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包，丰年时是弃之不用的，可这时却成了很好的代食品原料。河南省清丰县马村人民公社的食堂，就发明了玉米包制淀粉的方法。具体操作方法是：一煮。将玉米包摘除疙瘩，用清水冲洗后下锅，每斤玉米包配2两碱，放到锅里煮3～4个钟头，直到完全煮烂为止。二淘洗。将煮好的玉米包用棍子搅拌，冷却后像洗衣服一样进行搓洗，把洗出后的玉米包放到另一个清水缸里继续用手搓揉。三过滤。洗后的浆水，用细筛过滤除掉杂质，以提高淀粉质量。四制粉。将滤过的浆水放一点白矾使淀粉沉下，将清水倒出，然后将稠水装到布袋里进行挤压，挤出清水后剩下的就成了淀粉块。
代食品(4)
马村公社用玉米包制淀粉成功后，按照当时流行的做法，立即向清丰县委报了喜。县委第一书记又与发明者具体研究，据说用玉米包淀粉研究出了30余种糕点的做法，还可做成面条、馍、饼、油条等。清丰县委将玉米包制淀粉法总结出了三大好处：一是大大增加了粮食，每亩玉米按1800棵计算，能收玉米包112斤半（不知如何算得如此准确的），可做淀粉183斤，能顶粮食122斤，全县共种玉米24万亩，共能增加粮食2928万斤，这是不动一镰一锄的大增产，对于改善社员生活、节约粮食、巩固公共食堂打下了物质基础。二是玉米包的淀粉量为30％，含糖3％～5％（据称是省粮食厅化验的结果），还含有一部分脂，它能增强耐饥能力，增加营养，使人们身体健康（这也是当时的惯例，凡发明一种代食品，就宣称其如何有营养，如何有益健康）。三是大大方便了生活。这种淀粉加30％的粮食面粉能做10多种馍饭，能做30多种糕点，而且操作简单，易推广。
玉米包制淀粉成功后，清丰县委一面向新乡地委报喜，一面向全县推广。开始之时，不少人心存怀疑，不相信玉米包还能制淀粉。豆固大队的一个炊事员说：“这事我不用去看也不是真的，别说能制面，玉米包连牲口都不吃。”艺寨大队的一个社员说：“我活了60多岁，连听说过都没有，想把柴火（过去农村将玉米包当柴烧）搞成面是空想。”这自然是“右倾保守思想”的反映。于是，县里召开分管食堂的干部和炊事员会议，采取看、听、带诸方法，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消除了怀疑，在全县推广，不长时间，就在全县2593个食堂中的2104个食堂制作成功。彭家大队第一食堂73户317人，有了玉米包淀粉制作的馍后节约了一半主粮，6天时间节约粮食951斤。清丰县委说，由于吃得饱、吃得好，清丰全县在推广玉米包制淀粉法后出勤人数提高了％，生产效率提高了30％。
这样一来，原来有“右倾保守思想”。不相信玉米包能制淀粉的人，“看事实后认输了”，“大部分干部认识到这一方法具有最伟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因此大部分干部认为这是搞好社员生活的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永远吃的饱吃的好”。该县王什公社还有人为此编了一首诗。诗曰：“玉米包馍真是好，质量好数量高；老人吃了软又甜，容易消化寿命长；青年吃了力量增，劳动战线比英雄；幼儿吃了眯眯笑，身体健康学习好；大家吃了干劲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
随后，清丰又试验出了绿豆秧磨粉、红薯秧磨粉、高粱秆加工成淀粉的方法。清丰县推算，按一亩玉米包制粉183斤，一亩绿豆秧制粉195斤，一亩高粱秸皮制粉275斤，一亩红薯秧制粉320斤，除了粮食收入不算，仅这些以前不能吃的东西就能制淀粉13092万斤，可顶6546万斤粮食。如此算来，以该县人口30万计，则每人仅此一项即可增加粮食200余斤，的确是任何的饥荒都不用怕了，天大的困难也不在话下了。
清丰县创造了玉米包制淀粉的“先进经验”后，按照新乡地委的指示，地委生活福利办公室在这年10月中旬召开了专区、县（市）生活福利部、粮食局、科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重点食堂管理人员、炊事员等共170人参加的生活福利现场会，由清丰县委生活福利部介绍了玉米包、绿豆秆、高粱秆制淀粉的方法，并组织与会人员观看了玉米包制淀粉的实际操作。据会后新乡地委生活福利办公室给地委的报告，在现场会前，大多数与会人员对玉米包能制淀粉抱怀疑态度，他们说：“这是烧火沤粪的东西，甭说人吃，连牲口都不好好吃。”经过参观后，终于“彻底解决了思想问题”，并且大多数人学会了操作办法，他们纷纷表示回去之后要立即推广清丰的先进经验。
与清丰同属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清丰现场会后立即召开各大队分管农业生产的负责人会议和全县有三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迅速推广这一经验。修武县委抽调了一名县委书记处书记专门负责这一项工作，成立了县委生活福利部、粮食局、科委等部门人员组成的玉米包制淀粉技术推广办公室，各大队、中队（即生产队）均成立了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场以玉米包制淀粉为中心内容的代食品生产运动。修武县委为此算了一笔账：全县共种玉米112070亩，以每亩玉米包制出180斤淀粉计算，可共制淀粉万斤；另有绿豆3078亩，每亩豆秆出淀粉180斤，可共出淀粉万斤；高粱24923亩，每亩高粱秆出淀粉270斤，可共出淀粉万斤，红薯5711亩，每亩红薯秧可出淀粉350斤，可共出淀粉万斤。以上四项可共出淀粉3000万斤，按二斤淀粉顶一斤粮食计算，共可折粮1500万斤，可供全县万人吃三个月。该县县委在给新乡地委的报告中说：“通过算具体账，使广大社员认识到大搞玉米包制淀粉的重要作用，如不少群众反映说：这真是个不动一锄一镰的大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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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食品(5)
四川彭县大宝公社也开展了一个大搞玉米壳、玉米芯和野生植物淀粉加工的群众运动，全公社43个食堂都建立了淀粉生产专业队，并由生产队长任加工厂厂长，据说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已用玉米壳生产出鲜淀粉23840斤，基本上达到了每人每天在压低粮食定量的基础上增加4至6两的鲜淀粉。该公社也组织群众算了一笔账：全社玉米总面积为22177亩，以每亩收玉米壳50斤计算，共可收玉米壳1108850斤，以每亩收玉米芯30斤计算，共可收玉米芯664425斤，除掉20%的损耗，以每百斤玉米壳生产干淀粉50斤，每百斤玉米芯生产干淀粉60斤计算，共可收干淀粉762464斤。全社总人口为10329人，平均每人可得干淀粉73斤多。如果再把红豆秆、绿豆秆和其他野生植物计算进去，所生产的淀粉还要多些。所以即使降低了社员口粮标准，也能保证社员吃饱吃好。
那么，这些以往只有牲口才吃的玉米壳、玉米芯是如何生产出淀粉的呢，大宝公社的具体做法是：先将霉烂变质的玉米壳和渣滓选出，洗去泥沙后放入清水内浸泡一天至两天的时间，然后将原料放入锅内煮绒后捞出，搓绒过滤后即成淀粉。玉米芯生产淀粉的方法则是在选出霉烂变质的玉米芯后，将剩下的捶破切成胡豆大的颗粒晒干或烘干，然后磨成细粉，经过细箩筛过后即成淀粉。
四川仁寿县的富加人民公社则创造了100斤豌豆秆制成50至70斤淀粉的经验。其制作方法是：第一步，淘洗。先将豌豆秆淘洗干净，随后将之放入大木桶内，用温水浸泡一至二天，且泡得越涨越好。第二步，火煮。即将洗净泡涨的豌豆秆每百斤掺入一至二斤碱，放入锅沸煮二至三个小时，越煮绒越好，在豌豆秆的外皮能脱落时将秆捞起。第三步，取粉。将已煮绒的豌豆秆从锅内取出，放入脚踩碓或手舂碓内加工，舂到出现纤维状时，拿出放入大木盆内用原来煮过豌豆秆的沸水，像洗衣服那样搓洗，然后把洗过豌豆秆的水用麻筛筛去水中的渣滓，再用粉帕过滤，淀粉即出现在粉帕内，接着再继续用冷水清洗三至四次，就制成了黄褐色的淀粉。富加公社为此算了一笔账：全年共种植了豌豆38300亩，每亩收250斤豌豆秆，共可收豌豆秆958500斤，以每百斤豌豆秆提炼50至70斤淀粉计算，能制淀粉575100斤，以每人每天吃一至二斤计，可供全社86000多人食用两个多月。这个能节约大量粮食的重大发明，被四川省委派来的检查团发现后，立即向省委作了汇报。四川省委财贸部和农村工作部还特地转发了检查团的报告，并且认为这一经验“更进一步地提高了副产品使用价值”，“不仅能解决生猪精饲料的需要，改善提高群众生活，而且可以节约大批粮食，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号召各地“结合本地具体条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推广”。
1960年11月，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曾编印了一本《从植物秸、秆、壳、根、叶制作代食品的方法》，详细地介绍了玉米苞叶、玉米芯、红薯蔓、豌豆秆、黄豆荚、黑豆荚、绿豆荚、小豆荚、蚕豆秆、花生壳、豆角皮、山芋秧、山芋拐子、玉米秆、油菜壳、稻谷壳、麦秸、蕨根等制取淀粉的方法。其中，用稻谷壳制淀粉是河南商城县余集公社的杨湾大队发明的。操作办法是将扬过场的稻谷壳筛除细糠，用水洗净，除去灰土杂质，每百斤加水7斤，加入大锅内用大火焖煮，煮熟后每百斤再加两斤小苏打拌匀，再蒸焖半小时，出锅后放在密封的缸内发酵半小时，然后用水磨加工磨出浆，将浆放在粗粉箩内，加大于粉浆五倍左右的水，经过粗箩、细箩各筛一遍，再将箩过的浆水放在缸内用木棍搅匀，经沉淀后便结成面粉。据说用此法每百斤粗糠可制淀粉30斤至32斤。用稻谷壳制出淀粉恐怕是亘古未有的发明了。
在那粮食极度短缺的日子里，“创造发明”还真不少。山东省新泰县城关公社的粮食加工厂，竟然用豆秸榨出了豆腐。据说这种豆腐的味道与大豆豆腐差不多。尤为神奇的是，他们用9斤豆秸榨出了20斤豆腐。这种豆腐的制作方法其实很简单：先将豆秸中的杂草等物挑出，选择色泽鲜亮无霉的豆秸，晒干后铡碎，再用碾子碾细，用筛子筛去杂质。然后将筛好的豆秸放在水盆里淘洗干净放入锅内水煮，煮时每斤豆秸加碱面二两，用大火煮两小时，再用小火煮两小时，要煮透煮匀，并不时用木棍搅拌。煮好后，将豆秸捞出，放在大盆里加水浸泡并用手搓洗，使浆完全搓出。浆搓出后与锅内的老浆混合过滤，用文火烧开，将浆汁倒入锅内，每斤豆秸用石膏一两进行点浆，再用包袱压两至三小时，便成豆腐。这个发明是否属实，就只能请读者诸君明断了。
代食品(6)
且不说这些东西是否能制淀粉，就是能制作出淀粉，又能把这些东西全制成粮食吗?玉米包仅煮就要三四个小时，最大的锅一次能煮多少斤玉米包，为此，又耗去多少人力、多少燃料？所以，三年困难时期，一方面是面对严重的困难，不得不寻求解决困难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异想天开，产生了许多自欺欺人的“创造发明”，不是从人民公社体制、公共食堂弊端的本身去解决问题，而是千方百计地去巩固公共食堂，想方设法证明粮食问题不难解决，这样又岂能克服困难？
在各种代食品中，还有两种东西被称为高级代食品，即人造肉精和小球藻。人造肉精是一种酵母菌菌体做成的食品。这本是德国人的发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由于缺乏肉食，用化学方法和微生物方法，大量制造这种食用酵母菌供军民食用，用以代肉，故称人造肉精。
人造肉精可以土法培养，将淘米水、涮锅水、残菜帮、烂水果、各种无毒的树叶、野草、野菜、农作物的根茎叶、酒糟或造纸、制糖工业废水煮后都可以制成培养液，然后将菌种（主要是白地霉菌）放在培养液里，经常保持20℃～30℃的温度，两三天即繁殖成一层白膜。白膜在50℃～60℃的温度下，溶解成糊状，就成了人造肉精。可以将其烤干，制成“肉干”、“肉粉”。人造肉精制作的关键是菌种要纯，培养时要注意温度，讲究清洁，农村的公共食堂自然难以做到这些，也难以大量生产。
与人造肉精难以制作相比，小球藻就容易培养多了。小球藻是一种球形藻类，直径仅数微米，体内有一绿色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中。小球藻含有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矿物盐类和各种维生素，可以大量培养。
云南是较早推广食用小球藻的地方。开始时，用小球藻做饲料，据说架子猪吃了，每天多长半斤肉，奶牛吃了，每天多产半斤奶，母鸡吃了下蛋增加三分之一，蛋重增加十分之一。1960年7月中旬，云南大理市郊区公社有一头快死的癞皮猪，吃了小球藻竟然好了。受此启，他们用小球藻给浮肿病人治病，居然成功了，吃了小球藻后，浮肿病人都好了。接着，大理州医院用小球藻治疗25种疾病，效果良好的占78％，病症减轻的占17％，无效的只有5％，都没有副作用，尤其对水肿、贫血、肝硬化、慢性肠炎等效果明显。产妇缺奶，吃了小球藻后，慢的两天，快的三四个小时，奶量便大有增加。更神奇的是，有一个人眼睛失明已十多年，吃了小球藻并用之洗眼，很快初步复明；有人背上长了一个盘子大的疮，用小球藻涂抹，很快消肿痊愈。
云南省粮食厅进行人吃小球藻节约粮食的试验，每人每天吃1公斤小球藻浓缩液，少吃一两大米，10天后，参加试验的8个人，有5个人体重分别增加了4两到4斤。参加试验的人反映：未吃小球藻时，在开饭时感觉很饿，吃了小球藻，到开饭时虽然也感到有点饿，但比过去好多了。小球藻的养料可采用松针、树叶、煮菜水、洗菜水、淘米水等20余种，培养小球藻的池子可以是锅、缸、水桶、砖池。于是，云南在各人民公社大力推广培养和试用小球藻。随后，贵州、湖南、湖北、福建、河南等10余个省市也广泛培植小球藻。
小球藻的价值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196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胡乔木致信毛泽东说，推广小球藻的生产在当前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具有重大意义：至少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减少乱吃代食品而引起的中毒事件，保证劳动生产力和工农体力不至因粮食不足而降低。建议中共中央为推广小球藻和其他粮食代用品的生产发一专门指示直至各公社，逐级负责做出安排。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胡乔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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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大会(1)
各式各样的“增饭法”，各种各样的“代食品”，并不能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而灾荒却一时不见有缓解的迹象。虽然从上到下都一再强调要“低指标，瓜菜代”，可是指标已经低得不能再低，而且许多地方连低指标都达不到；瓜菜固然可以代替粮食，问题是瓜菜本身亦很少。这个时候，没有比吃饭问题更困扰各级领导干部的了。
在粮不够、菜不多、代食品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又不由自主地把解决吃饭问题转到办好食堂上想办法，河北的“吃饭大会”就是一例。
1960年9月，河北保定地委发现了一些“低指标，瓜菜代，吃得饱”的典型，如高阳县祁家口生产队使用甘薯水磨法增量后，每人每天只需吃4两粮，有了这样比巧媳妇还巧的典型，保定地委自然十分高兴，认为有必要总结推广祁家口生产队的经验，使这一典型具有普遍意义。在地委的帮助下，清苑县率先行动，决定把原定召开的讨论生活问题的三级干部会变成“吃饭大会”。于是，县委通知各公社党委说，这次开会改变以往集体开饭方式，每人每天带6两粮，以公社为单位建立伙房，开展“低指标，瓜菜代”，吃饭吃好吃省吃饱的比赛。通知发出后，参加会议的干部中有许多人认为只有6两粮吃好是不可能的，于是偷偷带上些干粮、柿子，准备饿了吃。干部们说，看样子要开一个受罪会。会议驻地的群众也在说风凉话，说这是瞎闹。
会议第一天，由于各公社党委书记都没有亲自动手做饭，结果与会人员没有吃饱。有鉴于此，县委就找公社党委书记们研究，决定由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亲自当管理员，让那些对增量法有信心的人当炊事员，准备好磨子和工具，组织力量搞增量法。第二天，6两粮就吃饱了，第三天只吃了5两，第四天就更低了，多数公社只用了4两多粮、2斤多菜，其中腰山公社开会的干部每人用粮两、菜3斤。这天会议吃饭人数为2116人，每人平均用粮两。
开会的干部以青壮年居多，每天吃不到半斤粮、两三斤菜，居然能吃饱。换上今天大鱼大肉的3斤菜，也许差不多。但那时生活困难，供应紧张，哪来的大鱼大肉，而且如此人数众多的会议，也不敢大吃大喝，这两三斤菜指的是蔬菜。今天看来，这不是奇迹，就是编造，但这些数字，却赫然写在保定地委给河北省委的报告中，大概不至于有假。
接着，清苑县委提出吃三季饭的要求，即冬天每人每天吃4两，春季每人每天吃两，麦收每人每天吃两，参加会议的干部“一致认为完全能够吃好”。县委于是要求全县各队按照这个吃粮指标，安排本队的吃粮计划。
事后，清苑总结出了开好“吃饭大会”的五条经验。一曰“管”，即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必须亲自当管理员，从按人称米称菜，到加工做饭、售饭收票，一直到公布结果，都必须亲自参加。二曰“做”，要发动所有与会的干部，都轮流当炊事员，参加搞增量法，制作淀粉。三曰“说”，也就是要大讲粮食增量法的意义和做法。四曰“算”，算一顿饭吃了多少粮食，每人平均多少，一天多少即够。五曰“安”，按照会议吃三顿饭的每人每天用粮标准，算清今后用粮数，在此基础上，全面安排生活。
保定地委对清苑的经验很重视，认为“吃饭大会”是解决发动群众搞好食堂，保证“低指标，瓜菜代，吃饱吃好”的好形式，“吃饭大会”“克服了对低指标的怀疑思想”，也是一次干部下食堂的大练兵。在总结清苑“吃饭大会”的经验之后，地委立即召开电话会议，向全地区推广，并要求各县委书记亲自带队到清苑现场参观。各县相继召开“吃饭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县社各级脱产干部、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和队长、小队长、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还邀请一些会过日子的社员，全地区参加者4万余人。
河北省许多地方都开过类似的大会，承德市张百湾公社的“吃饭大会”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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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大会(2)
1960年11月21日和22日，这个公社党委在所辖的张百湾、四福沟等4个大队分片召开“吃饭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市、县、社各级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小队长、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共635人。开会之前，公社党委首先做好参加会议人员对“吃饭大会”的思想认识工作，使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吃饭大会，是决定广大的大小队干部和炊事人员能否充分接受和贯彻‘低指标，瓜菜代’这一关键性方针的会议；也是从技术上解决大搞代食品、大制淀粉，保证低指标切实实现，使社员吃好吃饱，促进生产干劲的一个关键性的大会”。在会议准备时，对参加做饭制淀粉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对会议的周围环境和每个操作环节都做了安全部署，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
张百湾的“吃饭大会”采取讲、看、做、吃的办法进行。会议开始时，由主持者向与会人员作报告，着重讲清大会的目的和意义，讲清全国的粮食形势和“低指标，瓜菜代”的方针，强调大搞代食品、大制淀粉是保证低指标得以贯彻落实的唯一措施，以提高与会者对“吃饭大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由生活安排较先进的单位介绍大抓代食品的经验，以提高广大基层干部和炊管人员大搞代食品的积极性。随后，组织与会人员参观和实际操作，学会制作各种淀粉和各种代食品的技术，使与会者“知道了代食品的原料不只是一两种，而是十几种，几十种，同时代食品可以做很多样滋味适口的食品，来调剂和改善社员的伙食”。会议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品尝各种代食品。通过这样几个步骤，“使‘低指标，瓜菜代’的方针，在思想上和技术上得到了彻底的落实。与会者一致表示只要把代食品搞好，就一定能实现粮食低指标”。一位参加会议的大队长说：“我原来怀疑两粮食说啥也吃不饱，多掺代食品，吃饱了也吃不好，这一吃我可真信服了，这一回我保证要把代食品搞好。”
张百湾公社虽然如此大张旗鼓、部署周密地召开“吃饭大会”，但还是有干部社员消极对待。参加“吃饭大会”的承德市委工作团在给市委的报告中说，在与会的635人中，思想上基本接受了“低指标，瓜菜代”方针，但在实际行动中表现不积极的有170人，约占与会者的％；对这一方针认识不清甚至有抵触情绪的有69人，占％。这就意味仍有半数以上的干部社员并没有因为开了“吃饭大会”，就相信低指标也能填饱肚子。有个社员在座谈会上说：“吃这个行是行，就是得别干活老呆着。”这句话虽然遭到了干部的批评，却道出了实情。
尽管有了代食品，创造了增饭法，召开了“吃饭大会”，但是，公共食堂的“巧妇”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吃饱、吃好的要求。到1960年底和1961年春，形势依然是那样严峻，粮食依旧缺乏，各种能找到的代食品也已找光，各式“增饭法”也失去了作用。一些食堂已是无饭可做，无形中停伙了。据1961年1月初湖北省委农业办公室统计，仅襄阳、黄冈两地区加汉阳、应城等24个县农村食堂散伙的有8155个，占食堂总数的15％左右；恩施地区共垮掉食堂3149个，宜都地区垮掉1280个，黄石地区停伙食堂473个、半停伙食堂1040个。
湖北省武汉市的一位领导去黄陂县横店公社检查食堂情况，发现这里“在食堂这个根本阵地上，刮起了一点小小的‘邪风’，即‘分粮到户之风’，‘加工食堂之风’，卖柴、卖菜之风，有点化整为零、从集体倒向个体的趋势”。这个公社有498个食堂，“倒退”和散伙的283个，占59％。其中，分粮食到户、食堂加工的所谓“加工食堂”186个，占37％；散伙的97个，占19％。这个公社叶店管理区的81个食堂中，有57个停伙，占70％左右。后来，这位领导同志在给湖北省委的报告中说，这里的情况是“一分，二放，三不管”：
一分是：分粮食、柴草、蔬菜基地到户，分代食品到人。粮食最少的分了一个月，最多的分了四个月。蔬菜基地，有的每户一块，有的种了麦子。还有的队牛草也分了，七分八分，食堂成了“壳子”。二放是：领导对生活放任自流，不问生产，不问生活，食堂散了，粮食分了，锅破了，灶拔了，没人过问。三不管是：资本主义自发出现，社员弃农务商不管，地、富、反、坏乘机进行破坏活动，造谣破坏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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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大会(3)
湖北省委向全省各地、县委转发了这个报告，并且在按语中承认：“食堂散伙的情况，在一部分地区带有普遍性。”湖北省委同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是放松了领导，没有把食堂看成是我们同阶级敌人进行争夺的阵地，没有认识到越是群众生活困难的时候，就越要办好食堂的重要意义”。因此，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应引起高度重视，坚决防止这种情况继续发生。”其实，这时，破坏食堂这个“社会主义阵地”的，并不是阶级敌人，而是粮食严重不足。解散公共食堂，已成了亿万农民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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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1)
要克服严重的困难，仅靠“增饭法”、“代食品”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摆脱困境，恢复农村的生机，解决农民饿肚子的问题，就必须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正如陈云所指出的：“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
庐山会议之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继续高举着，并企图来一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但一年多的实践表明，虽然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事与愿违，到了1960年夏，经过近三年时间的折腾，不但广大人民群众已疲惫不堪，整个国民经济也危机四伏，经济形势越来越紧张，这种局面再持续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从这时起，调整国民经济，特别是调整农村政策，已逐渐成为各级干部的共识。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太多，农村政策调整千头万绪。在各项农村政策中，群众最反感的是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但这两件东西1958年以来都一直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幼芽”，是两个了不起的创造，因而人们还不敢对其“优越性”加以怀疑。此时形势又十分严峻，那么从何下手进行调整呢?当时人们认为，农村形势这样紧张，农民生活这样苦，公共食堂越办越糟，都是刮“共产风”的结果。因此，农村政策调整一开始，就将重点放在“共产风”的解决上，组织干部群众进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的整风整社。
“共产风”曾在庐山会议前有所纠正，但随后的“反右倾”使“共产风”有增无减。196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也曾针对这一问题发出过文件，要求各地加以纠正，但并没有得到切实贯彻。1960年夏天，在各地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等所谓各种“大办”过程中，以“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愈演愈烈。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共产风”问题，1960年秋，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紧急指示信中共有十二条措施，所以又简称为“十二条”。196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于11月3日发至人民公社生产队党支部以上各级党组织。这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
（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
（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
（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
（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
（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
（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
（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
（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
（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十二条”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反对和纠正“共产风”，把有关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讲清楚，将“十二条”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社员听，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监督党员和干部不折不扣地执行。
为了使“十二条”能迅速贯彻，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贯彻“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各地至迟在12月中旬前把“十二条”传达到农村中去，传达到全体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去。具体步骤是：先召开有地委、县委书记和省直各系统各部门负责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展开讨论，弄通思想。然后，以地委、县委为单位，召开生活小队以上的干部会议，吸收若干社员代表参加，进行传达动员，其中要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参加。再由省、地、县委的负责人带工作组到农村去，帮助社、队干部向全体党员、干部、社员进行传达，以造成一个贯彻紧急指示的群众运动。
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2)
“十二条”在农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四川郫县红光公社的社员说：“中央的十二条完全说到我们的心坎上，条条入耳，越听越想听。”雅安县多营公社的社员更是说：“照这样办，我们睡着了也会笑醒。”在贯彻十二条的过程中，各地的“共产风”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十二条”标志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停止了庐山会议以来的“反右倾”运动，开始转向重新纠“左”。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扭转农村的经济困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十二条仍有很大的不足。如文件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队”，指的是生产大队，而不是生产小队，仍然肯定了供给制和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尤其是群众反映强烈、意见最大的公共食堂问题，“十二条”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只有在北方的严寒季节和缺乏燃料的地方，在经过县委一级批准后，方可允许采取由食堂统一管理，由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因此，广大农民一方面对“十二条”表示由衷的欢迎，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能进一步解决困扰他们积极性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问题。
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使毛泽东的头脑清醒过来。他发动“大跃进”，提倡办人民公社，本意是想让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有一个超常规的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使中国人民能早日过上共产主义的好日子。但事与愿违，良好的初衷却带来了一个严重困难的局面，毛泽东的心情异常的沉重。1960年12月2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中说：“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作为一个有崇高威望的领袖，在全党面前承认错误，这是不容易的。
196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7岁生日，他请了身边的几个秘书、卫士吃饭。桌上没有酒，没有肉，只是盐和油比平日多一些。席间，他对身边的人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调查研究，看看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他感到，有许多事情，下面的人瞒着他，使他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他希望身边的人下去调查，能告诉他真实情况。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确定，所有社、队都必须以中央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等“五风”，彻底清算平调账，坚决退赔。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十二条”的基础上，会议确定：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账，国家准备再拿出10个亿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拿出15个亿来作为“共产风”的赔退补贴；社员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允许适当发展，社员自留地与人均占有耕地的比例，由“十二条”的5％提高到7％；对农村集市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要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过多限制。
在最后一天的会上，毛泽东就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建设方针、国际形势等阐明了意见，着重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吞吞，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要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必须从实际出发。我们的同志多少年来不做调查研究了，只要不做这种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他还说，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我们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不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要求与会的高级干部，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都要去做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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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3)
八届九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又于1961年1月中旬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又讲到了调查研究的问题，说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重申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正当毛泽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之际，一本题为《调查工作》的石印小册子摆到了他的案头，毛泽东见后非常高兴。这是他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旧作，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而写的，已经失散多年，一直寻找而未得。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馆，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在福建的龙岩地区发现了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人从革命博物馆借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得知此书后，将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看到这熟悉的文字，联想到当前困难的形势，毛泽东更感调查研究的重要。八届九中全会刚刚结束，他就致信田家英，要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去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以10天至15天的时间，各调查一个最好的队和一个最坏的队，然后直接向他汇报。1961年1月21日，三个调查组离京前往浙、湘、粤三省农村调查。
随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对于公共食堂的真实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1961年2月6日至8日，毛泽东到达杭州。他把年前成立的各中央局的书记和华东各省、市的第一书记找来，听取他们关于纠正“五风”等问题的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公共食堂问题。
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毛泽东带着这些高级干部，听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讲公共食堂办得如何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其他人也对公共食堂一片赞扬。毛泽东本来就十分看好公共食堂，听柯这么一说，也不禁眉飞色舞起来。
就在此时，毛泽东注意到坐一旁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却情绪低落，一言未发，便问道：“渭清同志，他们都讲办公共食堂好，唯独你不讲话，这是什么道理?”
江渭清答：“我不好发言。”
毛泽东听出了江渭清的弦外之音，便鼓励说，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江渭清见此，便放开胆子讲起食堂的不好来。江说：“食堂耗粮特别大。本来，一家一户过日子，再穷也有个‘糠菜半年粮’。您老人家也讲过，要‘平时吃稀，农忙吃干，老弱干轻活的吃稀，青壮年干重活的吃干’。大办食堂后，不分老少，不管轻活重活，都在一个大锅里吃，一年吃了两年的粮，全年口粮几个月就吃光了，吃不起。”江渭清接着又说：“农民一家一户过日子，每户挖点野菜，剩汤剩饭什么的能养一头猪，全国一亿多农户，就是一亿多头猪。现在办公共食堂，不许养鸡、养鸭、养猪、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肉吃。”
毛泽东见江渭清讲得有道理，便鼓励他继续讲下去。于是，江又讲起了不能办食堂的第三条理由：吃食堂浪费大得不得了！各家各户烧饭时对锅灶碗盆十分爱护。办了食堂，锅灶经常坏，碗筷随手丢。许多食堂要经常买锅添碗置灶具。还有，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借机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严重影响干群关系。现在办食堂缺烧柴，到处砍树，农村的树木都砍得差不多了。江渭清说，公共食堂所谓的“四菜一汤”，他在江苏没有见过，要是继续办下去，恐怕连“一汤”也喝不上了。《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页。这大概是毛泽东第一次听地方大员讲食堂的不好，虽然他对此还有些半信半疑，但毕竟听到了关于食堂的不同意见，而以往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食堂如何好之类的话。
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4)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来到浙江的嘉善。调查组选择了一个办得好的生产队和一个办得差的生产队进行调查。当年参与调查的逄先知回忆说：“经过反右倾运动，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些问题明知不对也不敢说，也有一些则把错误的误认为是正确的。”调查组选定的两个点，一个点由于没有深入下去，受框框束缚，得出结论是应该如何把食堂办好；另一个点由于真正了解到群众对食堂的强烈不满情绪，认为食堂难以为继，应该解散。田家英参加了后一个点的调查，也赞同解散食堂。然而，食堂在当时仍是一个敏感问题。年前中共中央的“十二条”中，还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应该坚持，“反右倾”运动中有人因食堂问题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许多人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但是，田家英还是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真实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听了江渭清和田家英等的汇报，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表示，对公共食堂，按群众的要求办事，可以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没有人做饭的，要求办常年食堂，多数人要求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求自己做饭。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30户中有5户要求办常年食堂的，那就要办。养猪的要求在家里做饭，是可以的。总之，要符合群众的要求，否则总是要垮台的。
在杭州去长沙的火车上，在听取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人的汇报中，毛泽东插话说：办公共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与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们愿意常年吃食堂；有一部分愿意农忙时在食堂吃，农闲时在家里吃，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在食堂吃。办食堂这一条是肯定的，但是要多样性，一定要满足群众的要求，群众反对的事就不要干。
随后，毛泽东到了长沙。2月11日和12日，他在专列上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中央调查组负责人胡乔木的汇报。在谈完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后，张和胡又谈到公共食堂问题。这时，毛泽东提醒说，吃食堂不能勉强，并问湖南是不是还勉强？胡乔木根据其调查，认为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汇报说：“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
湖南农村农民居住一向是分散的，听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有些不解地问：“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胡乔木说：“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去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