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话音未落，那边就真出事了。1995年3月2日，沈阳华晨队的队员罢练。
队员说在与俱乐部签约之时，俱乐部承诺，工资待遇达到甲级B组中上游水平。于是球员一一欣然签了字。但到了海埂与其他队员一接触，就对其他队员的工资待遇有了数。对照自己时发现自己的工资仅比天津二队略高，排在倒数第二位。队员们自我感觉受骗了，便联合找到主教练，要求增加工资。主教练无法，只好一边安抚，一边与俱乐部方面联系。
这样，4月2日和4月3日就出现了13名队员罢练的情况。其它俱乐部看在眼里，怎能不怕在心里。
中国足协早在1996年的广州足球工作会议上就制定了《中国足球俱乐部工资制度》，对各级球队的收入作了详细的规定。
并且严肃指出，如果俱乐部不按规定执行，将视情况停止一场以至全部比赛资格，停赛场次将判0：3告负，并要严肃处理并追究俱乐部领导者的责任。
据了解，对中国足协的限薪制度，各俱乐部只有稍稍紧张了一下，短时间观望了一下，就置之不理了。略微慎重一点的俱乐部，将工资进行分割，工资没降，只是名目多了一些罢了，球员每月收入仍在万元以上。据悉广州某球队的人均工资均在万元左右，超过规定15O％以上，据测算，该俱乐部每年支付球队人员的工资就达600万元。
当问及球队是否害怕中国足协处罚时，许多俱乐部的回答是：为了留住球员只能这样。至于处罚，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球队同球员的合同有两份，一份报给中国足协财务核查，上面标明的工资完全合乎中国足协的规定；另一份则在基本工资以外，还标有营养费、住房补贴、困难补助等五花八门的名目。
有个俱乐部甚至一次性发给球员签字费、全年工资、奖金。这样，1997年，球员收入总数同以前相比，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有升高。河南建业队、天津万科队据说最初都是比较老实的球队，在工资方面按照足协的规定严格执行，但球员到海埂了解到其它各队的收入状况后，便要求俱乐部加薪一为此．河南建业俱乐部总经理立刻赶到海埂，用准备买外员的钱给球员加了工资，这才稳住了军心，没出现"哗变"。
另一支"兵变"的队伍是佛山队，球员到了海埂集训以后各队之间一打听，发现自己在甲B队伍中的收人几乎是排名倒数第一。不由得心理不平衡起来。加上上海浦东队又开出了高价码来挖人，一时间佛山队阵脚大乱，球员在这种情况下到了海埂的第四天就开始闹"兵变"，一直到中国足协规定的注册最后期限才罢休。
佛山队是怎么平稳了这次兵变的呢？球员要求的月薪1000O元，客场胜一场奖25万，主场2O万，冲上甲A另奖2O万。开始俱乐部态度十分坚决，称宁可"炒掉所有成员，去打乙级联赛"也不能助长这种坏风气。但后来发现此路不通，于是俱乐部高层只好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球员每月工资上浮2000元，加上原来的5000元共700O元，无论主客场胜一场奖20万元，冲上甲A另奖2OO万元。但球员的胃口显然比这要大，坚持要按照他们提出的条件，否则就不签约。双方陷入僵局。12月31日是转会最后期限，俱乐部以此警告球员，球员仍面不改色。眼看12月31日的最后期限到来，俱乐部最终屈服了：球员的工资多数在700O至8000元之间，下限为5000元，上限为1元；奖金客场胜一场25万元，主场2O万元；冲上甲A另奖2OO万元。佛山队员大获全胜。他们中月收入万元以上者不在少数。
中国足协对这些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一位足协官员在非正式场合称：中国足协人员有限，尽管明知一些队伍犯规，但限于证据难寻，足协也无可奈何。
1998年，由于各新闻媒体集中火力爆炒，球员的收入问题成为热点话题。
正在为无法完成任务而焦头烂额的税务部门在新闻媒体的启发下，蓦然回首，发现了足球界的奥秘。虽然工资只是运动员一小部分收入，真正收入是老鼠拖木锨--在头在后面。但有些地区的税务部门采劝一对一"的做法，效果也不错。如果税务部门强力介入的话，球员的显形收入会下降25％。
但是，由于足球俱乐部财务制度极不规范，而且世风如此，各种巧立名目花样翻新：工资、奖金、签字费、出场费、赢球奖……。而且，由于俱乐部官员的收入和教练员、球员收入也有所联系，因此发起钱来俱乐部就乐得的慷慨大方。
有人估计：尽管足球界的收入膨胀问题在1998年将得到控制，但2O％的幅度肯定会轻而易举地被突破。
按照国际惯例，一支球队的工资总额要根据俱乐部市场收入合理地来确定，向独核算、自负盈亏的职业俱乐部发展，经营较好的俱乐部可以用高薪招来好球员，但也不能随意开支票。
足球改革，走市场化道路，不从经济角度去思考，就总没有落到实处；不接触到审计、税收之类的经济问题，就只能说明足球市场的经济问题被表面繁荣掩盖了。
球员高薪问题的产生，一些财大气粗的足球俱乐部也负有相当的责任。他们为了获取优秀球员，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投入。
一方面对足球市场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也盲目拉高了球员的工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泡沫足球"的始作俑者。如果有一天他们所经营的足球俱乐部也陷入财政困境的话，也许他们才会认真地加以反思。
在足球领域，许多最后的受害者也就是始作涌者。
面对"噬钱黑洞"，"摇钱树"已经感到力不从心。
7．俱乐部与泡沫足球
在世界范围内，足球是仅有的几种最易于和商业联姻的体育项目之一，它也是最容易产生泡沫化倾向的体育项目。在职业足球俱乐部产生以后，足球成了继1992年海南"泡沫房地产"之后的又一次泡沫经济现象。
1994年开始的职业足球联赛，使中国走上了足球职业化的道路。足球滚入商界，商界也渗进体育，职业足球俱乐部就是相互渗透的"结晶"。足球开始影响经济，经济也开始影响足球，这是中国现代体育产业的开端，也是本轮"泡沫足球"的起点。
1994年甲级足球职业联赛的火爆显然是引发一切的"酵母"。
足球俱乐部在建立之初，在结构上还是未能摆脱前些年一直实行的体育与企业简单合作的模式，基本上还是企业掏钱赞助体委办球队。
当年，球员的工资比改革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最高也不过三、四千元。一支球队全年的开支最多就是几百万，而且并没有多少企业愿意出钱来赞助球队。只有少数目光深远的企业家开始涉足足球俱乐部。1994年天津队曾和摩托罗拉、康师傅等几家大公司联系赞助、广告事宜，但是他们都没有太大的兴趣，最后三星公司仅以150万就买下了天津队全部冠名及广告权。
出乎许多人意料，1994年中国足球联赛空前火爆。老球迷更加球迷，一些不是球迷的人也变成球迷或者半球迷。
体育热点变成商业热点。
于是，从1995年开始，商人们开始大量涌入中国足坛。他们深知，谁能在一项产业中抢先占据滩头阵地，谁就能在以后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实力强的企业抢甲A、甲B，实力弱的办足校。一时间，足球变成了稀罕之物，围绕着每支甲级队几乎都有几个竞争者。
这样几经周旋，胜利的老板"微笑"着走进足球俱乐部的大门。
好项目，投入就会有回报，这是一般性经营常识，再加上不绝于耳的国外足球俱乐部犹如印钞机般的轰轰烈烈的运转声，几乎使所有的人都相信，投资足球是能够赚钱的；更有人坚信投入得越多，回报越大。
于是许多俱乐部开始了投资竞赛。
1994年，大连万达队年投资8OO万人民币，这一数字在当时令其它甲级队羡慕不已。1995年大连万达俱乐部的投入增到1000万元之多。
到了1996年，甲A的投资进一步加大。每一支球队的投资都在1000万元以上。一直处于"温饱阶段"的济南泰山将军俱乐部因为在'95赛季表现良好，因此在'96赛季得到了领导及投资方的承诺。将1996年的投资额增加到1OOO万元。踌躇满志的主教练殷铁生去海埂一打听才知道，自己还是被财大气粗的其它俱乐部比在后面。大连万达、上海申花、广州松日等队的投资大约都在1500万到2000万人民币之间，其它各队的投资额也相仿。1997年一支甲A俱乐部的开支，一年最低也要2000万左右，这仅仅是可以公开的透明支出，而有一些隐性支出则是无人可知的。如买球员的签字费，打假球、收买裁判等的开支。
甲B队伍比甲A要省些钱，但如果要争一口气，冲击甲A，争取出线的话，那花出去的钱比甲A也少了多少。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乙级队，长春亚太的开支也近2000万左右，他们的钱主要是用来买球员。
球队的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球队的成绩。
先有深圳人创造了"深圳速度"，后有前卫寰岛队创造"寰岛晋级史"。
1995年前卫寰岛由乙级队晋级甲B，投入1500万元，这个价码相当于当年甲B球队领头羊深圳队的投入。1996年前卫寰岛冲入甲A，开销获得甲A联赛第五名，其帐面的支出超出了4000万元，这笔开销一点也不亚于冠军万达队。有人评价说：用甲B的球员打乙级队，用甲A的球员拼甲B，用甲A三甲实力的球员保组。前卫寰岛队在中国足坛写下了一篇"经济实力优胜论"的论文。1997年初前卫寰岛计划购买半支国家队（六个国脚），当然，也许按他们的经济实力，购买整支球队也能做到的。
有钱好办事，这在足坛是不争的事实。
天津队曾因有时捉襟见肘，影响了队伍的成绩。
1993年天津月季花广告公司与天津市体委签订合同，每年向球队投入2OO万元，合同期10年。有个队员很快就算了一笔帐，发现俱乐部不能为球队提供正常的运作保证，反而是足球队在养活俱乐部。
帐是这样算的：月季花广告公司并无实体，它是以出租天津民园体育场周围房屋来盈利的。据说盈利可达2OO多万元。三星公司每年向运动队提供200万元，属赞助性质：体育场的广告收入有1OO万元，中国足协提供甲A费用也近1OO万元，加上门票1OO万元的收入，一共可在5OO万元。假如排除月季花广告公司做为后盾，队伍一年也有5OO万资金，也不算少。有了俱乐部，非但不见水涨船高，而是两手空空。一名队员1995年需做腿部手术，就是没钱，四五千元的手术费只能由教练和队员自己垫上。这位队员对许多俱乐部老板亲赴赛场为球队加油赞叹不已。'94、'95两个赛季，天津队在两年联赛中，据说俱乐部的领导从未去客场看过球，也未给过任何额外的奖励。最初赢一场球主力队员的奖金是3000元，到后来就不了了之。
'95赛季天津队艰难保级，'97终于降入甲B。
'97赛季甲A各俱乐部的投资预算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档投资额为2OOO万元及2000万元以上，这一档次的球队包括大连万达、上海申花、四川全兴以及前卫寰岛等；第二档的投资额大概为1OOO万元至2OOO万元之间，这一档次的球队包括北京国安、青岛颐中、八一、天津三星、济南泰山等队；第三档的投资额为1000万元以下，这一档的球队包括广东宏远队、广东太阳神和延边敖东队。
俱乐部经营的好坏关系到球队的成绩，'97赛季甲A各球队最终排名如下：O1大连万达51O2上海申花4OO3北京国安34O4延边敖东29O5前卫寰岛29O6泰山将军28O7四川全兴27O8广州太阳神25O9颐中海牛2510八一2511天津三星2312广东宏远16从投资数量和各球队的排名大致可以看出经济投入与球队成绩之间的关系。
投资额度在2000万元以上的俱乐部，靠着高投入招兵买马，自己旗下猛将如云，在竞争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但是，也并不是高投入就一定会有高产出。如果经营管理不善或者钱花不到正地方，有时高投入未必能取得好成绩。但没有高投入想取得好成绩无异于镜花水月。
江苏队1994到1996年三年时间退了两大步。从甲A跌至甲B，再从甲B降入乙级。1997年，在名教头胡之刚的率领下，好不容易以乙级联赛冠军的身份重返甲级行列。
"钱"是困扰江苏队的问题。
1997年8月份，加佳队还在准备乙级联赛决赛时，江苏召开了足球工作会议，在省政府的直接过问下，决定建立一个5000万元的足球基金，以其利息和投资收入来维持俱乐部的生存。后来更将这个基金扩大到1亿元，但是这5OOO万元始终没有投入。由于俱乐部的"东家"金陵石化烷基苯厂近年效益不佳，对足球的投入自然不多，而且以其为代表的6家股东在合同即将到期时表示，仅仅是出于对江苏足球的"感情"，才准备继续向加佳队投资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为囊中羞涩，就没有办法引进更好的教练和球员。
虽然江苏加佳俱乐部对主帅胡之刚有种种看法，但是打完乙级联赛，还是对他进行了礼节性的挽留。出乎意料的是，胡之刚却以俱乐部投入不足，难以在甲B行列中生存加以拒绝，绝全而去。此后加佳俱乐部先后与王宝山、陈亦明、肖笃寅、左树声等国内名帅进行了接触，均因出价低而被拒绝。一直到12月中旬才与赋闲在家的辽宁主帅杨玉敏以年薪50万元的价码签约。
在球员的引进方面，加佳队更因经济实力所限而不能大有作为。俱乐部无法买进管用的大牌球员，只得退而求其次租借球员，并先后与北京国安队、大连万达队、济南泰山队等队联系接触，但仍租不起"星"级人物，最后只得租用两名泰山队的队员。在外员引进方面，俱乐部更不敢大举出击，为了不花冤枉钱，定下引进外员实行责任制原则，谁出事谁负责。
山东队也是个例子，不过是"唯经济论"的反证。
1994年职业联赛开始时，泰山俱乐部是把山东省足球队一、二队合编，然后将队伍拉到省体育中心，挂上了一块牌子，就算是俱乐部成立。那时泰山队的凄惨状况外人是很难知道，每年只有不到1OO万元赞助费。济南人民商场买断泰山俱乐部的胸前广告只花了8万元。没有钱就要"节约闹革命"，于是教练、队员们住在体育场的看台下面，几个人一间大房子，夏天被蚊子咬得无法入睡，还是几个仗义的记者、球迷朋友送来了蚊帐和灭蚊灯。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则住在体育场的另一端--也是看台下面。陈亦明当年来山东联系宿茂臻等转会事宜，看见成绩颇佳的泰山俱乐部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办公不由得大惊失色。而实际上，俱乐部在这军一直住了3年。当时国内名将身价飞扬，而泰山队主角宿茂臻拿到了3500元的月薪就已经让同队的其他队员羡慕不已。
1995年济南市政府对泰山俱乐部的投入提高300万元，泰山队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因为涨船高，俱乐部的开销也大了。足协杯赛程不到一半，泰山队却连去沈阳作战的差旅费都付不起了--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在足协杯赛中取得了极好的成绩。这两年泰山俱乐部几乎完全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专业队水平。
除了主场票务经营权外，俱乐部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经营项目和收入渠道，体制上更像国家机关而不是企业。由于政府的财政也并不宽裕，靠财政输血是买不起外籍球员，也请不起外籍教练的。连给队员提高工资都很难做到。职业联赛之初的前两年，泰山俱乐部一直都是甲A各俱乐部中经营和广告创收最少的俱乐部之一。
'96、'97赛季，俱乐部的日子有了改善，将军集团每年有65O万元冠名资金，亨利公司买断了主场经营权，济南市政府每年仍有300万元赞助资金。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提高，可是俱乐部的体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泰山俱乐部的负责人仍然是行政干部。
但是，这种相对于职业化的落后体制并没有影响泰山队打出了高于其经济实力的好成绩。个中原因，首先是因为泰山俱乐部拥有一批令其它俱乐部眼热不已的精兵强将，阵容极其整齐；其次是中国足球职业化还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基础并不是制约比赛成绩的唯一因素，相对来说比较团结的泰山队比那些经济基础好但内耗不断的队伍更容易取得好成绩。但是，如果俱乐部能为队伍提供更有实力的支持的话，焉知泰山队不会在联赛"三甲"中走一遭？
随着职业化渐成规模，体制落后对泰山队生存和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缺少先进管理机制，缺乏雄厚经济后盾和优秀内外员的泰山队在甲A征程中有些步履艰难了。
1998年，泰山俱乐部终于找到了强有力的后台--山东鲁能电力公司，并将俱乐部办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公司。
1996年和1997年是足球投入最火的两年。
1998年一些俱乐部的投资略显温和，有的仍然势头不减。
也许从刚刚结束'98赛季的甲A名次中大家会悟出点什么。
O1大连万达62
O2上海申花45
O3北京国安43
O4广州松日36
O5四川全兴34
O6青岛海牛32
O7前卫寰岛32
O8武汉红金龙32
O9山东鲁能32
1O沈阳海狮31
11延边敖东31
12深圳平安3O
13八一29
14广州太阳神20
成绩排在头三名的球队分别属于三个最有经营特点的足球俱乐部。万达俱乐部是几年来投入势头最旺的俱乐部；国安是经营得最稳的俱乐部；申花是收入最高的俱乐部。
而在降级的球队中，八一是商业味最淡的俱乐部；而太阳神来自于球市低迷的广东。
连续几年的大规模投入，使足球比赛竞争更加激烈，球市火爆异常；也使足球运动水平有了快速提高。足球运动本身收获是巨大的。
然而，巨大的投入开出了灿烂的足球竞赛之花，却没有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
几年下来，绝大多数足球俱乐部不要说盈利，连收支平衡都无法实现。大多数处于亏损状态。
就在中国足球飞速膨胀的1997年过后，辽宁一位聪明的农民兄弟站了出来，帮中国的足球俱乐部算了一笔帐。
他是以沈阳海狮俱乐部为例进行推算的。
沈阳海狮1998年有13个主场，每场3万人看球，球票每张2O元，每场6O万元，13场共计78O万；每场冠名费1O万元，13场共计13O万元；胸前背后广告收入400万元；球场边的广告收入计1OO万元；总收入共计1410万元。除去各种因素，最后俱乐部实际收入1000万元便是上限了。
而在1998年1月19日沈阳电视台播放了"庆祝海狮甲B入甲A"节目时，沈阳领导讲的1998年俱乐部的三条任务，其中一条是金客公司1998年必须投入400O万元左右，保级进九，达不到目标俱乐部换人。
4000万元－1000万元＝3000万元
这3000万元的窟窿由谁去补？
猜测归猜测，真佛终于露像了。
1998年，继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戴大洪以后，又一位俱乐部的经营者向新闻界披露了中国足球的尴尬。在中国足坛，"泡沫足球"这说大家传来传去，却始终未见真迹，而当雅琪集团的老板周建国决定转让武汉雅琪俱乐部的股份时，抛出的数据不能不令人震惊。
1996年12月29日，湖北服装企业美尔雅集团将球队卖给了同样以服装为主的民营企业雅琪集团。当时，球队有2OO万债务，而据周建国说，那时运动员每人只有一套换洗衣服，全队只有6个训练用球。
而他之所以这么勇敢地接手这支队伍，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把足球当作一项产业来开发，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那么他们就可以盈利。
然而，现实的残酷却给了满怀信心的经营者们当头一棒：1997年，雅琪集团投资259O万元，回笼8OO万元，亏损了近2000万；1998年，投资近300O万，收入1000，亏损2000万。
收入主要有球票收入、广告收入、冠名权（红金龙集团以38O万元买下了冠名权）、电视转播费（武汉电视台全年转播费12O万元）4项收入。2年间，雅琪集团投人超过5000万元，收入却不到2000万元，亏损3000万元，而他们的营业额却只有一个亿。他们不得不考虑及早抽身了。而投入的5000万元，绝大部分是企业多年自身的积累，真真正正的是血汗钱，小部分是银行贷款，雅琪人不能不心疼，也不能不心惊了。
周建国仍然认为，投资足球从长远来看是能赚钱的。但是目前环境还不行，足球还没有被当作一种产业来开发，足球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确立起来，这制约了足球市场的发展，目前一家效益较好的甲A俱乐部，年收入可达1000～1500万元。
大连万达俱乐部，1997年有"十强赛"的赚钱机遇，门票、赞助、电视转播、产品开发、从足协的收入诸项收入的总和，只有投入总额3O～4O％，高投入与低产出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
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单从帐面上来看，很多俱乐部都是只赔不赚的。也就是说依靠俱乐部本身的经营不能维持自身的投入，必须依靠"后台老板"和其它方式的投入。
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下，足球俱乐部要面对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足球产业收入的渠道还没有全面打开，该收的钱收不到，或者收不到那么多；另一方面又要支付迅速膨胀的球员的工资，这两个方面出现巨大反差。
中国足球出现了"泡沫"现象。
一些辛勤的俱乐部中老板们不辞辛苦、不惜重金修建金碧辉煌的足球大厦。他们在等待着收获。
足球大厦徒有华丽的外表，在外表下掩盖着的是亏损、资金周转不畅和沉重的负债。
投入的是黄金，收获的是"泡沫"。这种状况很难长期维持下去。
早在1996年，就有人撰文称中国足球是"泡沫足球"。但是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没有引起投资俱乐部的老板们的认识。
说来也是，一二篇关于"泡沫足球"的文章怎么能阻挡住吹制泡沫时的强大气流呢？
"泡沫足球"的概念是从日本的"泡沫经济"一词借用而来的。"泡沫经济"本来特指90年代初开始暴露出来日本的经济虚假繁荣现象。日本长期高速投资终因"泡沫化"不得不放慢步伐。
日本的房地产业是日本泡沫经济的代表。日本的房地产公司不考虑房地产市场需求状况，盲目地从"住宅专业银行"大量贷款，投资于房地产。
结果由于市场狭窄、销路不畅，房地产出现大量积压，上兆亿贷款无法归还。住宅银行形成大量"坏帐"，以至于日本政府不得不出面挽救残局。
日本足球如同日本经济一样，也出现"泡沫"化倾向。在"泡沫经济"原产地日本，"泡沫足球"自然构成了"泡沫经济"的一个部分。
1993年5月日本仿效欧美国家推出了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开始足球商业化和职业化的进程。
职业足球联盟从初创之日起就以提高整个联盟的水平为其宗旨。联盟为俱乐部引进球星和外籍教练，力求各队力量均衡。
经济大国日本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不惜在全世界大撒美元，引进了数十名外籍教练和球员，其中不乏济科、利特巴尔斯基等世界顶级球星。
由于亚洲足球的整体水平有限，再加上日本联赛刚刚起步，一些年轻力壮的当红超级球星对于日本足球联赛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因此到日本踢球的多是足球生涯已近黄昏甚至挂靴后重出江湖的外籍球星。日本被看作迟暮足球英雄的好去处。
首届日本职业联赛有1O支参赛队，共聘请了56名外员，其中3O岁以上的约占9O％。共进行了18O场比赛，共进了532个球，外员就进了215个，大放异彩。其中参加过1982年世界杯决赛的阿根廷球星迪亚斯虽然已经是34岁高龄，但独进28球，荣获射手榜冠军。来自巴西的拉莫斯（现已加入日本国籍）是川崎绿茵队的中场核心，虽然已过而立之年，但威风仍不减当年。据球场计算机显示的统计资料表明：凡有外籍球早的比赛几乎场场爆满，特别是有济科、莱因克等举世闻名的超级球星参加的比赛。
巴西的济科、英格兰的莱因克、德国利特巴尔斯基、意大利的斯基拉奇，在日本足坛上有"四大天王"的美誉。他们曾是世界足坛上光彩夺目的明星。但岁月不饶人，年纪大了以后，他们便纷纷赴日本淘金。
中国也有高龄球员在日本踢球，象当年的高升、沈祥福等都在富士通队踢球。其中贾秀全是中国在日本身价最高的球员，红极一时，是唯一在日本十大职业足球俱乐部踢球的中国球员。
在日本足球界评出的二十名最佳球星中，贾秀全榜上有名。
日本球迷之所以对日本职业联赛有极高的热情，外籍球星的加盟起了重要作用。一般每场球赛平均有1．8万人观战，这个数字即使在欧洲，也可以说得上中上等水平。凡有球星登场，尤其是象济科、莱因克这样的高价球星参赛，观众人数明显增多，一般都超过2．5万人。日本联赛在最初两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日本足球联赛开赛第一年的收入是2485亿日元！而1993年正是日本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足球产业的开发却如此成功，人们看到了无限美好的前景，不能不欢欣鼓舞。当年的门票收入为140亿日元，还有许多球迷为购买球票而烦恼，甚至球队背后财团的工作人员都为搞不到球票而抱怨，其球市火爆可见一斑。
1994年，日本足球联赛继续升温。观众总人数为517万人，1993年每场观众人数为18397人，而1994年则提高到19598人，门票收入则提高到17O亿日元。
日本职业联赛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与日本各界长达十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是分不开的。政府部门、体育界、企业界、民间团体以及新闻界都参与了职业联赛的创建工作。
为了职业联赛的长远发展，日本足协在经济上也力求各俱乐部收入平衡。职业联赛的冠名、主要场地广告、电视转播权、联赛标识、俱乐部会徽以及吉祥物等均由联盟统一管理销售，其收入由联盟均分给各俱乐部。联赛的门票、部分场地收入广告以及队服广告则由俱乐部经销。这一做法也取得了极大成功。联赛实施不到两年，俱乐部98％的经费已基本实现了自给。
日本足球人对日本职业联赛寄予了极大的希望，甚至希望它成为继欧洲五大联赛之后的又一足球盛典赛事。
火爆了两年之后，联赛开始出现萧条。
最为明显的就是上座率逐年下降。1994年平均每场人数为19598人，1995年降至16922人，1996年再减至13353人，而到了1997年，平均入场人数才互万人出头。观众人数的骤减使靠门票收入为主的俱乐部不堪重负。一些大企业也在考虑出售自己手中的俱乐部的股票。这对于俱乐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电视收视率也仅相当于初期的三分之一，电视公司被迫采取相应对策，大幅度减少全国直播比赛场次。
第二届日本职业联赛冠军川崎贝尔迪队、市原东日本联队竟然想要退出日本联赛；清水艾斯帕尔斯队已接到银行发出的破产通知书；平家贝尔马队、广岛桑扶莱切队和福冈阿维斯帕队也已经经济恶化。
清水俱乐部通过减少球员人数将工资总额削减了3O％；广岛桑扶莱切队面对经济危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将球员的工资削减至原来的49％。低薪是无法留住大牌球星的，一些明星纷纷另谋高就。韩国国脚卢廷润率先离开了日本联赛而去，川崎贝尔迪队拥有三浦知良等明星，他们不得不减少球队职员，紧缩银根，为球员工资求得一线生机。东日本铁路的总裁松田想要出售市原东日本联队5O％的股份。也有的俱乐部在降价甩卖门票。
威胁日本联赛生命的还有一些经济丑闻：浦和红宝石俱乐部主席清水康夫涉嫌团体诈骗，日本前国脚大岩和平野涉嫌偷漏个人收入税的等等。
日本足球改革之所以出现以上的问题，日本一些足球界人士认为日本足球联盟迅速扩张是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人在日本联赛初期投入的钱比韩国1O年职业联赛的总和还要多，但巨额投入换来的是浮躁。由于联赛初期极大成功，一些足球官员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忽视了发展足球的根本在于基础建设。他们急切地希望通过增加甲级球队的数量，进而增加比赛场次来扩大球市规模，从而提高足球联盟的收入。参赛的甲级队已从10支发展到16支，而且，日本足联计划到1999年使甲级队扩充到19支。但是，匆忙扩军，使得根基还不牢固的日本球市不堪一击，观众觉得比赛质量不断下降，看球的兴致每况愈下。许多观众于脆对日本联赛失去了兴趣，令择所爱，转向棒球、相扑等体育项目。
东日本铁路的总裁松田说："日本足球还落后发达国家3O年，现在强行上马日本联赛不合适宜。但是足联仅靠无度地扩展日本联赛规模来支撑残局。一些联赛组织者仅想到了利益，拼命地增加日本联赛队伍和增设乙级联赛更显得荒谬。如果日本联赛队伍不缩减至支，我会考虑退出日本联赛。"
引起联赛倒退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盲目提高球员工资，从而使俱乐部刚刚形成自我造血功能急速萎缩，结果重负难释。日本联赛创建之初，一切都按照欧洲五大联赛的模式运作，原来本是无名的亚洲二流球员，一下子成了全国瞩目的大明星。
以三浦知良为代表的第一代日本球星在日本风光无限，着实挣了几年好钱。三浦知良一年的收入达到2OO万美元，而巴西国脚莱昂拿多这样的球星年薪也不过1OO万美元。
而当日本联赛全线崩溃的时候，日本联赛主席承认了他们出了些错误："爆炒球员身价，使球员工资一夜之间达到了天文数字。应当承认球员的工资是畸形的，他们的水平与收入不成比例。毕竟日本联赛是一种尝试，一切还在摸索中。取得1998年世界杯出线权对日本联赛太及时了，否则我和许多人都将与日本足球同归于荆"然而，1998年世界杯亚洲球队大溃败，日本也未能幸免。
对于国内足球出现的泡沫化倾向，我们该怎么办？
8．“壳资源”在频频换手
在国内第一批涉足足球俱乐部的投资者中，不乏高瞻远瞩的有识之士，他们一眼就看中了甲级足球俱乐部资源的价值。
中国的足球甲级队在1996年甲A扩军之后不过才26支，其中甲A14支，甲B12支。按照一一对应的所有权关系，全国共有26个甲级足球俱乐部。
甲级足球队和俱乐部的"资源"数量奇少，简直可以和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大熊猫"、"东北虎"的珍稀程度相比。在浩如烟海的企业群落中，足球俱乐部可谓凤毛麟角，它不愧为经营领域里的"珍稀动物"。
通过以下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其珍稀程度。
全中国32个省市自治区，而足球俱乐部只有26个，每个省平均不上一个；全中国12亿人口，平均起来4000余万人才拥有一个甲级职业俱乐部；全中国8O0余万家工商企业，每3O万家企业中才有一个B级足球俱乐部。
其稀少程度从绝对数量上在国内仅多于通讯（按总公7计）、保险公司等的企业数量，少于上市公司的数量。
几年前，当上市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模式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时，引起了企业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名额少，而且上市公司又具有一般企业所不具备的融资等功能，使上市公司炙手可热、身价飞涨。
大中型企业纷纷争抢上市公司名额，想方设法争取上市。直至现在，上市公司名额的竞争仍然非常激烈。作为一个企业，要拿到一个上市公司的名额是相当困难的。
一些企业由于直接搞不到上市公司的名额，就通过产权交易向其它公司购买上市公司的控股权以获得上市公司的经营权。上市公司的经营权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源，它能够为企业的经营带来方便或者更多的利润。这样就使上市公司的"名额"--经营权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价值。
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将上市公司的经营权，赋予了一个新的名称--"壳资源"。
这几年，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不仅存转让其经营权要以每股净资产为基数议价转让，而且大多数地方政府都作出了不成文的规定，当地上市公司的"壳资源"不准出盛出市。也就是说在转让上市公司经营权时，不允许外省市的企业购买。
实际上，许多在数量上受到人为、自身或者自然限制的一些类别企业或多或少都具有"壳资源"的性质。
有人曾经试图给一些"壳资源"报价：
比如，省级信托投资公司价值1亿；上市公司价值3000万等。
也有人说甲A足球俱乐部的"壳资源"值2000万元、甲B俱乐部1000万元。
既然是"壳资源"，在资本市场上就应该有相应的位置，就可以进行产权交易，就可以不断换手。企业经营了几年，因为某种原因易主，从产权交易的角度看，是非常正常的。
从1997年底，1998年初出现的，甚至被足球界某些人称为俱乐部"抛售潮"的稍有规模的俱乐部换手，实际上就是中国足球产业进入资产经营的开端。
几个俱乐部的易帜各有特色。
天津三星队降入甲B以后，天津市体委决定将浪迹乙级的万科与三星捏成一支队伍，重振天津足球雄风。这支队伍被定给币领导看好的天津开发区有限公司。但是'97赛季投资三星的立飞集团认为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执意要以400O万元左右价格将天津队转让，万科公司也不甘示弱，喊出1500万元价格。天津开发区杀价利害，只出5OO万元，多一分免谈。但既然是市领导定下了，三方最终都得让步，也就把事情办了。价格是2300万元。
这次易帜的核心是对球队力量的调整。
而佛山俱乐部队的转让则具有从经济困境中"解脱"性质。
距甲A只有一步之遥的佛山佛斯第在1997年居然落到为保级而战的惨淡经营状态，究其原因再简单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佛山佛斯第队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后盾，虽然从市政府、市足球基金会以及佛斯第集团总共拿到11OO万元，但对于佛山这样一支球员收入要求越来越高的球队来说，显然入不敷出。整整一年，佛山队负债经营。结果主教练王宝山离队，到云南红塔山俱乐部任总经理。
1997年9月，云南红塔集团便有意收购佛山队，但当时俱乐部意欲重兴，予以婉拒。甲B"牌子"的本身就是一笔财富，某市政府称有意以3000万元将佛山队买下，而来自重庆的嘉陵集团也有同样的意图。
1997年甲B联赛结束后，中央电视台披露：佛山足球俱乐部亏空200多万元（包括拖欠球员、教练的几个月工资），欲拍卖偿还负债。佛山俱乐部是由佛山市政府、城区政府、足球基金会和当地企业多头参股，从一开始就没有落下体委的痕迹。它在经济行为中诞生，在经济行为中运行，又在经济行为中拍卖。
佛山市、区两级一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认为：两级政府拍卖球队的决定是正确的。
佛山足球俱乐部经营方向和思想有偏差，导致佛山足球队产生"四高"现象：高投入、高工资、高奖金、高消费（这实际上是中国足球的普通现象），产生了不良的社会效果。
佛山足球俱乐部有"无底洞"之嫌。1996年，花费达96O万元；1997年，上升至1400万元，拖欠球员工资、奖金，另负债8OO万元。
球员对工资、奖金在队内攀比，在队外攀比，既影响团结，又影响成绩。
球票价格上涨速度过快，从15元暴涨到3O元，4O元，以致8O元，1OO元以上，使广大球迷产生不满情绪，向各级投诉不断增多，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市政协副主席多次向两级政府、人大、政府反映俱乐部存在的严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