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一书对全部战争的描写来看，作者并不只是单纯地叙述战争的过程，而总是把政治和军事联系起来一并考虑。如著名的“曹刿论战”一段，讲的是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此时齐强鲁弱，战前曹刿求见鲁庄公，张口便问靠什么去打？最后又通过庄公和曹刿的对话，进一步总结了鲁军取胜的战术指挥原因。
《左传》全书的叙事都富有故事性、戏剧性，情节紧张动人，语言精炼形象，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以简洁的文句写出了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活泼泼地刻画出来。
事件离不开场面，人物离不开辞令，一部《左传》正可以说是事件、场面、人物、辞令叙述的巧妙统一。襄公三十一年记载的郑国相国子产拆毁晋国宾馆墙垣的事件，通过两种不同的场面，反映了主人公子产的辞令之美。
《左传》不仅是一部内容丰富、史实价值很高的重要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名著。文史结合，是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优良传统和特点，而这个特点，正是由《左传》所开创的，它为后世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3 阴阳二爻知天算命——《周易》
《经》、《传》有别宇宙森罗万象，变幻莫测；人生休戚祸福，难以逆料。远古时候的先民们要想测吉凶、明狐疑，唯一的途径就是拜倒在神灵的脚下，根据神灵的启示趋吉避凶，决定行止；而传达神灵启示的手段便是占卜，所以早在原始社会占卜之风就很盛行。后来占卜逐渐成为一行专业。商代的人们习惯用龟甲占卜，保存下来的就是现代考古发掘出的甲骨文卜辞。周代的人们喜欢用蓍草占筮，记录下来的一些篮辞流传至今，便是《周易》。
现在通行的《周易》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经》，一部分是《传》。
《经》有时也称《易经》或《古经》，包括卦、卦辞、爻辞等内容。《传》亦称《易传》或《易大传》，是对《经》的解释、说明、补充和发挥，共有十篇，在古代又被称为《十翼》（翼是辅佐阐明的意思），计有：《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
《周易》在战国时期就被看作经典，而且二千多年来，列居儒经，读的、注的都很多。但它究竟是一部什么书？是什么时候的著作？是什么人所写？
这些问题，似乎仍无定论。据传说，《经》中的卦是人面牛身的文化神伏羲或周文王所画，卦辞是周文王所作，爻辞是周公旦所写，《传》则是孔子的杰作。
现在普遍认为，《经》出现在商、周之际，是周前期的卜筮官员编纂而成，并非出自某一人之手。而《传》的某些篇章虽与孔子有联系，但也不是出于孔子一人之手，而是从春秋到战国中期由史官、儒者陆续写成的。
《经》与《传》不仅在成书时间和作者方面不同，其内容性质也有很大差异。
一般认为，《经》只是一部卜筮之书，曲折反映了神的意志，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巫术。而《传》虽与《经》有密切联系，但已甩开了对超自然的神灵的信仰，采取了抽象的理性思维形式，阐述了对世界及其一般规律的看法，属于哲学之书。
正由于《经》和《传》性质不同，所以我们在介绍时也要分而述之。
《易经》的形式结构《易经》是一部占筮书，因而在写法上、编排上、体例上有它作为占筮书的特点。别的书通常都分篇分章，《易经》则以“卦”为单位。
全书共有六十四卦，每卦里有卦画、标题、卦辞、爻辞四部分。
卦画是由爻构成的，爻又有- 和- 两种基本符号，- 和- 的属性相反。- 象征阳、刚、男、君、强等，具有积极独立的性格，称作“阳爻”或“刚爻”，用奇数一、三、五、七、九中的最大数九代表，又称作“九”；- 象征阴、柔、女、臣、弱等，具有消极、依附的性格，称作“阴爻”或“柔爻”，用偶数二、四、六、八、十的中间数六代表，又称为“六”。
六十四卦是由阴阳两爻错综配合得出的八个符号，即八卦演变出来的。
《易传》说，伏羲用三个爻组成一个符号，代表宇宙事物，产生了八卦。它们是：o 乾（天）、o 坤（地）、o 震（雷）、o 翼（风）、o 坎（水）、o 离（火）、o 艮（山）、o 兑（泽），称作八“经卦”。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时，觉得只用八卦难以说明宇宙万物错综复杂的变化，于是将八卦两两重叠，推演出六十四卦，统称作“别卦”。这样六十四卦中每一个卦的卦画便由六个爻组成，《易经》全书共有384 个爻。每卦中的六个爻按自下而上的顺序排列，最下面的一爻称“初”，依次向上分别为“二”、“三”、“四”、“五”，最上面的爻称“上”。例如晋卦■，有阴爻有阳爻，自下而上分别称初六、六二、六三、九四、六五、上九。其余类推。
另外，由六爻构成的卦画中，又可分为两部分，以上下各三爻为一组，上方的三爻称作“上卦”或“外卦”，下方的三爻称作“下卦”或“内卦”。
标题也就是卦名，它有时总结全卦的内容，有时选取卦爻辞中的多见词作形式联系，有时两者兼而有之。有些标题是多义词，它不同的意义与卦爻辞中所说的内容也是相应的，而且在卦辞中往往说明其中的一义。还有些组卦，两卦标题的意义相对。
从形式上看，《易经》的文字分卦辞、爻辞两类。卦辞在卦画后面，比较简单，一般作说明题义之用，解说该卦的吉凶。卦辞后面是爻辞，分别解说六爻每一爻的含义，是全卦内容的主要部分。
从性质上看，《易经》文字又可分为筮辞与非筮辞两类。筮辞是占筮的内容、结果的记录，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其中又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贞事辞。
在占筮请示神灵时，把请示的事情记下来，作为后来的参考，这些所记的事就是贞事辞。二是贞兆辞。这是占筮时所得神灵兆示的记录，如吉、凶之类。
贞兆辞有时与贞事辞相连，有时是不相连的，甚至有时只有贞兆辞而没有贞事辞，这是因为在旧筮辞中，占筮者只记下了贞兆，而作者也连同有关的记录编进了《易》文。还有一些是作者利用贞兆辞的形式来判断、说明事理的。
三是象占辞。古代迷信花样很多，除了龟卜、蓍占之外，还有星占、梦占、五行占等。但如果有些偶然性的巧合可说成灵验的话，那么许多时候往往是不灵的，所以古人对每一种占法都不尽相信，而经常是两三种占术参用。譬如做了恶梦，是一种不吉的预兆，但不大相信果真不吉，于是再去求占。占筮者把他问的恶梦也记下来，这就是象占辞。其他如星占、蛇占、谣占、鸟占及有关从自然界、日常生活所见的异常现象中得到的兆示的记录都属于象占辞。
下面我们以《易经》第五个卦需卦为例，说明各卦的基本形式结构。卦辞、爻辞的解释依据李镜池《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
■（乾下坎上）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这一句包括了卦画、卦名、卦辞三部分。需，是濡的本字，沾湿的意思。
本卦主要是说出外旅行经商的，以爻辞中多次出现的需字作卦名。
有孚，获利之意。《易经》很多卦中出现“有孚”，多指捉到俘虏，也指商人赚了钱，或者狩猎获兽。这里指商人获利。
光亨、贞吉、利涉大川，都是《易经》常用的贞兆辞。这三个词总的意思是大通、很顺利。表明这个需卦是个吉利的征兆。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出门后在郊外被雨淋湿，但照常走下去是吉利的，没有什么危险。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走在沙洲边犯了个小错，掉进水里，沾湿了衣服，但湿一点没关系，最终没事。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陷在泥泞里，弄得浑身湿透，还遇到强盗来抢劫。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身上沾了血污，从住处逃出来。是指途中投宿遇上坏人，遭劫挨打。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这爻与上爻相反，是说旅途中遇到好客的主人，酒食款待，饭饱酒醉，连衣服都弄湿了。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途中投宿，接着进来了三个不速之客，恭敬礼貌地对待他们，结果大家都好。
以上六句便是自下而上，解说各爻含义的爻辞，记旅行遇到的各种情况，分前后两部分，前三爻记途中所遇，后三爻记投宿所遇。其中“无咎”、“终吉”、“贞吉”都是贞兆辞。
《易经》的思想内容《易经》既然是卜筮之书，它直接的作用本是论断吉凶，给占卜者以启示指导。因此，其基本思想体系必然是唯心主义的，而且它宣称在卦爻中概括和包含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一切道理和规律，这本身也是形而上学的。
但是，《易经》在把自然社会问题搬进筮占宗教神学的殿堂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透过笼罩在它表面的光怪陆离的神学迷雾，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人们与自然、社会斗争的经验以及对世界认识的深化。这可以说是《易经》的最大特点。
《易经》把复杂纷坛、千变万化的事物抽象概括为阴（一）阳（—）两个基本范畴，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世界也像人、动物一样分成阴阳两个部分，各自具有积极、进取、刚强和消极、退守、柔弱这两种对抗的特性。万物在阴阳的矛盾作用下不断变化、繁衍发展，变化形式是通过交感，如同男女性交产生子女一样。
阴阳交感的原理贯穿整个《易经》，通过卦象中阴阳布局状况作为说明事情吉凶的一个基本原则。《易经》中所谓吉的一些卦，一般是上卦和下卦具有交感的性质；所谓“凶”的一些卦，一般是上下两卦不能交感。如泰（■）的卦象是地在上天在下，天属阳，具有上升的特性，地属阴，具有下降的特性，上下交汇便有动象，有交感之象，从而就有前途，所以泰卦的贞兆辞便是“小往大来”（由小利转为大利）和“吉亨”（大吉大利）。与此相反，如否（■）的卦象是天在上地在下，天上升，地下降，两者越离越远，相互排斥，这种情况不会引起上下交感，不交感就没有变动，没有前途，所以否卦不如泰卦吉利，其贞兆辞便是“不利君子贞”（对君子不利）和“大往小来”（所失大而所得小，或由大利变为小利）。此外，如革（■）泽在上火在下，丰（■）雷在上火在下，大畜（■）山在上天在下，咸（■）泽在上山在下，等卦，都阴阳相交，属于吉卦，意味着事情顺利有前途。而睽（■）火在上泽在下，噬嗑（■）火在上雷在下，遁（■）天在上山在下，等卦，都是阴阳不相交，意味着事情不成功。
阴阳交感的原则还体现在各卦中爻与爻之间的关系上。相邻的两个爻如果一阴一阳便有亲近感。上下卦中各爻也有相对应的关系，初对四、二对五、
三对上，如果这两个对应的爻一阴一阳，异性相吸，那么两者的关系便是“相应”，否则全是阴或全是阳，就会同性相斥，属于“不相应”。如随（■）
卦中，六二是阴爻，本来应该与九五的阳爻相应的，但因双方距离太远，这时恰好有一个初九阳爻在它下面，于是六二便与初九异性相吸，有亲近的可能。
大凡在追随时，多半会追随靠近自己的人，六二阴性柔弱，不能坚守贞操等待正当的配偶九五，却与身边的初九亲近，结果最后失去了九五。这就是随卦中六二的爻辞“系小子，失丈夫”的含义。
在《易经》看来，阴阳交感之所以属于吉，原因在于它能引起动荡，产生变化。世界上没有东西不在变化，而变化着的事物又呈现出阶段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事物变化的情况也不同。事物刚开始时，变化的迹象还不显著，继续发展下去，变化就深刻、剧烈了，发展到最后阶段，如果事物达到了它的极点，超过了它最适宜变化的条件，它还会走向反面，招致相反的结果。以乾（o ）卦为例：乾：元。亨。利。贞。
乾即天，纯粹由阳气构成，它是万物创始的伟大根元，通行无阻，祥和有益，无所不止。这是个大吉大利之卦。
初九潜龙勿用。
龙是我国古代极受崇拜的神物，它能三栖，潜在深渊，行于陆地，飞腾云霄，常用来象征统治者。龙的活动属于阳性，这一爻虽然是阳爻，但位置在最下方，处于阳气刚在地下发生、还不能对外活动的时刻，所以应当像潜藏的龙，隐忍不动，等待时机。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这时初九潜藏的龙已经上升，出现在田野。由于阳爻刚健，又处在下卦中间的位置，具有中庸的德行，所以必将有所作为，给自己和人们带来希望和利益。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阳爻上升到下卦的最高位置，阳中又阳，过分刚正反而容易有危险了。
所以有德行的君子既要时刻奋发，努力不懈，又要谨慎警惕，避免骄傲自大，这样就不会产生过失，招致灾祸。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这一爻仍是阳爻，但处在“四”的阴位，刚刚离开下卦，升到上卦的最下方，仍然缺乏安定感，这时要求得进一步飞升，必须更加谨慎，可以做出一些退让，返身跳入深渊之中，以退为进，方能无害。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五”在上卦居中，又是阳爻在奇数中的正位，属于阳爻最理想的位置，这时龙得到天时地利，飞腾在天，据有无限的活动空间，居高临下，普照大地，正是大展鸿图，于己于人都很有利的极盛时机。
上九亢龙有悔上是最末一爻，“亢”是极端高亢的意思。龙升到这一位置，已经达到了极点，处于阳刚的顶峰，没有更高的去处了，它又依然亢奋不止，阳气不泄，因而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以致后悔。
《易经》运用物极必反的原则阐释一些卦象，得出了比单纯阴阳交感的原理更为深刻的结论。例如既济（■）卦，从卦象来看，水在上，火在下，阴阳交感、阳爻都在奇数的位置，阴爻也都在偶数的位置，上下远近都相应，形象完整无缺。所以卦辞说“亨”，表明顺利、成功。但是“亨”之后，卦辞紧接着说：“小利贞，初吉终乱。”为什么明显地属于阴阳交感、阴阳相应的卦象不能大吉大利，反而出现小利终乱呢？微妙的哲理恰恰就在这一完美当中体现出来了，因为过于完整了，反而容易僵化，以致丧失积极奋发的活力，不能再有大的作为，只有小事勉强还能亨通。成功的获得越是顺利，成功的气象越是吉祥，跟着来的越容易颓废松懈，越容易产生危机，陷入混乱。
古代占筮的范围很广，举凡祭祀、战争、生产、商旅、婚姻、水旱灾害等等，无不求签问卜请示神灵，所以《易经》在断测吉凶的同时，广泛地记录了商周之际的社会生活情况，甚至还保存了文献上罕见的原始社会的遗风，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经济、政治、思想、风俗等提供了多方面的珍贵材料。
书中记载了渔猎用弓箭、制弓选用上等心木、矢用铜镞；耕田用耒耜；织布用纺车，衣服有黄裳；运输工具是人拉与牛拉的货车和打仗时用的马车等。书中记载很多狩猎情况，狩猎先是为了谋生，后来为了练武打仗。狩猎又发展为畜牧业，以牛马为主，六畜俱备。农业也发展为主要生产部门，有四五个卦专讲农业。
《易经》中行旅之占最多，专卦就有五六个，附载于各卦的还有不少。行旅多为经商，起先贩卖牛羊，后来贩卖奴隶，货币先用贝，后用铜钱。途中有的借居人家，有的入宿旅店。这一切都反映了当时生产、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变化。
《易经》谈到阶级状况时，常把小人和君子大人对说。统治者有天子、君王、公侯、大人、君子、武人等；被统治者有小人、邑人、刑人、童仆、臣妾等。大人对小人操生杀之权，设有残酷的刑狱。困卦就是一个刑狱的专卦。刑罚有打屁股的，有肩扛枷锁绑在衙门外示众的，有割鼻、断腿、烙额的。监狱叫“幽谷”，外围还种上带刺的植物，打上木桩，重重障碍，防备森严。
《易经》还写了不少战争情况，师卦、同人卦写作战、军队组织；离卦写对敌警戒与遭受敌人侵袭的战祸；晋卦讲战略战术。革卦还认为军队内部是否团结对战争胜负至关重要。上六爻说如果君子变脸如豹大发雷霆，小人脸色难看，不服从命令，出师征伐便是凶。
婚姻有对偶婚、劫夺婚。关于对偶婚的记载尤其详细。屯卦说有伙人骑着马去求婚，怕不成功，来回徘徊。贲卦讲了迎亲的全过程。男方成员迎亲时年青人不坐车徒步行进。老年人把胡须修饰一番，一派喜气洋洋，路上大伙奔跑前进，累出一身大汗。到了女家，送上一束束布帛，堆成一大堆，还要送上白色大肥猪。
蒙卦写到劫夺婚，抢亲的男子有时遭到抗拒，丢了性命，抢来的女子大哭大喊，十分悲伤。归妹卦写姊妹俩同时嫁了一个丈夫。此外，大过卦九二爻说老头娶了个小娇娃，就像枯杨生幼芽，没有什么不利；九五爻说老妇人嫁了个少年哥，就像枯杨开新花，虽然不算过错，但也不会光荣。
■卦的卦象是一阴五阳，表示一个女人周旋在五个男人中间，必然不守贞操。
这个阴爻又处在五阳之下，是“初六”，象征身体健壮，所以卦辞说“勿用取女”，这种女人是不可以娶来做妻子的，等等，都反映了当时的婚姻习俗。
《易经》中还有不少关于行为修养和科学知识的论述。如谦卦认为谦让必须以明智、勤劳、发奋为前提，不能把谦让与糊涂、懒惰、懦怯混为一谈。
小过卦谈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指出不分尊卑上下，错的就要批评，好的就要赞扬，没有错而乱加批评，甚至有意攻击就很坏。此外，无妄卦告诫人不要胡想妄动；履卦讲行为要纯洁，心胸要宽广；豫卦讲做事要深思熟虑，不要游移不定等。震卦谈了对雷电的态度，卦辞概括描写了人们对打雷的三种反应，一种是听到雷声害怕得哆嗦，一种谈笑自若、满不在乎，一种听到震惊百里的大响雷还能镇静，手里拿着酒勺子，却没有洒出一点酒来。六二爻的爻辞写一个商人在路上，遇到雷电交作，非常骇人，甚至有危险。但他并不害怕，只考虑会不会亏本的问题，于是爬山越岭向前奔跑，但雷厉雨暴，山高路滑，跑得很辛苦，心里就想：算了，别赶了，七八天内总会把钱赚到手的。艮卦谈卫生之道，卦辞说要注意保护全身，爻辞由下而上，从脚趾说到额头。如六二爻说腿肚子的肉本应比较肥满的，现在却不长肉，消瘦，可见是病态，因此，心里不舒服。六五爻说脸部更要注意，上面有一张嘴，说话要有分寸，有条理，否则就会后悔倒霉。
这些都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易经》思想对我国后世影响深远，它不仅是儒家、玄学、道教的经典，而且成为指导各门具体科学如天文学、中医学、数学等的理论基础。在国外，17世纪的西方就已开始研究《易经》，黑格尔在其《东方哲学》中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
《易传》的思想内容《易传》与《易经》的结合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
最早的《周易》只有经，没有传，到了战国时出现了传，但仍与经分开。直至东汉末年郑玄把传中的《象传》、《彖传》纂入经中，附在各卦的卦辞或爻辞后面，称为“彖曰”、“象曰”，又把《文言传》附在乾卦和坤卦的后面，其余各篇因为不好单附，便整个放在经的后面，这才形成了今天《周易》的面目。
《易传》十篇的内容及其在《周易》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彖传》解释卦辞，通过六爻的全体形象阐说全卦的含义。《象传》又分为《大象》和《小象》。《大象》是对全卦的说明，但与《彖传》不同，它是将六爻还原成三爻的八卦，用八卦所象征的事物说明全卦；《小象》以各爻的位置为主，解说每一爻的爻辞。《系辞传》总论全部《易经》的基本观点，阐发这些基本观点应如何普遍地应用于自然和社会，它使《易经》从占卜的神学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我国哲学史上是一篇极重要的论文。《文言传》是对乾、坤两卦特别详细的说明，因为乾、坤两卦是六十四卦的基础，必须用刻意修饰的文词加以颂扬。《说卦传》可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与《系辞传》相同，是《易经》的整体概论，非常简明扼要；后半部说明八卦所代表的事物和所体现的原理及其变化。《序卦传》是对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的说明。《杂卦传》说明各卦之间的关系和卦名的意义。
《易传》从哲学的高度对《易经》进行解释，表达了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序卦传》说，天地是万物的根本，万物是由天和地交感而产生的，天地之间除了万物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有了天地，才产生了自然界；有了自然界，然后才有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是先有男女、夫妇、父子，才有国家，然后才形成礼义等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
《易传》在解释八卦的起源时，把八卦看成是对客观事物的摹写、画像，是由于圣人伏羲通过对天地、鸟兽和人类自身的观察，得到了对客观事物的印象，然后创造出八卦的卦象。八卦可以代表宇宙间的各种事物，如表所示：
卦名/ 自然 /人/ 属性/ 动物/ 身体/ 方位/ 季节乾o 天父健马首西北秋冬间坤o 地母顺牛腹西南夏秋间震o 雷长男动龙足东春巽o 风长女入鸡股东南春夏间坎o 水中男陷豕耳北冬离o 火中女附雉目南夏艮o 山少男止狗手东北冬春间兑o 泽少女悦羊口西秋《说卦传》还认为，如同天地是世界万物的根源一样，乾坤两卦也相应地是一切卦象的基础，乾坤最先产生震、巽、坎、离、艮、兑六个子女，进而演化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从而涵盖一切事物。这种把客观事物看成第一性的，卦象是第二性的，并由天地产生万物去类化出乾坤产生其他卦象的看法，显然是一种很原始、很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易传》对《易经》的辩证法思想也做了较为系统的发挥。它认为，万事万物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从日月星辰到山河大地，都表现出无穷的变化，全部《易经》就是讲述天地万物变化不息的道理的。变化是世界的普遍规律，由六爻构成的卦象，就是以变动来启示人事微妙的际遇。自然界不仅有变，而且有通。穷极而变，变则顺通，顺通则长久。如果能把握机宜，适当地变通运用，功德事业就会在变通中出现。因而《易经》的法则就是经常变动，这种变动并不拘泥于一定的形式，它在卦的六个爻之间普遍流转，或上或下，没有常规。理解《易》理不可被其理论所拘束，只有循其变化才能适当应用。
《说卦传》还把“神”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提了出来。认为所谓神，就是使万物神妙地变化生成。在这里，神已不是《易经》中所讲的有意志的人格神，而是世界万物微妙变化的别名。这种解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事物变化认识的深化，“神”成为后来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范畴。
那么，事物变化的动力源泉在哪里？是在事物自身的内部，还是在外部？
《系辞传》认为，变化的发生，是由于阴阳、刚柔、动静两种相反的势力相推相摩的必然结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天地、日月、四时、昼夜、寒暑、男女、吉凶、祸福、大小、远近、内外、出入、进退、往来、上下、得失、存亡、生死等等相对立的现象，都是阴阳、刚柔、动静的矛盾运动的产物。
这两种对立的势力不在事物的外部，而普遍包含在事物的内部，其道理犹如只有人类中的男女两性交媾才能诞育子女，产生新的人类一样。阳、刚、动和阴、柔、静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只有对立着的两个方面在一起时才构成一对矛盾，若“二女同居”，即同样性质的两个方面在一起，则不是矛盾。
《易传》还进一步认为，矛盾的两个方面，有主次之分，其中一个方面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一般情况是刚健的乾、阳、动处于主要地位，而柔顺的坤、阴、静处于次要地位。但同时矛盾的两个方面既互相渗透，又互相转化，一切事物都要走向它的反面，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易经》的六十四卦，由上一卦到下一卦，常常是由正到反，或由反到正，《易传》系统地发挥了这个正反转化的思想。它说，通顺的泰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转化到它的对立面变成不通顺的否卦，静止的艮卦和前进的渐卦也是这样。而且物极必反的转化发展过程是无止境的。六十四卦的最末两卦是既济卦和未济卦，前者表示已经完成，后者表示没有完成。其所以把没有完成的未济卦放在最后，《序卦传》解释说，个别事物的发展有其终极，但天道的变化循环不已，人事的变化无穷无尽，未济卦正是表明天地万物的发展是没有终极的。《易传》的上述学说，集中代表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精华。
但必须指出，《易传》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是束缚在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的。
它虽然提出了卦象是对客观事物的摹写、画像，但进一步又把卦象的作用说得神秘化了。认为，六十四卦不仅能说明世界的变化，而且一切器物和精神文化，也都是圣人根据六十四卦的卦象制造出来的。如伏羲结绳作网用来打猎捕鱼，是取法于离卦的卦象；神农氏作耒耜用来耕地种田，是取法于益卦的卦象；黄帝尧舜作舟楫，也是取法于涣卦的卦象，等等。这些结论颠倒了人们的认识过程，把本来是第二性的卦象看成是人认识事物、改造自然的来源和依据，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观点。
《易传》又进而把卦象脱离客观世界而绝对化，把它看成独立的精神实体，称它为“易理”或“道”，而把有形体的万事万物称作“器”。认为“器”是由“道”派生出来，并受道支配主宰的，“道”还可以为天下之民谋福利，成就天下一切事业。这样，全智全能的精神性的道，实际上就变成了哲学化的“上帝”。《易传》把道和器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来，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家。宋明以后，道与器的关系问题成了各派思想家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
《易传》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同时又阉割了它本来具有的辩证法思想。
原本是反映客观变化之道的卦爻，在《易传》的解释下变成了神秘主义的先天格式，成了客观事物变化的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被说成是由卦象类推、演绎出来的。这样，《易经》卦爻就被看成了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易理已经包括尽了天下所有的道理，再不会有任何真理在它之外了。《易传》又进一步把普遍变化的规律归结为循环论，认为自然界是寒来暑往，暑往寒来，社会历史也是循环往复，一切都像一个封闭的圆环一样，从起点转到终点，再从终点转到起点，没有飞跃，没有质变，最后便归结为一切都不变。用这种变中不变的易理来说明社会现象，《易传》引申出了天尊地卑，是乾坤确定的规则，动静刚柔，是固定不变的常法，最终得出贵贱尊卑都是事先确定不移、任何人为力量难以改变的宿命论结论。
总之，《易传》的学说瑕瑜互见，良莠并存，在整个体系上可以说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但其中又含有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这就为以后各派哲学家以解释《易传》为形式、阐发驰骋自己的思想留下了极其广阔的天地，同时也是《易传》对中国思想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所在。
4 仁爱修身定乾坤——《论语》
公元前479 年，73岁的孔子在弟子们的悲痛声中离开了人间。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祖先原是宋国贵族，因政治变乱逃到鲁国。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困，青年时做过管理牛羊和仓库的小吏。中年以后，聚徒讲学。50岁以后，做过几年鲁国大夫。
下野后，率领门徒周游列国，寻找政治出路，历时十余年，但处处碰壁，始终没有得到任用。晚年回到鲁国，以整理古代典籍、教授门徒了却余生。孔子一生教育的弟子据说有三千人，其中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有72人。弟子们平时在学舍听孔子讲论，周游列国时，师生同行，随时问难，有的学成后担任了邑宰家臣之类的官职，仍不断向孔子问学请教。《论语》一书就是由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纂辑而成的，大约成书在战国初年。
《论语》共20篇，篇名取篇首的两三个字为题，并无具体意义，如第一篇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所以该篇就叫《学而》。一段话为一章，全书共492章，13000 余字。据《汉书。艺文志》说，“论”是论纂、编排的意思，“语”是谈话记录，“论语”就是语录汇编。里面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部分门徒如曾子、子夏等人的言论，还记载了一些孔子的行为。《乡党》篇就有不少关于孔子日常生活和参加政治活动的情节、做法，如穿什么衣服，有什么饮食习惯，平时家居的神情举止，怎样乘车外出，甚至怎样睡觉等等。
全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伦理、教育、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道德修养等各方面，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最直接的材料，又由于《论语》是“四书”之首，因而在我国文化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无美不备的仁《论语》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这个词在孔子以前已广泛使用，但作为哲学范畴的提出，是从孔子开始的。仁在孔子思想中是最高、最根本的理想和准则。所以《论语》说孔子很少谈功利、天命，最推崇、最赞许的是仁。
“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但是，对于仁的确切含义，《论语》中并没有纯定义式的界说，常常是根据提问人的不同情况而随问作答，每次讲解并不完全一致。如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于礼，这就是仁。一旦克制自己而使言行都合于礼，天下的人就会称许你是仁人。具体做法是不合于礼的东西不看，不合于礼的话不听，不合于礼的话不说，不合于礼的事不做。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子贡问：“如果有人能广泛地把好处给人民而且能够周济大众，这个人怎么样？
可能算是仁人吗？“孔子说：”何止是仁人！一定是圣人了！尧舜大概还做不到哩！仁人要做到：自己想树立的也帮助别人树立，自己想达到的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够推己及人，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了。“这表明，孔子所讲的仁，有对己、对人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对己就是”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使视听言动都合乎礼，一旦做到了这点，天下人都会称许你是个仁者。”克己“不仅是消极意义的自我克制，还包含积极意义的自觉实行。
君子不会有吃一顿饭的时间离开仁，即使在匆忙紧迫、颠沛流离的情况下，也一定要实行仁。只有立志实行仁，才会无过恶。对人的方面也有积极和消极两层含义，即“忠”和“恕”。“忠”就是积极地为别人着想，要爱人，对人有同情心，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自己想通达也使别人通达，无论何时何地都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利益，时刻反省，“为人谋而不忠乎？”替人家办事有没有不尽心竭力？“恕”就是消极意义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他的思想学说有一个“一贯之道”，他的学生曾参解释说，这个一贯之道就是忠恕，忠恕是仁的合体，所以一贯之道就是仁。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以正确的态度爱人，才能以正确的态度恨人。
仁有时还指一种理想的行为规范和高尚的品德。樊迟几次问孔子怎样才算仁，孔子有时说：“有仁德的人对艰难的工作抢先去做，对获功论赏的事则退居人后。”
即吃苦在前，荣誉在后。有时说：“在家态度恭敬，办事严肃认真，对人忠心诚实，即使到了夷狄地区，这三种品德也不可背弃。”另一个学生子张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能在天下实行五种美德，就是仁了。”即庄重、宽厚、诚信、勤敏、慈惠。“庄重就不会招致侮辱，宽厚就能得到众人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信用，勤敏就能取得成功，慈惠就能很好地使唤人。”所以孔子又说：“刚强、果断、质朴、言语谨慎，有这四种品德的人便接近于仁。”花言巧语，伪装和善，这种人则很少有仁。
“仁”作为哲学范畴，常指人的主观的自觉精神。《论语》上说：“仁离我们很远吗？只要我想达到仁，仁就可以达到。”“实行仁德在于自己，难道在于别人吗？”这就是说一个人要达到仁，实现仁的理想，只有靠自觉的意识才能做到，即使暂时达不到，但坚持下去，终有一天能达到。靠外力的强制是做不到仁的，仁完全是一种主观化的内在要求。这一思想，对后世的主观唯心主义有很大影响。
《论语》讲仁，还常表述为一种积极的斗争精神。“志士仁人，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只有牺牲自己而成全仁。”“士不可不心胸宽广意志刚强，因为他们任重而道远。他们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任务，难道还不重大吗？他们奋斗到死才停止，难道还不遥远吗？”这种为实现仁而努力奋斗、积极进取、不惜牺牲、舍我其谁的精神，这种理性的历史责任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感染、教育、熏陶了无数仁人志士，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进步、积极的。
但《论语》又一再指出，“仁”的境界是很难达到的，除了少数几个古代圣人外，当代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仁，如果有圣明的君主出来，也一定要经过30年之后才能实现仁。在三千弟子中，孔子认为只有颜渊能在三个月里时时想着仁，这已是很难能可贵了，其余的只是暂时偶然达到而已，没有能保持长久的。所以孔子对仁的实现也缺乏信心，说：“我没有见过爱好仁德的人，也没有见过憎恶不仁的人，有谁能在一天用他的力量去实现仁吗？我没有见过力量不够的，大概这种人是有的，只是我没有见过。”
《论语》在我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仁”这一范畴作为调整社会矛盾的原则，标志着人类在社会关系中逐步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但是孔子不免夸大了“仁”的作用，不适当地抬高了仁的地位，把仁看作指导生括、处理事务的普遍原则，认为是可以终身行之的普遍真理，这显然太绝对了。
德治主义的政治哲学
仁属于主观道德情操，它必须体现在行为中才能发生作用和影响，而行为的表现一定要有一个形式程序，《论语》指出这个形式程序就是礼。礼的意义极为广泛，包括礼节仪式，也包括政治制度。《论语》认为礼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仁，人若不仁，能讲礼吗？人若不仁，能讲乐吗？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把仁的准则贯彻于政治制度（礼、乐）之中，就是实行仁德之政。孔子说：“国君用仁德之政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处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环绕着它，受到人民的爱戴。”
爱护百姓、以民为本是德政的主要内容。《颜渊》篇记载了孔子与学生子贡的一段对话。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政府。”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
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问：“如果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会死，失去人民的信任，国家就站不住脚了。”因为老百姓对于仁德的需要，比对于水火的需要更迫切。
要让百姓忠心，统治者必须慈爱百姓，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孝悌之道推广到政治活动中，博施于民。对政事要慎重处理，发号施令要讲信用，节约费用，役使百姓要不违农时，叫百姓做对他们有利的事。因而孔子对郑国贤相子产十分欣赏，说他具有君子的四种美德：行为庄重，恭敬君主，抚育百姓有恩惠，役使人民合乎道理。社会财富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果百姓手中有足够的钱粮，国君怎会没有？如果百姓不够用，国君怎会够用？孔子反对统治者不顾百姓死活，过分聚敛，过分贪婪。所以当孔子得知自己的学生冉求给鲁国大夫季孙氏当家臣、帮助季孙氏搜刮钱财时，非常愤怒地对弟子们说：“冉求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攻击他啊！”
《论语》特别强调道德教化而贬低行政命令和刑罚的作用，指出：用行政命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制约百姓，老百姓只是勉强克制自己避免犯罪而不知道犯罪是耻辱的事情；用德来治理百姓，用礼来约束百姓，老百姓就知道做坏事可耻而且能自己纠正错误。
与爱民相联系，统治者要得到百姓拥护还必须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约束。《论语》说，政就是正的意思，统治者带头走正路，谁还敢不正呢？如果统治者不贪求太多的财货，即使他奖励偷盗，也没有人去偷盗。统治者的行为正派，就是不发命令老百姓也会执行。统治者的行为不正派，就是三令五申百姓也不听从。
如果不能端正自己，又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论语》倡导的德治主义，被孟子仁政学说继承发展，在后来许多进步思想家、政治家的新解释下，对于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产生过深远的积极作用。
品德修养的教科书儒家特别重视人的品德修养，把它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决和根本。关于怎样培养品德和培养什么样的品德，《论语》中谈了很多，称得上是一部完整、系统的道德修养教科书。
《论语》认为对于做人与做学问二者来说，做人是第一位的。孔子说：“少年弟子回到家里要孝顺父母，外出要敬爱兄长，做事谨慎小心，说话讲究信用。要广泛爱护大众而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做了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就用来学习文化知识。“在孔子教育学生的文、行、忠、信（即文化知识、社会实践、忠心耿耿、坚守信约）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中，孔子认为道德品质教育是首要的，文化知识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了道德品质教育，然后学习的文化知识才有用处。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才是最崇高的呢？孔子认为是”中庸“。中就是折中，无过无不及。庸就是常，守常不变。即一切言行都要不偏不倚，守常不变。但孔子认为人们缺乏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
人首先要有志气，志气是一个人的统帅和灵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三军统帅可以被人抓去，一个人的志气不能被人强迫改变。应该立什么志呢？
孔子认为应该“志于道”，即立追求真理之志，早晨听到了真理，当天晚上死掉都可以。《论语》中就有好几处记述了孔子与学生们畅谈志向的场景。一次，颜渊子路侍立在孔子身旁，孔子说：“你们何不各人谈谈自己的志向？”子路说：“我愿意拿出自己的车马、衣服、皮袄与朋友共同使用，用坏了也不抱怨。”颜渊说：“我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对孔子说：“希望听到您的志向。”孔子说：“我愿意使老年人得到安逸，使朋友们得到信任，使少年人得到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