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又问：“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会来吃呀？”
张平化回答说：“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五个食堂，后来并成三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五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
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
张平化答：“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
烧柴是公共食堂的一个大问题。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
听张平化这么一说，毛泽东立即想起了在浙江时也听到了这样的汇报，就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
张平化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
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5)
毛泽东听后说：“那何必呢？”
接着，胡乔木汇报了他们调查到的情况：“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张平化也补充说：“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
关于公共食堂问题，江渭清和田家英认为不能再办下去了，而张平化和胡乔木则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这四个人中，有两个省委第一书记，两个是他派来的调查组负责人，可对公共食堂却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意见，这使毛泽东一时还难以下解散食堂的决心。但也正因为有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使得毛泽东对食堂问题比以往更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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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六十条”(1)
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十二条下发后，农村形势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当时，党内有人认为，有了这十二条，政策调整也差不多了，农村的问题就可以大体解决了。然而还在杭州的时候，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时讲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人民公社建立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章程，使得下面无章可循，是“五风”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为此，田家英建议中共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的条例。毛泽东在找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林乎加和田家英等人商量后，认为搞这样一个条例很重要，于是采纳了这个建议。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到了广州，主持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3月1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与此同时，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主持下，“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两个会议都是为了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农村工作。
在“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是讲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即人与人、队与队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的问题，认为对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不可能充分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一天，他致信刘少奇说，希望对这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在“三北”会议上进行讨论，以便参加会议的人回去之后指导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对此进行认真切实的调查。
会上，毛泽东还谈到了食堂问题，认为参加食堂也是要农民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允许他在家里吃。但他同时又强调：“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参加会议的一些省委负责人也认为食堂不办不行，不办食堂妇女就不能参加劳动，而且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也有人讲到农村中有一部分中农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在家里吃得好。对此，毛泽东表示：“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有人反映，河南一些食堂为了解决烧柴问题，用了许多劳动力去拾柴，还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听后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过了几天，毛泽东在会上又讲到了食堂问题。他说，广东有个大队党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讲的都是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个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内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现在河南有些食堂难以为继，非停办不可。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3月14日，“三南”、“三北”两个会议合并在广州继续举行。
第二天，刘少奇在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插话说，对五保户实行供给制，实际上是社会保险，农民是赞同的，但其余要统统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活劳动转化为死劳动，劳动力就是钱，就是物质。所谓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所以加班加点一定要给钱。刘少奇的这段话，表明他对供给制的弊端有了深刻的认识，对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已持否定态度。
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草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一封信》，要求各地将条例一字不漏地讲给或读给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认真进行讨论，切实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许多问题。
“农业六十条”草案对人民公社原有的体制作了一些调整，比较重要的有：
“农业六十条”(2)
缩小社、队规模。大是人民公社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公社化之初小社并大社的过程中，曾对人民公社的“大”和“公”大唱赞歌，片面地认为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不顾不同农业社经济条件和贫富的差异，硬加合并组成公社。至1958年11月，全国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共组成了26572个“又大又公”的人民公社，平均个农业社组成一个公社，每个公社平均达4777户，其中大的公社有上万户，更有一个县只有几个甚至一个公社的。公社在全社范围内实行统负盈亏、统一分配，实际上是穷队“共”富队的“产”，还美其名曰实现共同富裕。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对人民公社进行了一次整顿，公社的数量有所增加，规模有所缩小。但随着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的开展，尤其是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用8年时间完成人民公社由基本队（即生产大队）所有制到基本社（即公社）所有制的过渡后，公社的规模再度扩张。到1960年底，据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共有公社25206个，如辽宁每社平均6500户，每个大队平均345户，有一个生产大队竟有250个生产小队。社、大队规模过大，社员对自己的劳动成果看不到边、摸不到底，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又实行平均主义。社员见劳动付出和劳动所得并不直接挂钩，当然也就对集体生产和集体经济漠不关心，出工不出力现象普遍存在。同时，社、队规模过大，也不利于生产管理，容易滋长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
针对这一情况，“农业六十条”草案明确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都应该利于生产，利于经营管理，利于组织生活，利于团结，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避免在分配上把经济水平相差过大的生产队拉平，避免队和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并且认为公社和大队的规模，一般应与原来的乡和高级农业社的规模相当。到1961年8月，据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共有公社55682个（包括已经调整和预定秋收后调整的规划数），比调整前增加30478个；生产大队为万个，增加万个。
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人民公社成立时，社员的自留地、私有宅基地、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全部转为公社所有，个人只能保留少量的家禽家畜。由于“共产风”的影响，使社员在公社化之初即将自养的家禽家畜宰杀，大吃几顿后再加入公共食堂。这样，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基本上不存在了。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对此曾有所纠正，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规定：“社员可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1959年5月和6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禽家畜，规定属于自有私养的，完全归社员个人所有；属于私有公养的，给予社员合理的报酬。但是，庐山会议“反右倾”后，这些政策出现了反复，有些地方将社员的家庭副业作为“逆流”、“资本主义尾巴”对待。随后刮第二次“共产风”，社员的自留地被收走，自养的猪、羊、鸡、鸭被刮进了所谓“万猪场”、“万鸡场”，使社员从事家庭副业的积极性受到重大打击。河北省吴桥县桑元大队大观李生产队7户社员，1959年在自留地里种谷子，共收了719斤，吃了100多斤。到了这年冬天，生产队因为口粮紧张，向社员开展所谓挖潜力运动，队干部硬说这7户社员的谷子是偷的，谁不交出就“熬鹰”（即不让睡觉）、“辩论”，翻箱倒柜，结果这几户社员挨了四、五个晚上的冻，只得把粮食全交了出来。提起这件事，社员都说：“谁种自留地谁倒霉，今年给也不种了。”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吴桥县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情况》，1960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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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六十条”(3)
“农业六十条”草案中专门列了一章讲家庭副业问题，并且强调“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是它们的助手”。以条例的形式将此肯定下来，经过宣传和动员，终于消除了社员的顾虑，调动了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积极性，对于他们开展生产自救、救荒渡灾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条例还规定，公社占用生产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得超过大队劳动力总数的2%；生产大队占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能超过生产队劳动力总数的3%。为了巩固大队所有制和发展大队经济，在今后几年内，公社一般应少提或不提生产大队的公积金；如果要提，提取的比例要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超产指标要留有余地，超产的大部或全部应奖给生产队。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说老实话，如实反映情况；严禁干部打人骂人和变相体罚，严禁用“不准打饭”、“不发口粮”和乱扣工分的办法处罚社员。人民公社的各级党组织，既要加强对公社各级和各部门的领导，又不应包办代替各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社、队的日常业务工作，应该由管理委员会处理。
“农业六十条”草案虽然对人民公社的原有体制有了一定的突破，但是，它对于广大农民最关心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问题，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
草案仍然肯定了供给制，并要求供给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对于公共食堂，草案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真正做到便利群众，便利生产。公共食堂必须严密制度，杜绝贪污；必须实行民主管理，定期选举工作人员和公布账目。”尽管草案中也规定公共食堂必须实行自愿参加的原则，既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办农忙食堂，对于一些居住分散和燃料不足的地方可以不办食堂，但有“积极办好”这个大前提的存在，各地依然不敢解散食堂。
“农业六十条”草案虽然没有解决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问题，但它毕竟是大兴调查研究后取得的一个成果，表明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已经开始解放思想。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了一封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信，并附上毛泽东的《调查工作》一文，要求从即时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计划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做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空气”。“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了的判断和决定。中央相信，只要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
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5月中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利用会议召开前的这一段时间，就食堂、粮食、供给制、山林分级管理等农村工作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的苦工夫，切实了解情况，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开好中央工作会议。
于是，广州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扎实的调查研究。
“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1)
广州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广州停留了几天的时间，在这里等待听取陶铸和陈伯达在番禺大石公社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的情况汇报。随后，他离开广州，先到了湖南，再次听取湖南省委和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期间，他去了趟武汉接见外国客人，然后又回到长沙，继续听取湖南省委和中央调查组关于农村干部群众对 “六十条” 反映的汇报。
在4月9日的汇报中，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深有同感地说：“才不是哩！”张平化又说：“现在看来不见得。”毛泽东用肯定的语气说道：“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在此之前，胡乔木率领的中央调查组来到了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公社，和社员共同讨论“农业六十条”草案。
自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韶山公社党委也曾隐约地察觉到了食堂中的问题，并且绞过脑汁，费过心思，对公共食堂进行过一系列的整顿巩固工作。原来食堂规模过大，他们采取缩小的办法，将公社化初期的30个食堂，变为210多个食堂，平均每个食堂只有10户左右。公共食堂存在平均主义现象，韶山就实行军、干、工家属按规定交生活费的制度。一部分没有柴山的食堂没有柴烧，公社借支了1万多元煤款，调运生活用煤。但是，这些办法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农业六十条”草案下发之前，韶山公社的多数食堂，有的是半停半办，有的是明办暗停。据调查组对石忠等5个大队69个食堂的摸底，集体吃饭的占36％，公饭私菜的占％，停办了的占％。韶山大队虎形生产队的食堂在年前就停办，省委书记处书记周礼1960年6月去了解情况，社员们就将私菜私饭拼起来吃应付省委领导。石忠大队王皮塘生产队食堂，自1961年以来就没有开过伙，公社一位党委副书记去检查，队长和积极分子就在深夜偷偷整灶，第二天一早集体煮了饭吃。队长向公社党委领导汇报说：“我们这个食堂坚持了常年集体。”
中央调查组发现，公共食堂是社员最关心的问题，解散食堂是广大社员的共同心声。“农业六十条”草案下发后，韶山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对食堂问题分为三派：赞成、反对、中间。调查组有意识地把三派人找来开会座谈。会议一开始，反对再办食堂的干部就问赞成办食堂的干部：“把良心拿出来，说真心话，你说你家生活比三年前过得怎么样?”几句话问得赞成办食堂的干部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
农村公共食堂几乎是一阵风办起来的，但要把它解散，却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为了取得解散食堂的经验，调查组和韶山公社党委决定，以一个群众坚决要散的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的食堂作为试点。
旺冲生产队有14户，54人，除一户是中农外，其余都是贫农。全队有水田50亩，旱地5亩。旺冲食堂在韶山大队是办得较好的，属于一类食堂。这个食堂柴草充足，并且有少量出卖。食堂养了4头猪，积蓄了100多元，在当时已是很难得的了。
这个生产队在讨论“农业六十条”草案时，群众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公共食堂上。“农业六十条”草案中虽然只讲了一句可以不办公共食堂，可群众对此印象特别深，也记得特别牢，因为它符合群众的心愿。旺冲生产队除了一户困难户和一户干部家属，其他的人都主张解散食堂。
根据群众要求，韶山公社党委宣布旺冲不办食堂，并提出解散食堂要注意不影响当前生产，不影响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对困难户的生活妥善安排。听到这个决定，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都兴高采烈，一连自动开了几个晚上的会，讨论解散食堂后的一系列问题。群众对中央调查组说，开会热烈的程度，相当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的高潮。经过讨论，与群众生活密切的房屋、菜地、柴山、账目、炊具等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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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2)
毛泽东从武汉回到长沙的时候，胡乔木刚从韶山调查回来。他在汇报中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 ‘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开展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
这时，毛泽东问胡乔木参加了社员的讨论没有？胡乔木回答说：“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胡乔木还列举了其他一些理由，如肥料减少了，山林被破坏了。毛泽东补充说：“还有，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胡乔木说：“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毛泽东又说：“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
毛泽东还问胡乔木食堂能不能现在就散，胡乔木说，现在散也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房子问题。又说，韶山公社5个大队的89个食堂，已经散掉50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毛泽东又问剩下的30多个为什么还要维持。胡乔木说，因为思想还没有解放，食堂的优越性宣传了很久，说是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毛泽东说：“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
4月14日，胡乔木就韶山公共食堂解散的情况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农业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这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引起了许多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胡乔木还建议对解散食堂的问题，“应该毫不犹豫，当机立断”，即使群众确实要办的，也要独立核算，同生产队的分配分开，以提高劳动日的工值和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第二天，毛泽东就将胡乔木的报告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单独给张平化写了一封信，嘱其立即将报告及附件印发给正在召开的湖南三级干部会议讨论。
4月1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等人开会。据王任重日记所载：“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到这时，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已明朗了。
广州会议一开完，刘少奇就到了湖南，准备到湖南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几年，刘少奇在外地视察的时间并不少，但他感到，以前的调查，虽然走的地方多，但不深入，没有把真实情况摸清楚。这一次，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行前，他对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负责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车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3)
1961年4月2日，刘少奇回到了湖南宁乡，到了离家乡炭子冲仅十多里的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以生产队养猪场的一间破旧空房作了办公室兼卧室，在这里一住就是六天。
到宁乡的第二天，刘少奇在住地听取了先期到达这里的中央调查组的汇报，并到附近的麻豆山、潭湖等地同社员谈话，了解到了社员对食堂、分配、住房、生产等方面的意见，使他对湖南及宁乡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对湖南省委负责人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看来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不调查研究，决定出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的。
结束对王家湾的调查，刘少奇到毛泽东的旧居参观后，回到了长沙。途经炭子冲时，他没有停留，只是从车里扫了一眼离别了几十年的故乡。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决定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队进行调查。在同湖南省委商量后，他来到了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
天华大队合作化以来一直是湖南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一面红旗，在刘少奇来之前，中共中央曾派一个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的时间，调查组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和生活都搞得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这个大队粮食连年减产，“共产风”、浮夸风盛行，大队干部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使中央调查组得出了与事实不符的结论。
在天华，刘少奇一共住了18天。为了把情况弄清楚，他决定从群众最为关心的公共食堂入手，深入了解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一到天华，他就对大队干部说：请你们谈话的时候，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可以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不要人民公社了，只看什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怎么有利于群众的生活。当然，还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
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使干部和社员放下了包袱，讲出了天华公共食堂的实情：这个大队共有20个生产队，1100多人，1958年以来，全大队先后共办了15个公共食堂，社员集体住宿，人均口粮只有300来斤，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被取消，食堂管理上漏洞又很多，加上干部多吃多占，食堂办得并不好，社员生活艰难，天华的自然条件不错，但也有100多个浮肿病人，公共食堂成为严重挫伤社员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是，当第二天刘少奇召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开座谈会，要他们再谈对公共食堂的看法时，干部们一致说食堂有许多优越性，应该继续办下去。大队的一位女干部还说，“六十条”讲得很明白，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天华有办食堂的条件，省里还在这里开过现场会。即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要不然，算什么红旗大队。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刘少奇感到，干部们的头脑仍被“左”的东西束缚着。同时，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也使他们心有余悸。刘少奇没有责备他们，而是决定亲自去食堂看一看，并找社员进行座谈。
4月15日上午，刘少奇察看了天华大队的施家冲食堂。下午，他又邀请了施家冲的部分社员座谈。座谈开始时，社员既不说要办食堂，也不说不办食堂，而是说以前生活怎样，有多少红薯、芋头、豆子，养了多少猪、鸡、鸭，有多少猪肉，有多少鸡、鸭蛋，意思是现在生活不如以前，但就是不讲食堂不好。刘少奇问社员们，把食堂办小一点，三五户、十户八户办一个小食堂，有没有这些缺点，有没有办法？社员说没有办法，但仍不愿深谈。刘少奇对社员们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错了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社员们被国家主席的诚恳态度所打动，纷纷诉说了食堂的实情和生活的种种不便。
“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4)
听取群众意见后，刘少奇说：我看是这样，因为搞食堂，很多人住在一起，自留地没有了，猪不能养了，鸡鸭不能养了，许多东西比以前少了，社员的生活比前几年差了。从前的政策有问题，把自留地收了，把屋子拆了，供给部分多了。这不能怪你们，首先是我们中央要负责，不晓得你们这种情况。为什么不晓得，还不是官僚主义在作怪。
在作了初步的调查了解之后，刘少奇感到公共食堂的问题严重，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4月17日，天华大队召开党总支会议，刘少奇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说：“你们的意见还是要办食堂，不过划小一点。我找小队干部谈，跟你们的说法差不多，也是划小一点。开始的时候说不办的人还没有，以后我讲是优点多还是缺点多，他们说优点也有，缺点也有。……小队干部的心理，我看得出来，恐怕是多数小队长是不愿意办的。据说有人坚决主张不办，不过我觉得他还没有讲，他还有顾虑。”他又说：“听了他们的谈话，看了汇报材料，看来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现在他们不好讲这个话，食堂是上级要办的，怎么好讲散哩！”接着，刘少奇用商量的口气对天华大队的干部说：“看这个情形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说是多数社员愿意散，那怎么办，是不是让它散？横竖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不愿意办食堂，饭，他们自己得煮。他们要坚持散，准不准散？我看这个事情应该准。人家要散，坚决要散，我们反对，不准，这个事情维持不下去。”“看来，1958年10月1号一声喊，就办起来了，办食堂的时候不是自愿的，并不怎么自愿。这几年觉得不方便，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勉强在食堂里面没有好处。”刘少奇在讲话中还认为，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按劳分配的。违背了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共产主义呢？就更不是共产主义了。
听刘少奇这么一讲，参加座谈会的干部也纷纷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有的说：“那天思想还有顾虑，好像一个党员不参加食堂不像样。社员内心还是愿意散的，不愿散的是困难户。散食堂，你刚才一提，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也有的说：“自己体会生活真要自愿，办食堂要把‘自愿’摆在前头，要承认差别，不承认差别，就拐场（按：湖南方言，走样之意）。”还有的说：“真正做到自愿，大多数社员内心是愿意散的。会有百分之###十的人散。”
4月19日，刘少奇听取了中央调查组对天华大队有关情况的汇报，当谈及食堂问题时，刘少奇说：现在必须看到在食堂问题上，我们同农民有尖锐的矛盾，这是影响工农联盟的。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只靠威信、命令来维护，已经维持三年了，这对共产党来说是危险的。群众很好。农民在等待共产党表示态度，还没有丧失希望，如果还不表示态度，农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动了。他又说：不是我们提倡散，而是群众要求散，要允许群众有这种愿望。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后，办不办公共食堂上升到了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的高度，广大干部明知公共食堂为绝大多数群众所不满，但又不敢做主满足农民的愿望解散食堂。对此，刘少奇表示：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阵地，而是平均主义阵地。
公共食堂关系到千家万户农民的利益，解散食堂成为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但是，由于几年来对食堂所谓“优越性”的片面宣传，尽管它已成了各级干部的一块心病，可谁也不敢提出要解散食堂。为了解除基层干部对解散食堂的思想顾虑，刘少奇在调查研究时指出：现在90％以上的人要求散，不散就脱离了90％的群众。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经常了解群众的要求，反映群众的要求。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刘少奇建议天华党总支，决定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这个决定得到了天华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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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5)
得知天华解散食堂的消息，附近大队的公共食堂也闻风而散。
离天华不远的青田大队乙家塘生产队在学习“农业六十条”草案后，4月15日开始已分散做饭，社员都退出了食堂。4月26日，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联合调查组开了一次座谈会，请社员谈退出食堂后的体会。会上社员谈了退出食堂后的三大好处。
一是提高了劳动积极性。社员彭福初说：“食堂也有好处，照顾了困难人。不过要照顾的太多。冒（按：湖南方言，没有之意）按劳付酬。累的累得个死，吃的吃个死，反正吃大锅饭，怕懒得（按：无所谓）。分户做饭，冒得依赖了，要做好多工分，才能拿回口粮。自己一年有个划算（按：计划），细伢子（按：小孩子）都作了安排，做一分有一分呀!”社员杨玉英小声地说：“真是鬼。彭广梅的爱人，怀孕八个月了，总说有病，五六个月冒出工。咯（按：这）几天拿起锄头挖田垄，尽是劲。肚子冒凸起一点，她怀孕还是个假的。”
二是对生活上的意见少了。社员黎桂庭说：“平日吃饭还差半点钟，厨房里挤一屋子人，你说饭烂了，他说饭硬了，你说菜少了，他说不干净，尽是意见。分回来搞，吃多吃少，吃好吃歹，随你自己，意见就冒得了。”
三是有利于发展家庭副业。社员彭保初说：“高级社时我家里至少要送四头肥猪，咯几年冒得这回事。如今分户养猪，只要两年，我保证一年送几头肥猪没有问题。”女社员彭淑英接过话头说：“空坪旮旯，以前冒人管，咯只有几天，挖尽了，合起来是有亩把地，都下了种。以前是做样子，现在是搞实际的。”这些朴实的话语，可以看出社员对解散食堂的兴奋心情。
在天华调查结束后，刘少奇去长沙工作了几天。然后，回到了阔别36年的家乡宁乡县炭子冲，继续对农村情况进行调查。
炭子冲这一带的自然条件并不差，可是社员的生活却很困难，不少社员因粮食不够和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一天，刘少奇到离炭子冲十里远的彭家冲去看亲姐姐，他的姐姐也饿得骨瘦如柴，起不了床。到其他社员家去看，发现社员背地里煮食的野菜，也是没有油、没有盐。来到不大的花明楼公社医院，看到这里住了几十个病人，大部分是浮肿病人。对此，刘少奇心情十分沉重。
公共食堂问题是刘少奇这次回乡调查的一个重点。他亲自视察了花明楼公社安湖塘生产队的食堂，多次找社员了解食堂的真实情况。5月6日，刘少奇找来了炭子冲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王升平从1952年起就担任刘少奇的农民通讯员，经常向刘汇报农村情况。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王也不自觉地犯了刮“五风”的错误，后来在反“五风”时被撤职。回乡后，刘少奇让人去找王谈话，王以为是省委工作队找他，拒绝不见，连续找了三次，送信的人说是刘少奇回来了，他才急急忙忙地赶来。
在谈话中，刘少奇问王升平：“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对这个问题，王升平不敢回答，因为刘少奇回来前几天，县里、公社还在宣传公共食堂的十大优越性，说不办食堂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办不办食堂是衡量革命与保守的分界线。于是，王升平只得谨慎地说：“咯到底是讲得还是讲不得呢?”
“怎么讲不得呢?”刘少奇鼓励王升平说：“有人向我写信，尽说好话。你们讲实话，相信你们的。农村搞得咯样糟，不亲自下来不晓得。”听刘少奇这么一说，王升平打消了顾虑，大胆地说：“现在农村公共食堂不好，还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坐在一旁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感到很惊讶，问道：“问题有这么严重?”
王升平说，邻近的柘木冲食堂刚办时有120人，现在不到80人，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还有几个患浮肿病的住进了大队临时医院。罗家塘食堂是全公社的重点食堂，各种物资优先供应，几年来却只生了三个小孩，还有两个至今走路不稳。
“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6)
对于出现死亡的原因，王升平说，主要是没有饭吃只得吃树皮、稻草淀粉。连刘少奇家门口不远处的一棵梧桐树的皮也被剥光了。当地干部得知刘少奇要回来，赶紧在树上涂了一层黄泥，用绳子捆上。
宁乡是我国有名的产猪大县，宁乡猪是有名的优良品种。过去开春前后，邻近各县都有不少猪贩子去宁乡贩运小猪。这几年国家对发展养猪没少号召，但生猪产量总是上不去。于是，刘少奇又问食堂还有多少猪。王升平说，过去每户平均有两头猪，三只鸡，现在全生产队只有一头猪，毛有五寸长，皮有五寸厚，只见骨头不见肉。全队只剩下一只鸡婆，连报晓的公鸡都绝了种。
听了王升平的话，刘少奇愈加感到食堂问题的严重，也坚定了解散食堂的决心。
5月7日，刘少奇在炭子冲大队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他对大家说：“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你们。”他问参加座谈会的干部和社员：“乡亲们谈谈看，社员的生活比1957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不是好，是差了吧?生产比以前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一个干部回答说：“生产是降低了，生活差了。”
刘少奇接过话头说：“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不好。”
过了一会，刘少奇又问：“你们的食堂散了没有?”群众回答说：“散的多。”于是，刘少奇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做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舂米，一个食堂占用了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一条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
刘少奇接着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公共食堂办起来后，社员原来家里的锅铲、坛坛罐罐不是被食堂收去，就是在大炼钢铁时被当做废铁送进了土高炉里。社员集体吃饭，集体住宿，原有的房屋，有的被食堂占用，有的则被拆掉用去肥田。所以食堂解散后，这些问题不解决，仍然会影响群众生活。对此，刘少奇表示：“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有困难，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回家做饭怎么办？要赶快生产这些东西。大队、公社、县、省、中央，组织生产这些东西，组织铁匠打铲子，组织木匠、篾匠生产炊具，生产一批解决一批，分给生产队。”
刘少奇还说：“食堂解散以后，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房子。一个屋场住那么多户，没地方打灶。房子不确定，社员的很多事情不能定，自留地不能定，养猪喂鸡也难办，厕所也不好定，生产就不放心。有一些是公家占用的房子，如银行、供销社、学校、公社和大队的办公室、工厂、猪场，都要挤一下，把多占的房子都退出来给社员住。”
5月9日，刘少奇离开炭子冲，在途经宁乡县城时，他召开了有主管农业、手工业和财贸等工作的县领导参加的会议。会上，他开门见山地说：办了几年的食堂，没有优越性，群众意见很大，纷纷要求解散。可是食堂一解散，又出现了新问题，社员缺少煮小锅饭必需的炊具。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得那么严重，今天我请大家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办好。你们是工业、农业的后勤部，不是天天讲为人民服务吗，我看尽快把这件事办好，就是为人民服务。将这些事一一落实后，他才放心地离开了宁乡。随后，他又将近期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1)
就在刘少奇回湖南调查之际，周恩来于1961年4月底5月初到了河北邯郸，重点对武安县的伯延公社进行调查。
武安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武安人民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武安，周恩来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在社员家里，周恩来看到，群众的生活困难比他想像的还要严重。他在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除了树叶、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粮食。”
有一天，周恩来和县、社的干部在伯延的公路上边走边谈，他无意中发现路旁的树只见树干和树枝，不见树叶。按理，此时应是树叶茂盛的时候。周恩来便问树叶哪去了，陪同的干部随口说被羊吃掉了，不巧正好被一个在路旁放羊的女孩子听到了，以为是干部说她没有看管好羊，吃了树叶，就反驳说：“羊能上树吗?”干部们明知树叶被人吃了，但担心挨批评不敢讲实话。周恩来没有批评伯延的干部，但心情却很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