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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承鹏 当前章节:14964 字 更新时间:2026-7-23 03:06

但愿我们与阎世铎先生能一起兑现这张“快乐支票”。

生于悲剧性格

如果你爱一个人,送他去海外踢球吧!

如果你恨一个人,送他去海外踢球吧!

那里是天堂与地狱的结合部,他将在刀锋上跳舞……

杨晨在头痛,痛不欲生的痛,因此马加特也开始头痛,两个“头痛”的人引爆了中国球员海外踢球的生存内幕。这层曾经意味着“尊严”与“贞操”的纸,一夜间被血淋淋地捅破了!

对杨晨的声援,如果还停留在“娘家人”式的义愤慎膺无疑是幼稚——声讨马加特、声讨施拉普纳,甚至声讨背后的“新纳粹主义”将于事无补,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球员的性格是否是悲剧命运的根源。

性格决定命运。你不愿在酒忱里喝扎啤,你不愿说出发音浊重的德语,你甚至不愿意绽开一丝微笑表达自己的善意,然后别人就要“finish”掉你!

马克尔斯说,如果没有兽性,你永远成不了森林大帝;凯撒说,如果你不是罗马人,你永远统治不了罗马城;而谢晕在1995年也说,不会吃六成熟的牛排,就很难真正做一个外国人。

“是我来适应德国,还是德国来适应我”,问题就这么简单。在品行上堪称中国球员的杰出代表的杨晨,无法有从德国,当然就不能征服德国。这一点拥有八分这一外国血统,能把英语说得和上海话一样纯熟,并很闹情绪穿着削肩手工呢大衣在机场与拖拉普纳行亲吻拥抱礼的谢晕在海上“四大飘零”中无疑是唯一的反证。

最勤勉的杨晨、最敬业的杨晨、最谦逊的杨晨,一切都符合着中国人关于“好小伙”品行标准的杨晨,就将这样被“finish”掉——因此我们必须检视一下中国足球的教育是否危害着中国球员海外生存发展。

“中国式性格”,就像器官移植一样必须遭到另外肌华表的排斥性。谢晕说,“生于1977”;我说,“生于悲剧性格”……在中国“酱缸教育”里腌制的产品,很难调和外国人的胃口。我们必须学会像外国人一样生活,才能学会像外国人一样的踢球。这就是所谓的“足球文化”。

在水晶宫的草坪上,我曾经吃惊地发现夹杂在隆巴多等大腕之中的范志毅不再拥有那对高耸的肩膀。

在发自遥远佩鲁贾的各种“家书”书中,我悲哀地发现马明宇不断的“今天仍没有上场”、“明天我将学语言”以及“习惯了多加咖喱的牛排”等信息。

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制造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性格将制造出什么样的命运。

中国球员尚不及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便匆匆上睡了,这像极了当年涌动“出国潮”时的第一代移民。

“第一代移民”,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他们注定是要被牺牲掉的一代,改变生存环境的急躁心态与客观存在的“卑微”门第之间的矛盾将让他们产生强烈的受挫感,就像那部电影《移民》,要么在坚守中消亡。要么在跑姿中生存。

因此我们先前的乐观是多么的缺乏根据,我们以为坐在闷热的船舱里横渡了大西洋就到达了乐土,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更为险峻的生存挑战。记住美国黑人说的,漂白我们的皮肤用了整整百年。

唯一让我们宽慰的是,我们还有“第二代”、“第三代”,在漫长的“服从”之后一我们也有“征服”的一天,如果这一天来临,那么杨晨、马明宇们的失败算是拥有一些英雄意味了……。

因此,让头痛欲裂的杨晨学学《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吧,王启明站在硕大无比的纽约机场大叫“我在美国就混了!”

或者,就像当年乡下青年拉斯蒂涅站在巴黎高处面对夜色的狂呼——“来吧巴黎,让我们拼一场吧!”

这,将是中国球员突破悲剧性格的唯一出路。

左脚右脚与草鞋布鞋

早年——

“全民皆兵”运动轰轰烈烈,县武装部干事下乡大练民兵,从走“一、二、一”入手。

惜乎农民兄弟由于接受教育机会太少,缺乏集体配合的磨练,始终走不出整齐划一的队形,相当数量的“民兵”们甚至弄不懂“左”“右”口令的不同。本该的一字长蛇阵走两下便惨不忍睹地变成弯弯扭扭的“毛毛虫”。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右左——唉!又弄错喽!”“武装部”颗粒子汗直价冒。

“啥子左右左嘛,我们咋弄得懂这些‘洋盘呢’呢?”农民兄弟不免有抱怨,有的甚至鞋一蹬,一屁股坐在田坎上“罢练”,练兵计划大有夭折之势。

村长王老幺觉悟自然高于普通群众,而且深谙“村情”,灵机一动附耳向“武装部”献上一计:“不如让民兵左脚穿草鞋,右脚穿布鞋,‘左右左’搞不懂,‘草鞋布鞋’总晓得该出哪只脚喽……”

“武装部”大喜,依计果然屡试不爽,一袋烟的功夫,大伙儿就在为一彪合格的“民兵”——从“左脚右脚”到“草鞋布鞋”理论联系实际之后,皆大欢喜。

——扯回来说,这故事极眼下的中国足坛,洋教练就是“武装部”,中国球员就是那帮土民兵。

洋教练初来时大抵是一腔热血的,不管是“平行站位”“战术纪律”还是“职业精神”,都要与国际接轨。但中国足球的农民兄弟们“髦”不起这个时,“左脚右脚”的接受起来非常别扭,所以,所有的“武装部”就得屈从于“国情”“村情”。

有那个可爱的村长王老幺,就会有“草鞋布鞋”的调调,“理论联系实际”迟早会显灵的。

李章洙曾经高举“师道尊严”的大旗,但农民兄弟们不买他的账,所以李章洙教了铁头孙庆的厉害后,也不再“左右左”,改为“草鞋布鞋”了。据说他与“快刀浪子”高峰小酌一杯已是很正常的事,并且很快就学会“京骂”与兄弟们“b”来“b”去……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桑特拉奇、科萨洛维奇、彼德洛维奇、内波姆尼亚奇,无一不变成可爱的“武装部”。因为“草鞋布鞋”可以相安无事,所以谁也不愿意不识趣地“左右左”了。

陈亦明早就说过:“与国际接转”迟早要变成“国际与我们接轨”的。

但并非所有的武装部都那么聪明,洋人很少穿布鞋,草鞋更是前所未闻,所以坚守“左右左”的大有人在,但他们都死得很惨。

我始终不明白塔瓦雷斯为什么要在昆明“抓嫖”,这种“扫黄打非”的事应该由公安(至少也是联防)来管。他不懂“入乡随俗”,当然要被农民兄弟踢下田坎去。“昆明事件”至今还是个“悬案”,但穿不来“草鞋布鞋”的塔瓦雷斯在中国肯定走不上康庄大道了。

戴大洪曾痛心疾首地大骂“伪职业”,这实际上是在痛斥“左右左”朝“草鞋布鞋”的庸俗化——

那个“民兵”段子有个尾巴——“武装部”回城后惟知“草鞋布鞋”而分不清“左右左”,之后精神恍惚划成“布鞋派”。

因此,那些洋人们返回国内后指不准会有什么后遗症,也许,桑特拉奇每天都要高呼三遍“为了咱山东人荣誉”的口号;彼德洛维奇再也不会像愤怒的狮子般冲进场,他连过斑马线都会小心翼翼;而“狂人”塔瓦雷斯痛定思痛,每天穿着“草鞋布鞋”在巴西海滩上游走不定……

从“左脚右脚”到“草鞋布鞋”,不知是“武装部”的悲哀还是农民兄弟的悲哀。但“存在就是合理”,既然我们只能这样才可在田坎上健步如飞,那么就“草鞋布鞋”吧——有些刺耳,习惯便好。

如果的冠军

当上海申花在抚顺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垮出个1比6后,这支中国甲a馐最优秀、运营最成功的职业队就不幸退出了’99冠军争夺战。

于是,在理论中存活于“冠军候先圈”的就是辽宁、泰山、全兴了。让我们借一个水晶球,透视一下三个“如果的冠军”的未来。

如果辽宁抚顺夺冠:

这将应验中国甲a“凯泽斯劳滕”的说法,它符合着中国人在金庸武侠作品中“少年侠气”或“一剑镇江湖”的审美情趣——事实上,这帮要么“披头士”,要么“板儿寸……光头”,进球后还能策划出比迪厅dj还要疯狂的形体动作的“新新人类”,确实给中国足坛的陈腐之气带来了另类“冲出亚洲”的新意。

天才就是天才,即使生长于张引这样的“老酱缸”里,天才的才华也远远超过了俺黄瓜、泡萝卜。足球,最终是靠才气横溢的年轻人完成的——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说法。

然后呢?“后辽宁时代”的缔造者们会在“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发觉,时光磨去了他们的锐气,啤酒挥发了他们的激情——缺乏一个真正职业化意义的建制,最终让天才们遍寻方向不成后撞上一面尘封已久的镜子——里面是痛器流的孙贤禄与一脸木然的小王涛。

精英+精英的胜利不等于职业化的胜利,这是一个悲惨的轮回。

※※※※

如果泰山夺冠:

徐根宝会最先跳将起来,因为无情否决了他关于“鸡蛋理论”的阐释——中国足球上不去,关键在于鸡蛋(球风吹草动)素质不好。

没有宿茂臻与巴力斯塔的泰山什么都不是,那帮既无才华又无经验的泰山众将一直仅拥有“老实憨厚”的美德,但桑特拉奇就是将这筐平庸的鸡蛋孵出了恐龙——“一头狮子率领着绵羊可以打败一头绵羊率领的狮子”,桑特拉奇把这句名言挂在冠军的旗杆上——让徐根宝们呆呆地瞻仰。

这个结局可能是对中国足球一条最棒的建议——它从根本上地动摇着中国教练们某些理论基础。而桑特拉奇的胜利也补足着辽宁天才们的缺陷,我们在想:如果让桑特拉奇执教辽宁队或中国队呢?

但中国人往往把胜利庸俗化——下个赛季前出现的一个奇观将是所有的甲a老板都像当年的倒爷一样远征东欧,把“桑特拉八”“桑特拉九”们“倒腾”过来。市场主充斥着无数水货貂皮大衣。

※※※※

如果全兴夺冠:

我得承认,我将亲眼目睹一座流淌着泪水与全兴酒的城市——这个经济欠发达,除了熊猫还没有其它骄傲的城市将在“上帝的馅饼砸下”之后狂欢三日。6年的疾情、“成都保卫战”的苦难及长期高额的上座率一起换来了回报。

就像当年的那不勒斯,拥有一两个杰出人物,加上前所未有的运气就可以藉之冲顶。

但那不勒斯后来走了马拉多纳、卡雷卡,那不勒斯后来苦苦与命运挣扎。仅有激情与痴情是不够的,孤独站在高地上的全兴,必须学会在高地上打一口“老井”。

——三个“如果的冠军”,三种不同的命运。’99甲a怎样选择?

蛤蟆镜、红茶菌以及桑尼效应

赶时髦,中国人一向“髦”得有趣。

70年代末,“矢村警长”一不小心就把蛤蟆镜“戴”遍神州。满大街都晃着“黑蛤蟆”——而且商标一定不撕,乍看,侯跃文说“就像长了白内障”。

再晚些有个“红茶菌时代”——那种毛茸茸的东西据说可以延年益寿,这导致几乎每个中国老面姓家庭都有玻璃器皿“供奉”着,看起来,怪怪的就像“动物标本”。

呼啦圈、卡拉ok以及绝对超过世界钢铁总产量的“盘圆”、“螺钢”。中国人前仆后继地从一“髦”走向另一“髦”。

桑特拉奇的成功,印证了我在《如果的冠军》中的猜测——而且不止来了“桑特拉八”“桑特拉九”,照眼下情形,大可直逼“桑特拉二十七”(加上国家队)。这可能是南联盟解体以来最猛烈的“人口外流”。

毫无疑问,桑尼(这是时髦叫法)和他的斯拉夫兄弟们继蛤蟆镜、呼啦圈等之后,势不可挡地成为这个时段中国人最时髦的东西,而且“髦”得舍不得撕商标。

来自南斯拉夫的——曾经与桑尼或米卢战斗过的——对中国人有深厚友谊的——有20年以上共产党党龄的,现在每月还在缴纳党费的老布尔什维克,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介绍,它似乎就是“胜利”的标志物。

但是,中国人对某种东西莫名递发出的热衷源于一种幼稚,这使得以怎样的速度一涌而上,就会以怎样的速度全面撤退——有过“蛤蟆镜”的人现在羞于启齿了;喝过“红茶菌”的人更是痛心疾首了……

我早年的一个邻居,曾经把家里弄得和化学实验室一样,并逢人便吹嘘个“菌”形状如何壮观,那时还没有“基因工程”一说,但他虔诚地认为这将使他和他的家人长年益寿——直到医生发现他儿了肠子里长了菌毛。

戴了“蛤蟆镜”的人不一定真酷;供了“红茶菌”的人不一定长命百岁。既然满大街的“桑尼”与满世界的“蛤蟆镜”,“红茶菌”“髦”的是一种“时”,那么蛤蟆镜、红茶菌有过时的时候,“桑尼”也有敝履的可能。

这不知是蛤蟆镜们的悲哀,还是中国人的悲哀——看着尾随着“蛤蟆镜史”“红茶菌史”企图建立“南斯拉夫史”的桑尼们,我就幻觉着中国人对着一只眼镜腿东一只空玻璃瓶发呆。

辫子剪了

“剪辫子等于革命”,这是阿q的想法。

“未庄”于潭死水,能够让阿q激动的事并不多,而剪辫了是他最心驰神往的一桩。但他至死都没能弄懂“革命党”和“反革命党”,圆圈圈尚未画妥当,就被拖出去一刀剁了。

其实阿q想的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小尼姑的滑腻脸蛋与吴妈的脚”。这是“投机主义革命者”的真实体现。

支撑这个观点的有力佐证还有,他并未剪辫子,只是将辫了用筷子盘了,以便随时可以放下。

“老子革命了!”——有一天我惊愕地发现甲a14支队齐刷刷“改了制”,学着洋人的模样成立了“有限的”、“无限”的公司。虽然其中戏有剪了辫子、也有盘了头发,甚至还有剃光了头的,但我始终怀疑他们既画不圆圈圈,也分不清什么是“革命”与“反革命”。后脑勺子少了“猪尾巴”美观了些,但心里还是“吴妈或小尼姑”漂来荡去。

“未庄”就是中国足坛,“未庄人”就算剃成成了“少林寺”也成不了得道高僧。

从第一根辫子算起,“改制”很有“革命党”的劲头,反全能些“黑手党”派头。

因此,“剪辫子”与革命无关。

这个推断可以让期望与“国际接轨”的我们很痛苦,但轰轰烈烈的“改制运动”确实太像当年的“剪辫了运动”,当年的阿q理解不了马列主义,现在的阿q也动作不了市场经济。

那“革”的什么“命”呢——阿q想穿着“白盔白甲”把赵老太爷的雕花大床搬到自己家,现在他们又想在股市大喊“同去!同去!”——他想,一个人去是打劫,一群人去革命。

鲁迅又说:人家用鸦片以治病,我们却用兵以抽大烟;人家用罗盘以航海,我们却用以测风水。

最后的阿q试图喊出些“革命话”,却冒出一唏牛头不对马嘴的“砍头不过大碗大个疤,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使得摸着那根“辫子”哀叹——“中国的革命,大抵是牛头去对马嘴的呀……”

嘴动或行动

在郭富城以含混不清的吐词率一帮“广东猛男”演绎了《动起来》后,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王均郑重宣布——“2000甲a开始了!”

不像沃特“迪斯尼那句著名的“演出开始了”,一群“卡通”马上就会生动可爱地蹦跳出来——“2000中国甲a的发端,就像一个尚未做好的心理准备的晚会主角,神色慌乱地被推上了前台。

虽然塔瓦雷斯围上了“复仇的黑围巾”,却无法用胜利向对手证明个人才华;虽然米罗西克隆对手的利向对手证明个人的才华;虽然米罗西克隆了对手的“532”,却玩不出不银泻地的意境——在中国足球“酱缸”浸泡过的他们,没能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他们所能做的,除了“比酷”就是平局。

比这更糟糕的是“沈渝之战”,在中国足协用“不解决的方式”解决了“跨世纪的悬案”后,郭富城的《动起来》变成了“冻起来”——这是一场可怕的冰雪之战,你很容易便会联想到中国足球的生存环境。

当然,我们可以喜欢欧亨尼奥嗜血般的“连环三击”。

也可以喜欢李明“性感”地亮出内衣上的“2比0”;但之后仍然会觉得空空荡荡,空空荡荡得就像被迫观看一个老魔术师日复一日表演一成不变的节目,而谜底你已经不屑积压物资。

危险的是——今天清晨,肯定会有“伪专家”爬起床就赞美“两个伟大的冷门”——夏门、红塔连袂击破“鲁辽神话”。“伪专家”家们会像所有肉麻的好莱坞影评家一样热情讴歌“黑马的奔腾”及“新格局的诞生”,甚至还会深情缅怀“戚务生、迟尚斌二同志为土教练反弹所作的贡献”云云。

——这就是中国足球的媚俗。米兰“昆德拉应该写一本《足球不能随之俗》——“投币厕所”的广告牌充斥着揭幕战,上赛季的两个“疑犯”堂而皇之地碰面,“永远领先一步”的申花差点被海牛折断,而升班马在代级别的较量中密谋“抢班夺权”。

这就是中国足球其臭无比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甲a能诞生无数国内冠军却实现不了一次出线的原因。

一轮一轮的甲a,一年一年联赛,上海滩姬宇阳君曾把中国足球喻为“原地拉磨毛驴”,网虫“苏甘儿”也在昨夜谓叹“甲a开打了,我却困了”——我以为,这是两则精妙的格言。

我无意否认甲a曾经给我们带来的乐趣,我也非常钦佩中国球迷守看甲a的疾情——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拉来“歌坛的角儿”声嘶力竭为“足坛的角儿”助阵之时,我们究竟是“嘴动”还是“行动”

在2000甲a开打之际——嘴动或行动?这不仅是哈姆雷特式的沉重问题。

最后的塔瓦雷斯

即使上帝再给塔瓦雷斯一次胜利,也很难把他留在这座城市。

这一天成都的阳光洗过般清澈,它令塔瓦雷斯很难不想起巴西家,但清澈的阳光,是很容易让塔瓦雷斯感伤的。一个巴西人在成都的故事里,在差20天就到一年之际便要结束,这实在容易让人想起都德的《最后一课》——阳光船长地洒在树梢上……韩麦尔先生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而我们的塔瓦雷斯先生,在成都的《最后一课》后举起了五星红旗……

最后的塔瓦雷斯,绝不仅仅是为了煽情。在桑特拉奇为山东创造了历史走上了神位时,可能是四川足球史上最好教练的塔瓦雷斯,却只能用这种方式告别这里的人们。

这是全兴最幸福的时刻,却是松日最不幸的时刻。得到塔瓦雷斯的全兴获得了新生,失去塔瓦雷斯的松日却被打入了地狱。

因此,“最后的塔瓦雷斯”幽然说:你们会像怀念米罗西一样怀念我……

没有一个教练能像塔理瓦雷斯这样征服这座城市的球迷,他就像一名任性的船长,虽然带来了更多的惊涛骇浪,最终却能把人们驶向心中的彼岸。

但塔瓦雷斯就要走,他在这里的日子可能只能用“小时”来计算,这让我突然想起写过《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英国人劳伦斯本世纪初那句著名的——“我还来不及好好的生活,却要开始死去……”

胜利,是塔瓦雷斯追逐的目标;胜利,却不是塔瓦雷斯留下来的理由。即使抓住再多的老鼠,他也成为了那只理想中的“好猫”。

因为,塔瓦雷斯的性格就是一把“双刃剑”,在使他成功的同时,也埋下了挫败的状笔。

就像全巴西人都熟悉的那部影片——《独立或死亡》。巴西的开国皇帝唐“佩德罗以其特立独行的风格否决了葡萄牙的殖民,把巴西带上了独立的道路——不幸的是,这种特立独行最终也导致了他的“死亡”,以下野远洋之际,唐“佩德罗说:这片土地的独立,须我用残废来为他们换取……

这就是巴西人血液中的悲剧因素,从开国皇帝唐“佩德罗一直延伸到“好猫”塔瓦雷斯。

我一直想着塔瓦雷斯初来时说的那句极具挑战性的话:做一个被追逐的人。这话其实是塞纳说的,但塞纳最后死于“追逐”。现在塔瓦雷斯将“死”于什么?他自己回答了:有一天我就会离开球场,因为我害怕足球会杀死我的心脏。

不知塔瓦雷斯将走向何方,但从塔瓦雷斯手持五星红旗的一幕,你完全可以断定他仍然会留在中国——塔瓦雷斯心中有一座“罗马城”,像桑特拉奇那样的“背景”来深谙“国情”。可以预言,在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要想保持“独立”,等待塔瓦雷斯的都将是“死亡”。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那个任性的巴西卷毛已不复存在,中国所有的舞台都不容不下他任性的脚步,昨天的塔瓦雷斯已慢“最后的塔瓦雷斯”。

双雄会

最让人心动的赛季应该是’95赛季。这一年,不仅有一城慷慨的“保卫成都”,还有京、沪双雄的喋血争锋。

按南粤“五文弄墨”一族的说法,中国足坛状似中国景坛。而中国影坛在近20年来只拍出一部真正意义的“男人戏”,这就是杨在葆与许还山联袂出击的《双雄会》。

不是成龙憨态可掬的那部港片《双雄会》,由杨在葆、计还山演绎的李自成、张献忠,一举奠定“双男生主角线索”的至上地位。

还有什么比两个男人在90分钟胶片里的性格冲突更有魅力呢?一部《双雄会》就把杨、许二人包装成“最有好莱坞味道的男人”。

足球(尤其是中国足球)也是需要一些“好莱坞味道”的。如果没有悬念、恐惧、愤怒、亢奋的元素进行满足,如果没有传奇人物的极度冲突作为铺垫,一帮傻男傻女在场子里呆看技术细节,或故作公平地对双方都大喊“加油”!不如去看一场工会组织的拔河赛。

大连万达一骑绝尘的时候,就是中国足球如同嚼蜡的时候。所以,即使’95甲a透着那股子“糙”味,我还是欣赏“抢逼围”的徐根宝对决“最牛b”的金志扬。

那一年的悬念很晚打开,金志扬一直尾随徐根宝,并说了一些很“男人”的话——

徐根宝:拥有“抢逼围”,足以横扫中国足坛。

金专扬:小子们,拿出咱京城人的“精气神”。

冠军是谁已不很重要,重要的是1995的中国足坛,有机会上演了“双男主角”的魔法。一部,《英雄本色》威振江湖,沉稳雄厚的狄龙大哥与披一件布满弹孔的风衣的“小马哥”用最“酷”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英雄!

吴宇森把“双雄会”的精髓一直带到“好莱坞”,让美国佬一夜间就抛弃了老掉牙的西部片。《断箭行动》、《夺面双雄》,约翰“屈状塔与尼古拉斯“凯奇的至刚上演开创了“男人vs男人”的“后好莱坞时代”。我认为,男人与女人的故事“面”得像一枚沮嚼太久的口香糖,男人与男人搏杀才凸现得出荡气回肠的侠武风骨!

足球,尤其是“面”得太滥的中国足球需要这种风骨。

所幸——在’99甲a逼近收尾之际,东北“教父”张引与斯拉夫“牧师”桑尼之间正在展开这场“双雄会”,他们以各自最擅长的方式向对手叫板。“面”得太久的甲a终于遭遇一种“酷”了,他们纠缠尾随而来,又将纠缠尾随而去,就要在电光火石之间毙敌于掌下。

中国甲a,是进入“后辽宁时代”,还是进入“东欧时代”,张引与桑尼之争绝对会有《双雄会》李、张二人那样的慷慨道白:“打了天下谁坐天下?”“有这样的对手对我有用。”我以为,把冠军悬念留在最后一刻,就是把’99甲a演足26轮,而不是’97迟尚斌携万达“提前5轮夺冠”的缩水甲a。

对于被迫在片子中段就知道“坏蛋是谁”的中国球迷而言,这是一个幸事。

对于酷爱吴宇森风格中“最后一轮”或喜欢“商洛激战”冷月如刀的中国观众而言,这也是一个幸事。

一地鸡毛

“该发生的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也没有发生。”

川吉之战后使我想起了那部描写无聊生活状态的片子《一地鸡毛》中的台词,那部片子我看了3遍,但能想的也只有这句无聊的话。

高珲没有如想象中倔强伫立于如刀冷风中,而米罗西也没有显示“007系列”英雄人物本该施展的杀手。延吉那块著名的“菜地”,让你根本无法勾起心动的情节。一切都那样平淡,淡得就像米罗西嚼动的那枚“香口胶”,到了90分钟终场哨已成一块干蜡。

但我没有“淡”得反胃,因为我和广大延吉群众一起自始自终都在大嚼瓜子。这可能是本次采访中最大的发现,延吉人没有“雄起”可喊,却有看比赛嗑瓜子的“时尚”。

那是怎样一种场景啊?——数万人人手一包瓜子,“哜哜喳喳”,嗑得津津有味,嗑得惊天动地——我幻觉身处一片麦田,自己是巨大蝗虫群中辛勤的一员。

妇女在打骂着哭喊的孩子,男子在看台上下着中国象棋,甚至有“瓜子小贩”在争夺着摊位……

这使我陡然想起先是影星现成“富婆”的刘晓庆发过的誓言:我绝不演电视剧,因为那是主妇们在嗑瓜子闲聊时看的节目。中国的甲a联赛恐怕正是刘“富婆”所言的电视剧,一共26集,很多泡沫。

对甲a联赛逐渐失却往日的激情已不可否认。因为我们不能提供经典的“大片”,只能用“泡沫剧”来迷乱人家的眼睛,连素有“冷面热血”之称的延吉球迷都变得如此无所谓,中国甲a就必然被证明已沦落。

没有金戈铁马,没有同仇敌忾,没有喋血双雄,大家苦心营造的激战氛围被现实击作“一地鸡毛”。

米罗西说:这座城市的气氛与我前年来时不大一样。我说:不仅这座城市,中国足球的无聊已经让很多城市败了胃口。

一地“瓜子皮”的延吉与“一地鸡毛”的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难道塔瓦雷斯屡屡抛出的“噱头”与我们炮制的“南联盟轰炸甲a”还不够刺激吗?

但瓜子还是要嗑着,泡沫还要飞着。中国的职业足球已没了应有的神圣感与神秘感,一场被炒作得无比壮烈的比赛愈发像某国总统候先人在台上讲演着,台下的儿童都对着阳光吐起口水泡泡——这个场景被记者抓拍下来后获了大奖,题目就叫作《无聊》。

很多球迷眼色苍茫地对我说:怎么再也提不起当年看球的兴致?怎么再也没有那种长歌当哭长酒当醉的慷慨之情?

我说:您还得去看——没有《泰坦尼克》大片,您将就着看26集肥皂剧也成,发誓不演电视剧的刘“富婆”都能拉下面子演了《武则天》,您为什么不能看一眼《假a》再写一部《我与中国足球不复不说的故事》?

据说广电部部统计过拙劣的电视一年要浪费我少胶带,中国足协也该统计26集的“甲a肥皂剧”要糟蹋得多少好心情——或者要消费多少炒瓜子。

突然想起怪腔怪调的钟宇辉说的:本以为足球很好玩,却被它玩了;又想起《大话西游》说的:大家不过是玩玩嘛,何必那么认真呢?

谁把谁玩了……

rx房的错误

某夜,台湾高雄县六龟乡的中庄,一个叫陈廖牛犇的46岁的女人,拿了一把大剪刀,咔嚓一声,把她年轻邻居女人的rx房剪掉三分之一。她供述行凶的理由是:“这年轻邻居的rx房实在太大了,大到足以诱惑她的丈夫的程度。为了防患于未然,非得剪刀行事,去rx房为快。”

某日,在美国有一太太,订做一套正好跟玛丽莲,梦露的胸围腰围尺码相反的内衣,邮寄给这个明星。信中要求:把rx房扣紧,把腰部放松,免得再“蜂其腰而鼓其乳”,勾引天下男人。

在愚蠢女人的眼中,这对成天在男人面前晃来晃去的东西是构成犯罪的诱因,它就必须被除去。按此逻辑,要是她们有幸回到伊甸园,就一定要把园子里的苹果树砍个精光,当然遗憾的是,亚当夏娃将永远懵懵懂懂,现在还围块树皮在腰间“扮家家”而已……

我并不想讨论美乳、苹果之类的东西,我想说的是“取消升降级”。如果“取消升降级”是建立在诱发足球犯罪的理论基础上,那么世界通行联赛升降级制度就不幸成为那对rx房。

rx房不错,有错的是她的男人。一个色迷迷的男人要想干点什么,并不取决于眼前是否有对rx房,要干便干嘛。以前曾经出现过交疯狂的“拜脚主义者”,脚,也是可以诱发犯罪的,总不至于连脚也一并砍了。

经章健先生提议,经中国足协密谋,经足球媒体包装而出的“呼吸法”(一说‘休克法’)就是在干“剪去rx房”的事,“升降级”导致了巨额“签字费“,因此我们要向南海鳄神借反大剪子“咔嚓”掉了它……

取消升级级难道就把“难言之隐一洗了之”了吗?这恐怕也太低估了球场犯罪高手的智商了,阎王席前几天也说了:“我们搞足球的并非低智商。”智商既然不低,就可以变着花样玩猫腻,比如说为了争夺甲a冠军,说不准还捣鼓出什么事儿出来。到时候,总不至于连“冠军”锦标也一样“取消”罢。

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剪掉一对大rx房,而是要剪掉脑子里犯罪的想法。要是这个世界全然没了美妙的rx房,尽是些施瓦辛格的胸大肌,我想这个世界就快完蛋了。要是没有了引发无数悬念的“升降级制度”,甲a联赛变成了“甲a联谊赛”,我想中国足球也就完蛋了。

有人说“中国足协对联赛失控了”,我不敢肯定;但我敢肯定陈廖牛犇一定姿色平平,智力低下,无法成功俘虏男人的心。因此她真该检讨检讨自己,是否错怪了rx房,是否自己已经对男人“失控”了。

田里的麦穗

苏格拉底说“你们去捡麦穗,要捡你心目中最好的麦穗,但是每个人只能捡一次枚”。苏格拉底的学生们蜂拥而上,而且每个人迅速发现了很好的麦穗。

但是他们想,说不定下一步会有更好的麦穗。于是他们继续走,继续走,一直走到麦田边上,然后垂头丧气地拿着并不合意的麦穗。

苏格拦底在田边笑:这就叫人生的选择。

其实中国足坛就是一个大麦田,现在的摘牌转会就是选择麦穗,上榜的404枚麦穗等着人去捡。

榜上球员可以榜下“勾兑”,但现在的透明度让h“托儿”们不敢太放肆,球员大抵还是傻乎乎躺在田里等人来捡麦穗。所以去年就有“逃跑的新娘”。

今年“新娘”都戴上了镣铐,于是“新娘”就会变成怨妇,怨妇的生子都很古怪,所以即使取消了升降级,明年联赛的事仍然少不了。

阎主席说过,中国足协智商不低。其实不仅不低,我觉得还很高,高若无哲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要学生捡麦穗,中国足协要手下“倒摘牌”。这是一道智力题。

过两天“摘牌大会”就是捡麦穗大会,肯定是不满意的多,满意的少。人比麦穗进步的地方是人会有情感反馈,因此这种大会伤感情,不过中国足坛早就像《大话西游》中牛魔王说的——“感情破裂了!”也不在乎再掉几滴眼泪。

苏格拉底是为了让学生明白如何珍惜人生的机遇,中国足协则是为了让“学生”明白如休糟蹋人生的机遇。

因为这种形式的摘牌只能表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足坛确实是一个乱七八糟的麦田;第二,中国球员确实是任人抛选的麦穗。

这与一贯声称“以人为本”、“以联赛为本”的中国足协宗旨并不吻合。它的副产品是,新娘嫁错人家后,不准逃跑、不准哭闹,更不准偷汉子,你只能做“怨妇”,然后比窦娥还要冤……

牲口市场与江湖乱战

如果说“摘牌大会”就是一牲口市场,那就太不人道。不过几百号球员被挂在上面,“几岁口?”这一问一管愿不愿意牵着就回家,还真有点像。

如果说“摘牌大会”就是一跳蚤市场,那就太辱没足协的权威。不过那种喧嚣的场面,混乱的组织,包括公然在直播画里面闹别扭,还真切了题。

有人忘了自己几岁,有人说丢了身份证,有人提了货不给钱,有人“霸王硬上弓”,直接把别人心爱“截和”了。不知谁来不及在家吃饭,赶早买了一大包包子、油条,于是每个人都在狭小的过道里闻到“包子王”“油条张”的真传手艺……

这不是我经历的中国足球的第一次混乱,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这种混乱场面很适合用白描手法来刻画——早上起床的时候,连骂了三遍那个背信弃义的“王八羔子”,然后拎了包子、油条去摘牌,发现来摘牌的人眼光闪烁不定,各怀鬼胎。投影机的电脑坏了,主持人头上冒了黄豆大的汗,我心里暗叫“活该”,但马上发现我要的人已经没有了。下边开始打架,乱中谁踹了我一脚,而且一只鞋飞了出来劝架的人假发被扯下来,另一人牙箍脱落……后来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稳定压倒一切”,胡乱分了62匹骡子或马。

曾经,我认为中国足坛就像那部电影《飞越疯人院》,任何企图冲出去的人都要被一刀剁了小脑,后来,我发现中国足坛像君特“格拉斯的那具“铁皮鼓”,由于外界太金荒诞,于是一定要把自己弄在铁皮鼓里不肯长大,最后成了胡思乱想的侏儒……中国足坛一切的混乱源于它没有长大,或者不肯长大,它是怪物!

本来“摘牌大会”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大会,它的目的是划分来年的秩序,这是一件高尚的工作。但最后它演变成了“江湖乱战”,大佬们就像是在划分“毒品销售渠道”,划分势力范围,无果,各自拔枪对射……

这说明,我们并不珍惜自己的利益,中国足球只会“乱中取胜”、“混水摸鱼”,而不懂“稳中求治”,这是素质问题,这如同让“黑社会”去开“国民议会”,再好的主题也被糟蹋了。

转会摘牌制度有问题,而转会摘牌的人也有问题,同样一种制度让不同素质的人执行结局迥异。阎世铎认为法制建设是他的重要课题,但问题在于让一帮并不高尚的人去从事高尚的职业肯定会适得其反。

因为,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为了通行,“摘牌大会”不可能避免地成为“江湖乱战会”。

从神到狗

与施拉普纳一样,搏比“霍顿是中国足球一个阶段的标志物。就像所有的“舶来品”都记录着中国社会某一时段的特征,哈蟆镜、牛仔裤、饭盒式录音机、呼啦圈、卡拉ok、肯德基、大哥大、网吧……霍顿是一个忠实的硬盘,他的升起与衰落就在刻写一个时代。

毫无疑问,霍顿的开始是一个“神”,他在中国范围内引起的欣喜他自己都意想不到。霍顿抵达的第一天,也就是他开始他“中国之旅”的第一天,人们都在期盼着什么,脸上写着对幸福的憧憬。我认为这很危险,因此写下了《冷眼看霍顿》。这篇文章开始了我对霍顿及九强赛的“怀疑与批判”,因为我觉得凡是对个体的盲目崇拜都没有好结果。在霍顿的“平行站位”、霍顿的“快乐踢球”、霍顿的“兵败九强”、霍顿的“下嫁阶段,因为我觉得这种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东西,它虽然偏激,却能反映出当时的局面心态。这组文章也许对下一个“霍顿”,下一个“米卢”的出现还有将来意义。

从神到狗的过程,就是中国足球的过程。这可能是推销“英国足球”并不成功的霍顿留给我们唯一的启示……

冷眼看霍顿

中国足球再将历史的重作到交给了异乡人。之前,1965年的约瑟夫和1993年的施拉普纳都未能完成这一使命。

如此之轻的中国足球竟然拥有如此之重的命运。匈牙利人不行,德国人不行,现在轮到了英国人了。我们且看一头金发、面色红润的霍顿怎样书写中文版的《远大前程》。

中国人是渴望奇迹,常常幻想某个伟大的个体能够扭转乾坤。

霍顿来了,他像“雾都孤儿”般神秘现身。当我们尚来不及嚼清他执教中国国家队的背景资料时,一股传统的情结又悄然浮出。今天是霍顿到华的第一天,已然有人在为中国足球的明天而幻想了。在上海那座宏伟的体育场外,在那堆嘈哪杂的吴侬软语中,我分明听见:“阿拉看这外国教练蛮好的,这下中国足球准能出钱……”

幻想,总是与苦难结伴而行;苦难,总是需要幻想来抚平创伤。这是人性。

于是,我们不能不回顾一下施拉普纳架临时的“造神运动”,以及扔出来的若干豪言壮语——“这是来自德国的拥有先进理论的十大著名教头”,“我们要有豹子精神”,“我们要让对手像一只免子”……当年施大爷走哪儿哪儿有红地毯,甚至还有专机。

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足球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任何个体的力量在庞杂的问题面前都会束手无策。你得从黄河上游开始植树,中游筑堤,下游拓深河道。否则,这水会越搅越浑。

所以,必须冷眼看霍顿,看他如休将一些先进的东西嫁接过来。千万别奢望他抱着中国足球一头闯进世界杯大门。

霍顿不是贝肯鲍尔,即使是贝肯鲍尔,也不见得能迅速提升中国足球。这位曾经在失意之际差点投奔美国的英国男子,这位被中国足协邀请后自己也很惊讶的前诺西汉森林队助理教练,恐怕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也只有一些先进的观念。不过这对于落后的中国足球而言已经足够了。如同一个饿汉,你根本不用提供给他一桌满汉全席,饿汉的肚肠,首先需要的是回锅肉以及大量的米饭——这是我们的现状。

冷眼看霍顿,不用去菲薄他,不用去崇拜他。我们只是需要他带来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并且以适度的方式来加以接受。就像当年的“拿来主义”一样。

其实足球是冰冷的,你不必以所有的激情去对待它的每一个细节,否则真会伤了自己。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们不是常这么说吗?

中国足球“破神论”

霍顿,正在完成由人到神的过程。

虽然亚运会的失利证明霍顿“加工厂”并未把中国的“粗坯”打磨得更为精致,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这名金发的英国人正欣欣然沿着胜利拾级而上。

中国人不能没有“神”。“神”的存在可以帮助抵挡恐惧——从“十强赛”巨大阴影中逃亡而出的中国足球,可以借霍顿硕壮的身体消除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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