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化带来的“共产风”(4)
湖北省当阳县跑马公社刮“共产风”时，更是发生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跑马公社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带队到外地炼钢铁）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时，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大会一结束，人们就到街上商店去拿东西，去得早的多拿一点，去得晚的少拿一点，最后去的是一位教师，只拿了两筒蜡纸。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社员家的东西。别人家的鸡，可以随便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随便来挖，甚至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因为马上就共产主义了，子女也就成了大家的。这个公社只剩下一条还没有“共产”：老婆还是自己的。不过这一条这位公社党委第二书记也拿不准是不是可以“共产”，说还得请示上级。这种事，今天看来好像是天方夜谭，可这却是1959年3月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讲到的。
“共产风”的出现，除了因为当时的基层干部水平低，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就是“共产”外，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公社的体制。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共产”都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下达，作为下级组织的管理区、大队和生产队都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加之办起了公共食堂，社员的吃饭权也就是最根本的生存权，实际上掌握在食堂，也就是公社手中。如果社队干部心术不正，社员稍有不满，就会被剥夺其本人甚至全家的吃饭权，社员除了挨饿之外别无出路。这也是社员对“共产风”不能抵制、反抗的原因，从而也导致公社化后“共产风”泛滥成灾，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公共食堂前途无量”(1)
如果说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公共食堂，还带有群众的自发性，且人们在主观上认为办食堂能提高农村生产力，能推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话，那么，庐山会议后再次大办公共食堂，则带有很大的赌气性质。因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攻击公共食堂，解散公共食堂，所以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大办公共食堂。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周小舟都讲到过公共食堂、供给制的问题。彭于1959年7月4日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周小舟也对彭说：“现在吃大锅饭（公共食堂），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做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页。张闻天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供给制、公共食堂不同于社会主义，取消供给制不等于退步，退出公共食堂不等于不是社会主义，这完全是两回事，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既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此不赞同甚至反对公共食堂，那么，在“反右倾”时，坚持公共食堂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杂志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其中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食堂遍及各个农村，入食堂农户达到90%以上。其他各种生活福利事业都有很大发展。请问右倾机会主义者，像这样几亿人民的群众运动，如果没有客观需要，不是群众要求，哪一个人能够下一个命令就办起来了呢？哪一个人能够一阵风吹起来呢？恰恰相反，这种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潮流，合乎需要的东西，你们要想吹垮也是不可能的。”“集体生活福利事业所以垮不了，正说明它是合乎历史要求，合乎群众需要。不是办早了，办快了，办多了，而是办得适时，办得对，办得好，今后还要努力更加办好。”
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社论一开头就如是说：1958年中国出了许多新鲜事情，公共食堂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就是其中的一桩。在人民公社化前后，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公共食堂，受到几亿农民的热烈赞扬。可是新生事物总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农村公共食堂也不例外。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画脚地议论起来。事实是公共食堂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他们却硬说多占用了劳动力；事实是公共食堂大大有利于生产，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妨碍生产；事实是公共食堂改善了农民生活，方便了多数社员，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降低了农民生活，对群众很不方便。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在少数地区，有些农村工作人员甚至下令解散公共食堂。可是，群众坚决不散，或者过后很快又把公共食堂办起来。就这样，围绕着公共食堂，展开了一场斗争。
社论又说，解放前，吃饭问题对农民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初步的提高，但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力量还非常薄弱，特别是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农民要经常吃饱吃好还相当困难。土地改革后，劳动互助运动兴起，为了适应集体生产的需要，就有一些农民实行“合伙做饭”，集体吃饭，这是公共食堂的萌芽。农业合作化后，集体化的规模扩大了，集体生产和分散吃饭的矛盾更加尖锐，于是出现了公共食堂。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适当范围的集体生产成为广大群众的普遍要求，公共食堂这种新兴的生活福利组织，在很短时间内在全国广大农村普遍地建立起来。各地公共食堂经过整顿，在总结过去经验，因时因地制宜的基础上，贯彻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大多数巩固下来了。社论在列举了河南、四川、上海郊区、北京郊区的公共食堂数目后说，广大群众不仅办起了公共食堂，而且办得很好，将来还会办得更好，一些被解散的食堂又由群众恢复起来了，“办不得”论在各种客观事实面前，只有破产一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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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食堂前途无量”(2)
接着，社论论证了公共食堂的若干“优越性”。如节省了劳动力，称河南全省仅办食堂就节省了600万个劳动力；公共食堂改善了生活；给许多农民家庭节省了粮食、燃料和其他物资。这些“优点”，若在一年前，可能还有人相信，经过一年的实践后，实际上已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了。当然，社论在论证公共食堂的“好处”时，还特地讲到它在解放妇女中的作用，说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喜事”，“那些机会主义分子，口口声声讲群众利益，甚至讲共产主义，可是对于这件解放妇女劳动力，促进家务社会化的事业不但没有鼓掌欢迎，热烈支持，却在一旁大肆攻击。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尽管也自称为共产主义者，何尝有半点共产主义气味”。如此说来，谁反对公共食堂，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话说到这个程度，自然谁也不敢对公共食堂提出异议了。所以社论用警告的语言说：“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做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
社论最后说：“公共食堂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有党和人民的爱护和支持，它绝不是一阵风吹起来的，也不是一阵风吹得散的。个别的暂时被吹掉了，迟早也总是要吹回来。”“我国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一定会越办越好。在现阶段，这将大大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在将来，在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正如列宁所说的，这些幼芽必将‘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在此前后，各种报刊发了大量的有关公共食堂的通讯、报道、社论和评论，自然都是毫无例外地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湖南的各项工作不怎么冒尖，这大概与周小舟的“右倾”有关。庐山会议上，周小舟被打成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成员，撤掉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周小舟在这个“反党集团”中是位列第四的人物，但在湖南的“右倾分子”中则是第一号人物，用当时湖南省委的一位负责人的话说：“这个家伙在庐山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尾巴，在湖南可是头子了。湖南的反党宗派是以他为首的……这个反党分子幸亏在庐山会议把他抓住了，不然在湖南还真不好办呢。因为他是第一书记，是个大石头压在上面。另外，他们伪装得很像一回事。湖南很难揭发出来，要揭发也不太顺利。庐山会议真是神仙会，把妖魔鬼怪给捉住了。”
既然有这么一个“反党集团的尾巴”，湖南开展“反右倾”斗争自然轰轰烈烈，不然怎么能同周小舟划清界限?在这场运动中，全省仅县以上机关单位就有4696人被重点批斗，有1630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待公共食堂的态度，也就被当做检验一个人赞同人民公社还是反对人民公社，坚持社会主义还是企图搞资本主义的尺度之一，湖南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大办公共食堂，尤其要大力宣传公共食堂。
1959年9月5日，《新湖南报》发表长篇通讯《农村公共食堂好得很!》，介绍新邵县严塘公社沙湾大队第九生产队第一食堂“越办越好”的经验。文章的小标题分别是：“妇女劳力得解放，群众生产劲头高”；“吃饱又吃好，省粮更省柴”；“家禽家畜大发展”；“食堂好处实在多，各项事业齐推进”；“民主管理，坚持自愿参加原则”。这实际上也是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要是果真如此，确实对公共食堂没有反对的必要。
过了两天，《新湖南报》又详细地报道了湘阴县洞庭围人民公社的食堂，称这个食堂是“越办越好，越办越巩固”。这个公社有8000多户，一共办了324个食堂。《新湖南报》说，这个公社食堂开办一年，可以增加劳动日200万个，计算的办法是：8262户社员原来单锅独灶时至少要有8262个人做饭，现在办了324个公共食堂，只有866个服务员，解放出劳动力7000个，几百个单身汉也可以无牵无挂地出工，如果解放出来的7000个劳动力以每年出工200个计算，再加上原有的12310个劳动力因办食堂后出工齐整提高劳动工效二分，这样，增加的劳动日正好是200万个。
“公共食堂前途无量”(3)
这个公社的食堂当然也与别的食堂一样，声称节约了粮食若干。该公社的第十大队1957年返销了18万斤粮食，1958年返销了31万斤，1959年却节约了粮食。至于是怎样节约的，报道上没有说，但其中提到了凭票吃饭的方法。其实要节约也简单，降低社员的口粮供应标准即可，反正社员的粮食全放在食堂，吃多吃少只能由食堂决定。1959年夏收之时，中共中央虽然提出粮食要分配到户，庐山会议之后各地并没有做到，粮食名义上是分配到户，但到户的只是指标，而实物却存放在食堂，这种分粮到户并无任何实际意义。正是因为这一点，社员不得不加入食堂。洞庭围公社食堂的另一好处是社员“团结更加紧密”，这恐怕也是只能写在纸面上的。
在1959年上半年尤其是夏收前后许多地方的食堂散伙的时候，河南却在食堂的巩固上下工夫，深为毛泽东所赞许。毛泽东说只要河南能够坚持，全国就有希望，可见毛泽东对河南食堂期望之高。
庐山会议之后，河南对公共食堂更是广为宣传，大唱赞歌。9月5日，《河南日报》在报道偃师县老城人民公社东庄大队的公共食堂时，借用该大队社员的口说：“公共食堂是福地。”那么，食堂“福”在何处？除了节约劳力、粮食、用煤外，一曰改善生活，内称：“食堂实现了‘依人定量、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以后，做饭做到忙时吃干，闲时半稀半干，天天都有馍。逢年过节还可以吃到八宝饭、饺子、肉菜等。……一年四季瓜、菜不断。”二曰增加了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加强了家庭和社员之间的和睦团结。举例说，社员吕永才，70多岁，一家就老两口，生产积极，就是个性强，曾和18家邻居不说话。他老婆做饭嫌麻烦，一次做一天到两天的饭，天天吃剩饭，老头啃不动硬馍，常常摔碗。入食堂后，老两口在饭厅听读报、听讲话，慢慢地懂得了道理，提高了觉悟，就主动向亲邻检讨过去的缺点，从而加强了团结。
另据《河南日报》的报道，1959年10月初，河南全省共有农村公共食堂339578个，参加食堂人数占全省农村总人数的99％。河南为了办好公共食堂，在食堂坚决贯彻阶级路线，消除了混入食堂的不纯分子，75％的炊事人员、45％的管理人员由党团员担任。由于公共食堂的成立，使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妇女670万人从几千年来的锅灶边解放出来。全省30多万个食堂基本上达到了天天有馍、有汤、有菜（报道中没有说人均有多少馍、吃多少菜）。全省食堂种秋菜1720万亩，采集野菜48亿斤，储存干菜14亿斤，许昌地区的食堂仅半个月就节约粮食180万斤。总而言之，报道给人的感觉是河南公共食堂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不过，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办公共食堂经验如此丰富、成绩如此突出的河南，却是“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河南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驳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公共食堂的“攻击”。10月9日，该报发表题为《公共食堂好得很》的社论，其中说：“‘公共食堂难以巩固’，‘群众要大批退出食堂’，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事实已经给他们以有力的回答。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我省公共食堂已经经受了几次严峻的考验，不但没有垮台，反而更加巩固了。”“我们对公共食堂的看法和做法，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认为公共食堂好得很，他们却认为‘糟得很’；我们为了适应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的需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他们却是为了恢复私有制，积极垮公共食堂的台。这就是我们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根本分歧所在。这里还必须指出，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否认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反对公共食堂，实际上就是反对人民公社。”
社论的这几句话，倒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把公共食堂办下去的原因：因为公共食堂是消灭私有制的好办法，因为公共食堂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一致的。无怪乎要把坚持公共食堂上升到“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的高度。私有制的确不是个好东西，人类贫富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都与之相关。但是，当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消灭私有制，特别是生活资料的私有性质时，人为地将社会生活一切都公有化，企图建立一个纯之又纯的共产社会，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是建立在对实现共产主义急于求成的基础上的。然而，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的承受程度，如果将不切实际的空想付诸实践，只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反右倾，办食堂(1)
与河南自称在庐山会议前一个食堂没有垮掉相比，邻近的河北似乎缺乏那种先见之明，庐山会议前，大多数食堂已散了伙。
在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之初，河北在不长的时间里很快实现了食堂化，最多时曾办起了30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3500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9％以上。可是，到1959年春季后，“由于粮食收获量没有那么多，口粮标准逐步压缩，柴炭困难日益增多，劳动生产步入正常，改变了吃住在田间的情况，加之不少的食堂管理不妥，因而群众越来越觉得不方便了”。
庐山会议期间，河北省委农工部就食堂问题进行了一次调查。据这份调查材料说，河北农村坚持在食堂吃饭的群众只占总户数的20%左右，不愿参加的占总户数的50%，还有30%随大流。至1959年6月底，河北全省尚有食堂49004个，较原来减少86%，加入食堂的农户有1643990户，占农户总数的165％，较原来减少了80％。此时剩下的除了少量的主要由单身汉和没有辅助劳力做饭的户组成的小型常年食堂外，还有一些农忙突击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办起的农忙食堂与工地食堂。调查报告据此认为：“看来常年全民食堂已不适合当前情况和多数群众的要求。”因为调查之时，“反右倾”之风还未从庐山往山下刮，所以这份材料比较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说农民如何喜爱公共食堂，食堂如何如何越办越好，其实大都是编造出来的。
这份报告刚写完，各地就已开始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在全党范围内“反右倾”。由于办不办食堂，已经关乎对人民公社甚至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河北各级组织自然不敢怠慢，从省委到公社党委的书记们都亲自挂帅抓食堂工作，党委委员们亲自搞试验田，各级还建立专业领导机构，再次大办公共食堂，具体办法是：
（一）通过学习文件，“层层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检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如天津市委指示各县、公社和生产队都要学习《人民日报》上《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批判“右倾畏难情绪和放任自流偏向，决心将食堂恢复起来”。涿县还通过辩论算清四笔账：一算思想上有无右倾情绪账；二算食堂解放劳力账；三算积极支持食堂和消极对待食堂利益账；四算办食堂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账。
（二）“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广泛深入宣传食堂的优越性，发动群众用对比方法总结办食堂的好处。”
（三）层层搞重点、树标兵，组织参观，开现场会。
（四）依靠群众解决具体问题。如吴桥县群众共拿出笼屉、水缸、风箱等家具14000多件，腾房9281间。
这样一来，河北农村的公共食堂发展很快。到10月上旬，由原来的18804个发展到98117个，比8月上旬增加了倍。参加食堂的户数由原来全省总农户数的增加到；在食堂就餐人数达947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其中，邯郸地区在食堂吃饭的人数由8月上旬的增加到44%，保定地区由原来的增加到，张家口地区由原来的增加到。此时，在河北的七个地级行政区中，承德地区在食堂吃饭的人数最低，只有6%。
如此不遗余力地宣传食堂的优越性，各级领导干部也花了大力气抓公共食堂，为何食堂发展还是不平衡，与1958年相比，这次食堂发展的速度却慢得多。原因在于：公社化时，公共食堂是新鲜事物，几十户、上百户人家在一起吃饭，的确是几千来中国农村从未发生的，农民有一种新奇感，由此也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何况食堂办起之后，实行供给制，搞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以前各家各户分灶就食，多数农民从不敢放开肚皮吃饭，现在有如此好事，且不需自己做饭，只要吃现成的，哪有不愿意之理。可是，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尤其是粮食供应紧张之后，食堂的弊端暴露出来，退出食堂就成了大势所趋。农民既是理想主义者，更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本来带着美好的憧憬进入了公共食堂，当现实打破了他们的憧憬后，他们再也不愿轻信那种食堂的所谓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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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倾，办食堂(2)
“反右倾”后，河北省委农工部又给省委写了一份关于食堂问题的报告，当然这一次不敢说食堂不适应群众的要求了，而是讲办食堂的种种好处。不过，报告中也承认，对恢复食堂，干部有四怕思想：一怕食堂成立后粮食不够吃；二怕烧柴解决不了；三怕房子不能解决；四怕天冷了不好巩固。当然干部还有一种担心：食堂是自己叫散的，现在又叫办，不好向群众讲。群众对办食堂的顾虑则一是怕自留地收回，二是怕不把粮食分到户，节约不归自己。所以，干部、群众对恢复食堂积极性都不高。
群众得知又要办食堂，担心再次刮“共产风”，为不使自己精打细算的粮食被别人吃去，就在加入食堂之前大吃大喝几顿。河北元氏县元氏公社建安生产队社员李保安，夏收以来节余的麦子，中秋节都舍不得吃，一听说要恢复食堂就全吃光了。正定县青同公社青同生产队16户社员，得知又要办食堂，一天多吃斤粮食。
通过大批“右倾保守思想”，河北全省的公共食堂有了较快发展。到10月底，全省公共食堂已有168545个，加入食堂的农户有4850908户，占农户总数的58％，在食堂吃饭的有18024051人，占农村人口的58％。其中，发展较快的天津专区，加入食堂的人数占农业人口的％，邯郸、唐山占50％以上，就连原来发展较慢的承德地区，也由10月初的6％发展到％。河北恢复公共食堂的经验，除了“大抓节约粮食”、“食堂民主管理”等措施外，最根本的是“政治挂帅，统一认识，大讲今冬生产形势和食堂的优越性”。具体办法是“干部群众总结前段办好食堂的经验，并以冬季食堂是否需要和能否办好为题进行鸣辩，澄清了模糊认识，引导群众出主意想办法”。
既然办不办公共食堂已经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组织群众进行鸣放辩论的结果可想而知。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的过程中，一些原来支持解散食堂的干部被打成“右倾分子”，党员干部为形势所迫，只得不遗余力地推广公共食堂。农民们对加入食堂并不情愿，但经不住所谓大辩论，谁也不敢戴“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人民公社”的帽子，而且所谓粮食分配到户仅是把指标分到户，实物放在食堂，也就不得不去食堂吃饭。
在“反右倾”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一度散伙的公共食堂又相继恢复。至1959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具体情况是：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河南（9％）、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省市。
70％～90％人口参加食堂的，有北京（％）、新疆（％）、浙江（％）、广西（81％）、广东（％）、河北（％）、山西（％）七省市区。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湖北（％）、福建（％）、江西（61％）、陕西（％）、江苏（56％）、宁夏（％）六省区。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有甘肃（％）、山东（％）、青海（％）、吉林（％）、黑龙江（％）、辽宁（23％）、内蒙古（％）七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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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河南“经验”(1)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1960年新的一轮“大跃进”，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再次被提出来了。1960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1960年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口头汇报提纲》。提纲提出，今后三年的具体奋斗目标是：提前五年实现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十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八年的总任务和基本要求是：以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基本上实现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现代化，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分期分批完成人民公社由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向基本上是公社所有制的过渡，并开始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汇报提纲还要求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要以工资制为主，采取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形式，逐步增加分配制度中的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因素。
1959年12月，华东协作区召开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讨论人民公社过渡问题。会议提出：“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上海的条件较好，大约要三到五年的时间，其他各省大约要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行。”至于从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过渡条件，会议认为分配给社员每人每年平均200元左右，就可由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早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有人提出，只要达到每人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了。太多了，一旦农民的收入比工人多，就不好过渡。对这种说法，毛泽东不置可否，只是说，照这种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能难过渡。这也可以说是“穷过渡”一词的来源。
1960年4月初，在全国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讲到过渡问题时强调：“我们的前途是从队基本所有过渡到社基本所有，然后再从社基本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他还提出了由基本队所有过渡到基本社所有的四个条件：一是全社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每年人均收入150元至200元的水平；二是社有经济部分在全社经济中占有优势；三是穷队赶上富队；四是农村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达到了一定程度。
根据上述设想，各省纷纷开展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试点工作。
1960年的“大跃进”是1958年“大跃进”的继续，但这年的继续“跃进”除了建设社会主义急于求成的因素外，还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回击国内外一些人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怀疑和反对。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仅国内有彭德怀、张闻天等“右倾机会主义者”“有失有得”、“得不偿失”的议论，在国外也社会主义阵营的赫鲁晓夫和西方国家的杜勒斯之流的冷嘲热讽，必须以事实来证明“三面红旗”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是可行的。因此，不但要继续跃进，而且要更大地跃进。人民公社趁早实现由队所有制向社所有制过渡，当然也是为了提早向共产主义过渡。
大力发展经济，加快建设速度，这原本没有什么错。但是，当时快速发展经济的条件并不具备。本来近两年的“大跃进”已是劳民伤财，使国家与人民元气大伤，应该适时地加以调整，休养生息。可是，庐山会议后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之下，一度有所收敛的各种“大办”重新开张，急于实现两个过渡的思想重新抬头，这就使得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努力付诸东流，并且继续按照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时间表向共产主义过渡。公共食堂也就再次成了“共产主义幼芽”，并且试图使之茁壮成长。
1960年2月16日至18日，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公共食堂问题。会后，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全省农村13万个公共食堂，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不巩固的只占20％左右。
报告说，一批办得好的食堂，巩固地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一律参加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实行了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原则；炊具改革很有成绩，因而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饭菜质量。报告还提到，办食堂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一些办得好的食堂，由于解决了吃菜问题，社员个人种菜已无必要，所以把自己的一部分乃至全部自留地交给了食堂，集体化的程度提高了。一些地方办起了公共食堂，有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所以居民点纷纷集中到食堂的周围，出现了若干很小的居民点形成一个较大的居民点的趋势，这就为建设新村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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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河南“经验”(2)
由于食堂没办好，贵州一些地方发生了社员处逃、浮肿和死人现象。贵州省委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地方灾情大，征购时卖了过头粮，粮食缺少了一些；另一方面是这些地方的基层组织把粮食分掉了，少数人多占，多数人缺粮，国家供应的指标又被基层干部和管理人员层层扣留了。由于少数人把粮食霸占，扯垮公共食堂，以致群众缺粮饿肚。贵州省委在报告中说：“所谓少数人就是富裕中农，这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也处在他们把持之下。”“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按照这个报告的意思，一些公共食堂之所以没有办好甚至垮掉，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富裕中农在其中作怪。只要把食堂和基层组织的领导权掌握在贫下中农手中，公共食堂就会坚如磐石。
报告还提出，对20％没有巩固的食堂，决定采取立即组织干部带着粮食供应指标下去整顿，召开食堂代表会，建立食堂管理委员会，选举食堂管理人员，建立管理制度等步骤，加以整顿。对于80％的已巩固或基本巩固的食堂，也要进一步整顿巩固，提高标准办好。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要转交食堂，养猪也应限制，每户最多只养一头，食堂还要适当扩大规模，这样对于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食堂，都有好处。
中共中央对这份报告极为重视。2月26日，中共中央将其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在批语中说：“办好食堂是贯彻执行节约用粮和安排好群众生活的一个关键，也是解决粮食不足时更有计划地用粮的最好办法。”批语认为，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首先就是破坏公共食堂，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公共食堂，而实行指标到户，实物到食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是办好食堂的先决条件。食堂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贫下中农手中，食堂范围大小要因地制宜，太小了不便于机械化半机械化，也会占用更多的领导力量和劳动力，食堂必须自己种菜、养猪、养家禽等等，力求自给有余。
1960年3月4日，毛泽东对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写下了一段批语，称赞这份报告写得好，要求各地“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还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在1960年一年，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他要求全国各地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且还要提高。同时，他还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他们将贵州省委的这个报告，以及中共中央转发的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稿、中共中央转发的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稿，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通过，在3月10日前送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手里，远的用飞机送去。这种急迫的心情，足见毛泽东对贵州关于食堂工作做法的重视，也足见他是何等地看好公共食堂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作用。
在此稍后，黑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电话汇报说，全省的常年食堂已有70％左右，农忙食堂只占25％。从性质上讲，劳动力食堂占90％左右，全民食堂占10％左右，但发展的趋势是向全民食堂过渡。从现在的情况看，大多数食堂办得较好，一般都有菜园子，大多数养了猪，一部分养了鸡；食堂设备比较齐全，卫生情况较好，建立了一套制度，各地食堂都坚持了以人定量，凭票吃饭，节余归己，每月结账，清单上墙等制度。各级领导对食堂抓得也紧，不少地方实行统一领导，分片包干，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毛泽东看了这份汇报的记录稿，随笔写道：“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节余归己，按月算账，明明白白，账单上墙，生产生活，两样都强。”这实际上是对食堂制度的总结。
在1960年3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117号《情况简报》上，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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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河南“经验”(3)
这份材料说，据1960年2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河南为99％，河北为81％，山西为81％，甘肃为63％，山东为54％，黑龙江为40％，辽宁为33％，吉林为24％。由于基础不同及其他原因，各地食堂发展水平远不平衡，各地确定办得好的标准可归纳为：（一）种了菜，养了猪，部分或全部副食品能自给；（二）经营管理好，饮食花样多，吃得饱，吃得好；（三）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认真执行了按人定量、凭票吃饭、节余归己、定期结账等办法；（四）进行了炊具改革，做饭效率高；（五）讲究卫生，食堂设备比较齐全。材料中说，经过整顿，食堂的管理工作有了显著加强，山东大部分食堂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全省90％以上的食堂建立了伙食委员会，大部分食堂建立了粮食管理制度，不少地方还建立了社员生活代表会，依靠群众办好食堂。
材料提出，在办好食堂中，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有几个省认为，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的办法好，对于掌握粮食，减少浪费，搞好生产，巩固食堂有极大好处，而有些地方把粮食分到户，现在已没有吃的了，造成很大的被动。（二）对于社员自留地的处理。河北认为，应采取限制和逐步削弱的办法，严格控制自留地的数量，将现有的自留地划一部分给食堂，作为食堂种菜和饲料地，一律不许社员开荒。（三）必须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四）如何全面安排群众生活，黑龙江省委决定，除了搞好食堂外，4月份要在全省农村大搞综合性的生活服务站。（五）办食堂的关键在于领导。
1960年3月5日，河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汇报说，河南全省的33万个食堂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66％，属于一般的二类食堂占％，办得不好的三类食堂占％。公共食堂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平均每个食堂就餐人数136人。各级党委都有一个书记抓公共食堂工作，不少党委负责人和干部深入食堂大搞试验田。目前，全省计划用粮的食堂已占食堂总数的87％，有的地方实行了以人定量、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办法。食堂种菜、养猪、养家禽等生产已有很大发展，通过炊具改革节省了大批的劳力和畜力，且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在改进食堂的经营管理方面，河南主要抓了这几项工作：第一，领导深入食堂，发现问题，立即解决；第二，纯洁和调整食堂人员队伍；第三，建立和健全民主管理制度；第四，重视对炊事人员的训练工作。
对于这两份材料，毛泽东加注了许多的批语，对一些制度和办法作了充分肯定，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示，将这几份材料批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这几份材料都很好，使人看了高兴，要求各省级党委认真研究、参考、仿行，强调对于“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今年内认真抓两次，上半年和下半年各抓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的经验，普遍推行。
在中共中央批转这一系列文件、材料的同时，各级党委也把办公共食堂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3月28日，广东召开食堂和粮食工作先进代表会议。4月5日，省委发出整顿公共食堂的指示，强调食堂问题“集中反映了目前农村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要求书记挂帅把食堂办好。
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在一份材料上说，现在，湖南全省农村共有万个食堂，全部是常年食堂，已经很巩固的占食堂总数的95％，其中一类食堂占70％，二类食堂占20％多。所谓一类食堂就是达到了“五好”标准。“五好”是：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人人吃得饱、吃得省、吃得好；柴菜充足，油盐钱食堂自给，猪鸡鸭鱼养得好；炊具更新，节省人力物力好；清洁卫生，防止疾病，社员身体好；民主管理，制度健全，方便社员，团结友爱好。二类食堂是办得较好，但还没有完全达到“五好”标准。此外，还有5％左右的暂时办得不是很好的三类食堂。湖南省委提出，年内要使90％的食堂达到“五好”食堂标准。
贵州、河南“经验”(4)
1960年2月8日，青海省委发出《关于迅速全面安排好人民群众生活的紧急指示》，强调要大量举办和办好公共食堂，称公共食堂“既有利生产，又便于安排社员生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3月17日，省委领导高峰致信各州地委和各公社各农牧场党委书记，提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努力、积极办好，要在现有参加食堂人口占农牧业人口60％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80％~90％。3月28日，青海省委发出大力办好公共食堂的10条指示，要求公共食堂成为社员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
1960年3月，河南制定了《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试行章程》，其中第一条就规定，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员生活集体化的基本单位，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农村社会主义的坚实阵地”。4月16日，《河南日报》发表社论《公共食堂——社会主义的坚强阵地》。社论指出，河南全省31万多个农村公共食堂已经普遍巩固，进入健全发展的新阶段。公共食堂已经不是单纯的吃饭场所，它成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培养广大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大课堂。
1960年6月4日，山东省委和省人委联合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管理办法的暂行规定》，提出了十条管理办法，主要有：坚持贯彻执行“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充分发挥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吸引广大群众自愿参加；所有社、队干部和上级派到社、队工作干部一律参加小队食堂吃饭；在食堂中贯彻阶级路线，依靠贫下中农办好食堂；按照国家规定的口粮标准，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食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原则；食堂建立自己的家底，争取尽快实现一园（菜园）、三厂（饲养厂、淀粉厂、酱菜厂），大搞炊事用具的技术革新等等。
各地的文件中都强调要按照“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办好食堂，有的还明确规定对少数暂时不愿参加食堂的人，不要勉强他们参加。但实际上，因为“积极办好”这个前提的存在，加上“指标到户，粮食到堂”这一条规定，已经卡死了农民个人做饭的可能性，所以“自愿参加”成了空话。因此，1960年春夏之交，全国食堂规模和食堂人数急剧扩大。《人民日报》报道说，地处边境的云南办起万个食堂，97％以上的社员参加（3月26日）；河南33万个食堂坚如磐石，全部农村人口都参加了公共食堂，所有食堂都是常年食堂（3月30日）；湖南农村共有万个公共食堂，全部是常年食堂，参加食堂的人口占农村人口的99％以上（4月6日）；四川62万多个公共食堂全部坚持下来，日益巩固，越办越好，全省参加公共食堂的农户占总农户的％，广大农民把公共食堂当成“命根子”、“铁饭碗”（4月11日）；山西省％的农业人口参加了公共食堂，全省88100多个公共食堂越办越好（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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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而无益的办法(1)
为了办好公共食堂，各地的确在绞尽脑汁想办法，也创造和总结出了各种各样的经验。
其一，书记挂帅，大办“试验田”。1960年3月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连续发文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贵州、河南等地巩固公共食堂的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整顿、巩固公共食堂中，各级党委书记亲自挂帅，在食堂中种“试验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