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的大年初一，钢铁学院的老院长也赶来了，他找到这所医院的院长——他过去的老战友，恳切相托：“高建民是我的学生，一个非常好的学生，你们一定要……”
终于作出了决定。当天夜里，护士做了准备，给高建民剃了头。
手术于年初二上午进行。
一张印着黑字的白纸摆在病人的妻子面前。因为任何一位医生只能对于手术的必要性作出决断，却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手术成功，一旦出现意外，这人命关天的事儿要事先有个字据。
妻子的手在发抖，嘴也在发抖：“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同意做……手术……”
大夫说：“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保住他的生命。但是，手术之后不排除留下偏瘫、失语等七项后遗症的可能性，请你仔细考虑之后再签字。你认为，对病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存质量呢，还是生存期?”
妻子的脸色煞白，她已经意识到，丈夫现在确确实实处于生死关头。这个在几天之前还像牛一样拼命苦干的硬汉，说不定在手术台上就会结束生命，或者万幸在医生的手下得救，但留下的将是一个不能说话、不能行动的废人!这么说，她的建民，和她结婚不到十年却有三年多分居的丈夫，她那不满九岁的儿子的父亲，和她共同生活的时间将不会很久!对于一个妻子，这是甚于一切的致命打击!但是，她又从大夫的话中朦朦胧胧地领会出另一层意思：经过大夫的努力，也有可能既保住建民的生命，也免除那些可怕的后遗症，大夫将还给他一个健康的建民，却只能再生存很短的时间!
她在极度的惊惶和痛苦中思索。她望望自己的丈夫。建民无声无息地躺在病床上，严重的病瘤压迫着他的神经中枢，他不能说话，不能动弹，但是，一双深情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妻子，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妻子知道：她的建民，丢不下爱妻幼子，更丢不下的是他辛苦创立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和目前尚停留在图纸阶段的无缝钢管三种新型轧机。作为一名有理想、有抱负、有创造欲望的工程师，他迫不及待地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践，变成轰然转动的机器和崭新的无缝钢管，他要亲眼看到这一新的创造造福于国家和人民，并且走向世界，让全人类都刮目相看：啊，CHINA!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来得及实现，建民需要活着，需要继续他的事业，即使来日苦短，他也决不能就此停顿……
妻子望着他，猜测着他的心思，含泪轻轻地问：“你是想要……生存质量?”
国 殇（六）
霍达[回族]
高建民感激地看着妻子，竭尽全力朝她点了点头。十年携手共艰危，此中甘苦两心知。妻子太了解他了，准确地传达出了他的心声：在生存质量和生存期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宁可在有限的时间内跑步前进，做完我该做的事，也不愿意失去工作能力而长命百岁!
妻子果断地答复大人：“要生存质量!”她流着眼泪，用颤抖的手签了字。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高建民被推进去，停在雪亮的无影灯下。
门关上了，一场决定命运的手术在紧张地进行。命运是高建民自己选择的，对他来说，这一抉择不仅是严峻的，简直到了残酷的地步：宁可活得短暂，但要活得高质量!他当然知道生命的可贵，中国的知识分子热爱事业胜于生命，在生死关头这决不是一句空话!
手术在进行，妻子等啊等啊，仿佛等了一年，等了一辈子。各种可能性她都想到了，但她对于自己代表丈夫作出的抉择却并不后悔。她等待着渺茫的希望，也等待着可怕的厄运，她不知道丈夫是否还活着……
手术终于结束了，而且成功了!建民活着，头脑清醒，神色安然，正向妻子微笑呢!
妻子向大夫感激涕零，又急着问：“大夫，那瘤……都切除了吗?”
“切除了三分之二，五点五乘六公分。”大夫回答。
“啊?为什么没有全部切除?”她感到意外，一想到那可怕的胶质瘤还残存在丈夫的头颅内，心中又蒙上了阴影。
“这是根据你们的要求做的。如果全部切除，病人很可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甚至失去记忆，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那样就不能达到你们的要求：生存质量!”
“噢!”她说不上是欣慰还是惶恐，但她相信丈夫的病前减轻了，在危急关头，大夫挽救了他，给了他继续工作的条件——生存质量。但是生存期还有多少!大夫却没有说，也许难以估计，也许不便明说。她为前者庆幸，又为后者担忧。她试探地问大夫：“切除的部分有四分之三吧?”
“没有，只切除了三分之二”，大夫说，并且再次强调，“这是为了不影响他的记忆力，保证生存质量!你不是这样要求的吗?”
“即使我们全部切除，这种肿瘤也有可能重新孳生的”，大夫又补充说，似乎在安慰她那遗憾心理，“所以，我们采取了慎重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以求达到预期的效果。”
她无言。她只能把丈夫的未来交付给命运了。
手术后的第二天，高建民就能说话了，谢天谢地，病魔没有让他失语!听见丈夫发出的那虽然微弱却很清晰的话语，她激动地哭了。建民没有失去记忆，他的头脑清楚，语言的逻辑正常，这说明，他还可以阐述他的理论，还可以工作!泪水滴在丈夫的枕边，滴在他那苍白的手臂上，她握着他的手，庆贺他赢得了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但是，丈夫的右手却软弱无力、麻木不仁，正如大夫所预言的那样，由于肿瘤的位置在左脑，他的右臂和身体的右半部出现了偏瘫症状!
他以惊人的毅力，用左手支撑着下地，锻炼右手和右半身的活动能力。他决不能瘫痪，决不能废掉自己的右手，读书写字几十年，右手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后更要靠它!
他胜利了，治疗和锻炼相配合，他一天天好起来。二十天以后，他出院了。不久，在他居住的那幢居民楼前，邻居们又看见了他那奔忙的身影，头上戴着帽子，帽沿下露出剃光以后新长出的一茬短发，面带笑容地对关心他的人们说：“我好了，没事儿了!”
他又在继续因病中断的工作，夜里伏案劳神，白天出外奔走，往来于国际信托服务公司、国家专利局和他的工作单位、家庭之间。国内专利审查的时间早已到期，由于他的住院不得不推迟到现在，他不能再拖了，必须准确无误地完成答辩，才能取得专利权，然后，还得对付国际专利的实质审查……
我的读者!也许你会以为“专利权”的核心是“利”，是一大笔财产?其实，专利权首先是对科学技术创造权利的确认和保证，核心是“权”。专利机构对发明者不付任何报酬。相反，还要申请者付出相当数额的申请费，而只有当这项专利被使用厂家购买的时候，才由他们付出金钱。高建民的发明创造，花费了他最宝贵的年华，消耗了难以用金钱补偿的精力和体力，并且搞得他那个收入低微的小家庭常常捉襟见肘，却迄今没有一分钱的“利”可言。如果为了金钱、财产，他大可不必去那样奋斗了，因为在切除肿瘤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不祥的预告，他的生命也许不会很久了，即使物质财富在遥远的地方向他招手，对他也毫无意义，因而也不会具有任何魅力了。使他在死神的威逼下仍不肯退缩的，是他的理论尚未能最终战胜“曼内斯曼”，如果他现在半途而废，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实践的更新将会推迟，那是科学的悲哀、人类的不幸，等到将来的某一天再由别的科学家来取代曼内斯曼，发明权也许就不属于中国人从而也就不属于CHINA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个文人，一个科学家，他头脑中所容纳的时空远远超过了自己有限的生命!
高建民的妻子不敢再像过去那样“放纵”丈夫，她强迫他躺下休息，不准他乱跑。高建民理解妻子的忧虑，但更希望妻子理解他的焦急。他抚着妻子的肩膀，用尽量温柔的语调说：“时间!现在时间比以往更可贵了。你不要拦我，就当我是出去玩了吧!我没有任何嗜好，不会‘玩儿’，就只能‘玩儿’无缝钢管，也许这对我的身体是最好的治疗!”他甚至希望妻子出差，那样就没人管他了，特别“出活儿”!
唯有真情才动人。妻子知道，这是他们从相爱到共同生活的十年来，丈夫最真挚的情感流露，她本人也是钢铁学院的毕业生，和丈夫同样明白，钢铁对于国家是何等重要，对于一个献身于钢铁事业的人是何等崇高!
妻子再一次妥协了，她不再阻拦丈夫，陪着他一起跑，替他跑。他们共同争取到的“生存质量”，一定要充分利用，发挥到极限。这样，一旦不测风云来临，她才不会遗憾……
高建民终于顺利地通过了国家专利局对他的三项发明创造的实质审查，得到了科学的确认和法律的保障。下一步，就该全力以赴对付国际上的实质审查了，那将比国内的更艰巨、更繁杂，因为由一个中国人发起的对国际公认的权威的挑战，必将会遇到许多强大的对手，而只有一一击败他们，我们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地位。国际“激战”就要开始了……
不幸的是，一九八七年十月，高建民的旧病又复发了，“CT”检查结果证明：胶质瘤又在珲逞凶了，他写字时右手不太听从使唤，随后，连说话也感到吃力了。他意识到：也许是自己的“期限”到了?从出院到现在，他赢得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发挥了最高的生存质量；但是，事情还没有完，更严峻的战斗还在后头，现在不能“釜底抽薪”啊!生命，时间，这是人间多么宝贵的东西!现在，谁能够给他?谁能够?!
高建民必须再次住院，再次手术，前途凶吉难卜!他含泪拉着一位老同学的手说：“如果我……不行了，你要推动这个项目!”这是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郑重嘱托。但在这关键的时候假手于人，他能放心吗?
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前所做的一切，只有再重复一次：剃头，开颅，手术。但是，高健民的病情与上次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手术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这一次的结果将意味什么?谁也不知道，也许病魔将残忍地宣布他生命的终止，也许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一个没有思想、没有行动能力的“植物人”，那样，准备了二十年的一场激战将会在战鼓擂响之前就宣告结束，功亏一篑，一切都完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高建民重新住进了医院，准备接受第二次手术……
他的故事没有结束。我凭着自己的真诚愿望做着种种美好的设想，祝愿他康复；但在没有获得准确的结果之前，我却没有虚构的权利。我只有等待。愿命运赐我以神来之笔，在沉闷的文字之中增添一抹令人振奋的亮色。
两个“列宁”划开了两个时代。
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
我们曾经有十年的时间没有文学，没有艺术。那时候，除了反反复复的“样板戏”和《地道战》之类，几乎没有电影。因此，我曾看了好几遍《列宁在一九一八》。有一个情节使我总是不能忘怀。列宁被刺后，高尔基去看他，他说：“我们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我身上现在还留着知识分子的子弹!”高尔基满面羞惭地低下了头，我的心却“咯噔”一跳。我不知道这句台词是艺术的虚构呢，还是查实有据，但那时候放这样的电影非常合乎时宜，恰好可以让“四人帮”一伙断章取义，借革命导师的话打击知识分子。当时，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卖身求荣者外，头上都冠以一个表示气味儿的贬词。
十年又十年，一出苏联新戏在北京演出：《红茵蓝马》。由苏联的导演来执导，剧中的列宁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领袖形象，我强烈的感受是：这一次又是恰恰合乎我们的时宜了。在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如今从上到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甚高，并且还有一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政策。两个“列宁”，划开了两个时代!
现在有一种说法：“老大靠了边，老九上了天。”知识分子在那个荒唐年月曾经被排行“老九”，并加上一个令人作呕的“臭”字。其实这也不是“四人帮”的独创，早在元朝时就有“九儒十丐”之说，知识分子也是排行“老九”，仅比乞丐强一些，倒数第二。而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则是：“士农工商”又居于各业之首。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沉浮史。
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毛泽东主席曾经借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古语来比喻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应该说，这一论述是精辟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于统治阶级，或入朝事君，运筹帷幄；或遁迹山林，愤世嫉俗，思想实质是一样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为统治阶级所“用”。孔子的四处游说，李斯的叱咤风云，魏征的冒死谏君，杜甫的悲天悯人……其源盖出于一辙：“土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不依附于统治阶级，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赏识、重用，便不能发挥“士”的作用，就像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无着无落，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作为历史的延续，近代、现代的知识分子仍然无法摆脱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五?四”以来的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和建国以来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依附于无产阶级这张“皮”上，在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承担了举足轻重的双重作用，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也是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
按照近代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们既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又是国家政治实体中不可或缺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以其得天独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以其超越自身的济世胸怀、宽阔视野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拥有一席毋庸置辩的决策参与权，是“社会的良心”。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士”的后代，身上打着祖先的烙印，流着祖先的血，在他们为祖国而献身的时候，仍然像诸葛孔明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是一本充满魅力的书，是人类文明史的奇观，他们是一条既硬且韧的“脊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都未曾使它折断、倒伏!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历代的统治者们在如何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更有惨痛的教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统治阶级，自应对此作出远胜于前人的、最透彻、最公允、最明智的回答。
谁也不能否认，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也是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在政治舞台上所创造的最辉煌的业绩。身为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比谁都明白知识分子的重要，即使在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年代，毛泽东也清醒地向全党、全军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呼吁，他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并且严厉告诫：“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这一决策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早已为历史所证实。建国之后，一九五六年，在毛泽东提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在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问题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中国的原子弹、氢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上天以及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空前发展正是这一政策的威力的生动体现。
遗憾的是，这一正确政策未能一贯地坚持下去，从五十年代后期就偏离方向，越来越“左”，知识分子被视为政治上异己的阶层，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无一例外地拿知识分子开刀。许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斯文扫地，知识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打击，甚至把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酿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严重地打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文革”后幸存的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然而，他们的报国之心却并未泯灭，他们头顶着“两个凡是”、“两个估计”的阴霾，翘首以望春天的到来。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复出，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提出“一定要在全党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九七八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胆拨乱反正，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确轨道并且迈开了新的步伐，使知识分子从沉重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漫长的寒冬宣告结束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和政府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报效祖国的条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特别提出“中年知识分子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这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职业的自豪感，他们怀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强烈冲动，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奔向四人现代化的洪流。
近十年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翻身”了，心情舒畅多了，但并不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还有重重阻力。对知识分子传统的偏见还有深厚的土壤，一些人并未从思想深处消除“左”的流毒，未能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有着严重的抵触情绪与平均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在工作、生活条件和物质待遇上还存在许多困难，在经济上还没有“翻身”。经济体制改革中，农、工、商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走在了前面，与知识分子拉开了距离。在改革中出现的这一新课题，迫使人们要思考，要研究，要解决……
从政策的制定到逐级落实，毕竟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花费大量的气力和资金，还要冲破许多有形无形的阻力：有“左”倾思潮的残余，有世俗的偏见，有“合法不合理”的官僚主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一些地区、部门、单位迟迟不能落实。何况，有些中央精神还没有形成文件和政策，人家也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领会”和“解释”，而不去化为实际行动。涉及面极广的职称、工资、住房等等问题，历来是“老、大、难”，难倒了许多人!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现在提拔了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人们却发现比“外行领导内行”的时候更麻烦。令他昔日的同类咋舌!画家方成有一幅题为《武大郎开店》的漫画，妙不可言，说的是身高不足三尺的武大郎荣任了领导，声言：“比我高的都不要!”那么，曾在景阳岗上打死猛虎的你家兄弟如何处置?此画虽“漫”，其理不谬，君不见，一些人才被埋没，一些学术著作被冷遇，一些发明创造被压制，一些新生力量被扼杀，正是由于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店主”作祟!当了权的知识分子自然比局外人更了解“圈子”里的事儿，一旦“李白”整起“杜甫”来，手段更巧妙、更毒辣、更能击中“要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谁知道!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现在的中年知识分子，已经在坎坷中走过了人生的一半，很快就要度过他们身体和事业的最佳时期而进入老年，有一些已经在中途倒下，等不得了。一九八二年，优秀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罗健夫之死曾激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近年来，又有一批像张广厚、钟家庆这样的杰出人才相继谢出。
据《健康报》记者调查，仅一九八七年截止六月上旬，中科院已有八人病逝，年龄均在三十三岁至五十六岁之间，其中有五名是高级研究人员。
据数学所三月份的健康检查结果，该所的六十六名中年知识分子中，有三十一人程度不同地患有各种疾病，其中有两名早期肿瘤患者。
据《科学报》报道，一九八六年，中科院北京地区有三十八名科技人员去世，其中二十三名正值中年。
北京航空学院仅在七个月中便有七名中年知识分子死去，平均每月一条命……
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华医学会对北京十一个单位调查，发现中年科技人员患慢性病的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一点四。
北京两年来中年知识分子死亡四百三十四人，高于同期职工死亡率。另据一九八三年的调查，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是老年人的二倍多，近年又有上升趋势。无情的病魔对准了中年知识分子，一个一个地吞噬，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震惊和深深的忧虑!我为这一连串触目惊心的黑色数字而万分痛心!
据悉，国家体委科研所李力研对我国十一个省、市二十余所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进行了体检调查、对二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的近期死因作了统计，发现：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十年。据五年来的统计，他们的死亡平均年龄是五十八点五二岁，而全国人均寿命是六十八岁。在二万多名已故中高级知识分子中，死于中年(四十至六十岁)的占百分之六十一点四二。四十至五十岁之间是他们事业的黄金期，也是他们的死亡高峰期，百分之三十一点八四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死于这个年龄段。接下来的一个年龄段：五十至六十岁，是他们死亡的第二高峰期，死亡率为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四。由此可见，我国有一大半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死于四十至六十岁之间。他们死亡的另一个特点是：专业职务越低，死亡的平均年龄越小。教授级知识分子的死亡平均年龄基本上与全国水平一致；副教授的死亡年龄是五十九点二五岁，低于教授；讲师的死亡平均年龄只有四十九点二九岁，又低于副教授。一个完全颠倒的阶梯!如此下去不知该怎样“接班”?
有一次，我去医院探望一位因病住院的中年知识分子，猛然发现在医院的大门旁新设了一个出售寿衣的商店，而且醒目地写着大字招牌：“中老年寿衣，品种齐全”!我的心惊悸了!这一行业的生意兴隆无疑是一个恶兆，中年人的“寿衣”已是热门货了。那黑字招牌搅得我久久不能安宁!
中年知识分子问题，已经是一个紧迫的、特别的问题，应该采取特殊的措施来解决，正如五年前陈云同志就提出的：对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不能“按部就班”地解决。“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华民族是个极富有同情心的民族，对这个动荡不安的地球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我们曾经先后为援助越南、柬埔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曾经为救护非洲灾民而募捐，为尚未到来的亚运会大张旗鼓地搞了许许多多的义演义卖义展却不曾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募捐”过一分钱，以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大概也很少有人知道，像陈景润那样的著名数学家现在还得用纸、笔演算而没有国际先进设备——计算机，因为“我们数学所买不起”!我们曾经为抢救大熊猫、为修复长城发动了千家万户募捐，连娃娃们都省出了买冰棍儿的硬币，唯独没有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掀起过这样全民族的热忱。大熊猫是国宝，知识分子更是国宝；长城是民族的的骄傲，知识分子更是民族的骄傲。在科学与文化已成为社会进步杠杆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是我们在科学文化的激烈竞争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笔巨大财富，是用血肉和智慧筑起的一道新的长城!
我们有昂扬的尚武精神，历来对浴血奋战保卫疆土的将士充满了敬仰，从五十年代脍炙人口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到八十年代传遍全国的“理解万岁”，显示了人民和军队血肉相连、息息相通，这当然是慷慨悲壮的。但是，我们还有另一支军队，知识分子的队伍，他们也在“打仗”，为了祖国的繁荣、强盛而作战，“出不入兮往不返”，“首身离兮心不惩”，毫不吝惜自己的血肉之躯。他们也是“最可爱的人”，也应该“理解万岁”!
中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中心纽带。他们关系着四化大业的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要靠他们，老一辈的事业在他们手中延续和发展，下一代的成长在他们的带领下成熟和开拓，他们是一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就的、久经考验的“良种”。
一批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相继为国捐躯了，活着的同伴们还在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这些人已经非“抢救”不可了!
近年来，青年知识分子出国成风，人才外流的势头有增无减。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所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有关。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和上一辈不同，他们有对自身价值的强烈追求，不甘心再走中年人的老路，他们也较少社会和家庭负担，不像中年人那样“故土难离”，便不约而同，一走了之。十年浩劫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青黄不接”，我们又用了十年培养的人才却纷纷“留洋”，那么，我们的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将交给谁呢?交给那些弃学经商、“长途贩运”、“转手倒卖”的人吗?当今世界，“知识爆炸”；明日寰球，群雄竞起，若欲取胜，凭的是知识，是智慧!改革大业，千头万绪，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改革人的素质，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质量!正如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人才的早夭和流失严重地威胁着四化大业，一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影响了两代人，我们不能以民族的前途作抵押!
一位做了几十年统战工作的老同志对我说：“现在经常开‘三会’：老年人的祝寿会，青年人的欢送会，中年人的追悼会!”
这是感慨，还是自嘲?我们的民族富有幽默感，非常善于从生活中捕捉可以写入《笑林》的素材，但这“三会”的顺口溜却令人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是啊，我们多么希望开更多的“祝寿会”，愿我们的老一辈科技权威、文坛泰斗、讲台宿将、艺术大师都青松不老，寿比南山；愿我们的中年知识分子青春常在、生机勃勃，也出现众多的寿星，将来，都为他们庆祝八十大寿、九十大寿，纪念他们从事某项事业的多少多少周年，那将是知识的大幸，人才的大幸，民族的大幸!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知识分子是筑成新长城的中流砥柱!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抢救中年知识分子迫在眉睫!
谨以本篇向英年早逝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敬重的兄弟姐妹们致哀，为活着的他们的同代人折福!
我亲爱的读者：当我拿到这篇报告文学的校样时，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文中那位大直径和特大无缝钢管轧机的发明者高建民，最终没能逃脱死神的魔掌。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他以四十五岁的年龄与我们永别了。这又是一位在新长征路上为国捐躯的烈士，可惜没有人给他烈士的称号。
——作者追记
刘三姐与黄婉秋（一）
何培嵩[壮族]
在我的二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我的荣辱，毁誉，离合，悲欢——总之，我的命运，不知不觉地与《刘三姐》联结在一起了。
——黄婉秋
一 在刀枪面前
动乱岁月。桂林。
一九六七年春末夏初的一天，苍穹明净，阳光灿烂。但风华正茂的黄婉秋的心里布满阴霾。近来她的心境常常如此。
桂林市歌舞团的两个宿舍。这天，她有事到另一个宿舍去串门。
两个工人模样的青年，尾随着找到了她。这两个青年，一高一矮，腰扎武装带，手提半自动步枪，都是一副辨不清春夏秋冬的脸。那气势甚是吓人。
她与他们素不相识。
“你就是黄婉秋吗?”
“嗯。”
“跟我们走!”高个子说。将枪托使劲朝地上一顿。
走?上哪儿?她无从知道，也无从问。桂林如今乱得很，早就分在了两派。黄婉秋由于一部《刘三姐》而成了“文艺黑线人物”，那派都无资格参加，那派都不要她。但那派都可以任意揪她，批斗她。她就像一堆像皮泥，任人搓捏，要她圆就圆，要她扁就扁。
真可谓：人为刀俎，她为鱼肉了。
而今天，是全副武装的人来找，看这架势与平日的“口诛笔伐”大异，这使她隐隐想到了“死”字。最近，桂林随意枪击和“木决”人的事，常有所闻。
她抬脚准备走。
“去什么地方?”她忍不住问。
“想知道?”
“想!”
“好吧，”矮个子将半自动步枪上了膛，在她眼前来回晃了晃，“告诉你也无妨：染——织——厂——!”
他直勾勾相着黄婉秋，有意把声调拖得老长。
婉秋只觉一股寒气袭来，不禁浑身一震。染织厂门前有一条桥，是一些乐于“收拾”人的亡命之徒所偏爱的地方。他们把人弄死了，往桥下的一张水塘一推，谓之“水葬”。婉秋听团里一位朋友说，就在十多天前，在那桥上枪决了七个无辜，那惨状让人不忍卒看。
自己是第八个冤魂!——这念头闪电般掠过她的脑标。看来，这是无疑的了。
文化革命前，她演过歌剧《江姐》，她正是饰江姐一角。江姐被叛徒甫志高出卖。沈养斋将她押赴刑场时，她整衣照镜，梳理鬓发，而后从容就义。
这么一联想，婉秋忽然有了一种视死如归的感觉。死，对于她，不是可怕的了。
她想学江姐，最后梳理一次头发。可是，找不到镜子，也找不到梳子。
她摘下手表，交给一位相熟的老太婆：“老人家，劳烦你交给我姑妈。就说：我去了，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或许再也见不着她了，让她多多保重……”
从七岁始，直至十三岁考入市桂剧团前，她都是姑妈抚养的。姑妈待她如同亲生女儿。
这块上海牌女装表，一百元买来的，玲珑小巧，走时很准，是婉秋的心爱之物。如今，她只能用它来送给姑妈，感谢老人的养育之恩。
做完这些，她随他们出去，神色自若。
走的正是去染织厂的方向。
他们急步走着。那二人一前一后，她居中。
阳光照在她身上，暖融融的。她留恋地四顾。怎么?树，这么绿；湖水，这么清；山，这么美……一切都比平时好看。
人生短暂，如同朝露。唯有这山，这水，才是永恒的。
两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湖边一棵树上，啁啾追逐。她看了它们好几眼。心想：它们真幸福!
这些感情，她过去从未有过。
她看到那条桥了。不远，估计距此不足五百公尺。
“站住!”前面那高个子喝道。他回身走到她跟前，将她上下打量了一遍，“哼，漂亮——漂亮的脸壳有什么用，演坏戏，毒害人民!”
她坦然地回望对方的眼睛。莫非他们就在这儿动手?她侧目远处那条桥，仿佛闻见了那张泡沫斑驳的水塘里泛起的阵阵腐臭。
后面那矮个子走上来：
“你怕不怕死?只说一个字：怕。——我们立即放了你……”
他们看着她。
她沉默，昂然他顾。无言，有时是一种最高的轻蔑。少年时，她的学艺师傅常教她“好汉不吃眼前亏”。
“说呀，怕不怕?”矮个子拖腔拉调地逼问。
她忽然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和戏弄。
“不怕，就不怕!”
好硬!她竟把“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师训，丢到爪哇国去了。
那两个对视良久。
她面无惧色。真是一个硬姑娘!
两个青年又押她上路。
前头的高个子开导她：
“你这个人，演了那么多坏戏，还怕了个《刘三姐》，你说说，你知错没有?”
错?她的脸色泛紫，只觉得血直往脑门上蹿，数日来憋闷在心里的沉沉积怨，一下子像火山爆发了。
“我是演员，演员就要演戏。谁晓得演《刘三姐》会招惹来这么多的‘错’……今天我干脆把话说完了：我就是爱《刘三姐》，我不知道她究竟错在哪里，要是错，我也错到底!”
她“豁”出去了。
让睁眼看着玫瑰花的人，也看看它身上的刺。
一片死寂。气氛紧张，似一根绷如满月的弓弦，稍一用劲，就会戛然中断。
“砰!”后面的矮个放了一枪。
她感觉浑身血凝了……
传来那矮个子的骂声：“妈的，便宜了这只麻雀!”
她回头去看。矮个子茫然仰视苍穹，枪口一楼青烟尚未散尽。大概天上飞过一只麻雀，他便信手来了个“对空射击”。
那二人对视，大笑，竟弃她扬长而去。远远地，这样的对话飘入她的耳鼓：
“这妹仔一点不怕死，真看不出……”
“等她那天怕死了，再来收拾她……”
她一个人孤零零站着，脸上储满痛苦和怅惘。她想不明白，是自己凛然不惧的气势震慑住了他们?还是他们忽然动了恻隐之心?是他们玩世不恭的恶作剧?还是在百无聊赖之中寻求一种戏弄人的刺激?
她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宿舍。
一个搞曲艺的年轻人，悄悄给她送来一碗鸡汤。他已听得人讲刚才那件险事，特地来安慰她。这位青年人平日里常来看她。
“吃，趁热快吃!”那青年催她。
她真的饿极了，大口地吃。
她竟把刚才的事抛到脑后。
冷静下来，细细一想，她却有点儿后怕了。要是那两人真的是亡命之徒，不顾一切地给她一枪，就这么着不明不白地死去，有多冤枉，多不值得!她忽然觉得生命的宝贵。
夜里，一个相知的女友来看她，与她谈起日间的险遇，不免又是一番感慨。
女友说：“投错了我们这行，惹来这么多麻烦事，你后悔了吧?”
她淡淡笑说：“我不后悔，也不觉得投错行。我起码留下来一点让人们记取的东西。对《刘三姐》，对我这个人，现在是毁誉任由人。但我相信将来的定论会是公正的。”
到了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坐到灯下，翻出几张幸存下来的《刘三姐》剧照和电影照，泪水却似不断线的珠子，从她的脸颊滚落下来。
她在心里高声喊着：“刘三姐，刘三姐，你在哪里呀!”
她在回忆……
刘三姐与黄婉秋（二）
何培嵩[壮族]
二 她是怎样当上刘三姐的
从小，她便与艺术结缘，年纪尚幼，她酷爱戏剧如命。一天，放晚学后，她“失踪”了，九点多还不见她回家。这是解放前的一天，人贩子多，而她才六岁。因此合家焦急，倾窠出动寻她。结果，好不容易找到了，她在同学家“演戏”，扮公主玩。哪儿离家四里远。好大胆!
父亲脸色铁一般青，高高扬起鸡毛箪子。她“扑通”跪下，但不哭，只拿毫无惧意的眼睛望着鸡毛箪子。她下跪，是因为回家晚，让家里人担心，她错了；她不愿哭，因为觉得自己学戏没罪。
爸爸叹了口气，终于没有打她。
到了十三岁，她考取桂林市桂剧团学员班。全家都反对，认为艺伶强颜为笑，地位低微。她不服，背着大人悄悄给在长春拖拉机学院念书的大哥写信；她知道，上了大学的哥哥在家里是说得话的。结果，哥哥果然支持她。她进了剧团。她胜利了。
外柔而内刚，正是她的秉性。
由于个人的爱好和党和人民的培养，使她的艺术技巧很快地成熟起来，受到艺术界各方面人士的注视。于是，一九六○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拍故事片《刘三姐》的时候，决定她成为该片主角的万幸之机便悄然来临了。
那天，制片厂为了给《刘三姐》正式开拍做准备，正在进行着试镜头的工作。忽然，有人喊黄婉秋的名字了。
“婉秋，你来演三姐。”苏里对她说。
“什么?我……”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是你!”
她看着导演，观颜察色。苏里的神情是严肃的，认真的，完全不像是开玩笑。坚定的目光中，有期待，也有信赖。
原定的“刘三姐”不是她，她怎能不诧异呢?一九六○年春，广西十几个剧种的《刘三姐》，云集南宁举行《刘三姐》汇演大会。恰逢长影要拍故事片《刘三姐》，决定主要演员由广西挑选。广西推荐的三姐有四位，都是汇演大会上刘三姐一角的佼佼者，又是几个剧团里的名旦。她们来长影试了一百多个镜头。后来，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才决定另选的。
另选，苏里首先想到了黄婉秋。
她原先是桂林市《刘三姐》代表队的三姐，来长影饰舟妹。试镜头，顺利通过了。苏里认为，她聪明伶俐，天生丽质；而且，体形上小巧玲珑，表演起来无拘无束，落落大方，于质朴之中略带一点野气——这，正是刘三姐的形象，刘三姐的气质。
他没给婉秋时间作准备。时间实在太紧了，当时是六月底了，按计划十月前要将该片拍摄完，向国庆献礼。半年拍一个戏，谈何容易!
苏里把婉秋叫过来。
“你试演几段三姐的戏。先来‘绣绣球’这一场……”
他没给婉秋多讲戏。这是故意的。他要试试一个主角的创造能力和应变能力。
婉秋坚定地点头。
各种不同角度的、不同颜色的射灯，还有“突突”作响的摄影机，一齐对准了她。
众目睽睽!有人心里为她暗捏一把汗：她才十七岁，而且从未拍过电影，更不说这么重的角色了。
如今，她款款步出，轻坐床前，手执彩线绣绣球。一曲情歌随口而出：
花针引线线穿针，
男儿不知女儿心，
鸟儿倒知鱼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