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儿不知鸟在林……
一张粉脸，含羞答答；一双眼睛，脉脉含情。她整个人沉浸在思念爱人的热恋的幸福之中。
“太棒了，她那双眼睛会说话!”有人大叫。
众人喝彩!
苏里窃喜。但导演在摄影棚里应当是严之又严的。他不露声色。
“好!你再来一节‘三姐骂财主’的戏。”
婉秋又点头。她走过一旁，定了定神。她在酝酿情绪。现在需要的是泼辣、倔强，而且还有几分山野女子的野气。这，与刚才“绣绣球”时的柔情万种，截然不同。反差太大了!
做导演的，就是要在大起大落之中，考核一个演员的适应力，粘着力和浸透力。这正是苏里的匠心独运之处。
她出场，怒目圆瞪，双眉横竖，小嘴紧抿成一条缝——和先前判若两人。
有人道出莫怀仁的台词：“刘三姐，我劝你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好心!”
三姐怒不可遏，厉声大骂，唱道：
多谢了，
多谢你这好心人，
谢你拦路刀一把，
谢你捆人绳一根……
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招招式式，极具分寸，简直把这个“歌仙”的诤诤硬骨演透了。
有人鼓掌。
苏里心里暗道：“好一个火爆爆的山顶红辣椒，好一个活脱脱的刘三姐!”他甚至有点觉得，传说中的刘三姐，本该如此。
“婉秋，咱们是铁板钉钉——定了。你上“刘三姐”。过些日子，班子配齐，立即开拍!”
她一阵惊喜。“可是，这……姐姐和老师她们呢?她想到了原来的几位“刘三姐”。她不愿掠人之美。她从来不愿做对不起人的事情。
“甭担心!这，不关你的事……”
苏里心满意足，快步离去。旋即，又回来。
“婉秋，我问你个事：你没排练过，怎么把三姐演得这么活?”
“这……?我这是‘偷艺’——偷学来的……”她低头，脸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她告诉老导演：以前她的学艺师傅常教她“学打不如偷打精”，这是说要看学、巧学、活学，潜移默化。于是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
苏里记起来了，在他们拍刘三姐的试镜头的时候，总看见她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一声不响地看。长春城有多少使人留连忘返的好去处，别的没戏的演员都去蹓跶，可她几乎从来不去。
“啊，是这样!”老导演心头一阵热，用赞许的目光看着她。
就这样，她成了刘三姐。
而她对苏里，也常怀深深的感激。是他，将她从舞台带到水银灯下，给了她许多好的影响。
有一件事，她是不能忘记的。
阳朔。外景地。这一天酷热非常，有人送来一挑开水。
苏里跑过去接。不好!木桶底整个脱落，滚烫的水全泻到他的身上。从腰到脚，尽被烫伤。
他被送进医院。《刘三姐》也跟着“搁浅”了。
他心焦如焚!
黄婉秋去看他。
“你下面的戏，都准备好了吗?”他关切地问。
“嗯……”
“《刘三姐》是用诗写成的，是一部史诗，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品，我们要拍好她。你演的三姐，我十分满意。你的戏路宽，可塑性强，你是很有潜力、很有前途的……”
“我还幼稚得很……”
“不不!朴实，不矮饰，正是你的可贵之处。以后，我要找一个戏——找一个好的、不亚于《刘三姐》的新戏，我们再好好合作……”
他说不下去了。他轻轻呻吟。仰卧着，痛；侧身，也痛；把双脚悬起来，还是痛。
这个人，在自己痛苦的时候，想的是事业，是别人。
她看着他变得削瘦苍白的脸庞，半白半黑的乱发，她的心颤动了：
“快别说了，看你，这么辛苦……”
“不要紧的。”他缓过气来，笑说，“我们搞这行的，茹苦含辛，不计日夜，但愿换得观众的几许笑声，一串泪水，片刻沉思，或数声叹息，我们也就得到了最大慰藉和鼓舞。”
她觉得眼前这个人变得高大了。这是个全身心投入艺术的人。这个导过《钢铁战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红孩子》等脍炙人口影片的艺术家，在用现身说法给自己上课呢。
没过几天，苏里躺在担架上，到实景地指挥拍摄。他的腰部以下，全缠着纱布。他斜倚着，一脸倦容。唯独一双眼睛，依然那么深沉，那么富于神采……
尔后，《刘三姐》公映，誉满海内外。港报有这样的赞语：“苏里慧眼识婉秋，才得今日刘三姐。”
而她，荣膺第二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演员奖第三名荣誉奖，从而一举成名。
这美好的一切，难道都只是一个蔷薇色的梦境吗?难道都如同过眼云烟，一去不复返了吗?
她的一颗心，如中箭矢，一阵阵剧痛。
她不愿意再多想了。
刘三姐与黄婉秋（三）
何培嵩[壮族]
三 十字路口
如果你从飞机上俯瞰桂林，你会发现，市区的主要街道是两条，呈狭长的“十”字形，横短而竖长。桂林人称之谓“十字街”。
“十字街”的交叉处，是最繁华热闹的地段。桂林人称之谓“十字路口”。
在十字路口公布一件什么事情——比如：颂扬某某人的伟绩，或揭某某人的短。不到片刻功夫，便会全城知晓。
有心计的人，是深知这一点的。
黄婉秋被“揭短”了。
她、以及好些在该“打倒”之列的人，装了好几卡车，从十字街的南端(火车南站)，开往十字街的北端(火车北站)；然后再转回头，停在十字路口。这叫做“游斗”。通常的说法是“让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中旬异常闷热的一天。
她被置于一辆解放牌汽车上，脚下垫了一张高椅——这是要让人们看清楚些。
屈辱，如同一只无形的利爪，一下又一下地撕扯她那颗破碎的心。
近段时间来，黄婉秋的境遇越发不好了。
她不能上舞台。
罚她扫街。每天天未亮，她拿着长长的竹扫帚，去扫那长长的马路。
罚她下厨。洗菜，做饭，铲煤渣。改造灵魂。
罚她洗涤戏服。每天晚上，她候在后台，等着演员们卸了装，换下来衣服。干净的，她一件件摺叠好；脏的，她和另一位女工第二天一件件洗，浆，晾，熨。
罚她挂“黑牌”。从出门挂起，入屋直至上床，方能摘下。
罚什么都可以，她不怕。她是喜欢劳动的。她本来就是贫寒出身。小时候，六兄妹就靠父亲一个人干活糊口。父亲是一家私营百货店里的挂写号，相当于现在的出纳员。收入极有限。平日里，总是素菜素汤。每个星期天，牛肉煮豆腐，便算是加菜了。直至长大了，婉秋还觉得这道菜，是相当美味的佳肴。她排行第四，又是个女孩，里里外外都帮着妈妈干。
所以，她爱干活。这种种“处罚”，并不使她特别地难受。她最难受的是被剥夺了上舞台的权利。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在舞台上唱唱跳跳。
所有的这些惩罚，难道还不足以使她难堪、还不算触及灵魂，何以至于演变到今日的游街呢?她实在想不明白。呵，是不是因为那一件事?——
文化系统批“走资派”。
文化局长郭文纲同志，竟在被批之列。
黄婉秋心里很同情他。她想，郭局长何错之有?竟要遭此厄运!
明天要开批判会了，群众组织派人来做她的工作。说她从前是郭一手培养的“黑苗苗”，应当挺身而出主动“划线”。
她反倒想起郭局长的许多好处来了。郭是南下干部，一向关心文艺和演员的成长，婉秋去拍电影是他全力支持的。他懂行，懂得演员的心……
她照实说了她的看法，末了说：“我得讲事实。我不能昧良心去污人清白……假如你们一定要我‘批’他，除非你们不怕我在会上往他脸上贴金。我记得他总是教我好，鼓励我进步……”
来人愕然，用异样的目光看她：这个人好怪，自己尚且难以顾及，却还有心思去为别人开脱!
“你等着，有一天够得你瞧的!”来人悻悻然而去。
……
那人的话果真应验了。今天，她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于当街处，真“够得她瞧的”。
她被挂牌，戴上一顶翎尾摇曳、镶珠嵌玉的演戏用的凤冠。用人拿一根草绳，边骂骂咧咧边捆绑她。那人用膝盖猛力一顶她的腰部，使劲勒绳，这是要尽量缚紧一些。这一顶，她听得腰际“卡”的一声，钻心般痛。
她知道不妙了：是不是腰骨断了?
又有人给她披上一块破麻布片。用桂林话来说，是“烂麻包”的暗喻。——这是在无中生有地恶意伤人。她实在受不了。在歌舞团里，她的刚直不阿、作风正派是有目共睹，素为人们所称道的。她最恨别人凭空诬她这一点。平时怎么挨骂遭罪，怎么样的“莫须有”，她都能顶得住，照样能吃，照样能睡，也从来不哭。可现在她终于忍不住，抑声饮泣了。
她瞥一眼身后几个押车的、恶狠狠地待她的人。大多是认识的，有的还是过去相交甚笃的朋友。
痛楚，宛如利刃切割肌肉般的痛楚!她闭上眼睛，记起一句平时抄录在小本子上的话来了——
“虚伪的朋友就像你的影子，当你处在明媚的阳光下时，它就紧紧跟着你，然而当你被黑暗或阴影包围着时，你就找不到它的踪影了。”
此情此景，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有人取下那块麻布片。大概觉得这样做有点过分。
她侧头看那人，深情感激。心想：这个人有良心。
车子缓缓地开。喊口号，批斗。十字路口多好人!只看见黑压压的一片。
车下，有人对她厉声斥骂；有人朝她指指戳戳；有人唏嘘叹息；有人悄然落泪。她看见好些围观的老人，在用手绢擦眼泪。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过去在路上见面，总拦住她，不停口地夸她的桂戏唱得好，《刘三姐》演得好。群众是理解她，同情她的。几缕温暖，一丝慰藉，掠过她的心头。
另一辆游斗车慢慢地对开过来。两车交错时，那车上的一个壮悍女子抡棒朝她照脸劈下。像是一根很粗的木棒。
这下完了!她紧紧闭了眼睛……
没完!
棍子没落在她身上，仿佛被什么人用身体的某一部分挡住了。她隐约听得一声轻而沉闷的低响——是硬器敲打肌肉的声音。她想象得出，是身后有人代她“吃”了这一棒。那人一定很痛。
那人、那好心人是谁呢?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他不怕担风险吗?
她真想回过头去看。
是夜。
腰好痛!稍一动弹，便似万针扎心。显然是扭伤了。然而，外伤是可愈的，心灵的伤却难忘。十字路口那一幕，真是刻骨铭心啊!
几个姑娘轻步进房，歉疚地宽慰她。
“婉秋，我们跟着批你，骂你，是装样子的。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你莫当真。你要想开些……”
她苦笑。
她们走了。
桌上有一封信，是哥哥写来的。每逢接到哥哥的信，那怕只是看到信封上那亲切的熟悉的笔迹，她就想哭。何况是今天!
她拆信。
这位已经在大学当讲师的哥哥，用隐晦的语言开导她：“……四妹，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很难了。你说就因为拍了这部电影倒了霉，我看不尽然。有一位诗人这么说：‘善良的人往往不幸’。确实，现在不幸的人是很多的，这是一种反常现象。然而，人们的不幸常成为他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幸也有好处……”
她知道，哥哥的境况也不怎么好。所以她很少向他谈自己的不幸。也许，哥哥是从母亲和姐姐们的信里得知她的近况的。
她终于难以自抑，放声哭了。泪水扑簌簌滴落信纸，字迹变得模糊了。
同房间的两个女伴诧异地看她，没吱声，也没过来劝她。她是“入另册”的，不能随便接近。
第二天，几个得势者来找她。
“你昨天哭了?”
“嗯……”
“为什么哭?对运动不满吗!想消极对抗吗!……”
她睁大迷惘的眼睛。她想说那封信。但她咬咬牙，终于没说。她鄙视他们这种人!
她推开窗户，遥望那人来车往的十字路口。啊，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自己是不是也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呢?
刘三姐与黄婉秋（四）
何培嵩[壮族]
四 “活下去!”
有人找她。
两个人。一概板着脸。是“××运动办”的。让她写批判《刘三姐》的文章。
“我不懂写。我的文化低。”她淡淡地说。态度不亢不卑。
自然，不懂写是假的。她虽然只念过高小，但平日讲话和台上做戏，她的口才是公认的。而她过去走红时，发表在报刊上的有关饰演刘三姐的体会，以及“文革”开始以来写的许多检查交待，也都笔墨流畅，用词得当。这些，来人心里是清楚的。
“你再想想。首先注意你的态度。写不写是个立场问题……”话语冰冷，似寒气袭人的锋刃。这是威胁了。
“想想?”——还有什么好想的路?!
“文革”以来，对《刘三姐》，桂林乃至广西各地，都批过了。有书面的，有口头的，无非是“不讲阶级斗争”，“唱歌唱不倒财主。之类。而她本人，由于拍了这部电影，便终日不得安宁。这真是“恨屋及乌”了。
“不是都批过了吗?”
“由你这个演过刘三姐的人来批《刘三姐》，才够意思，才有力量!”来人说得煞是认真。
“我真的不懂写。我很少写什么东西，不信……”
“好!你不肯写，我们派人替你写。”
她沉默。她知道他们会这么去做。
这种“捉刀”的文字游戏和政治游戏，他们干得很熟练了。
过了若干天。她果然在一份什么“战斗报”上，看到一篇批判刘三姐的文章，逾万字，洋洋大观，火药味甚浓。署的正是她的名字。
“可悲!”她差点没骂出声来。
她不肯屈就，总那么耿直。用一些好心人的话来说，是“迂”，不会“圆通”。
所以，她倒霉了。她明知道要倒霉，但就是不愿意违拗自己的良心。这，可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气节的大事。
“翘翘者”，易折。
以后，倒霉事一桩接一桩。
现在，她胸前总要挂一块小木牌。自然，是被迫挂的。两尺见方。出门，就得挂起；睡觉，才能摘下。
有一回，她从姑妈家回歌舞团。路上，有人大声念着木牌上罗列的“罪名”，并且厉声吆喝道：
“你，黑三姐，给我站住——!”
她站住了。一动也不动。
一下子围上来好些人。也有同情她的，没哼事，在外围站着，用怜悯的目光看她。
那些人开始奚落她，顺带也攻讦《刘三姐》。
“说，你为什么去拍《刘三姐》，宣扬封资修的一套?”
“你为什么要用刘三姐的歌来瓦解革命人民的斗志?”
“说!说——!”
莫名其妙!这时候是“秀才”遇着“兵”，有理也讲不清。她知道，最明智的对策是保持沉默。她微低着头，眼睛木然地望着地面。
直至那些人数落够了，心满意足地吆一声：“得了，走你的吧!”
她就又往前走。
如今，她终于快要走到歌舞团大门口了。她轻轻吐了口长气——只要进大门，入房间，就可以得到片刻的自由了。
“看箭!”
不是箭。是数块柑皮、橘皮、烂马蹄，雨点般落在她的头上，身上。她侧脸去看：一群孩子，埋伏在榕树上，向她放“箭”。一个个脸有得意之色。
孩子懂什么?见她身挂“黑牌”，认定是坏人，还能不恨她，掷她?这不是叫做什么“朴素的阶级感情”吗?
她加快了脚步，快踏进大门口了!
可是，有石头飞来了。有的小，有的挺大。她警惕地后顾，敏捷地腾挪闪躲，把往时练功学艺的功夫拿出来了。
她疾跑回房。打骂，以及各种侮辱，使她陷入了极大的痛苦，顿觉万箭穿心。
良久，她定过神来。看见了台玻璃下鲁迅的名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过去，她觉得这话十分纲解，所以抄录下来，反复琢磨；不想到如今茅塞顿开了。是的，眼前一切都那么虚妄，甚至使人绝望；然而，完全绝望了吗?——自己才二十多岁，难道生命和艺术就到此为止?不，不，来日方长，自己的艺术道路只是暂时受挫遭堵!她的脑海里闪过一线希望的光亮：关键是要好好活下来。只有活着，才能够继续追索艺术呀!
刘三姐与黄婉秋（五）
何培嵩[壮族]
五 爱神，悄悄敲响她的门窗
爱情，这蹒跚而来的、在动乱岁月中出现的爱情，是甜蜜的?还是苦涩的?
小伙子是本歌舞团的，根正苗红，正当年华。
一回，婉秋偶然听人说：十字路口替她挡木棍的人，就是他。
她注意到，他的左手腕上，果然有一个微肿的疤痕。
她一直想找到这个人，表达自己的谢意。她觉得，在别人危难之中能挺身而出的人，是难能可贵的。
小伙子叫何有才。
她想起他的一些好处来了：
他给她送来治腰伤的药——他的父亲是世医。
她被隔离，外出不便。但她爱看书，凡与文艺沾点边的书刊，她都如获至宝地暗暗学习。虽身置囹圄，仍不忘艺术和事业。这使他很受感动。他千方百计给她找到并送来好多书。
他还为她递信，往家里通消息……
而这一切，都是他秘密地做的。这要担风险。
这个人富于同情心。
她去谢他。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这都是应该做的，是力所能及的，是举手之劳。
她回想起小何刚刚考进歌舞团时说的一件事：
一九六○年的一天，《刘三姐》剧组在木龙渡口拍“对歌”这场戏。漓江两岸，万头攒动。拍电影是件希罕事，谁都想一睹为快。当时他才念高小，小不点儿的，也挤在人丛中看热闹。他觉得“刘三姐”了不起，所有的演员都了不起。他从此迷上了文艺，练唱，也练跳，一心想当演员……后来，如愿考入了歌舞团，接触到黄婉秋，发现她这么个有了相当名气的演员，平易近人，没半点架子，他对她更是倍加尊敬了……
起初，她听了这些，并没介意，几乎也忘了。没想到，他是真诚地尊敬她，近些日子来耳闻、目睹和亲历的许多事，证明了这点。
她比他大好几岁。她视他如同弟弟。他敬她如同姐姐和老师。
友谊，就是这么开始的。
然而，爱，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来到他们中间。像一颗种子，出土，吐芽，泛绿了。不论是他还是她。都料不到，也摆不脱。
存在着许多障碍；年龄的障碍色不是唯一的。多事之秋萌发的爱情也是命途多舛的——她有这么一种不祥的预感。
她有欢欣，也有痛苦。“剪不断，理还乱”，她失眠了。
那天，她去向管她的人(姑且称他为“管人”吧)，汇报思想。
将她的爱情经历，喜悦和烦恼，以及顾虑到的障碍，一古脑儿全都说了。心里有些什么想不明白的事情，她总是如实向组织汇报的。她历来如此。
婉秋汇报完毕，发现他的脸上隐露一丝笑意。这是少有的。平常他不大轻易笑。所以，婉秋略略感到几分宽慰。
“好，好，很好哇。你可以回去了……”“管人”说。
“好。”——究竟是说她主动来汇报好?还是说她汇报的内容好?她看着地方矜持的、表情反差不大的脸庞。她有点捉摸不透，也没问。
是夜，还是往后的几夜，她都睡得比前一段安稳。
一日，她被叫去。
又是开批斗会。台下坐的都是青年人，是市里好几个文艺团体的共青团员，她都认得。“管人”也坐在那儿。
所要她交待物检查的；人们所罗列和上升到纲、线上剖析批判的，正是她向“管人”汇报过的东西。而且，人们的口径和“分寸感”是惊人的一致，显然是开过预备会，定过调的。
啊，这就是“好”!
怅惘和痛楚笼罩着她。她端坐着，双目茫然，仿佛身上每一根神经都遭了刺伤。
过后，她听说，当天小何同时挨比。不过，是在另一个地点，由另一个小组进行。
事情没完。
大字报也来了，糊满歌舞团的四壁。
说的是——
她和他都并非真心，是互相在戏弄感情；
一个是黑苗子，一个是红五类，不合适，不配；
运动中竟然谈恋爱，这是她不认真接受改造的表现，这是他划不清界限的表现……
五花八门，林林总总。
这也是“好”!
她感觉好委屈。如果说自己有不对之处，可以个别帮助，和风细雨，晓之以理嘛。为何连声招呼都不打，就突然袭击，公之于众，使她和他难堪，下不来台呢?不通，就是不通!她又开始失眠了。
“管人”来找她谈心，希望她能想通，不要消极对待。还谈了许许多多，末了又是那句话：“运动中谈恋爱是不妥当的……”
她周身发了一阵子冷。
怪哉!不是说：运动是不停顿的；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运动要一个接一个地搞下去吗?要是这个“运动禁爱论”成立的话，那么，过去、现在和以后都难得有人成家，乃至繁衍后代了……
她真想这么说一说。但她始终没敢说。心里想想可以，公然顶嘴不好——影响不好呀!
有人来对她说：“管人”曾经把某文艺单位的某女演员介绍给另一个文艺单位的某政工干部。女演员不纳。“管人”开导地说：“人家前途远大得很哩，来日是棵大树也未可知哩……”
有这等事?她又感到意外了。可是这样的事情轮到她头上来了。
不久，军代表给她介绍一个军医。她不同意。
结果，也许是惩罚性的措施，小何被调离了歌舞团，到一个街道办的绒帽厂当修理工。那儿是市郊，离歌舞团很远。这是尽量要让他们少接触些。然而，空间上的距离拉远了，心能够拉远吗?
他反倒比从前更尊敬、更关心她了。她反倒觉得他比从前更真诚了。
一天，她在房里。
听得门外传来歌声：
哎，
亏了亏哎，
不见画眉岭上飞，
不见画眉枝头站，
清早出窝夜不回……
歌声轻而细，如一茎游丝，隐隐飘入她的耳朵。那感情色彩，既有同情，也有告诫。在这种时候，唱《刘三姐》的歌是犯禁的啊。她开门去看，没人。
是偶然的?还是故意唱给她听的?
歌者的用意自然是另有所指：亏了——她黄婉秋这么老实地去汇报，吃了大亏了!
这用意，她听得出来。
细细一想，她倒不觉得亏。从九岁加入少先队，到十八岁加入共青团，她接受的都是要对组织忠诚的教育。她也总是这么去做的。以前她这么做，得到的是帮助、鼓舞、温暖和进步。如今她这么做，得到的却是这样结果。——这不是她的错。
诚实是做人应有的品德。诚实是爱情之果日趋成熟的保证。
刘三姐与黄婉秋（六）
何培嵩[壮族]
六 新婚之夜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五日，婉秋和小何结合了。
“爱，是什么”
“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泰戈尔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可是，黄婉秋现在感觉自己的酒杯里，盛的像是渗了铅水的酒，喝下去，味是美的，心是沉的。
新婚之夜，她的心境竟是如此!
婚礼是在小何家里举行的。他的家在市效，座落在一个种蔬菜的生产大队里。她俩本想一切从简，没发喜帖，也尽量少通知什么人。可是，在农村，红事却是绝顶了不得的大事，加上迎娶的是上过电影的“刘三姐”，于是四乡的农民纷纷来庆贺。请的来，不请也自来。有的仅仅是为了看看她，一睹这位闻名遐迩的“歌仙”的风采。他俩在剧团里的艺友，以及师傅，没接到请帖，也都从市里悄悄赶来了。
她给客人捧茶，递糖，点烟，斟酒，脸上露出欢悦的笑容。但她那颗心却悬到了喉咙口，她随时忧虑着那件预先得知的、可怕的事情发生。
昨天，有一个对他们的境遇深表同情的知情人，来向他们通风报信：明晚，有人蓄意要砸洞房，已经周密地谋划好了；邀集了几十人之众，打算从水陆两路前来——水路自漓江乘船而至，于象鼻山附近码头登岸；陆路则由市区出发……云云。
这消息有眉有眼，着实怕人!阴冷的气氛笼罩着筹办喜席的人的心。他们停下了杀猪宰鸡的手，问婉秋：“怎么样，还办不办?”
她内心好忐忑：万一真地来砸，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但是，心中无鬼不能怕鬼呀。这么一想，她来了勇气。她尽量做出若无其事的镇静样子：“莫管那么多，照旧嘛……”
新娘子处之泰然，事情好办了。小何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祖传世医，医德和人望甚高。他将此事向亲朋戚友一说，于是一呼百诺，众人都乐意至时到场义务担任警戒。邻近的好些受过何医生医恩的群众和青年民兵，也都自告奋勇翌日前来助威。为万全计，何医生又将此事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认为，这件婚事是合理合法的，应当得到保护和支持……
婚礼正常进行。
如今，黄婉秋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新房内，几个年轻体壮的亲戚分布四角，警觉地睁大眼睛，注意各种可疑迹象。
——门外的树下、路口，若干人影绰绰，或蹲，或站，或走动，如一个个严阵以待的潜伏哨。
——据说，在村口，布置了数人，随时盘问欲进村的陌生人。
——而小何的父亲，端坐堂屋正中，手执旱烟筒，一筒接一筒地慢悠悠地吸烟。他脸带微笑。但看得出，老人的心里是紧张的。他的双目灼灼。贺客在喝酒，他却几乎滴酒不敢沾。他在等着各种消息，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他俨然是个指挥员了。
所有这些，局外人是不知道的。他们照样是觥筹交错，谈笑风生。而这边厢的局内人，却是心怀惴惴，严防袭击。
正是：喜的喜来忧的忧。新婚之夜，竟是这番景象!竟是这般的戏剧性场面!新婚子在喜悦之余，不免浮起几缕心酸。
此时，有一青年来报：有四个来路不明的生面人，逡巡于村口附近；其中二人，好像身肩鸟枪之类的武器。
“果真来了!”何医生一惊而起。
他和一个骠悍小伙走出院子，站到院中央。早有人在一棵沙梨树上悬起了一盏五百瓦电灯。
他们开始表演武术。二人都是武林高手。老人自幼习武，颇得武当真传。他那杆从不离身的旱烟筒不盈二尺，铜头铁嘴，乃是一件防身兵器，地可攻退可守，挥舞起来呼呼生风，一般三、五个人是近不得身的。那骠悍小伙是他的高徒。
对拳；
对刀；
单人徒手——武当形意拳；
硬气功——老人挽袖，运气，挥拳捶打一张坚起的、质地坚实的八仙桌的桌面。数拳之后，桌裂板穿。
数个彪形壮汉，团团围住两个表演者，有意顶调高声喝采。
新婚冷静地望着这一幕。她心里明白：这“全武行”功夫节目，并非纯粹为了助兴，而是预先计划好的特殊信息，这是告诉欲砸新房者：请勿轻举妄动，这里已是防范森严。
果然“特殊信息”传送出去，并且如期奏效了。有人来报：在村口觊觎窥探的几个背枪人，悄然遁去了。
老人这才枪了口气。一对新人和所有的知情者，也都松了口气。
一场绝非虚惊的虚惊!新婚之夜是在惶恐之中开始，在不安之中结束的。但黄婉秋依然感到幸福：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且，有许许多多真诚的朋友冒风险前来贺喜，并不惧危难，挺身相助。
事后得知，确曾有几十人来过，由于发现这边有了戒备，才撤了回去。自然，这些人与他们素昧平生，无怨无恨，只是受了某些人的不明不白的挑唆才贸然前来的。过后，他们中好些人都成了小何的朋友。都说：“误会了。不打不相识啊……”
那么，是什么人、是什么原因在作出这种挑唆呢?黄婉秋怎样也想不大明白，也无从打听。
或许，是自己冒犯了什么人?抑或做错了什么事”
在万簌俱寂的夜里，她在静静地“反省”，——对自己，对小何，对恋爱中，在脑里过过“电影”——
小何离团后，团里不许她和他再来往。她不听。她俩依然秘密地会面，不是在令人心醉的月下花前，而是在车少人稀的窄街陋巷。
她复出，得以重新登台了。有些好友劝她：
“你如今好过些了，可以另找，何苦还跟一个街道厂工人!”
她想想这样不妥：自己处于逆境时，别人仗义诚心帮了你；自己处于顺境了，岂能昧心离弃别人。何况，小何还是因为自己才调出的呢。
她于是淡淡笑说：“我可不能那样做。他是好人。”
她俩要求登记。
团里不肯出具证明。理由是：她比他大……如此等等。
自然，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原因。她心里很清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训不是这么说的吗?现在凭什么要管起来，要加以左右呢?个人的私事，为什么要带上这么浓厚的政治色彩呢?难道别人的不悦才是这些人的大悦吗?怎么“文革”前就没这么多怪事情呢?
她惑然不解。越思索越不解。
她俩一直“闹”，竟找到了市委副书记。结果，一对普通人的结婚证明，是由市委开具的。
有意思!
她去要房间。
“没有!”有关方面说。
“不是有一间堆柴火杂物的房吗?可不可以腾出来，将就着住，……”
“不行。那些柴火怎么办?”
她于是只好在男方家里办喜事……
自己受到报复，看来是以上原因了吧?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她吃不准；她眼光的局限性、以及她的处境，也使她无法吃准。
她只是直觉到，有一股力量——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然而却无时无处不在的、也无法躲避的力量，在不公平地对待她，不公平地对待像她这样的许许多多的人。
想至此，她眷恋起五六十年代的日子来了。那时，可以痛痛快快地做人，可以爽爽快快的做事，可以舒舒坦坦地做戏。真正如同鲁迅所说的：“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但如今，有的人却疯魔般地热衷和纠缠于形形色色的矛盾洲涡里，把灵魂都扭曲了……
刘三姐与黄婉秋（七）
何培嵩[壮族]
七 心心相印
过了一段时间，她可以重新上台了。虽则是跑跑龙套，当当配角，她也亟愿意去做。演员没戏演是难受的。
她正在台上演戏。台下，千百双眼睛中，有一双是她很熟悉的。那是何有才的眼睛。他坐在最末排一个不显眼的座位上，不像在认真看戏，而像在焦急地等待什么。
是的，他在等黄婉秋。
很长时间以来，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戏”。
终场。关幕。观众退潮一般往外涌。他退到大门外一盏路灯下，手扶一辆自行车，不住地看表，并且紧盯着出口处，神情焦灼。
婉秋下了戏，从舞台飞一般往化妆室跑。快，更衣；快，用棉花团蘸点花生油；快，一边往外跑一边揩干净脸上的油彩。
她跻身散场的拥挤的观众中，跌跌撞撞，踵足摩肩。——顾不得那么多了。快，使劲往门外挤!
有人惊诧地大叫：“看，黄婉秋比我们还快!”
她不能不快。通常，戏总在九点五十分许结束，她只能用五分钟卸妆、换装，再用五分钟穿越“人海”、赶到公共汽车站——桂林末班车收车时间是十点整。
现在，她浑身冒着热气，终于挤到那盏路灯下。像接力赛，小河飞身上车，将她搭到公共汽车站。她不失时机地跳上汽车。“砰!”车门关了，末班车准时开出……
真像是去打仗。不过还好，总算给赶上了!她坐到座椅上，疲惫地吐出一口长气。她透过车窗朝后看：冷风中，小何蹬车的身影逐渐远去，消失……
这样的情景，已经重复过许多许多回了。
婚后，歌舞团一直没给安排房子。她只好一直住在市郊北门外小何的家里。那儿离城远，离歌舞团更远，不下十几里地。一个女子，深夜走远道，是不能叫人放心的。为了文艺事业，他悉心支持妻子，不辞辛劳。所以他来接她，晚晚如此。
他总提前来，蹲在门外等。守门老人心肠好，总招呼他进剧场。夏天，可以歇歇脚，冬天，可以避避风。因为，老人知道他的心思绝不在看戏。
深冬的一晚，她发现台下没有那双她熟悉的眼睛。
他没来?!
散场，她急急冲出来。啊，他在的，在每晚伫立的老地方，在那盏路灯下!他倚在桥畔的栏杆上。
她跑过去。他的手好冷!凛冽的江风挟裹着带碎米雪粒的细雨，阵阵袭来。她感觉脸上，手背被风刮得芒刺般生痛。他的嘴唇泛紫，身上衣服被打得透湿。
他就这样等了她将近两个小时!
没能赶上末班车。他蹬车搭她回去。
路上。她关切地问：
“怎么，没进场?外头这么冷……”
他咬咬牙，没吱声。但他终于说了：
“……那老头不让进!”
老人被冤枉了。
后来得知，是上面有人特地吩咐老人不让进的。理由是：“这人没票，不能白看戏。”
他们明知他不是为了看戏，却偏要这样。
老人解释，没用。只好遵命。
从此以后，小何就不能进剧场了。不论炎夏，或是寒冬，他都在门外等。
这样的待遇太不公平了。然而，在那年头，对她不公平的事何止一件?
一位跟婉秋要好的女友说：“你呀，人家这么待你，你还这样地死老实!你不会拿搪?你试拿搪嘛，看他们能把你怎样!”
“你讲讲，怎么个拿搪法……”她问朋友。
“憨得你!你‘病’了——发高烧；头疼；咽喉炎……或者，‘家有急事’……临到上你的戏，台下坐满了观众，你就来这么一下，给他们来个火烧眉毛!”
“为什么””她的眉心皱成了一个“川”字。
“他们对你不公道呀，你应当给点颜色他们看看呀!”
原来这样，婉秋大笑，直摇头。
“不能拿搪，不能拿搪!我们做人要讲人德，做戏要讲戏德。当演员的，上台就好比士兵上战场一样，这时，与指挥员之间不该有半点的个人恩怨……我们演员拿搪了，戏砸了，倒霉的还是观众。”
女友愕然、惑然，良久良久地凝视着婉秋。
小何深深理解妻子的心，默默地支持着婉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当婉秋晚上演戏，他都是坚持苦等、接送。
刘三姐与黄婉秋（八）
何培嵩[壮族]
八 渴望
一九七四年，她又无戏可演了。她闲极无聊，呆在永福县她妈妈家里。
一天，桂林来了人叫她回去排戏。
听说有戏，她眼睛一亮。她决定去。当时，她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四个月了，稍许大的动作本应是尽量避免的。但上级叫去，又能上舞台，她乐意服从。对艺术，她从来是如饥似渴。
回到桂林。排练。审查。修改。再排练。忙活了数天，她随团赴首府南宁，参加某届自治区曲艺调演大会。
演的是“文场”。她和另一位男演员合作演出。曲目叫《送农药》。没料到，《送农药》得到肯定，她们的表演也得好评。广西电影制片厂看中它了，要拍记录片。
歌舞团的有关领导找到她，态度异常的客气。
“嗯……现在制片厂要拍《送农药》……这说明你的演出是成功的……我们想跟你商量个事……”
商量什么，一时还没挑明。她感觉蹊跷：为何如此吞吞吐吐?嗫嗫嚅嚅?可以直说嘛!
后来，她终于听出了弦外之音：是要把她换下来，那男演员也换下来。让团里另外两个演员取而代之。
理由呢?
没说明白。
她想问。但没问。因为别人不想讲明白——那么，我们自有不愿讲的苦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