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试验田”，就是由各级党委书记亲自去办一个食堂，作为试点。至1960年3月，贵州全省有各级书记的食堂“试验田”万个。该省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78％的县委书记、70％的公社党委书记、80％的管理区总支书记办起了食堂“试验田”。河南全省各地委、县委、公社党委都有一个书记抓食堂，县以上党委还成立了生活福利办公室。新乡地区从地委开始直至小队，都做到第一书记挂帅，并有一名书记专管食堂，实行地、县、公社、大队、小队五级书记下食堂。
与此同时，各地下放了大批干部到食堂加强领导工作。河南全省投入食堂工作的干部达243608人，单新乡地区就下放了2万多脱产干部与生产队支部书记到食堂担任炊事员和管理员。贵州仅遵义地区就抽调了3万多名干部，分别到全区的万多个食堂中协助工作。湖北全省有12900多名干部办了试验食堂。该省黄冈地区选派了23900个党员、团员和41000多个积极分子当炊事员，沔阳县有5个县委书记、37个公社党委书记和700个总支书记、支部书记亲自下食堂当炊事员。上海川沙县还推行干部食堂日制度，干部实行“二五”制，即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五天中，留出一天（全县统一规定为星期天）为县、社、队各级干部的食堂工作日，分头到全县1370个食堂参加劳动，具体领导食堂。
其二，在食堂中贯彻阶级路线。贵州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富裕中农是农村中公共食堂的主要反对者，与富裕中农的斗争也集中在公共食堂上。合作化以来，富裕中农一直被作为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所以在庐山会议后的第二次大办食堂高潮中，有些地方曾提出将富裕中农排斥于食堂之外，并提出富裕中农即使要求参加食堂也劝其不要加入。但随着食堂化的普及和“粮食到（食）堂”，富裕中农及地富分子也都参加了食堂。当食堂出现问题后，一些干部就习惯从阶级斗争上去查找原因，总是担心地、富、反、坏、右（派）分子会伺机破坏食堂，并且主观地认为食堂办不好，必定是这五类分子在其中起破坏作用。于是，在再次大办公共食堂之时，阶级斗争之弦再度绷紧。
《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试行章程》明文规定：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不能参与食堂的管理，不得担任食堂的管理员、炊事员工作。青海省委1960年3月发出的《关于大力办公共食堂的指示》中要求：“选择政治上可靠、社会主义思想强、群众信任的党团员和积极能干、身体健康的社员，充当食堂工作人员。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富裕中农思想严重的人，不能担任食堂工作；对于已经混进食堂的不纯分子，要坚决清洗出去，以巩固公共食堂的组织堡垒。”对于食堂贯彻阶级路线，各地都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在贵州，仅黔东南、黔南、毕节、铜仁、遵义地区的统计，在48万多名食堂工作人员中，贫下中农占95％左右。河南新乡地区在总结办好公共食堂的经验时，特地列举了一条：“认真贯彻阶级政策，巩固地树立贫农、下中农领导优势，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炊、管队伍，这是办好公共食堂的重要保证。”
据称，河南辉县有一个全县办得最好的红旗食堂，不仅每天可以吃到三干（每天三顿干饭），而且还有节余，原因就是这个食堂的炊事员都是贫农。而沁阳县东乡公社有一个食堂的管理人员都是富裕中农，工作三心二意，经常捣鬼，生活搞得很不好。新乡地区从食堂中清洗出地、富、反、坏、右分子1361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2061人，其他不称职的4175人，充实了大批的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经过整顿，全区共有炊管人员293785人，其中党员50520人，占；团员51396人，占；贫下中农积极分子89626人，占，三者共占炊管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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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而无益的办法(2)
河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电话汇报中也说，仅据信阳、洛阳、许昌三个地区统计，清除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适合炊事工作和管理工作的人员达28246人。当时这样做的理由是：富裕中农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食堂，当然也就会搞垮食堂；地、富、反、坏、右想变天，乃伺机破坏食堂这个社会主义的阵地。所以，食堂的领导权只能掌握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手中，而不能掌握在富裕中农手中，更不能让地、富、反、坏、右分子钻进食堂要害部门。
其三，把炊具改革作为办好食堂的重大举措。办公共食堂所谓节约劳动力，实际上是将食堂做饭需要多少人与分灶吃饭时有多少户简单加减而算出的。其实，不论是各级组织，还是农民自己，都知道这种“节约”是怎么回事。为了能减少食堂占有的劳动力，各地都把炊具改革当做巩固食堂的重要措施。河南省委农工部称：“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党委都注意了炊具改革工作，把它当做办好食堂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炊具改革运动。”
据介绍，1960年三四月间，河南全省食堂已实现炊具机械化和部分机械化的有11225个，占食堂总数的％；实现炊具半机械化的有162983个，占％；对部分炊具进行改革的食堂有120486个，占％。其中，实现做馍蒸汽化的食堂有33530个，锅灶改良化的有247826个，吃水自流水化的有162862个。又据《人民日报》报道，河南“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许多功效高、质量好、成本低、操作简便的先进炊具和加工工具”。商丘县坞墙公社制造的豫东一号联合快速自动磨，日磨面粉3万余斤。睢县普遍推广了手压万能抽水机，一人操作20分钟，能满足一个200人食堂用水的需要。灶具方面普遍推广了单眼、双眼、多眼回风灶、小口吹风灶等，一般能节省一半燃料。在炊具方面还创制了万能切菜机、洗菜机、自动联合压面条机、打蛋机、剁馅机、包饺子机、洗碗机等。在红薯加工方面，有手摇的、脚踏的、动力的多种多样的加工工具。
河南新乡地委自1959年冬季以来，将炊具改革作为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中心任务，曾发动全党全民在全区开展大搞磨面动力化、吃水自流化、炊具半机械化、灶具改良化的“四化”工作。据说实现食堂“四化”后，全区共节约劳力515343人。新乡发明和改造、仿制的炊具有：切片机、切丝机、切块机、切菜机、洗菜机、和面机、做馍机、切馍机、轧面条机、切肉泥机、包饺子机、做丸子机、捏窝子机、洗碗机、打粉机、粉碎食盐机、自动锅盖、抽斗笼、面包炉、跃进碾米机、淘米机、三扇立磨、水打磨、手摇磨、脚踏磨、畜拉磨、机器带动磨、电动磨、跃进灶、火车头灶、二龙戏珠灶、神仙洞灶、羊鼻子灶、隔山灶、自流水管等。
《贵州日报》在报道赫章县千余食堂的炊具大革新情况时说：“由于大搞炊具革新，这个县的大多数食堂，洗菜、切菜、淘米、拌面粉等都使用机器，抬饭用土起重机，推磨用畜力和水力带动，用水靠土自来水管（其实就是竹管——引者），送饭、送汤用车子……使用这些土机械，分别提高工效五至三十多倍。去年9月以前，全县共有炊事员7105人，现在减少到3765人，腾出3340人投入其他各项生产，并且食堂的饭菜质量也都比过去提高。”
山东省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管理办法的暂行规定》中，就有专条讲到大搞炊事用具的革新问题，要求积极推广切菜机、洗菜机、轧面机、一畜数磨、土自来水、先进灶等行之有效的改良工具，逐步实现粮食加工和炊事工具的半机械化、机械化。有报道说，山东郯城县的李庄二村，在短期内改革的炊具就有切菜机、洗菜机、压菜机、一畜八磨、馍馍机、压面机、梅花机、转环机、土自来水、粉碎机等十多种，做饭做菜各工序基本上实现了半机械化，劳动效率提高60％，炊事员由过去的30名减为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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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而无益的办法(3)
由原来的小锅小灶到公共食堂的大锅大灶，炊具上自然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搞炊具改革，提高食堂工作效率也确实对办好食堂有益。问题是，当时办好食堂的关键问题，不是如何改革炊具，而是食堂本身不得人心，更何况在炊具改革中不少食堂是搞形式主义，实现这“化”那“化”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还徒然地浪费很多人力物力。
为了办好公共食堂，各地的确想了许多办法。河北省交河县的西辛庄公社办起了食堂辅导站，以管理区为单位，每个辅导站辅导周围十七八个食堂，所谓“辅导”，就是每逢星期六炊事员到辅导站学习，每十天学习一次炊事技术，每月学习一次政治。一些地方则召开食堂先进单位代表会，插红旗，树典型。从中央到地方，都号召食堂开展家底生产，建立一园（菜园）、三厂（面粉加工厂、淀粉加工厂、副食品加工厂）、四场（粉场、豆腐场、酱菜场、醋场）、八养（猪、羊、鸡、鸭、鹅、鱼、兔、蜂），建立食堂管理委员会，提倡账目公布、账单上墙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法使食堂“越办越好”、“越办越巩固”，反而是越办越糟糕，越办越人心惶惶。原因在于：办食堂本来就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意愿，且此时食堂已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严重的困难(1)
1959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年和1960年、1961年后来被合称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这几年最大的困难是粮食严重短缺。
1959起，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1958年大放农业生产“卫星”的一大后果，是使党的领导人相信，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以至于认为用不着那么多的耕地来耕种粮食，可以缩减耕地面积，并为此提出了耕地三三制的问题。
1958年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城乡。在常熟县的和平人民公社，刘少奇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亲自弯下腰去数了一下稻穗，并问公社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斤粮食?”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笑着说：“一万斤还能更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在淮阴，刘少奇在同淮阴地委领导人座谈时说：“我在河北、河南视察的时候，有些县委书记认为少种多收比广种薄收要节省得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武昌会议现场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本来，刘少奇是说再过几年可实行耕地“三三制”。可是有人认为，既然亩产由原来的二三百斤，最多五六百斤，一下子可以跃到几千斤甚至上万斤，自然不需要再耕种那么多的地了。正因为有了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所以在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赫然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过去人们经常忧患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精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全国农村中的人民公社都应当为此而努力。
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对1958年的粮食大丰收也深信不疑。在1959年1月的湖北省四级干部会议上，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我从汉口到襄阳、宜昌、荆州，跑了1800多公里。我们没有看到百斤以下的棉花，千斤以下的稻谷，个别地方有（钟祥靠近宜城交界处有一块），大量是1000斤以上的，还有2000斤、3000斤的。……程鹏的试验田，我看至少五六千斤，周围大片的稻谷也要有三四千斤，差不了多少。我们长了两只脚，两个眼睛，跑得到，看得到，好坏都有个比较。”
在农业高产“卫星”的误导之下，在制订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既然1958年的粮食产量大大增加，甚至到了吃不完的地步，乃决定减少总播种面积，而其中又缩小粮食作物的比重，而增大棉、油料和其他非粮食作物的比重。结果，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0％，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3％。一面是播种面积减少，一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这年平均单产减少。这两个减少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是3400亿斤，比当时公布的5400亿斤少2000亿斤，跌到了1954年（3390亿斤）的水平。
1960年和1961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虽然有所增加，但我国却遭受了比1959年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据1960年12月28日新华社报道，1960年全国有9亿亩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其中有3亿至4亿亩农田遭到重灾，甚至一部分农田因灾害特别严重而没有收成。这年灾情最严重的是旱灾，全国除西藏没有受灾，新疆地区虽气候不正常但尚未成灾外，其余各省、自治区都先后发生程度不等的旱灾，受旱农田达6亿亩。受旱地区中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4省面积最大，占4省总耕地面积的60％以上；受灾时间最长，一般持续6～7个月。此外，东北3省和沿海的广东、福建、江苏、山东还遭受了台风和洪涝灾害，辽宁东部地区更遭受了当地有水文记录以来从未有过的特大洪灾。同时，受旱涝灾害的影响，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省大片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病虫灾。陕西、山西、河北、安徽、山东等省还遭受了频繁和严重的冰雹、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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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困难(2)
不但如此，1958年兴修的许多水利工程，由于是土法上马，缺乏长远规划和科学设计，许多工程不但没有给农业生产带来增产反而导致减产。例如华北平原的一些水利灌溉工程，由于排水系统不完善，致使土地盐碱化而降低粮食产量。此外，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和对农业的投入减少，粮食作物单产量这几年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1960年比1958年平均每亩减产54斤，按1960年总播种面积193644万亩计算，减少产量达990亿斤。
1960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实际上是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下降了％。主要农副产品大幅度减少，其中粮食只有亿吨，比上年减少2650万吨，减少％，而征购量却比1959年增加了300万吨，当年销售大于库存620万吨，国家库存粮食比1957年减少了1180万吨。按人均每人每年需要250公斤粮食计算，国家这年大约差2400万人的粮食。棉、油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减产。与1957年相比，全国的粮、棉、油拥有量分别下降了％、％、％。粮食的减少还导致了生猪量的下降，生猪人均拥有量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干裂的农田1958年和1960年的两次“大跃进”中，全国出现了大办工业的高潮，一大批国家和地方工矿企业建立，从农村中招收了大量的工人，使非农业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了3124万人。其结果是，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人数大规模减少，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城镇人口大量增加，城镇商品粮的供应相应扩大。为了满足城镇居民最低限度的粮食的供应，国家不得不维持较高的粮食征购比重。1958年度，全国征购粮食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已经达到了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度征购量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1960年度的征购量虽有减少，为1024亿斤，但由于总产量减少，征购率仍占年产量的％。
由于征收过头粮，农村的留粮大为减少。1957年，全国农村留粮2940亿斤，1959年减为2052亿斤，1960年再减为1846亿斤。也就是说，1960年比1957年减少了％。按人口平均，全国农村拥有粮食消费量，1957年为409斤，1959年为366斤，1960年为264斤。可是，尽管征了过头粮，由于粮食减产使征购的绝对数没有比1957年增加，仍不能满足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不得不挖库存。1960年底，全国粮食库存量降到了573亿斤，比1955年的804亿斤减少了29％。农业的减产，粮食库存的减少，形成了全国性的粮食危机。
粮食产量的降低，除了自然灾害的原因外，公共食堂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59年春夏之际一大批公共食堂的垮台已经说明，办食堂、搞供给制，不但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会严重地挫伤农民积极性。出工不出力，不爱惜集体财产的现象普遍存在，使农业生产的效率大为降低。粮食产量的降低和农村存粮量的减少，致使农民的口粮已仅能维持生命，在有的地方甚至维持生命都困难。可是，而庐山会议后的第二次大刮“共产风”，却又使农民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使许多农民面对缺粮的严重局面束手无策，进一步加剧了困难的程度。
在后来整风整社的时候，湖北省沔阳县委给湖北省委写了一份关于“共产风”问题的报告，在讲到“共产风”的严重危害时，报告说：“‘共产风’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年年在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刮，而且越来越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后来，省、专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了后来，就像群众所说的，‘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另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在邕宁县五塘公社（今南宁市兴宁区五塘）的调查，在这个公社范围内的14个自治区、专区和县直属单位及21个公社直属企事业单位，没有一个不刮“共产风”的。被刮的东西，有土地、劳力、家具、房屋、木料、砖瓦、小镰刀、资金等等。生产队刮社员的“共产风”也很厉害，如积肥运动中大拆社员房屋。五塘公社沙坪大队提出“大办钢铁拆砖房，大办粮食拆泥房”的口号，仅1960年就拆房两次。3月间，炼油厂拆了4户社员18间砖房，只要好砖不要碎砖，炼油厂给的1000元补偿，全部被大队没收。9月间，为了消灭三类禾，大队拆毁51户社员房屋117间，其中17户的房屋全部拆光。拆房仅是为了将房子的墙泥作为肥料。许多群众对此极为不满，有人甚至说：“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好。”从而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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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困难(3)
河南许昌市椹涧人民公社自1958年公社化以来，大的“共产风”刮过3次，小的“共产风”刮过28次，群众说：“‘共产风’年年有，季季有，连续不断小高潮。”这个公社1958年下半年大炼钢铁、搞食堂化时刮了一次“共产风”；1959年下半年，在大办社有经济时又刮了一次；1960年春季搞“五化”（即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绿化），再一次大刮“共产风”。据统计，在历次“共产风”中，大队、生产队和社员被平调的物资有150多种，大的如土地、农具、机械、牲口、房屋，小的如铜钱、铜扣、妇女梳头用的铜卡子、老人吸烟用的铜烟嘴。平调的单位有省、专区、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六级，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各级企事业单位，直至农村小学都有平调。1958年公社修发电站，要求水潮店大队在一天之内送砖5万块，大队没有这么多的砖，只好扒社员的房子和拆过路桥才完成任务。1960年公社要绿化三岗，将水潮店大队社员院子内的400棵果树全部移走。这一年，公社为了搞运输小铁轨，又将全社的20部水车砸毁铸成铁轨。
这几年来，这个公社各级被平调的物资折款1423287元，全社人均达37元，其中生产资料折款544295元，占；生活资料折款246491元，占；建筑材料286000元，占20%；劳动日折款296302元，占；家禽家畜折款50199元，占。在刮“共产风”的过程中，拆毁社员住房1257间，损坏各种树木52676棵，造成牲口死亡和丢失1894头，各种农具和家具丢失损坏46100件。由于生产资料被破坏，生活资料被侵占，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也搞得不好，收入连年下降，1960年春季有116个食堂停伙，全公社患浮肿病者1900人，非正常死亡114人，外流704人。
河北安国县的博野公社的“共产风”，也是从公社成立起就一直在刮，并从县刮到小队，层层都刮到了。平调的项目有土地、劳力、房屋、机器、工具、耕畜、粮食、树木，甚至盆、勺、碗、筷等。据后来整风整社时统计，全社共平调土地6515亩，劳力856个，房屋1018间，粮食99716斤，大牲畜120头，猪14620口，羊161只，机器30台，树木86450根，大小车322辆，砖瓦642729块，款33576元，大缸1767个，小家具9597件。
由于上下都刮“共产风”，公私、你我不分，社员的房屋被拆毁，家具被拿走，自留地被没收，小杂粮被抄跑。尤其是第二次刮“共产风”时，1959年夏季分给社员的自留地、社员开荒得来的小块土地，以及房前屋后的零星土地，全都成了公共食堂的菜地；社员自养的猪、鸡、鸭等，刮进了公社的“万猪场”、“万鸡场”。与此同时，按劳分配吹了，多劳多得不管用了，农村的超支户越来越多，有的生产队竟户户超支。社员说：“一年忙到头，汗水白白流，年终搞决算，落个癞痢头。”两次刮“共产风”的结果是，社员穷了，集体也穷了，农民的生活也就更艰难。
生存危机（一）(1)
庐山会议后全国出现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高潮时，粮食危机已经暴露出来。如果此时不再办公共食堂，取消粮食供给制，将粮食直接分配到户，允许社员耕种自留地，粮食虽然少点，但还可以干稀搭配，多种蔬菜补充粮食的不足，应当说是可以渡过难关的。可惜当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5亿多农民重新捆绑在公共食堂，吃那一日少于一日的“大锅饭”，其结果可想而知。到1960年春，粮荒已经开始危及社员的生存。
据河北省万多个生产队1960年4月的统计，社员平均吃粮水平达到1斤以上的，有7759个队，占％，12两以上1斤以下的，有21292个队，占％；半斤以上12两以下的有5316个队，占％；不到半斤的有1346个，占％；最少的只吃两。这个两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今天的～3两。而当时，河北省委提出的要求是每人每天1斤以上，可由于无粮可吃，实际上多数生产队达不到要求。
到1960年冬，河北农村的吃粮标准被进一步降低。这年11月，宣化市农村人均每天粮食消费两。其中，3～4两的有109个食堂22565人，4～5两的有805个食堂139316人，5～6两的有286个食堂61780人。徐水县老河头公社（今属安新县）截至1960年11月17日前，全社的132个食堂中，吃5两的共有76个食堂，6两的31个食堂，6两以上的25个食堂。全公社存粮仅有2467333斤，这点粮食就是全社至1961年6月的口粮。按此计算，到1961年6月底，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两粮。其中1两以下的有6个队，1~2两的有13个队，2~3两的有6个队，3~4两的有11个队，4~5两的有5个队，5~6两的有1个队，6~7两的有3个队，7两以上的有两个队。
河南叶县旧县公社的老鸦张管理区1959年受灾较重，全年粮食除完成征购任务外，口粮本来就不足，加之管理不善，用粮没有计划，以至于这年11月起就开始缺粮。缺粮之初，由于干菜、蔬菜较多，生活尚能勉强维持。到了1960年2月，干、蔬菜吃完，粮食更缺，在全管理区的7个大队中，5个大队有8天的时间平均每人每天吃二三两豆子，有9天每天吃2两谷子，其余的时间大部分是每天吃4两粮，最多吃到6两。粮食不够，群众只得找雁屎、树皮、青苗、坏红薯充饥。
下表是1960年4月四川部分地区农村公共食堂人均用粮情况：\
地区公共食堂
总数（个）6两以下
（%）6两至
8两（%）8两至
10两（%）10两至
12两（%）12两至
1斤（%）1斤以上
（%）达县5575426969635绵阳7317328666万县4088136
（人）7454375551江津396685951乐山28901952408自贡2159991南充642651918431866泸州89897781478宜宾18111127963温江4869793粮食的极度匮乏，营养的不足，加上劳累过度，致使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不久，全国农村出现了严重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1960年2月18日，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到1960年2月15日，全省有44个县235个公社5600多个村庄（约占全省村庄的10％），发现浮肿病人万多人，已病故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仅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万多人，保定、石家庄地区发现的浮肿病人也在万人以上。
1960年1月1日至4月27日，河南省内黄县东庄人民公社共死亡572人，占全社总人口的％。死亡最严重的渡店、大村、管庄、卫流河、野庄等5个大队，从这年1月以来共死亡284人，占人口总数的％。该社渡店大队在此期间，死亡85人，占全队人口的％，该队的第一生产队240人，死亡25人。这个大队在4月17日至23日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由于无粮可吃，连续让社员吃粗棉籽面4顿，由于消化不良得干结病死亡的有22人。该社卫流河大队1019人，1959年10月至1960年3月28日共外流人员90人，死亡33人，原有牲口47头，死去30头。大村大队原有人口1920人，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16日，死亡82人，外逃182人。原有牲口130头，死去68头，其余的62头，有42头不能干重活，20头完全不能用。除了非正常死亡外，社员患病率也很高，卫流河大队第八生产队有156人，病情严重的有33人，其中营养不好、患浮肿病的有13人。该大队的第五生产队，有53户，户户有病人，全家人都生病或生病人数在半数以的有2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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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危机（一）(2)
由于无粮可食，东庄公社不少公共食堂只得停伙。这期间，除了少数农户可以吃到点粮食外，大部分没有粮食的社员，主要靠挖野菜、拾红薯、捡萝卜叶维持生活。大村大队社员卓文志在临死时对儿子说：“你去问问队长，看批下了粮食没有……”卫流河大队一个12岁的小孩，因饥饿难忍，只得以吃红薯秧充饥，结果得了干结病，7天拉不下大便，得干结病而死。
公共食堂停伙期间，东庄公社的大村、卫流河等大队，大小榆树的皮被剥光充食，以致不少榆树枯死。1960年2月，上级批给食堂的粮食指标下来了，一些生产队由于没钱买粮、买煤，要社员自己出钱买饭吃。有点外来收入的社员可以买到饭吃，没有钱的社员只得贱卖东西换粮。卫流河大队200余户，贱卖过东西的有60户，一个女社员拿一把大铁壶当废铁卖，得了3角钱。社员卫某，因没钱买饭吃，给下放到该村工作的公社干部磕头，哀求给点饭吃。也有社员因无钱买饭，在大街上号啕大哭。
这个公社的口粮指标，对上面汇报说有12两，实际上只有8两5钱，相当于新秤的半斤。另外的3两5钱是棉籽。就是这8两5钱的粮食，还有20％的谷子和稻谷，是以斤对斤的计算方法顶吃粮指标，按当时的稻谷去壳技术，一斤稻谷只能出米7两左右。就是这么低的口粮指标，内黄县也只能安排到5月5日，根本接不上夏收。有的公社担心接不上新粮，又把口粮指标压低为半斤。有红薯育苗的生产队，将已种地下的红薯种，按4斤红薯种顶1斤粮食计算，作为吃粮指标。可是，又不能直接取出红薯种，而是要等到红薯育苗插完秧后才可取出吃，可采摘了秧苗后的红薯种挖出后大都已烂掉，即使没烂掉的部分，也是无淀粉无水分，更不用说有营养。
由于内黄粮食库存少，一次只能给食堂拨10天的口粮，一些经济困难的大队，完全靠借款、贷款、动员群众拿出储蓄来购粮，有的大队因粮款不够，常是先一天拉回的粮食，仅够第二天一天吃。由于不能按月或较长时间安排生活，有的食堂常是有什么吃什么，今天有粮食就吃粮食，明天拉来的是棉籽就尽吃棉籽，哪天借贷不到钱，食堂就停伙断炊。食堂时停时开，社员生活根本没有着落。棉籽在过去灾荒时群众也吃，但一般在春季后不能吃，而且棉籽面粗，棉皮和棉绒又不容易去掉，掺粮一少，吃了就容易生病。东庄公社有不少社员就因吃棉籽生重病以至死亡。
这个公社出现浮肿、重病、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粮食问题，而其背后却与干部的素质、干部作风有密切关系。该公社党委书记在这年春召开的公社社员代表会上，听了后寨大队支部汇报说大队有粮食，当即予以表扬，实际上这个大队食堂的问题很大，大部分食堂尽吃红薯干。对一些实事求是的干部，则当场给予批评、辩论和斗争。大村大队第六生产队妇女队长向公社党委书记如实汇报了玉米因生虫产量低的情况，却当场受到斗争，并一再被追问：玉米虫是哪一天生的，共生了多少个，吃了多少玉米等等。
东庄公社1959年实际亩产只有160斤，该社党委书记却浮报亩产250斤，并按这个数字去安排群众生活，还把缺粮队也列入余粮队，一些食堂因没粮食只得长时间停伙、断炊。卫流河大队1959年11月下旬就已没粮可吃，吃的全是红薯叶和红薯，并且每人每天折粮只有7两，还不断停伙停炊。12月1日至20日总共20天时间，又是天天吃萝卜，开始时每人每天吃4斤，后改为3斤、2斤、1斤，平均5斤。萝卜吃完后，食堂啥也没有了。只得正式停伙27天。
大村大队1959年11月14日至17日，也是尽吃红薯叶。11月17日至次年1月24日，食堂完全停伙。1月24日至2月3日，食堂虽然重新开伙，但每人每天只吃6两。此后吃粮时多时少，食堂时停时开。这个公社的一些大队、小队干部成分不纯，贪污食堂粮款，欺压、打骂群众。大村大队的干部另设小灶，吃粮不限，小队干部及炊事员、管理员，虽然在食堂吃饭，但也不限数量，有的还偷粮让家属吃。有的干部在食堂停伙后，还携贪污款逃走，这也是加剧该公社饥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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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危机（一）(3)
内黄县东庄公社发生的上述问题时，正值河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食堂如何巩固之际，《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介绍河南巩固公共食堂的经验，称河南30万个公共食堂“坚如磐石”。
内黄县东庄公社的情况也许属于个别现象，但此时农村公共食堂粮食无以为继，食堂时开时停，社员因饥饿和其他疾病而浮肿、死亡，却并非个别现象。
大锅饭 山东即墨县七级公社湍湾大队从1960年1月至5月，共死亡159人，占总人口的％；外流200人，占总人口的％；浮肿病人380人，占总人口的％；牲畜死亡86头，占牲畜总数的42％。在得浮肿病的人员中，属病理性浮肿的17人，占发病人数的％；属营养性浮肿的363人，占％。在死亡的159人中，除了因疾病死亡者外，多数是因为浮肿，或浮肿引发其他疾病，或生活困难家庭不和，或家人侵占本人粮食自己外出讨饭饿死等等。湍湾大队出现大量人口死亡和浮肿病的原因，同样是粮食不够。这个大队1959年夏秋作物因遭灾而减产，可是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却不实事求是，搞虚报浮夸，在征粮时没有按实际产量，而是按大队的报告数征购，给社员留的口粮太少。该大队891户3100人，1959年实分口粮平均每人仅斤。口粮不够，国家给该大队2万余斤返销粮，但这个大队从1959年1月至1960年2月没发过一次工资，社员无钱买粮也无钱治病。为了多吃一点粮，有的社员不惜拖着病体去干重活。一个叫曹维超的社员，患有心脏病。1959年自动报名去参加修水库。到工地后，干部发现他有病，动员他回家治疗。他回家后，嫌家里每天口粮只有半斤，不如水库每天1斤半高，又私自跑回水库工地，干部要他回家，他苦苦要求留在工地，不久病情恶化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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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危机（二）(1)
随着时间的推移，粮荒的严重性是有增无减。1960年冬，河北省曲周县80％的生产队每人每天只能吃到4两粮食、2两代食品，这还算好的。据河北省生活福利办公室给省生活领导小组的报告中说，静海县子牙公社的大黄庄、东坛头管理区的64个食堂，已停伙的有18个，粮食已发给群众，食堂只给干粮的有7个，时开时停的有3个，一天只开一次伙的有32个。
由于食堂办得不好，这些队人口死亡和发病情况严重。大黄庄管理区8个生产队中，有较重浮肿病人119人，轻度浮肿病人74人，伤寒病人36人，子宫下垂病人2人，其他疾病患者129人，患病人数共计为360人，占8个队总人口的9％。仅1960年12月29日至1961年1月4日一个星期，就死亡30人。静海县城关公社八里庄生产队，有1285人，5个食堂。这里的物质条件还是比较好的。1960年12月底，全队贮存了12万斤白菜和17万多斤萝卜，人均蔬菜228斤，以每人每天2斤计，可吃到4月末，按国家核定的统销指标，1、2月份有粮5两，3、4月有粮6两。可就是这个生产队，仅1960年11月23日至1961年1月14日，死亡30人，占总人口的33％。大多数家庭有浮肿病人，其中有一个生产小队共68户，家有浮肿病人的64户。
子牙公社食堂的主要问题是干部多吃多占。按规定，社、队干部要与社员同食堂吃饭。子牙公社驻地在王尔庄生产队，公社食堂名义上撤销，与生产队食堂合并，但实际上仍和社员吃两样的饭菜，社员吃红薯面掺菜、掺秸秆淀粉（用玉米等农作物秸秆制作的淀粉），公社干部吃净米净面，或掺点家菜。社员吃菜无油，干部吃炒菜、吃油。公社在王尔庄白占土地，种了许多菜，每个公社党委书记可以分菜1000多斤。管理区的干部也如法炮制，把粮食从队里领出来开小灶，有的管理区干部虽然不单独开伙，却在各个食堂吃串饭，哪个食堂好就在哪里吃。
生产队干部同样搞特殊。有的干部名义上在食堂吃饭，但不是吃和社员一样的饭，而是和炊事员一起吃净面净米。一些食堂的管理员也随便煮东西吃，群众说他们是“吃不尽的粮，烧不尽的柴”。有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在食堂随便吃，随便拿，还得给他用净米净面单独做饭。吃红薯不吃头，不吃尾，不吃皮，光吃心，群众将他扔掉的头、尾、皮捡起来吃。这个支部书记外出开会，吃在外边，还叫队里一天补助他1斤粮。这个大队1960年11月死了15头牲口，有8头被队里的党员、干部分吃了。一个社员得知后，好说歹说才得了1斤肉，而大队长却一刀割了5斤肉拿回去。
小队干部也多吃多占，东坛头村一位小队长，不在食堂吃饭，在家里吃净米净面，队里规定每人每天5两粮，他每天能吃1斤。由于层层揩油，社员往往吃不到本来规定已很低的定量。这个公社的小黄庄生产队有480人，每人每天的定量是5两。1960年12月，国家按80％的粮薯比例供应薯干5760斤，除去运粮补助180斤，打野菜社员补助180斤，从粮库将粮运到食堂，运输人员边走边吃，卸车的边卸边吃，磨房里边磨边吃，保管员边过秤边吃，一路吃去1520斤，占总量的％。这样，社员实际吃到口的粮食只有两。
生产队干部不仅多吃多拿，有少数素质低劣者还利用食堂对社员扒锅卡饭。河北石家庄市河东区有一个生产队支部书记，纠集一小撮心腹，随意吊打群众，这个生产队被吊打的社员有372人，占人口总数的％。该大队一个队一次被罚跪的社员达41人，并召集全队450人来观看。罚款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全村挨罚款人数179人，罚款1369元。他们更是动辄对社员卡饭。如不干活卡饭，有病卡饭，下地晚卡饭，完不成任务卡饭，到会晚卡饭。全村被卡饭者175户，占总户数的％。因卡饭饿死者27人，逼跑42人，全队仅1960年就死亡71人。
1961年3月底，新乡地委在给河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尽管整风整社运动的开展和生活方面采取了紧急措施，但全地区2月份每日平均死亡人数仍有420名，不过比1月份每日平均562名下降了％。全地区尚有9000万斤的粮食缺口。尤为严重的是全地区48％的食堂没有菜吃，％的食堂只能吃到3月底。河南滑县从1960年11月至1961年1月13日，全县共死亡2872人，全县有各种病人37656人，严重的有六种病：浮肿、腹泻、瘫痪、心脏病、干瘦、胃病。有的食堂一个多月的时间尽吃红薯干，没有一点细粮，也没有菜。该县白道口公社一个大队，有1393人，病号600余人，1960年12月死亡17人，1960年1月13日一天的时间死亡9人。
生存危机（二）(2)
据四川资中县卫生科的统计，该县龙结区在1960年11月下旬有浮肿病人4899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据对白鹤、顺河、龙结、球溪四个公社所属的10个食堂280名经期妇女的调查，停经的有167人，占。又据四川省委检查组对该县1138个食堂共361379人的调查，共死亡27502人，死亡率，个别落后的生产小队，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甚至百分之三十。该县的公民区从1960年1月至12月10日，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占全区人口的9%。球溪区的张家公社检查组调查了16个大队81个食堂，共有人口13288人，这年1月至11月的死亡人口占被调查人口的。该县天竺公社二大队三小队食堂，1960年3、4月间，由于断粮，有几天只烧一锅盐开水，由社员自己挖花猪草、马草等野菜充饥。另一个有140人吃饭的食堂，每天只煮8斤小麦、两斤油桔，这样连续吃了十多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