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所说的“知难”中的“知”，是指“真知”。“真知”是来自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政治经验的认识。而他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建设规划，正是他几十年革命经验的总结。可是一些革命党人，却把他的主张视为“理想太高”，甚至攻击之为空言而见拒。所以他要立论破除人们的“心理大敌”。
如果人们能够提高理性主义，树立“真知”，则从事革命建设，将“如反掌折枝”。从而也使人们不再认为他的使中国走向富强的宏伟计划是“理想空谈”，就有可能加速“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他强调只有掌握革命理论，实行起来才比较容易，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基于此，孙中山批判了古代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观点，又批判了“离行而谈知”的“良知”学说，以十事为例，论证了知难行易的道理：行在先而知在后，知是从行中得来的，所以行易知难。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但却割裂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最终难免过分强调“心之为用”。不过在当时革命屡遭挫折、处于低潮之时，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实业计划》与物质建设《实业计划》绘出了中国现代化并将中国改变成工业化社会的宏伟蓝图，详细地阐述了开发中国实业的途径、原则和计划。孙中山深感中国要富强起来，必须改变当时落后的经济状况，因此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开发中国的富源，发展中国的实业。他把这个问题视为“中国存亡之关键”。在他的这个周详而庞大的计划中，以经济地理学原理列举了四大原则、六大计划和十大目标。简列如下：（一）四大原则1.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
2.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
3.必期抵抗之至少。
4.必择地位之适宜。
（二）六大计划1.筑北方大港，建铁路起于此而迄中国之西北极端，向蒙古、新疆殖民，开浚运河以联络中国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开发山西煤铁矿源，兴建钢铁厂。
2.筑东方大港，整治扬子江水系，改良扬子江水路及运河，建设内河商埠，创大士敏土厂。
3.改良广州为南方大港，改良珠江水系，建设西南铁路系统，建设沿海商埠及渔业港，创立造船厂。
4.扩建全国铁路系统，包括中央地区、东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高原地区，并创立机关车、客货车制造厂。
5.发展各种轻工业，包括粮食、衣服、居室、行动、印刷等部门的工业。
6.发展各种重工业，包括铁矿、煤矿、油矿、铜矿及特种矿之开采，设立冶矿机厂。
（三）十大目标1.发展交通。2.开发矿业。
3.移民实边。4.振兴工业。
5.增进农业。6.扩展灌溉。
7.推广林业。8.开发水力。
9.开辟商港。10. 兴建都市。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相当宏大。如何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呢？孙中山认为中国必须依靠外国资本和设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人才。他说：国家经营的建设事业，“应由……专门练达之外人任经营监督之责。”但是中国和外国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双方互利的基础之上，外国资本流入中国，要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
他认为外国应为中国的进步做出贡献，因为中国富有天然资源、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如果西方大量投资于中国，中国将“成为世界中无尽藏之市场”，“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中国的工业将为国内和国外的消费而生产，“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可以说，孙中山提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要通过国际间的平等合作为途径的设想是有独创性的。但是，这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外政策背道而驰。西方列强到中国来无非是取得租借地、势力范围和经济特权，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这说明了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反映了他的阶级局限性。
孙中山不仅倡导国际间的平等合作，他还认为中国应实现阶级之间的合作。
他反对“阶级战争”，中国应尽力避免工人与资本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二者应当携手合作，共建国家，以至“大同之世”的到来。他认为中国可以实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存。他强调说：“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发展工业、修建全面的铁路网、开凿运河、建设港口等经济活动，应由国家担负。但农业、商业和服务行业，是属于私营之列，对这些私营企业，国家不仅要保它们，而且应由开明宽宏的法律加以鼓励。
孙中山制订的这个宏伟计划，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和实业界许多人的愿望。
对中国的经济来说，那是一个繁荣时期。民族资本有较大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家正进入他们的“黄金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似乎很快就会实现工业革命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一些实业界人士本身也有缓和劳资间冲突的倾向，对于公平的国际合作抱有很大希望，而且在新文化运动中还出现了一种私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思想。
这些都反映在《实业计划》中。然而，中国的“经济奇迹”为时并不久。一战结束后，危机又来临。旧的帝国主义政策又复活了，中国的政府机构几乎完全消亡。在那时，对孙中山和那些开明的思想家和实业界领袖来说，情况已变得很明朗，在中国的政治重建之前，中国的开发是不可能进行的。
总起来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试图从理论上总结几十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并进而写出自己所设想的建设祖国的宏伟蓝图、远景规划，提出了一整套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表现出了他不断追求真理的革命实践精神和对中国实现民主、富强、文明的强烈愿望。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的一系列宏伟设想都破灭了，他的强国梦只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才变成了现实。不过，他的理论主张在今天仍有意义。
18 亮煌煌开创新纪元——《新民主主义论》
没有哪一种思想，能如毛泽东思想在近现代中国留下如此深重的影响，它从根本上影响了历史的整个进程。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献。
何为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 月9 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军事上加紧反共和向我军进攻，在思想战线上则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取消中国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结合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经验，全面而透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纲领，区别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粉碎了反动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荒谬理论。
文章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进一步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所谓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了。那么，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它和旧民主主义区别在哪里？新民主主义的“新”表现在：一是革命阵线不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十月革命以后，起了一个变化，它已不再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二是领导阶级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三是前途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其前途是社会主义。总起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其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
进程和规律该书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指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是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批判了“一次革命论”、“资产阶级专政论”，驳斥了顽固派。
所谓“一次革命论”或“毕其功于一役”，意思是说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放在一起完成。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任务，首先是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
如果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完成的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革命中去完成，这就混淆了革命的步骤，降低了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是很有害的。
当然，国民党顽固派鼓吹“一次革命论”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们以
此证明什么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没有存在的理由，也没有必要搞其他革命。所以毛泽东指出：“‘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又说：他们“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毛泽东在驳斥顽固派关于“把共产主义收起”的狂妄叫嚣时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整个思想体系，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我们将来要实现的目标。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则是指导我们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一个革命阶段。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用说社会主义革命了。所以，毛泽东说，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顽固派叫嚣“收起”共产主义，其根本在于，他们反对革命，他们要的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
混淆两个革命阶段，“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是错误的，把两个革命阶段断然分开，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论调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走不通。为什么？这是因为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具体说，就是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不让中国独立地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反对中国独立，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更是不容许中国独立地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在国内，国民党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不容许，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而且千方百计加强这个专政。人民也不容许中国走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是因为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
他们在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斗争，他们也决不容许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而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又是软弱的，不能单独对抗强大的内外敌人。要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必须依靠人民。而靠人民取得胜利后，又一脚把人民踢开，由资产阶级独占胜利果实，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民是不答应的。总之，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决定了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走不通，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能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三大纲领该书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就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使它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对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允许存在和发展。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具有各种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农村中的富农经济也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就是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特征。
《新民主主义论》不但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新中国，而且还指导我党及时地进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逐步实现了国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今天，这部著作提出的许多基本观点仍有指导意义。如：关于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的思想；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必须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为全民族广大的工农兵服务的原则的观点；关于发展和繁荣新文化必须善于继承祖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同时积极地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但又不能搞“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的观点等等，对于我们所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19 酸甜苦辣自由放歌——《诗经》
中国古代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原始社会的歌谣、神话传说，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以及殷周之际的《易》卦爻辞等，是早于《诗经》出现的文学源头。《诗经》的出现，则展开了中国文学史光辉灿烂的一页，从此也开启了中国艺术宫殿的大门。人们从中可以窥视到远古神奇的传说、历史的变迁、人民的灾难、甜美的爱情等等。几千年来，人们不断地认识它，在作者所提供的艺术空间里创造着它。它不仅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并已成为全世界的精神财富。
关于《诗经》《诗经》原先称为“诗”或“诗三百”，“经”字是西汉时儒家学者加上去的，并沿用至今。《诗经》共有305 篇，包括公元前11世纪（或更早）
至公元前6 世纪，即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作品；它产生的地区，东临渤海，西至六盘山，北起滹沱河，南到江汉流域，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的大部。
这些上下五百年、纵横数千里的作品是怎样搜集、汇总成册的呢？先秦典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古代有采诗说、献诗说及删诗说。
采诗说认为古代天子为了观民风，命太师采诗谣，其中东汉班固在《汉书。
食货志》中说得比较形象：“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就是说每年初春时候，由朝廷派出行人之官，摇着大铃铛，到处征集歌谣，然后集中交给太师（王室的乐官），由他审订编曲，再演奏给天子听，让天子“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献诗说认为古代天子为了考查时政，命诸侯百官献诗。宋朱熹在《诗集传。
< 国风> 注》中认为“风”诗是诸侯采之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的。采诗与献诗，目的是一致的。
至于删诗说，是指“孔子删诗”一说，这是不可信的。但孔子晚年从卫国返回鲁国，曾整理过《诗》的乐章，使“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他又以《诗》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一再强调“诵诗三百”。孔门后学亦继承了这个传统。所以孔子对《诗经》的保存与传播，是有功劳的。
通常认为《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也有人把它看作诗歌选集，因为《诗经》不可能包括当时所有的诗歌。先秦许多著作中就往往引用了一些《诗经》以外的诗句，即所谓“逸诗”。但《诗经》收集成书以后，流传很广，影响甚大，不但宴会、典礼上用到它，就是日常生活、外交往来，亦经常要“赋诗言志”。孔子就有“不学诗，无以言”之说。《左传》和《国语》中所引用的《诗经》就有250 条之多。不过当时人们引诗的特点是“断章取义”。
荀子在《劝学》中论述了学习必须专心致志的道理，就引用了《曹风。鸤鸠》中的诗句“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这是用“断章取义”的办法，拿《诗》中的诗句作为自己的论据。在春秋时代，诸侯相会也往往赋诗。鲁文公到晋国和晋文公会盟，晋文公招待鲁文公，就赋《小雅。菁菁者莪》这篇诗，而鲁文公则赋《大雅。嘉乐》作为回答。这是用《诗》表达情意，代替外交辞令。
到了汉代，《诗经》对当时人来说，已可谓“古代文学”了，非加注释不可。
于是出现了四家诗，即鲁人申培所传的《鲁诗》、齐人辕固所传的《齐诗》、韩婴所传的《韩诗》和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鲁、齐、韩三家诗盛行于汉初，武帝时立于学官。《毛诗》最晚出，未便立，但到东汉时，卫宏为《毛诗》写了诗序，经学家郑玄给《毛诗》作笺注，于是《毛诗》盛行起来，而三家诗却消亡了。今天通行的《诗经》就是《毛诗》，所以有人把《诗经》称作《毛诗》。
《诗经》丰富的内容和多采的艺术形式，启发和哺育了历代文人；《诗经》的赋、比、兴，一直成为古代诗歌创作手法的典范；以四言为主的句法，一直影响到魏晋，如曹操就写了不少四言诗。在历代诗词中，诗人常常喜欢化用《诗经》中的诗句，以此来丰富作品的内容，增加作品的典雅。当然，如果把《诗经》与重情韵、重意象的唐诗相比，不仅看出唐诗对《诗经》的继承，更看到对它的发展。就中国诗歌史来说，《诗经》是源头，我们依然要深入地认识它，并努力从历史、美学的角度给予恰当的评价，从而更好地继承优秀传统，为创造今天的新文化服务。
奇异多采的社会风貌《诗经》按体裁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就是民歌，它原是“风俗、风土”的意思，因为从这些民歌中可以“观民风”，所以就把它称作“风”。
《诗经》共有十五国风，160 篇作品。雅是“正、正声”的意思，是宫廷乐歌。它分小雅和大雅，共105 篇作品。颂是赞美诗，用于宗庙祭祀，有的还兼作舞曲。颂分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作品。
《诗经》按作品题材可分为史诗、爱国诗和爱情诗等，下面分而述之。
1.史诗。通常人们认为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传说的叙事诗是史诗。说《诗经》也具有史诗的特点，就在于它以想象的方式，主观地对社会的变迁加以种种神奇的解释，对英雄人物作半人半神式的歌颂和赞扬。这些作品虽然没有科学的道理，但却记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精神风貌，是那个时代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所以，我们依然称它是原始人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创造，尤其站在今天社会发展的高度上，回过头来看它，更能发现它迷人的魅力。譬如《大雅。生民》、《大雅。公刘》和《大雅。绵》都是记述周民族起源、发展的神话和传说，再加上歌颂文王、武王战功的《大雅。皇矣》、《大雅。大明》，就构成了一组颇具规模的史诗，反映了从周的始祖后稷建国直到武王灭纣的全部历史。而《商颂玄鸟》则记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以及商朝崛起的经过，与《生民》等诗相比，有详略的不同。
这些诗篇，记述传神，描写生动，开了后世叙事诗的先河。像《生民》，共八章，铺写了周族开国的历史，其中第三章，记述了后稷被弃后受到各种庇护而活下来的种种灵异：诞置之隘巷，把他丢在小巷里，牛羊腓字之。牛羊爱护喂养他。
诞置之平林，把他丢在树林中，会伐平林。樵夫砍柴救了他。
诞置之寒冰，把他丢到寒冰上，鸟覆翼之。大鸟展翅温暖他。
鸟乃去矣，后来大鸟飞走了，后稷呱矣。后稷啼哭声哇哇。
实覃实訏，哭声不止嗓门大，厥声载路。声音满路人惊讶。
后稷为周族所推崇，因为他是周的创始人。在祭祀时周人把他描写得神异非凡，说的是姜嫄踩了上帝的脚印而怀了胎。足月之后，生下了像羊那样的胞胎。
这样的婴儿被弃而大难不死，并受到种种保护，这是说后稷的成长是天意。这样便足以使人们把他当作神来崇拜。这也反映了初民对于民族、乃至人类起源的幼稚探索及幻想。就第三章看，描写生动，引人入胜。再看《公刘》。它塑造了公刘这位周族开国史上第二个英雄人物。在后稷身上罩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而公刘则无。诗共六章，叙述了公刘率族人从有邰迁到豳地的史实。诗中描写公刘具有非凡的领导才能。面对外族的侵扰，他团结整个周族，作了充分的准备，领导全族人民作了一次有条不紊的大迁徙，既有智慧，又很勇敢。诗中有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如第三章：笃公刘，忠实厚道的公刘，逝彼百泉，来到泉水岸边上，瞻彼溥原；眺望平原宽又广；乃陟南冈，登上南边高山冈，乃觏于京。发现京师好地方。
京师之野，京师田野形势好，于时处处，于是定居建新邦，于时庐旅，于是规划造住房，于时言言，谈笑风生喜洋洋，于时语语。七嘴八舌闹嚷嚷。
这章是写公刘率周族到豳地后，察看“百泉”和广阔平原时的喜悦心情。诗以寥寥数语展示了英雄的风采。在一片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流泉潺潺，青山起伏，公刘面对这片依山傍水的新定居地，心中充满喜悦，把“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与第二章中“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大意是：用什么做成佩带？是美玉和宝石，装饰在佩刀玉鞘上。）连在一起看，一位潇洒畅达的英雄，便在眼前活了起来。在远古的作品中，就能如此多元化地刻画人物性格，确实难能可贵。
公刘是个英雄，不仅是一个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从装束到情态，还是一位潇洒的英雄。写到这儿，不禁想到苏轼“大江东去”
一词中周瑜的风度。《诗经》像这类描写英雄以及神话传说的作品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总之，《诗经》中史诗的特点给后代文学以极大的启发。可以说，没有这些奇特的幻想，也许就没有庄子的《逍遥游》、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缤纷多姿的艺术作品。
2.爱国主义诗篇。爱国思想是中华之魂。深情的故国之思、乡土之恋，以它强大的向心力把所有中华儿女的心凝聚在一起，聚成一股强大的、任何入侵的敌人也无法征服的力量，抵抗了一次次外敌的入侵，爱国思想也便成了文学的主题之一。在《诗经》中它是最突出的主题之一，并表现了不同阶级爱国精神——统治者与士大夫对社稷兴衰的感叹；劳动人民对故土的眷恋和热爱，虽说他们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但是每当祖国受外敌侵略时，他们又含着热泪走向战场，保卫国家。这些史实，在《诗经》中都有真实的再现和热情的赞颂。
在《诗经》里突出表现统治阶级爱国思想的诗篇要数《鄘风。载驰》。
作者许穆夫人，是一位有胆有识的爱国诗人，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女诗人。
她本是卫国女公子，出嫁给许穆公。当卫国由于狄人的入侵面临覆灭时，她为了拯救卫国，不顾礼法的限制和自身的安危，返归卫国，联齐抗狄，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终于达到恢复卫国的目的。全诗五章，表达了许穆夫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其中第二章更是表达她不顾礼法的限制、坚决返卫的决心。
既不我嘉，大家虽然不赞成，不能旋反。我可不能就回头。
视尔不臧，比起你们没良策，我思不远。我的计划近可求。
既不我嘉，大家虽然不赞成，不能旋济。决不渡河再回头。
视尔不臧，比起你们没良策，我思不閟. 我计可行效可收。
这种行动的思想基础，就是对卫国的热爱。再看《王风。黍离》。一般认为作者是周大夫，当他行经周王朝的故都镐京时，看到宗庙宫室都夷为废墟，长满了禾黍，精神上的失落与种种感叹立刻在这位士大夫胸中引起了不安和激情。这种失落正是爱故国思想的曲折表现，诗共三章。
彼黍离离，看那小米满田畴，彼稷之苗。高粱抽苗绿油油。
行迈靡靡，远行在即难迈步，中心摇摇。无尽愁思闷心头。
知我者谓我心忧，知心人说我心烦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局外人当我啥要求。
悠悠苍天，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此何人哉？是谁害我离家走？
彼黍离离，看那小米满田畴，彼稷之穗。高粱穗儿垂下头。
行迈靡靡，远行在即难迈步，中心如醉。心中难受像醉酒。
知我者谓我心忧，知心人说我心烦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局外人当我啥要求。
悠悠苍天，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此何人哉？是谁害我离家走？
彼黍离离，看那小米满田畴，彼稷之实。高粱结实不胜收。
行迈靡靡，远行在即难迈步，中心如噎。心如噎住真难受。
知我者谓我心忧，知心人说我心烦忧，不知我者请我何求。局外人当我啥要求。
悠悠苍天，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此何人哉？是谁害我离家走？
这首诗的基调是悲凉伤感的，笔法是委婉的。但是独具慧眼的读者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位周大夫在此地徘徊不忍离去，他在这里所看到的与其说是一片青葱的黍子，不如说是湮灭的古都的废墟和它衰落的历史。透过表面的东西，一个人走过一片黍地这种外在现象，深入到诗的中心，是周大夫面对遗迹而产生的对往事的忧思。我们能理解他这种忧愁愤怨的情怀。诗三章，分别写谷物从苗到穗再到实三个阶段。谷物依照自然规律变化成长。那个彷徨者心理的变化归结成两个字，就是“痛苦”。摇荡不安、忧郁似醉、压抑如噎，这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无边的痛苦，从摇到醉再到噎的三种状态是对一种感情的反复申诉。在这变与不变之中，我们感到这种情绪之沉重，决非是从个人的留恋与贪求出发，而是有更深、更远的东西，那就是愤怨周王朝的衰落。
这种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却造成了内容理解上的分歧。郭沫若曾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说：“这是有名的故宫禾黍之悲，事实上怕就是悲自己（旧家贵族）的破产。”从以上分析看这种说法是片面的。《鲁诗》《韩诗》也都有不同说法，但都已被前人否定，或称之为无客观依据，或说之不切诗义，都不足为据。这种借眼前景抒心中事的手法，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法，文人骚客对世事兴衰之叹，也一直延续着。刘禹锡的《金陵五题》中的《石头城》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写旧城四周的青山依然，而世事已变迁，写月的探望，写潮热情拍打这破碎的古城，抒发了六朝兴衰之叹，情感深沉含蓄。杜甫的《春望》更是如此，“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本为繁华的地方，如今长满了茂盛的春草，“草木深”是说无人，“山河在”是说国已破。这些著名诗人都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对中国诗歌这条长江大河的“源头”——305 篇的《诗经》——早已化为自己的内在，并自如习惯地运用于自己的创作系统之内。这不仅是形式的简单接受，更是中华民族爱故国、爱故土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诗经》中表现爱国主义的诗篇，还有《魏风。园有桃》、《秦风。无衣》、《秦风。小戎》、《小雅。采薇》、《小雅。六月》、《大雅。江汉》等。这些作品赞扬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有着广阔的现实主义精神。例如《采薇》，抒写了出征士兵保家卫国、怀念亲人和乡土的情思，描述了当时社会阶级矛盾，表达了抗敌精神和阶级意识的交织，塑造了爱国英雄的形象。这些来自农民的爱国英雄，之所以能压抑对将帅不满的情绪，忍受“载饥载渴”的痛苦，冒着危险，日夜战斗，就是为保卫国家，行动的主导思想是“爱国”。
《无衣》、《六月》与《采薇》一样，所表现的都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人民虽然对统治者不满，但依然能忍受饥渴劳顿、背井离乡之苦，为国御侮，这种描写是符合历史的逻辑的。这种精神，唐代诗人杜甫在著名的“三吏三别”中进行了更深刻的表现。杜甫在作品中，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再现了动荡的社会里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的灾难。从诗题——《无家别》、《新婚别》、《垂老别》就可以看出人民是恨统治者的；但在国难当头之时，人民又用血肉之躯去保卫国家，杜甫也热泪涔涔地劝慰人民走向战场。对比之下，可看出《诗经》爱国精神描写的深刻性，人民这种举动就来自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之魂。
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才使我们的祖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未被外敌灭亡过。
在《诗经》中还有一些描写战争、徭役与劳动的诗歌，像《王风。兔爰》、《小雅。何草不黄》、《唐风。鸨羽》、《小雅。鸿雁》等。这些诗，写连
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永无休止的徭役，有的愤激，有的凄婉，有的绝望，“遍野哀鸿”一词来自《鸿雁》一诗。它集中体现了这些诗的内容。《豳风。七月》、《魏风。伐檀》等诗，主要写农民奴隶的劳动。在这些诗里，可以听到劳动人民不平的呼唤，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上两个阶级的对抗和冲突，已发展到多么尖锐激烈的程度。在《诗经》中，还有不少讽刺诗，有的也可称为政治抒情诗，像《小雅》里的《巧言》、《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弁》、《小弁》、《雨无正》、《巷伯》、《北山》等篇。这些诗篇成为后来现实主义创作的典范。白居易诗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讽喻诗。他在“新乐府”运动中，提倡“即事名篇”“因事立题”。他指出文学揭露现实的职能，并创作了50首乐府诗，对当时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与地位。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诗经》讽喻精神对他的影响。
3.爱情诗。《诗经》中数量最大、最为人称道的恐怕还是爱情诗（包括恋爱、婚姻各种题材）。光是“国风”部分，这类作品就有六十多首，占全部国风诗的三分之一强。它的数量虽多，面目却不同，有如百花争艳，各各呈现着动人的风姿。有些诗表现少男少女热烈真诚的恋慕，像泉水一样晶莹，如“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有些诗描写山林草野，不期而遇的幽会，像大自然一样朴野、清新，如《郑风。溱洧》诗，共二章，选录第二章：溱与洧，溱水流，洧水淌，浏其清矣。三月冰融清又凉。
士与女，男男女女来游春，殷其盈矣。人山人海闹嚷嚷。
女曰观乎？妹说：“咱们去看看？”
士曰既且。哥说：“我已去一趟。”
且往观乎，“陪我再去又何妨！”
洧之外，洧水外，河岸旁，洵訏且乐。确实好玩又宽敞。
维士与女，男男女女喜洋洋，伊其相谑，相互调笑心花放，赠之以芍药。送支芍药表情长。
郑国地处中原，三月已是暮春，草长莺飞，鲜花烂漫，青年男女到溱洧水边游览。赏心悦目，倾吐胸怀，这真是生活中欢乐的插曲。这里诗人写水，写水边之花草，写对爱的无拘无束的倾吐，充满了情趣。再看《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野草蔓生绿成片，零露……兮。露珠落下亮又圆。
有美一人，有位美女独徘徊，清扬婉兮。眉清目秀真鲜艳。
邂逅相遇，偶于路上巧相遇，适我愿兮。情意相投合我愿。
野有蔓草，野草蔓生绿成片，零露瀼瀼。露水浓密不易干。
有美一人，有位美女独徘徊，
婉如清扬。眉目清秀媚千般。
邂逅相遇，不期而会巧相遇，与子偕臧。情投意合两心欢。
全诗二章，写得大胆、直率。诗写青年男女在白露未晞的早上、蔓草丛生的田野里相遇。在这样的爱情背景下相遇，本身就充满迷人的色彩。小伙子与姑娘邂逅相遇，又一见倾心，也许是积慕已久，但是诗写不期而遇，更增加了出其不意的幸运感和欢乐气氛。作者在这里写了一场小小的爱的序曲，序幕拉开，好戏尚在后头，但诗笔到此戛然而止。这样写，可以让诗情显得朦胧含蓄，有无尽的回味。这类诗还有《邶风。静女》等。这些诗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活生生的士女欢爱图，这里凝聚着远古人民对爱情的理解与赞颂，感情真诚，描写生动，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爱情的航船很少一帆风顺，往往遇到漩涡和暗礁，《郑风。将仲子》写一个女子由于受家庭的压抑，人言的摧折，不敢表露爱情。诗曰：“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还有《召南。行露》表现爱情生活苦涩的一面。
结婚是正当爱情的结晶和归宿，在古代社会婚姻也有圆满的，像《召南。关雎》就是描写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美满欢乐的生活，这首诗的感情是纯正的，已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爱情诗，并广为流传。
《诗经》中弃妇诗有四首，《邶风。谷风》和《卫风。氓》是其中的代表作。
这两首诗都运用直书其事的赋的手法，通过回忆对比，反映诗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这些诗篇，不禁令人想起后世许多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如《孔雀东南飞》、杜丽娘与柳梦梅、梁山伯与祝英台……。
说到这儿，必须讲讲对这些爱情诗理解上的分歧。历代经师常常把以上一些清清楚楚写爱情的诗歌阐述出所谓隐藏深处的“诗人之意”，并往往和“伦纪纲常”有关。《诗序》说：“《将仲子》刺庄公也。”“《静女》刺时也。”“《溱洧》刺乱也。”“《关雎》，后妃之德也。”诸如此类说法，比比皆是。《诗序》之后，有释诗者虽承认这些诗写爱情，但依然有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毛传》的作者，以及后来阐释家们，与《诗经》年代相隔几百年，甚至千年，竟能释前人之未说，而且说得非常自信，原因在哪儿？
稍加注意便发现，原因就在诗人没有明说的比喻里。“关关雎鸠”是比喻，“旄丘之葛”也是比喻，所有一切“兴”都是比喻。这样一来，《诗经》在它委婉曲折的笔意下包含了那么多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内涵，似乎这样才显示出《诗经》的伟大深邃，才使《诗经》成为与日月并悬而不朽的圣经。对于《关雎》这一类诗，今天谁也不相信《毛诗》以及其他一些道学家的解释，不论是“雎鸠”
还是“荇菜”，都是写河边所见之景，诗的主题是爱情。《诗经》的价值不是因为后人所加进去的那些所谓的“寄托”，而在于作品的审美特质不断被人们感知，并给人们以美的享受。难怪西方接受美学反复强调文学作品的审美方式，强调读者的审美能力和感知程度。马克思曾经说，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再好的音乐也没有意义。那么我们说对于文学，如果不按文学的方式去阅读它，文学作品就失去了现实的生命。《诗经》从经师与道学家的角度来阅读，不仅无法理解它潜在的真正内涵，而且还使文学作品变成了宣传伦理纲常的经书，或许这是《诗》或《诗三百》变为《诗经》的缘由。也许正因为这样，孔子才说“不学诗，无以言”。
当然，《诗经》的内容比较丰富、复杂，而且有些诗篇的内容不是单一
的，而是互相渗透、交织。但是今天人们已经能够以文学的眼光去认识它，在理解上虽说有分歧，不过往往是由于审美效果而引起的，而且人们还在不断地从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去挖掘作品中的内涵。《诗经》的内容包括当时社会内容的各个方面，凝聚着先民丰富的感情与想象。以上所述，还不能说概括了《诗经》的全部内容，只是主要内容而已；要想全部了解《诗经》，还必须认真地去感知305 篇。
赋、比、兴的文学特质以及对后世的启示中国是一个诗人的国度，在几千年诗歌创作发展中形成了多样的风格和流派，但是不论哪一种风格、流派的作品，都几乎可以在《诗经》里找到自己的雏型。可以说，数千年来，《诗经》培养着读者的审美能力，激发着人们的艺术创造力。
文学艺术是用对生活现象的展示来概括现实生活和揭示其规律的，这就是文学艺术的特质。这种特质决定了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必须是形象化。从创作规律来讲，也就是形象思维。无论诗歌、小说、戏剧以及其他文艺形式都不可能离开形象思维这一规律。但是如何表现这一规律呢？则有许多不同方法。《诗经》的表现方法古人概括为“赋、比、兴”，下面分别展开谈谈。
1.什么是“赋”？《周礼》太师曰：“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
《文心雕龙。诠赋》谓：“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很明显，凡是不加譬喻、直陈其事、写人写物发抒情意的都是赋。如《诗经》中《周南。
芣苢》就是用赋的方法写的，共三章：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之。无论谁分析这首诗，都承认它是赋，抒写的内容很单纯，只是写了采摘车前子的过程，前后不同的动作。但是读起来却觉得生动、亲切，有感人的力量。它的写法特点就在于“直”，不用比兴，不加修饰，自鸣天机，若能平心静气吟咏此诗，恍惚三三五五农家妇女在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令人心旷神怡。这种重复叠唱的手法，今天的流行歌曲依然常常运用。在《诗经》中这类诗还有《邶风。击鼓》、《卫风。氓》、《邶风。谷风》、《郑风。将仲子》、《豳风。七月》等等。
2.什么是“比”？郑玄《周礼》注：“比者，比方于物。”又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文心雕龙。比兴》云：“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孔颖达《毛诗正义》说：“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也。”综上所述，比是包括比喻和比拟。《卫风。硕人》就是用比喻塑造了贵妇人形象的。诗共四章，选第二章为例：手如柔荑，手指纤纤像嫩荑，肤如凝脂。皮肤白润像冻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