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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起刀不落》
作者：李承鹏【完结】
序：我们是否还有勇气
在足球记者当中，“大眼贼”李承鹏是很特殊的一位，与他相识几年时间，对他更多的印象还是来源于他的文字。《中国足球资论》一篇文章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大眼贼”应该算是足球记者当中比较有文化的，这绝对不是在骂人，同行的心里自然有数。我自己干电视不过十年，总的感觉是文字能力日渐低下，让我为他人作序真是有些吃力。但后来一想“大眼贼”与我等都是同龄之人，有些感受还是非常一致的，写出来就算是同龄人之间相互帮衬吧，也好让前辈和后来者日后能够了解在过去的七年当中，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所思所做。
“大眼贼”当记者也该有10年的时间了。他是有“文学青年”的底子，百我更像一个“电视体育新闻青年”。我们都是幸运儿，因为我们在最有精力和热情的时候赶上了我们喜爱的足球在中国要向现代化迈进。“大眼贼”向我解释了他书名的含义，一切都符合“大眼贼”的风格和我们这代人的特点。面对书名，我的脑子里闪现的是一幅色调阴部的版面，举刀的人脸上不是兴奋的表情，而是扭曲，也许我的感觉太夸张了，但那的确是我最真实的感受。中国足球和我们服务的媒体为我们搭建军了巨大的舞台，让我们比前辈更畅快地在创造，在享受新闻动作自身能够带来的一切快感。我们一直在自诩勇气十足，愿意为了原则放弃秀多东西。我们曾经不怕失去今后说话的权利，只是为了说句大家都想说的真话。那时的感觉是何等的豪迈，那时经历的每一个夜晚我都会终生难忘。
职业化改革已是“七年之痒”，当年的热情在消减，在别人看来理性的成分在增加，这就是成熟吧，我们越来越知道什么应该坚持，什么应该放弃。热情在等待中慢慢地消磨，勇气更深地埋藏在心底。两年前的激情澎湃如若在今日肯定招人嘲笑，这是历史的必然吗？今后肯定会找到答案。我们曾经幼稚，曾经坚信我们手中有了真理就可以无所畏惧，一切丑恶的东西都会惧怕得要死，其实你自己比丑恶脆弱很多。你自己的声音在你所经历的时代是那样的微弱。年龄在一年一年的增长，心境的变化越来越明晰，十年之后，中国足球和我们这些“六八式”都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怕等待换来的是迷失，我怕被后来者指为于腐。每个人都只能属于自己的时代，活在同龄人共同创造的情景之中。今后我们也许连手握尖刀解剖中国足球这个标本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我依然希望一份勇气能永存心间，老哥儿几个千万别剩下在一起靠回忆来享受着昔日的勇气的份。不该放弃的，我们永远不要放弃。
自序
我出生于新疆哈密一所小医院，那天月全食，外边搞武斗枪声大作。
父亲行武出身，母亲从事京剧艺术。两岁时跟随母亲迁回老家成都，在这里读完小学、中学、大学，上学时不算用功，看了一些不相干的破书。
当初把足球想得很神圣，后来发现它只是一“混球”。于是很无聊………
赞同李敖的“宁当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平生所恨，就是假仁假义的“君子剑”岳不群。欣赏缺条胳膊杨过，以为《神雕侠侣》仍当世一大奇绝情书，“黯然销魂
掌”更是当世第一“酷毙”武功——刚猛犀利，却不失儿女情长。
从事体育新闻已逾10年，掌法依然未得大成，常常伤不了对手反伤自己，反作用力大于作用力，状极狼狈。黯然销魂之际，细细琢磨韦小宝之“逃命绝学”，想使笔头变得圆滑狡诈，此为处世之道。
前辈高人谆谆教导我，“新闻就是戴着镣铐跳舞”，但足球新闻已是在刀尖上跳舞了。混口饭吃也不容易，不小心就会穿肠而过。好在还有一干人与我共舞，“铁掌开山”毕熙东、“剑走偏锋”王俊、“拷问足球”谢奕、才气横溢“五文弄墨”、五毒俱全“五味子”………以及帮我作序的大块头张斌，帮我作跋的“铁嘴”刘建宏，我当他们是朋友、学长。
对于文字，有种特殊感情，我相信文字本身拥有一种绝大的力量。因此，那个坚信文字威力，被誉为“如一个拒绝购票上车乘客”的萨特是我的偶像。从1990年7月到今天我用文字记录我眼中的足球，在电视、网络如此发达的世界，它也许幼稚得像原始人打的绳结，但我喜欢这样。
“很难说清到底是中国足球伴着我们长大，还是我们伴着中国足球长大，但双方成长的过程中都打上对方的烙印”，这是某一天下午我和刘建宏讨论的话题。从我10年前大学毕业那一天，就开始写足球，足球影响着我太多的东西，影响着我们这一代记者太多的东西，谁也不能摆脱它，就像它不能摆脱人们对它的影响。
“十年磨一剑”，但我清楚我的剑并未磨成。中国足球是一个极其社会化、特殊化、民族化的磨石刀，任何人都不知道最后磨出的将是什么。在这块磨刀石上，即使如文字这样坚硬的东西也会发生改变，我曾经极向往鲁迅那种“一手提笔、一手拎刀”的写作境界，但这办不到，我的文字在足球磨刀石上逐渐从当初的悲壮犀利滑到现在的戏谑与调侃，并最终出现在我在《手起刀不落》中的设计结局，悲剧之刀变成了喜剧之刀，我的刀只是虚张声势，断然砍下去的——
这其实也是每一个作足球评论的人的通感。因为“国情”。
199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北京王俊在三里屯抑扬顿挫地唱，“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那年雨很冷，雪很大，我们一起在雨雪中遭遇了“十强寒”，我们很悲伤。直到若干年后，我们才明白，不过是在写足球，不过是在玩足球，千万别为足球伤着身心健康。
这是对中国足球的一段简历，也是对自己的一段心灵简历。
我作证
我作证
——关于保卫战
把“保卫战”这个煽情的字眼引入足球，绝对是中国人的发明。
有两场“保卫战”是必须记住的，它们从某种程度决定着中国足球的发展轨迹——’95版“保卫”保住了全兴甲a的名分，’98版“保卫”保住了中国甲a的名节。
我有幸目睹了这两场保卫战，因此我作证！
关于保卫
1995那一年，全年我都很激动。现在想起来，我那时肯定特像一头两眼放光的正处“青春发育期”的野猪。
我的躁动是有理由的。
在我们这片神州大地上，正掀起又一轮的“平民运动”，这就是职业足球运动。而1995年，这个运动事后被证明是达到了群情激昂如火如荼的最高境界。那是中国足球的“蜜月期”，没有上级领导下令“要降温”，也没有球迷在看台上高唱“心太软”，徐根宝正在黄浦江畔高歌猛进，金志扬也在北京城把栏杆拍遍，至于陈亦明，远没有现在这么饶舌，没有“一切尽在不言中”，他忙着从基因工程入手打造“南粤风格”……
一切都那么光明美好,没有怀疑,没有谩骂，更没有什么“司法介入”……我脑中时时浮现出功夫战斗故事片中的台词：同志们，让我们打过长江去！
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拥有一支让人骄傲的球队，我敢说，他们每一次出场受到的山涛海潮般的欢呼绝对都超过由拉塞尔·克劳领衔的《角斗士》们！那时记者们还没有与足球界反目成仇，除了亲吻拥抱，真正是“一家人”的亲密关系。所在每次他们身穿黄衣黄甲像角斗士般冲进场内时，我都激动得直起鸡皮疙瘩。这坏习惯我从小就养了，就连新学期教师叫我上台领新课本，或者在操场上齐唱激昂点儿的革命歌曲我都会这样……
那一年黄衣黄甲部队的战绩不是很好，但这并不妨碍我和我周围的人产生同仇敌忾的情结，我经常幻觉自己处于一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把栏杆拍遍”再“笑谈渴饮匈奴血”之类的境界中——这座城市需要英雄，他们正是与时势作顽强斗争的悲情英雄——我对自己处在这样的时代感到很满意……
进入初冬，黄衣黄甲们非常不妙。于是这时候《足球》报严俊君以银钩铁划之势抛出那篇著名的《保卫成都》。我得承认，这篇文章到现在我想来还觉得血脉贲张，那时候更是血已开锅了！
所以我迅速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了。我们在《足球》有个叫“川江号子”的专栏组合，我写的那篇名叫《血战主场》，整个路子奔战斗檄文去，绝对的刀光剑影、武侠手法加革命机关枪式的写作风格。我相信，如果警察不抓我，我真敢拣块板儿砖砸到对手头上……
当时的形势严峻得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黄衣黄甲必须连胜两场，而对手则必须输掉一场。而对手后来果真就输了一场，只要我们能拿下最后一场，最后的胜利就属于我们，也就是“保组”了。
说到这里，大家早明白我在说1995赛季最后一轮，全兴vs八一那场比赛——也就是极其著名的“成都保卫战”了。
关于那场保卫战本身其实已不用回顾细节了，每一分钟都像光盘一样存在人们的大脑里。总之，那场比赛已成为经典片，如同《莫斯科保卫战》一般珍藏起来，翟飙怎样头槌破门，余东风怎样手舞足蹈，“沈胖子”与孙贤禄怎样相隔千里以不同的心情发出同样的嚎啕大哭……
我说的是，事后我们对那次“保卫”赋予的崇高的意义，以及这个“意义”对日后中国足球又产生的意义。
那天晚上很冷风很大，球迷们一脸亢奋地走在城市那条最宽最长的马呼上，手里点着打火机或其它什么可以点燃的东西。我听见其中一个说：“当年女排得世界冠军时，我也在这条街这么走着，不过手里举的是拖把燃烧的火把，很亮很亮的”，然后其他人就羡慕不已……
据说那晚这么走着的有一万多，我想在家里、酒馆里狂欢的10倍于此数。此时球迷感动比感冒还容易，大家一起手舞足蹈，一起喝酒买醉，一起称颂伟大的胜利以及由此对中国足球的意义，一直到“今夜不能入眠”………第二天，满城的报纸、电视都热情洋溢着，没人想到（或不愿想到）其它。
时隔多年，我看到王小波写的《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说中国人有一种“集体的癔症”，不管心里究竟是不是真实的思考了，反正要么大喊大叫，要么手舞足蹈，一个人感染一群人，一群人感染全体人，大家坚韧地狂热地绝不后退地而且是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我理解王小波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并非不说话，而是精神上的一种缄默。
其实关于这场比赛前前后后的传闻不少，从头记得最清楚的不外乎两则。一则是一四川球迷突然闯入当时的八一体工队副队长李富胜的寝室里，就像古代百姓“拦轿挡马”一样跪在“青天”面前，哭并且说：“保卫成都吧”，然后纵身作跳楼状……；另一则则是东北某企业家拎一麻袋钞票夜入成都，企图让八一队高抬贵手，也是哭并且说……
当然“跳楼的”与“送包裹的”均未果，更当然这些传闻仅仅是传闻。我感到恶心的是，散布这些传闻的某些人士时至今日每每说得口若悬河眉飞色舞，并充满着崇高的虔诚的意味。
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成都必须保卫，因为它有最好的球市，保卫了全兴就保卫了球市，保卫了球市就保卫了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
我不知道这场“保卫”中是否有猫腻，我没有证据在“假球与证据是密不可分的”今天，没人敢说“这是一场假球”。因此，“保卫成都”一直被冠以具崇高意义，因为它保全了“革命的火种”。事实也证明，之后几年“成都”对于止住整个中国足球的衰势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了——
假如有“猫腻”呢？有“猫腻”成都也必须保卫吗？用“猫腻”保住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吗？不幸的是，这么多年世俗的眼光确是这样看的——不就是一场“假球”吗，如果一场所谓的“假球”能提升中国足球的人气与球市，何妨来一两场“假球”。
就像当年地下党为了套以敌人的情报，喝喝酒打打麻将甚至称兄道弟亦无不可，做大事不拘小节嘛，哪来这么多婆婆妈妈。几年来我也曾试图用历史的大局观看待“成都保卫战”——“存在就是合理”，历史的进程总是曲折甚至局部阴暗的，但它总能通向光明的未来……有些时候，这就是一种牺牲，牺牲就是崇高。
——但是，关于崇高，王小波又有一次触及灵魂的反思。那年，发大水，上游冲下很多木头，有个知青为了保护公家财产不至于遭受损失，就冒着牺牲危险去拉木头。水很大，木头很重，那个知青又不会游泳，结果死了。而由于这是为了大局牺牲了个人的“小局”，知青被追认为烈士。领导说，这种大局观就同崇高。
王小波说“这是伪崇高”。
救了一根木头就有“大局观”吗？那么球一根稻草又怎样呢？牺牲自我达到“超我”才是崇高，但我们并没有“超我”，只是超度了东北虎的亡魂。从这个意义而言，“保卫成都”就是那根木头，而中国足球就是那个知青。
辽宁难道不需要保卫吗？当年辽宁就有人反诘。保卫辽宁也会找到若干崇高理由的，他们毕竟是前松后紧中国足球的一块奠基石。
我认为，“保卫成都”是一种滥觞，一如夜雨之后山坡就长出无数的蘑菇，自那时中国足坛冒出无数的“保卫”——保卫延边、保卫八一、保卫山城、保卫沈阳、保卫天津……中国足球，进入空前的“一级保卫状态”。
而“假球黑哨”，也就蔚为大观了，每个人都想保卫自己，结果局面成了每个人都在暗算别人。
我得再次声明，我绝没有认为成都不应该保卫，更没有认为“保卫”中隐藏着什么，这只是在讨论一个概念上的问题。我只是觉得，当初我以及我周围的人很亢奋的一举一动，现在想来并不那么崇高，而它对日后中国足球起到的意义，也没有那么崇高。
倒是，“保卫”给某些人借口，“崇高”成了一纸空文。“保卫”打破了本来的心灵规范及力量制约，就像有了第一个以“献给恋人”为由偷摘了玫瑰花，园子里必定失去本来的平衡机制，玫瑰园将一片狼籍………
“你给第一个错误安上借口，然后将万劫不复”，我相信这句话。
1995那一年，被称为中国职业联赛的“黄金岁月”，不过我倒认为它应该被称作一个“疯狂的恋爱季节”。我们在那一年两眼放光、头顶冒汗、心脏加速、灵魂出窍………我们与中国足球一起挥霍着激情，自欺欺人地制造着各种理想与头晕目眩的光环。
但是恋爱本身并不能给人启发，能给人启发的是失恋。在我们已不像发情的野兽走在大道上，严肃的回顾与讨论一下“保卫成都”是有必要的。
克娄巴特拉的鼻子
恩格斯曾经有这样一段精妙的论述：“如果埃及艳后的鼻了再高一分，或者矮一分，整个古罗马的历史将改写。”
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是天生尤物，古罗马帝国的几大强权人物庞培、屋大维都围绕她进行着明争暗斗。没有克娄巴持拉就没有绵延的战争，没有战争就不会形成今日欧洲的格局。
恩格斯想说明的是，历史的偶然是形成历史必然的重要因素。
’98赛季的最后一轮，中国足坛也出现了“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即使在现在，我们都记得彭晓方那“惊天的一脚”，试问，如果彭晓方那一脚高深莫测的射门“高一分”，或“矮一分”，整个中国足坛的格局是否会变？
从不掉级的八一队在那一脚下掉级了，从不落泪的车范根在那一脚下落泪，从1995年开始就不相信真实的人们在那一脚下相信真实了。
随着默默无闻的彭晓方的爆发，中国足球自’95以来那一重铁幕被炸开一条裂缝。
我坚持认为，从’95的“保卫成都”到’98的“惊天一脚”，中国足球走完一个轮回。’95崇高是“伪崇高”，’98崇高是真正的崇高，既然起点由全兴开始，那么终点在全兴结束，让全兴解开这个历史大结是天意！
天意认为，历史的“必然”一定由彭晓方这个“偶然”完成。
那一年末端的传闻很多，中国足球走到这一步已经成为传闻的集装箱。由于3支队的生死拴在全兴这条细细红线上，加之形势几乎决定李章洙与车范根两个韩国人必有一人血溅五步，所以西部的两个重镇——重庆与成都就聚集着“亿迈出双黑色的眼睛”。
那天天很闷，成都和重庆之间的无线电信号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在厚厚的去层中穿梭。看台上手机呼啦摔跟头一大片，两边都在密切关注着另一端的变化，“喂，偏了吗？”“哎呀，情况不妙呀啊。”“………进了，是真的进了！”那情形，很像战斗片中紧张混乱的前敌指挥部。
重庆，球迷像喊着川江号子一样喊着“保卫”成都，球迷们以一种奇怪的神情注视着这场“无所谓的比赛”。按弗洛伊德的观点，人在能决定其他人命运的时候，比被其他人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心理还要紧张、不适。这种感受，与’95“保卫战”中的激越感绝对两样。
我得承认，当时我深信不疑全兴将放弃这条比赛，“成都保卫战”中的一切都历历在目，从江湖道义而言，八一是全兴的救命恩人。无论是从中国式的政治背景还是中国式的人情世故来看，这不过是一场形式主义的比赛。
结果是惊人的。彭晓方的进球让我像只受惊的青蛙弹射出去，本来八一还有无数机会，可惜打平就保组的八一像耗费生命一样耗掉了最后一妙钟………
比赛结束。车范根这位在《韩人有种》里被我塑造成“具有标枪一般身形、鹰一般的眼神”的标准韩国男人竟哭得像一个初生的婴儿。而他的麾下，就如蚯蚓一般不知是痛苦还是喜悦在草皮上抱头扭曲着、翻滚着……
故事到这里已经够煽情了，重庆大田湾最终上演了一产喜剧片；而成都却是一部灾难片，我敢说，所有的革命战斗片中都看不到我们的战士们这样凄苦。
’95“保卫成都”与’98“惊天一脚”，不知为什么，我总愿意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我总觉得有些像《十二猴子军》中因果循环的意思。这三年中，中国球迷没有收获到什么，除了一份“玩世不恭”——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回归了？
与3年前一样，第二天又有很多声音在称道彭晓方一踢之下的崇高意义。挫败者已经退次席，彭晓方像个英雄一样被推到前台。
我知道，这“崇高的一踢”实际是声名狼藉的中国足球的一根救命稻草，它必须被凸现出来，并像一块贞节牌坊立在路中央，因为我们需要。
彭晓方在那脚射门后便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中，那脚射门即使从专业眼光来看也很漂亮，脚背压得很直，摆腿很迅速，皮球像流星一样划入球门死角。
我想问彭晓方射门一瞬想了些什么，但他的手机中一个女声告诉我“用户已出服务区”……我知道，找到他也说不出什么，“那只是一种感觉罢了”，我采访过的所有射手都爱这么说。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一踢的偶然性，但大家都不愿否认“偶然中有必然”，我也一样。“克娄巴特拉的鼻子”是偶然，但它“必然”影响着古罗马的命运。
“小人物”彭晓方就这样偶然之间“崇高”了中国足球，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这一瞬间产生的意义。当然“假球”仍将顽强存在着，但从那偶然的一踢开始，“假球”便不敢披着“崇高”的羊皮招摇过市了。保卫什么？连八一都不保卫了，还有什么坚冰不能击穿的呢？
所以，彭晓方一脚还清了自’95赛季以来中国足球的孽债。
斯蒂芬·茨威格说：历史是由若干现代战争重大瞬间组成的，改写历史的，可能是大人物，也可能是小人物。
突然就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丽春院出身的韦小宝从来没想到过要崇高，他的至高理想不过是八间丽春院、丽夏院、丽秋院等等，那些“关云之长，诸葛之亮”的招牌不过是他临急时扯来的而已，他是小人物，犯不着跟“崇高”较劲。
但比起《鹿鼎记》中众大侠、众王公甚至皇帝老倌儿，韦小宝却是最崇高的。杀鳌拜、诛太后、退反贼、收台湾，直至力拒罗刹鬼子让我国疆土不被吞噬。
韦小宝不为“崇高”而崇高，他的“崇高”都是阴差阳错顺手牵羊甚至逃之夭夭时建造的，手法低劣庸俗自不待说，每每“崇高”之后还追悔莫及，因为他是小人物，牺牲了私利自然心痛肉痛。
但韦小宝仍然可爱。正如我在《关于保卫》中批判的“伪崇高”一样，崇高与否不是你主观的看法，而在人客观的结果。一个小人物如韦小宝能在关键时刻改写历史，不管心里是否“仁义道德”，只要让历史在“偶然之间”前行，这就是“崇高”。
所以，世上没有崇高的人，只有崇高的事。
用这个道理来套’98全兴vs八一其实很准确,我们不要夸大人对事件产生的崇高意义,而应该意识到偶然的事件让人显得无比崇高，彭晓方虽然是“偶然一踢”，但这件事却是真正的崇高。
现在我们可以回溯一下。’95最后一轮——全兴vs八一，“保卫成都”使各种“保卫”走向足坛；’98最后一轮——全兴vs八一，“崇高一踢”使“保卫”成了一种笑柄，“假球”还存在，但人们已觉醒假球必须割除，这不仅直接引发了“打假扫黑”的呼声，也间接促动了中国足协在次年就开始了“打假万里行”——调查渝沈悬案。
两场全兴vs八一，洋溢着截然相反的历史角色——头一次“保卫”保卫了全兴的甲a，后一次“保卫”保卫了中国足球的名节，历史，是需要“克娄巴特拉的鼻子”来催化的。
我认为，反思历史的方式是可以多样的。它可以是悲壮，可以是轻松，可以是批判，也可以是幽默。但有一点，它必须有趣，或者说有意义。金庸在《天龙八部》里塑出萧峰这样豪气干云的大英雄，又在《鹿鼎记》里勾画出韦小宝这样大俗特俗的小人物——金庸说，这两类型实际上都是改写历史的英雄。我举这个例子要说明的是，这两个人都很有趣，很有意义，他们用不同方式在不同方面书写历史，也让我们反思历史。
但如果把“君子剑”岳不群当成英雄就不应该，他是“伪崇高”，典型的“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所以，反思中国足球’95、’98末轮两件大事就要警惕“君子剑”——那种先把全兴vs八一的’95版煽情得泪流满面，再把全兴vs八一的’98版搞成先知自觉的革命行动就非常无意义，或者说无趣。“君子剑”一生都在江湖上扮“崇高”，最后也只落得个修炼《葵花宝典》修炼得人性全无……
彭晓方只是这么偶然一踢，他可能一万次都飞出界外，但这一闪却直奔死角——历史就是这样，我们仍然把这偶然的崇高当成真正崇高。既然埃及艳后的鼻子不会高一分也不会矮一分，彭晓方那一踢也不会高一分或矮一分……
感谢天意，这也是彭晓方进球后迄今惟一的话。
一座荒诞的围城
1998年9月27日，中国足坛“巨无霸”大连万达队在俞元聪一声哨响中结束了足协杯半决赛。然后，王健林在黑夜中一声怒吼：“我要退出，这里太黑！”10月18日，当时的雅琪俱乐部老板周建国也宣布：“拍卖球队，退出足坛！”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远在北京的中国足协会分明感到椅子都震动了。
王健林、周建国退出了，但这并不妨碍其他人冲进来。“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要出去”，这是一座荒诞的围城。
中国足球资本论
资本的困惑
中国足球的“资本”，在这一刻突然困惑了……
先是苦心孤诣两年的周建国宣布“大撒把”，接着，代表中国足球尖峰水平的王健林决意退出足坛。两例个案郑重说明：支撑中国职业足球的“资本”，已产生信心上的动摇。
绝不能忽略这两例个案所代表的历史意义，它们意味着——这些足球的“资本”（姑且如此定义），已对自身生存的状态与发展的形式提出疑问。
不妨来看“资本大撤退”时扔下的理由——
雅琪的周建国说：“足球是能赚大钱的，但中国的环境不行，足球与市场的关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说到根本，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根本就不是一路的。”
万达的王健林说：“黑哨太多、假球太多、中国足球要多黑有多黑。如果不彻底进行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2002年世界杯中国照样没戏。”
关于中国足球，没有比周、王二君更精粹、更直接的评论了，在“职业化”五年来所有的球评中，这两则已登殿堂——唯有“资本”的拥有者与运营者才明白中国足球的弊病所在。
事实上，这完全可以理解为中国足球的“资本”向体制开火的宣战书。
《现代汉语辞典》对资本如此解释：用来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利的生产资料和货币。
意思豁然开朗：当王健林们携生产资料和货币进入足球的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利时，这部分生产资料和货币可能成为关于足球的资本。
但这时，问题便出来了——王健林们在苦心孤诣数年之后陡然发现，这个过程中居然少了一个极其关键的不节，那就是牟利。
马克思告诉我们，不能牟利的资本不是资本。这说明，王健林们关于足球的“资本”永远只能加上虚无的引号。因为他们无法牟利。
需要说明的是：当货币不能通过一定的关系生产最大的利润时，它仍不是资本。通俗地说，当王健林们只是每年斥资数千万换回广告效应时，或最多收回区区数百万票房收入时，它仍然不是资本。马克思早就说了：资本，拥有最大的侵略性。
明眼有都知道：王健林关于“假球、黑哨”的说法仅是一个导火索，沉郁于王君胸中最深的苦恼在于“体制”他承受不了体制带来的压力。这一点，个体户出身的周建国更为直率，他说：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就这样投进了一个无底洞。
中国的足球是不是真正的职业化？不是。甚至连半职业化也不是，因为——投入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老板们根本无法按资本运营规律办事，最多，他们只是一个赞助商，通过赞助换回点江湖名声，或寻求政府的政策优惠。但即使这样，也不是真正的资本运作，至多只是官商合作。
当中国足球尚处于幼稚阶段，“资本”的拥有者尚能接受扮演“赞助”的角色；但当足球的大盘飞速扩张之后，也就投入的资金飞速扩张之后，“资本”拥有者的心态必然失衡。
这里，必须提及默多克，那个澳大利亚传媒巨子。这位62岁的老人凭借资本对足球发起的侵略与攻击已昭示天下——足球是个聚宝盆。于是，在中国以货币支撑足球的老板们必会怦然心动，准确地说——他们要在给足球投钱之后再赚钱。
于是，悲剧将必然上演。因为中国足球的体制如铁幕般挡在面前，体委、足协、观念、规则不停地要否决他们的要求——“资本”困惑了。
但体制与观念就像一座冰山难以击破，中国的“资本家”们任何努力都很无力。中国的体育观念，是从“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衍生而来的，它有深厚的政治背景。
足球的“市场经济”从一开始便会遭到不断的挫折，从计划经济而来的中国足球，要达到“市场化、产业化、职业化”的目标，真是的犹如“从此岸到彼岸”那样遥远，中国足坛还没有形成“资本化”的温床。
因为资本本身不是某种实物，而是通过此物体现出来的某种关系——马克思说的。
恍然间，已仙逝一百多年的马克思站出来，指挥中国足球笔曰：“记住皮尔的故事吧——皮尔到澳洲去淘金，货币、绵羊、奴仆，什么都带了，但他最后仍是一贫如洗——因为他忘带必要的生产关系。”
足球的“资本”很困惑。
资本的反击
记住马克思说的，资本永远具备侵略性与扩张性。
因此，按照伟大哲学家的思路——资本，在一番困惑之后，必然会发起强烈的反击。
必须用睿智的眼光注视王健林“资本大撤退”的真实背景——
绝不可以肤浅地把这个历史事件认作“要求公平竞争”或者“地方情绪的作崇”；更不可以把“资本的撤退”当成“资本”本身的软弱。
就像只有傻瓜才把“波士顿倾茶事件”当成北美人闹着“海水沏茶”的亚作剧。历史格局的重大变化，往往是起于一个“针眼”般的小事件。
诚然，中国足球各俱乐部开支的无限膨胀，如“黑洞”般吞噬着企业的激情。俱乐部的老板的心情，恐怕都只有一个字——“累”。
但是，简单把“资本大撤退”理解为企业人不敷出、难以为继，就只看到了冰山的一角，这是周建国说的。
必须承认，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们拥有着极其强劲的生命力，无论是王健林，还是周建国，他们既然可以把30元变成3亿元，就可以把本身蕴藏极大市场潜质的足球变成聚宝盆。
但是，目前他们却退却了，问题不在自身，而在缺乏一个“撬起地球的支点”。换言之，先前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市场规则”的支点；惜乎不幸，进入中球领域后，这个支点倾斜了，他们所有技巧与气质在扭曲的“游戏规则”中无从发力。
通俗地说就是，这帮商场中的精英不适应在“中国足球的生产关系”中生存，旧有的机制，像一根湿冷的绞索般套在他们脖子上。
比如，市场的分配原则是“多劳多得”，但老板们不可能主“少劳”的腕和们少得；再比如，市场的竞争原则是“物竞天择”，但老板们却无法让具有“感召力”的无老们“下课”。
再比如那些令人发指的“假球”“黑哨”，以我想来——所有出钱的老板们都不会让自己的“生产资料和货币”被糟践，他们不想在足球经营中戴首“绿帽子”。
问题的最核心在于，他们一夜间发觉自己从事的是一件违背经济规律的事。这使得每个投资者的事业心受到极大伤害。
于是，我们便越来越接近事情的本质——其一，他们并非实力不济撤离足坛；其二，在“资本侵略性”的作用下，他们必将反击。
眼下外资纷纷撤离俄罗斯，原因是他们不适应此间的市场秩序，从而进行了“战略大撤退”。而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举步维艰，在于管理者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生产力要求。
但“撤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就像毛泽东所说：收回来的拳头打人更痛。中国足球的“资本”，用撤退来表达一种反抗，用撤退来积蓄力量，用撤退来告诉世人——中国足球的运行机制不发放，“资本”将永远宁日，足球将永无支撑。
还是得运用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著名论述：生产关系，永远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旧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它就必然为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
这个过程本身应该是一场革命，但它的最开端，却体现为一咱反抗，一如王健林们以“资本大撤退”形式策动的反击。
王健林说：“如果司法部门介入，我们将证明中国足球有多黑！”
周建国说：“要以‘牺牲’唤醒后来人。”
我一直认为这是革命最初级的形式。因为它代表着一次认识的飞跃，否定以前的东西，就意味着一种反击。就像英国、法国几百年前对王权、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反抗形式一样，粗糙幼稚但是必由之路。
恩格斯说：第一个冲出手工作坊的人，不可能想到他在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他的所作所为对今后产生了巨大作用。
换言之，即使王健林从此踏上不归路，但张健林、李健林们仍然会蜂拥而上。也许，那时，中国足球的内层结构会在历史的筛选下被迫或不被迫地承认“资本”的主导地位，并认真按照市场规律运营中国足球。
所以，别把王健林的“资本大撤退”当成中国足球“黑暗的一页”，从积极的一面分析，中国足球的“资本”们觉醒了，他们不再以“二房”的身份委身低矮的足球屋檐下，他们不仅需要名分，更需要在运营过程中真正的控制权。
于是，关于中国足球“资本大撤退”现象的一个观点便昭然若揭——“撤退”就是反击，反击先得“撤退”。虽然这种“反击”最早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但它必然会夺得战场的，一如历史上欧洲“资本”之于封建体制横跨数百年波澜壮阔的拉锯。资本告诉我们：“资本“永远言败，因为谁都要服从市场的规律。
资本的革命
我们已经明白，中国足球一直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忽略资本的主导地位。
足球，当它并非以一项竞技运动而是以一种经济形式出现时，它的进一步扩张就必须依赖一动资本的进入。我们知道，下个世纪的主导经济是“注意力经济”，而而正是特点鲜明的“注意力经济”，它必须也只能通过“资本的核动力”推进。
通俗地说就是，足球不仅仅是用来花钱的，而是用钱再来生钱的。
必须再一次提及那个澳大利亚籍传媒巨子——默多克，一个极端狂热的航海爱好者，拇指被缆绳切断也乐此不疲；他此生最大的乐趣却是赚钱，赚更多的钱。因此他以最大的热情去投资10亿美元购买伟大的曼联队，并用“天空”电视等是市股份控制英超转播王国。
虽然很多保守的英国人极力反对这桩买卖，但事情不会以普遍英国人意志为转移，它只会无紧不摧的酱的意志为转移；cnn的老板也横插一杠，表示“愿意出更多的钱购买曼联”。美国人不会玩足球，但美国的资本家门却会通过足球赚钱。特纳说：足球，我诊断它就是一口口富油井。
足球确实能赚钱，它广阔的市场空间不仅会吸引大量的资金，而且它更肯意义的后果是——“足球资本”的进击会击垮原来旧本的阴碍生产力发展的所有格局与关系，从而建立一套完全与现代经济规律吻合的模式，最终“资本”也会战胜旧有的机制。
余杰在《火与冰》里告诉我们——欧洲经济萧条时期，各教堂举步维艰，不少神职员纷纷在教堂开餐馆、办舞会、演戏剧、摆摊点。德国科隆的一位主教无奈地说：
“赚钱，往往比祷告更有用。”
我相信，科隆的这名主教发出的是“上帝的声音”，在商品社会里，赚钱就是真理。
回过头来看看雅琪、万达的“资本撤退”，我在前文已论述了他们必然会经历“资本”的困惑和“资本”的反击两个阶段，按照资本在市场经济“战无不胜”的必然规律，规律中国足球的“资本”最终会建立起来，也就是真正职业俱乐部必将战胜现有畸形的联姻式的“职业”俱乐部。对此，我非常乐观。
这是“资本的革命”，也是职业化建立的第三个阶段——当然现在很多人仍然将这两例个案归结于“假球黑哨”和“经营不善”，或者是中国企业的资金匮乏，甚至简单地把中国足协会这个失却权威感的机构也拖进来批驳。因此不少于写手们也不惜笔墨地往这方面用力。但他们偏了！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足球未能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资本”尚未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无论什么“大款”、“巨贾”投资中国足球，他都逃不脱“撤退”的必然命运，世界著名的飞利浦也扬言要撤出中国足协会杯就是一个警钟。
那么，什么是职业足球完整的“市场体系”呢？不妨把眼睛放远一点，看一看欧洲著名球会的运作吧——
都知道ac米兰的后台老板是贝鲁斯科尼，但实质ac米兰并非“贝氏米兰”，他只是控股，占据“出资方”的大哥地位。
再说莫拉蒂，意大利石油大亨，虽然他可以不停地从自己的支票薄上签出数千万美无限为国际米兰购买巨星，但他不会出所有的钱，也没有必要出所有的钱。
还有拜仁、纽卡斯尔、阿森纳，背后都有一个主要的老板，又有若干隐形、不隐形的老板。
这就是“股份”，虽然仍没有达到其他股份企业的细化、完善，但这已足以保证资金的相对充足与管理的科学、系统。
英国人在这方面的资本动作给我们的足球革命提供了最好的榜样，随着一批精英资本家的进入，足球不再是“利物浦码头工人”的游戏，而是酱家旗下一台运转飞快的印钞机。足球进入股市，这是英国足球资本革命的一座里程碑，一切都按照资本动作的方式进行，它是一家企业、一家金融公司，或者一只“概念股”，股值可升可降，足球竞技的特点在这个领域反而淡化了。比如说英超显贵纽卡斯尔，虽然近两年它均未能保养顶冠军，但它的动作、它的管理以及票房号召力丝毫不低于其它球会。“纽卡斯尔股”也作为一个真正的上市股活跃于伦敦的股票交易厅。曼联、阿森纳、切尔西、矣费顿，它们都是股票化的东西，球队只是一种承载形式。
请记住著名的“英超大联盟”的全称吧，在英国考察期间，我吃惊地发现它竟是“英格兰职业足球有限股份公司”，而英足总也是以股份形式加盟“大联盟”参加动作分红，它们绝不是什么政府职能部门，这些部门的主管也绝非什么“国家干部”。这就是玩足球。
英国足球登陋股市启示了众多欧洲球会，上市与酝酿上市的球会比比皆是。为什么？欧洲人真正意识到——足球确实应该被当成一个企业来经营。
这里，必须把欧洲的“足球彩票”作为一个有力的论据。其实，意大利职业联赛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一联赛，同他们发行了50多年的足球彩票密不可分。意大利足协每年从彩票中盈利近10亿美元，不但令各支球队获益匪浅，而且上缴大量资金给意大利奥委会，用以养海其它运动项目。正是这些每张只值人民币一两元钱的彩票的存在，意大利才能搜罗全世界的精英，使他们的联赛变得更精彩，也更能赚钱。假如中国足球拥有这样的彩票，假如王健林们能够从这样的彩票中获利颇丰，那么区区一个俞元聪、一声“黑哨”、一场假球就能阴挡“资本”在经济营中赚取利润的欲望吗？恐怕那时用棒子也赶不走王健林们！
从这个角度来看，“高俅与宋徽宗玩球”的故事遗害很深。中国人的观念——踢球是为了看的，看球是为了玩的，玩就是要花钱的，人们忽略了如此重要的目的——赠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