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甲a的辽沈足球就像一锅乱炖作品，你永远不能否认它的价值，但永远也理不清中间的关系；但千万不要夸大辽足、沈足之间的剑拔弩张，他们之间是默契无比的“二人转”，缺了谁戏戏都演不下去。
治理整顿辽沈足球的秩序就像治理整顿这座城市的布局一样困难。只可以在破旧的桶子外刷上新漆以示天下太平，但千万别想推倒重来，那会伤了整座城市的元气。
很多年来，城市的人民都习惯这样的活法，城市的足球也习惯这样的说法。铁溪区的工人兄弟从小就会抄家伙捍卫尊严，辽沈球员打小也就学会在颠沛流离中才能释放足球的灵感。
因为混乱，所以可爱。反之亦然。
一锅沸腾的“乱炖”
[曹国俊有朝一日把辽足卖出去时，一定会感慨万千，对他来讲，这段漫长的历史就是——他西装革履地端了一锅沸腾的“乱炖”，忍痛吆喝着。
还记得在辽足挂牌时，有位广东足球人士戏谑地说：“辽宁东药，药有的吃啊”。这个开头确实不太动人，辽宁足球队在之后长达10年没有间断地吃着苦药。那一年，东药给了300万人民币。
这个旧体制下的10连冠队伍在第1年就丢了冠军，辽b牌照的大连人以不可阻挡的新锐势头改写了历史，行在阳光大道上。]
算命·造反
1994年没什么可说的，是因为辽足还以为自己是那只打盹的老虎，以至于最后一场比赛后，他们很不愤的提出：“明年夺冠”。谁都没有整明白这一年是噩梦的开始。
这使得大院内外，辽足的人走起路来还是冠军的样子，特精神。
于明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金州算命的老人，因为这个老人可怕地算出了1995年辽足的悲凉景象。因为准确，所以诡异——
老人说：“1995年，你们只能赢7场球，最后只能得第12名。”于明很想笑，但他忍住了——因为尊重。
1995年，辽宁队在甲a只赢了4场球，在足协杯赢了3场，“4+3=7”，以第12名降级后，于明做了这道算术题，很想跑回金州给那位老人跪下。
其实老人曾说过一个解救的办法：“你们的坏运气是因为去年你们全队得罪了佛，要化解必须全队在佛像前赎过，我可以帮你们。”于明这才想起1994年全队在泰国参加“泰王杯”后，曾在佛像前集体合影，有人曾大大咧咧地出言不逊，但让全队再赴泰国一趟是不可能的，因此那天他在离开老人时，还浅浅地笑了一下。
只有张京天可以救辽足，事实上张京天在最后一场比赛时也想放辽足。但只有天意可以说明这种事，替补冯峰上场后一脚技惊四座的远射把辽足逼上悬崖，然后吕建军又一脚把辽足踢下去——这辈子冯峰和吕建军再也没踢出脚那么好的球。
白发苍苍的张京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当众痛哭，并骂：“辽宁足球到了这个地步，有一个人必须负责，他就是崔大林！”
没有一支球队像“辽足”这样更替了如此之多的名字，“东药”、“远东”、“新世界”、“航星”、“抚顺特钢”、“波导战斗”、“北京三元”、“中顺”——没有球队像辽足这样更替了如此之多的总经理，张桐波、毛治中、钟小哲、尹志强、程鹏辉、刘佩军、张曙光……他们中有的是正职，有的是以副职暂代正职权力。
但曹国俊与体委大院不变，像一出演了10年的“二人转”——“缺钱”与“造反”是这台节目永恒的元素。
1995年，两个拿不到工资的球员敲造反了，那时他们还没有车，就浩浩荡荡地打着起步价5元的的士由南而北，向位于“友谊商店”的远东集团进发，赵发庆、傅博、董礼强、李争、姜峰在记者们的簇拥下向赵俊华念了“退出远东俱乐部声明书”……1997年，几进几去辽宁队的杨玉敏因为拿不到承诺的工资，率队宣布罢训……
“新世界”做了一件趣味无穷的壮举：为了表示自己有钱，它宣布“为答谢广大的沈阳球迷的情意，今年春节本集团将出资50万在市政府广场放烟花”，那时沈阳已不准私自燃放鞭炮了，但“新世界”打通关系在广场上果真点起漂亮的烟花——但并没有按约给队员放发工资，谁都知道这是一次沈阳性格式的示威，“俺有钱，就不给你，宁肯让它白瞎了！”
张桐坡是个奇人，有人说他是个奇怪的人，有人说他是奇特的人，1995年4月他进入辽足推行“股份制”，但理想还未落实辽足就降组了。但张桐坡、曹国俊几乎在1995年底捞到“扩军”这根稻草，著名辽宁本土球迷记者朱挺先生还抢发了“扩军成功”消息，这条消息以字幕形式在电视台滚动短时间内极大安抚了辽沈球迷的心。
然而人没能改变事情。张桐坡捶胸顿足，朱挺被领导痛骂，曹国俊面无表情。
张引·程鹏辉
1998年辽宁队去了抚顺，在这里，他们有了钱，也有了势——市长骆林是个精明的干部，他现在已做到了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职位。
这一年李铁、李金羽已经成长起来，张立宁也在中锋位置打得很专业。王洪礼带着这支队顺理成章升上甲a，只是在倒数第二轮0比4输给了成都五牛让人怀疑，助手张引说：“这球踢的，我看不懂了。”于是王、张交恶。
忘了交待，1995年时苏永舜曾带过辽宁队，他曾说辽宁会年内打回甲a，实际情况用了3年。苏永舜还发作了一回心脏病，有人说不是心脏病，是心病。
张引喜欢打人，几乎每个辽足队员脸上都有老张头的指纹；张引不喜欢记者，他说：“谁骂了我，我就永远不搭理他。”但张引的年薪只有15万人民币，又不太引进外援，没钱的老板就喜欢他，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也喜欢他。
张引喜欢抽烟，经常弄得场边烟蒂四散。
1998和1999年是辽足10年甲a的高潮期，1999年差点成就了凯泽斯劳滕“神话”，这个神话没有实现是因为高雷雷，张引有气，在大会小会上都数落张玉宁：“为什么你不贴住他，为什么不贴住他，为什么不？”张玉宁就想转会，后来曲圣卿也想转。二人的转会一度炒得像“二人转”。
2000年是辽足最散乱的时候，沈阳城的记者们都认为这10年就是一锅“乱炖”。张引下课了，叶甫盖尼来了，后来王洪礼又回来了。张引下课时，球员们都哭，泪水淹过脸上的指纹，李铁甚至拒绝登机……一时哄动。
但张引描画出一道“父子兵”的奇观，很符合城市的性格。是真正的历史。
著名的程鹏辉2001年来到辽足，他做了两件事：兴建万林基地，收购辽青。这是一个职业经理的能力与气质，但很多人捂着嘴悄悄说他从中吃了钱——无从考证。
程鹏辉总喜欢发作“痔疮”病，睡觉都要趴着。
北漂·手紧
2001年是辽足最稳定的一年。
曹国俊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对，不奇怪，但这一次激烈。连薄熙来都反对他把辽足赶往北京，但最终迁往北京的原因还是因为薄熙来的支持，据说神通广大的曹国俊说动了能说动薄熙来的中央老首长。
薄省长说：“辽足是省优产品，出去也是为省争光。但出省必须姓‘辽’。”“我总得吃饭吧，我总不能为了面子饿了肚子吧。”曹国俊留下一句名言。就栖身北京，像睡在北京客厅里的一个“北漂青年”。开始叫“辽足俱乐部波导战斗队”，后来干脆“北京三元队”，有了“三元奶”，姓不姓“辽”就不重要了。
关于曹国俊的传言越来越多，有和歌星的也有和舞星的，还有说他拿了卖球员的钱去澳门赌的——这种传言当然要大力消除，很多人开始相信后来就不相信了，但也有人看见了那个舞星，说“确实有点动人”。
据说，帮曹国俊管财务的是他叔叔曹富杰，手特紧。总经理钟晓哲打车的钱都难报错，饭局常常由沈阳的记者买单，在“白玉为床金作马”的甲a，这很搞笑。
又据说，那年发年终奖，俱乐部工作人员只发了100元人民币，意见很大，曹国俊一咬牙，说：“确实少了点，涨！”然后工作人员们信封到手后打开一看，150元。
辽足10年甲a以“药”开始，很苦；下一步呢？曹国俊正在和徐明接触是不争事实，虽然他指天发誓地否认。
其实，曹国俊应该去于明去过的金州，找那个老人算算。
天津
这里永远都有传说
说天津破，编排一个段子：有一个才从京城回来的天津人的儿子，说什么都是京城的好。
一天晚上月色皎洁，儿子就说：“这个月亮有什么好？京城的要比这个好得多哩！”
父亲生气他说：“天上月亮就是一个，有什么好坏？”说完，就照着儿子的面孔一拳打过去。儿子被打了一拳，一边哭，一边说：“谁希罕你这拳头，京城的拳头要比你这个好得多哩！”……
“以天津的名义”，谴责编排这段子的人的阴暗心理，但如果从城市直观印象，这厮说得真有点道理。
“以天津的名义”，谴责编排这段子的人的阴暗心理，但如果从城市直观印象，这厮说得真有点形象。
从天津火车站出来，穿过长长的租界区，仿佛行走于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或某个废弃采石厂，突然涌现的大堆出租车司机像热情的“强盗”几乎把你五马分尸，然后裹胁你驶往不知名的地方。这个城市永远都是灰色，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机器局”的老式机器还在运转，喧哗、混乱、守旧、笨重，两百年来的殖民与反殖民，在这个港口顽固僵持，像一个刚刚放了小脚的“解放妇女”，或刚下班的“贫嘴张大民”。
天津和天津人用自成系统的哲学来生活，你很难理解这座城市离北京就一百多公里，口音却差这么远，其实差这么远的不只是口音，还有观念，但他们活得快乐自足，大麻花、大炸糕、狗不理包子是胃肠，更是理想。
“妈妈，他偷咱家被窝啦”……
“京油子、卫嘴子”，据说天津马上要成北京的卫星城了，这让人有些伤感，这座在语言上极具天赋的城市给予我们如此之多的快乐，海河的水是咸的，但这咸水却滋润了无数天才的嗓子，关牧村、刘欢、杜宪，马三立、刘宝瑞、侯宝林，在前孙楠、赵本山时代，只有天津能给我们这么多关于生活的快乐。
霍元甲一脚就把石狮子踢到两丈开外，“迷踪拳”一出手就晃花洋人的眼睛，但他被砒霜这种下三滥的药毒杀了，留下传说中的陈真四处寻仇；林黑儿可以刀枪不入，把辫子咬在嘴里把大刀捏在手里，聚众力敌洋枪队两月有余，但老佛爷把长指甲修好后心念大变，说了句“杀”，义和团勇就变成了义和团匪，人头像西瓜一样落地。
这样的传说出现在我们生长是非观念的关键时代，像喉结一样难以消除。
天津并不是“北方城市”能完全定义的，它不像沈阳也不像石家庄；天津并不是“殖民”能够完全定义的，它不像大连也不像上海；天津并不是港口或码头能够完全定义的，它不是重庆也不是青岛。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在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在三教九流的“三不管”地带，蝇营狗勾、跌打损伤、摆摊设局、大力金刚丸，与孙中山讲演、工人暴动、五四爱国运动共存。
甚至在老字号“利顺德”的咖啡馆，流传着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蔡锷与小凤仙浪漫的爱情故事，远甚现代电影中的“东京爱情故事”或“台北爱情故事”。从地理位置，那时候天津很适合“私奔”。
我们爱天津。可能可以找出一万条理由不喜欢天津，但只需要一条你就可以喜欢天津——它的确是一个适合“厮混”的地方，不要太多理想，不要太多责无旁贷，不要太多像近邻北京人那样自以为是，生活是一碗够数的混吨，或马三立先生发达后吃的“大炸糕”就行了，何况我们还可以从俯地便拾的“包袱”中寻找乐趣。
这座钢铁城市的核心居然是极度人文的东西，是在机器重压下出现的一滴润滑油。
否则，蔡将军怎么会爱上小凤仙，霍师傅怎么会爱上赵倩男呢？传说本身就让人快乐。
昆明
消失的地平线
60多年前，一个叫詹姆士·希尔顿的人写了一本书叫《消失的地平线》，并制造出一个极其美丽动人的名字：“香格里拉”。
不管是传说中的现实，还是现实中的传说，雪山、寺庙、草地、善良无争的人民——即使“香格里拉”这个名字已被传得太滥太俗，人类的精神家园永远需要世外桃源。
那天上午，斯诺终于踏上云南，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这是中国的末端，这是中国的前沿。”云南就是这样一片莫名其妙的土地——它温暖得让你每分钟都可以让你产生无数欲望，又随时可以让你什么都不去想。你根本不知道这里是生活的潮流，还是生活的堕落。
尤其昆明，时间在这里变得缓慢，比如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你眯着眼斜坐在翠湖边上的“茴香酒吧”，让时光像下午茶一样慢慢变淡、变老，心情“本来无一物，何事惹尘埃”，就悄悄到达天堂本站了。
如果只到过成都，会以为这里是“休闲之都”；如果再到昆明，就知道成都是一辆缓缓行进的牛车，而昆明则是飘在滇池的浮萍。闲得连缓慢前进的方向都不需要，只安祥地随波逐流。
昆明人懒，是因为上天给云南、给昆明得天独厚的条件，它有资本这么慵懒地生活。在云南望天、在云南看云，知道什么是天蓝得让你心碎，知道什么是白云苍穹。
如果有时间就去《尚义街6号》去转转，虽然诗人于坚描写的所在可能已被某位浙江服装大嫂占据，但那个黄色的法式房子，两边如影绰约的法国梧桐，还是可以让你很怀旧，很感伤。
这样，哪里需要像北京、上海、广州人那样，如疯狗饿狼般追杀生活？
很难理解吴三桂当年为什么这么野心勃勃，守着陈圆圆这么一等一绝色大美女，守着全世界神往的人间天堂，造什么反打什么仗？连一代闯王李自成都结庐而伴美景绝色了，世上还有什么功名利禄不可以抛却的。
我把正史和野史搞混淆？在云南、昆明这样一个温情脉脉，天人合一的地方，离政治中心很远，离经济中心很远，离交通枢纽很远——没必要把正、野分得那么仔细工整，一不留神就欣欣然陷入韦小宝浅唱附吟的“十八摸”中去了。
夜色，昆明，慢摇吧，别信云南无美女的传说，在每一个心旌动荡的夜晚，全昆明的美女都花枝招展巧笑盼地汇聚在这个喧嚣且交通不便的三角地带，至少有一句话可以百分之百相信——滇女多情，比湘女还多情。
然而，《消失的地平线》一语成几畿，云南人花4亿多玩了一把昂贵的足球后，突然像吐出来的一口红塔牌香烟荡然无存了，这块“板扎”的高地，只能在传说中与虚无的香格里拉一起仅供凭吊了。
这样一个温暖的易于激发无数欲望的地方，欲望来得如此之快，散得也如此之快——戚务生离开高原时说：没有基础，没有足球基础，永远成不了大事。
连吴三桂拥兵百万铁甲利器，也没成了大事。
莫非这块地方只能产生如天仙般的杨丽坤、如魔女般的杨丽萍，或噘着小嘴天真烂漫的沐剑屏小公主吗？难道我们只能沿街闻香飘十里的炸臭豆腐，看娇艳欲滴的尚义街百合花、红玫瑰吗？
刘越这个山东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再比昆明更美丽的地方了，每年他都要拿着面包去滇池边上喂红嘴鸥，他知道以后也许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消失的不只是地平线，云南省省长徐荣凯曾自豪地向全国问：“你云南了吗？”其实现在我们的发问是：“云南，你足球了吗？”
足球，不是那只去年滇池湖畔喂养过的红嘴鸥，它去了，也许永远不会飞回来。
云南：其实命中早就注定了
云南的故事和它的气候一样，没有四季之分，永远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模样。似乎没有开头，便结尾了。
戚务生已记不清那一天的准确时间了，但他还能记清那天晚上楼道里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奇怪声音。每一张麻将牌的撞击声都会让戚务生对自己执教红塔的决定产生怀疑。
走的时候，还是有麻将的声音，但不是在球队里，而是俱乐部的办公室。
1997年买来壳，2003年卖掉壳，5年，其实一切都已经注定了，在买中开始，在卖中结束。
农民
第一课的大戚想的就是这个字眼
1999年初，红塔基地还只修好了一块草坪，戚务生看见的是一支乱七八糟的队伍，当他经过排列得弯弯曲曲的队伍时，就像某个正规军指挥长检阅着临时拼凑的民兵排。
球衣是五颜六色的、球鞋是各种款式的，大部分队员都没有戴上护腿板，来自五湖四海的口音混杂着喊了一声“戚指导好”，也有人喊了一声“老大，好！”就开练了。
“农民，农民”，第一课的大戚心头想的就是这个字眼。
这一天下雨，球员们训练后就把脏湿的衣服随便一扔走人，大戚很不高兴，大喊一声：“把你们训练服拾掇好了！又不是种地的！”
这一天没有一个球迷，除了付晓海之外也没有一个记者。
那天晚上戚务生花了一些时间才敢确定这是麻将声，声势浩大且大义凛然。球员们集体向俱乐部提出：一周要进城用公款吃两顿饭，用公款洗两次桑拿。
理由是：否则没有好心情训练、比赛。
“农民！农民！”大戚又要想起这个字眼，但他没说出来。
他开始规定：训练服必须叠得整整齐齐；进训练场地必须列队进入；晚上不准打麻将；打客场时必须晚上10点钟掐电话。至于公款吃饭，洗桑拿，大戚鼻子“哼”了一声。
然后大清洗开始了，一个又一个“老油条”被洗掉，最后那支队伍国内球员只有常辉、李永智留了下来。大戚对秦绍高说：“只有换人才能换思想，给我5年时间，我一定能把红塔队弄出个人样来。”
他整好在红塔待了5年，但人样弄出来后，人都散了。
老秦
秦绍高是个闲人
从“买”开始，人人“卖”结束。云南红塔用7年时间完成一次命中注定——一切像烧过的一支香烟，之后只留下一丝青味。
戚务生与云南红塔的谈判是在云南驻京办事处进行的，走前大家吃的是“涮羊肉”，红塔代表在桌上不停说的一句话就是“欢迎戚教练能到云南指导工作。”，大戚也感觉红塔搞足球“很有长远眼光。”
云南人之所以要搞足球，是因为有人在云南省人代会上两次提出“云南应该有足球”，加上省长也喜欢，所以人民的呼声成为现实。但是红塔集团内部也有反对声音。
1997年10月9日，云南人用3500万买下了深圳金鹏，12天后，在昆明春城路上的一幢灰色的小楼里进行了挂牌仪式。字国瑞任董事长，秦绍高任总经理，周穗安任首任主教练。
秦绍高本是大理卷烟厂厂长，后来才在红塔集团出任监事会主席的闲职，再后来才兼任俱乐部总经理。他是个闲人。
有人说：你永远会在总经理办公室看到以下情景：秦总经理沏好一杯热气腾腾的滇绿茶，举着一张《云南日报》或《昆明晚报》，逐字逐句（包括中缝）地研读……每一条有用或无用的消息。
还有人说：秦绍高是一个不让人注意的人，集团董事会开会，有时会都开了一半了，有人因为讨论到秦绍高管辖范围的事务，才惊呼一声——“啊！老秦呢？他怎么没来开会。”
红塔除散了，老秦也到退休的点了。
阳光
我的皮全晒裂了
历经周穗安、王宝山、乌比利，戚务生1999年底率队在主场提前一轮冲a成功时，整个昆明市体育场都疯了，球迷们冲进场内扒了部分球员的衣服。但省政府只送给俱乐部一面锦旗，这让队里产生一些不满。
大戚在2000年第一轮后说出他几乎仅有的一句妙语——“小奥拓撞翻大奥迪”，因为红塔队客场击败了“双冠王”山东队。刚刚从山东转会云南红塔队的刘越在济南经10路的“鑫帝”请全队吃饭，还带来了父母。这也是他个人的胜利。
他把那辆漂亮的蓝色小跑车运到了昆明。
刘越刚打了5场球就骨折了，医生要他补钙，还要他多加强紫外线照射以利新陈代谢。于是刘越在下午就经常搬把椅子坐在坝子里晒太阳，云南的太阳实在太惬意了。有天一个广东朋友路过，说：“你这么惬意呀，连受伤都这么惬意啊！”自己也搬了一把椅子和刘越一起晒太阳，大叫“惬意”。但5天后他从广东给刘越打来电话：“哇，我的皮全晒裂了！睡觉都痛啊。”
刘越在总结云南故事时说了一句不知是简单还是深奥的话：“云南的阳光养人，但把握不好也伤人！”
郁闷
戚务生只会唱跑调的《黄土高坡》
但外援们都很喜欢，外援们带来了另一种风景：他们都有漂亮的太太和儿女。在训练完后，领着妻室儿女在基地的路上散步，这让中国球员觉得有些郁闷。
红塔队慢慢地不再是一支“农民队”了，但服装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一红一蓝两套训练服轮流穿，因质量问题和洗涤过度缩水，包在屁股上很难看，队员们也觉得有些郁闷。
郁闷就会出事，有一到马庆在锦华的迪厅和人打架，当公安赶来制止时，他大叫“我是红塔队的”，但公安还是一脸正气地带走了“红塔队的”。
但这支球队没有太多乖戾的东西，他们最惯常的娱乐就是聚集在昆都的“慢摇吧”里喝酒；或在祥云街吃“甲鱼火锅”；或打“传奇”游戏；麻将已经很少了，那被队中视为较土的东西。
戚务生则喜欢在那幢小楼里与三山五岳的朋友们喝酒，后来学会了“砸金花”，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也从王立仁变为李辉。大戚没有什么娱乐方式，只会唱一首老跑调的《黄土高坡》，声音奇大。
命啊
就像5年前买这支队的壳来一样
这支队伍慢慢地慢慢地走上正轨，似一种家族式的管理。到了2002年已经能够相当成形，并进入半程三甲的至后来的排名榜首。它和大连、上海这样的豪门不一样，和山东、辽宁、北京这样的老牌也不一样，甚至和陕西、四川这样的破烂队也不一样——它以某种温吞的神秘方式，线路诡异地在甲a沉浮。
2002年和2003年红塔队总是会被一种猜疑笼罩，戚务生和区楚良之间，俱乐部和球队之间，队员和队员之间。戚务生宣布了辞职是因为“失望”，他那两场与区楚良之间的风波似乎永远也解不开真相。
区楚良在昆明有自己的家，他有个很可家的儿子经常在球场边跑来跑去，在云南红塔这几年说不清他是成功还是失败，但肯定是他最不平静的几年。
其实收获最大的应该是刘越，他已于去年11月27日挂牌上榜，无论红塔解不解散都会有新的去处，重要的是他收获了一辈子的东西——爱情。很多人都随着红塔的坍塌而几近一无所有，带不走哪怕一根草，但刘越却把一个云南姑娘带走了，一个能拉一手漂亮小提琴的歌舞团演员。
他突然发现，那辆蓝色小跑车在昆明都第5个年头了，才开了30000公里。
红塔队来不及吃一顿散伙饭就各奔东西，有的人之间可能一辈子都无缘再见，连基地的那些来自农村的服务员都很伤感，刘越说：“她们原来连足球都不懂，因为这几年朝夕相处才对我们有这么深感情。”他担心的一件事是：这些农村姑娘会不会因球队解散而失去工作。
“马大姐”是基地一个名人，她这几年一直用那辆私家车接送红塔队员进城、归队，赚了一些钱，还跟外援学会一些英语，但以后她将没什么生意了。前几天，舒马赫特别托人带话问“马大姐好”，希望她能走运。
云南红塔队甲a最后一战是对已肯定退出江湖的八一队，比赛后全队给戚务生等鞠了一躬，大戚摆了摆手，大家便直接飞回各自的老家。“真是天意，红塔vs八一，两支球队的告别演出”，队员们现在都这么说：“一切都是命，就像5年前买这支队的壳来一样。”
广州
一篇“形散而神不散”的生活文章
每一个初到广州的人，都会为这座城市排山倒海式的喧嚣混乱所震撼——空气中充斥着卤水拼盘的味道；大街小巷飘荡着榴莲的诡异气息；取掉消音器的摩托车像金枪鱼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一条条狭长的老式高架桥似乎永远没有完工；蚯蚓般串连起城市内每个关于金钱蠢蠢欲动的快速想法。
咸湿、混乱、不安，这就是广州。始建于周郝王的“南武城”，在穿过沧海桑田的2300多年后仍然顽固地保持着一个渔村的原始风貌——只不过时代让它疯狂扩张，像一条巨大的章鱼漫卷着中国的南方地区。
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厅堂，上海是中国的账房，昆明是中国的后花园……广州就是祖国的“厨房”，它那漫无目的的修建方式和“食用主义”人生哲学，让城市始终以某种乱七八糟的面目示人，是厨房、是菜市场。这个中国真正最富庶之城，丝毫不在乎别人眼中的形象惊诧，每天早晨圾着拖鞋、喝着早茶，悠然自得地过着自己的现实生活。
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无法找出第二个广州，混乱得从容不迫、喧嚣得自成音律、咸湿得有滋有味，没有一个人能够第一眼就喜欢上广州，但它会不动声色地消浸你、包裹你、腐蚀你，让你最后如陷温暖的幸福的淤泥不能自拔——这是这座城市的境界。
上海优雅得有些做作，北京巨大得有些空洞，成都休闲得有些堕落……广州不，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的人将生活本身当成第一目的，兼容而务实，正如那碗容纳一切又和谐一切的老粥。几千年来远离中原主流文化的地理环境使它不空谈政治、不粉饰街市、不坐吃山空，精明而勤奋地挣钱享乐，再挣钱——再享乐，固守着远古以来的“天人合一”。
如果你认为它逃避世事麻木不仁就大错特错了。这座极尽务实的城市有着无数血脉贲张的英雄传说：有“广东十大杰出青年”之首的黄飞鸿悬壶济世；有少年侠俊的方世玉锄奸铲恶；有“酒醉一分功高一倍”的苏乞儿；更不用说孙中山在此发表“讨袁檄文”、创办黄埔军校、缔造民主共和最坚实的基础……这就是这座城市最最奇怪之处，最市井又最革命、最功利却又最侠义——近现代中国革命史和武侠史离不开“广州”的名号，在“虎门销烟”的绚丽火花中，在“三元里抗英”的大刀长矛中，在黄兴土制炸弹的轰轰炸响中，甚至在“佛山无影脚”和十三姨纯情而搞笑的恋爱中……是每一部中学教材和每一部商业片的最好原料。
走在中山四、五、六路，走在上下九、走在西关、走在天河对面那片海洋般的“粥城”，走在数不清的“谢瑞麟”“周大福”金店和像糖做的药像药做的糖的“龟龄膏”广告牌下，一种混乱得有条有理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兼容——这座城市曾拥有中国第一辆“劳斯莱斯”，但至今大街上还浩荡奔腾着其它城市几近绝迹的摩托车；这座城市曾拥有中国至高的88层“中信产物”，但低矮破旧的“骑楼”俯手可拾；这座城市拥有中国最豪华的商厦，但与此共存的是在新大兴、广百旁边都能找到最市井最廉价的“烤鱿鱼”“鸭脖”“牛杂萝卜”……
一切都相安无事地相处着，每个人每件事都能准确找到自己的活法，而不像北京、上海，一定要争出个高低优劣——把自己折腾得像一只道貌岸然的狗，所以广州足球在岳永荣、陈亦明辉煌之后便风光不再，没有人愿意为一个空洞的东西投入太多。
这样的例子最能说明广州：走在北京路的玻璃路面上，下边覆盖的是唐、宋、元、明、清、民国的“古道”，历史的旧貌与现实的锐意兼容于一条路上，有种时空交错的惊愕。
乱与不乱，广州，是一篇“形散而神不散”的生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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