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说，做人要讲信用，一个人不讲信用，不知他如何立身处世。
曾子就说：“我每天再三反省自己：替人家办事没有尽心竭力吗？与朋友交往不讲信用吗？……”做人更重要的是乐于助人，自己想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只依照个人利益去做，必然招来很多怨恨。同时，还要诚实直率，有什么就说什么，花言巧语，过分卑恭，内心隐藏着对人的怨恨，表面上却装出友好的样子，这是可耻的行径。鲁国有个叫微生高的人，素以直爽著称，但据说有一次某人来他家讨点醋，他家没有醋，微生高却不明说，而向邻居讨了醋来转送给那人，于是孔子说微生高实际上并不直爽。做官也要做个正直的人。孔子说，卫国大夫史鱼是多么正直啊！国家政治清明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政治黑暗他也像箭一样直。
一个人能够生存在世界上是由于正直，不正直的人有时也能生存在世界上，那是由于他侥幸地避免了祸害。但是，正直的人也不妨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采取灵活的处世方法。譬如，如果国家政治清明，可以说话正直，行为正直；如果国家政治黑暗，可以行为正直，说话随和谨慎，或者干脆装痴卖傻，隐居起来，仍不失为好样的君子。这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后人就此总结出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
对待名利，《论语》认为，做人应担心自己没有才能，不应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别人不了解你，你也不抱怨，不正是有修养的君子吗？一个有道德的人，要安贫而乐道，不应计较生活条件如何，饮食不必求饱足，居住不必求安逸，贫穷仍然乐观，富裕而好礼乐。金钱和地位，这是人人所向往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君子是不享受它的；贫穷和低贱，这是人人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它，君子就不去摆脱。孔子说：“吃粗粮，饮白水，弯着胳膊作枕头，乐趣也就在这里面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就像浮云一样。读书人有志于追求真理；而以穿破衣服、吃粗劣食物为耻辱，这种人是不值得与他谈论真理的。”所以孔子非常欣赏颜回，说：“多么有修养啊！一筐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受不了这种困苦，颜回却不变他的快乐。多么有修养啊，颜回！”并认为越是环境恶劣，越能培养高尚的情操。但孔子并不反对求利，认为只要求利方法正当，完全可以为利奋斗，他甚至对弟子们说：“学习，禄位就在其中了。”这简直是以物质利益引诱弟子好好学道。儒家学说中的利与义的关系，是从孟子开始完全对立起来的。
《论语》认为要培养良好品德，必须虚心向有道之士学习。看见贤人就希望向贤人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就应该在内心反省自己有没有和不贤者一样的毛病；看到好的行为，就像怕赶不上一样地努力追求；看见不好的行为，就像把手伸到开水里一样赶快避开。要慎于交友，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同诚实的人交朋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这是有益的；同逢迎谄媚的人交朋友，同当面恭维背后毁谤的人交朋友，同惯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这是有害的。有益有害的快乐观也各有三种，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快乐，以宣扬别人的长处为快乐，以多交贤良的朋友为快乐，这是有益的；以尊贵骄傲为快乐，以游荡忘返为快乐，以大吃大喝为快乐，这是有害的。修身还要警惕三件事：年少时血气没有稳定，要警惕贪恋女色；到了壮年，血气正当旺盛，要警惕争强好斗；到了老年，血气已经衰退，要警惕贪得无厌。
博大精深的教育学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公开讲学的教师，他自己“学而不厌”，对弟子“诲人不倦”。《论语》中保存了孔子丰富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有科学价值、至今仍有意义的教育学的普遍规律。
《论语》认为，知识才能都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孔子虽然说过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论语》中并没有指出哪一个具体的人是生而知之者，就连孔子所赞美的尧、舜、禹等古圣先王，也都是讲他们如何勤奋努力，兢兢业业，仍未说过他们是生而知之者。至于他自己，更是明确断言：我不是一生下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敏捷勤奋地去求得知识的人。他说自己的技艺是自幼在社会下层从事低贱职业时学到的。后来自己不曾被国家所用，所以又学到一些技艺。他还追述自己学业和思想的发展历程。15岁有志于做学问，30岁立身处世能站稳脚跟，40岁懂得各种事而不至迷惑，50岁知道上天赋予我的命运，60岁听到别人说话就能辨别真假是非，70岁心里怎样想便能怎样做，而不会超越规矩。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避免许多可能发生的偏差，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爱好聪明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放荡不羁；爱好诚实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被人利用而自己受害；爱好直爽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说话尖刻刺人；爱好勇敢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闹出乱子；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狂妄不羁。即使具有仁、智、信、直、勇、刚这些本来是善的道德品质，如果不学习，缺少知识，这些好品质也会分别产生愚、荡、贼、绞、乱、狂的不道德的后果。
《论语》主张多方面学习，要不耻下问，不耻多问，三个人在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我选择他们的优点供我学习，把他们的缺点作为自己的借鉴改掉。要多听各种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多看各种事情，牢牢地记在心里，这样学来的知识仅次于生来就知道的知识。自己有才能却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自己知识多却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所以子贡说孔子是学无常师。
学习要有主动性和自觉性，懂得某种专业的人不如爱好这种专业的人，爱好这种专业的人不如以从事这种专业为快乐的人。特别要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不能不懂装懂。要尊重客观事实，谦虚谨慎，多听多看，一时不明白的暂时先存疑，不贸然下结论。看问题不能从个人私意猜测出发（毋意），不要主观地认为一定是怎样（毋必），不要固执己见（毋固），不要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唯一正确的（毋我）。
关于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论语》做了许多可贵的总结。指出获得知识不能脱离旧的知识基础。“温故而知新”，学过的东西要经常温习，才可以收到好的学习效果，并从中得到快乐。学习还必须与思考相结合，如果只死记一些知识，而不通过思考加以消化，学来的东西只是空洞的抽象；如果只思考而不注意吸取新的知识，那只会白费力气，毫无所得。孔子讲到自己的学习体会时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去冥思苦想，结果没有什么益处，不如去学习。”
学与思的关系，应是以学为基础，用思来贯穿。
《论语》主张学以致用。孔子说：“熟读了《诗》三百篇，叫他去处理政务，却行不通；派他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应对；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论语》强调学习的目的不能只为获得知识，要掌握处理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和能力，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孔子和弟子们常常讨论立志和政事问题，也表现了他教学的实用性。
循循善诱、注重启发学生的积极性和独立思考是孔子教学方法的重要特点。
对于学生，先使他经过苦思苦想，还想不通，心中愤懑时，然后再去启发他；当学生经过深入思考有所体会，想说而说不出来时，再去适当地开导他，他所学的知识才能巩固。还要求学生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孔子还善于“因材施教”，在教学中坚持对不同对象施以不同的教育内容，或者对同一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不同的回答又恰恰针对学生的某些缺点而说的。如鲁国大夫孟懿子问孔子，怎么才算孝，由于当时鲁国大夫势力大，有不守周礼的僭越行为，孔子对他说，无论在父母生前死后，都要依照周礼的规定，不能僭越。后来孟懿子的儿子孟武伯也问怎么才算孝，孔子说：“首先要关心父母的健康情况。”这是针对这位贵族阔少爷不关心父母冷暖疾病而说的。学生子游问孝，孔子认为子游对父母的一般生活还注意照顾，就提出要加强对父母的恭敬。子夏问孝，孔子说：困难的是对父母的态度要和悦亲切。光知道替父母做事，有酒食供给父母吃，还算不得孝。
孔子还开创了死书活读的读书途径。如对于《诗》，他就不仅仅局限于教导他的学生理解它的字面意义。《论语》记载子夏读到《诗》的“巧笑倩兮”这首诗时，发挥引申出实行礼要有它的客观条件的见解，孔子称赞他懂得了读诗的方法。孔子认为学习《诗》可以感发志气，考见得失，团结大家，抒发悒郁，可以为治国理家服务，并可从中学到草木鸟兽方面的知识。后来孟子、荀子等人解释《诗》也都继承、运用了这种方法。
由于孔子教学生是为了做官求禄，因而轻视体力劳动和生产知识，他说：“君子谋求学道，不谋求衣食。耕田嘛，常常饿肚子；学道嘛，可以做官得俸禄。”
他的学生樊迟问他如何种庄稼，他不但不答复，还在背后说樊迟是小人。这种思想对后世教育起了不良的影响。
古朴隽永的文学佳作在写作方法上，《论语》的语言简洁明快，含意深刻，通俗流畅，易读易记。它是一部对话录，每每以很生动的笔调凸现出对话时的情景，引人入胜。书中还有一些短小精悍的记叙文，记叙了孔子及其弟子谈话的情态，描绘了谈话的气氛，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可以说，《论语》是我国最早而写作技巧颇成熟的散文作品。
《先进》篇有一段文字就是《论语》写作风格的典型代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坐着。孔子说：“不要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些，有什么拘束。你们平常老说没有人赏识我啊！假若有人赏识并起用你们，你们怎么办呢？”
这段文字粗看不过是写了一次师徒言志的小座谈会，但细细玩味，可以看出作者对这次小座谈会的描写做了刻意的经营，给人以有声有色的美感：开头的简练叙述首先把读者引入一种单纯祥和的氛围中。场上五位人物，背景音乐是稀疏、轻柔的弹瑟声，镜头缓缓推向孔子，孔子说话了，子路急切答了，孔子笑了笑，然后冉有、公西华说了。“曾皙呢？”背景音乐渐大，镜头对准鼓瑟的曾皙，“铿！”瑟声停了，四周寂静，对话又开始……。
《雍也》篇还记载了孔子给学生们讲的一个故事，大意是：鲁国有个叫孟之反的大夫，从不夸耀自己。有次出兵打仗败下阵来，别人争相逃命，孟之反跑在最后面。回城时，大家在城门口迎接他，赞扬他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孟之反一边气呼呼打着自己的马，一边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是这匹马跑不快哩！”
这则故事全文不过23个字，寥寥数语既突出了主题，又把主人公孟之反的性格活灵活现地点了出来。所以有人认为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最精炼的短篇小说。
《论语》中的许多篇章都具有这种效果，书中的孔子，就是一个思想深沉、举止从容、循循善诱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的形象。他的学生子路，性格直率、刚烈、鲁莽；颜回则是一个沉默好学、安贫乐道的青年；其他人物也都性格鲜明，有血有肉。
《论语》还记载孔子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某些观点，如孔子在谈到《韶》乐时说：“旋律曲调优美极了，思想达到最高境界了。”谈到《武》乐时说：“曲调优美极了，但思想未达到最高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一件好的文艺作品，必须做到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的统一。所以他听了《韶》乐后深深陶醉，三个月都吃不出肉的滋味。孔子还说，写文章把意思说清楚就可以了，不必过分追求华丽的辞藻。这些都是我国最早的文艺评论。
《论语》有很多生动精辟的名言警句，读了令人难忘，发人深省。如：温故知新，是可忍孰不可忍，既往不咎，三思而后行，任重道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欲速则不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仁不让，不患贫而患不均，等等，长期以来都成了人们习用的成语，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孔子的思想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时间最久，涉及面最广。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响。汉代董仲舒把孔子塑成神学家教主，宋明理学家把孔子改装成一个存天理、去人欲的僧侣主义的理学家。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中国统治者就强调孔子的尊王攘夷、保卫传统文化的方面；当征服者取得统治地位，政权巩固后，他们又强调孔子学说中定于一尊、君臣大义不可违抗这一方面，等等。汉代以后中国历史上虽然换过不少封建王朝，孔子的圣人地位从未发生过动摇，他成了“万世师表”，他的名字几乎妇孺皆知。因此记载孔子思想的《论语》一书，也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其他任何文献所难以比拟匹敌的巨大影响。从东汉开始，它成为“七经”之一，宋以后又收入“十三经”。
两千多年间，它不但是士人必读的教材，还是统治者言行的是非标准。它蕴涵的丰富的思想内容，日益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通过传播、熏陶和教育，在时空中蔓延开来。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常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状态和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5 人道和平科技先声——《墨子》
战国时代，群雄并峙，诸子争鸣。在熙攘鼎沸的各种论调中，有两个学派的呐喊声最为响亮，这便是儒家和墨家。
墨家的创始者是孔、孟的同乡，今山东滕州人墨翟。墨翟是我国先秦时期继孔子之后的第二个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以他为首的墨家学派一开始便以儒家反对派的姿态出现。儒墨两家相互驳难，分庭抗礼，并称显学，揭开了先秦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序幕。只是到了西汉中期，儒家被定为独尊，成了中国封建思想的正统，墨家才逐渐湮没不闻，成为“绝学”。
由于史籍文献的残缺，墨翟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已很难详考，只知道他生活在战国初期，是个木匠出身的知识分子。据说他的木工手艺相当高超，削三寸之木，顷刻之间便可制成一个载六百斤重的轴承，还曾制造木鸢（古代滑翔机），飞翔在天空。
墨翟创立的墨家，既是一个学派，又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首领称作“巨子”，成员多半来源于社会下层。在墨翟带领下，他们生活简朴，穿粗衣，着草鞋，饭都不能吃饱，整天劳作不休，在列国间奔波，扶弱抗强，制止战争。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是唯一没有疑义的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学派。中国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某些思想特征，空前绝后地以系统的理论形态呈现于《墨子》一书中。
现存的《墨子》，共15卷，53篇，既非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也有时间上的早晚之别，但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墨翟及墨家学派思想的总集。
兼爱非攻人道和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是墨家的最高社会理想。《墨子》认为，人民不但要求生存和温饱，而且要求子女繁庶和幸福。但是当时的许多统治者，对内使人民劳苦，剥削人民很厉害，使无数人民饿死冻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兼并别国土地，使无数人民病死战死。这些统治者又极端荒淫，霸占了成千上百的青年妇女，使天下许多男子不能结婚。政治上交相作恶的混乱局面，即强者劫掠弱者，众者凌暴寡者，诈者欺骗愚者，贵者傲视贱者，是一切祸害中最大的祸害。
如何才能消除这一大害，兴起天下的大利呢？《墨子》指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提倡“兼爱”。兼爱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
所谓兼爱，即人与人之间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和身份等级的贵贱，都应普遍地、平等地相爱互助。对待别人的国家，就像对待自己的国家一样；对待别人的家庭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庭一样；对待别人的身体，就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墨子》在道德观上十分重视“兼”，“兼”在墨家那里是个崇高的美称，它把合乎兼爱原则的国君叫作“兼君”，合乎兼爱原则的士叫作“兼士”。与“兼”相对立的是“别”，“别”在墨家那里是个极大的贬词，不合乎兼爱原则的，便叫“别君”域“别士”。同样，《墨子》也把儒家主张的“爱有差别”的观念称作“别爱”，认为儒家主张的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贵贱而施予不同程度的爱，仿佛用火救火一样，只会加剧社会混乱，而兼爱则相当于以水救火，有助于治理社会混乱。
《墨子》把兼爱看成是圣王之道，把追求“兼”除去“别”作为改造社会的总纲领。这样，兼爱就超出了道德观上的意义，成了衡量社会状况好坏的标准，认为天下兼相爱就会治，交相恶就会乱，能不能兼爱成了决定社会治乱的唯一条件，不相爱成了天下一切怨恨祸乱的总根源。它设想：诸侯相爱就不会发生战争；大夫相爱就不会互相篡夺；人与人相爱就不会彼此伤害；天下的人皆相爱，强的对弱的，众的对寡的，富的对贫的，贵的对贱的，智的对愚的，都能做到兼爱，就能消灭社会上相互残杀的现象，在苦难的人间建立一个太平安乐的天国。
兼爱并不是无条件的空中楼阁，它是以互相有利为基础的。在《墨子》中，兼相爱，往往和“交相利”（互相得到利益）并提，认为只有有力量的赶快助人，有钱财的相勉以分人，有道的相劝以教人，像这样，饥的得食，寒的得衣，乱的得治，各安其生，才算真正实现了兼爱的原则。
《墨子》也把兼爱称作仁、义，但它反对孟子所宣扬的仁义的说教，认为讲“义”不能离开“利”，义和利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实行仁义应注重客观效果，以利人作为具体内容，离开了实际的“利”，也就无所谓“义”。
爱人就是利人，不是光讲漂亮话。它讥笑儒家口口声声叫喊仁，但如果拿一件具体的东西叫他们去认识或肯定，这些人便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仁了。
《墨子》把“利”作为社会生活的准则，认为所谓“利”就在于使人们得到满足，而所谓害，就是使人们感到厌恶。从这个原则出发，它认为道德行为就在于使人们趋利避害，人们在行动中，应该放弃眼前的小利而躲避将来的大害，或忍受眼前的小害而求得将来之大利。如果断去一个指头，可以保全整个的手，就无妨暂取眼前的小害，以避将来的大害——这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墨子》还用“利”来解释各种社会政治道德范畴。比如，所谓“忠”，就是做有利的事使君主强盛；所谓“孝”，就是要有利于父母；所谓“功”，就是要有利于百姓，等等。同样，一个人的好坏也应当把他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结合起来观察。《鲁问》篇的一则对话生动地阐明了这个道理：鲁国国君问墨子：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好学，一个轻财好施，谁当太子最合适呢？
墨子说：还不知道，或许他们所做的只是为了沽名钓誉。钓鱼的人样子恭敬，并不是为了赏给鱼好东西；拿虫子去引诱老鼠，并不是人们喜爱老鼠。我希望您能把他们的志向（动机）和事功（效果）统一起来考察。可见《墨子》的道德观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
正因为道德行为就在于使人们趋利避害，而兼相爱的具体内容就在于兼相利——互相得到利益，在《墨子》看来，兼爱也就拥有了实实在在的现实依据，成了实行起来并不困难的社会准则。因为兼相爱是以交相利为前提，爱和利又是对等互报的，书中引用《诗经》“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话来证明，爱别人的，别人必定也会爱他；有利于别人的，别人也必定会有利于他。只要人们普遍地、平等地相爱互利，不厚己薄人，不损人利己，兼爱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墨子》的兼爱理论，构成了它的其他政治学说的出发点。虽然兼爱在当时不过是小私有者企图摆脱残酷现实的幻想，但它毕竟是出现于人类社会早期的最广泛的利人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古典人道主义的一面光辉旗帜，在价值观思想体系中，是对私有制社会无孔不入的利己主义哲学的有力挑战。
在政治混乱中为害人民最严重的事情，《墨子》认为是侵略战争。因此，它特别提倡“非攻”。《墨子》书中反映的墨翟一生比较突出的政治活动也是从事反对侵略战争。据说他为了制止楚国对宋国的进攻，从鲁国出发，十天十夜跋涉千里赶往楚国，鞋子磨破了，就撕裂衣服裹住双脚继续前进。
《墨子》认为，侵略战争固然使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极大破坏，但由于发动侵略的国家也是打乱国内正常生产生活从事战争的，战争中因饥寒、疾病、战斗而伤亡的人民又不在少数，计算起来侵略得到的，反而比所丧失的多。
因此，它认为，在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只有受害者。
《墨子》说，有些国家认为发动侵略战争，可以开拓疆土，进行兼并，因而有利可图。但仔细分析一下看，绝大多数发动侵略的国家都是人口不足而土地有余，大国侵略小国，实际是在伤害自己所不足的人民，而争夺自己有余的土地，即使取得暂时的胜利也是得不偿失。这样的好战国家，如同舍弃自己家中精美的粱肉去偷窃邻居家粗劣的糟糠一样，完全是患了偷盗之病的战争狂。
《墨子》主张“非攻”，在理论上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它说一个国家为了兼并，兴师动众，侵略无罪之国，这叫“攻”，应该加以非难谴责。而汤伐桀、武王伐纣，得道之师讨伐无道的暴君，则叫“诛”，应加以支持赞扬。但在具体分析中，它认为当今天下的好战之国，像楚、齐、晋、越，所进行的每一场战争都属于“攻”，不属于“诛”。因此，《墨子》所主张的“非攻”在现实意义上实际是“非战”，即反对一切战争，这与其兼爱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也是兼爱思想最集中最突出的具体要求。
“非攻”在《墨子》中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声讨上，它同时还主张小国积极备战，用牢固的防御击败大国的侵略。有《备城门》等11篇专门研究城池守卫的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防御战术，从兵员、武器、军事工程到战术战法应有尽有，俨然是一部城池保卫战的军事大全。《公输》篇记载墨翟到楚国去制止其发动进攻宋国的战争，与帮楚国制造进攻器械的公输般（即鲁班）斗法。墨翟解下腰带当城墙，用小木札当武器。鲁班先后设计了九种攻城武器，墨翟就设计了九种防御方法。鲁班的攻城武器用光了，墨翟的防御武器还绰绰有余。鲁班斗输了，突然叫道：“我知道怎样制服你了，但我不说。”墨翟说：“我知道你想怎样制服我了，但我也不说。”从旁观看的楚惠王不解地问：“这是啥道理？”
墨翟说：“鲁班的意思，不过是想让你把我杀掉，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替宋国守城了。但是，我的学生禽滑釐等三百余人，已拿着我制造的武器，等在宋国城墙上，准备给进攻的楚军迎头痛击了。即使杀了我，宋国还是攻不下来的。”楚王理屈计穷，不得不停止攻宋。《墨子》还主张在防御中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把最大限度地消灭来犯之敌，看作防守的当务之急，而不是消极防御，单纯阻挡敌人进攻，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强调敌人来犯时，要在城外迎击敌人；敌人溃退时要毫不留情地主动追击，歼灭穷寇，等等。《墨子》杰出的防御战理论，在我国历代兵书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墨翟之守”或“墨守”还成了千古流传的成语。
《墨子》的非攻学说，和“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主张，是中国人民酷爱和平的一面旗帜。
尚贤尚同：用人之道和行政管理
“尚贤”是《墨子》的主要学说之一，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是实现兼爱理想的组织保证。《墨子》所谓的贤良之士，是指有淳厚的品德，有渊博的学识，善于言辩的智者。它把这种贤人看作国家的珍宝、社稷的栋梁。说国家贤良之士多，国家之治就会加强；贤良之士少，国家之治就会削弱。因此，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选拔、重用大批的贤人。
《墨子》把“尚贤”视作为政之本，认为当时国家混乱的原因就在于当权者不能选贤任能。书中打比方说，当权的王公大人有一件衣服不会做，一定要找好裁缝；有一头牛不会宰，一定要找好屠夫；一匹马有病不会治，一定要找好兽医；一张弓有毛病，一定会找好工匠。这说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懂得选贤任能的重要性。可是一遇到国家大事了，就不去选贤任能，而是信任重用自己的骨肉，或者富贵之人，或者长相漂亮的，但这些人未必都是贤人。这就好像让哑巴当外交官、让聋子当乐师一样，是肯定干不好的。可见王公大人们看待国家大事还不如看待一件衣服、一头牛、一匹马、一张弓重要，乃是只懂小道理、不懂大道理的十足蠢材。
因此，《墨子》主张摒弃儒家宣扬的血缘关系是否亲疏和先天出身是否富贵的用人标准，变任人唯亲为任人唯贤，实行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有才能就任用，无才能就免职的用人之道，即使出身于农夫工商，只要有才干就提拔重用。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主张，反映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要求提高自己政治地位、参与国家管理的强烈愿望。
“尚同”是《墨子》“尚贤”学说的引申，即主张把贤人政治推广到全国，让有德有才的人从事国家的各级行政管理，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上下一致的贤人一统政治。
在《墨子》的理想政治下，从天子到乡长、里长都是贤良之士，连国君都是由臣民共同协约选定的。《墨子》特别强调天子并不是神，他之所以被选拔出来担当天子的重任，是因为他能够听取群众的意见，发挥大家的作用，借别人的耳目，助自己的视听；借别人的唇舌，助自己的言谈；借别人之心，助自己的思虑；借别人的手足，助自己的作为，——即能够集中众人的智慧和能力，顺乎民意，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在以血缘为基础的贵族专政制度下和管理手段简陋的古代，这是《墨子》的一种合理而大胆的想象。
勤劳致富与节俭则昌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墨子》特别强调劳动尤其是物质生产的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人类跟自然界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用劳动养活自己。它说禽兽用它自身的羽毛当衣服，用它的蹄爪当鞋子，用水草当饮食，雄的不耕种，雌的不纺织，也能活下去。但人就不同了，只有靠勤奋的劳动才能维持生存。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根据亲身体验揭示出的一个简单朴素但又是重要的社会真理。
《墨子》把生产劳动叫做“从事”，认为勤奋从事，积极生产，才能创造丰富的物质生产资料，才能吃饱穿暖，不然就会贫穷受饥寒。勤奋劳动的观念应当推行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当官的要带头参加劳动。禹治九河，拿着木铲和畚箕去挖土，脚上腿上的毛都磨光了，《墨子》认为这是应该学习的榜样。同时，统治者治理国事也应勤奋，贤人之所以早起晚眠，不敢懈怠，是因为他们懂得勤奋必治，怠惰必乱，勤奋必安宁、怠惰必危亡的道理。因此，《墨子》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农夫、工匠、商贾从事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这种既不脱离生产、又有知识文化的人的工作更有意义。因为在它看来，一个农夫无论他怎样勤奋，如果把他的产品分发天下，每个人得不到一升粟，不能够填饱天下的肚子。但如果建立起贤人政治，或者使王公大人采纳贤人们的意见，实行兼爱，就会为天下所有的农夫创造勤奋生产的条件，解除所有人的饥寒，即政治为生产劳动这一社会存在的基础服务。这种既重视生产劳动、又强调政治问题的学说，集中反映了小生产者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与儒家只偏重仁义礼智而鄙夷生产劳动的做法相比，其阶级观念的差异应当说是十分明显的。
既然政治是直接服务于物质生产以满足人民生存需要这个总目标的，那么，一切违反或与这个根本目标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活动都应加以杜绝或限制。《墨子》以小生产者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消费，提出了节俭则昌、淫逸则亡的口号。
主张消费应以保持人民基本生活条件为限度，去掉统治者的所有侈糜之费，一切不利于民的开支都应节省，各种人厉行了节俭，社会财富就等于无形中增加了一倍。
为此，《墨子》提出了一整套节省用度、节制丧葬、甚至取缔音乐的主张，并对统治者的骄奢淫佚进行了无情的谴责。先秦诸子书中，虽有不少批判当时统治者暴行的言论，也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但唯独《墨子》对王公贵族生前残酷剥削掠夺人民的衣食之财、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死后还要把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埋进坟墓、甚至惨无人道地杀人殉葬的罪行，作了最全面、最系统的揭露和控诉，这是值得注意的。
《墨子》书中记载的墨翟及其后学，也是他们倡导的节俭论的力行者。
他们穿粗布衣，喝菜粥，住房只求避潮湿、御风寒，出行则双腿当车，从不追求功名利禄，也不羡慕荣华富贵，始终以抑强扶弱为己任，如果对天下有利，即使从头顶到脚跟被磨成粉末、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也在所不辞。这是我国古代艰苦朴素、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的化身和典范。
精湛独到的逻辑学体系战国时期，随着思想上理论上斗争的发展，各家各派都注意如何运用逻辑思维规律以击败自己的论敌，逻辑学成为当时论战不可缺少的思想武器。
《墨子》集先秦诸子逻辑思想之大成，开创了我国古代最完整、最具体系的逻辑学说。《墨子》的逻辑理论，和古希腊三段论式的形式逻辑，印度五支、三支式的因明理论，鼎立而三，并称为世界古代三大逻辑宝典。
《墨子》的逻辑思想，主要集中在被称为《墨经》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和《大取》、《小取》等篇里面。
先秦时，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统称为“辩”。《墨子》认为，辩论的根本目的是要明辨是非，判定异同，决断嫌疑，因此，辩论必须以客观事实为根据，遵循一定的逻辑原则。《小取》篇对此做了详尽的说明。其一，辩论时必须了解所辩论的事物的情况，符合客观实际，同时要充分了解对所辩论事物的各种意见的异同。其二，使用的名词或概念，必须能反映客观的实际内容，命题或判断要正确地表达其含义，论证要有充分的依据。其三，辩论时要遵守类概念的原则，在同一类概念中选取已知部分提出例证，同样依据
同一类概念进行推论。《墨子》非常重视逻辑上的类概念，认为只有同类的东西才有可比性，把不同类的事物或概念硬拉到一起相比或进行推论，这叫“狂举”，是根本错误的。其四，辩论者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自己承认的不能硬要别人也承认，自己所否认的也不能要求别人也否认。
在此基础上，《墨子》对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学上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概念，《墨子》首先用唯物主义观点肯定，概念是表示客观事物的。
认为，所谓的“实”是客观对象，是第一性的；名词、概念是表达客观对象的，是第二性的。名词、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属性，只能存在于事物之中，而不能离开具体事物独立存在。《墨子》进一步把概念分为“达”、“类”、“私”三种。所谓“达”是指最高最普遍的名词或类概念，例如“物”这个词就包括了所有的事物；所谓“类”，是指一般的同类事物的共同概念，例如马这个概念包括一切马；所谓“私”，则是专指某一事物的专有名词或个别概念，例如墨翟指的就是某一个特定的人。这些不同等级的类概念，《墨子》认为是有类属关系的。
它特别批驳了公孙龙关于“白马不是马”的诡辩学说，指出不管马的颜色是白还是黑的，都包括在马一类之中，所以马这个概念的外延应当包括白马、黑马……
一切马在内，人们骑白马也好，骑黑马也好，骑的都是马，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种概念分类的思想，对以后荀况等人的逻辑理论有很大的影响。
关于判断，《墨子》认为，判断是用来表达客观事物或思想的确定含义的。
它对判断也进行了初步的分类，提出了“尽”、“或”、“假”等几种形式。所谓“尽”，即没有不是这样的，这相当于形式逻辑中的全称判断，或选言判断中的穷尽形式。所谓“或”，即不能穷尽的意思，相当于形式逻辑中的特称判断，或选言判断中的不尽形式。所谓“假”，是指目前还不存在的情况，也就是一种假设，相当于形式逻辑中的假言判断。
《墨子》认为，要得出正确的判断，必须有“故”，即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或充足的条件。“故”分两类，一类是“小故”，这是说，有了这个条件，并不一定就产生那种现象，但是没有这个条件，则一定不能产生那种现象。
这是指事物或现象产生的必要条件。另一类是“大故”，即有了这个条件，就必然产生那种现象，没有这个条件，就必定不能产生那种现象，就是讲事物或现象的产生必须具备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或各种条件的总和。
关于推理，《墨子》更有相当细致的论断，提出了“效”、“辟（譬）”、“侔”、“援”、“推”等许多种推理方法。
“效”，就是树立一个标准或公式，其他事物根据这个标准或公式去仿效，进行推理。例如，只要是方形的东西，不管是木头还是石块，都可以包括在里面。
按照这个方法去推论，凡是结果符合大前提的，就叫做“中效”，即这个判断是有效的；反之，其判断就无效。这种推论方法相当于形式逻辑中“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
“辟”，就是譬喻，即借用另外一个具体事物来说明这一个具体事物或者道理。这是辩论中常用的方法。例如：明明知道没有鬼神却去学习祭祀鬼神的仪式，没有客人来却去学习待客的礼仪，没有鱼却去制作鱼网。
“侔”，即用两个相等的判断进行直接对比而得出结论的一种推理方法。
相当于形式逻辑中的直接推理。例如：白马是马，所以骑白马就是骑马。
“援”，是引用对方与自己相同的论据作为前提进行推论的方法，也有
援引例子作论证的意思。例如，过去有人吃了砒霜死了，现在又有人吃了砒霜，所以这个人也快死了。
“推”，就是从已经知道的事物推论出尚未知道的事物。相当于用类比法进行的归纳推理。
《墨子》还讲到，在推论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例如，有时结论是相同的，但论据不一定相同；有时观察的是同一个事物，得出的结论却不一定相同；有时结论和前提是一致的，而有时结论和前提并不一致，等等。所以它强调，在运用逻辑推理时，必须十分注意防止离开事物或论题的本旨而转向诡辩。
由于《墨子》逻辑学说的杰出地位，我国古代的学术界便惯于把书中的《墨经》部分称作“墨辩”，进而又把“墨辩”作为墨家逻辑或中国逻辑的同义语。
古代科技的里程碑《墨子》，尤其是被称为《墨经》的《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四篇文字中，包括了异常丰富的自然科学内容，涉及数学、力学、光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堪称一部微型的古代科技百科全书，更可谓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自然科学专著。它所提出和论述的许多命题，具有定理的性质，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即使在现在，其中一些知识也并没有过时。
《墨经》中关于数学、特别是几何学问题的学说，经初步研究，约共19条，大部分在《经上》和《经说上》中。虽然都是很原始很朴素的关于数学名词的界说或定义，文字简奥，没有什么数学符号、数学方程式和几何图解，但却含有丰富的数学概念，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深邃的数理哲学思想。有许多概念和理论，与西方大约同时期的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本》极相符合。例如，关于圆的定义，书中说：“圆，一中同长也。”即所谓圆只有一个中心，圆界与圆心距离相等，这比欧几里得的几何定义还要简单易懂。书中还指出了作圆的方法：用规的一端定圆心，用另一端围绕圆心旋转一周，到相交处便构成了圆形。所谓方，就是四个边、四个角相等；所谓平面，就是高度相等。书中还用辩证思维的方法表述了“一比二少但比五多”的趣味数学命题，从不同角度说明数具有相对性，一个数可以同时具有多和少这两种不同性质。它用一只手作教具来解释个中奥妙。一只手的五个指头构成一个元素与集合的系统。从元素角度说，“一指”共有五个，一指少于二指，这就是“一比二少”；从集合角度说，五个“一指”组成一个集合“五指”，“一指”共有五个，而“五指”只有一个，这就是“一比五多”。逻辑推理的能力达到如此精卓的程度，应视为中国数学史上最早和最珍贵的财产。
关于力学的知识和理论，《墨经》中约八条。对于“力”，它下定义说：力是物体运动状态发生变化的原因。这个精美的定义，和著名的牛顿第二定律极为接近，但却比牛顿早了一千九百多年！所以近代一般大中学校物理教科书中，常常介绍这一条来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科学上的光辉成就。春秋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创造了一种叫桔槔的简单机械，用来汲水或提取重物。它的构造是一根衡木用石头或直立的木桩作支点，衡木以支点为界，一头长，一头短，长端叫标，短端叫本。《经下》篇运用杠杆理论，解释了桔槔的操作原理，它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提起水桶、重物，就在于标端的重力矩大于本端的重力矩。其他一些生产生活中常用的机械，如秤杆、辘轳、滑轮、车梯等，《墨经》也列专条对其原理奥妙从力学理论上作了阐明。这些学说不仅比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阿基米德关于杠杆的原理要早得多，而且远比他先进。
《墨经》关于光学中光影、针孔成像和球面反射镜成像的理论共有八条，虽只寥寥数百字，却紧相联属地排列成一个很合乎科学意义的次序，形成了一部具有相当完整的逻辑体系的光学论文。例如物体在光源之下形成阴影，如果光源和物体都静止不动，阴影就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光源和物体有一个移动了，阴影也会相应而变，这是否是阴影在移动呢？《墨经》深刻地分析了这个现象的物理实质，指出这并非阴影在动，而是新影不断地生成，旧影不断地消失，只是因为这个变化过程很迅速，人们才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是影在移动了。这个解释与现代物理学所说的“视觉暂留”效应是完全一致的。再如为什么光线射入小孔会形成倒影呢？书中解释说，人影射进小孔，许多光线是直射的，受小孔的约制，形成交叉点，使得人下部的影子进小孔后倒转向上，上部的影子倒转朝下，形成了一幅头朝下、脚朝上的倒影像。
后来西方的摄影技术虽然与《墨经》的这一理论没有直接联系，但它所根据的倒影原理，却是《墨经》早就揭示过的。其中关于光线直射的理论，也比古希腊的欧几里德提出的“光线直进定律”早了一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