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练兵，三峡创奇迹。我们不光向黄河要水，要电，要粮，要土地，还要时间。突破了技术就赢得了时间。水工技术正是以流速为标志的。“我们征服了七?二一秒的流速，再做黄河其他口门就不困难了。到长江做三峡工程也有信心了”。
大自然赐给我们这样伟大的河流!当我们把万里黄河捏在手心的时候，它能给我们多少东西!
五指山上飘红旗
李英敏[京族]
(一)不速之客
一九四四年，当映山红开满山岗、布谷鸟唱出春天的颂歌时，我们纵队司令部来了一位不寻常的客人。在战争的岁月里，除了自己同志外，我们很少或者说没有接待过什么客人。这位客人来自五指山，还是黎族人民武装的领导人，这就更加引起批战员的重视和注意了。
来客名叫王国兴，约三十多岁，健壮的身躯，古铜色面孔，粗眉大眼，像一座朴实粗犷的塑像。他身穿一套蓝靛染的土布民族衣服，一副忠厚强悍的样子，如果不是陪同他来的四支队的同志介绍，很容易使人以为是海南岛西部山区的农民或猎手，何况他还会说一口乡土话呢。
我那时在抗日民主政府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党政军领导一元化，我负责接待这位既尊贵又特殊的客人。
他看到我们这些人住的、穿的、吃的，感到非常惊讶，一再追问陪同他来的四支队的同志：“这是红军和共产党住的地方吗?这是司令部、民主政府住的地方吗?……”
当时，海南特委、抗日民主政府和纵队司令部驻在澄迈县六勒岭上，这里是连绵几十里的原始森林，离村庄很远，住的都是用茅草、葵叶盖的草寮。我们已经在这里度过一个严寒的冬天，全靠烤火过日子。衣薄食淡、疾病缠绵，不少同志永远安眠在这里了。
按照冯白驹同志的布置，我们给客人搭了一间比较宽敞的草寮，勉强抽出一张军用棉毯、一张席子、一条面巾、一个茶缸，还特意用竹子做了一支水烟筒，这就是我们接待客人的全部东西，可在当时是够阔气的了。他走进草寮，坐在火堆旁，抽起水烟筒，非常满意地对我说：“看得出，你们是很艰苦的，可是非常真心地待我，非常真心地待我这个黎人……”
使他更感动的是和领导同志第一次会见。当他走进草寮见到我们几位领导同志的时候，就要跪下来行大礼，冯白驹同志伸手把他扶住，拉到床沿坐下，并且激动地对他说：“我们是同志，我们是骨肉兄弟，你千里迢迢来找我们，我们的心里已经很感动了，请你千万不要把我们当外人看待。”王国兴刚坐下来，就流下激动的眼泪说：“红军父母同志，共产党父母同志，我王国兴领你们的情，请你们赶快出兵救我们黎人吧，不打败国贼，我们黎人不得活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在坐的人，眼眶都红了，还是冯白驹同志撑得住说：“国兴同志，请你放心。黎族兄弟的苦楚，就是我们的苦楚；黎族兄弟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一定想办法，不会让你空手回去的……”
那天晚上，他拉着我坐在火堆旁，谈了很久，当他知道我不是海南岛人，觉得很惊奇，问道：“你为什么要来我们这个苦地方呢?”我说，一个共产党员，只要革命需要，什么地方都要去。他马上追问：“什么叫做革命?”我说，赶走日本鬼子，打败国贼，使穷苦人得到解放，过上好日子，就叫做革命。他默默点点头。接着，他详细问过我的年龄和经历后，无限感慨地说：“你们红军、共产党个个是能人啊!”
就这样，我和王国兴交上了朋友。
(二)官逼民反
王国兴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是为什么找我们的?得先从黎族人民武装起义说起。
在海南岛的中部，有连绵几百里的大山区，最高的山峰有一千八百多公尺，像巨人的手掌伸向碧空，这就是有名的五指山地区。
在这片山林里，聚居着三十多万黎族人民和五万多苗族人民。五指山区虽然有丰富的矿藏和自然资源，黎族苗族人民却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竹篱茅舍的极端贫困落后的生活。历代的统治者，一直把这些少数民族当作奴役剥削的对象。国民党的统治，更加野蛮和残酷，他们污蔑黎族人民是“长尾巴的野人”，并装到大木笼里运到广州展览。这不仅是对黎族人民的侮辱，也是对人类尊严的挑战!
一九三九年二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海南岛，国民党大战而逃，大量的军队(保安团、守备团、游击队)、政府机关(专员公署、十几个县政府、好几十个区乡政府)都逃到五指山去。巨大的灾难落到了黎族苗族人民身上。这些蝗虫、山蚂蝗以“征粮”、“征税”的名义，夺去黎族苗族人民百分之五十、六十，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收获(包括粮食和其他作物)，每户人家每年还要交多少土布和木棉被，最难容忍的是无穷无尽的差役。除了抽壮丁当兵以外，还要有各种劳役：为这些老爷们挑担、抬轿、盖房子、种菜、砍柴、挑水。国民党班长、保甲长以上都要坐轿子。各个村寨的青壮年不仅全被拉差，而且是无偿劳动，服役者要自带口粮。没有口粮的，只好挨饿。这真是一座名符其实的人间地狱。
仅仅是一两年间，整个五指山区(当时划为白沙、乐车、保亭三个县)田园荒芜、生产凋敝，黎族苗族人民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不仅是男人一丝不挂，连十多岁的大姑娘也没有一块遮羞物。但是无尽的奴役、剥削还落在这些不幸者身上，白沙附近有座高山，有很多黎族人民倒毙在这里，成了“白骨岭”。为了生存，许多人(特别是住在大路旁边村寨的)纷纷逃到深山老林中去。
就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九四三年夏天，白沙县的黎族人民首先揭竿，掀起一场反迫害求生存的武装起义。
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就是王国兴。
王国兴原来是白沙县红毛峒人，他是七个峒(我记得起是红毛、元满、牙义、小水、毛栈、毛贵、牙沙)黎族的头人(奥雅)，民国党为了收买、笼络他，委任他当红毛乡的乡长。
这个“奥雅”为什么要领头造反呢?王国兴告诉我：“我原是国贼(国民党)的忠实子民，我把国贼官员都叫做父母官。表面上看，国贼待我也不错，曾经请我到司令部，刮鸡刹鸭款待我，起义前，他们还想让我当白沙县伪县长。”
“为什么要造反呢?我看到黎人实在活不下去了。不是劳累死，就是饥寒死。我呢?天天替国贼抽丁捉人、催租收税，逼着自己兄弟姐妹走死路，我的良心实在过不去呵……”
王国兴举起手里的竹水烟筒说：“起义前，我这个‘奥雅’连烟也抽不起。国贼要钱要粮，百姓交不出来，我只好用家产去顶替，很快，我的家产也给搞光了，没烟抽，没饭吃，连衣服也给扒光了，你想，我不造反还有活路吗?”
当然，事情也不是一帆风顺，当王国兴和十几个峒的“奥雅”秘密聚会，准备武装起义时，被奸细发现，向国民党县政府告密，王国兴因此被捕入狱。这件事激怒了饥寒交迫的奴隶们，他们拿起武器，举起火把，攻打伪县政府，救出了王国兴，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就这样爆发起来了。
(三)出路问题
就这样，黎族人民反迫害求生存的武装起义，像熊熊烈火，在五指山区燃烧起来了，好几个伪县政府、几十个区乡政府，都被愤怒的黎族人民捣毁、烧光，那些“游劫队”和大大小小的官吏受到应有的惩罚。拿王国兴的话说：“这是盘古开天地以来的第一次。”
当然，国民党决不会善罢甘体的，五指山是他们的老巢，他们不但有十多年统治少数民族的反革命伎俩，也承袭了历朝统治者对付少数民族的反动策略。武装起义一开始，国民党就采取血腥镇压政策，调集了两个守备团、一个保安团和大量的地方武装，用优势兵力和先进武器进行“围剿”。黎族人民武装人数虽多，士气旺盛，但是，第一，缺乏坚强的统一的指挥，往往各自为战，容易给敌人各个击破；第二，用的是大刀弓箭和火药枪，很难对付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敌人；第三，起义武装和五指山外的汉族抗日进步力量没有什么联系，和山内的苗族武装也没有很好配合。国民党军队一开始就封锁包围五指山武装起义地区，实行“关门围歼”“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很快就把起义武装镇压了下去。
在一场激烈的阻击战中，下了倾盆大雨，黎族武装的火药枪失灵了，大刀弓箭更不顶事，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失败了。
国民党军队攻进武装起义的村寨，实行最野蛮最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所有村寨都烧成灰烬，捉到人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剖腹挖心，惨不忍睹。后来我们部队攻占国民党军队一个团团部，还看到一串串晒干的人胆。年轻的妇女都被捉去，押到五指山外出卖。武装起义地区变成了无人区。
但是黎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和屈服，他们在王国兴带领下，走进深山大岭，走进原始森林。五指山区第二大的山岭鹦哥勾，聚集了大部分起义者和死里逃生的人们。
王国兴和他领导的起义武装，处于内无粮弹、外无援军的境地，什么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都没有了，吃的是野菜野果，睡的是山林野地。寒冷的山区，赤身露体的人们，靠的是一堆堆篝火。疾病死亡的人一天天增多，该怎么办啊?!
青壮年主张，再和国贼军决一死战，总比坐以待毙好。拿什么决战呢?火药没有了，铁砂没有了，弓箭也没有了，靠几把大刀不顶事啊!王国兴和头人们不同意这样死拼。
有人主张去找日本人，说日本人兵强马壮，枪炮利害，国贼军就是怕日本人。王国兴想，日本人是外国人，他们来打中国，抢中国的地方，杀害中国人；我们黎人好歹是中国人，能请仇敌帮忙吗?还不是请鬼医病吗?王国兴和起义武装坚决拒绝了。
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傻瓜，他们虽然大杀一场，心里也知道黎人是杀不绝的，再说如果把黎人杀光了，谁给他们交钱交粮?谁给他们挑担抬轿?因此，又拿出历代反动派对付少数民族的手段，硬的不行用软的，软的不行用硬的，或者是软硬兼施的办法，用逼降诱降的两手，迫使王国兴就范。他们一方面严密封锁五指山地区，特别是起义武装活动的山林地区，断绝他们的接济和对外联络，另一方面派了一批又一批代表来找王国兴，其中有和王国兴认“老同学”的“抚黎专员”，甜言蜜语劝降，条件“优厚”得很，只要王国兴肯出山，一律既往不咎，还升他的官，让他当白沙县参议长、县长，但是王国兴怒斥这些“白脸奸贼”，严正声明：“宁可饿死病死在山林中，决不向国贼投降。”国民党恼羞成怒，也出了几次兵“搜剿”，可是那么广阔的原始森林，一两团人马顶什么事?
尽管王国兴和起义的英雄那样英勇坚强，誓死不向国民党屈膝投降，但是出路何在是个重大问题。打不能打，守不能守，饥饿、寒冷和疾病，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还有不少人悄悄离开大火，寻找个人出路去了。哪有什么出路呢?不是重新当奴隶就是死亡。
五指山啊!飘起一片无望的乌云。黎族人民的心啊!像刀割火烧一样。
(四)五朵红云的故事
像在茫茫的雾海中看到灯塔一样，像在深沉的黑夜里见到火光一样，像在沙漠中走路发现泉水一样，谁在王国兴和起义战士中讲起共产党和红军的故事来，那比喝糯米甜酒还令人振奋。
可不是吗?十年前，五指山地区出现一支叫做红军的队伍，听说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的队伍，待黎族人民像亲兄弟一样，带领黎族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最解恨的就是痛打那些国贼军。那时，没有人敢欺负黎族人，日子过得多红火啊!可惜时间不久，这些能人、好人都走了……
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共产党、红军像火星一样在王国兴和战士的心中闪耀。共产党和红军好，但是自从他们离开五指山，就再没有见过他们，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些当过兵、到山外做过苦工的人非常肯定地说：“有!”“就在山外!”可是有人说，共产党、红军也是汉人，他们肯帮助我们打国贼吗?真难使人相信。
最怀疑和反对共产党、红军的，是那些大小“奥雅”，还有那些寨老和年岁比较大的人。现在起义地区，当年红军没有活动过，这些人没有亲眼见过红军，国民党欺骗宣传是起了作用的。王国兴这个人值得赞扬的就在这里，他认识到黎人要得到生存、找到出路，只有找共产党和红军。他找那些见过共产党和红军的人了解情况，找那些赞成找共产党、红军的“奥雅”、寨老商量，其中还有一位神公，给王国兴出了不少好主意。
有一天，王国兴在山林里打锣集合众人，兴奋地对大伙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好梦，梦见黎母娘娘对我说：‘国兴啊!黎人子孙要有救，就得去找共产党和红军。’我问黎母娘娘：‘共产党和红军在哪里?’黎母娘娘把手一指说：‘你看，有红云的地方就有红军和共产党。’果然，五指山上飘起五朵红云，红云里有穿红衣、骑红马的人，慢慢向北飘去。弟兄们，我们一定要听黎母娘娘的话，赶快派人找共产党和红军去。”
后来，到了一九四八年，五指山区全部得到解放时，我问过王国兴：“你那五朵红云的梦是怎么编出来的?”王国兴很认真地回答我：“不是编的，是真的。”我笑着说：“你就是黎母娘娘了?”王国兴笑起来说：“黎母娘娘不是我，是所有想寻找共产党和红军的人。”
自从王国兴说出黎母娘娘的“旨意”以后，反对的人不敢阻挡了，赞成的人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共产党和红军了。
当然，要寻找共产党和红军也不是容易的事。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都是非常害怕这一点的，他们内外勾结，严密封锁，不让黎族人民有接触共产党和红军的机会。因此，山里发生的事，当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在山外做的事，黎族人民也无从知道。
为了寻找共产党和红军，王国兴前后派了三批人。第一批人走错方向迷了路，找来找去找不到；第二批人碰上了国民党走狗，把他们引到日本侵略者的据点中去，差一点丧了命；第三批人花了一笔钱，请了一位汉族小商人带路，终于批到了我们第四支队。前后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找到共产党和红军以后，为了表达黎族人民的真诚愿望，王国兴亲自来了。
(五)谁是救世主?
和王国兴一起，首先要说服他，不要再叫我们是“父母同志”。
我对他说：“我们共产党和红军，是人人平等的，只有分工不同，不分民族、不论老少，都是同志，你叫我们父母同志，就是看不起我们。”
“怎么?叫父母同志就是看不起我们?”王国兴睁大了眼。
“你们从前把国民党当官的叫做‘父母官’，现在把共产党叫做‘父母同志’，这，当然不对了。”
王国兴默默地点头。从此以后，他学会叫我们“××同志”了。
当然，最大的难题还在后面。
王国兴是抱着很大的希望来找我们的，他要求我们，马上把主力开进山去，赶去国民党军队。
特委和司令部研究以后认为：主力部队进山，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五指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我军进去，他们必然集中力量和我们拚，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山里国民党的详细情况，进军时要解决给养和后勤支援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发动组织起黎族和苗族人民，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断绝敌人人力物力支援，然后来个内外夹攻，彻底消灭敌人。这样，才能解放五指山地区。为此，我们决定先组织一支精干小分队，和王国兴一起到五指山去。
王国兴听了，很不满意，他说大军不进山，他也不愿再回去了。任凭我们怎么说，他就是不答应。
冯白驹同志让我和他谈心，谈来谈去还是僵持局面，我有点沉不住气了，我说：“国兴同志，你不是说，山上有二三千青壮年吗?难道他们一点用处也没有吗?”
王国兴这个刚直汉了一听就跳起来：“谁说没有用，要是我们有枪有弹，保证把国贼打得落花流水。”
我兴奋地说：“好呀，你们就在里面打，我们在外面攻，不是会更快打败国贼吗?”
王国兴摇头叹气说：“人马没有吃的，枪支没有弹药，拿什么来打呀。”
我反问道：“你说，我们这支部队的枪支弹药、粮食给养是从哪里来的?”
他摇摇头。
“这都是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伪军那里夺来的，还有一些是老百姓支援我们的。”
王国兴又叹口气说：“你们汉人行，我们黎人不行。”
我有点激动地说：“我也不是汉人，我是京族人。汉人是人，我们京族人、黎族人也是人，我们难道比汉人缺胳膊少大腿?还是少了个脑袋?”
王国兴哈哈大笑了，这个老实人从来是爽朗的：“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少办法。”
“好，我们派人和你一起进山，跟你们一起想办法打国贼。”我接着说，“在五指山，不只是两三千青壮年，还有三十万黎族和苗族百姓呢，只要你们做好工作，不给国贼送钱送粮，不给国贼挑担抬轿，国贼在五指山一天也活不下去。”
王国兴想了一会，又哈哈大笑说：“是这样，是这样，我想通了，共产党真是有办法。”
就这样，王国兴高高兴兴和我们的武工队一起回五指山去了。临走时，冯白驹同志问他需要什么?他说什么都不需要，就是要硫磺(制造火药的主要原料)、火柴(药枪引火用)和铁砂(打枪用)，他说山上有几百支火药枪，有了这些，就有本钱跟国贼的到底。
冯白驹同志拍着他的肩膀说：“要记住，要打败国贼，首先靠革命到底的思想，靠共产党领导。”
就这样，黎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汉族兄弟的支援下，终于燃起了复仇的怒火，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在五指山的罪恶统治。
王国兴同志在黎族人民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六)烈火真金
从王国兴同志找到共产党，到五指山全部获得解放，经历过五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们主力部队大规模向五指山进军，在王国兴同志带领下的黎族人民武装有力配合下，一举攻下伪守备团团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土崩瓦解，白沙县大部分获得解放。在进军的途中，我见到了王国兴，我故意问道：“怎么样?这一下思想真正通了吧?”他笑着说：“通了，早就想通了。”我追问：“什么时候?”他眯着眼说：“就在我叫你们‘父母同志’的时候。”“哦?”“不通我来找共产党干什么?”
说得也真有点道理。
这一天，他把他的小儿子带到我的住处说：“我送他给你当勤务员，请你收下吧。”
像王国兴同志这样的人，我们是非常尊敬和爱护的，哪能让他的孩子当我的勤务员呢?我委婉地拒绝了，王国兴同志非常不满，好说歹说，非得我收下不可，“你看得起我，就让孩子在你身边，你教他认几个字，懂点革命道理，这我就非常满意了。”经过领导同意，我终于收下他的孩子当勤务员。
当时许多同志开我的玩笑，说我了不得，连“太子爷”也当起我的勤务员来了。孩子确实不错，工作很勤备，学习也很认真，后来琼崖公学恢复，我让他读书去了，解放后进了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又回五指山工作了。
白沙县解放后，王国兴同志当了县长，还是海南民主政府委员，我们经常工作生活在一起，他和我们一样能吃苦，能和战士们一起过日子，非常俭朴。我们看他身上那套蓝布衣服破旧了，给他缝制了一套新的，可是他还是穿那套破旧的。有一次，我去找他，老半天才出来，后来才知道，在家里，他从来不穿外衣，只穿一条短裤，有客人来才穿衣服。
一九四六年，又一场严重的斗争等着他。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趁机来“收复失地”了。春天，一个美械军和大量还乡团来到了白沙。我们留下少数部队，配合王国兴领导的黎族民兵，跟敌人进行最艰苦的搏斗。
两三万国民党兵，填满了小小的白沙县，又一次进行烧光、杀光、抢光。苦难重重的黎族人民，刚获得解放不到一年，又一次被套上枷锁。有些意志薄弱的人，特别是一些上层人士，向国民党反动派屈膝投降了。王国兴同志和武装起来的黎族人民，又一次退到原始森林坚持战斗，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配合游击队、武工队，狠狠地打击敌人。不到三个月，敌人的主力只好狼狈退出。根据敌人供认、五指山这场战斗，国民党官兵伤亡了两千多人，占它动用的总兵力的十分之一。
黎族人民站起来了，王国兴同志不再是三年前的王国兴了。一九四七年春天，我们纵队司令部集中主力，准备解放整个五指山地区。在进军的前夜，在红毛峒一座被毁的村寨里，我见到王国兴同志。他是带领一部分黎族干部，配合我们进军的。见到我的时候，他兴奋得双手抓住我说：“这一下可好了，三十万黎人快见天日了。”
果然，我军仅用半年的时间，就解放了乐车、保亭两个县，当布谷鸟又一次唱出春天的歌时，五指山区回到黎族、苗族人民手里了。在进军途中，我看到了王国兴同志和黎族干部所起的特殊作用。由于敌人的欺骗造谣，有些村寨居民在我军到来前就跑光了，这给我们带来不少困难，但是只要王国兴同志和黎族干部到山林里转一下，逃跑的人就先后返转了回来。一些新解放的村寨，黎族人民对我们还有顾虑和隔阂，特别是上层“奥雅”更加害怕，王国兴同志一来，跟他们谈一会话，喝一餐酒，抽几筒烟，就什么顾虑都打消了。
过去，我只知道王国兴同志在白沙县有威望、有号召力，这次才了解，他在整个五指山区，都有很高的威望。我问过一些黎族人民：“你们为什么这样相信王国兴?”这些人真诚地回答我：“因为他真心为黎人办事。”
(七)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五指山区三个县(即现在的五个县)解放后，我们党为黎族和苗族人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他们有吃有住有穿，我们把没收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奥雅”的土地、牛马、工具，分配给无地少牛的农民，并且从山外运来了种子、农具，分配给他们，还宣布了三年不收粮收税，使用民工给予代价等。让黎族苗族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在饱受战火摧残、人力缺乏的地方，我们组织帮工队、互助组，把黎族人民保存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合伙制恢复发展起来，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黎族和苗族人民是勤劳、勇敢和智慧的人民，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基本上做到有吃有住有穿，恢复了人的权利的人的尊严。
王国兴同志在这场并不比战场轻松的工作中，表现是很好的。为了本民族的解放，他的家、他的村寨全部被毁了，人死了一大半；他的田地和牛马更不用说，早就被毁光了。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他从来不提自己的事，日夜为别人和别的村寨的事奔忙。有人问过他，他回答得妙：“我又不想再当‘奥雅’，只要有饭吃、有烟抽就行了。”
有一次，他到驻地来找我，不抽烟，不喝水，气呼呼地，脸色很难看。我有点惊讶地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气鼓鼓地质问我：“我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做个共产党员?我那条不够格?你要我当一辈子‘奥雅’吗?……”
原来是为了入党的事!我忍不住心里的激动：王国兴呀，王国兴!你太有意思了。一个“奥雅”出身的人，经过解放斗争的考验，要求参加党!这对人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教育呀。
我激动地跟他说了我们党的纲领、政策、主张，一个共产党要具备的条件，参加党的手续。他听完后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太好了，只要能够参加党，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为了解决王国兴同志的入党问题，白沙县委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党中央的批准，王国兴同志多年的愿望实现了。
从一个大“奥雅”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是一条多么不寻常的道路啊!这是王国兴同志走向解放的道路，这是少数民族(不，应该说是每个民族)得到解放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夏，王国兴同志化装偷越敌人的封锁线，到了现在祖国首都(当时叫做北平)，代表海南岛解放区军民，代表五指山黎族和苗族人民，参加中国人民临时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他的战友，我们是感到光荣和受到鼓舞的。
在他参加政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受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切接见，周总理问王国兴同志需要一些什么?王国兴同志的回答很出人意外：“我要北京鸭和救火用的水龙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需要这两样东西?他解释说，北京鸭是拿回五指山做种鸭的，水龙头是拿回五指山作救火用的，我们村寨的茅草房常常失火。王国兴同志想的是自己的家乡，想的是自己的人民，这种崇高品质，深深地感动了我!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海南岛革命根据地，我们的军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五○年五月，终于有力地配合野战军渡海作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五星红旗就飘扬在这个祖国的宝岛上。
以王国兴同志为代表的黎族、苗族人民，在解放海南岛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使我深深地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之间，历来都是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的，我们斗争在一起，流血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五指山黎族苗族自治州建立了，王国兴同志被选为州长。可惜那时我已调离了，后来只是在北京见到过他，但也没有机会深谈。他邀我回五指山做客，说要用最好的糯米甜酒灌醉我，可惜我辜负了他的盛情，以后再没有机会见到他。
五指山峰永远挺立在祖国南方的碧空，五指山下五条河流滔滔不绝，山林田野把春天永远留在人间。我想，在山花烂漫中，黎族人民是不会忘记自己的先驱者、真正的勇士的。
扬眉剑出鞘
理由[满族]
一辆闪着红十字标记的救护车和两辆小汽车，驶出马德里体育宫，沿着公路向前疾驰。
这是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晚上，西班牙的首都沉浸在深蓝色的夜幕里。透过车窗望去，朦胧的建筑物，晶莹的喷水泉和闪烁迷离的灯光，一晃而过。马德里初春的夜色清凉如水，而车里人的心情却灼热、焦急……
汽车停在一所医院的门前。
鬓发斑白的西班牙击剑协会主席和中国青年击剑队教练员庄杏娣，簇拥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女运动员，直奔医院的急诊室。击剑协会主席找到医生，用西班牙语急切地告诉刚才发生的事。他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做出击剑的样子；又翘起大拇指来，朝姑娘晃个不停。
姑娘受伤了，左臂上包扎着绷带。她叫栾菊杰，中国女子花剑运动员，二十来岁的样子。身材修长，亭亭玉立。红润的脸颊，红得像一朵山茶花。眉眼俊气，一副清秀的江南女孩子的模样——在她的身上，找不到一丝好武斗勇的特征；恰恰相反，还显得有几分稚嫩。
医生轻轻解开缠绕在她左臂上的绷带，嘴里连连发出“啧啧”的惊叹声。映入人们眼帘的有两处伤口。那是一柄钢剑折断之后，断裂的锋茬刺穿的。伤口透过皮下的肱二头肌，靠近手臂的“正中神经束”。鲜红的血在向下流淌，内侧的伤口刺开了花，粉红的肌肉向上翻卷着……
击剑作为一项体育运动，从来有益于增强体魄而无损于健康。竞赛规则的保障，进攻武器的限定和防护装备臻于完善，使双方运动员的人身都很安全。一九○一年成立国际剑联以来，在比赛中像这样严重的事故颇为罕见。这只鲜血淋漓的手臂，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几个小时以前一场凶猛搏斗的情景……要弄清这场比赛为什么如此激烈，请翻翻击剑运动的历史——
击剑一向被视为欧洲的传统项目，用来炫耀它的英威勇武。从斯巴达克思的角斗，到中世纪的风流骑士，都把击剑当做一门格斗技术。此后火器取代了冷兵器，击剑仍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在欧洲世代相衍，传留至今。国际剑联成立后的七十七年当中，历届世界比赛的前列名次，全被欧洲的选手垄断，从来没有一个亚洲选手，哪怕是取得一次决赛的权利。近十年来，苏联击剑运动员睥睨欧洲，称雄剑坛，几乎囊括所有的奖牌和银杯。
我国的剑术虽有悠久的历史，但后来演化为一种优美的造型艺术，跟对抗性的欧洲击剑不同，对抗性的击剑运动在我国是五十年代中期才引进的年轻项目。我国体育园地的这一株新苗，在它短暂的生长期中几经风霜，两次被砍去，主要原因在于其“洋”。一九七三年，由于参加国际比赛的需要，这个项目又恢复了。我们这个真实故事的年轻主人公，就是那时应运而生，踏上剑坛的。可是她习剑不久，体育界又刮来一阵邪风，“四人帮”及其帮手接过“革命”的口号，篡改它，偷换它，把严肃的事业变成浅薄的空谈，在黑板报上写一篇“帮”云亦云的批判稿胜过在训练中出几身汗水。一时间取消比赛，取消名次，取消集训，“洋”的不要，“中”的也不要。我们的体育受到内伤，它比通常见到的运动生理创伤更难痊愈。栾菊杰是幸运的，她所在的江苏省击剑队是一个刻苦训练的集体；但是孤掌难鸣，得不到向兄弟省市学习交流的机会。一九七七年初，栾菊杰第一次出国比赛之前，将近一年没有举行全国性的集训和比赛了。那次她去奥地利参加第二十八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还没进入半决赛就被淘汰了，只得个第十七名。这个成绩是可以预料的，我国体育的严冬季节刚刚过去，元气尚未康复，而栾菊杰毕竟也还缺乏经验。
然而，那次有一件事是不能忘却的。在各路选手云集的练习场上，栾菊杰曾经主动邀请欧洲某个国家的选手共同对练，对方却耸了耸肩膀，把头扭向一边，显出不愿耽误时间的样子。姑娘的心被重重地刺痛了。我们是为友谊而来的，友谊的基础是互相尊重。但在世界这个小小的角落里，我们没有赢得应有的尊重，没有获得更多的友谊。民族情操是体育运动的血液，殷红的血液不容亵渎。麻木者沉沦，知耻而后勇。姑娘倚剑站在那里，嘴唇在剧烈地颤抖!
光阴似水，又是一年。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二十九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在西班牙举行。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聚集于马德里。昨天，当栾菊杰站在马德里体育宫的大厅里，臂佩金光闪闪的国徽，把剑柄竖在面前，高高地扬起剑尖，按照一种古老的、庄重的礼节，向观众和各国运动员致意时，她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把目光习惯地转向欧洲剑坛的几颗“明星”去了。
女子花剑比赛一交手，场上发生了奇异的变化。栾菊杰以一种清新的姿态，出现在击剑台上，挺身仗剑，锐不可当。在前三轮的小组比赛中，她一共打了十四场，赢了十二场。进入半决赛以后，强手云集，猛将相逢，都是些打出来的拔尖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可能出现悬殊的比分。在栾菊杰愈战愈勇，竟以八比一的压倒优势，击败了上届亚军、苏联选手蒂米特朗——暴雨似的进攻，旋风似的结束，看台上欢呼呀，蹦跳呀，惊愕的叹息和沮丧的号叫呀，整个剑坛被轰动了!
法新社记者报道：“这是成立国际剑联以来，亚洲第一个取得决赛权的选手。”
惊奇，意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从上届比赛到这一届比赛，她的步子跨得太大了。人们甚至来不及回顾她，品评她，或进一步预料她……
决赛前的马德里体育宫大厅，气氛活跃而紧张。参加决赛的各国击剑队也许正在紧张地调整战术吧。在疾风吹皱的波光浪影中，有一处是很平静的，那就是中国青年击剑队的临时休息地点。栾菊杰没有赶回旅馆吃晚饭。为了节省精力，领队让她原地小憩。她穿着玫瑰色的运动服，躺在深褐色的橡胶地板上，恬静地睡了。身旁放着头盔、手套和她的剑。决赛将在晚上七点钟开始。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研究她、思索她身上发生的变化……
让我们把视线的焦距，对准她身旁的那支剑吧。一把好剑，应该是坚韧的。峣峣者易折。而足够的刚度和韧度，需要在锤炼中获得。
为了认识她，认识一下她的家庭是蛮有意思的。她出生在南京，她的父母都是工人，和我们所有工人家庭一样，生活充实而愉快。只是孩子生得多了些，一共七个，前六个是女儿，最小一个是男孩，她是老二。这样的家庭让孩子业余去搞体育有为难之处。跑跑颠颠的孩子吃得比大人还多，衣服磨损快，鞋子也破得快。但她的父母对体育很热心，在我国千万个业余体校的学员家长当中，这个家庭是难能可贵的：墙上贴满五十多张奖状，那是老大老二和老三从运动会上拿回来的，有长跑的、短跑的、跳高的，当然还有击剑的。这是父母引以自豪的东西。他们替下一代想得多，宁可自己节省一点，也要让孩子锻炼得结结实实。老二很懂事，样样家务都能干。读书(她是三好学生)、练剑，回家还要带弟妹。她爱弟妹们，弟妹们也爱她，每天他们都用欢呼迎接自己的姐姐：“我们的运动员回来了!”她爽朗、乐观、发奋、刻苦。她的才能在击剑运动中得到发挥。习剑刚刚四个月，参加一次全国比赛，名列第二。三年之后，一些剑坛老将退出赛场后，她名列全国第一。自然，这个奇迹般的纪录也反映了我国剑坛当时青黄不接的状况……
一九七七年，她参加奥地利比赛归来，教练员向她提出一个问题：“小栾，你好好总结一下，这次为什么没能进入半决赛?”
这一年国内比赛频繁。集训、比赛、再集训。每一次都取得了成绩，每一次也暴露了问题。看清自己的弱点，才谈得上去克服它。她的打法单调，常搞一锤子买卖；她的爆发力差，一剑又打不“死”对方。这凭这两个子，怎能去和强悍而多变的外国选手对抗?
为了锻炼爆发力，她每天奔跑在紫金山麓。变速跑，加速跑，规定跑五圈，她跑八圈、十圈。脚踝扭伤了，她咬着牙跑了一个多月，由于疼痛，只能用脚外侧着地。这时，她才想起去医院打“封闭”。“封闭”了又跑，跑坏了又“封闭”……这种严酷的训练不见之于体育经典，后来却帮了她的大忙。要想突破现代世界体育的“禁区”，回避负伤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她奔跑着，默默忍受伤痛的折磨，在疼痛中获得顽强的意志。她奔跑着，清秀的脸颊流淌着小溪般的汗水。同伴们风趣地说：“瞧，她练得跟一条野牛似的!”
她的教练员庄杏娣和文国刚，都是十数年前我国剑坛的风云人物，如今正向新秀们贡献出自己的心血和技艺。文教练指导她改进手上的动手，击打刺、交叉刺、转移刺、对抗刺，第一战术意图过渡到第二战术意图。每一个动作重复千遍万遍，学一招，用一招。不光和“女花”打，还和“男花”打，和重剑打，她恨不得打遍所有的对手。
一年中进步不小。她稳步地前进，稳步地上升。能打“顺风剑”，也能打“逆风剑”，从不大起大落。在风向莫测的国际比赛场合，很需要这样的“稳定”。可是，就在这次来马德里这前，小栾变得不稳定了。一次集训比赛当中，比分直线下跌，轻易输给了对手。集训队批评了她，她惊愕、迷惘、内疚，眼睛哭得红红的，又瞪着红肿的眼睛走上击剑台，把对手打下去。她汲取了自己认为应该汲取的教训，重又保持了“稳定”。一个风纪严明的运动队，就像一坐熔炉。她的剑就是在这座熔炉中，锻造再锻造，在这次预赛中初露锋芒。这把剑，现在就放在她的身旁……
……决赛前的小栾，睡在马德里体育宫的地板上，觉得有点儿发凉。她揉了揉眼睛，一骨碌坐起来了。
“喂，睡着了吗?”坐在她身旁的翻译同志问道。
“还做了个梦呢……”她说。
“梦见什么啦?”
她笑着说：“一闭眼就梦见我在打比赛，一打就是我赢!”
翻译也笑了：“真的，白天你赢了好几场了。”
她说：“还没赢够呢。来马德里之前，我想能进入半决赛就不错了。进入半决赛，又想挂上一个小六儿(第六名)。现在小六儿是稳拿了，我又在想……”
“你在想什么?”
“我想让我们的五星红旗升上去!”
翻译高兴得跳起来：“太好了，这回就看你的啦!”
小栾急忙拉住她：“别嚷。这件事我们两个知道就行了。”
激战前运动员的心里仿佛奏起一支奇妙的乐曲，每个人有各自特殊的音色。此刻回荡在她心中的，既有轻松舒展的基调，又有激越高亢的旋律，摆脱了个人胜负的羁绊，喷薄着为国争光的巨大热忱。每当运动员的心里响起这样的和弦，就处于最佳的竞技状态。
晚上七点钟，决赛开始。大厅里的观众比白天骤然增多。记者们的摄影机、录像机纷纷对准击剑台。按抽签决定比赛的排列顺序，栾菊杰将和苏联的扎加列娃对阵。这时双方都是一场关键性的比赛，看台上的气氛上升到白热化。
栾菊杰穿一套紧身的白色击剑服，套一件金属丝编织的背心，携盔持剑，登上赛台，在大厅中乳白色的灯光辉映下，一身洁白。
裁判员发出“预备”的口令。
击剑运动要求双方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按照限定的姿势进行搏斗。进攻、防守、绝对速度、相对速度、脚下的腾挪闪躲，手上的千变万幻，全都凝集在一个目标，把剑刺向对方的有效部位。铺设在场地上的彩色指示灯和音响器，将反映出击搏的各种效果。女子花剑每场打六分钟，首先命中对方五剑的为胜利者。这不光是技术和体力的搏斗，首先是意志品质的搏斗。挥舞在运动员手中的那把剑，不停地解剖着对手的性格，也向对手描绘着自己的性格。荟萃于运动员身上的思想风貌，积年累月的训练成果，刹那间就能撞击出火花。
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口号。小栾轻捷地跃进几步，挥出剑去，在对手面前晃了几晃，对方举剑相迎。这是一种互相挑引的动作，两道剑光翩翻缠绕，仿佛在空中划着问号，都在试探对方的虚实。小栾越逼越近，对方一直退到“警戒线”上，出现了短促的相峙。小栾奋臂挥剑 ，“啪”地一声，把对方的剑向外一击，剑尖威胁着对方的胸部。对方本能地把剑向内拨去，做出防守动作，这正是小栾所预料的。她立即转入第二战术意图，趁对方头一个动作还没完成，一抖腕子，把剑抽了回来，那剑在空中划出一个扇面形，从内侧绕到外侧，指向对方暴露出来的空当。同时弓步上前，落剑直刺。这一连串娴熟细腻的剑法，伴随着力度、深度、精度，刹那间爆发出来，如灵蛇吐焰，银光一闪，正中对方腹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