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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承鹏 当前章节:14976 字 更新时间:2026-7-23 03:06

但“狗们”并不后退,咽了包子仍然齐叫:“太黑!太黑!”

一条狗咬人属于个人的过激行为,满城的狗咬人就是对“人狗社会关系”的叛逆行为。狗们撕毁了“人狗契约”——这是新闻。

“狗咬人”成了新闻,这本身就是天大的新闻,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有些病心疾首:包子里装的可是我割下来的人肉啊……

但狗们并不买账——人肉?哼,人肉里可有狗肉,狗肉里怕还有些人肉,你哪分得清?何况,这包子原是用来“打”我们的——这可是人话!

满城的狗于是有些群情激昂,这个要“退出”,那个要“斗争”,体格雄壮的甚至还要“冲进”——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

人有些手足无措,这才想起转身抄“板儿砖”,但此举竟遭到“狗们”的嘲笑——晚了!“板儿砖”可打得尽这许多狗。鲁迅早就说过,一个人是打劫,一群人是革命——这道理不止适用于人,狗们也要革命。

人一头雾水地端着“板儿砖”,怔怔想他们说的“革命”二字,“狗们”却顾不得这许多,争先恐后扑将上来……

“狗咬人”终于变成了新闻!这,就是原来“主仆”紧密的甲a甲b各俱乐部与中国足协突然混战的原因。

流言与流感

流言与流感原本是近亲。

无论是流言还是流感,都是“来无影,去无踪”,传播面积大,消失得也快。得了流感的人,流鼻涕、打喷嚏、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其状很惨;中了流言的人,眼睛哭红、鼻子拧肿、夜不能寐,甚至绝望之极抹脖上吊。

流感与流言传播速度之快、伤人之深是有据可查的,前者比如说1939年南美洲那场瘟疫,凶手就是“流感”,死了十几万人,甚至连猫、狗都未能幸免;至于后者,就是中国人极熟悉的阮玲玉了,“上海滩第一美女”的香销玉殒至今成为所有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心痛模范。

为什么会产生流言。

我们得很考评一下为什么会产生流感?据说“流感病毒”是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这个说法不太美丽,我们岂非成了“流感”的徒子徒孙?所以我宁肯相信另一种说法:流感,是外太空产物,随陨石或者外星人降临地球。

但科学家们认为这结论不太严肃,所以流感渊源至今还是“凭空而来,凭空而去”——这,恐怕也只能作为“流感”的近亲——“流言”产生方式的一个疑问了。

天知道流言是怎么产生的?到了最后,人人都在“流言”,人人都患“流感”。流言,原是没有祖宗的,并可“子子孙孙无穷尽”的。

倒是马克·吐温讲述一个故事有些意义:伯爵夫人生儿子→天啊,儿子和大象一样强壮→伯爵夫人生了一个大象般的儿子→知道吗?伯爵夫人生了一头大象→伯爵夫人原来是和大象通奸→不对,伯爵本就是一头大象伪装的。众皆哗然。

从“伯爵夫人生了儿子”到“生了头大象”,马克·吐温说,公众的好奇欲与传播欲是无止境的。如果伯爵夫人的分娩过程未能让公众亲眼目睹,儿子就会变成“大象”,下一次还可能变成南美雨林巨蟒。

鲁迅也有一段著名论述:从半截袖联想到白臂膊,从白臂膊联想到半裸,由半裸联想到全裸,由此而性交,由此而杂交,由此而乱伦……

所以,流言的产生实际不需要什么现实基础,它甚至很多时候没有动机,只要有人被传染上,并把它传染出去,符合着一群人的好奇心与想象力,流言便产生了。

中国足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流言集散地,制造流言的、传播流言的、伤于流言的,用不堪流言又去制造新一轮流言的……有些像自由市场的“以物易物”“哄抬物价”,也有些像江湖上那句叹:“冤冤相报何时了?”

曾经,海埂的那条大狼狗成为那一届春训的明星,有家报纸甚至不惜在头版刊发一大幅照片,上面是狼狗矫健的剪影,背景则是海埂落日,压图标题叫:春汛开始了。这个编辑独具匠心,可惜事后有关方面查证什么狼狗、经警均是流言,根本没推动用过警力警犬看守春训球员,没“记者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

那可能是记忆中较为有趣的一则流言,之后的流言便变得生猛残酷起来。比如说某某与某某不和,再比如说某某扬言离队,当然最有市场占有率的还是关于“假球、黑哨”——某俱乐部委托某老板携巨款潜入某市“勾兑”某队,或者干脆就是某队与某队直接沟通花钱把好事给办了!

轰动一时的“渝沈悬案”最开始就是以流言形式存在的。当然,虽然中国足协开展了“大义灭亲”式的“打假万里行”,但最终也只能证明“渝沈假球”只是流言。足协虽然给两队都罚了款,但并非罚“假球”的款,而是罚“拖延开赛时间”的款,这情形,就像一个人因杀人嫌疑被控,最后法院却判了个“乱吐口水”之类的罪名……

感谢郎效农主任义正辞严的那声怒喝大喝——“假球与证据是密不可分的”,这给流言定了性,没有证据有流言只是流言(两年后法学界还对郎之懂法赞不绝口),“证据说”从此对流言极有威慑作用。就像“康泰克”之于流感,虽没有根治,倒控制了病情的发展。

说到“康泰克”,就想到科学家对于慎用感冒药的劝告,科学家说,其实感冒是治不好的,感冒药之类只能让你不再有鼻涕长流、喷嚏不断的证状,但流感病毒仍然存在,吃多了感冒药病毒们反而有了“抗药性”。

流言也如此。

随着流言的飞来飞去,中国足协成立了“新闻办”,并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流言定性了“假新闻”概念。这是对新闻学的一个贡献,因为从最早的一份乡村邮报到普利策大师到现在默多克旗下的林林总总大报小报,从未发现过这个概念。

我所在的圈子不少人遭了“假新闻”的道。比如说“舒畅李蕾蕾退队”,比如“红岩五球员涉嫌打假球”,比如说“霍顿立下军令状”,再比如说“体测将取消”,更比如说“王俊生下课”。流言比流感更可怕的在于,得了流感总有人会来救死扶伤,中了流言则可能遭致一顿板子猛抽——中了流感就会传染流感,中了流言就会传播流言,而媒体传播流言速度更快、影响更大。因此,中了流言就会传了流言,传了流言就像中世纪得了流感天花要被活埋掉的……

现在没有哪个媒体敢说自己没有“中流传流”了,小到国家队集训名单,大到人事变动假球黑哨,因为这个空气里流言比流感病毒数量还要多。就像身体再好的也会得一次流感一样,这个圈子无一幸免。有位圈中大腕,人正直严肃,某天在电视谴责“假新闻”后,没过两天,便被“假新闻”缠上,对手死缠烂打要打官司,有好事者在报上就“讽刺揶揄”说“才骂了狗屎,低头就踩了狗屎”,大腕极怒,可又怕反击之下流言更多……

分析中国足坛为什么产生流言比分析为什么要产生流感更难,因为“流感”属于生理现象,流言属于社会现象或政治现象。你很难拿科学态度进行分析。“陕西怪杰”贺晓龙有一说:允许裁判有错判误判,那么就得允许记者有误写错写;北京王俊更是一语惊人:许你打假球,就不许我写假新闻?

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在振臂高呼“打倒假新闻”的运动中疏漏了的——这流言究竟是不是流言?流感很客易判断,你在家里多打两个喷嚏老婆就逼你吃药,如果在公车上别人还会顿时离你远了两步(可能怕是因为爱滋吧);但流言,除非是把孩子说成大象那样的玩笑,是很难判断的,当事人呈怒发冲冠状,喝断当阳桥断水倒流:“这是个流言!”你便没辙。因为一般人是没有红外线、窃听器、全球定位的高科技产品的,事后你拿不出证据,你便是流言祸首。

当然,有了像“录音带”这样的证据也没用,“3号隋波”调查来调查去最后锁进了一铁皮匣子里去了,据有关方面称,别人没商量“假球”,录音带上尽是“淫词秽语”。于是,“3号隋波”一案又是一桩“流言”了……不过,王女士不远万里操着葡萄语说些这调调,也太费神费劲了……

所以,所谓“流言”,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流”的,它可能真是“冰山一角”,或“露在床下的绣花鞋尖尖”。

流言传来传去,街市依旧太平。中国足球倒也是“街市太平”,虽然吃惊得很——以前被传下课果真下课了,以前被传为不和的果真不和了,以前被传为要输掉的果真输掉了——流言虽是流言,但它并未影响这圈子的“祥和之气”。就像流感,伤不了大雅的。

只不过有些流言的真相老捂着却不是办法,就连“黑匣子”也有公布的一天,何况“流言”呢,捂久了会发臭的……

我就想起一个民间搞笑的故事。一个农民进城,内急,大窘之下寻一隐秘处狂泄一通,然后又用草帽捂着逃逸。还说:“什么都没有啊,都没有啊”。众人就猜:里面有只金丝雀?一定有叠人民币?一定有条眼镜蛇?有胆大好奇都个手去一模。

结果无须再说,大家恍然大悟后一致大骂:该死的农民。

沸腾的火锅

我以为,中国足坛就像一个大火锅。所有的东西都在锅里沸腾着、翻滚着、沉浮着……

它有各种味道,各种佐料,各种吃法。每个人都可以伸筷子往里捞点什么。火爆之极,但不能多吃,否则会上吐下泻。

——口沸反盈天的火锅,一群围着火锅的人们。

斯蒂芬·茨威格说:“历史是由这些串联而成的”,所以他写下《人类群星闪耀时》,而王朔翻脸不认人,拎板儿砖就打……

失败者

昨天晚上,爱迪松“塔瓦雷斯获得了两次胜利——一次在草坪上,另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上。

原本,这位犹太后裔只拥有一次胜利机会,但他的对手太沉不住气了——高洪波在血管被愤怒撑破的情形下向他提供了又一次机会,于是塔瓦雷斯在这个夜晚,极其充分地享用了“双重胜利者”的喜悦。

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胜利,但“狩猪者“塔瓦雷斯却捕获了更多的猎物。

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球场失败,但失败者高洪波却向对手提供了再次进攻的机会,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拙劣表现让人感到“二流”定信的准确性。

“老高”——京城人这么称呼高洪波,因为他具有老一代球员最朴实的血液,也有新生代教练最敏锐的力量。

但这名已经学会在“笔记本电脑”上作比赛记录的“老高”,昨晚却让我们惊愕,惊愕得感觉他那消瘦的身影都像一枚巨大的“惊叹号”。

拒绝出席新闻发布会,找绝回答记者提问,拒绝与对手握手,只不拒绝把失败的原因归处咎于裁判、场地以及不断旁若无人地狂嚼那枚永远充满仇恨的“香口胶”。

“你的唇边有种风暴的味道”——看着愤怒得如同一头狮子的“老高”,我突然想起这本畅销书的名字,对“老高”那一丝敬重,也被“风暴”刮去。

“最自由的论坛”——这是欧洲媒体对教练赛后新闻发布会的描绘——无论是赢家还是输家,都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椅子上发表论点。

这恐怕是输家最后战胜赢家的一个机会——但高洪波放弃了,他错误地试图以“一种昂然而去”的方式去表达愤怒,而不管尚有一项必须尽到的属于“比赛范畴的义务”——回答记者提问,也就是回答提问。

“老高”的放弃意味着——他不幸将在同一个晚上遇到第二次失败,而且败得很惨。因为胜利者塔瓦雷斯就可以极舒适地坐在那把椅子上,开始极富煽情的“脱口秀”——这是塔瓦雷斯的长项,他在已经获得了一个胜利的蛋糕后,又开始欣然地往上面抹上新一轮胜利的“奶酪”。

“不要以为今天脱下你的球衣,明天就可以成为一名职业职业教练”。

“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教练,你先得学会做一名出色的男人”。

巴西人以一种“教父”的口吻教导着他曾经的学生。

这是了解“中国国情”的塔瓦雷斯对中国足球最刻薄的解剖,也是真理般的断论。

唉!比失败本身更可悲的——我突然想起了“兽王”泰森猛咬霍利匪尔德的镜头,我突然悟出中国足球之所以一败再败的一点原因。

头一次失败只是仰面倒下,第二次失败则是匍匐而行——中国足球“别把无知当个性”。别让人家击倒你的身体后,又在灵魂上保持一种永久的高傲。

昨晚,我明白了中国足球为何永远成不了胜利者。在塔瓦雷斯率全兴赢球的时候,中国足球却输了。

鸡与蛋

关于“鸡”与“蛋”,已在人类的唾沫屋子里争执几千年了……

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鸡先派”与“蛋先派”老顽童周伯通的双手左右互搏之术,打得昏天黑地末决胜负。而徐根宝也不甘寂寞,他的“母鸡理论”旗帜鲜明地把这一争论引入了足坛——

“中国足球上不去的原因,在于蛋不行;母鸡再能干,也孵不出出色的小鸡来。”

都说徐根宝是“上海滩最后一个男人”,根宝斩钉截铁地判决了中国足球的病根——坏在一筐臭蛋上。

一筐臭蛋是多么误事啊——

比如,让雅凯率领中国队去打世界杯。母鸡绝对是正宗“高卢雄鸡”,但它注定孵不出像齐丹、德尚这样的蛋,郝海东、范志毅这样的货色肯定会误了雅凯先生的一世英名,演足“黑色三分种”、“黑色三妙钟”是不可避免的!灰头土脸后,雅凯还没走到凯旋门就会被他的老乡们一顿暴扁——当然脸上少不了砸满臭鸡蛋。

不过蛋之所以是一条生命,据说是因为它已经具备灵性,“蛋”们完全有可能从壳中跳将出来:“喂,我抗议,小心我告你诽谤!”

“如果说我们是坏蛋,在公认蛋是鸡生出来的前提下,本方反问鸡为什么把我们弄得这么糟糕,这算不算虐待动物!”虽然“蛋”通常保持沉默,但说出话来句句是呈堂证供。

谁生的一窝臭蛋?确实是一个让根宝难堪的的情况。

有句文革老话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如果像根宝、戚务生、金志扬都是好鸡,何以生下来的都是“混蛋”?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这不合常理。

属于“蛋”们的怨气:“我原本是只好蛋……可能还是只硕果仅存的恐龙蛋,但不小心沦落到鸡手里,才如此下场”,蛋很悲哀。

这时,事情不可避免地一头撞上纠缠千年的“鸡与蛋”的悖论。蛋是鸡生的,鸡是蛋孵的,鸡掐着蛋的脖子,蛋抓着鸡的头发乱作一团,场面很滑稽……

其实,就像根宝先前这只“蛋”由年维泗这只鸡生下,年约请泗这只“蛋”也由更老的鸡生下,鸡与蛋本是一脉相传,好鸡生好蛋,坏鸡生混蛋的道理秀容易说通。鸡肯定生不出石头来,石头里也蹦不出鸡来,这是真理。

陈亦明曾经语出惊人:让一帮我籍球员组成中国队,肯定进世界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谬论,因为它不仅彻底否定了中国的“蛋“,也顺藤摸瓜否定了中国的鸡。

幸尔“遗传基因工程”进展迅速,这可以彻底改造“鸡”与“蛋”的质量,到那时,不仅人可以长命百岁,“鸡”与“蛋”也可以不再指着鼻子相互埋怨了……

面子问题

“阿拉”徐根宝终于拉下面子,我要辞职。

“阿拉”在拉下自己面子时,顺手也拉下了万达的面子——他说“环境不好”。此“环境”应是万达的环境。

足球是大连一张烫金名片,也是一张很大的面了。这张面子给这座城市带来过许多荣誉,同时不可避免地罩住了本身的鄙陋。根宝很凄然:不是我顶不住了……“顶得住”是人们给了他面子,“顶不住”是人们撤回了面子。这就是弦外之音。

前些日子王健林说,“徐指导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不是我要不要他下课,打不好他自己也要下课。”

与此同时根宝也搬出薄市长当年的话:“根宝你走,不够朋友。”——说的也是面子。

一枚足球难道真能撑住这些个面子吗?难道这种踢来踢去的游戏,真需要上升的面子的高度吗?

据说万达俱乐部不太可能接受徐根宝的辞呈:一是找不到合适的人:二是为了面子。雄踞甲a的万达不能这样被抓破了脸。

万达的问题就是“面子问题”。一线面子逼万达走上峭壁,也逼得根宝面无人色。其实一名足球教练提出辞职很正常,但为了一张面子辞职就有点怪腔怪调的,这令我突然想起鲁迅大喝的那声:“连屁股都露了,还要面子干什么?”

适值大连今年建市100周年,据悉有关方面也有一个冠军计划,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特质,冠军是“计划”得来的吗?

球队成绩坍塌就得找出责任人,最直接的责任人当然非根宝莫属——拿不到冠军就是事故,你得找回面子。

根宝要去找面子,但手下人却不给面子,一不留神,便落得个4平1负的下场。

“计划经济”的足球就是“面子的足球”,面子的足球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会激发一定生产力;但这只是一种泡沫,它违背了职业足球本身的规律。

所以,不顾万达实力的消磨,不顾根宝本身的能力,“计划”出一个目标,这是万达最大的悲哀。

中国足球踢到现在,已蜕变到一种“面子足球”,何必强球万达再凑一个“冠军”的趣呢?何必让只推出个“抢逼围”的根宝去帮万达挣个面子呢?

西方人讲荣誉,得不到最多的仰天长啸、泪湿衣衫;中国人讲“面子”掐不到便一片悲歌,甚至各级部门也要“无限关怀”一下。

昨天深夜,王健林痛说根宝,“来时不容易,走时也别想那么容易。”

这岂非又在说面子,“阿拉”都不要面子了,何必愣把一张死皮往他面子贴?

——一边扯下面子,一边愣要贴上面子,按侯氏相声的逻辑,这岂非成了“不要脸”的足球,或二皮脸的足球。

寻找悲剧力量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1999、以这样充满力量的文字来开端。

但是,中国足球已经失去这种力量,因此,清醒开始变得麻木,激情开始变得矫情,思考开始滑到玩世不恭……

对于山坳上的中国足球,最危险的不是打不开对手之门,而是打不开心灵之让。

还有什么比中国甲a庸的26集电视连续剧更令人絮烦呢?中国足球,不仅聚集不了任何让人心动的力量,它甚至散失让我们“长醉当醒,长歌当哭”的悲情……

春天变得如此之冷,冷得中国足球只能抓紧心事匆匆赶路——在路上,却少了过去热切的目光。金州,八千人;沈阳,六千人;青岛,一万人;最火爆的虹口,只有两万人。这就是关于中国甲a如此残酷的寂寥冰寒。

12亿人中只有10万人现场喝彩的足球,不是一个能打动心灵的足球——中国足球尚不及提升身体的力量,就开始丧失心灵的感知力量。

霜风如刀,飞雪连天——霜刀提醒中国足球之往事,飞雪铺盖的是中国足球之前路。因此,我们怎能不寻找一种力量去打动心灵——而且,应该是一种悲剧力量。一如“5.19”的工体长跪,一如十强赛的“金州飞泪”。

但中国足球正在散失这种悲剧力量,眼眶不再湿润了,声带不再嘶哑了,生生死死都引不起心情的刺痛了——中国足球,渐渐失却了一种“精神童贞”。

我担心,“哀草莫大于心死”。“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中国球迷,就像一位要决绝而去的新娘,没有眼泪,没有心酸,她只用木然的目光看着你,用一种寒意告诉你彼此的距离。中国足球,度过了前几年的密月酽情。

复旦出身的朱学勤痛心知首:中国人正在丧失一种悲剧力量;中国足球应不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正在远离一种悲剧力量。

一则希腊神话——触怒天神的西西费斯正在遭受惩罚,他每天必须做的就是把一块大石头不断地推向山顶,然后滑下,又不断推向山顶……日复了日。

这像极了苦难中的中国足球——从一个灾难逃到另一个灾难,看不到悲剧所在,就找不到悲剧力量。没有悲剧力量的中国足球怎能将石头推上山顶?没有悲剧力量的中国足球只能退回到徽宗时代充满“享乐情趣”的“蹴鞠”。

因此,再絮絮叨叨地论述“辽宁胜万达开创新局面”,再流于浮滑地归结“两个历史记录被打破”已让人极端厌恶——中国足球还需要所谓专家们的“技术点评”吗?中国足球还需要某些“新闻熟练工”的隆胸拉能上能下美容吗?对于中国足球的前行,这些事物绝对是“毒药”。

一九九九,可能是中国足球真正死亡的开端,因此中国足球必须寻找一种悲剧力量,就像3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忆起的情景:火光映脸庞,泪水盈眼眶,我们的灵魂为中国女排首个世界冠军而颤动。

双城记

“不在一座城市生,就在一座城市死”——伟大的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诠释了这样的主题,这种生死碰撞就是现代城市的“极度抉择”。当我们用“一夜豪赌”的方式否决了另一座城市保持了4年之久的优越感后,你会突然领悟vs隆鑫上演一出2000版《双城记》的真正意义。

“我要赢得整个战争,而非一次战斗”——为这座城市再次“一夜改写历史”的米罗西,昨天完成了对全兴最后一具“偶像”摧毁。

成都vs重庆——这是一个具有极端主义的倾向的提法。但我相信我们这座城市的人民喜欢这种“江湖恩仇”,尤其是在以“风暴式的速度”了结了4年宿怨的时候。

就偈法国政坛兼足坛枭雄塔皮埃在法庭外的那段慷慨陈辞,“足球,我确信他是马赛的城市代码!”

必须用足球传递一座城市的声音,必须用胜利塑造一座城市的形象,必须用不断改写历史确定整个城市的信心。于是,城市与城市的“快意恩仇”便轰然上演。

米兰vs罗马,巴塞罗那vs马德里,马塞vs巴黎。虽然我们赶不上狄更斯笔下激越的“大革命时代”,但这争,我们喜欢在战争中获胜的感受。

“双城记”缔造的就是“名城之战”,成都与重庆宁肯玉碎也不瓦全,这其中包藏着两座城市数十年的恩恩怨怨,也包含着“码头文化”与“茶馆文化”的不共戴天。

你可以说黎兵的进球是“日尔曼式”的,你可以说桑托斯的进球是“巴西烤肉式”的,你甚至可以说德阳人民的“雄起”是“’95保卫战式”的……

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甲a已没有不可能逾越的“阿尔卑斯山”,重要的是我们已用锋利的匕首将“双城宿命论”划为碎片……

足球,就是寻找一种“偏激感觉”——这是我对它的解释。据说赛前隆鑫的孙庆倨傲地问,“谁是西南的老大啊?”这让我有些无名恼怒——但后来他就像黎兵晃得像一根愚蠢的木桩,而他身后的符宾就被4枚“愤怒的炮弹”打得找不到北,我坚信,他的每次扑救都是“真实扑球”……

这就是渴望已久的《双城记》结尾之处,然后姚夏在德阳小城说:我有一种大胜之后的平静——就像当年苗大侠在山巅这上,拎刀四顾茫然:“我在寻找下一个仇家……”

流氓现身

“足首”阎世铎上台后史无前例地引入了“流氓”这一词汇定性“西安事件”。

“流氓”不是“盲流”,盲流“宋丹丹”与“黄宏”联手只能产出“海南岛”、“吐鲁番”以及“长白山”,它某次列车上出不了人命。

《现代汉语辞典》对“流氓”的解释显然老掉牙了。“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游手好闲”甚至典型60、70年代的“耍流氓”这些包含不了“流氓”的时代意义。

“流氓”突如其来,加上“足球”头衔的流氓会在一种邪异的群体情绪煽动下千万直接破坏。

我们一直愿意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解释很多站突,似乎球场上闹事的不过是“地方主义情绪”在作祟,地方情绪的背后又是“地方荣誉感”在作支撑。

板子打轻了!所谓“地方情绪”,仍是一种外套。某省某市某地的树木被乱砍滥伐掉了,怎不见一两万人上街闹事;某厅某局某处长期滥用职权营私舞弊怎不见群众挥着标语要求“罢免”?

是流氓,就要闹事。据说英国足球流氓的祖先都是中世纪的落魄骑士,中国的足球流氓是不是祖先都曾啸聚山林,“风紧”然后就“扯科”?

我看《水浒》里每章每回都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但包括宋江之流没少“替己行道”。闹事的流氓们每轮每场就要高喊“还我公平“的口号,但扔瓶子、烧报纸之类的龌龊事也没少干。

——对“公平”无原则地夸大,就是对公平原则的践踏。

因此,阎世铎说同说出“流氓”二家,是他对中国足球改革的一大贡献。他撕开了“地方情绪”的外衣,如同现在把“耍流氓”与“强xx犯”严格区分开一样。

重创尼维尔的那群足球流氓没什么借口,“我们就是要整死他!”但一小撮中国流氓总是要打着“公平”的大旗耍流氓——看来坏人也有中外方式,这恐怕又得归结于“国情”。

中国人一向明白何谓公平游戏规则。前两天“中国功夫vs美国拳击”,美国人在“不得踢、不得摔、不得抱腿”的规则下一败涂地,偏偏场上屡屡奏响着“黄飞鸿”、“霍元甲”之类的壮我声威的调调,看台上观众尽是张张亢奋的脸,蹦跳得像一群快乐的青蛙……

他们极大满足了,原来他们就是要“胜利”——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

我想,这就是“一小撮现身为流氓的原因……

别怪面包

中国的教育体制多年来受到非议,有人拿了尖锐的话形容——颇有“新八股之风”。其中最让人攻击的就是高考制度,每年“黑色七月”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不溺死几个才怪。

今年高考舞弊现象益重,考场“千客”甚至动用了现代高科技通讯产品,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一朝题名富贵来”的思想在作怪。

高考,是改善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生存状态的第一关。我高考那年,整个考场的同学们不再有“花朵”般的清纯活力,小脸都瘦得一指宽,颜色绿莹莹的就像中了“玄冥神掌”那样的阴毒功夫……

这是“填鸭式”教育的副作用,我们都成了鸭子被吊起来,后来王小波形容“地狱”的情景就是:整一个北京烤鸭店作坊,鸭子们都被吊起来的烟熏火烤……

我想,如此“残酷”的压力都能忍受,他(她)必然是有走而铤险的可能,虽然那时没有手机、呼机等“一个都不能少”的先进,进但世故在袖里、写在粉腿甚至其他私处的传闻不时传出。

但因此指责“高考”本身却有失公允。比如说某人建议取消高考,认为残酷的高考导致了学生们首先水准的下降,“假考”出的是“假人才”,不如让大家“开卷有益”……

倘若有人偷了面包,你不能怪面包被放在那里,偷面包的人自然要挨板子。

这种局面就很像现在的足坛,从章健提出“呼吸法”后,不少人就跟着一个鼻孔呼吸起来,取消升降级如同取消高考,前者可以消除“假球黑哨”,后者可以消除考场“老千”。

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曲线救国”的又一发明,为了挽救道德水准的下降,不惜翦除“首先考场”本身。这是伪道德。

没有面包难道就不有小偷了吗?没有小偷就没有强盗了吗?从法律而言,面包连个“诱因”都构不成,诱因是饥饿及漠视法律的人品。

昨天结束的全国足球恳谈会,“取消升降级”成为一片务虚中最务实的话题,我认为这个提议很可怕,因为它是蒙着一块“更好建议联赛”的布登场的,在这种逻辑下,“小偷”就可能成为“蒙面大盗”。

当然,必有人会有《悲惨世界》那个偷面包的小孩来证明些什么,但我认为时空条件完全不同,那时是一个“权力层”对付一个饥饿小孩,这时却是一帮成年人玩一场不公平游戏。

张吉龙曾说“升降级是中国联赛领先日韩的制度”,我同意这个说法,如果为了辩护某种莫名其妙的道德,就忘掉那块面包,你不饿死才怪!面包与升降级,恰恰是缺乏道德水准的人们必不可少的道德考场。

老金

老金,不是一个活得很容易的人。

老金的腰有病,这使他常以略略前倾的姿势硬挺挺走着。于是人说,老金很傲气。人们通常不喜欢走路很骄傲的人。

老金还要说“精、气、神”,在需要松驰需要噱头需要享乐的时代,他这杆大旗显得很过时。所以,老金只有在休息室大吼一通“精、气、神”之后,一个人扛着它踽踽独行。

但这都不是老金活得不容易的最深刻原因。老金说:“向洋人学习并打败他们。”我知道,这话要让老金累上一辈子。

我想,老金不是跟洋人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别人大骂一通洋人然后去过“幸福生活”,或者指点江山在多上溜达去了,再不济都要在媒体开个“足球总监”之类的委任状,就老金一个人痛心疾首地承认“中国教练不行”,然后往死里折腾自己。

’95黄浦江畔,老金与徐根宝、陈亦明、迟尚斌四大教头“青梅煮酒”,那时是中国人的天下,中国家庭的“四大豪门”正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但后来洋人来了,可恶的洋人把他们美好感洗劫一空……

昨晚,是老金的“三连败”,老金这辈子不知要遇到多少“三连败”,但这一夜让他刻骨铭心,因为他在败给桑特拉奇、彼德洛维奇等名师后,力战仍不敌无名米罗西,对决全兴洋帅,这已是三连败。

老金的名头是中国教练的一个品牌,老金的心情是中国足球的一个缩影——看着高举大旗的老金为首的中国教练节节败退,我的心情一样难受。

“神辫”敌不过短铳,义和团敌不过长枪队。用“现代足球理论”武装的铁甲战舰逼得老金们走投无路。连沈阳海狮这样破烂的队经涅波一指点都要打老金个5比1,“中国豪门”衰落了。

所以老金不容易,死撑下下去更不容易。我常想,如果老金当初学的是乒乓球、羽毛球专业,再不济也是个“援外”的中国名牌。

不过老金还是中国教练最有个性的“爷们”,他毕竟知道大刀长矛敌不过洋枪洋炮,他积压物资了要剪了“神鞭”长辫去学一手好枪法。但时间有些晚了,在老鑫这个时候,是学啥都学不成啥了。

若干年后,我们或许会在北京某个胡同里看到老金同——那时他应该叫“老金头”,回顾教练的沧桑,他对孙子说:“师教练长以制夷,剪去辫子吧……”

高原守卫者

戚务生在退,一直退到去贵高原。从“十强赛“的金州到红士堆起的昆明,潮水般涌到山下的洋人,几乎断了他的生路。因此他只能背靠高原,以高原稀薄空气造就的“神话”抵御外敌。

但是,黎兵那记“战斧式攻击”划破空气的时候,“高原守卫者”的信心几乎也被划破——这种纯粹的“马达维亚远射”,以“金州当事人”想起2比4那肝肠寸断的一幕。

戚务生想说什么,但他的喉结只是上下动了一动;区楚良想理清什么,但金州昆明黎兵马达维基亚,时空交错,使他只能眼色苍茫。

好了福迪来了,这位塞内加尔选手全场所有准确的攻门都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但他最后一秒钟睥发力却以诡异的线路挽救了戚务生。这一秒,确保高原没有被夷为平地。

威务生想笑,想他没有笑出声来,他咽下了笑声说出一句:“足球是圆的……”笑,对他这样的艰难守卫者而言是一种挥霍。

中国教练品牌标志的威务生,必须守住这片“红土高坡”——高原是一种象征,它不仅象征着空气日益稀薄的生存环境,也象征着中国教练的顶上荣誉。为此,他可以回复到金州的“尘满面,鬓如雪”……

无论是戚务生还是金志扬、迟尚斌,都必须以“高原守卫者”的形象存在。虽然这股力量对甲a已没有什么说服力,他们却可以两度对强悍的全兴上演“最后一秒钟的叛逆”,这不知是守卫者的幸运还是不幸。

米罗西在撤出高原之际,骄傲地说一句:我们仍留在第一集团。米罗西有烦恼,但这是“富人的烦恼”,他担心的是与冠军有多远,戚务生们担心的却是与悬崖有多远。

“高原守卫者”已没有退路,我两度看到——一一秒之间,他们就在金州与“高原”作出生死选择。

“老爸”的墓地

在曲乐恒以极限度撞向死亡的时候,辽宁也以同样快的速度滑向深渊。这时,那个被江湖称为“张老爸”的老人正在大把吃药,吃心脏病的药。

“张老爸”曾经很骄傲,他常常志得意满地看着“儿子们”怎样在场子上把对手九十年代得服服帖帖抱头鼠窜。这时候,他会像所有的江湖“老爸”一样愉快地骂两句:“臭小子们,还真给我争气!”然后猛呷两口香烟,让烟烬长长的并不至于散落……

这样的“幸福生活”太约持续了两年。头一年他从甲b飞快冲上甲a,第二年又在甲a差点得了冠军——要不是最后关头在京城出了点岔子,他还真成就了“凯泽斯劳滕”神话。“老爸”爸说:第三年我再来。

但第三年“老爸”感觉不对了。“儿子们”不仅争不了气,江湖好汉一上来便要向他们谋取“虎皮”。

那天晚上,当黎兵这个从辽宁发迹然后辗转江湖的作曲他发出致命一击后,“张老爸”垮掉了。“张老爸”觉得天色很黑、江湖很老……所以他就只能像电影里一样倒在地上喃喃道:药、药……

东北人这次嘴里不仅喷出“大茬子味”,还有更难闻的“下课”。他们显然忘了前两年大呼“张老爸万岁“的情景了,他们只想拿一把大铁锹飞快把可恶的“老爸”掩埋掉。

我不知道为什么辽足俱乐部一定要“张老爸”坚守阵地,这是不人道的。他们以前曾经让更老的“老爸”——苏永舜犯过心脏病、吃过心脏病的药,这是不是一种规律?

辽足是所有“老爸”的墓地,更早之前还有倪老爸、李老爸差点葬身此处,他们都是中国足球的一杆杆大旗,我很给闷——这就是“计划经济”足球的特质?

但辽足分明打着“市场经济”的大旗,上面赫然写着“股份制”。隐隐约约,我就瞧出大旗上幻出另六个字来——“挂羊头,卖狗肉”。

贾平凹曾著一书名曰《高老庄》——意指这是华夏民族的渊源所在。庄里“本族”集无数鄙陋及丑德于一体,而近亲繁殖、文化封闭导致庄里人肢体天残地缺……

辽足就是“高老庄”,就是中国足坛的缩影。狂呼“改革开放”、狂呼“市场经济”最早的它已成为中国足坛最愚昧最落后最纷知己的一处所在。

“老爸”靠近亲繁殖起家,“老爸”最后又死于“近亲繁殖”,“老爸”以为辽宁这块活土可以给他竖一块“贞节牌坊”,想不到辽宁这块墓地却给了他一块灵牌——这是“高老庄”的悲剧,亦是中国足坛的悲剧。

因此,当黎兵对辽足一剑封喉之时,我为“高老庄”这残忍的墓地行将倒闭感到一丝快意。

被宽恕的手球

当曲乐恒可以在病榻动一动小指时,当“张老爸”只能枯坐斗室万念俱灰时,“辽小虎”等来弥足珍贵的第一场胜利。

准确地说,这场胜利本不各于他们——因为李金羽攻入的致胜一球,是靠手打进去的。

李金羽们曾发誓:一定要拿下这场比赛,百折不挠马胜利的奖金捐献给病榻上的曲乐恒。所以这个手球便成为真正的“上帝之手”。主说:任何规则都抵挡不了人道的规则,他悲悯地用小指把这个球拨进网窝。

用胜利来挽救生命绝对是“古希腊式正剧”。虽然“手球”是卑微的,但李金羽的手球却是高尚的,如果布拉特在场,他愿意为挽救一条生命哪怕改变一百次足球规则。

李金羽在“进球”后冲到场边双手设计了一个“心字模样,李铁则掀开内衣露出“小妹快回到我们中间来”。“小妹”是曲乐恒,心是诚心。虎亦有情,辽小虎的真情足以唤醒自己陷入“植物人”状态的伙伴。

这可能是辽小虎唯一具备高意电味的违规了,这次违规足以让我们忘却他们所有的“泡妞”及“泡吧”。

我不知道张老爸看到这一幕是否会老泪纵横,更不知道“曲小妹”会否如电视剧中那样突然苏醒。但我知道中国足球的垂垂黑幕之下有一种东西正被唤醒,而它足以克制被赫拉释放出的“潘多拉魔盒”中所有的魔咒。

——天灾不可挡,一如李玮峰老父的车祸、曲乐恒的“死亡碰撞”,以脏乱中国足球的“永不出线”;因此我们祈祷人情,祈祷忠义,祈祷在越来越被“钢筋混凝土”包裹窒息的时候有一种东西润滑灵魂——中国足球太需要一种高尚的意味了。

没有人会为了这个手球去向中国足协申诉,即便是睚眦必报的塔瓦雷斯;没有人会去怀疑当值裁判的公正性,因为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心灵蒙上污垢。

“宽恕他们的手球吧,为了情如朝露。”主说……

严肃话题

如果曲乐恒不踢球,他就是一个东北楞小子。

但他踢球了,一口气在超霸杯踢进3球。随后他出了车祸。

李金羽为“小妹”打进那个球后的场面很煽情,煽得我当晚就写下了《被宽恕的手球》——我以为这样的手球也会感动上帝,因为“情如朝露”,套用一句去年曾很流行的话就是“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然后第二天刘晓新也特感动地写了“上帝之手”,像我们这种容易被感动的人不在少数,我们总觉得快要降级的辽足需要“情感滋补”。

但赵牧有些反对意见,他问我:“要是曲乐恒不是一个球员情形会怎样?”这是一个可恶的命题!

如果“小妹”不是一个球员,他只是一个东北楞小子,那么这起车祸就是神州大地每天发生的若干起悲剧中的一例——警察会迅速抓获“肇事者”,曲父曲母会要求严惩“元凶”,酒精含量也会被精丰地查出超不超标,而重要的是捐款是万万得不到的,尤其是以这样“煽情的方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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