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思维方式有些阴险的意味，但为了中国球不再步入“造神”与“毁神”的俗套，我还是要当一次“怀疑主义者”。
对霍顿的谀词已像神像上的金箔一般贴在他身上了。有人说：霍顿善于短期捏合一支队；又有人说：霍顿洗涤了我们观念的误区；还有人甚至说：霍顿有人情味，符合吾国“国情”。
我怀疑对霍顿的崇拜行为是否建立在砂砾之上，一俟大风袭来，这具金发碧眼的神像便轰然坍塌。
突然想起两副模样的施拉普纳，一副是“伊尔比德”前的，神采奕奕气宇轩昂；另一别是“伊尔比德”后的，形容萎顿印堂发黑——这是中国人造就的两副模样——不知一年后的霍顿是否也拥有迥异的两副模样……
偶像是可悲的，因为偶像的命运往往是被付之一炬。尼采在《上帝死了》中说：真正艺术家最想得到的不是对其作品的赞美，他最想得到的其实是理解和痛苦的思考。
我们理解了吗？我们痛苦地思考了吗l？我们现在所做的，有重大“毁誉”的嫌疑。因此，这不能使我想起克罗地亚米罗西。他在初主全兴之际，众队员赞不绝口，如果我的记忆不出现偏差，就可以清晰地想起来米罗西与霍顿得到惊人地相同的谀词。甚至有国脚声情并茂的对我说：“同时得到米、霍两人的指点，我豁然开朗。”
可惜，米罗西最终默然归国，正是同样的人找出截然相反的辞由将他毁灭。
于是，终于可以知道中国人“造神行动”的结局了，我们在不遗余力地丰满神的形象后最后还要毁灭他，并且踏上一只脚，恨恨然：“悔不该当初……”
这是属于中国足球的轮回。苦难总是通过幻想来抚平创伤，当幻想破灭时，就连神像一并毁掉。
警惕！这情形一如中国农民大旱求雨，长跑三日不见雨来，于是大怒，以锄头钉耙之类毁掉龙王之像。
哈哈镜效应
按东亚人的审美情趣，那帮科威特小子大半算不上“帅哥”；无论是有些“木村柘哉”的张玉宁还是有些“乖乖虎”的李金羽都比他们“酷毙”了。即使上身显得略长的李铁披着头发也不可扮一把“摇滚青年”。
那支科威特国奥并没有“阿拉伯王室的贵族气”，他们把握不住“西亚流”在中前场富于美感的叙述方式，在需要胜利的中国队面前，他们就像一面神奇的“哈哈镜”。
发明“哈哈镜”绝对是一个奇迹，扭曲的参照指数把原本的形象搞得天翻地覆——西施成了东施，无盐变成了貂蝉。对于自卑的人，这是一个好消息。它神奇衬出了中国国奥的“性感”，在以“长江之水滔滔不绝”的进攻又一次“走向胜利”后，我们大可以送霍师傅一幅“打败亚洲弱旅无敌手”的金匾。
这时，许丁茂却正在为寻找一个强劲的热身对身汗流浃背，就像当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上寻找马拉多纳的身影一样——许西茂没有霍顿聪明，“日本镜子”把韩国国奥照得体无完肤。
霍顿是英国人，却对“避实就虚”使自己“发展壮大”的游击方针大彻大悟。他是不会去“欧洲半月游”的；不像老实的戚务生，拖到英国、德国尽找高手拉练，只听到耳畔一阵“齐里咔嚓”，而后去负什么“该负的责任”。
因此我开始理解霍顿——豆腐才显着刀快，“哈哈镜”才莫辨美丑。越南也好、科威特也好，甚至不丹、马尔代夫，拖出去一刀“剁”了，制成“狗肉之酱”就衬出咱的“诸葛之高，关云之长”，这是怎样的一种“鸟生鱼汤”呵……
许丁成凭什么要站在日本这面清晰的镜子前呢？那张痛苦万状的脸真是“我见犹怜”；不像霍顿，借一面“哈哈镜”搔首弄姿活得通体舒泰。人越丑越需要信心，霍顿帮我们在哈哈镜前找到好心情。
不过霍顿还是没忘显示英国人的缜密逻辑——“科威特是一支强队，它得过亚运会亚军、海湾杯冠军”。虽然彼“科威特”此“科威特”之间偷换了概念，但这摆明了告诉你，“这可是纯正威尼斯制造的镜子，绝非逗你开心的哈哈镜”。捧了别人，也夸了自己。所以，科威特这面哈哈镜，与霍顿之间上演的是一出默契无比的“捧哏”与“逗哏”。
“伪快乐”说
当“足球需要快乐”这一说法直呈泛滥之势的时候，我发现“快乐”其实是一种迷幻毒药……
中国足球看来在营造一种“伪快乐”，那些苦大仇深的主，比如说“黄连树的根根”“苦芹菜的尖尖”“药罐里的渣渣”，一夜间都“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了。快乐，绝对是当今中国足坛最时髦的一块商标。
《绝对大羽》当然“绝对快乐”，令人吃惊的是一向愁眉苦脸的王副主席也寄语要“快乐地踢球”，而且那个一位也从“十强赛的一流”轻快地飙升至“九强赛的一流”了。
“享受足球”被当成一种时尚品牌，它像“伊夫“圣诺良”或“劳力士”一样可以及时地调高你的身价。
“快乐踢球，享受足球。”其实这话是贝肯鲍尔说的，我们适时地赶上了这趟潮流。而一向以“师承德式足球”自居的韩国人这时却痛苦得很——在“蚕室”体育场被日本一刀“剁”了，许丁茂没我们快乐，是缺乏“主义”的中国足坛压倒一切的主义，谁要是“不快乐”，或“不那么快乐”，将被视为“九强赛”前最蛊惑民众的异类。
记者老史们当然乐意做一个快乐的使者，正如王小波告诉我们的那个故事，他们力图做成合格的“花剌子模信使”，哪怕洪水滔天，也只报喜不的优，这是最高职责。于是，全国都在“快乐着”，只有少数几个（比如我）没有跟得上潮流还在一边尖酸刻薄叽叽歪歪……
我不知道为什么“快乐主义”突然就泛滥起来，正像弗洛伊德在分析《受虐狂》一文中所阐释的那样：当一个人或一群人长期受到压抑和折磨之后，对幸福的追求就会异变为对痛苦的依赖感，灵魂已经麻木，所以以就会自欺欺人地变态为“快乐”。
长期痛苦的中国足球是否就这样“快乐”起来了呢？如果这样，“快乐主义”肯定就是“受虐主主”。与现在有些人的怪癖一样，“受虐”就是时髦。
因此，“九强赛”前被人大肆鼓吹的“快乐说”蝇一种地地道道的“伪快乐”。快乐是一种奢侈，我们哪有这种资格享受。现在粉墨登场的“快乐”，是被篡改了本意的“快乐”。
马克“吐温说：无知总比有知显得快乐。中国足球很无知。
韩国人历来是不大快乐的，他们不想冒充“快乐”，正因此他们往往也得到快乐，我敢说，他们的痛苦是被战胜“快乐”中国人的锋利武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李金羽们天天作秀，摆出比实际年龄小了五岁的天真状：“只有happy，才能赢球”，天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happy”，真的快乐！
在众人快乐得像一只只蹦跳的青蛙的时候，阿q说：老子也快乐……
篡改者的胜利
这是一次“篡改者”的胜利，因为我们只看见李金羽、李铁、张引，却看不见霍顿。
黄健翔激动地说李金的进球是“鲁梅尼格式”的，当然网友虎禅也可以说这间“罗马里奥式”的，或者“贝贝托式”的，因为李金羽并不主张用强硬手法解决问题。在门前他更像一个“机会主义者”。
胜利了，是可以找到足够关于胜利的注脚的。但我在国奥这次难得的胜利中并没有看见霍顿，因为这场胜利并不是“霍顿式”的，是李铁帮助下的李金羽充满灵气的两次“个人行为”，才让中国队赢下“必须赢得的比赛”。
霍顿的“机器足球”理论终于暴露出巨大缺陷——平行站位导致首先失球，整体推进“推而不进”，“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长传疾攻最终把张玉宁变成一根愚蠢的木桩。
由李铁与李金羽连袂“篡改”的进攻思路才促使们第一枚入球的产生——已经习惯在国奥中圈地带颓废地做着横横或斜传的李铁被那个荒唐的失球激怒，这一怒倒让他回忆起在辽宁队那个乱发丛生的“自由人”李铁，因此他抛弃了霍顿在左路贸然挺进，并完成一次“纯粹甲a模式”的进球。
所以，这场胜利是张引式的，不是霍顿式的。这是篡改者的胜利。
霍顿标榜的“机器足球”理论在上海的寸水中有些生锈。黄勇主罚的那个角球。如果按霍顿像背诵《圣经》一样不厌其烦向我们讲述的套路——李玮峰扑前点，孙继海抢中点，张玉宁抓后点，就不会有李金羽那个怪异的入球了。
无个性的“机器足球”废了张玉宁，个性化的李金羽救了“机器足球”。两个人入球与霍顿无关。
当下半时霍顿回归了他的战术套路时，中国队沉稳了，但进球没有了。我敢说，这种打法赢得了90分钟的比赛，却可能输掉360分钟的“九强赛”。
如果没有李铁的“擅离职守”与李金羽的“肆意篡改”，我们会不会有那两个进球？这场胜利不是霍顿思想的胜利，而是两个“篡改者”的胜利。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国喜悦还是国奥的悲哀，也不知道两个胜利的篡改者会不会被严格要求战术纪律的霍批评？
那个现在有些“讨厌”的“批霍派”陈亦明后来的电话里说：“打得好的地方并不是霍顿的套路，按他的思路，应该是造两个1.9米的机器人当前锋。”
机器人当然不会篡改霍顿的程序，但机器人却不给我们带来胜利。这个说法有些可恶，却有可能在将来得到印证。
所谓奇迹
“奇迹”——据说是上帝扔给绝望者的一块球生圈。
英格兰“绝望者”号船上基冈就在气若游丝之际就等来了奇迹，瑞典人在欧洲杯外围关键时刻的胜利无异送来了一块救生圈，使贡国人能够一举越过该死的“波兰呢沼”。
上帝也许是说英语的，所以他很容易就听懂了基冈船长的祈求。恰巧霍顿也说着一口纯正的英语，他当然祈祷上帝也能在中国国奥的绝望之际带来福音。
被韩国人又一次逼到悬崖边上，上海方面已把“10“29”之战称作“血战”了。“血战”，这是一个很有悲壮意味儿的说法，它令我想起半个多世纪前鲁迅在上海诠释的“流血而且战”，“流着血且战”的目的就是要换回“奇迹”，就像当年我们以为我们的血真能吓跑开着军舰的日本鬼子。果真，昨天霍顿以及他那一帮“战友们l”就在“血战说”之后迅速推出“奇迹说”——打败韩国，打败巴林，而且韩国又要被嘏林逼平。霍顿对上帝祈求，肯定比基冈要多。
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奇迹”吗？看到韩国“垮掉的一代”的生硬表演，我怀疑“击败韩国”是否是一个错误的坐标——无论是中田英寿还是高原直泰，已会用一系列“后跟传球”指引真正的殿堂在哪里。韩国人堕落了，但比堕落还要糟糕的是无知。
“出线”就是奇迹？高丰文十几年前就“奇迹”过了。那支国奥队在汉城奥运已成为“最不思进取的队”，而霍顿要实现所说的“敢到悉尼拿牌子”的奇迹，我以为是天真得昏了头。
基冈船长要求点“奇迹”其实是很本分。那支“性感”得酷毙了的英格兰队没去欧锦赛实在可惜，谁也不愿看到一个由阿尔巴尼亚、卢森堡和马耳他角逐的欧锦赛。
但是，中国足球拿“奇迹”来做什么呢？难道我们被“奇迹”的招魂幡百复生后就提升了生存的地位吗？就像一个一文不名的穷鬼，上帝砸一块馅饼在他头上，他迟早还要饿死。
一则传说——’98法国世界后，失意的福格茨、帕萨雷拉、戚务生结伴去天堂找上帝。上帝对福格茨说：“我给你巴西人举世无双的才情”，福格茨喜出望外长笑而去，上帝又对帕萨雷拉说：“我让你们的马拉多纳年轻10岁”，帕萨雷拉受宠若惊并吻上帝的脚；轮到戚务生了，上帝沉吟半响，最后只得耸耸肩膀、推开双手，愁容满面地说：“抱歉，我只有把你们的女人变成男人。”
面对中国足球的请求，上帝肯定深感困惑——他深知，再伟大的奇迹也改变不了中国足球。
所谓奇迹，其实离我们很远，“除非把女人变成男人”，上帝他老人家真幽默。
墓志铭
巴林面积：669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人，主要产品：石油、椰枣、骆驼和马。
中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2.5亿，主要产品：水稻、煤炭、钢铁及无数痴傻的球迷。
写下以上文字时，我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受。上次伊尔比德，这次是麦纳麦，伟大的中国，在足球领域中负给又一个弹丸小国。
我曾发誓不给中国足球写墓志铭，但看来我不得不写了，谨以此文祭奠在“九强赛”悲惨地死去的中国国奥队——
公元1999年1月6日零时20分，背赠当代中国人最沉重的希望的一支球队丢失了希望。那个丢球仅仅1妙钟的时间——但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足球却全部死去。
——我们有必要像所有的墓志铭般书写一下对它的情操评点：
如果你爱一个人，请他远离中国足球吧；如果你恨一个人，请让他迷恋中国足球吧！
如果你不知什么是“耻辱”，请感受中国足球吧！
如果你想研究“十万个为什么”，请探讨中国足球吧！如果你想让自己的情感像股票般被“套牢”，请投资中国足球吧！
如果你想选择一种“最窝囊的死法”，请效仿中国足球吧！
——这里有潘多拉魔盒里所有的恶咒，而中国足球就在一夜之间全盘承受。
如果你想选择一个铁饭碗，请当中国足球主教练吧！
如果你最擅长写一份能逃避责任的检讨，请给“九强赛”失利来个“足球不能承受之轻”的总结书吧！
如果你想成为既能玩弄他人的感情又不用负责的“恶少”，请从业中国足球吧！
如果你想吃的是奶，屙的是草，请变成所谓的中国足球的“老黄牛”吧！
如果黑夜真的给了你一双黑色眼睛，请观看中国足球电视连续剧吧！
——这是上帝最大的恩赐，所有的幸运都让中国足球独自挥霍。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说：你可能有很多敌人，却没有一个私敌。
我在中国国奥的墓志铭中写到：你可能有很多欲望，却没有实现一次希望。
马克思可以把任何宿敌的诅咒像蛛丝一样轻轻抹去毫不在意。
中国足球也可以把任何惨败的教训像蛛丝一样轻轻抹掉爱谁谁去。
我们发现，你从未实现过我们的希望，所以你是“上帝的弃儿”；但你又得到了所有的鲜花和呵护，因此你是“上帝的宠儿”。
于是我们给角色混杂的你下了一个“世纪定义”——你是上帝最宠幸的“私生子”，你永远得不到任何荣耀的恩赐，却可以无休止地得到物质上的盛情款待。
从这个意义讲，我们不好怪罪你这个“私生子”给我们带来的种种痛苦，我们只能半胆抱怨一下产下“恶果”的上帝——凭什么你要逞一时之冲动，还要派一个披“上帝外衣”的霍顿？
画面中那手足无措的人儿，以及瘫坐如泥的人儿——洗洗睡吧——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不快乐的因素
结果，其实早已预料到；结果真的降临，还是有一种接到判决书的苦痛。
霍顿说过“我还活着”，今天，我却想起臧克家的那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穿过“九强赛”后上海放出的鞭炮声，就想置身于“十强赛”后金州传出的鞭炮声。这是又一次可怕的轮回。
关于霍顿，关于国奥，关于中国足球，作为坚定不移的“反霍派”成员，霍顿输了，我却发现我也输了——随着中国足球又一次输了。
这是霍顿第8次没有战胜韩国人，而中国队已是第n次没有战胜韩国人了。有人说“足球需要快乐”，但总是泡在失利的酱缸里你能快乐吗？
前天，雅凯会见了中国足协副主席王俊生，面对王俊生和他遇到的种种压力，伟大的雅凯说了一段话——“当我捧了世界杯，点走我该得的工资后，我长舒了一口气——再伟大的人物事业面前也会显得无比渺小……”在伟大的中国足球事业面前，任何人都会显得很渺小，所以王副主席唏嘘不已，所以霍顿终归要输，所以在一茬又一茬的国奥要去轮回。
“反霍派”的胜利只是无比渺小的胜利，其实战胜了韩国也只是一个无比渺小的胜利，回想起这一年多来国境线着霍顿以及我们车家的足球的种种争论，我知道中国足球为什么不快乐了。——中国足球注定不会快乐，因为他有不快乐的因素顽固的存在着。比如说我们可以容忍一次又一次犯下同样的错误，而自己总能找到新的借口；比如说我们明知道霍顿有固执的缺陷，而一味的给这个人的错误铺下巨大的温床，从而导致整体的失误；更比如说我们明天抚平了失利的创伤后还只是声称“负我该负的责任”，而不去寻找中国足球在规律上犯下的弥天大错。雅凯其实在告诉一个道理：足球事业是伟大的，渺小的人只能去服从伟大事业的伟大规律，否则，你就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在规律的重压下轮回。
霍顿感根本无法解释，为何我们会永远败在韩国人脚下，我相信其他人也无法解释，因为他们不明白中国足球的根本问题不是技战术上的，也不是霍顿牛顿马顿上的，更不是场地、门柱或舆论压力上的。中国足球的问题，在于对“一地难毛”的问题锱铢必较，却对规律问题缺乏研究。理解了雅凯的话，你就能知道中国足球不快乐的因素了。我们一直在忽略“伟大的事业”中包含的规律性，却一味在把渺小的人无限夸大，对管理机构自身如此，对施拉普纳如此，对戚务生霍顿也如此。不去敬畏伟大的规律，必然被规律所倾轧。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会借尸还魂——说不定当哪天我们“好了伤疤忘了痛”，霍顿就从废墟中拍拍尘土，一脸矜持地向我们重新走来……
这，就是中国人永远不快乐的因素。
与悲剧无关
有两个挫败的挑战者，一个叫“堂“吉诃德”，一个叫“牛二”。
※※※※
堂“吉诃德对自己说：“我要成为伟大的骑士。”于是披上祖父留下的盔甲，骑上拉车的瘦马，像“骑士”一样冲向荒野。
风车只是风车，但既然堂“吉诃德认为它是敌人，它就是敌人——这场恶战的结局是，堂“吉诃德如断线的风筝般被卷去。
强大的风车胜利了，但失败的挑战者也没有失败——不像骑士一样“活着”，也像骑士一样“死去”，这是堂“吉诃德的心愿。
关于堂“吉诃德，我们一向理解为“典型的悲剧”。
牛二对杨志说：“我要你的刀。”这把刀是杨志祖父的祖父传下来的。
杨志绝对不想失去这把刀，要不是最后半个炊饼前天就被胃消化掉，他才不会出手这把刀。
因此，牛二必须付出代价：要么五千贯，要么抢走刀。
牛二没有五千贯，也没能力抢走这把刀，甚至他根本就舞不好这把刀，但他需要这把“标志性”的刀，扬眉吐气于东京（此处指汴梁）的繁华街头。
于是这个挑战者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韧劲一次次向他的目标当起冲击——“我要这把刀”……
这种“不败到底不服输”的纠缠终于让关西汉杨志一怒拔刀：“你这二流子，屁本事没有，还敢要洒家的刀？”
牛二毫不气馁：“二流就二流，我要这把刀。”
故事的结局众所周知。但据说杨志还对血泊里的牛二问了一句：“服了吗？”
这个著名的回答是：“我不服——我要这把刀。”
这世上失败的挑战者就这两种，一种像“骑士”一般地死去，让你感觉到悲壮；另一种像“牛二”一般地倒在血泊中，你总觉得“与悲剧无关”。
私奔与逼宫
丫头伶俐机巧，善解人意；少爷生长深宅，如在樊笼——尤其是严父逼着他去考那劳什子功名与“出线”。
这在封建社会大抵就构成“宅院爱情”的基本条件——鲁迅很感慨：要人服侍少爷与善于服侍的丫头，天造地设的一对人儿啊……
贾宝玉并不喜欢规劝多多的薛宝钗，他喜欢软语温声的袭人。虽说他最喜欢林黛玉小姐，但林小姐实际生就的是丫头命。
几千年来的中国爱情史，充满了少爷与丫头的矢志不渝——如果老爷要棒子撵走丫头，少爷与丫头必然私奔。
为什么？丫头有“人情味”，很会将就着少爷脾气；不像小姐，臭架子臭规矩一大堆，少爷们并不受用。所以，少爷宁肯与丫头私奔也不愿与小姐共枕。
霍顿是请来“服侍”中国足球的，他那套低眉顺眼善解人意的作派决定他就是“丫头”，但“老爷”现在要撵走他，情投意合的“少爷们自然不干——他走，我也走——宁为温顺的丫头“私奔”，也不愿拜在催逼功课的小姐裙下。
但历史上的“私奔”多半结局不好，要么“始乱终弃”，比如“张生和崔莺莺”；要么“殉情而亡”，比如沉了百宝箱又沉自己的杜士娘。何况霍顿终归成不了基冈，“少爷”也比不了贝克汉姆或希勒。
我坚持认为，众国脚与众“奥脚”这次苦苦挽留兵败的霍顿甚至放出“霍顿走我也走”之类的话，是看中了霍顿的“丫头性格”。因此，中国足坛这些少爷们“私奔”的意义并不在于追求“自由的爱情”，而在于“逼宫”，中国足球嗣稀薄，人丁不旺。一脉单传的少爷一旦私奔了，谁还来传宗接代，光宗耀祖？
曹操“逼宫”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杨广“逼宫”是为了“取老爸而代之”，慈禧“逼宫”是为了“垂帘听政”。国脚“少爷”们虽然海誓山盟，要和“丫头”私奔，但却分明是用“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责任来威逼“老爷”。一旦“老爷”俯允，他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和“丫头”天长地久，从此“功名”无人催逼，只有享用不尽的温情。
因此，在若干国脚挽留霍顿之际，我并不认为他们有多少美好的情操。
神与狗
这是霍顿最钟情的城市，被这座城市埋葬，霍顿死得其所。
当初霍顿降临上海，是因为这座城市拥有强烈的“殖民气息”。霍顿的“殖民”，满足着上海人“与强势通婚”的饥渴，按照“上海宝贝”的观点：霍顿的浑身金毛就像神奇的触角撩拨着人的性欲。
但霍顿终于死。霍顿的死，不只是对我们的教训，也是对我们的嘲讽——霍顿辉煌“上课”到黯然“下课”的过程，就是从神一般的降临到移一般的死去的过程。
幸好这是一个“拿肉麻当有趣”的时代，否则回忆那些对待霍顿虔诚无比的人与事（我想如果愿意的话我们都能回忆起），肯定有如翻看老爹老妈当年“无限忠于”之类的日记。
霍顿不是牛顿，否则他真会如上海滩季方君所说像牛顿一样思考“自由落体运动”了，不过这次他在长考自己陨落的轨迹后，必然会得到超越牛顿感的伟大结论——人落下的速度会快过苹果落下的速度。
还有什么比从“神”到“狗”的过程更快捷的呢？城市为你建造了多少殿堂，就给你准备了多少墓地。
从神到狗？霍顿本身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即使如我们这些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人也“提炼”不出什么严肃的意义，一切都像出闹剧。在中国，神与狗原本是比邻而居。
霍顿的错误在于，第一次他甘愿从国家队主教练降到国奥队主教练，这是神格降到了人格；第二次他又从国家队主教练降到了甲b主教练，这便是人格沦落到狗格，如果连狗格都守不住，就真应了几十年前上海滩那个刻薄的指头家所说的——“丧家的酱家的乏走狗”了。
现在不大会有坚定不移的“保霍派”了，霍顿这两次试验失败后丧失了他最后的信徒；现在也不大会有旗帜鲜明的“倒霍派”派了，与一条“丧家”而且“乏”的狗开战岂不自贬为“狗”？
因此，曾经神采奕奕的霍顿就此会淡得更像一幅上海泛黄的老照片，曾经轰轰烈烈的“霍顿之争”只会让人认为是一场“霍乱”……没有教会中国人“442”及“平行站位”的霍顿，说不定哪天会反被教会一句——“霍顿与狗，不得入内“，从神到狗呵……
不过，上海这座城市仍然会被人钟爱抚摸，仍然会被“殖民”与“半殖民”着。这是一个不需要留住历史的超巨城市，各种“神”依旧会每天降临，就像共浦江依旧会每天流淌——死个阿猫阿狗的，谁也不会在意，何况霍顿呢？
最后的神祗
米卢，可能是中国足球对“神”的最后一次信仰。
米卢从哪里来？他从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尼日利亚、美国而来，米卢到哪里去？他要带我们到世界杯去。这就是米卢的简单任务。
“到世界杯去”成为中国球的极端形式主义，而米卢正好在这方面很神奇。
米卢来到中国，是我们对“神奇”的向往的必然结果，他就是一把钥匙，“芝麻，开门”！
虽然当初有人把中国足协与米卢谈羊的细节形容为“精确到一双皮鞋”，但皮鞋救不了中国足球，也球不了米卢。不久，米卢就开始被人们怀疑了。
这次“神”的衰落速度异常快。它一方面说明中国人已开始领悟“上帝到狗屎”这道理，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人确实有些玩世不恭了。
我是佩服米卢的，这一点对霍顿不同，但米卢并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说服力。后来若干桃色新闻围绕着米卢，我担心米卢会郁郁寡欢，但米卢没有，他一如既往地欢乐着，这一点和霍顿相似。
写米卢，会很矛盾，可以找一万条理由批评他。米卢很江湖，为人行事都有些“羚着挂角，元迹可寻”的味道。
唯一能肯定的是，如果米卢，这个中国足球最后的神祗垮掉了，那么中国足与与窗户纸般脆弱的信心也垮掉了。
米卢如风
长相酷似“街头艺术家”的米卢来了，带着一股风尘。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米卢。’99子足世界杯，波士顿一个骄阳似火的下午，我就见到了他。那天他很失意，他指挥的“纽约地铁明星队”惨败给了“波士顿革命者队”。随后在同一场地，中国女中兹0大胜挪威，沉浸在狂喜中的我根本没有把这个落魄的老头子与中国男足联系在一起。
但他来了，带着他那堆传奇故事来了。我不知道他是中国足球的又一个祭品还是具有神奇力量的“赫拉克勒斯”。
半白的凌乱卷发，半旧的蓝灰色绒裤，半旧的紫红套头毛衣（商标居然翻在外面），只有一双黑色的圆头皮鞋与黑色的帆布提包是新的。我想，鞋是用来走新路的，包是用来提走满满心事的。
带着商标式的笑容，米卢不断向我们阐述关于“享受足球”“享受生活”“享受阳光”的人生哲学，我们都听得有些心不在焉。因为这些话我们已从各种途径听了多遍，而且这种唯美的“形而上”与中国足球丑陋的“形而下”绝不适合。
米卢是一个真正的大师，但大师的际遇并非善始善终。就像古龙所说：他一生炼出了许多名剑，却伤在了最后一把剑上，这就是“莫邪”。名剑的诞生是需要大师的鲜血的。
我怀疑，中国足球是大师所炼的“最后一把剑”。
但看着米卢的笑，我竟有一种“清澈”的感受，他不像塔瓦雷斯笑得有些诡异，也不像霍顿笑得有些矜持。他这样浅浅地笑着，对着浓浓的咖啡，一个60岁的老人可以坦然的如此透明。
所以，我决定不把这种感受告诉米卢——中国足球是一把“凶器”，它已经伤了足够多的人，无论你怎么豪情万丈怎么矢志不渝怎么道行高深，胸口的血都不足以别致噬出一把名剑。
因此这一夜我们就静静听他的哲学，我们也问了一些“纯中国特色的足球问题”，老人则按“形而上”的唯美思路阐述。他说“我一生冒了很我险，这是人生乐趣”，他说“中国是片神奇土地，我喜欢她”，他甚至说“我们一起去攀登喜马拉雅山”……
没有人愿意去打断老人的思路，没有人愿意提醒他的前人也曾如此豪迈。从内心深处，我们渴望“米卢大师”真能炼出一把“中国足球剑”来——如果享誉四海的米卢都折在这里，中国足球的末日是否到了？这实在恐怖。
看着声称“要跨越喜马拉雅山”的米卢生动的脸，想着像“慕大三角地”一样危险的中国足坛，我突然想起劳伦斯的一句诗——“不是我，是风”。
如果失败，米户只是一阵风。
弱国心理
喜欢把米卢蒂诺维奇唤作“神奇教头”，纯粹走上了一条“唯心主义”的路子。
就像中国人把“常山赵子龙”叫作“常胜将军”，长坂坎七进七出好不神勇。至死也要安排一个“大笑而死”——感觉有些类似“羽化升天”……
后来就有人把这归结为“弱国心理”在作祟。越是弱势越渴望着强势的介入——矮子梦想着高大，瘦子梦想着“性感”，阿q那念着“天兵天将”……
由米卢蒂诺维奇来安慰中国足球受伤的心灵是一种顺民意，米卢不是范加尔，也不是贝肯鲍尔，这些人有“足球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属于粗暴倾销足球理念的主儿。
而飘零四海的米卢就是江湖郎中，弱国的我们喜欢的“doctor”类型——江湖郎中治的病都是治不好的病，对上中国足球正好合适。
于是，“弱国”的中国足球高举“神奇”的大幡企图招魂也就可以想象了。
我希望出线，仅此而已——恰恰米卢蒂诺维奇也仅此而已。无论是歌斯达黎加、美国、墨西哥还是尼日蜊亚都没有成为足球强势国家，它们只是“出线”罢了。
但弱国心理的中国足球虽然顾不了许多，这情形与一定要在沙漠上修一幢高楼无异。管它底子是多薄、管它秩序有多乱，高楼一起便“大功告成”。
出线，到底是我们的“过程”还是“结果”？“弱国们”管不了这许多——憋急了，阿q就抱了腿大叫：“吴妈，我要困觉”；而内外衣困的路易十六则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谁计较过结果？
“弱国心理”最危险的结果在于，一旦再次失败，便会仇视一切真正强大的东西——我什么招都使了，凭什么让我负责？中国足球的根本，原就是为了负一次上级交待下来的“责”……
于是，有一千条理由可以抛弃真正的规律，一万种说法可以排斥正确的理念。弱国将还是弱国。
当年阿q（原谅我又提到这位仁兄）从城里回来，穿着“顺”来的夹袄，晃着叮当作响的钱袋，甚至可以“啪，啪”排开钢洋买酒喝，终究免不了“小人一死”。
恩格斯在分析小国的穷兵黩武时说：越是弱国，越要扩大版图，版图再大，也是弱国。
即使“神奇教头”米卢蒂诺维奇帮我们出了线，关于足球我们仍然是弱国心态——一切都没有改变。
后妈米卢
酷似“街头艺术家”的米卢蒂诺维奇顶着一头知己发来到越南。不过看了中国对关岛那场混乱拙劣的比赛后，他发现这里没有“街头艺术”，只有“街头足球”。
范志毅用“就像大人打小孩”描述对比赛的感受，这个论断显然比他任何一次铲断都准确——不过范志毅可以这么说，米卢却不能这么说，他只能堆起笑脸说“good”，因为他是“后妈”，他得容忍。中国足球用凌乱的攻势迎接米卢的一头乱发。
当年施拉普纳试图演的是教父，霍顿扮演的是慈母，留给米卢的身份就只有“后妈”。米卢的字典里查不到“豹子”或“兔”子，也不能呈肉麻状地说“你比中田更优秀”——后妈进门，通常不敢对孩子妄作评判，她只是倚在门边，默默地观察，悄悄地评判……
这是属于米卢的“进入方式”，在被“墨西哥尖头椒”、“美利坚暴发户”、尼日利亚军政府考验过后，必然显露的“后妈本色”。
由于对霍顿的眷念，中国队没有“待见”后妈米卢，电影里我们常看到，后妈进门，孩子无论父亲怎样逼供，最后只嘟哝一声“阿姨”。
因此，即使中国队踢得于乱些，即使霍顿的烙印再深些，米卢也只能陪着他的录像机再过上一段时间。后妈难做，选择一种审慎的姿态是发送生存环境的明智之举。
但是，较之施拉普纳与霍顿神话般的“高位介入”，我宁肯欢米卢这种有些尴尬的进入方式。接手还是等待？米卢会有正确的选择。比起那种先把你吹昏了头再等你把他捧上天的作派，我想念米卢是真正的负责。他绝做不来大甩卖式的吆喝。
据说音乐的创作有“软起首”的手法，多以低音开始，留下充足的空间好让以后飞扬激越，乐章才能雄浑饮满。米卢不懂音乐创作，但他懂得人情事故，选择这样一种低调的进入方式，透着一种高手的从容。回想那些机伊始便画一大饼塞在你嘴里的“伪救世主”（比如施拉普纳与霍顿感），我觉得特恶心。
（研究才有发言权，米卢在国足参加亚洲杯预选赛期间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观察。）
伟大的胜利
路边社消息：公元2000年1月26日下午，“诸葛之亮，关云之长“的中国国家足球队在越南胡志明市迎来了一场伟大的胜利。经过90分钟的高歌猛进，他们以接受乒乓球赛的最高比分——19比0打得太平洋劲旅关岛队溃不成军。
开场仅1分钟，差点去英甲试训的中锋郝海东便用他“神奇的脚背“教训了这帮业余军。随后，中国队以第5分钟一球的效率，用制作“北京烤鸭”的方式填破了关岛队的球门。由牧师、税警、渔夫、计程车司机、学生及流浪画家组成的关岛队员们眼神惊慌地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轰炸。仿佛又看到了“山本五十六舰队”卷土重来。
场胜利惊呆了坐在看台上的博拉，他不忙迭迭地向随行的中国记者借要录音带，因为一盘备用的磁带根本录不下所有的进球。
综观整场比赛，中国国家足球队不仅发扬了首任洋教练施拉普纳的“豹子精神”，也发挥了次任洋教练霍顿的“整体作战”威力，而“三任”博拉“突出边路”的思想再次闪现出神奇的光芒——赛后，人们一致由衷地赞叹：博拉大叔，高，实在是高。这是中国队员对外籍教练一贯使用的高规格评语。
虽然胡志明市这天气温高达35℃，但孤独的江津仍然在赛后向队医索要了感冒药；独中五元的曲圣卿由于不断大力抽射，脚踝老伤疤有红肿迹象；而陈刚则上声抱怨海东大哥：你不该挡住俺那脚射门，你不挡下射门，俺也一准进了……海东大哥哈哈大笑，拍了“刚子”（又是昵称）的肩膀：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小鬼，仗，有得你打的嘛！
金专扬教练盛赞了队员们：你们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中国人的威风，中国人的精气神儿。而在岛队教练则在更衣室入口处安慰手下：没关系，我们比预料中少输3球，我们毕竟技不如人，三流打不过二流啊……角落，关岛队官运亨通门员缝补着那双被打得稀烂的手套。
越南足协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经过认真研究达成一致意见：其一，将击败中国队的悬赏提高到10亿越南盾，反正队员也拿不到这笔钱；其二，承认中国足球水平是亚洲一流的，并拟派一阮姓官员赴华谈判引进足球教练，年薪可不低于米卢。
与此同时，神州球迷激动万分，“千万里，我追寻着你”球迷协会点燃了18年前曾经为女排举起过的拖把，并扯起一幅横标——“中国男足万岁”。一位曾经差点为“十强赛”跳楼自尽的辽沈球迷决意攀上金州体育场看台高点，高呼“进军2002”口号扑向大地，幸被同伴阻止……
次日清晨，一贯给中国足球添乱的“路边通讯社”大反其道，高度赞扬了这次“伟大的胜利”——“这是中国国家级足球队建队史上最辉煌的成果，我们已把20年来没打进韩国队大门的球全在一场比赛中完成了”。“路边通讯社”最后倡仪——让我们一齐高呼“中国足球，雄起！雄起！再雄起！”
皇上选妃
德国足球才子埃芬博格有一天说：我只为拜仁效忠，不为国家队服务。
埃芬博格是个好冲动的人，这从他那根著名的中指可以看出。但作出退出伟大的德国国家队的决定，却不是简单地用“冲动”就可以解释的。
德意志这块土地容易产生“痛苦的思想家”，这一直延伸到球场上。埃芬博格经过“痛苦的思考”后，发现国家队已不存在诱惑力。
奇怪的是，极端重视国家利益与民族荣誉的日尔曼人，对埃芬博格的行为并没有“上纲上线”到应有的高度，他们更多地认为这属于“个人利益的取舍”——虽然呆板的德国足球太需要才子的灵气来浸润了。
但中国有些不同，球员对国家了集训产生“抵触”情绪，让我们产生“莫名惊诧”，米卢也差点从椅子上跌下。
突然就想起皇上“选妃”，这是中国古代女性出人头地最辉煌的“金不大道”。但“母仪天下”的皇后只有一个，贵妃至多也就三四个，要做到“武皇帝”那般的威风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因此，大凡被选入宫的彩女都哭哭啼啼，与“大姑娘上花轿”的假哭啼不一样，这是真哭。因为“千年的媳妇”终有“熬成婆”的一刻，入得宫去大多都要开始“暗无天日”了。
如果米卢是“皇上”，那他就有“粉黛三千”，享受三千分之一的爱情好比喝“西北风”；如果球员是民女，那就绝不能入宫，嫁作“常人妇”尚可保“儿孙绕膝、不缺柴烧”的幸福晚景。
虽然队内闻讯马上召开了会议——国家荣誉是大节，个人利益是小节。但我觉得这种雷厉风行是只打雷不下雨，惠泽不了众妃众嫔。
为国家选拔精英，必须有极其科学的程序，倘若像“皇上选妃”那样呼啦啦跪着一大片美女，有“毛延寿”之类趁皇上眼花之际，胡添一颗丑痣在王昭君粉腮之上，就有些不妙了。
米卢现在仍有可能叫不出大部分球员的名字，而“王昭君”也可能一气之下远嫁番邦。中国球员们不为“国字号”金招牌所动，其实并不是具有埃芬博格的狂傲不羁，而是对这种“选妃”式的集训极端不屑，甚至，就是担心有“毛延寿”之流主宰宫中大事，如果这样，米卢就该“清君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