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攻篇》进一步指出，战争是一种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如果能用政治或外交手段制止敌方发动战争的计划，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要发动战争。
它说，指导战争的法则是：使敌人举国完整地屈服是上策，击破敌国次之；使敌人全军降服为上策，击破敌军次之。上策是打破敌人的战略企图，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活动，再次是战胜敌人的军队，下策是攻城。所以，百战百胜算不上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善之善者。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应是既高度重视，又慎之又慎。“慎战”的思想贯穿《孙子兵法》全书的始终。
这说明，英明的军事家、政治家始终须以国家大局为重，绝非是单纯的好战者。
成都武侯祠的对联中有一句“从古知兵非好战”，这应视作是后人从“慎战”思想中引发出来的精辟之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战争并不因为人们不喜欢它就不存在。孙武说，治国者平时就要经常保持戒备，不要指望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指望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进攻的力量。一旦不得已要进行战争，必须做到稳操胜券，即所谓胜利的军队总是有了胜利的把握才寻求同敌人交战；贸然挑起战端，企求侥幸取胜者，没有不失败的。
《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就主观而言，必须做到“先知”。所谓先知，就是在全面正确地了解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经过头脑的周密思考而得出的对于战局发展的正确估计，或叫科学预见。它说：明君贤将之所以战胜敌人、取得超群出众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做到了先知。先知不是祈求鬼神得到的，也不是只从事物的现象去类比，或者对事物作无根据的猜测，而是决定于充分了解敌方的实际情况。《孙子兵法》反复申述全面了解敌情我情，了解各种有关的客观条件，忌带主观性、片面性，是正确地指挥战争的关键，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样一个著名的认识论原则。
《谋攻篇》说：对敌情我情了如指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了解敌人而了解自己，或者胜利，或者失败；既不知敌又不知己，那就只能屡战屡败。
战争决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只了解自己的部队能打，而不了解敌人不可以打，胜利的可能也只有一半。知己知彼的同时，还要“知天知地”，即掌握天时地利。
因为战争不仅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而且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军事家只要既熟知人事，又了解自然，在熟知敌我形势的基础上选择好作战的时机和地点，就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千里会战也有必胜的把握。如果情况不明，盲目应战，势必捉襟见肘，左右前后兼顾不暇，那就只好被动挨打了。因此，《孙子兵法》非常重视战前的筹算计划，重筹划甚至更重于作战本身。认为作战之前，君臣筹算于庙堂之上，必须判明各种情况，把有利和不利的因素和条件都考察周详，将诸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估计到，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战略策略。每战都仔细计划，慎重行动，非有十分把握决不贸然用兵，自能战必胜、攻必克。多算者胜，少算者不胜，如果毫无筹算，则只有失败之一途。
可见，一个国家要保持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强盛，其最高首脑机关没有一个高明的智囊团是不成的。这就是后人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道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论断，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学的唯物论基础。今天它已赫然写在包括我军在内的各国军队作战条令中，成为一条重要的作战原则，并且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军事原则的范围，而具有一般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意义。
庙堂筹算进行的抽象论证，是以具体内容为依据的，这就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客观条件。从战争全局说，包括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等方面，《孙子兵法》称之为“五事”、“七计”，指出要求对战争情势的全面认识，须用“五事”去研究它，用“七计”去比较它。所谓“五事”，第一是“道”，就是要使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一致，要使他们为君主死，为君主生，而没有违抗；二是“天”，即昼夜、阴晴、寒暑四时；三是“地”，指高丘洼地、远途近路、险阻平地、地域宽窄、死地生地；四是“将”，要求将领智谋高超，赏罚有信，爱护士卒，勇敢坚定，明法审令；五为“法”，就是军事训练、管理教育、武器装备、军法军令。
然后再用“七计”比较敌我优劣：哪一方君主的政治开明？哪一方将帅的指挥高明？哪一方天时地利有利？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的武器装备强利精良？哪一方的兵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执法赏罚分明？军事本来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暴力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孙子兵法》把政治状况放在首位，认为修明政治，争取人心的归向，取得民众对战争活动的支持，是关系胜败的最高原则，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这种强调政治对于军事起保证作用、政治应该统帅军事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军事家。到了《孟子》、《尉缭子》便发展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著名论断。战争在一般情况下还是经济力量的竞赛。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的支持是打不下去的。《孙子兵法》也十分强调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明确指出军队没有随军辎重就不能生存，没有粮食接济就不能生存，没有物资补充就不能生存。因此，经济问题也成为所有军事家考虑战争全局时特别重视的一环。
决定战争胜利的客观条件，就战场全局而言，《孙子兵法》提出可以从五个方面去考察，即知道可以打或不可以打的，能胜利；知道多兵和少兵的不同用法的，能胜利；官兵有共同欲望的，能胜利；以己有备对敌无备的，能胜利；将帅有指挥才能而国君不加牵制的，能胜利。
如果说战争的指挥者对自己的情况比较容易掌握的话，那么要摸清敌人的虚实往往有较多困难。通过什么方法才能做到“知彼”呢？从战争全局说，《孙子兵法》主张，首先应该重用间谍，实施战略侦察。间谍可以分为五种：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所谓“因间”，是利用敌方乡大夫（基层官吏）做间谍：“内间”是利用敌方王公贵族的亲信：“反间”是策反敌方间谍成为我方间谍；所谓“死间”，就是制造假情报，并通过潜入敌营的我方间谍传给敌人，使之受骗，一旦真情暴露，我方间谍不免被处死；反之，能活着回来报告敌情的，就是“生间”。五种间谍同时使用起来，敌人就难以摸清我们用间的规律。用间谍去做形形色色的谍报工作，当然要耗费金钱，但这与进行战争时国力民财的浩繁开支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如果吝惜爵禄百金，舍本求末，只会因小失大，造成不了解敌情而失败。派出间谍进行战略侦察，是一项十分机密的工作，因此对谍报人员要特殊看待，在感情上要特别亲近，使用上要特别信任。而要做到这些，掌管和使用间谍的人，必须有超人的智慧，仁义的胸怀，善于分析的头脑。五种间谍中，更重要的是反间，因为反间是被我收买利用的敌间，他掌握大量情报，将他策反，为我所用，能使其他各间顺利完成任务，故对反间尤应重金收买，优礼款待。孙武提出，在间谍人选中，最理想、最重要的是敌国大臣。间谍侦察的内容，不仅限于军事，还包括政情、民心等，这些都是决定军事行动的依据。所以重用间谍实施战略侦察在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神妙之纲纪，胜敌之法宝。
“知彼”的办法就战场全局来说，就是透过某些现象去发现敌人的真实意图。
《孙子兵法》提出了战场“相敌”的33法。譬如敌人离我很远而来挑战的，是想诱我前进；许多树木摇动，是敌人隐蔽前来；群鸟惊飞，是下面有伏兵；敌人使者措词谦逊却又在加紧战备的，是准备进攻；措词强硬而军队又做出前进姿态的，是准备后退；没有约会而来讲和的，是另有阴谋；敌兵倚着兵器而站，是饥饿的表现；负责供水的敌兵自己先喝的，是干渴的表现等等。《孙子兵法》还提出了积极的侦察办法，如通过筹算来分析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通过挑动敌军来了解其活动规律，通过战斗侦察来了解敌人兵力部署的强弱等。
致人而不致于人政治、经济状况的优劣，军队战斗力的强弱，武器装备的好坏，天时地利的道顺等，是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但如果认为战争的胜负仅仅取决于这些静态的客观物质条件，无疑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孙子兵法》恰恰没有陷入机械唯物论的窠臼，而是把战争看成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变幻多端、永不停息地运动着的。认为只有在这些变化运动中把握战争规律，在实战过程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使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实战发挥得好，强者胜，弱者也能变强取胜，由此提出了一整套具有丰富辩证法思想的战术理论。
通向胜利的最根本途径是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虚实篇》指出，善于指挥作战的，必须“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这一名言历来受到兵学家们的重视，《李卫公问对》就说，古代兵法千章万句，最重要的无过于“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动地位的取得不能靠空想，而要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去努力争取，后世历代注释家都把《孙子兵法》中这一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争取主动地位、造成有利态势的观点称为“造势”。《孙子兵法》阐述了若干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争取和造成主动、避免和摆脱被动的原则和方法。
战争由于其概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程度较大，总是带有一定的冒险性。为了缩小冒险系数，避免陷于被动，指导战争全局的最重要的原则应是力求速战速决。
孙武说：兵贵神速，既使指挥艺术稍拙劣些，也要力求速胜，决不可为讲究指挥的工巧而旷日持久。《作战篇》详细阐述了兵贵速、不贵久的道理，指出进攻时的旷日持久在经济上容易加大国家财力消耗，导致财政困难；在政治上容易加重人民负担，影响生产发展，激化社会矛盾；在外交上容易被别国所乘，四面树敌；在军事上容易挫伤军队锐气，耗尽军事实力。
一旦内忧外患同时袭来，即使智谋高超的人，也无法挽回危局了。如何争取速战速决呢？首先要以谋取敌，不战而屈人之兵，避免攻坚；其次要以战养战，因粮于敌，即缴获敌军辎重物资补充自己，既可减少后勤供应上的负担，可少征百姓的赋役，又可给敌人造成困难；其三，奖励士卒，鼓舞士气，优待俘虏，瓦解敌人。
争取主动权的首要原则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孙武说这是军事家指挥的奥妙，是不能事先呆板规定的，其最有效的办法是突然袭击。为了保障突袭的顺利，战前要秘密决策，防止泄露，要正确地选择进攻时机，正确地选择主攻方向，一旦有机可乘，就要迅速乘机而入。也就是战争开始之前要像处女那样沉静，不露声色；战争开始之后，要像逃脱的野兔那样迅速果断。
乘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攻打敌人没有戒备的地方，瞬间给敌人以沉重而猛烈的打击，一举打乱其指挥和部署，压制其士气和战斗力。
收到使敌人前后不相策应、众寡不相依靠、官兵不相救援、上下不知所御、溃散难以聚合、聚合难以整齐的效果。在战略进攻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没有比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更能以较少的代价、较小的力量换取较大胜利的了。因此，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成了战争史上应用最广泛、威力最强大的手段，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机动快速势若迅雷的现代战争中，它更是军事家爱不释手的法宝。
要掌握主动权，重要的还必须遵循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攻虚击弱的原则。《孙子兵法》认为这是先有了取胜把握才寻求同敌人交战的首要条件。集中兵力的原则，不仅是指己方兵力集中的一面，还有分散敌方兵力的一面。一般来说，防备了前面，后面的兵力就薄弱；防备了后面，前面就会空虚；备左则右寡，顾右则左绌；如果到处都防备，就会处处兵力薄弱。所以我方兵力优势的形成，就在于迫使敌人处处设防，不得不把兵力分散开来。
我军兵力集中于一处，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这就造成了我众敌寡的有利态势。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劣势的敌人，以一击十，就像转动圆石从八百丈高山上滚下来那样，取得胜利易如反掌。用兵如流水，水流动时是避开高处流向低处，作战的规律则应避开敌人坚强的地方而攻击敌人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的主攻目标就是敌人既要害又虚弱的地方，所以攻虚击弱与以众击寡意思是一致的。用自己的严整对付敌人的混乱，用自己的镇静对付敌人的轻躁，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不去攻击旗帜整齐部署周密之敌，不去攻击阵营堂皇实力强大之敌，等等，这都是避实击虚原则的具体运用。懂得了虚实之道，就会像以石击卵一样省力。
兵不厌诈为了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众击寡、避实击虚的目的，必须用巧妙的伪装迷惑和欺骗敌人。《孙子兵法》第一次在我国军事学术史上鲜明地提出了兵不厌诈、用兵是一种诡诈之术的战术原则，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争取作战主动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兵不厌诈，就是伪装和欺骗，孙武称之为“示形”。
当时的“示形”主要是利用天然遮障，设置假目标和实施佯动或牵制性的进攻之类来迷惑敌人，隐蔽自己的战斗配置、兵力部署和作战意图。“示形”的目的是察明敌人情况，而不使敌人察明我之情况。这除了要善于隐蔽自己不使目标暴露，还要善于积极制造假象，引导敌人做出错误的判断。
《计篇》列举了兵不厌诈的12条战法，人们习惯称之为“诡道十二法”。
包括强而示弱、进而示退、声东击西、将计就计等。《势篇》进一步指出，制造假象必须有与假象相反的实力做基础，如果作战要假装混乱，战前必须有严明的法纪；战时要伪装怯懦，战前必须有勇敢的素质。部队实治而敢于示敌以乱，是因为组织有序；实勇而敢于示敌以怯，是因为态势有利；实强而敢于示敌以弱，是因为兵力优势。没有实力条件做后盾，不对敌情我情洞若观火，盲目地唱空城计是十分危险的。
兵不厌诈的目的在于调动敌人，使敌人不知不觉地陷入我们的圈套，暴露出为我所乘的过失或弱点，这中间除了伪装和欺骗外，还包括多方面的手段。例如敌人贪利的，可以投其所好，用小利去引诱他；敌将易怒的，可以激怒他；敌人谨慎的，可以骄纵他。诈术还可以正面使用，例如，为了使敌人屈服，就要用敌人最害怕的事情去伤害他；为了使敌人穷于应付，就要用危害他利益的事情去驱使他，等等。
兵形似水《孙子兵法》认为，用兵的规律好像水的流动，水因地形的高低而制约其流向，作战也应根据不同的敌情采取不同的打法。因而实战过程中夺取主动权，最根本的原则还在于战略战术的高度机动灵活。战场局势瞬息万变，敌人情态诡谲多端，没有固定刻板的规则，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打法。善战者，其战术的变化应像天地那样不可穷尽，应像江河那样永不枯竭。《孙子兵法》把一般规律性的战术原则（如强弱、虚实、众寡、勇怯等）称为“正”，把临敌制变、灵活机动的战场发挥称为“奇”。认为无论攻、防、进、退，从作战指挥上说都不外奇、正两种形式。如同五声的变化可以奏出悦耳的音乐，五色的配合可以绘成美丽的图画，五味的调和可以烹出可口的佳肴一样，一般性的战术原则只有敌变我变灵活运用，奇正结合，出奇制胜，才称得上用兵如神，才能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将指挥员高超独到的战争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机动灵活的战术原则应贯穿于战争中的时时处处，一切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孙子兵法》详细阐述了在不同情况下可以采取的各种打法。
例如，在敌我兵力对比不同的情况下，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包围他，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进攻他，有两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分散他，与敌人兵力相等要善于抗击他；兵力比敌人少就退却，实力比敌人弱就避免决战。还要根据敌人士气的变化把握适当的战机。例如，军队初战时士气饱满，过一段时间就逐渐懈怠，最后就疲乏衰竭了。故要避开敌人初来的锐气，等待敌人士气衰竭时再打它。地形有险易远近之分，不同的地形也有不同的打法，特别不利的地形则必须避开，等等。
《孙子兵法》以大量篇幅阐述了以众击寡、以强击弱的问题。但它并不仅仅是强者的哲学。它认为强弱、众寡，完全可以创造条件发生转化。《九地篇》以对话的方式说明了以弱胜强的可能性。请问：“假若敌军人数众多，又阵势严整地向我前进，用什么办法对付它呢？”回答：“先夺取敌人最关键的有利条件，就能使它不得不听从我的摆布了。”譬如以逸待劳常是制胜的重要条件，但如果出奇兵扰敌，使之调动频繁，或诱敌长途奔波，都可使之变逸为劳。再如粮草丰实是取胜的基础，但若断敌粮道，或截获销毁其辎重，或袭扰误其农时，都可使敌人变饱为饥。强弱、众寡的对立不是绝对的，再强大的阵营也有其薄弱的环节，再弱小的军队也有其可用的地方。总体实力弱小的完全可以避实击虚，由弱变强，兵力数量寡少的也可以在要害之处集中兵力，以少胜多。指挥者要善于找出敌人的弱点，发挥自己的长处，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局部突破，扭转全局。只要善于创造条件，即使敌人再多，也可被我所胜。哪怕是陷入险地绝境，也不是只有死路一条；只要指挥得当，利用士兵死里求生的心理，鼓励他们努力作战，也可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孙子兵法》这一系列思想的正确性，从古往今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无数次战例中就可得到雄辩的证明。
将帅与士卒战争中人是第一位的，将帅才能的优劣、士卒战斗力的强弱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孙子兵法》关于军队建设、管理的思想也十分引人瞩目。
书中反复指出，将帅是民众生死的主宰，国家安危的柱石。将帅是国家的辅弼，辅弼周全则国必强，辅弼有隙则国必弱。军事从属于政治，将帅当然必须服从君主的领导，君与将的关系，孙武并不认为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
它把君比作车轮，把将比作车轮上的辅木支柱，君与将如同辅车相依，缺一不可。按照军事斗争的特点，对将帅进行正确领导的，就是孙武所主张的明君。孙武对国君的瞎指挥深恶痛绝，从三个方面提出批评：不了解军队，不可以进而硬叫它进，不可以退而硬叫它退，就是束缚军队；不了解军队的内部事务而主持军队行政，就会使将士迷惑；不懂得军事的权变而主持、指挥军队，就会使将士怀疑。这些就是所谓因自己扰乱自己而导致失败。为了适应战场形势的变化，孙武认为本着保护民众和对国君负责的原则，将领可以不接受国君的命令，随机制变，实行机断指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从战争发展趋势上看必然会胜利的，即使国君说不打也可以坚持去打；不能取胜的，即使国君说一定要打，也可以不打。
正由于将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对将帅的标准提出了严格要求。这就是：“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这五条标准，习惯上称为“五德”。孙武把“智”放在五德的第一位，表明了他对指挥才能的重视，这是颇有见地的。因为战争既是力量的竞赛，又是智慧的较量，作为指挥者的主要职责首先也应是斗智。一个贤将，必须对于关系全局的政治经济形势有深刻的了解，面对复杂、易变、矛盾的战场情况，要有综合判断的洞察能力，高人一筹的预见能力，灵活周密的应变能力。考虑问题要全面，兼顾利害。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条件，增强信心；在顺利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解除祸患。还要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等等。孙武还十分强调将帅要有良好的品德修养，对国家要进不求战胜的美名，退不避战败的罪责。特别告诫将领要注意五种性格上的弱点：勇而无谋，轻生死斗，易中计被杀；贪生惜死，畏敌怯战，易丧失战机而被俘；刚暴急躁，容易一触即跳；高傲自恃，则易受辱妄动；对百姓无危不救，无远不援，可能会疲于奔命，因保护局部的生存而招致更大的牺牲。这些性格上的缺陷，往往会成为覆军杀将的原因，所以必须高度警惕。
兵卒是军队的基础，士气是军队的灵魂，御兵之道就在于使全军上下齐力同勇如一人。《孙子兵法》认为做到这点，将领首先要爱护体恤部下，要视兵为婴儿，待兵如爱子，给士兵以人格上的尊重，与之同甘共苦。爱兵的原则成了我国历代著名军事家的优良品德。孙武又指出，爱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爱兵要有一定的原则和限度，要以有利于使用、管理为标准。对待士兵，厚养而不使用，爱宠而不教育，违法而不惩罚，那就好像溺爱骄子一样，是不能用来作战的。因此，对士卒只爱不行，还得有纪律，既要施以恩惠，用“文”的手段去笼络，又要严明刑罚，用“武”的手段来管束。两手并用，软硬兼施，才能使士兵感恩而亲附，畏罪而服从，无论赴汤蹈火、出生入死都在所不辞。再加上赏罚分明、严格训练，就会无往而不胜。孙武还提倡愚民政策，主张骗过士卒的视听，使他们对军事行动毫无所知，甚至要像驱赶羊群一样，挥过来，赶过去，绝对听话，从不问个为什么。这套训练士兵盲从的奴才性格的主张，也为历史上剥削阶级军事家所蹈袭，成了一切旧军队无法克服的弊病。
《孙子兵法》是一部逻辑严密、说理精微、词约义丰、结构谨严的军事理论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独立的军事理论著作从此诞生，在世界军事史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在中国，它被尊为兵经，号称兵学鼻祖，两千多年来素负盛誉，指导了无数次有声有色的战争，培育了众多著名将帅。
早在唐朝，它就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地，后又被译成法、英、德、俄等多种文字，成为各国著名军事家爱不释手、极力推崇的经典。
《孙子兵法》从战略高度论述军事问题，高屋建瓴，内容详备博赡，许多名篇警句，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容量。它所具有的把握整体而具体实用，能动灵活而冷静理智的根本特征，正是中国辩证思维的独特灵魂，构成中国实用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它为代表的重筹划更重于实战、重政治更重于军事、重智谋更重于拼力量、重人事更重于物质等兵家思想，也成为后世中国思想传统的一部分。
无论谁学习它，都可以从中领悟到制胜之术，点燃起智慧的圣火。在今天，《孙子兵法》这个昔日战场上无坚不摧的武器，政坛上争权夺势的工具，不仅仍然在军事、政治的领域，而且日益在经济管理、商业竞争等崭新而又广阔的天地中施展它永恒的魅力，发挥它无穷的威力。
10 人体宇宙生命揭秘——《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之一。全书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计18卷，162 篇，约20万字左右。采用黄帝与臣子岐伯、少俞等六人问答讨论的形式，阐述各种道理。
《内经》虽以黄帝为名，当然并不能证明就是黄帝的作品，因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尚无文字，也不可能有如《内经》所记述的那样高超的科学。
这不过是假托黄帝之名以示自己的学说有本有源，是出自古圣人而已。但《内经》究系何人所作？成书于什么年代？目前尚难于精确查考。根据现存内容来看，其各篇之间，个别论点有矛盾，内容有重复，写作风格不尽相同，许多篇章在时间上可能相差很多年。所以可以推断，《内经》不是一个人的著作，而是许多学术思想相近的医学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论文汇集。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内经》的主要部分作于春秋战国时，秦汉时有某些增补，以后又经过唐宋学者的整理和改编。但有的学者将《内经》与西汉初年著名民间医家淳于意的医学思想及西汉时的重要学术著作《淮南子》、《春秋繁露》进行比较，发现《内经》的医理与淳于意大体相当或略高，在哲学上则与《淮南子》、《春秋繁露》有着更为接近的联系和极其接近的思维水平，因而认为《内经》的主要部分应是出于西汉中、晚期，而不是战国或更早。我们基本同意这一观点。
《内经》以长期医疗实践为基础，总结出了比较系统、完整、具有我们民族医疗特点的医学基本理论和治疗原则。这些基本理论和原则，不仅指导了我国秦汉以来的医学发展，成为中医理论和诊断治疗所遵循的根本准则，而且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实践。除医学之外，《内经》还记录了秦汉以前的许多其他方面的科学成就，包括天文学、历法、气象学、地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等，内容十分丰富。
古代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医学、天文学往往和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一方面，《内经》表现得尤为突出。它把医学理论自觉地建立在古代朴素哲学的基础之上，因而对当时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作了研究，并将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先进成果，从哲学的角度作了概括和阐发。这就使《内经》不仅成为我国科学史上的巨著，而且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有必要戴上哲学的眼镜去透视《内经》的原理。
元气——唯物的自然观《内经》认为，宇宙的始初元素是“气”。说在那浩渺无垠的宇宙之中，充满了气。万事万物都是由气化生而成的，所以气又称“元”。
由元气分化出金木水火土五运之气和阴阳二气，以及由阴阳二气演变成的六元之气，即太阴、少阴、厥阴、太阳、少阳、阳明六气，再而生成日月、星辰和人类生存的大地。在阴阳五运的作用之下，大气流转，九星明悬，日月五星周而复始地运行。于是在大地上出现了阴阳消长、刚柔生杀、昼夜明暗、四时交替、寒暑相移。有了这一切，自然界的事物才出现了无限多样的品类，它们生发败谢，永无止息。《内经》所说的气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极微小的物质颗粒。
它无形、无状，变幻难测，但不是虚无，而是可以被人们感知的。例如天气、地气、风气、寒气、暑气、燥气、湿气、火气，以及人体中的“营卫脏腑之气”等等，种类繁多，不胜枚举。由气可以直接化生出具体的事物，因为气本身就是物质性实体，气和物是统一的，气和物之间只有形态的区别，而无实体性的差异。
《内经》认为气不是僵死不动的，而是充满了生机。由气构成的自然界，永远处于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之中。万物的形态、特性和运动法则各不相同，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受气的推动。例如《内经》认为天文气象的变化，根源于天气与地气的升降作用。《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天气有向下沉降的作用，地气则具有向上升腾的能力，所以气之升降，造成了天地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地气升至高空则变成了天气，于是又向下降；天气降至地表则转化为地气，于是又向上升。天地上下之间相引相召，升降沉浮的运动互为因果，大气就是这样在天地之间进行环流，从而产生了风、雨、晴、阴、寒、热、燥、湿等各种气象变化。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死成毁，就在天地之间大气的升降作用中进行。
人体各脏腑器官的机能活动，也是靠气的推动。气既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形式之一，又是人体机能的动力来源。《灵枢。营卫生会》篇说：人体内的正气产生于水谷饮食。食物在胃中经过腐熟化作精微之气，由脾转输于肺，以至所有脏腑。那些清的是“营气”，浊的是“卫气”。营气行于经脉之中，卫气行于经脉之外。营卫之气沿经脉循行周身，终而复始，在生命过程中无休无止。
卫气慓疾滑利，有温肉、润肤、控制气孔开闭的作用。当邪气侵入人体时，卫气就会起而抗争，保卫机体的健康。营气营养五脏六腑四肢关节，使整个机体发挥生命的机能。《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说：循行于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的血气皆上达于脸面而行至五官空窍。
那些“精阳之气”上行于眼睛而形成了视力，那些“别气”行至耳朵而形成听力，那些“宗气”上行出于鼻孔而形成嗅觉，那些“浊气”出于胃、行至唇舌形成味觉。即眼耳鼻舌的感觉能力也来自气的作用。
宇宙万物由气构成，受气化的支配而运动变化，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内经》形成了气和形相互转化的理论。一切事物都经历着“生长壮老已（停止）”的过程。新生的事物不断地生长出来，由小到大，由少到壮；陈旧的事物逐渐衰退，由壮变老，以至凋蔽、死亡。凡有开始，必有终结；凡有生成，必有败毁。有形的物体既然有化生，因而或迟或早都要走向死灭。但是有形物体衰败之后，又会分解，复变为气。所以《内经》说“器散则分之”，“器”就是有形物体，当“器”毁坏之后，并非化为虚无，而是还原为气。形气相互转化，还存在于有形器物的内部。气合成形之后，气化作用仍在器物内部进行。
每一个有形体的器物，又形成一个生化作用的世界。形转化为气，气转化为形的过程继续在器物内部进行着。例如人体之中，《素问。经脉别论》说，食物在胃中消化之后，从有形物变化成了精气，然后通过脾脏将水谷所化精微之气运化周身，营养补充各种器官的消耗。这就是一个由形转化为气、再由气转化为有形物体的过程。正如《素问。太阴阳明论》所说的，如果脾脏生病不能运化，那么筋骨肌肉由于得不到水谷精气的营养，就会停止生长，失去机能。可见筋骨肌肉是由气转化而成并得以维持的。
任何有形器物在气化作用下，都与外界环境发生一定的联系，表现为某种物质出入交换。而在其内部，气化作用则造成了某些物质的升降运动。正是这种升降出入的运动，使器物必然经历一个“生长壮老已”的过程，最后毁坏，散而为气，重新回到太虚之中。一切有形器物，自始至终存在着升降出入的运动，只有当其分散为气之后，其自身的生化才会停息。但是回到太虚的气，又会发生新的聚合，转化为有形物体。整个宇宙就是这样一个永无休止的、由气化形和由形化气的运动过程。无论何种器物，或人或兽或草或木，还是其他东西，无一例外地都进行着升降出入的气化运动，都处在宇宙整体这个交替进行的形气转化的总过程中。升降出入这四种运动是一切有形之器物都有的，所不同的只是它们进行生化作用的规模有大有小，时间有长有短。四者的运行有一定规律，如能遵循这些规律，器物就能维持正常，延尽天年；否则就会遭灾受害，中途夭折。但对于无形的气而言，它除了转化为有形器物之外，不会再变为别的形态而存在，更不会变为虚无。
现代科学证明，自然界的气是有形体有成毁的。《内经》把世界的本原看成气，当然与事实不符。它把世界上的一切变化统统归结为形和气这两种物质形态的转化，也把千姿百态的自然界极端简单化了。但应当肯定的是，《内经》应用气的理论，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和永恒运动的原则，说明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转化。它所阐述的关于气形互化的学说，不正是物质不灭的规律吗？虽然这或许只是一种思想萌芽，一个天才猜测，但在那样遥远的时代，就建构起这样一种宇宙论，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内经》正是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建立起了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
阴阳——朴素的辩证法《内经》认为元气归根到底分为阴气和阳气两大类。
阴阳学说是《内经》医学和哲学的理论基础。它指出，懂得了阴阳之理就可以解除迷惑，明察一切。所以阴阳在《内经》的理论体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理解《内经》的一把钥匙。
《内经》中的阴阳并不代表某一种具体的固定事物。《灵枢。阴阳系日月》篇说：“夫阴阳者，有名而无形。”表明阴阳不是指有形物体，而是一对抽象的说明事物性态的范畴。《内经》认为，宇宙间无论有形的物体或是无形的太虚、无论遥远的天体或是大地上的物类，它们的运动变化都是在两种对立势力的相互作用下发生的。天与地，寒与热，昼与夜，阴与晴，明与暗，日与月，动与静，水与火，表与里，上与下，生与死，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矛盾现象。
整个世界就是由这样一些矛盾着的事物构成的。相互对立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但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立的双方在性态上总表现为两类特定的相反趋向：一类趋向明亮、活跃、向前、向上、温热、充实、外露、伸张、扩散、开放等；另一类趋向是暗晦、沉静、向后、向下、寒凉、虚空、内藏、屈缩、凝聚、闭合等。前一类性态称为阳，反一类性态称为阴。可见阴阳的意义，一是代表两种对立的特定属性，二是表示两种对立的特定形态或运动趋向。《内经》认为可以用水和火的特性来分别代表阴和阳。火炎热、升腾、活跃，集中代表了阳性特征。
水寒冷、沉静、润下，恰好表现出阴质的本性。可见《内经》所讲的阴阳不是主观虚构，也决无神秘色彩，它是对客观世界存在的许多矛盾现象的直观概括。
《内经》认为阴阳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阴和阳两个方面。例如天为阳，地为阴；火为阳，水为阴；气为阳，血为阴；动为阳，静为阴等等。在人体结构方面，人体的上部属阳，下部属阴；体表属阳，体内属阴；体内的脏腑中，六腑属阳，五脏属阴；五脏之中，心肺属阳，肝脾属阴。每一个脏腑又有阴阳之分，如心阳心阴，肾阳肾阴等等。阴阳矛盾不仅无处不存，无时不在，贯串一切事物的始终，而且是决定事物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根源。事物的性状处处可以用阴阳来认识分析，如诊断病情时，要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脉诊中，以浮、数、大、滑、实为阳，沉、迟、细、涩、虚为阴；望诊中，以色泽鲜明者属阳，晦暗者属阴等。
没有阴就无所谓阳，没有阳也无所谓阴，阴与阳总是相依而生、相辅而成。
《素问。逆调》篇中有一个病例分析，很好地表达了上述思想：黄帝说：“有人四肢发热，一遇风寒就感觉火烧火燎一般，这是为什么？”
歧伯说：“这是因为此人阴气虚衰，阳气亢盛所致。四肢属阳，人体阳气多行于四肢，再遇风邪，风邪也属阳，阳上加阳，使得阴气更加不足，造成少水（阴）不能灭盛火（阳）的局面，所以四肢感到如炙似火。”因此，阴和阳不能独行其事，必靠对方的存在而发挥自身的作用，后世医家对这一思想十分重视，概括为“独阳不生，独阴不成”两句话。
阴和阳之间还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包藏的关系。如果就一个昼夜的变化来说，鸡鸣至日出虽然属阴，但阳的成分在阴的内部逐渐发展，日中至黄昏虽然属阳，但阴的成份在阳的内部有所增长。四时的交替也是阴阳作用的结果。盛夏属阳，但潜伏的阴气已在滋长；严冬属阴，但潜伏的阳气逐渐抬头。这就是所谓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内经》认为，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以阴阳的相互合作、相互联结和相对平衡为必要条件，没有阴和阳的统一和平衡，也就没有事物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人体的物质基础与生命机能的统一，构成了人的生命活动，其中物质为阴，机能为阳，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居于体内，生命的活动机能表现于体外。
在内的阴是产生机能的物质源泉，在外的阳则是机能物质的功能表现。生命活动的进行需要消耗一定的生命物质，藏精之阴的作用正在于它会源源不断地为机能活动的发挥提供能源。表现在外的机能活动对机体的存在既起着护卫的作用，又向外界摄取食物，经过消化吸收、转化为机体的生命物质。人体的阴阳两个方面处于相对平衡之中，人就表现出良好的健康状况。疾病的发生是因为阴阳失去了相对的平衡，出现了偏盛或偏衰，因而一切复杂的病理变化，都可以用“阴阳失调”来概括。治疗一切疾病的总的原则，就是设法恢复和保持人体内部以及人体与周围环境的阴阳平衡。
依据《内经》的理论，阴阳的矛盾关系常常表现为阳长阴消和阳消阴长这两种不同的变化情况。例如人体各器官的功能的发挥，必定消耗一定的机体物质，这是阳长阴消的过程；而机体物质在得到补充和增长时，又会消耗一定的机能，这是阴长阳消的过程。阴阳两个方面通过此消彼长、此进彼退的矛盾运动，还可能相互转化，即重阴必阳，重阳必阴。譬如寒症未能及时治疗，严重到一定程度，可能转化为热症。反之，热症也可能转化为寒症。
阴阳的转化是否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呢？不是的，因为“寒甚则热，热甚则寒”，“阳极反阴”，阴阳双方的矛盾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了一定内外部条件时，才会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内经》的这些论述说明，它对于矛盾双方的转化必待矛盾本身发展成熟这一规律，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阴阳的关系除了互相依存和转化之外，还有相互排斥和斗争的方面。如《素问。疟论》篇中解释疟疾的病因病理时指出，疟疾症状之所以表现为一会儿寒颤战栗，腰背俱痛，一会儿内外皆热，渴欲冷饮，是因为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各有胜负。阳胜则发热，阴胜则振寒。由此《内经》提出利用阴阳的相互克制治疗疾病的方法。在一定条件下，若病人阴盛，可通过补阳来压抑过盛的阴。若是阳亢，又可通过滋阴以制约过旺的阳。在用药方面认为，寒凉滋润的药物属阴，温热燥烈的药物属阳；药味酸、苦、咸的属阴，辛、甘、淡的属阳，运用药物的这些阴阳性能，来改善和恢复人体阴阳失调的现象，从而达到祛除疾病的目的。
《内经》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阴阳五行学说，具体运用于医学，说明了人体结构、生理现象、病理变化的对立统一关系，总结了诊断治疗的一般规律，包含着深刻的对立统一思想。这些思想虽然与唯物辩证法所讲的对立统一规律有着根本区别，也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但由于《内经》阐述的阴阳范畴具有自己特殊内容，这些内容概括揭示了客观世界实际存在的许多矛盾现象所共有的特点和辩证关系，具有矛盾范畴所不能替代的独立意义，这就是阴阳范畴之所以能够成立、并被人们至今广泛应用的原因。
五行——原始的系统论我国古代的五行学说认为，宇宙间的万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所构成，这五种物质具有相生（木生火，水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的相互关系，又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五行学说作为一种认识和概括事物相互关系的思想和方法，基本上不是木、火、土、金、水本身，而是作为五种不同属性（如木的属性为生发、柔和，火的属性为阳热、上炎等）的抽象概念。它不只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就其本质而言，是古代的一种朴素的系统理论，它要揭示和证明的是，宇宙万物都有一定的结构，而且具有统一的结构模式，就是说，五行是研究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的结构关系的。《内经》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发展了五行学说，并将其成功地应用于医学和气象学中去。在《内经》的理论体系中，阴阳五行学说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两部分构成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五行的重要性仅次于阴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