饭不定量后是否会超过定量标准心中也没有底，但认为要让社员发挥干劲生产，就要让社员吃饱，粮食不够，可以多种萝卜、白菜和杂粮。于是，在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前两天，全大队突击种了18亩萝卜。
1958年9月18日这天，火箭大队正式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办法。全大队在食堂吃饭的共有402人，这时因有28人去铁厂做工，实际吃饭人数374人，其中男女劳力227人，小孩117人，老人27人，病人3人。按过去每人每天1斤零5钱的定量标准，本应吃大米385斤，大队长考虑，第一天敞开吃饭社员食量必定增加，特地关照食堂仍按402人做饭，比定量标准多加了35斤米。吃饭时，全食堂开了50桌。有的社员因吃饭不定量，怕人家说自己吃得多，吃得特快。一个社员还带来个大瓦盆，装得满满的，本来他只吃四碗饭，这顿却吃了六大碗。别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么大的碗，他说：“这一顿尽吃，下一顿还尽吃吗?干一碗是一碗。”结果，这顿饭虽然比平时加了不少粮食，仍吃了个精光。
第二天，在食堂吃饭人数与头天一样，下的米也同样多，晚上结账，比过去定量标准又超过了30斤。一些小队干部心里开始发慌，担心这样吃下去，多少粮食也不够吃，但大队长并不这样认为，说社员吃饱了干劲大，明年就能够增产，吃饭不定量的办法一定要坚持。结果到了第三天，社员的饭量开始下降，第四天则节余了20斤大米。据称这个食堂实行吃饭不定量一个月下来，每人每天一斤米下锅，已足够吃，而且还有节余。
江苏江阴县的马镇人民公社的“放开肚皮吃饭”，是在1958年的国庆节前开始的。马镇之所以搞“放开肚皮吃饭”，主要是“今年水稻获得大丰收。除去征购粮、种子粮和饲料粮以外，全社按每人一年650斤口粮计算，可吃一年零十个月”。由于“有了丰足的粮食”，所以能够做到吃饭不要钱，不定量。对于放开肚皮吃饭，社员自然是高兴的。62岁的贫农尹积福，子女多，劳力不强，过去吃饭很担心，老是不敢吃饱，怕吃过头要超支，开始搞吃饭不要钱时，尹积福还有点不敢相信，开头两天不敢吃足，怕最后还要算账，听了有关政策的宣传和鸣放辩论后，心里踏实了。他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真是到了天仙国了，共产主义才沾点边儿，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江苏淮安县联盟公社联盟大队的公共食堂被称为“幸福食堂”。社员到食堂吃饭时，自己吃饭自己装，要吃多少装多少，既不要钱，也不限量，这是一个实行供给制的无人管理食堂。“这个食堂吃饭方便，坐下就吃，不要排队。饭前不需订饭，饭后不需报账。吃饭不要钱，吃菜也不要钱，社员来客，开饭前两点钟通知，可以加菜，客人吃饭也不要钱，只有加菜时才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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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肚皮吃饭”(2)
当然不只是联盟大队的食堂社员来客吃饭不要钱。河北省安国县的伍仁村，是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家乡，公社化之后，有当代关汉卿之称的著名剧作家田汉来该村参观，他在参观后的一篇短文中写道：“我们尤其喜欢公社食堂的一种符合中国人民好客精神的制度。社员的亲戚朋友被认为是大家的亲戚朋友，第一天吃得好些，第二天到第五天当自己人看待，第五天以后才要粮票。这真是合情合理的制度。”
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厨师在分菜在提倡“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上不限量，就是吃菜上，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1958年11月，江苏常州地委在武进县寨桥公社召开农村食堂现场会议，提出办好食堂的八条标准，在全区三万多个食堂中开展竞赛，其中一条竞赛标准就是饭菜多样化。具体要求是吃菜天天不同样，逐步达到七天、半月不同样，吃饭有几样菜，并定期有荤，增加营养。而现场会所在的寨桥公社的贝桥食堂，则是每天一干二稀，吃饭放开肚皮吃，早晚各两个菜，中午三菜一汤。这个食堂单是10月份一个月就吃过五次面条，两次饼子，三次团子，两次馒头，赤豆烧粥更是经常有；荤菜方面吃了三次肉，十三次鱼，素菜是半月不同样。这个食堂的口号是“一年赶上马福兴，二年超过德秦恒”。“马福兴”与“德秦恒”都是常州市内著名的菜馆。
要知道，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仍是很低的，农民一年中难得吃几次荤菜，贝桥食堂的这个水平，已大大超过了公社化前一般的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这也就决定了这种“放开肚皮吃饭”是不可能持久的。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全队有470户1900人，共建立青壮年红专食堂12个，老年幸福食堂3个，幼儿食堂3个。这个生产队的食堂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个菜。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对病人、孕产妇、客人有特别照顾。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表：
顿数
日期早餐饭菜午餐晚餐饭菜一豆包
和平汤凉粉、肉丝、
白菜、萝卜烩面、百合汤菜包
和平汤豆芽、金丝、粉条二枣花馍
和平汤肉片、豆腐、
银丝菜汤面条、肉丝、
于花菜菜包
和平汤丸子汤、金针汤、
木耳汤、莲子汤三面包
和平汤金丝、银丝菜、
白菜、凉粉蒜面条花卷馍
跃进汤肉丝、炒韭菜、
银丝菜、烧白菜四火烧饼
跃进汤豆腐、雪花菜、海带、凉粉面片、银丝菜、肉丝烙饼凉拌粉条、银丝菜、
醋白菜、肉丝片五雪花馍凉粉、炒金针、烧白菜、银丝菜汤面角、
莲子汤杂烩面炒韭菜、炒红丝菜六卷子馍
和平汤凉粉、豆芽、
银丝菜、红丝菜穿汤面、白菜、银丝菜锅巴馍雪花菜、炒豆腐、
银丝菜、炒百合七糕点肉丝、肉片、
炒豆腐、炒白菜、
炒韭菜红烧肉、小苏丸、大苏肉、穿汤丸子、拔丝山药、焦烧肉、木耳汤油馍百合汤、银丝菜、
豆腐、凉粉、金丝菜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河南开封市十二祖亩街大队的公共食堂除了规定的开饭时间外，还设有流水席，“无论来得早晚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1958年12月3日的《河南日报》还特地报道了这个食堂的事迹。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放开肚皮吃饭”(3)
1958年10月底，广东省委向全省各人民公社建议：全省食堂实行粮食无限量的供给制和社员吃饭吃菜一律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广东省委的考虑是：今年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早稻是大丰收，晚稻特大丰收也成定局，全省今年平均亩产预计可达1500斤左右，每人平均拥有粮食1700斤左右。加上全省农村已经实现了公社化，90％以上的农民加入公社的公共食堂等条件，应该使农民吃饱吃好。此外，广东省委还建议所有公社的食堂，自11月起实行青菜管饱、逢一（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吃荤的吃菜供给制。
当年人们曾对“吃饭不要钱”大唱赞歌。江苏江阴马镇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后，社员编出了一套“吃饭不要钱”好处的快板词。词曰：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开笑颜；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为什么心里越想越是甜？共产主义快实现！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明年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一位著名诗人为“吃饭不要钱”特地赋诗一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诗中说：“吃饭不要钱，几曾听说过？吃饭不要钱，哪里看见过？自古所没有，世界也从无。哪能有这事？ 怕是说梦话。吃饭不要钱，谁知是真的！就在咱公社，菜蔬也免费。 说来不相信，饭菜进了肚。想起从前事，不觉心酸苦。从前生活难，天天做苦工，顿顿吃不饱，牛马都不如。 烈士流鲜血，浇出胜利花。粮食庆丰收，办起大公社。生产翻几番，粮食吃不完。吃饭不要钱 ，梦想要实现。消息传出去，世界要震动。东方一片红，万岁毛泽东。”
提倡“吃饭不要钱”、“吃饭不定量”，那些生活困难的农民最支持。他们对这种制度的态度，正如前面说及的江阴县马镇公社的尹积福那样，开始虽怀疑，接着是惊喜，最后是欢呼称颂。他们既是这一制度的最坚决拥护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一直为吃饭问题所累。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这是多少农民梦寐以求的事啊!现在办了公共食堂，不再为能否填饱肚子而担心，农民怎么不拥护?可是，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比过去成倍地增长，根本没有放开肚皮吃的条件。所以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到了这年底和1959年初，粮食就根本不是多得吃不完，而是严重不够，农民也就开始勒紧肚皮过日子。
中国农民有广泛而深厚的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又使他们容易产生空想。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种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并非仅仅是少数领导人一时的头脑发热就可以骤然兴起的，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当时提出“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除了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粮食已经极为丰富，多得吃不完这一因素外，还与主观地认为实行供给制后农民觉悟将有极大的提高有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率先从农村开始的，这年的许多新名词、新花样，也是最先在农村中提出的。相比之下，城市反倒显得比农村落后，甚至可以说工人阶级的表现还没有农民兄弟们出色。这样就使得党的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觉悟和农村在中国社会变更中的作用，甚至认为农村可以先于城市进入共产主义，走一次新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村长时间是党工作的重心，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又十分顺利，这就使得相当多的干部，不但熟悉农村，处理农村问题感到得心应手。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社会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那么从何处着手来实现这个变革呢？于是人们又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农村。问题在于，一则此时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不具备“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条件，二则农民现有的觉悟水平，也不足以防止吃饭攀比和粮食浪费现象的出现，更不足以刺激和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一方面，对于一部分人口多劳力少的农民家庭来说，虽然他们从供给制中得到了好处，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所得的，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仅是笼而统之地说是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这话自然也不错，也很堂皇，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不会由衷地感到自己不好好劳动就对不起共产党，反而觉得共产党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不管，从而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思想。另一方面，劳力多人口少的农民家庭明显地感到自己吃亏，觉得干多了也是给别人干，积极性大挫。所以，不论是得好处的一方还是吃亏的一方，积极性都调动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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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肚皮吃饭”(4)
广东新会县各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的情况，便能说明问题。当时的供给制又称半供给制，就在于它与工资制相结合才构成了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新会县的大泽公社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了“四多四少”的现象。这“四多四少”是：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类似的现象在新会其他公社也普遍存在。
大泽公社发放工资后十天左右，出勤率普遍降低了五六成。该社礼成管理区领工资的有600人，出勤的只有300人。同时，没病装病，小病装大病，没月经假装有月经或借口照顾小孩而不出工的也大有人在。一些原来劳动态度差的人现在更差，原来劳动态度好的人也因受此影响而消极劳动。原来每天可送200担肥的，现在只送五六十担，过去能挑100斤，现在只挑50斤；过去一个人能挑的，现在则要两个人抬。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的比例不合理。该县二者之间的比例一般是6∶4或7∶3，供给部分占了大头，再加上其他的扣除，社员能拿到手的工资并没有多少。对社员来说，劳动少了减少不了多少收入，劳动多了也增加不了什么，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个样，他们说：“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甚至出现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的现象。这对 “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能提高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觉悟，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还能改造懒汉，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还造成了公共食堂粮食的巨大浪费，一些社员怕自己吃少了吃亏，每餐都是死吃活撑，吃不了还偷偷拿回家喂鸡喂鸭。说“放开肚皮吃饭”能节约粮食实属无稽之谈。不少食堂人均一天要吃掉二三斤粮食。山东菏泽县马岭岗公社刁屯大队段庄小队的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后，340人一个月吃粮1万多斤，每人一天合3斤多。这并非个别现象。在有的地方，一天吃五顿饭，有的地方放吃饭“卫星”。如此一来，“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到了1958年底，只得将“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收起来。至于各种各样的供给制，除了粮食供给制还勉强维持外，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供给制因无力再维持，基本上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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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化带来的“共产风”(1)
人民公社化之后的公共食堂几乎是在一窝蜂的情况下办起来的。北戴河会议后一个多月，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也同时基本实现了食堂化。各地公共食堂创办之时，无场地、无锅、无灶、无生活必需品，是真正的一无所有，白手起家，但这并没有影响公共食堂的遍地开花。那么，办公共食堂所需的各种物品从何而来?既非购买，亦非上级拨给，而是通过刮“共产风”从社员手中刮来的。
“共产风”一词，是毛泽东在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首次使用的。他说：“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该归社的，如大部分的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半年后对“共产风”的概括，他准确地抓住了“共产风”的本质特征。
“共产风”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体制。全国的人民公社平均是由28个农业社合并而成的，原来的农业社一般成了公社下辖的大队。公社是工、农、商、学、兵样样俱全，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生产，统一分配，农民过着名则集体、实则平均的生活。这样，原来农业社与农业社之间的贫富被拉平，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收入差别也被消除，成了穷队“共”富队的“产”，社、队“共”社员的“产”，贫穷的社员“共”较富裕的社员的“产”。
湖南长沙县高塘人民公社成立后，有人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人民公社好，可惜搞大了。富社与穷社，分别很不少，我社粮食产得多，他社粮食产得少，要想提高生产力，粮食不可平均吃。”可见，人民公社一成立，广大群众对这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就表示了不满。
办人民公社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同时也要使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公社成立之时，不但要将农业社的全部公有财产，包括土地、牲畜、林木、农具、地里的庄稼、已经收获尚未分配的农产品、农业积累的资金，甚至劳动力的使用和调拨，全部转为公社所有，而且还将社员的部分生活资料由公社统一使用。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规定：“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已经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禽。”
《河南省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规定：农业社转并为人民公社时，一切公有财产全部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转社时，社员私有的牲畜、林木、果园和大中型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折价归公社所有。社员原有的自留地、荒闲地、苇地、房基宅地应交公社所有。公社化后社员的小家畜家禽，可留为社员所有。社员占有的多余的房屋，公社有统一调配权，不得再收房租。社员的家庭生活用具，包括桌、椅、板凳、床铺、箱、柜等等，一律归社员所有，公社如有需要，在取得社员本人同意后，可暂时借用。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公社化后社员的生产资料毫无例外地全都要交给公社，部分生活资料名义上可以留给个人，但公社也可以用各种名义占有。这就为各地刮“共产风”开了方便之门。
公共食堂与刮“共产风”是联系在一起的。办食堂之初，公社除了掌握一定的粮食外，可谓一无所有。食堂办起来后，一方面，所需的锅碗瓢盆、蔬菜食油等等，食堂并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供使用。不少公社是一夜之间办起的，食堂也是如此，所需之物全部取之于社员个人。但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一方面有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有自私自利的思想，普遍存在可“共”别人的“产”而不可“共”自己的“产”的心理。食堂办起来之后，他们并不会自愿地将家里的东西交给食堂，那时的办法是，趁社员出工之际，由社、队干部到社员家搜查，将发现的粮、油等物品全数收去交给食堂。社员稍有不满，轻则批判辩论，重则开展批判斗争、不给饭吃，并扣上破坏公共食堂、破坏人民公社的帽子。在一些地方，为了强迫社员到食堂吃饭，强行将社员的锅砸烂，把碗、盆拿走。公社化高潮时，正值大炼钢铁的高潮，为了炼铁炼钢，不少地方将社员家里的铁锅、铁铲等铁金属全数拿去，化作铁疙瘩，以完成钢铁指标，理由是留这些东西也没有用，反正在食堂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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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化带来的“共产风”(2)
湖南省湘潭县石潭公社古云大队刮“共产风”的情况，便足以说明“共产风”的厉害。古云的“共产风”早在“大跃进”启动之初就已开始刮了。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古云先是开展大规模的投资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死钱变活钱”，要社员把家里藏的银元拿出来，作为向社里的投资，办法是先由几个干部摸底，认定是有钱的户，就送去一张条子，写明什么时候要向社里交出多少钱来，如果不交，就辩论、斗争，并且打人。古云高级社（当时分社还没有建立）就有近20户收到了要钱的条子，被打的有10个人，其中5个是中农，5个是富农。这样一逼一打，弄得人人紧张，有的吓得把钱都拿了出来。如此一来，古云高级社一共搞出了7000块钱。没钱的户，有的被逼出卖被帐、棉纱，有的被抢走了生猪。
紧接着，古云又大搞积肥运动，提出“家家落锁，户户关门”、“路无闲人”的口号。所谓“户户关门”、“路无闲人”，就是屋里的人都出去积肥，过路的人一律要积15担至20担爱国肥，路人随带的礼物常被抢吃一空。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来石潭籴米，社员毛某叫他积肥，老头说：“我是驾船的，你为何管我船上的事?”毛说：“共产党什么都管。”便上前扭住老头，老头抵抗，毛就将其按倒在地上。更可笑的是，有个叫王赞成的社员，眼睛有些近视，他的儿媳妇从娘家回来，手里拿了点娘家给的礼物，王在路边车水，没有看清是自己的儿媳，就跳下水车去抢。儿媳一看，是自己的家爹，连忙说：“爹，不要抢，这些东西提回去就是送给你吃的。”由此可见当时刮“共产风”的程度。
公社化后“共产风”有增无减。这年8月15日，石潭公社为了开煤矿，要调大批的劳力，调人的办法是站队点名，点上名的就走，多数男劳力被调去。接着是全民大炼钢铁，这个大队的劳动力集中到了石潭镇，没有炉子，就拆屋取砖；没有燃料，就砍树拆楼板烧；炼不出铁，就打烂社员家的锅做“引铁”，甚至提出“一天不出铁是大事，三年不出谷是小事”。
炼完钢铁，又去修运河。这时的口号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山上要过船，底上15尺，两边跑汽车，中间过洋船”。古云大队一下子被调去了几百人，每个食堂只剩下一二个男劳动力，还是病人。前后去了40天，这段时间，不准请假，凡是回了家的，都得押送回工地。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地没有不刮“共产风”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给省委的一份报告中说：“从各地建社的情况看，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革命，它进一步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社员自愿地将自留地、自养牲畜、成片树木、生产工具等交公社所有；有的将零星树木、猪、羊等也交公社所有；有455个公社的社员自动将房屋交公社所有。”社员们曾形象地说，加入公社后，除了一双筷子是自己的，其他都是公社的。
据对河南温县、密县、嵩县、南阳、内乡五个县七个人民公社的统计，在公社化运动中，社员共“献出”钢、铁、铜等原料224600斤，陈粮193万斤，金子78两，银子57斤，银元58元，银货1783两，现金41862元。
河南省西华县在公社化时，社员“自觉投入公社”的耕畜有806头，生猪43757头，陈粮1131728斤，农具141566件，缝纫机144部，架子车927辆，青砖13万多块，钢铁230多万斤，现款153万元，钢洋16926元，棉花1046斤，元宝60个，“其他如银子、金子、玛瑙等很多”。
社员“自愿交出”也好，“献出”和“自觉投入”也罢，都是无代价地将社员私有财产充了公，“共”了“产”。
一些地方还大搞生活集体化，不但集体吃饭，而且还集体住宿。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第六基层社第一大队，就别出心裁地搞起了一个所谓的“三院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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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化带来的“共产风”(3)
“三院”是指儿童学院、青壮年红专学院、老年幸福院，“二所”是招待所、托儿所。这个大队共有585户2689人，规定社员按不同年龄进入不同的“院”，集体住宿。所需的房屋则是将社员私有的房屋宣布为公社所有，由公社负责管理维修，由大队规划使用。其具体规定是：
儿童学院：凡是4岁至6岁的儿童，全部参加儿童学院。该大队共建有4个儿童学院，入院儿童217人。每院设院长一人，教养员2人，建立儿童食堂一座。将儿童分班分组，每天集体上课、睡觉、吃饭。
青壮年红专学院：这个大队共建立了4处，住进红专学院的有563人，下设技术研究、试验、学习、验收4个股，并设食堂一座。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集体吃饭、劳动、学习。在住宿问题上，凡是夫妇两口者，住单房间，一门一窗；未婚的青壮年，男女分住，二至三人一个房间，实行集体住宿。
老年幸福院：凡是年老体弱，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老年人，组织到幸福院，集体住宿、吃饭，并根据其劳动力情况，分配给一定的轻体力劳动，如养鸡、鸭、兔、猪等。生活上实行饭菜多样化，吃饭时有专人照管。
招待所是为社员来客设立的，内有食堂，客人可在此吃饭。托儿所则收一岁至三岁的儿童。
该大队实行“三院二所”后，其上级第六基层社党委会曾总结出了五大好处：
（一）解放了生产力，干活行动迅速，指挥统一。妇女摆脱了家务琐事，使出勤率由原来的不到70％上升到100％。
（二）便于集中教育社员，提高广大社员的政治觉悟。
（三）便于学习文化，提高社员的文化、技术水平。
（四）充分发挥了半劳力和辅助劳力的作用，做到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大大发展了集体经济，达到了家禽满院。
（五）吃住在一起，有问题及时得到解决，干部关心社员，社员爱护干部，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这样的“三院二所”虽然有如此多的“好处”，但这种人为地拆散家庭的做法，必定会给群众的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实际上是不能长久的。
公社化后，许多地方都实行社员集体生活、集体居住。山东滕县就曾发生一件因误传上级精神，造成一个公社的社员大搬家的荒唐事件。
1958年11月3日，滕县界河红旗人民公社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在济宁地委开会分组讨论时，听到了滕县辛庄山顶有几户社员从山上搬到山下居住的事。这位副书记在开会时大概是心不在焉，把这件事同会议的主要精神混在一起，当做地委布置的任务回来后进行传达，并讲到了小村并大村进行大兵团生产的好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本来头脑就发热，听了这位副书记的汇报后，以为上级已经加快了“乡村城市化”的工作，匆忙决定全公社并村搬家。
第二天，界河红旗公社在驻地召开全公社党员、干部大会。由那位副书记“传达”地委会议精神，对并村作了具体布置，办法是将全社的176个村合并为28个大村，实行按性别、年龄分别居住，男女青年各住一村，男女老人也各住一村。不论青壮年和老年，凡是有配偶的一律过星期六制度。按照军事化的要求，全社人口编排成团、营、连、班。同时规定，在并村搬家时，小家畜家禽集中喂养，取消私有制，只准带生产工具、衣服被褥等，其他一律不带，粮食更不能带走。会上还提出了“苦战一昼夜完成任务，向公社党委报捷”的口号。虽有不少党员、干部对此想不通，有意见，但不敢提。他们认为并村搬家既然是上级布置的，就是一项全国性工作，同时也由于当时流行“拔白旗、插红旗”，怕提了意见被当做“白旗”受批斗。
11月5日，全社开始搬家。社员对搬家普遍反对，怨声载道，哭骂声不绝，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家。有些胆大泼辣的社员大骂干部，华家林村五个妇女坐在街上连骂带哭了一天。个别干部家属因不堪辱骂走上绝路。不少社员以毁破农具、大吃大喝来发泄不满。搬家时，社员觉得房子、家具、其他物件都将不属自己了，就将锅、盆扔在路上或砸掉，将家具、木床当做柴烧，把农具弄断、弄坏当做废铁卖掉。社员更是杀鸡宰羊，喝酒吸烟，赵辛街耕作区（介于公社与大队间的组织，一般相当于原来乡的范围）宰羊200余头，杀鸡3000只。在搬家过程中，干部带着民兵到社员家翻粮，司堂耕作区的龙山店共有500户，被翻的有432户，共翻出社员收藏的粮食20011斤、花生305斤、地瓜300斤。社员为了藏住粮食，有的将粮食埋在粪堆里，有的埋在河滩上。11月6日，滕县县委得知界河的大搬家后，立即打电话指示停止搬家，这一闹剧才停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