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球员会为一名下岗工人捐出奖金，没有记者会为一个“东北楞小子”大费笔墨。一切不过因为曲乐恒能在“超霸杯”一战成名，鲁迅分析了“小姐的汗”与“脚夫的汗”之高下，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现在。
但问题又不能极端化，否则这个社会的一切都无法解释。全世界被艾滋病感染的有数千万人，唯独“魔术师”约翰逊被大炒而特炒；全中国的斗欧事件每天都数不表，但独独“魏大侠”一打便会“享誉”全国。
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一种“典型纶”来渲染，典型的人典型的事才会有“典型意义”。为什么没人会无事找事地爆炒隔壁壁老二的“轶闻趣事”？为什么没人成天张罗着为“沈大高速”的遇难者募捐？
所以，在矛盾的碰撞下我得出三点认识；其一，我们不能“廉价煽情”；其二，我们可以“典型报道”；其三——这是至关重要的观点，就连遇上；车祸的中国球员都能得到普通中国人不能得到的关注与厚爱，被“典型”着的球员们又拿什么回报社会呢？总不能是“假球”、“放水”以及“永不出钱”吧……赵牧的凝问，有些严肃意义。
漂亮宝贝
在国内战线上越来越衰的辽宁抚顺队，正致力于把这支球队做成甲a甲b最漂亮的球队，在这个前提下，“乖乖虎”李金羽毅然决然地飞向浪漫法兰西.
足坛“小虎队”向歌坛“小虎队”的的迅速堕落，标志着这是一支价值取向出现混知己的年轻组合。比“木村拓哉”还要“酷”的张玉宁，比苏有朋还要“乖”的李金羽，比“唐朝乐队”还要摇滚的李铁，日复一日地完备着作为“漂亮宝贝”的精髓。
因此，所有关于“巴西丛林”艰难岁月的历史都不能提醒它，所有关于“九强赛”刻骨铭心的失利都不能刺激它。它，要完成的只是如何变得更漂亮更性感更具个人魅力，以使台上台下的一帮燃着打火机捧着签字簿苦苦追寻苦苦守候的追星族爆发出一大片震耳欲聋的“哇！真是酷呆了！”
如何解决这支帅哥如云酷哥如雨的小虎队的心理“疾病”成了像流水席一样换上换下的辽足主帅们的老大难问题。“老爸”张引不行，他“教父”式的风格只能让儿子更加恣意乖张；李树斌也不行，这位“乡村教师”长相的人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已不错了；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命运早为他的归宿做出非常准确的定位。
所以，直到王洪礼作“神医”状出来搭脉之际，我仍不抱希望，因为我觉得这支“小虎队”仍未进入“精神上的成人期”。对他们而言，发型知己了可能比阵型知己了还要糟糕，手机型号落伍可能比战术打法落伍还要可怕，个人气质的张扬则一定比球队气质的体现更重要。
我一直不喜欢李金羽在场上的各种做作造型，幸好他进球不多；我更不喜欢张玉宁竖起衣领阴沉着脸的模样，明是一“东北”生的孩子却一定要扮成“东京”来的酷哥，这样不真实。他们原本在球场上有更大造化，但正如谢奕在九强失利后撰写的那篇著名的《生于1977》生于1977的他们缺乏容志行、迟尚斌、戚务生等“革命老前辈”们吃大苦耐大劳的韧劲。
当然这种说法“髦”得很不时，但当这支甲a外表最“酷“的球队以一种最”面“的方式败成一堆豆渣时，你只能得到这种痛心知首的结论。
被邹侑根有些’95冯峰意味的惊艳一枪刺破喉咙后，“漂亮宝贝”们仍不认为有保级之忧。这不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气质，而是一种脱离物质基础的“自大狂”，即使不在名次上降组，他们在精神上也降级了，我认为。
欧洲杯前，秃顶的齐达内为一家香水公司做了一档广告，但这并不影响法国队夺得冠军；甲a第19轮前，一脸明星相的李金羽据说是为一家鞋商拍摄广告去了，但我认为这一定会影响辽宁队的保组。“漂亮”，就像一纸“vip”标签，你可以把它它在欧洲杯上熠熠生辉,也可以把它贴在一把夜壶上，但怎么看怎么恶心。
比如李铁：明明一土孩子，老戴一副窄边眼镜扮“酷”，还不断吹头上那一撮长毛；又比如李金羽：明明一吃高粱花儿看秧歌舞长大的土胚子，赶着劲儿在镜头前搔首弄姿，末了还到处“绝对双羽”，怎么看怎么像插了孔雀行的芦花鸡。
做“大英雄”还是做“漂亮宝贝”，对于“生于1977”，生于“追星尖叫”的小虎队，这是一个问题。
王俊生——坚守或逃避
一个伴随着中国足球的失败自己也很失败的人；
一个虽然失败却声称坚守事业的人；
一个身背球迷无数骂声却声称自己是“中国球迷利益集中代表”的人；
一个应该对中国足球悲剧负责却又最无力负责的人；
一个中国足坛最不为人了角，现在我们却能揭开冰山一角的人。
北京初冬的风很大，似乎要把中国足球的心事一起卷走——“北京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在中国足球最伤心的一次兵败后，在那幢著名的灰色小楼里，记者对处于关键时刻的王俊生进行了一次艰难而尖锐的专访。
我从1992年第一天当足协副主席时就准备着第二天“下课”，即便是今天也准备着明天“下课”；，但我不会放弃，我不能因为有些压力就逃避。
第一次中国足球的惨败，几乎都伴随着“王俊生下课！”的激烈呼声。“10“29之战后”，这个呼声已达到顶点——成千上万的球迷不仅要下他的“课”，还要“打倒王俊生！”在上海兵败那夜的冷风中，王俊生的背影萧瑟得就像一支无力的蒿草。
不知为什么，王俊生把办公室安在杰楼的最偏僻处，阴冷干燥，让人很不舒服，而房间设施的简单，可以让任何一名中国球迷吃惊。记者问：“你听到了球迷让你‘下课’的呼声吗？”
王俊生作出令我吃惊的回答：“我已经听了7年了，我从1992年第一天当这个足协副主席开始，就作好了准备第二天‘下课’——即便到今天为止也准备着明天‘下课’”。然后，王俊生露出很坦率的表情。
霍顿的“下课似乎已成定局，王俊生是否会“下课”成为很受关注的一个话题。
记者问：“你净以怎样的态度面对‘下课’声？”
王俊生敏感地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是——“你是否会辞职”？他答：“面对压力，我告诉自己只有一个字——干。我不会放弃，不会因为这个位子坐着舒服就坐下去，一旦有些压力就不想坐了，就想逃避。”
王俊生说：“从我当运动员开始，我就不是一个喜欢回避现实的人，当上足协这个‘官儿‘的那天，我准备了胜利，准备了失败，但从未准备过当一个逃兵。”
我了解到，其实王俊一并非没有想到过“下课”，“十强赛”失利时他几乎到了心理上最大的负荷点，但没有人想在一片灰暗中撤退，王俊生也不例外，他还要搏一把——却等来“九强赛”的再次失利……
我必须实录在这次采访过程中王俊生不断重复的一句话——“足球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是我必须忠于的事业。我怎能逃避？”
“我是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失败了，没有时间去考虑‘心情’，只能抓紧时间去考虑‘事情’——我现在要考虑霍顿的问题、联赛最后三轮的问题、海埂集训的问题、明年悉尼奥运的问题——‘下课’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做好人民交给我的足球事业。否则真是对不起球迷的期望了。”
“不是说逃跑的时候，而是老老实实把工作做好的时候。”被很多人希望“下课”的王俊生居然说。
在中韩“10“29之战”前夜，王俊生对几个朋友唏嘘不已：“有人说我是‘官儿迷’，说我想保‘乌纱帽’，我真没有这样想，我只是想把足球这事儿办好。”
这段话与记者心止中的王俊生有极大偏差，我一向以为，王俊生的“国家干部”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他向那句著名的“我是干部，等待组织安排”已成为众人揶揄的标靶。但既然他是在纯粹朋友圈里道白了内心世界，是否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的意味——
王俊生到底是不是“官儿迷”？王俊生到底会不会“下课”？王俊生到底怎样看待中国足球的悲剧？……新闻发布会上那个“套子里”的王俊生是不会告诉我们的，这就是真正刺激记者坚王俊生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专访的动机。在对王俊生的近距离“站击”中，我以为，即使他说的不全是真实，至少能够探寻到“套子里”子里的一角。
但仅仅从一次专访中就想了解这名中国足球7年来失败的代理人的真实想法是不可能的——走进王俊生的办公室并不困难，走进王俊生的内心世界肯定困难。王俊生作为中国足球职业改革的重要策划人与执行人，他的性格、他的角色，甚至他的成长历程，肯定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足球，而且王俊生对“事业的理解是有局限的，甚至有偏差。他声称”忠于着的事业“，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与中国球迷的要求有不一致的地方。
但中国足球的失败是否仅起因于王俊生的失败？我不知道，王俊生那间冷嗖嗖的办公室里，我说：一个王俊生倒下了，千百个王俊生又站起来了。王俊生一脸沧桑地笑了笑……
我是中国球迷集中利益的代表，不过由于角色不同或者性格方面的原因，表达的方式不一样。球迷要的是结果，我负责的是过程，当过程不能满足结果时，球迷骂娘是应该的。
说这番话时，王俊生脸上显得竟有些虔诚的意味，我盯着他那眼袋很重的眼睛，想发现一丝虚伪……
一个已经被中国球迷数面万甚至数千万次咒骂的人竟然说出这句话，这种巨大的反差让记者感到突兀与震惊。
当记者要求王俊生对九强赛做个总结时，他说：“日韩两国的经济实力比我们强，技占术水平比我们高，要打败他们，只有拼精神、拼气势，像个男人样的踢球。”
记者说：“很多球迷也这么看。”
于是王俊生说出了这句肯定绝大我数中国球迷大吃一惊的话：“我本来就是中国球迷集体利益的代表……不过由于角色不同或是性格方面的原因，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其实我的意见和群众很多是一样的，只是过去很多人不理解我的话。”
在这次赴京采访中，记者采访到王俊生与球迷的两个小故事。
一个“10“29上海之战”，一位远道而来的锦州球迷，不但球没看成，鼓还被收缴了，人差点被铐起来，这位关东汉子流下了眼泪。后来有人告诉了王俊生这件束，他便亲自在深夜与有关方面联系，帮他取回了鼓。后来那个曾经多次喊过“王俊生下课”的球迷，拉着王生，想说什么说不出，扭头便走。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北京，王俊生有次在街上被球迷认出，地人指着鼻子骂他，内容大抵是平时我们在看台上或球场外熟悉的“千古罪人”“洗洗睡”之类，家人就在旁边，王俊生无语。
记者问：“你认为你是中国球迷利益的代表，怎么对待球迷的骂声？”
“球迷要的是结果，我负责的是过程。过程不能满足结果，群众骂娘当然是应该的。”王俊生说，“其实要说急，我王俊生应该最急。”
不知道王俊生说他代表“球迷利益”时是何心态，也不知道当球迷看到王俊生说他们的“利益”时又是何感受——但我们知道王俊生和球迷虽然拥有“共同的利益”，却又有着很不同的地方，中国球迷要的是“出钱”这样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取鼓”“负辱”这样的小满足。因此，利益相同的双方在这样的时刻就如此尖锐地对立着。
这就如同说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是中国足球最大的“生产商”中国球迷则是“消费者”，当“产品”始终不能让“消费者”满意时，“生产商”却站了出来，声称自己才是“消费者”利益的集中代表，这多少有些滑稽。
在这次为时三天的触击中，我时时感觉到王俊生的悲哀，以及中国足球各方在视觉上的矛盾——王俊生试图用“过程-结果”论来诠释这个现象，但“过程”与“结果”本质上应该是协调的，不知为什么“过程”的王俊生及中国足协很少满足球迷的“结果”。我相信王俊生有足够的诚意来表达他与球迷的关系，但也许，这个“过程”与“结果”本身就有南辕北辙的可能。
王俊生民是一个球迷，但既然被赋予了“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的身份，他就不能用“普通球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工作。毕竟，他从事的是一项具有崇高地位的工作。
现在有关足球的报道，一提到“干部”“组织”，别人就会联想到我。
我性格内向，当队员时就不愿出头露面。
我愿意和新闻界交朋友。
阴沉的脸、冷漠的眼神、生铁一样的语气——这就是王俊生留给新闻界最直接的印象。在各种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中，他经常成为揶揄甚至批评的目标。
王俊生是怎样看待这一切的？“现在有关足球的报道，一提到‘干部’‘组织’，辊人就会联想到我，网上的说法就更多了……”王俊生居然笑着说出这句话，“其实我真心诚意感谢新闻界的支持和帮助，但很多人认为我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个误会。”
记者问：“你是否考虑过为什么会有误会？”
王俊生答：“我的性格决定我不会很热乎地和别人打成一片，我在北京队当队员时就不愿出头露面。我从来没有瞧不起记者，更不会恨记者，这只和性格有关。”
记者说：“作为足协副主席，你就必须变换一种亲和的方式和新闻界交流。”
王俊生说：“现在我已经适应多了，我很愿意和新闻界交朋友。但我的角色的压力使我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性格外向、善于言辞。我很难说出什么豪言壮语。”
记者问：“你个人是否认为媒体经常添乱呢？”
王俊生答：“我从来都认为媒体对中国足球的支持很大，中国足协应该多与记者交朋友，当年许放这一点做得很好……”王俊生的确试图改变他的形象，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与足协关系紧张《足球之夜》记者的刁钻提问，王俊生露出少见的亲和：“这个问题虽然不在这次会议的发布范围之内，但我还是很高兴回答你这个问题……”然后足足讲了有5分钟……
我的这次采访是在国内26路教头“京城会审霍顿”的会议期间进行的，在这次会后，王俊生居然向几个前去采访的记者问了“好”，我说：“这并不是你的风格，记者们觉得这样的王俊生很好。”王俊生说：“我一直想这样做，特别是与记者探讨中国队技战术的不足。”说完，他很配合自己的话，不厌其烦地在纸上画图，讲解李毅的跑位线路与技术习惯的不足，从而证明国奥队为什么不用这匹马作为首发主力。作为王俊生，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敌人还朋友？对于王俊生和新闻界，这一直是个问题。虽然年初的青岛足球工作会议，以王俊生为首的足班子提出了“一家人”说不……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双方就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
如果要夸张地套用一句话形容这个关系——“做一天的敌人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的敌人”，中国足协与新闻界正是做到了最难的地步。
我不知道王俊生在面对记者时还有没有乐趣，但我知道很多记者表示面对王俊生没有乐趣，对此，我们双方都应该感到悲哀。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性格”，也不在于“角色”，事实上——双方分工虽然不同，但目的与利益应该是一致的，这有些类似于球迷与王俊生之间的矛盾。
王俊生不是一个普通的采访对象，他应该知道，在任何一家媒体前，他都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足球形象。何况，媒体面对的是巨大的市场，肩负的是民众的“知情权”。因此，他不能简单地以“计划经济”时代的眼光对待媒体。这是对一个现代管理者的要求。
也许，当中国足协具备了与新闻界打交道也能游刃有余的能力时，其它的种种能力也就具备了，毕竟，足协这个机构不应是一个传统的衙门。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我只同意“深化改革”。中国足协的观念和机构体制都将深化改革下去。
中国搞“职业联盟”的条件还不成熟，只能由足协牵头，进行宏观调控。
观念与机构体制——影响中国足球突破的最大障碍。这是普通的中国球迷都能总结出的弊病。大多数人人为，中国足协不愿在这两大障碍上“动刀”，就是想保住“官本位”。
于是记者的采访进入到最尖锐的部分：“足协的观念是否阻滞了中国足球的发展。”王俊生似乎不愿意马上接触这种尖锐的撞击，他是沉默了很久，才从各个侧面变通地给出答案——
“职业化改革才第6个年头，很我东西我们以前根本不懂，有些开始以为对的后来证明是错的，也有以为错的现在证明是对的。但我们不断地在观念上与具体操作中进行着改进。比如12分钟跑、转会制度，很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理想和观念部是有差距的。在中国，总结足球很多时候不能离开一个大背景，很多事情得从足球以外——诸如经济、文化、历史——去找原因。”
“很多人认为，1994年的职业化改革是中国足球的第一次‘革命’，如果要‘二次革命’，那就是足协机构的改革，中国足协这个机构是否需要改革？”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这个提法’。王俊生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坚决，“机构改革不是‘二次革命’，而是在肯定职业化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足协机构肯定要改革，但现在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如休深化改革。我们一定会根据实际情况去改革。”
——“比如说我们考虑要恢复国家队教练委员会的机构去选下届国家队主教练；而且，中国足协内部近期内肯定要做一些机构体制上的变动与改革。”王俊生明确地传递着信号。
记者问：“很多人在设想建立职业大联盟，足协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俊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们肯定要学习。但必须看到，国外的职业联盟是在上百年职业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条伯在中国并不成熟，我们的俱乐部性质各异有国有企业的，也有私营企业的，甚至还有其它性质的，如果由每个俱乐部各选一人组成职业联盟，很难真正将各方利益统一起来。因此目前只能由中国足协牵头，进行宏观调控，这是‘国情’。”
我不知道这个尖锐部分的采访是否取得了真正意义的答案，但我知道，作为王俊生，他能回答的最大程度仅限于此了——观念更新、机构改革，这不仅是足球的难题。
王俊生说过，球迷要的是结果，他负责的是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改革。但是当“过程”长期不能满足“结果”时，对这个过程的反思就是必然的，王俊生也必须反思。
“怀疑是真理之母”。球迷的咒骂，其实不是骂王俊生，也不是对足球改革的怀疑，而是对催生了职业化改革的观念和机构是否还适应改革6年后现实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的背景下，球迷的怀疑是有充足理由的。
把足球改革大方向同改革的具体环节等同起来，就好像把大楼的设计和施工混为一谈一样，事实上好的设计绝不代表好的大楼。中国足球，“楼”还没修好。
王俊生说：“我几乎每天都要深夜两点才结束当天的工作，早上六点又得起床。”——每天只睡4个小时，经常接触王俊生的人在这次采访中也对记者说，如果中国足协只有一个人没进过止拉ok、桑拿房的话，那就是王俊生。王俊生确实是一个很吃苦、很正气、很能随压力的人。但我想，拿破化每天也只睡4个小时，但每天睡4个小时并不意味就成为拿破化。
这可能就是中国足球问题的关键，从某种角度来看，王俊生是一个好干部，——但是仅仅靠吃苦与忍耐是当不好元帅的，简单积累有时候就是达不到质的突破，20度的不是开水，99度的水仍然不是开水，如果缺乏一种力量（或观念），水将永远达不到100度。
对中国足球而言，99度和100度之间的差距，也许并不是简单的1度，而是100度——这1度的温差，实际是巨大的100度“观念差”。
搞足球就像冲浪，风尖浪顶很累人。也许下课就可以歇一下，养养伤了。
戚务生在“亚洲杯”失利之后对王俊生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累了，我需要休息——难道你不累吗？
王俊生经历的失败比戚务生多，很累的戚务生下课了，王俊生呢？虽然在这次采访中王俊生一再声称他不会逃避，他兴地放弃，但王俊生并不能控制命运，命运将怎样安排王俊生的未来呢？
事实上，王俊生并没有度过这次危机，据说这几天有关领导仍然在他项上架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又据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我不同意请外教”给自己加了道“紧箍咒”，更据说一些国奔驰“霍顿走人我不干”的说法实际上让王俊生逼近死地。
王俊生说：“搞足球的就像冲浪，风尖浪顶的很累人，那种上上下下的滋味不好受。”这次采访中，王俊生不止一次地提起已故中国瞳协副主席许放，许放和他是好朋友。“许放是累死的啊！”王俊生唏嘘不忆，“许放死后，我都不敢喝酒了，怕对心脏、肝脏不好。他走得太早了，我也累得很啊……”他是不是已经有某种预感？——并不成功的王俊生会不会在某一天解雇霍顿之后又被组织“解雇”呢？
这可能是王俊生最危险的一段时间，霍顿的去留与国郐的态度都会他的命运——10天、7天、5天甚至1天，王俊生在给自己“读秒”。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发表这篇敏感的采访稿，会不会对王俊生的命运产生微妙的影响？记者想，王俊生的命运不是一篇稿子能决定的，正如从来没有一篇稿子决定过中国足球的命运。王俊生的命运是和他的事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何况，王俊生不是“不稳重”，而是“太稳重“了；中国足球也不是说得太多，而是说得太少……这是假的根源，也是不争气的根源。鲁迅说：对于诸多问题，中国人先是“不敢”，后便“不能”。多好的剖析。
临近采访结尾时，王俊生突然说：“等我下课了，就可以治一下伤手了。”
这是不是这个悲剧人物对命运的预感。
采访后记
当我在夜色中离开中国足协那幢小楼时，我发现对王俊生的印象并没有因这次采访而清晰，以往对他的准确定位反而有些模糊了。也许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也许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也许是复杂的中国足球把简单的王俊生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人。
由于7年来王俊生作为中国足球形象的代理人，中国足球的性格因素必然会作用于王俊生的性格，而王俊生的性格因素同样也会反作用于中国足球的性格——悲剧是共同置身其中的，王俊生与中国足球在悲剧中共舞，作为球迷与记者何尝不是这样。
这篇文章既不想为王俊生进行辩解，也不想对王俊生进行“血淋洒的鞭挞”，记者只是实寻王俊生的话，并试图从一个个体寻找中国足球悲剧产生的原因。毕竟王俊生这个个体与中国足球这个群体之间的必然联系太多了；毕竟，这个很普通的人被赋予着太学生的中国足球的命运了。
雅凯对王俊生说：在伟大的事业面前，任何人都会无比渺小。王俊生也很渺小。
在我回头看一眼中国足协这幢灰楼时，突然瞥到一辆灰白色的大众越野车，满身灰尘孤独地停在路边，这是当年施拉普纳驾乘。我想，从施拉普纳到霍顿，又一个轮回，而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一直伴随着这个轮回。
历史的符号
坚持或下课。这是个问题。
哈姆雷特的提问越来越俗不可耐，因为“王俊生是否下课”不仅没有“时代”意义，甚至也缺乏“新闻”意义。
王俊生只是个符号。虽然这个符号长达8年之久集中代表着中足球的形象，并留下诸多并不光荣的烙印，但《人类群星闪耀时》指出：符号会淡出，人类的悲剧却不会淡出。
王俊生改变不了中国足球，正如中国足球改变不了五俊生——怎样的历史悲剧就会产生怎样的历史人物。18世纪的法兰西产生荒淫无度、“哪管洪水滔天”的路易十六；19世纪的法兰西就产生英武绝伦、改写欧洲步伐的拿破伦。
头发稀少、一脸愁容的王俊生只会产生于“寸草不生”的中国足球历史背景；新一轮中国足球“符号”的产生也必将取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
“不管有没有愚蠢透顶的格鲁希，拿破化都会遭遇‘滑铁卢’，不管有没有矮个子的拿破化，欧洲文明都会大发展”
——恩格斯说。历史只按自己的规律前行，人，只是历史的必备道具。
符号仅仅就是符号，有了王俊生的“小球中心”依然能“国运昌盛”，没了王俊生的中国足球也难拨开阴霾顿感、获新生。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充分证明这次发生的“人事变故”是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行动”——我们仅仅是将中国足球这具药罐子换了“标签”而已，仅此而已……
作为习惯以某个人作为某断历史时光“符号”的中国人，我们完全可能把过去的8年称作“王俊生时代”。但本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被上帝派来俯瞰人类历史”的茨威格有一天冷冷地说——
“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新时代的开端”——进入“后王俊生时代”的中国足球，也许会更加艰涩生冷。
谨以此文献给已经下课的王俊生及即将上课的阎世铎。
非常换人
中国足协和它的上级机关国家体育总局在最近时刻有两次“非常换人”很容易让“政治嗅觉”敏感的人连打喷嚏……
其实“换人”这个提法在官方眼里政治并不准确，“板凳”的变化，只意味着“组织上决心安排一个更适合他的战斗岗位”——老的故事片里常这么说。
但偏偏很有人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足以说明这次“换人”的群众基础是多么的薄弱。
比如说群众认为换掉王俊生就是终于为“十强到九强”的失利找到了责任人，五俊生“罪有应得”。
再比如说阎世铎从后台走向前台就是正本清源、拨知己反正，阎世铎可能开始一个新时代。
群众不会对更高层的变动发表更多的意见，因为他们缺乏这个能力。但“群众”这次真有“大获全胜”的感觉，“非常换人”遂了他们的心愿。尽管“改革历来是自上自下非自下而上”，但群众不懂这个真理，所有人还以为是伟大的群众呼声促成了这次换人行动。
阎世铎从未搞过足球。虽然足协领导人未必要搞过足球，这道理就像喝汤的未必要会做汤，但阎世铎的履历似乎没有哪一条能证明“喝过汤的”。如果人能选举一个足协“常副”，我还得选举王俊生，他至少还可“以暴制暴”，医得住满堂乱窜的耗子。
换人的目的应该是积极的，但以阎替王（或称重新分配工作职责）似乎没有绝对理由证明这是中国足球“幸福生活”的开端——因此，唯一的要能性就是“换人以平民愤”。但有趣的是王俊生并未“下课”，他即将展开4的任务是“狠抓思想工作”，就在足协岗位上。
“你说要在屋顶上开一个窗子，众人者要都要反对；倘若你说要推倒这屋子，众人便会说，不如在屋顶上开一窗子吧”——鲁迅说这是中国人解决民情的“变通处”。
阎掌门问：你快乐吗？
有一天，阎世铎在足协突然说：“就像是四人打牌，我现在并不出牌，我在观察你们出牌，到时候，我出的牌一定让你们吃惊，而且让你们吃不了，听不了……”
阎世铎本人并没有证实这个故事，但与阎世铎共过事的人们说：从他过去一贯的行事风格来看，现在的“阎掌门”并未露出峥嵘。因此不露声色的阎世铎确实在看别人“出牌”，到时他一定会甩出一把技惊四座的牌……
阎世铎的承诺
就在阎世铎上任的前三天，袁伟民在一次聚会上幽了一默：“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也许现在还默默无闻，但我保证三天后他将成为中国的一个大名人。”他推出的人就是阎世铎。阎世铎很纳闷：“局长，为什么让我这个门外汉专搞足球啊？”袁伟民说：“可以出名！”
阎世铎果然出名了。中国足坛这个“名利场”可以一夜间推出一颗超新星，但阎世铎立即感动感到劳累，“我从此没了周末星期天，中午与盒饭为伴”。
坐在“办公厅主任”椅了上的阎世铎肯定对足协掌门的椅子怎样难坐没有具体感受，但他是搞“政法”出身的，也就是职业“当官”的，他选择了“低调进入”，无论上任之初的“东北行”，还是上个月的“西南行”他都拒绝发表任何有失审慎的言语。然而前天深夜，在无锡他却向我吐露了一番上任以来真正带“施政告白”意味的语言：“从上任那一天起，我的帽子就是拿在手上的，我绝不会为了头上的帽了顾忌什么。我从不会轻易产生一个观点，不会因为他人的观点改变已形成的观点，为了事业，我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朱总理那番震动神州的话：“无论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都将义无反顾……”治理中国难，治理中国足球也难，“阎掌门”是否要模仿朱总理获得更大的勇气？
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一名足协的官员时，他说：“阎是个做事的人，也是敢做事的人。”
我有个疑问，中国的足球并非“敢做”就能做好的，“我来！我看！我征服！”不过是句豪言罢了，阎世铎怎样面对完全可能遭遇的失败？
“今后，如果我有错误、有失败，我一定向人们有个交待！”他的前任们没说过这番话，净世铎说了。这可算做是中国足协掌门人在无锡向全国球迷的一个承诺。
但愿阎世铎是个重然诺的君子。
快乐足球主义
虽然拿王俊生与阎世铎做比较有失礼貌，阎世铎也极力反对这样比较，但“出身”与背景的差异阎世铎的语言表达[与阐述观点能力无疑是突出的。在无锡他抛出“快乐足球说”。
“我们为什么要踢球？老面姓为什么看球？不是为了沉重感，而是为了快乐。中国足球，要踢一种快乐足球。”为了强化他的“快乐”涵义，他竟双的高举配合语言。“我以前从没研究过足球，但我也看欧洲杯，看人空踢得多热闹。法国总统为什么要在欧洲杯决赛时坐在看台是？因为这是老百姓喜欢的事儿，大家是为了快乐才聚到一块的，别老是把沉重、阴暗、鼻涕眼泪搞在一起。”
“政法司”出身的阎世铎接着迅速把“快乐说”提高到“政策”高度：“我在足协专门组织大家学习‘十五大’的文件，因为上面说到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从我的角度理解就是，老百姓快乐了，生活质量就提高了，中国足协就会该让老百姓从足球中感受到快乐。”
大多数中国球迷未必关心理论，但大多数中国球迷都需要“快乐”。阎世铎明白这点，更想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是日本鬼子
“我们不是日本鬼子，中国足坛也不是‘国统区’，我们与你们是‘一家人’。”阎世铎也是个有些幽默意识的人，他也深知“得舆论者得天下”，因此非常渴望发送与新闻界的关系。
在无锡、北京，阎世铎是以“让记者更充分理解中国足协，着眼大局，搞好共同事业”的理由接受记者的采访的，他迫切地要扭转过去的“对峙局面”。“我不主张搞‘统一口径’，但我们毕竟有着同样的目标，这还不像搞新闻的和搞王鑫的说不到一块儿去。因此，大家要真诚相待，不应故意相互找碴、设套”，然后阎世铎说了一段很“江湖”的话：
“大家要做得‘够意思’，千万别一见面就铺疑对方是哪部分的，是八路军还是鬼子，天天打地道战、地雷战。中国足球有阳光，不是阴云密布的国统区，我想要是哪天记者先生们欢呼。‘咱终于把足协搞掉了’，日子并不会好过。”
阎世铎曾对足协新闻办说：“今后重大事件，都没独家新闻，这也是为了公平竞争”，这是他的风格，这次“升降级”问题，他几乎做到了。不过这位“掌门”有足够的理由支撑他的做法：“国家头的机关关能让记者随时推门就进？我们不仅让进了，有时还泡了方便面让记者在足协办公室吃。”
与日本不是一个档次
“一个专家告诉我，以前中国一支省级队就可以横扫日本，但现在我看情况恰恰相反过来了。”阎世铎很忧虑。
“我高兴的是亚洲杯上中国队的作风，而非成绩，虽然半决赛我们只输了一个球，但我认为要真让日本国家队来打，肯定不止一个，我不掩差距——中国足球与日本足球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这是历民中国足协掌门人都没有勇气，但阎世铎这个勇气。虽然这与他“总局办公厅主任”的强硬背景有关，但阎世铎能如此向媒体总结亚洲杯，证明他至少不是一个“护短”的人。“所以，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学日本抓好青少年培训。”
“升降级”不是主要问题
“跳出足球看足球”，这是阎世铎上任后的名言，也许只有像这样“跳出”的人才适合管理中国足球，他没有顾忌，他说：“大家都在关心‘升降级话题’，其实在我心目中，这根本不是主要问题，中国足球问题不少，哪里一个‘升降级’就能解决的。
这句话，是这次采访阎世铎最理性的话。不论是“呼吸法”还是“休克法”，都不是解决中国足球出路的根本方法，作为中国足球的“掌门人”，绝对不能仅仅以竞赛形式的变化来寻求突破。阎世铎说：“它只是中国足球若干问题之一，我认为中国足球的首要问题是搞好后备力量的建设，像日本那样，常年有一万余人在巴西训练，比起楗力宝队，人家是几百人里挑一个，当然迅速崛卢了。人才匮乏的问题，才是阎世铎关注的首要问题。
外行如何领导内行
阎世铎，1952年出生，祖籍大连，在大连当了式农兵学员，后进入北京体育大学攻下体育法硕士学位，曾在中央央校培训，80年代中期在国家教育部体育司工作，当过老师，后进入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任司长，主持中国足协工作前是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主任。
有人说中国足球最缺两点：一是教育，二是法制。让当过老师学过法律的阎世铎来管理中国足球似乎很合适。阎世铎当年在国家体委是机关“三才子”之一，参与草过《体育法》，以“头脑清晰、精通政策、能说会道”著称。
但阎世铎不懂足球，以前也不看足球，直到足协后才看热闹看了一回欧洲杯，所以阎世铎不断声称“我是新人，我是门外汉”，但阎世铎第一天上任就向中国足协工作人员说：“跳出足球看足球。”他用他的方式。
阎世铎在足协内部训人时极严厉，亚洲杯申办时就曾因申办不到位拍桌子，据说，几乎是达到提纲挈领直点要害毫不留情滔滔江水之势，就连着装，也在足协下明确要求，正式场合一律西装革履，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足协穿“西装”的多了，不论气温多高，只要正式场合都必须执行着装要求。今年夏天，据说有一次在秦皇岛参加会议，气温已高达36℃，但阎世铎还是一身正规西装出现在主席台，慌得一旁只穿了t恤的其他足协官员赶紧想办法，找不到西装的从其他人脘子上扯下领带系上……“如何树立足协的权威”，阎世铎说，从作风抓起，从公众形象抓起。
但阎世铎也很低调，有时还在比自己年龄大的足协官员前自称“小阎”，有一个星期天去足协，正好铁门关着，里边一工作人员问：“谁呀？星期天不上班。”他边敲门边说：“是我，小阎。”门打开后，惊出那位工作人员一身冷汗。在无锡，不少人请阎世铎签名题字，阎世铎都拒绝了，他说：“我从不给人题字的。”
阎世铎极爱看书，据说有时出差也带着一本书。在北京，我问：“你最爱看哪种书？”阎世铎说：“传记，伟人们的传记，最喜欢的一本是《马克思传》。”阎世铎非常崇拜邓小平，经常套用一些小平的话，亚洲杯申办时，他就对正在给拥有投标权的亚足联执委做工作的足协官员提醒，不要盲目乐观，“小平同志说得好，不要轻信外国人”。
阎世铎不懂足球，是足协上下皆知的，但现在人们渐渐发觉这个“不懂球的”却“懂管足球”，阎世铎昨天说了：“这并不意味我不爱足球，因为我的格言是‘使命即爱好’，中国足球就是我的使命，因此我爱好它。”
阎世铎是怎样的一个人？其实这个问题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足球的胜负而发生变化的。去年的这个时候，我采访王俊生先生时他曾说：“这个位置就像冲浪”，我想阎世铎也会随着浪尖不停变化，中国足球无疑是一道大考题，不知阎世铎将怎样一一解答。也许，他会成为一个胜利者，也许他会成为又一个王俊生，为了中国足球，我们希望他是前者。
结束沉重
阎世铎从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其实这也是意味着中国足球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与王俊生一样，阎世铎也是个“历史符号”，不过这符号却象征着中国足球的成败兴衰。按斯蒂芬“蒋威格的观点：“历史，就是由细小的人与细小的瞬间组成。”因此，了角阎世铎也是从一个侧面了角中国足球今后的命运。王俊生忆成为中国足球的b角。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称其一声“王俊生先生”，因为他毕竟给一在的a角——阎世铎提供了很多历史数据。这些数据，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飞机上的“黑匣子”一样弥足珍贵。
a角的阎世铎不可能彻底割裂与b角的历史关系。虽然阎世铎宣称“跳出足球看足球”，但事实上谁也不可能真正“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阎世铎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有特色的中国足球道路上走得更远”，在这次采访中，我发现基于他的背景、他的性格、他的工作作风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袁伟民物色的这个人物不见得让人惊喜却有其合理性。
“我的帽子是拿在我手上的”。上任半年后说出的这句话，大概可以算作阎世铎的准正式“就职宣言”，或许也可视为对中国足球、中国球迷的一份承诺。阎世铎不懂足球，但他懂政策、懂社交、懂管理，或者就像足协内的人士说的“懂当官”。当然，这个评价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
阎世铎的核心思想就是把足球当成一盘大局，让每个人都能“真诚以待，找到快乐”。他要结束一个“过于学生的时代”，让足球变得快乐起来。这显然是不容易的事，但这个提法本身无疑具有积极性和建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