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低头沉思地等了好大一会儿,没见她再说什么,就安慰她道:“你不用担心。有咱赤卫队在,他何家要不了你去!”这句话看来本是一句普通安慰的话儿,可是在胡杏听来,却发生了极大的力量。她知道周炳的为人,平素不轻易许什么愿,不过他一答应了什么,他是极其有口齿的,拼了命也不在乎的。当下她两只眼睛十分信赖地,静幽幽地望着那雄壮的青年人,柔顺地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周炳又说起话来。这回他不把胡杏当做小孩子了,把她当做大人了。他带着有点惭愧的感情说:“你所讲的都是真话。我真是那个样子:一会儿心红,一会儿虚弱。跟弟兄们打打闹闹,跟你家的人说说笑笑的时候,我是心红的,红得像一个烫斗一样,碰见什么,就能把什么烙得滋滋响;一回到这房间,一碰见林开泰、华大维、丁猷我那些好同事,我就虚弱起来了,我的心肝五脏都是空的,浑身是软不塌塌的,就像一团饭一样!……每逢见着金端、麦荣、冼鉴、冯斗、谭槟,我是心红的;可你哪里想得到,一离开他们,我就虚弱起来了!……每逢想到将来,想到革命成功,也许再远一点,想到共产主义那么一个天堂,我是心红的;可是一回到现在,一回到这座活地狱,我就又虚弱起来了!”
胡杏十分惊讶,使唤刚听得见的声音问道:“这是什么缘故?”
“这是什么缘故?”周炳自问自答道:“我也说不上来。这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稳觉,日想夜想,就是想的这个。看起来,我是把革命看得太容易了!在广州起义的头一天,我就想:那就是革命!那就是成功!所以我叫杜发去告诉你,让你拾掇拾掇,回家过年。我绝不是哄你的!我为什么要哄你呢?你也知道:我从来不哄谁!如今,我明白了,那不但不是什么成功,那才刚刚是个起首!说来说去,还是咱孟才师傅说的对:路还远着呢!看你,你如今也要革命了,你自己问问自己:你有那股韧劲儿么?你愿意干上一辈子,永远不后悔么?”
对于这么一个严厉的问题,胡杏并没有轻易回答。她一句话不说,夹起那本识字课本,缓缓地往家里走。回到家,也不跟任何人说话,背起一个竹筐子,就到田边、冲边摸田螺当天上午九点钟,周炳就打陆路徒步跑到广州去,在一家饭铺里故乱扒了几口饭,就到南海县衙门找着了教育局长何守仁。进了那又排场、又俗气、又豪华、又势利的会客室,周炳冷冷清清地坐着,待候了足足半个时辰。一个矮小、精明、全身雪白、还不到三十岁的官儿出来了。这个人尖脸宽额,鼻梁上搁着一副只做装饰用的金丝平光眼镜,全身上、下,穿着一套白麻帆直领文装,脚下穿着白麖皮鞋,走起路来脚跟不沾地,一见客人,就伸出一只手说:“坐,坐。别客气,别客气。”周炳本来坐着好好地,听他这么一咤呼,只得站了起来。就在这一瞬间,周炳突然觉着十分狼狈。他想:“坏了!该怎么称呼这个官儿呢?叫他何局长吧,似乎太生外了。叫他何君吧,又似乎太不客气了。叫他表姐夫吧,那又怎么叫得出口呢?”后来他还是冲口而出地叫了一声“大哥!”——算是跟着何守礼叫了。何守仁并不在乎这些,他拿手在空中砍了一下,算是做了一个外国人打招呼的手势,接着就说:“老弟,,好几天没见着你了。乡下离省城那么近,怎么不到我家里来吃顿饭?如果我是你,我每个礼拜都要回省城来看一看,走一走。你令尊、令寿堂那边,多么记挂着你呀!你出门快三年了,也不回家去看一看!唉,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大家的家庭感情都淡薄了。好,喝茶吧!”何守仁说罢,拿手朝茶杯让了一让。周炳木然坐着,毫无动弹,也不知道拿什么话跟他应酬好。紧接着,何守仁又说起话来道:“真没想到,上回广州造反,偏没你的份儿!我们在香港就想,你一定是参加的了。年轻人嘛,谁躲得开共产主义的诱惑?当做一种幻想,那是够美丽的呀!可是你到底不错:稳!你大哥、二哥他们就不行了,飘了。”碰着在这种场合提出的这种问题,周炳更加没法对付。他是走直道的人,他只会一种做法,那就是站起身来,把他臭骂一顿,然后离开这座衙门。可是他回心一想:不行!如果朝那么办了,不是什么事儿都闹不成了么?不是白进城一回了么?不是叫震南村捱饥抵饿的人大失所望了么?这么思算着,他就仍然坐着不动,哑口无言。看来,何守仁今天是有心多说话,把时间都占了,不让周炳开腔的。他果然又说道:“乡下的水,如今退了没有?说真的,我实在放心不下!前几天,他们去视察水灾,硬要拉我一道去,说这回坐的是电船,万无一失。按我的良心来说,我是非去不可的,事关桑梓嘛。不过不怕失礼说一句,自从那回过了水关之后,听见水字我就不舒服。老弟你知道,我这个人没有胆量的。”周炳见他说到项儿上了,觉着水到渠成,就趁机说明来意道:
“不错,大哥。我今天出来,正是为着这件事儿!乡下的你那些佃户,经过这么一场水灾,实在活不下去了。大家伙请求你借点粮食,好歹多支撑几天。大家伙还请求你把今年的租子免了。不然的话,只怕今年过不去。”
周炳看得清楚,何守仁的脸色变了三变:一开头,好像因为受惊过度,变得那样苍白;后来,好像十分生气,满脸涨得通红;末了,好象没有听见谁说话似地,一切归于平静。
当他平静的时候,他说话了。
“老弟,你说得对。是应该这么办!天理良心,该朝这么走!”何守仁似笑非笑地说,“本月初那回,我没有跟你说过么?我说往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不要脸皮薄,只管找我,只管跟我说。今天你果然来了。——这就好。这就对。这就是瞧得起我!往后还要这么推心置腹,开诚相处才好!”看来,何守仁对于自己的语言,是控制得十分准确的,到了该转弯的时候,他一定不会直走。果然,他转弯了。他摊开两手,继续回答道:“不过,我们家里的事儿,你全都是知道的。现如今管家的是家父,不是我。我一定把父的话向他慷慨力陈,然而结果如何,还得凭他的高兴。他一高兴了,兴许能免三年租子;碰着他不开心,兴许连一粒谷子也不让。总之是没准儿!”
周炳满腔热情,满怀希望,想给那些耕仔们办一点事情,没想到得到这样的结局。听那位县教育局长的发话,这件事儿肯定是完结了。周炳就是再痴、再傻、再呆、再戆,他不能连这么普通的一些话都不会听!正踌躇着,忽然有一个听差来到会客室,向那位矮小的局长禀报,说省府有电话来。何守仁站立起来,做了一个意思含糊的手势,也不知是跟客人道别,也不知是请客人稍坐一会儿,一个鹞子翻身,就走出了会客室。周炳跟着站起来,他的心冷得就像一块冰一样。他想起了胡杏的事儿。可是他又想,照目前的情况看来,自然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了,——不过即使有机会开口,对着那么一个畜生,他也懒得提起了。他自己对自己说出声来道:
“可杀!”
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客室,走出了县衙门,经过那些监仓和高墙,回到“大市街”的阳光里面来。他本来也想过,办完了这件事儿,顺便回家走一走,看一看爹娘。可是如今怎么成呢?如今他多么焦躁,多么愤懑,他不能带着这样的心情,回到那三年没回去过的家!——于是他朝南走,朝西走。又朝南走,又朝西走……村过村,渡过渡,一直走回震南村小帽冈震光小学去。整整一个黄昏,他都不开心。他今天来回跑了八十里路,如今既不吃饭,也不走动,只顾坐在一张靠背木椅上发呆。谁知快上灯的时候,却来了一个陌生人,指名要找他。校役把客人领到他的房门口,客人朝着黑吗咕咚的房间问道:“周先生在家么?”周炳答应了一声,连忙点起煤油灯一看,只见一个矮矮墩墩、二十七八岁的男子,却不相识。那人见校役走开了,就对主人自我介绍道:“你不是认识一个姓冼的,外号叫‘研究家’的机器仔么?是他叫我来的。我姓李,——我叫李子木。”周炳一听,知道他是党里面派来的人,不觉大喜过望,连忙抓住他的手,热情充沛地说道:“好极了,好极了。我们等很久了,我们等很久了。”说罢,把客人按在靠背木椅上,拧暗了煤油灯,就走到门口去关门。李子木把煤油灯重新拧大了,又叫周炳把房门打开,说:“用不着这样。不要过于神秘。——那只能引起别人怀疑。你只要把我当做是你的老同学,我从省城来探望你,咱们无拘无束地闲谈。——那样就好。要是咱们喝一盅酒,搞点什么吃的,那就更好!你明白了么?你吃过饭了么?”他这样说的时候,你的脸并没有对着周炳,却在那里四处张望,四处打探,四处搜索。可巧周炳今天没吃晚饭,就跟他一道上村西市街的“发记”饭馆去,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叫了一碟草菰蒸鸡,一碟苦瓜牛肉,一个苋菜鱼片汤,两碗豉味双蒸酒,慢慢地喝喝、谈谈。这时候饭馆里除了伙计、掌柜之外,没有别的顾客,正是说话的好机会,李子木却只顾吃菜喝酒,说些不当紧的话,不谈正经事。周炳问他赤卫队什么时候才去攻打广州,问他们要求入党的事情结果如何,问佃户们要求借粮、免租该怎么办,问胡杏不愿回三家巷又该怎么办,问他要跟陶华、马明谈一谈不,要跟大家见见面不等等、等等,他笑着,含糊其词地推脱道:“看你忙的!你猜我带了许多锦囊妙计来么?”好在有他这一笑,周炳才看清楚了他的脸孔。原来他的脸孔白一块、紫一块的,十分难看。也许恰恰由于这个缘故,他老是不愿意把相貌露给人看。周炳又看清楚了他的眼睛。那眼睛不只小得出奇,又整天的溜溜打转,露出眼神不定,东张西望的样子。后来,等李子木把三碗双蒸喝下去了,饭馆里的顾客也陆续多起来了,他却突然醉醺醺地大声说起话来道:
“老朋友,你这两天看见过谭槟没有?我来就是要找他!他已经失踪一、两个月了,不是死掉,就是开小差了!——
哼,这混账家伙!”
他这句话叫周炳万分吃惊,又万分着急。他观察一下李子木,见他尽管还是眼神不定地东张西望,却已经不害怕说话声音叫别人听去。周炳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谈这种事情,就说:“走吧!”李子木不答应,又硬要添了两碗酒,才勉勉强强跟着周炳走了出来。他们在田基大路上朝东走,周炳问他:“你说谭槟怎么样?是怎么一回事情?”李子木说:“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说是在震北村被捕了。是公安稽查站抓的!”周炳越听越不受用,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他抓住李子木的两肩,使劲地摇,好像要把李子木整个儿拆开,瞧瞧他的心有没有撒谎似的,同时又大声吆喝着说:“你没造谣?你没扯谎?你没喝醉?”李子木大概平生没受过这么激烈的震荡,加上又喝醉了酒,登时浑身发软,坐在地上,抱着周炳一边大腿说:“我是这一带的巡视员……我负责任的……扯谎干什么!你不晓得,我是整天、手里、提着自己的脑袋、走来走去的!”周炳没办法,只得把他扶了起来,搀着他走。走了一阵子,他又说:“老朋友,你说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你今天吃了饭,你不知道明天还吃不吃饭;你今天晚上睡在床上,你不知道明天晚上睡在什么地方;你今天跟谁千恩万爱,你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见面!”财炳听了,觉着恶心,就不做声。谁知快到小帽冈的时候,他竟越说越离奇了。
“唉,咱们虽然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像老朋友一样。”他响亮地打着嗝儿说,“老朋友,说实在的吧。这革命,我看是完结了。在一百年之内,我看不会有什么认真的革命!过去那些辉煌的日子,越去越远了,正所谓往事如烟了!
……”
周炳把他扶回学校,扶进房间,安顿在自己的床上睡觉。给他掖好蚊帐之后,周炳自己坐在靠背木椅上,眼睁睁地过了一宿。他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生气,不由得埋怨起冼鉴,怎么叫这么一个人来!第二天早上,天亮不久,周炳叫醒了李子木。他穿了衣服,洗了脸,想走、又站住了,对周炳提出一个要求道:
“老朋友,替我写一封介绍信好不好?”
周炳漫不经心地问:“给谁?”
李子木拿小眼睛东张西望一番,然后说:“给你们学校董事长陈文雄。”
周炳声色俱厉地说:“为什么?”
李子木笑嘻嘻地说:“是这样子的,也不为什么,就是想认识认识。——你要知道,他是一个有用处的人。——不为别的,不,认识了他,说不定会有好处。是不是?——常言道:‘落雨担伞不顾后。’这是不行的。路子总是越多越好。——山穷水尽……说不定有相逢的日子呢!”
周炳实在忍耐不住了。他运起“鼓锤蕉”那样粗的手指,葵扇那样大的手掌,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气力,在李子木那张邋遢的脸上掴了一巴掌。帕塔一声,李子木全身打了个趔趄,然后就像俗语说的:抱头鼠窜,溜了。
这里剩下周炳一个人站在书桌前,背着窗子,对着门口,气苦了。四周寂静无声,只听见他那大颗大颗的眼泪滴滴答答地往下掉,像雨天的廊檐水一样。
二六 善有善报
这一天,是周泉所生的第二个儿子陈国梁满月的日子,陈家办大喜事。本来陈文娣给何家生下了第一个孙子何汝温之后,何应元着实感到脸上添了八分光采。他嘴里不说,可是他心里想,这回又压倒了陈家!陈家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何家却有两个儿子、一个孙子,这优劣的形势是明摆着的。且不说陈家已经表露出三代单传的趋势,就是那么一个孙子,也还是盂兰节出世的,大有讨债鬼的模样呢。想起这些缘由,何五爷心里直觉着痛快。可惜好景不常,周泉不过略迟几个月,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陈国梁,好像晴天打了个霹雳的一般。这心里的痛快,脸上的光采,又该轮到那边屋里的老爷享用了!的确,何应元想得到的事情,陈万利也想得到。他嘴里同样不说,可是他心里同样在想,这是皇天有眼!何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孙子,陈家却有一个儿子、两个孙子,这至少从表面看,已经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均势。何况何家的两个儿子,还有一个是住在癫狂院的,这又算得什么均势!他想用一句话来表达这种局面,要把一切隐秘之处都能表达出来的,但是他想来想去,都不惬意。后来有一个晚上,睡到半夜三更,猛然得意惊醒,却叫他想出来了。他推醒老伴儿陈杨氏,兴高采烈地说:
“老藕,你懂么?这叫做善有善报!这就是善有善报!”
陈杨氏听了,也是十分佩服。这句话传到何应元耳朵里,他一听就懂了。他的亲家老爷不单在夸陈家,并且在讥诮何家!如果第一个孙子在盂兰节投胎,到现在快满两周岁了,也看不出什么讨债鬼的形迹,反而又加上了第二个孙子,——是善有善报的话,那么,他的两个儿子好好的,却无缘无故疯了一个,那岂不是恶有恶报么?可他虽然听得懂,猜得着,他却无话可说,无言可答,只得叹了一口气,忍了下去。
这天下午,陈家举行家宴。一过午,吃满月酒的人们就来了。也像往常举行任何宴会一样,真的亲戚、假的亲戚,真的本家、假的本家,真的世交、假的世交,全都来了。看样子,那些有钱的假亲戚、假本家、假世交比那些穷的真亲戚、真本家、真世交都要来得早,情绪热烈,说话畅快,举止大主,因此地位也显得更加显赫。下午五点钟左右,舅舅杨志朴和舅母杨郭氏也来了。他们在楼下的大客厅里坐了一会儿,见客人虽多,却没有说话的人,就上二楼的客厅。那里的人也多,又大半是隔壁亲家的人,就上三楼外甥女们的书房看看。那里是清静一些,只有周泉、陈文娣、陈文婕、陈文婷几个人坐着闲谈。她们好像在商量什么秘密军机,见了舅舅、舅母,只顾起身让坐,也不往下谈了。杨志朴和杨郭氏坐了一会儿,问了问各人的身体安好,就站起来说:“我是前清的人,你们是民国的人,我也不打扰你们的姑嫂会了。”说罢,就和杨郭氏一道下楼,去看他们的二姐周杨氏。却没有想到,皮鞋匠区华和三妹区杨氏也在,杨志朴指着区华大声笑道:“怪不得我到处打锣,都找不到你,原来你倒躲在这里!真是……”直到这会儿,杨大夫才无拘无束,谈笑风生起来。区华耸耸肩膀、藐藐嘴说:“在那些珠宝绸缎当中,你坐得安落?等一会儿叫大姨妈另开一桌过来,咱们在二姨妈这边慢慢吃、慢慢饮就好!”杨志朴伸出一只手,好像要阻拦什么人似地说:“且慢!我刚才的话没讲完,半拉子你就插乱了。我正要问你,你和我那辣子三妹为什么只管往这边窜?”区杨氏干脆利落地抗声道:“你这舅舅就是为老不尊!咱不往这边窜,倒往哪边窜?”杨志朴拍手笑道:“对嘛,对嘛!要往我傻子二姐这边窜!不光是老的要窜呢,就是小的也要窜呢!”区杨氏恐吓道:
“你再说一遍!”
杨志朴果然再说一遍道:“不光是老的要窜呢,就是小的也要窜呢!”
区杨氏一站起来,追着杨志朴就要打。大家才恍然大悟子,就纵情笑乐起来。原来区家的大姑娘区苏在香港已经和周家的二小子周榕结了婚,一直没告诉家里。今年三月区苏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周贤,比陈文娣生的何汝温还大了一个月份。周、区两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不单有了媳妇、女婿,还有了孙子、外孙子,所以杨大夫才用了一个“窜”字逗他的三妹区杨氏。当时追打了一阵,大家又重新坐定,慢慢闲谈。杨志朴说:“既然如此,你们就不该叫我那傻子二姐做姨妈,要亲亲热热地叫声亲家妈才合式。”铁匠周铁今天为了赶吃喜酒,提前放工回家,听见杨志朴这么说,只坐在一旁傻笑。其他的人也只笑得见眉不见眼。周杨氏早就笑出了眼泪,一面拿手背擦,一面说道:“咱们这几兄弟姊妹,就数那当大夫的调皮。你看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跟出了嫁的妹子打架!”杨志朴慢慢收了笑容,正经说道:“我闹是因为我心里舒畅,不闹不行。其实认真说起来,咱们周、区两家,早在五年前就该对亲家的了。——那对比这对一点也不差,说不定要更加出色呢。……真真令人可恨!可恨!……”大家听了,就都不做声,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杨志朴觉着沉默不好,就又说笑起来道:“说起咱周、区两家,倒名符其实地配称门当户对。二姐夫打铁,妹夫也打铁,——不过不用烧红就是了。只是这么瓜连藤、藤连瓜地连下去,咱们免不了都和‘八字脚’沾亲带故了!”杨郭氏本来很少说话的,听见他提起八字脚,就开言道:“你瞧你,说得好好的,又来了!”……大家正谈笑着,陈家最年轻的使妈阿添过来请杨志朴,说奶奶想请他把把脉。杨志朴一个人走过陈家,上了二楼,走进大姐陈杨氏的房间里。陈杨氏歪歪地靠着床栏,背后垫了木棉枕和软席子,一只手敲着脑袋,直嚷疼。杨志朴用心地把了脉,见没大妨碍,就说:“刚才还好好地四处走动,怎么一下子又烦躁起来了?”陈杨氏说,“谁知道呢?谁知道那鬼毛病呢!舅舅你也说句老实话,究竟这头风是个什么症候,是能好,是不能好?”杨志朴安慰她道:“今天是孙子满月——大好日子,怎么又说起这种话来?只要你别心焦,过些时候,慢慢就会好起来的。”陈杨氏摇头不信道:“你光这么说,光哄我。我自己就不抓拿几分么?眼看着我也五十八、九了,那川芎、白芷只是论斤、论斤地倒进去,也不过好两日、坏三朝的,还能好到哪里去呢?”杨志朴坚持道:“药力是药力。只是还得你自己清心少虑,才能见效。依我做兄弟的说,你如今家业也有了,子孙也有了,就不用再像从前摆摊子、卖绒线的时候那样操心劳虑了!一个人反正不过两餐一宿,钱银太多了,光觉着累赘!少几个钱,多活几年,看看这个世面,岂不更美?”陈杨氏听着开心,就笑了一笑;忽然又觉着头疼,就皱起眉毛。歇了一会儿,她才说:“舅舅,你是至亲,我也不瞒你。你别看我整天跟那些三姑六婆混在一起,放放债,生生息,买买屋,收收租,是我自己有什么图谋计算。不是的。我一个月,也不使一个小钱。我只是替儿子、孙子、女儿、外孙留一条后路。他们如今都当时得令,穿金戴银,可是也难保将来会有三长两短呀!”杨志朴笑道:“这就是你的过虑了!他们各有各的大家业,用不着你担心。要是那么大的家业都保不住的话,你这点小意思倒反而保得住么?你还是保养保养你自己吧!”陈杨氏点头同意道:“不错,我也想自己的事儿。如今我也快六十了,我只想多行点善事,给子孙们多积点阴功。对儿女们,我也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劝他们……”
两姐弟正谈论着,那最狡诈的使妈阿财挤眉弄眼地走进来,说少奶奶和姑奶奶们请舅舅上三楼,不知有什么好事情。杨志朴上得三楼,只见还是周泉、陈文娣、陈文婕、陈文婷四个人坐在那里,不知因为天气太热,还是因为争论过什么,大家都面红耳赤,一言不发。后来还是周泉一五一十地把情形说了。原来她们几个人刚才正在商量捐款救济震南村的水灾难民的事情。捐的钱已经差不多了:周泉二十块,陈文娣五十块,陈文婕也是五十块,陈文婷双份儿:一百块,再等陈文雄、何守仁两个人来认个数目,就齐了。可是有一桩难事儿,怎么商量也决定不下来。那就是:到底拿这笔款子买饼干好呢,还是拿这笔款子买番薯好呢?陈文娣和陈文婷是主张买饼干的,但是周泉和陈文婕主张买番薯,一边两个人,相持不下。周泉把情形讲完了,又加上说:“就是专门请舅舅来做个主。你说怎么好,咱就朝怎么办。你一定说番薯好的。番薯又多、又好吃、又好运,对不对?”陈文娣和陈文婕都笑着,没做声。陈文婷抢着抗议道:“不对,不对!饼干又香甜、又干净、又有益。舅舅一定说饼干好!”杨志朴听明原委,就故意逗弄她们道:“要我做主也不难,只要你们要先回答我一个问话:你们四个人到底是聪明、还是笨钝?”周泉和陈文婷摸不清他的来头,不敢吭声。陈文娣却颇为自负地说:“聪明!”陈文婕也马上露出事业家的神气道:“不笨!”杨志朴接着就说:“可不是么?我也这么想!聪明的人想起了饼干;不笨的人想起了番薯。依我说,都好。不过比较起来,番薯自然更好些。番薯粗贱,更合他们的胃口。——我这个笨钝的舅舅倒还有个笨钝的主意:你们买白米不好么?有那么二三百块钱,满可以买二三十石糙米,送到灾民那里,岂不更加实惠?”四位姑娘听了,都面面相觑,做声不得,只怪自己怎么一时糊涂,就没想到白米,——作兴是天天吃,吃多了,吃腻了,反而不在意了。
杨志朴下楼之后,何守仁又不请自来,突然在书房门口出现。陈文娣一见他就说:“你又来做什么?”何守仁还来不及回答,陈文婷就替他回答道:“做什么?还不是来管管你们!你们五分钟没人管就不行的!你们又不知道,我当了官儿,我管的事儿可多呢!我管的范围可广呢!”何守仁十分委屈地辩白道:“这真是冤枉死人了!我管得着谁呢?县长夫人,我能管么?经理夫人,我能管么?至于董事长本人,我更加没法儿挨了!”陈文婷说:“按那么说,你只管得着我二姐了?”何守仁说:“有的事儿就好了!别说局长夫人我不敢管,——倒过来,只要她的手指头稍为松一点,我还不知多么好彩呢!”陈文婕说:“既然如此,二姐你就下个手令,叫他认捐一个数目,看看他的话是不是真心诚意吧!”陈文娣有点作难,拿一双棕色眼睛瞅着她嫂嫂,只是不开腔。周泉会意,就把捐款救灾,舅舅主张拿白米赈济的事情,一一说了一遍。何守仁听了,一个劲儿摇头道:“如今白米飞涨,你们买饼干倒容易,买白米可实在难。这且不说。——震南村的局势你们知道么?哼!那里的共产党十分猖獗!今天说要借粮,明天说要免租,连国家的赋税都要抗缴呢!不用说,那锋芒正对着我们何家!倘若这当儿咱们办粮赈济,那正显得咱们理短心虚,也助长了那些流氓的气焰。这怎么使得?”陈文婕一听就生气,但她仍然使唤那种淡淡的情调说:“要真有那样的事情,也是你们手下那些小人营私舞弊,将修理堤围的公款侵吞中饱,引起水灾,激发起来的。你们是为共产党开路,你们是为共产党驱鱼!”何守仁没有说话。陈文婷也不等他说话,就站起来赶他道:“走吧!你这孤寒鬼!你不捐就不捐,谁要你多管闲事?滚吧,滚到你那些猪朋狗友那里去吧!”何守仁站起来,走到房门口,又停住,觉着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这个时候,胡柳穿着洗烫干净的白布衫、黑布裤、双乌布鞋,拖着一条光滑粗黑的大辫子,恬恬静静地走进了三家巷。大家瞧见这么一位眼睛水汪汪、亮晶晶,朴素、大方而又美貌、矜持的乡下大姐,都觉着清格,觉着舒服。就是她二姑何胡氏看见了,也出神地盯着她,看了又看,不曾眨眼。——不过看尽管看,不眨眼尽管不眨眼,何胡氏想她来了,必有缘故,也就在想法子对付。后来,她不等胡柳开口,就先发制人地高声说道:“阿柳,你们上回的做法,多么无情无义!直气得咱们那心灵嘴刁的阿贵走一路、哭一路地哭回来呢!你是不是给你二姑赔不是来了?”胡柳恳切自然地说:“不是。”何胡氏又说:“敢情是你们回心转意了,把阿杏送回来了?”胡柳同样恳切自然地回答道:“不是。”她二姑转为恶声恶气地说:“难道又来求情,说不回婆家来了?”谁知胡柳仍然恳切自然地加了个“也”字道:“也不是。”这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倒叫何家大奶奶纳闷儿起来了。她想凶凶狠狠地骂她侄女儿一顿,可是对着这么一位人见人爱,也一定从来没伤害过别人的姑娘,怎么骂得出口呢?没办法,她只得压下了火气,没精打采地问道:“那你进城来干什么?”
胡柳忽然妩媚地笑道:“来求你老人家疼疼她,怜惜怜惜她!”
何胡氏对着她束手无策。想发作也不行,想不发作也不行。这时候,正在暑假期中的中学生,十三岁的小姑娘,尖尖嘴脸的何守礼刚从外面游水回来,听见胡柳来了,把湿漉漉的手袋一扔,就跳进大奶奶的房间里,一来想看看胡柳,二来想打探胡杏的消息。她听见胡柳央求大奶奶的话,就接上帮腔道:“妈,算了吧!干么要逼着阿杏表姐回来呢?她病成那个样子,才险死还生地歇了口气,真是怪可怜的,让她在乡下调养吧。只当妈妈你做做好心,行行善事!”谁知何守礼是言者无心,何胡氏倒是听者有意。“行行善事”的“善”字狠狠地刺伤了大奶奶的心。她想道:“哦,原来大家都说我不行善事,只行恶事!人家说善有善报,你何家的贱货也说行行善事!看来倒是打通通的呢!”想到这一层,何胡氏就破口大骂起来道:“怪不得俗语有云:好心不得好报,好柴烧烂灶!我一心抬举那烂屄,她倒是满天满地的不受用!我买她进门的时候,我就是抬举她!豆丁那么一点儿大,连倒尿壶都不会呢!在我这里吃一碗粗茶淡饭,不比在家里活活地饿死强么?后来,我叫阿义收她做二房,这也是亲上加亲,还不抬举她?她什么门户,什么身价?有多少身娇肉贵的千金小姐,日夜做梦都想不到手呢!阿义的身命不好,倒是真的。这就委屈了她么?他慢慢地不会好起来的么?如今,我叫她回我家调养,不正是抬举着她?阿义就要出院回家了,她做小的能不回来伺候么?就说病后的补养,我这里汤是汤、水是水、焖是焖、燉是燉,还调养不了她,就要在乡下嚼马草、啃萝卜缨子才过瘾?不成!不成!一万个不成!”胡柳跟何守礼受了训斥,退出房间。三姐房里那最老实的使妈阿笑把胡柳带到周家这边来,交给周杨氏照料之后,就站在巷子当中,那棵白兰树旁边,和陈家的使妈阿发、阿财、阿添一五一十地谈起胡柳如何可爱,大奶奶如何生气的事情来。何家阿苹、阿贵那两个使妈也出来了。六个人开怀畅叙,议论纵横,都说大奶奶这样狠心,虽说道理讲得响口,却未免有伤阴骘。
何守礼也气嘟嘟地跑上陈家三楼,跟周泉、陈文娣、陈文婕、陈文婷几个人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恰好陈文雄也在座。大家听了之后,都问陈文雄该怎么办。陈文雄首先赞美何守礼道:“你们瞧她年纪虽小,志气却大。你们从她那义愤填膺的神态,就看得出一副五四时代的面影。我们都有了暮气了,她却锐不可当。她是咱们这里一个最纯洁的人!”往后顿了一顿,他又加上一句道:
“她是三家巷的灵魂!”
何守礼听着,那梳着大松辫子的头婀娜多姿地扭动着,茫茫然,不知怎么才好。其他的人听了,也触动往事,各人有各人的感慨,没有做声。后来还是陈文婷说:“哥哥,你就是会做诗。你说的话总要人往深处想。可是,小杏子的事儿到底该怎么办?”陈文雄露出突然严肃起来的模样,说:
“对于这件官司,我守中立。但是亲家奶奶的做法,我看还欠文明。”
说完这句话,陈文雄就下楼去了。这里几位姑嫂,一齐过去周家,去看胡柳去。胡柳只跟陈文婷同年,两人都二十二岁。她在家算大姐姐,在这里只能算小妹妹了。大家抓她的手,摸她的脸,揪她的辫子,对她赞不绝口。对于胡杏的不幸遭遇,也说了许多同情的话。只有陈文婷想起四年前,胡柳头一回来三家巷的情景,不免心里酸溜溜的,还有点醋意。那天晚上坐席的时候,周妈讨了一桌酒菜过来,她两口子加上舅舅、舅母、三妹夫、三妹、胡柳、何守礼八个人同吃。大家招呼这、招呼那,把胡柳疼爱得什么似的。喝了几盅酒,杨志朴又不甘寂寞,就指着周铁、区华两人,妙趣横生地说道:
“二姐夫,三妹夫,咱们又在一道吃酒席了。但愿佛爷保佑,不要明天一早又在公安局门口会面才好!不然的话,又得二姐夫吆喝三妹夫赶快进去坐席,怕酒凉了呢!”
他这番话把大家乐得嘻哈大笑,差一点把酒杯子都摔到地上。胡柳、何守礼看见大伙儿笑,也跟着笑了。
二七 三灾
胡柳从省城回家之后的第三天,大家因为田里没有重活,就把早饭省掉了,一人端着一碗番薯汤,一面呷着,一面嗟叹胡柳空跑一趟,徒劳无功。没想到这么早的天气,何福荫堂的管账二叔公何不周竟拿他那肥胖松弛的身体,呀的一声挤开了他们那两扇虚掩着的破烂大门,走了进来。他把一筒拿纸卷着的双银角子,大概是十块钱的模样,重重地往矮桌子上一放,然后转身坐在胡杏那张木板床边上,将那张木板床压得吱吱作响,中间凹了下去,像一个铁锅一样。胡源老汉脸色发青,一言不发。何不周一边喘气,一边咳嗽,一边声色俱厉地恐吓他们道:“意思都懂了吧?不用我再说了吧?”胡源老汉摇着花白脑袋说:“意思都懂了。不用你再说了。再说,——还不是那么回事!”何不周说,“好!三天,人家给了三天的期限。”胡王氏和胡柳觉着大祸临头,心乱如麻。胡杏大声丧谤他道:
“三天?叫他们再等三十年吧!”
何不周阴险地讥诮她道:“二家嫂,话可别说得那么死。”
胡杏咬牙切齿地骂道:“放你的屁!谁是你的二家嫂!”何不周捺着性子,油喉地说:“小少奶,火气不要太盛了。你能不认我们,我们还能不认你?”随后又转向胡源老汉说:“你的年纪比我大,你跟何福荫堂打了那么几十年的交道,你摸我那五侄老爷的脾气比我摸得准,你瞧着办吧!不过我既然来传了口信,我也顺便跟你通一通声气:我那五侄老爷已经从癫狂院接了我那可怜的二侄孙少爷回家,说是病已经好了,等着人伺候呢!——另外,我那五侄老爷也请了律师,向地方法院递了状子,说先礼后兵……谈得拢就免伤和气,谈不拢就打官司呢!”胡源眉毛打结地说:“既然请了律师,递了状子,还有什么礼不礼、兵不兵的呢?”何不周见他有些畏惧,就逼紧一步道:“你这人真是薯头!递了状子就不能往回撤么?人家儿子是局长,儿子的挑担是县大老爷;官司还不是爱打就打,爱不打就不打?有谁还拽住他么?——只是你也该打点打点!兴许是打官司,兴许是坐班房……官司这东西,谁也说不准,兴许你打赢了,也是有的。三天,你想想吧!”何不周走了之后,胡源、胡王氏吓得发了呆。法官、刑警、债主三种人物凶神恶煞地在胡源的脑子里打转,像一台走马灯一样。胡柳只是心酸流泪,也说不成什么言语。胡杏看见事情已经很难挽回,就挺起腰杆说道:
“爹,妈,家姐!这样吧,我还是回去吧,索性跟他们拚了吧!”
胡柳呜咽阻拦道:“那是死路一条。咱们见不上面了!”
胡杏镇静坚定地说:“反正是个死!”
左邻右里,叔伯姊妹何勤、何龙氏、何娇、何四伯、胡八叔、三姑、六婶、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胡执、胡带、胡养、胡怜等等许多人听说大东家又来寻事,都纷纷跑到胡源家里来,一面慰问,一面商量对付办法。大家想不出什么高明的计策,就一致主张到地方法院递禀子告何应元去。何四伯识几个字,他认为这场官司准胜无疑,他惯用的口头禅是:“有理走遍天下!”当天下午,他就赶到仙汾市去找一个朋友写状子。这个人叫做马文卿,已经五十多岁,不单会写状子,熟悉法律,就是法院里面的人,和他认识来往的也不少。他虽然贫穷,却有侠义之气,看见何四伯去求他,便立即答应,钱固然不收,连状纸也贴了出来,到地方法院去告了何应元一状。不过他事情是做了,却不像何四伯想得容易,他对何四伯说:“何应元财雄势大,又是恶人先告状,这官司胜负,还很难料!”何四伯回到震南村,把这句话对大家说了,大家都认为这是震南村第一个大灾难,愁眉苦脸,惴惴不安。
就在这天上午,何勤打胡源家里出来之后,就到震南新村试验农场去找第一赤卫队队长陶华和参谋长马明。这何勤一辈子扛活,也到了这五十岁年纪,却是一个全无主意的人。三个人在一棵高大的凤凰木下面站定,他就慌里慌张地说:“阿华,阿明,不得了了!咱村子要出大灾难了!”陶华、马明同时问道:“什么灾难?”何勤搭拉着脑袋说:“今天早上,又饿死了一个人!连以前一共是三个了!前两回死的还只是单身孤寡,这回死的却是个妇道人家,有男人、有孩子的呢!”陶华、马明同声叹息道:“唉,可怜!”何勤忽然抬起头,神色不安地说:“今天绝早,我那亲兄弟何俭上我家里来了。你们知道,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正因为他不安分,所以他在哪家打工都打不长。他告诉我,村子里饿着肚子等死的人,真是十过十,百过百的呢!他又告诉我,何福荫堂不肯给大家借粮,却一包、一包白米,一船、一船白米地运走仙汾市,卖很大很大的价钱!我说,人家有米,人家要卖,卖什么价钱不好!我那不安分的弟弟说不!他说田地是太公祖上的,耕种是长工伙计的,米粮就该是大家兄弟叔伯的。他何应元当真绝情不借的话,大家就要动手:抢!——你们两个瞧瞧,这不是大灾难是什么?总算是我死命把他揿住了。我说不行,他们要干什么事儿,让我先找个人打问打问,是能干、是不能干,再说。你们两个瞧瞧,这犯法、造反、杀头、灭门的事儿,如今也能干么?不碍事儿么?”陶华一听,就撩开衣襟,拍着多毛的胸膛,热血激荡,奋不顾身地说:
“对!抢他狗日的!一百件当紧,总是活命当紧!咱十大寇一向爱闯祸,只要大家伙儿一动手,咱断无袖手旁观之理!”
马明为人谨慎,就笑笑地说:“大哥说得对!吃他几斤米是不过分的!有朝一日,咱们还要打倒他,抄他的家呢!只是目前这件事儿,咱们不妨多捉摸一下,多商量一下。等商量停当,再动手不迟。”
陶华一想也是,就对何勤说:“告诉俭叔,过两天有回音!”
何勤走了之后,陶华跟马明缓步走回工棚。走了几步,陶华就拧回头,对马明说:“他们光知道饿死人是灾难,光知道何五爷要胡杏是灾难,还不知道咱第一赤卫队如今也遭灾难呢!”马明一听,就明白他是指区细今天就要离开大伙儿、独自回广州大城的事儿,不免十分感慨地苦笑了一声。两人回到工棚门口,只见区卓、胡树、胡松三个人坐在地上。区卓拿手捂着脸,呜呜地哭。胡树、胡松两人气得睁眉突眼,一声不响,马明蹲下来,问区卓道:“他非走不可了?”区卓断断续续地回答道:“他……他今天……今天就……马上就走!”
马明再问道:
“那么你呢?他走了,你走不走?”
区卓没有立刻回答,却擦干眼泪,站了起来,用手指着工棚里面,十分庄严地高声说道:
“他走他的,我干我的!我不是他的兄弟,我是大家伙儿的兄弟!就是把我烧成炭、煅成灰,我还是跟大家伙儿粘在一块儿!”
胡树、胡松一齐跳起来,搂住他,又一齐说:“这才像句革命话!”
陶华也走近他身边对他说:“小兄弟,你伤心什么呢?你有这个志气,你就是一个人!大家伙儿绝亏待不了你!”
眼看着区卓、胡树、胡松三个人有商有量地下了山冈,朝田基大路走去了,陶华、马明两个人才走进工棚。这大茅棚里面,人声嘈杂,乌烟瘴气。有抽烟的,有喝酒的,有下棋的,有看小说的,有赌钱的,有唱木鱼书的,有睡觉的,有洗衣服的,成百个人、成百个样儿。区细在自己的木架床前收拾行李,只等公司的手续一下来就走。关杰、邵煜、丘照、王通四个人围着他苦苦劝说。马有是同情区细的,他只是站在一旁,既不动手,也不动口。陶华、马明把关杰拉在一边,研究佃户抢粮的事儿。研究了一会儿,没有结果,就丢下区细,走出工棚,一道去找政治指导员周炳商量。周炳听明了情况,那眉头结成个大疙疸,只是打不开。过了半天,他才透了一口大气,声音沙哑地说道:“也没见过这么难的!什么事情都从四面八方堆过来,压在一道了!”关杰接上说:“可不!按道理说,是该动手的。可是一动手,人家何福荫堂也不肯干休,那时又该怎么办?偏偏这个时候,谭槟大叔又不露面,真是作难死人!”一提起谭槟的名字,周炳就想起那自称巡视员的李子木,又想起他所说的那番不祥的鬼话,不觉头脑胀痛,像拿绳索勒着似的,连气都透不出来。他举起拳头捶打着前额,声音紧绷绷地说:“他何家从前逼死过多少人,饿死过多少人,害死过多少人,还没给他算过账!如今大家没吃的,眼看又要饿死许多人了,他们却把粮食运到仙汾,高价粜出!大家要吃他几石米,有什么话讲?正是顺天理、合人情的!至于以后,那也不打紧。他们要逼死大家,大家跟他们干就是!大不了咱们把从前那些破枪挖出来,擦擦干,上点油,也就对付着能使唤了!实在打他们不过,咱们还可以上梁山!不过——”说到这里,他停住了。他想说事情重大,最好等谭槟来商量商量,但是他又不想提起谭槟的名字,便转了口气道:“孔明、关夫子两个说得对,这么大的事情,应该问问党。不然的话,你把队伍拉出了村口,你还不知道该往东江呢,该往西江呢,还是该上北江呢。——没有罗盘,驶不到埠!”大家都点关。可是难处也在这里:党在哪里呢,谁也不知道。后来大家再三斟酌,还是要周炳去顺德黄群那里走一遭。这边的事情,搁两天再说。周炳毫不踌躇,立刻从床底拉出藤筐子,吹去灰尘,收拾行李。
这时候,区细也背着一个破烂口袋,离开了试验农场,由邵煜、丘照、王通三个人陪送着,来到了震南村北面的村口。区细坐在社台旁边一张石头凳子上,两眼无光地望着他后面的村舍、村边树木和广阔的田野。这张石头凳子,就是两年前周炳从上海回到震南村,刚进村,在这里歇脚,遇见何娇的地方。区细叫他们三个人骂了一路,只是不吭声,现在仍然紧紧闭着嘴巴,光拿眼睛望天。邵煜用手摇着他的肩膀,又生气、又恳切地说:“拿眼睛望着我!你敢么?你只要望我一眼,你就一定舍不得离开我!我什么话没给你说尽?你就是不肯回心转意!唉,枉费你长得一貌堂堂,却是个冬瓜倒瓤!看你生来好眉好貌,跟炳哥也有得比的,那里面却看不得!你挑这阵子丢开大伙儿,你这不是人面兽心、狼肝狗肺么?”区细上身动了一动,还是没做声。王通又着急、又心疼地接着说:“我不像煜嫂斯文,也不会说话。我跟你既不沾亲,也不带故,只因你是炳哥的老表,一向也把你看成亲兄弟一般。有吃的,从来不曾少过你!有玩有乐的,从来不曾漏过你!有灾有难的,从来不曾推过你出头!如今嘴唇皮都说裂了,你只管犟!莫怪我心直口快说一句:你只要一脚跨过这东沙江,我们这朋友是准做不成的了!”丘照拿手捶着胸膛,愤慨之极地说:“的确,是话都说尽了!我跟你玩泥沙,一块儿长大,你如今给我丢人!这叫我怎么受!我只想象把刀子捅开这里,把心挖出来,叫你瞧瞧是怎样的!也拿刀子捅开你那里,把心挖出来,叫大家瞧瞧是怎样的!我亲手杀了你,也比叫国民党杀了你好!”最后,他悲痛干嚎地大叫了一声:唉!——”就没再往下说。区细纵然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受了感动。只见他浑身发抖地移动一下位子,还是不开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