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小声对我说：“晚上好！”
我回答说：“晚上好，姑娘。”
什么也引不起心的不安，
什么也唤不醒心的激动，
爱情不可能去了又来，
灰烬不会再烈火熊熊。
（1925）
诗如其人。叶赛宁的抒情诗素有清新自然、飘逸潇洒的特色，在这首抒情诗中，读者也能体会到他那特有的风格。乍看起来，此诗不过是写诗人的一段浪漫小史，流露出逢场作戏乃至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其实不然。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一对青年男女，诗人采用的是互为衬托、相辅相成的艺术手法。通篇虽然只写男主人公的“问话”、“猜测”、“规劝”、“想象”和“沉思”，对女主人公正面不着一笔，但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和心态都跃然纸上。其中女主人公的“醉”更加衬托出男主人公的“醒”。
此诗既有抒情主人公自我解嘲的苦涩情调，又渗透着他对身不由己的风流女子的怜悯、同情和难言的感喟。抒情主人公面对沉湎于放纵生活的女郎，并不试图扮演拯救其人的正人君子角色，而是旨在拯救其灵魂，发出足以触动其心灵深处的规劝：
只是不要挑逗天真无邪的童男，
只是不要撩拨他们的春心。
一个灵魂高尚的人，身处任何境况之中其心亦善！
不难看出，此诗的最后一节是抒情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流露出极度低沉的思想情绪：即使怀抱着一个“萍水相逢”而又自愿委身的美女，也排遣不了心头的郁闷。诗人写出这首诗之后，没有几个月便在列宁格勒的一家旅馆里留下一首血写的绝命诗而寻了短见。
从诗歌技巧来说，这首诗无疑达到了凝炼集中、玲珑剔透的艺术高度。诗人用“爱情不可能去了又来，灰烬不会再烈火熊熊”这样强烈对照而又比喻贴切的奇警诗句收煞，既引人注目，又发人深思。
一个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会无形中贯穿着歌颂真善美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叶赛宁的诗歌作品里，几乎处处都闪烁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芒。在《母牛》、《狗之歌》、《寒冬在歌咏》等诗里，诗人通过意象中的浪漫奇迹，寄托了自己对抒写对象的无限同情和惆怅，传达出崇高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在叶赛宁笔下，自然界的一切都富有生命和人性，不论花朵还是夜空，都成为抒情主人公的交谈者。在他的诗中朝霞变成了小猫；心爱姑娘的手臂变成了天鹅；明月变成了马驹；露水晶莹的花草树木也都说起了话，而诗人的声音同它们的声音融会在一起，和谐共鸣。维·鲍科夫写道：“叶赛宁是俄罗斯无比湛蓝的天空之下的一棵嫩绿的小草，它既纤弱又坚强……叶赛宁是伟大的爱，这爱能够创造出人间的一切奇迹。”①叶赛宁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诗，能够启迪人的思想，焕发人的真善美的情感。而这样的诗永远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任何时代都会受到读者的喜爱。
①《青春》，1965年第10期，第68页。
当代苏联诗人继承和发扬了叶赛宁诗歌的这一传统，使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不少诗人都尖锐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为尊重人、关心人、同情人而呼吁，为他人分忧，为他人感受痛苦。在这些诗人看来，“没有所谓别人的痛苦”（吉洪诺夫），“没有所谓不幸的爱情”（德鲁尼娜），“这个星球上什么事情都会使人分心”、“幸福的人为他分忧”（维诺库罗夫），“哪怕是用话语去减轻人们的痛苦！”
（库列绍夫），“用自己的胸膛保护他人——没有比这更富有人性的使命”（塔季扬尼契娃），“别人建的房屋，我不住；以别人的痛苦为代价的幸福，我不要。”（成吉兹·阿吉佐夫）等等。诗人阿里姆·凯肖科夫在《小溪》一诗中表达了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为他人分忧的良好愿望和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高尚作为：
我不是狂风与暴雨的主宰，
在幸福与灾难面前我无能为力，
唯独在他人痛苦泪水的源头，
我能够用自己的水将它们洗去。②
②《青春》，1985年第12期，第21页。
从广义上说，这种细微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按照叶赛宁诗歌的抒情基调发展开来的。如果说在马雅可夫斯基那里，这种痛苦的感受变为一种行动，即改造旧的、创造新的，为实现未来的幸福而斗争的话，那么在叶赛宁及其当代的继承人那里，这种为别人分忧的痛苦感受，则贯穿着一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崇高人道主义。对人的爱，对自己人民的痛苦与不幸的深切同情，对人、人性和未来的信念，乃是俄罗斯民主主义诗歌人道主义精神的真谛。而当代的一些有世界性影响的苏联诗人已通过继承和发扬叶赛宁诗歌的人道主义倾向，从最崇高的意义上来理解人道主义，把关注全人类的命运和未来视为己任了。大自战争与和平、生态的平衡，小自鸟儿的悲鸣、小草的枯荣，都会引起他们对整个地球和时代的忧虑与不安，如对避免热核战争灾难的人道与理智的赞颂，便体现出更高层次的人道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