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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周炳默默点头，怪不好意思。后来金端又走过来和周炳拉话。他们谈起上海北四川路余庆坊那桩快事，你推我、我打你地笑做一团。笑声才歇，金端忽然严肃起来，对周炳提起一个问题道：

“冼鉴跟我谈过你们的情况，也谈过你哥哥周榕的看法。不成问题，老弟，你们干得对，干得出色。你们享有我的最充分的支持。你们的所作所为，我看既是个人的勇敢，也是革命的勇敢。那里面自然有些不是政治的行动，但是也有些本身就是直接的政治行动。整个说来，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自然咯，如果你们只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那是不够的，不能成大事的。你们应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也对人民大众进行教育，带领他们进行政治斗争。这一点，咱们往后再仔细研究。我倒是觉着，你们过于暴露了。为了马上夺取政权，你们应该避免牺牲，保存力量，以便‘做一次最后的斗争’！不会太久了，是么？”

这一番话说到周炳的心里头去了。他只觉着心里又甜、又痒，不免连连点头，十分钦佩。他钦佩金端说话的整齐严密，也钦佩金端语气的果敢决断。不会太久了，做一次最后的斗争，——这是多么吸引人的！后来冼鉴又走过来，手指缝里夹着香烟，跟金端谈起冯斗正在运送一批枪枝的事儿。他说冯斗运送的这批枪枝，必须经过南海县的“九江”渡口，这条路冯斗是走熟了的，运送军火也不止一次，不知怎么，这回却还没消息。金端问起路上的敌情，冼鉴说九江有一个缉私队，原来在震南公安稽查站当站长的梁森，自从稽查站撤销之后，就调到那个缉私队当队附，他并不认识冯斗，此外也没有新的变化。金端吩咐冼鉴再派人去调查一下，就叫章虾、黄群起菜。大家坐定了之后，金端举起酒杯，对大家祝酒道：

“不久之前，蒋介石把胡汉民囚禁在南京的汤山里面。广东的军阀和南京的军阀看来又要大吵大闹了。让他们鬼打鬼、狗咬狗去吧！咱们祝贺红军很快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咱们祝贺共产党很快就夺取全国政权！何老太，程大妈，黄五婶，还有这些小把戏，咱们的苦日子到了尽头了，马上就苦尽甘来了！”

说完，他把杯里的“肉冰烧”一饮而尽。大家也跟着他，郑重其事地把杯子举起来一饮而尽。……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漫漫长夜之中，就在这云山珠海之旁，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有八个便衣侦缉，象乌云盖月一样，突然冲进芳村冯敬义所住的竹寮里。冯大爹拿手挡住小煤油灯一看，立刻就明白了：那是来逮捕金端同志的。同时，他立刻就决定了应付的办法。只听见他使尽了嗓子高声叫嚷道：“快来人哪！快来人哪！有人抢东西呀！有人抢东西呀！”

他当然知道这些人不是来抢他的东西，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人抢走。他只是希望他的高声叫嚷能够让别人听见，最好能够让冼大妈听见。一个便衣侦缉讨厌他这种大吵大闹，跳上前去，在冯大爹脸上重重地打了一拳。冯大爹跌倒了，又爬起来，用更高的嗓子叫嚷道：

“救命啊！救命呀！有贼呀！有贼呀！”

有一个便衣侦缉，好象是个领队的模样，掏出手枪来，对准他的胸膛说：“不准嚷！再嚷，打死你！我们是宪兵司令部的，来搜查军火！”冯敬义笑道：“你们又不早说！连门都不敲一下！你们早说是司令部的，我也就不怕了！”其实这个时候，冯大爹的目的早已达到。他那副锻炼了四、五十年的叫卖嗓子，是传得很远、很远的，不要说五丈、六丈，就是十丈、八丈，也听得清楚。加上如今更深人静，自然传得更远，也更加分明。冼大妈一听见冯大爹叫嚷，就知道不妙，后来听他叫救命，更证实是出了事儿。她连忙吹灭了灯，反锁上大门，就穿过市头，走到过江渡口，匆匆忙忙过了江，一口气朝第七甫志公巷她表姑奶奶黄五婶家里赶去。……芳村这边，便衣侦缉一面搜查冯大爹住处，一面对他进行盘问，要他说出他最近跟些什么人来往，那些人姓甚名谁，家住哪里，等等。折腾了半天，既搜不出东西，又问不出苗头，就要把他带走。冯大爹看见既然如此，知道没有办法逃脱，又不明白冼大妈听见了他的暗号没有，就滑稽地，同时十分镇定地说：

“别忙。让我把鸡笼口打开再走。鸡笼口打开，明天它们自己会钻出街外找吃的。不然的话，到我回来的时候，它们全都饿死了。”

其实他想明天绝早，那些鸡出了笼，到处乱窜，说不定冼大妈看见了，会跑过来教训他，然后就会发现他人已经不在，那就……但是那领队的侦缉不懂这些道理，反而讥诮他道：

“你想得倒怪美！你知道你准能回来么？”说完，又对几个伙计说：“他既然舍不得他的鸡，你们谁做做好心，把他的鸡一道带走吧！”

果然有两个侦缉一声“得令”，就动手去捉鸡，绑鸡。鸡呱呱地叫着，挣扎着。那两个侦缉低声地在嘲弄自己。一个说：“他妈的，办这种案子，不晓得倒他妈的几辈子霉，半点子油水也没有！”另一个说：“还不好么？美美的一顿消夜！卖了你的屁股，也不过挣这么些！”冯大爹不管这些，又提出另外一个题目道：

“你们哪位老友，陪我到门口外面去一趟好么？我得把那块布帐放下来。不然的话，到我回来的时候，我那几棵‘一品红’全都晒死了。”

那领队的极不耐烦地把手一扬道：“去吧，去吧。什么都死不了，你自己倒很难说！”早就有两个侦缉夹着冯敬义走出门外，把那块破布帐放了下来。——那些便衣侦缉哪里知道：这却是一个真正的暗号！按照原先的约定，这是一个危险信号。不论金端同志也好，冼大妈也好，一看见这个信号，就知道这屋里出了事儿的。一切停当，冯敬义很希望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赶快离开他的房子，就反而催那些侦缉道：

“走吧！时候不早了。”

领队的叫人把冯大爹的两手反绑着，把他押出门口。那领队的见冯大爹冒冒失失，婆婆妈妈，滑滑稽稽，糊糊涂涂，心里觉着好笑，也替他呼冤，就在出门口的时候问他道：“怎么，你不锁门么？”冯大爹冷笑一声道：

“哼！他已经六十四年没有叫人锁过了！谁得闲去锁他！”

三五　真伪之间

也是那年三月，何娇的妈妈何龙氏旧病发作，医治无效，吐血死了。何福荫堂的长工何勤是个没主意的人，见老伴儿咽了气，就一面嚎啕大哭，一面问女儿道：“阿娇，如今已经出了事了，家里面一个刮痧的铜钱也没有，你看怎么办才好？”何娇已经泣不成声，掩着脸不说话。何勤问了又问，她才抬起尖削秀气的脸来，勉强开言道：“随便怎么都成。爹，你赶快拿个主意吧！”何勤打赤脚走出门口，去找他们的管账的商量。二叔公何不周见他送羊入虎口，就笑起来道：“你又来了！你死了老婆，虽是可怜，可现下刚插完秧，哪有闲钱给你使？”何勤一再哀求，二叔公就说：“这样吧。郭标有五十块钱，存在我这里。你立刻拿花轿把你女儿抬过门，跟他成了亲。回头我叫他把那五十块钱借给你。利息也不会太贵的，顶多不过每两银子月息三分。”何勤两眼红肿地望着他的管账的，说：“利息贵贱，倒不去说它了。只是孩子过门，迟一年半载不行么？”二叔公说：“你整个都是废的！这世界，今天不知明天。谁跟你谈一年半载的事儿？”何勤声音低得蚊子似地喃喃自语道：“她有孝在身哪！”二叔公笑道：“你真算得上一个食古不化！人家古时，卖身葬母好少的？那才真是大孝呢！”何勤辩他不过，只得应承了，拿了五十块钱毫洋回家，给老伴儿办理后事。人力上头，早有陶华邀约了胡树、胡松、马明、区卓四个人，山上、山下，奔走料理。第二天出殡，大家把何龙氏棺木抬了上山，落土安葬。何勤、何娇父女俩，又是一番伤心，哭得声音都嘎哑了。回家之后，何勤把何不周逼他答应婚事的情形，详详细细地单独给何娇讲了一遍，并且鼓励她道：“不是你爹糊涂，不是你爹不明白你的心事，你爹实在没路可走！那孩子声名不好，我也是明知的。你好好地过去，好好地跟他过日子吧！皇天有眼，说不定咱们还有出头之日的！”何娇的眼泪早已哭完了，听见这么说，也没有再哭，也没有说话，只是整整一天，水、米都没有沾过。她十遍、百遍地自思自想道：

“事情已经这样，到底对他说好，不对他说好？”

最后她下了决断：爹已经答应了别人，又使了别的人银子，过门的日子都有了，说不说吧，反正不顶用了！第三天一早，这位年方二十，又善良，又刚强，又孝顺的姑娘扛了把锄头，说要看田水去，就出了门，一直朝东沙江基围走去了。陶华从大帽冈上走下村子，想帮帮何勤，恰好何勤一个人在家，就坐下闲聊。那可怜的老汉忍不住又把何不周逼婚的事情对陶华讲了出来。陶华气得眼睛都炸了，问：“何娇怎么说？”老汉说，“她一句话没讲。”陶华又问：“她如今哪里去了？”老汉说，“她独自一个人看田水去了。”陶华突然变脸道：“你真是老糊涂了，爹！她是个什么性子的人？你放她独自一个人出去，这阵子岂不完了！”说完就跳起来，出了门，朝田里飞跑追去。何勤是个长工，给何福荫堂扛活儿，自己本来没有地。当初何龙氏在生的时候，见日子不够过，就佃了离村很远的一亩几分边角地，带着何娇胡乱种了点东西，贴补贴补。陶华一看这块地，没有何娇；再一看哪块地，也没有何娇；又向何娇的女伴儿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胡执、胡带、胡养、胡怜一一打问，都说没有看见。那时陶华急了，一口气跑上东沙江基围，嘴里大声喊叫何娇的名字。没有人影儿，也没有应声儿。他跑到西边，又跑到东边，象一匹烈马似地大堤坝上来回奔走。忽然之间，他发现东边远处，那十分僻静的地方，有一个黑点。他发狂似地跑过去，同时大声呼叫。但是那黑点没有听见。那黑点在堤岸上，徘徊着，以后就突然跳进了暗绿色的江水里面。那的确是一个人了。那个人一会儿浮起，一会儿沉下，慢慢地漂向江心。陶华赶到那出事地点，看见基围上撂着一把锄头，——不用细看，那是何娇的物件。他跳下水里，奋勇游上前去，把那可怜的姑娘救了起来。上了岸，陶华横抱着她，朝村里走去。陶华一面走，一面擤着鼻子里的水，一面说：

“你干么要这样子呢？才五十块钱嘛！——我借也借得到，抢也抢得来，造也造得成，死也死得出呀！”

何娇没听见他说什么。何娇昏迷不醒地，浑身发软地睡在陶华的怀里，既不说话，也不动弹。许多人围着他们看，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全村，没有一个人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膺，都说二叔公何不周不是人。第一赤卫队的好汉们就要打何不周和郭标两人出气，好容易才叫陶华压住了。三天之后，陶华凑齐了五十块毫洋，外加一块半钱利息，交给何勤，拿去还了账，才算了事。在事情平息之后，有一天傍晚，马有拉着陶华，悄悄对他说：

“大哥，我要走了。我明天早上就走！这样的世界，我忍受不下去了。我现在就要动手干。赢了，马上夺取政权。输了，拉倒！也落得个痛快。你们在这里呆着，等我带领红军回来，杀了管帐何不周、乡长何奀、狗腿子郭标这些王八蛋，给你们出气！”

马有要离开赤卫队去投红军，陶华是早就知道的；马有的这一些话，陶华也是早就听过的；不知道为什么，陶华总是不大相信。他想，红军是个个都想投的，可没他马有这么心急。迫击炮丘照和茅通两个人，尽管是火药性子，也没他马有这么心急。这心急是不是一种托词，是不是另有其他什么原因，陶华实在怀疑。他闷声不响地过了好大一阵子，才慢慢地说：

“要投红军，就全队一起去。一个人单独行动，就是离心离德！”

马有也反唇相稽道：“一起去，那敢情好。可是你们又舍不得！”

陶华听出他这句话里有馅子，只拿眼睛瞪了他一下，没跟他纠缠。后来，陶华还是耐着性子，用好话苦苦地规谏他，希望他回心转意。从傍晚到二更天，一直说到口苦唇焦，把多少英雄烈士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和那些叛徒败类的肮脏卑鄙的下场，都两相比对，一一说尽了，马有还是不动。最后，陶华把心都掏了出来，交给马有道：

“马有兄弟，咱俩是一块儿玩泥沙长大的，我有话瞒了你，就不是人。我觉着你要去投红军，是假话。真要投红军，不会这么不讲道理。——这就很危险啦！这一步，你不能踩空了呀！”

马有冷笑道：“好哇！你既是这么看我，我只能穿了红军军装回来见你了！”

大工棚里面的人，见他俩长久不回来，就一个跟着一个出来看他们。后来差不多全赤卫队的人都跑了出来，索性围成一个圆圈，就地坐下，将马有这件事儿展开讨论。大家都不同意马有单独行动，都众口一词地劝他留下，他只是坚持己见；这样，一谈又谈到四更天，他仍然坚持已见，大家不得已才散了。第二天一早，马有当真算了工钱要走。众弟兄这个送胶鞋，那个送竹帽，也有送袜子，送毛巾，送烟，送钱的。陶华背起马有的铺盖，送他上路。一路上，陶华问这、问那，生怕他缺这样，又怕他缺那样，临分手的时候，又掏出约莫五块钱的一把毫洋，硬要塞进他的衣兜里。那种热肠细心，就是亲兄弟，也没有这样的。马有深深受了感动，那脚步不觉慢了下来。后来他暗地里把牙一咬，把脚一顿，把心一横，和陶华分了手。走了十几丈远，陶华又把他叫回头，跟他说道：

“你瞧我，差点儿把件要紧事给忘了！你去参加红军一场，难不成不去看看我弟弟么？——彼此也好有个照应呀！他叫陶实，你记住：实在的实，老实的实。他是周恩来、朱德他们打曲江过身的时候，在‘犁铺头’参军的，如今已经四年了。听说他们时常在南雄、始兴、曲江一带活动，也没个确实信儿。你碰见红军的人，一打听曲江‘大坝墟’姓陶的，兴许有人知道呢！”

马有走了半里路之后，陶华又追上他，再叮咛嘱咐道：

“唉呀，好兄弟！你舍得大家么？我怎么也舍不得你走！这样吧，你去试一试。投上了，你就好好呆着，等着我们；要是投不上，你一定回来，我们等着你。你千万别难为情，别想着‘好马不吃回头草’，别以为大家会拿斜眼睛厉你，——不会的，绝不会的！你一定回来！千万别忘了手足之情，倒去胡思乱想！”

这样，不管陶华怎样舍不得，他们终究真地分了手，各奔前程。第二天一早，马有坐夜车到了韶关。说也凑巧，前年冬天，他来韶关找冯斗，碰上戒严，结果人没找着，住了一两天就走了；这回来韶关，不知怎的，又是碰上戒严。他自怨自艾道：“上回戒‘盐’，这回又吃酱油，真不走运！”他正在街上蹓跶着，又不知怎的，叫一队巡逻兵糊里糊涂地拉进了军营，把他毒打了一顿，说他没有正当职业，又没有店铺担保，不准在韶关停留。那些老总也还客气，只把他的现金和新的手巾、牙刷等没收了，旧的衣物都发还给他，把他赶了出来，要他立刻离开韶关。幸亏他也不傻，还藏了一张五块钱的香港钞票在一件破蓝布衫的衣摆贴边里，才不至于捱饿。他胡乱喝了点水，吃了点东西，就离开韶关，从大瘐岭的方向走。沿途但见五里一个排，十里一个连，到处开烟、开赌，十分热闹，好象这里立刻就要打仗似的。马有自己问自己道：“凭你这个样子，你能找到红军么”想到这一层，他的气就泄了，他的心就凉了，他的腿就软了。后来，他一个回马枪，一口气跑回韶关车站，乘火车回了广州。到广州的时候，大概也只有二更天。他出了黄沙车站，顺着沙基大街走到西濠口，又从太平路、丰宁路转进惠爱路，准备到小北门去找一个番禺同乡借宿。走到宪兵司令部大门口，他踟蹰了一下，连正眼也不敢望一望那阎王殿，只用耳朵听了一听，见没有什么声音，就放胆走了过去。

其实那里面并不是没有声音，只不过隔着好多堵墙壁，那声音，他没法儿听见。比方说，在那儿，在离他不到十丈远的地方，那里面就有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又丑陋、又凶恶的男人，正在拍着桌子，跟一个站立着的六十几岁的老汉说话。拍桌子的那个人，就是广州的好人和坏人都认识的侦缉课长贯英。站着的那个老汉。就是家住芳村那个收买破烂的冯大爹冯敬义。他虽是个受审的人，却态度从容，心平气和。那贯英虽是个审人的人，却急躁暴戾，六神无主。原来那贯英自从一千九百二十七年间谋杀了三家巷的共产党员周金之后，这几年来，又谋杀了数也数不清的爱国青年、革命志士。别的杀人比他少的，头脑比他昏的，哪怕是一只不折不扣的瘟猪，都升了官了，他却依然是个课长。为了这种怀才不遇的局面。他年年月月都在长嗟短叹，懊恼万分。如今又碰上这么一宗案子，他必须去审问一个收买佬，——这用不着审，一望就知道毫无出息。一个收买佬如果也是共产党员，那么，全广州的人都是共产党员了。——真正岂有此理！但是他不能不耐着性子，问了那些循例要问的话。问完之后，他已经十分疲倦，就把头靠在椅背上，眯起本来已经很小的眼睛说：

“冯敬义，不要再来糟蹋我的时间了。我们已经有人亲眼看见你跟共产党来往。你现在只要说：你跟哪个共产党来往，他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是外江佬、是本地人，你给他做过一些什么事，这就行了。其他不关你的事儿！”

冯大爹简单明了地回答道：“我最老实的。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共产党！”

贯英点点头，看来是相信了这句话的。他一向办案子，都喜欢把事情分做三大类：一类是杀人，一类是搞钱，一类是搞女人。这老流氓看来够不上第一类，跟第三类也是风马牛。“倒是他既然给共产党做事，共产党一定会给他酬劳，”贯课长想道，“说不定还有卢布呢。只是不知道他花光了没有！”主意既定，他就试探冯大爹道：“好，那些你都不说，只管说些别的也行。他们到底给过你多少钱？”冯大爹笑了，玩世不恭地说：“这一辈子，还没人给过我一个小钱。钱哪里是人家给的呢？得自己找！我是找一天、吃一天的。不信你搜去：全家带全身，你搜不出一个‘三分六’！真珠也没这么真！”贯英一听冒了火，。一拍桌子，勃然大怒道：“你要钱还是要命？要钱，我就把你枪毙了！要命，你就把共产党给你的那些赃款，全部交出来！”冯大爹抱歉道：“我要命。人家说，命跟姜一样，越老越值钱。可是我交不出线来，——那玩意儿，我的命里没带来！”贯英一按铃，叫了两个手下进来，又一摆手，两个手下把冯大爹带了出去。他们用毒刑把冯大爹拷打了两个时辰，但是一无所得。这案子的初审，就算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的审讯，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后，冯大爹的伤口逐渐愈合，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出来。贯英将他毒刑拷打，本来是有两层用意：一层是自己心情不畅，拿他出出气；一层是想讹诈他一下，看能不能弄出几个钱来。往后看见他这么强硬，好象刀斧在前，全然不惧的样子，倒反而对他疑心起来，觉着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却很象共产党。这回看见他一拐一瘸地走进来，贯英却想起了另外的主意，指一指那张木椅，叫他坐下，换了软和的口气道：“好了，好了，前回的事儿别提了。我们换个题目谈谈吧。”冯大爹坐下，拿眼睛望着他，不开腔。贯英说：“你真是守财奴，孤寒种！你宁愿死一丁人，也不愿出一两银！”冯大爹纠正他道：“钱是打不出来的，长官！要是打得出来，你不妨天天打！”贯英瞪了他一眼道：“这样吧。你不肯把钱拿出来，我倒是想再给点钱给你。”冯大爹也使唤鄙屑的神情厉了对方两眼道：“说得到，做得到！瞧你也不会白给我！”贯英见他有点意动，就搓弄着两手，象吃东西之前似地说：“不，不。等于白送，等于白送。我打算送你十块钱，你知道，十块钱——七两二钱雪花银子……”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看见冯大爹一动不动，就继续说：“不，我的意思是说，二十块……”冯大爹还是不动，他又往上加道：“嫌少？三十……还不行？四十……你真贪心：五十……五十……你真厉害：六十……”后来见还没动静，他再加道：“算我倒霉！七十……八十！算我服了……九十！这是顶了角了！……好吧，好吧！一不做，二不休。我也是豁出来了：齐头数，一百！”这时候，他十分仔细地观察出：冯大爹的雪花眉毛，轻微地跳动了一下。于是他钉住道：

“好吧。就这么办。一言为定！”

说完，他当真从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拉出一个草席袋来，有一只死猫一般大小，装得胀鼓鼓的，是整整一百块毫洋，折合七十二两银子，放在犯人面前。

冯大爹用手把银子轻轻一推，笑笑地问道：“你的条款？”贯英大方地说：“我只有一条。没有‘二十一条’那么多。

你只要说出一个名字就行了！”

冯大爹猛烈地摇起那雪花脑袋来，好象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症候。摇了半天，他才缓缓说道：“你要是喜欢偷仔、地痞、流氓、收买佬的名字，莫说一个，就一百个也行。你要么？你要么？”

贯英不跟他纠缠，好言劝说道：“不要急。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你说出来，我保险守秘密。没有人能说你出卖朋友、出卖同志。你拿了一百块钱，做个小生意，娶个翻头婆，说不定还能生下一男半女的。何必赌气呢？”

说完，也不等冯大爹答话，就把他押回监仓。实际上，贯英虽然说给他三天时间考虑，一给就给了十天。第三次审讯是在一个晚上举行的。这时候，贯英对冯大爹已经不感兴趣。对于已经不感兴趣的犯人，他们通常有两种待遇：要么就杀了他，要么就放了他。照贯英想：如果姓冯的真是一个收买佬，经过这么两次审讯，是该屈服了的。而照警察方面的调查证明，姓冯的恰恰是一个真凭实据、妇孺皆知的收买佬。甚至在前清光绪年间，即在课长他本人出生之前，姓冯的已经是一个收买佬。这样一来，贯英打算放了冯大爹出去，继续钉梢，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主意已定，他按了按铃，叫人把冯大爹带了进来。贯英满不在乎地开言道：

“姓冯的，你真是倔强！你不怕死么？”

冯大爹摇头叹息道：“我活了六十四了，当初也没想到。

干我们这一行，多少总有点犯法的，也说不上怕死了！”

贯英又问道：“干你们那一行，有什么秘诀么？”

冯大爹诙谐起来道：“秘诀？有！就是贱买贵卖！本来值十块钱的东西，我只出三毛钱；本来值三毛钱的东西，我能讨价三十块。有时候，天理良心也顾不住。不象你们当官的，还要顾点良心，留点后路。”

贯英点点头，又问：“贱买贵卖——你们靠一套什么本领？”

冯大爹更放肆了，简直是在笑谑了，说：“实不相瞒对你讲，长官，我们全靠混乱真假，颠倒是非。这里又没有外人，我都跟你说了吧。我顶拿手的是玩玉器。次货我可以搞成上货，新货我可以搞成古董，缺了、断了的我可以搞成没有退迹，最厉害的是假东西我可以搞成真东西！有时拿到当铺，也当得出钱来。”

贯英细心观察，见冯大爹毫无破绽，就摆一摆手，叫人把他押了回去。随后，他把冯大爹全案的卷宗拿了出来，翻看着，拿起毛笔，蘸饱墨汁，就想在上面写上“释放”两个字。但是后来回心一想，就放下了笔，自言自语道：“我这几年不升官，是不是破案太少的缘故？如今一个嫌疑犯，又把他放了。上面会怎么说？对！宁可冤枉一千，不能放走一个！”

于是他望着冯大爹的照片，指着冯大爹的脑袋说道：

“对不起，姓冯的。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只不过借你这玩意儿用一用！”

说完，他又把手下叫进来，命令道：“把那姓冯的吊起来！”手下领了命，又悄悄地问道：“那家伙年纪不会太大了么？

受得了么？”

贯英把不停眨着的眼睛一瞪，说：“管他！他一天不说，一天就吊；一月不说，一月就吊！受不了，拉倒！”

安排停当，他就换上便服，饮酒取乐去了。

三六　女英雄

震南村的人心烦意乱地又捱过了一个月，到了阳历四月了。胡源的伤势虽说一天比一天有起色，但仍然不能随意走动。眼看清明已过，禾秧还没插下去，不免长嗟短叹，十分着急，那天一早，胡柳、胡杏姊妹俩吃过早饭，就挑上秧箩、秧篸，先去秧地，拔起秧苗，接着就到鬼地脚、她们那块水田里插起秧来。胡柳原是插秧的把式，震南村是有名的；胡杏回家这一年多，原先丢生了的手艺也重新拾了起来。只见两个人弯着腰，低着头，一声不响地在田里插着，插得又快、又齐、又匀、又直，好象一对画家在宣纸上纵情挥洒一样。天空阴暗，飘着小雨点，一层薄薄的雨粉铺在她们的头发上。在她们旁边的几块水田里，还有七、八个姑娘，疏疏落落地在那里插秧，这里面有何好、何彩、何兴、何旺、胡执、胡带、胡养、胡怜等人。这些人既不象平时那样唱歌，不也象惯常那样说笑，都闷声不响地一个劲儿干诡。突然之间，胡柳听见田基路上有粗鲁的男人笑声，好象还不止一个人。自从上回四个团丁来逼着要胡杏回省城之后，胡柳心里就分外警觉，听到什么地方有陌生男人的声音，她一定要全神注视。这时她抬起头来，一眼就望见田基路上，果然有七、八个穿灰色军服的，象是县里的保安队那样的人物，正在对着这边，叽哩咕噜不知道说什么。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胡杏也抬起头来。她却看见那些不怀好意的灰家伙里面，大半是徒手的，只有两个一高、一矮的背着长枪。有一个背枪的高个子正拿穿了草鞋的脚丫子踢她们的竹帽，把那两顶竹帽踢得飞上了半天。胡杏生气了，离得远远地大声骂那灰家伙道：

“喂！你瞎了眼了！怎么连你姑姑的雨帽也认不得了！”

另外有一个背枪的矮个子，也高声向她们吆喝道：“嘿！

你们谁是胡杏？”

胡杏说，“你找我呢！”。胡柳说，“你别理他。”随即在泥水中迈前两步回答道：“她不在这里。你找她干什么？”其中一个声如破罐的人说：“你多嘴什么！你叫什么名？”胡柳说，“用不着你问！”又有一个喉咙很窄的人说：“我们不是来找胡杏的。我们是来抓胡杏的。她犯了案！你们谁是胡杏，快说！”她们没答话。又有一个声音象猪叫的人说：“你们谁是胡杏，我们抓谁！你们不说，把你们一齐抓走！”听说那些灰家伙要抓人，田里的姑娘们都放下农活，站了起来，慢慢地从四面八方走过来，七嘴八舌地咒骂那些人强横霸道。其中有两个姑娘，一个叫何好，飞身跑回村里，向胡柳家里报信；一个叫胡执，飞身跑上大帽冈，找胡树跟胡松两兄弟来解围。这时候，有四个灰家伙拿了绳索，下了水、两个、两个地朝胡柳、胡杏进逼。在水田的泥泞里面，那四个人却不是她两个人的对手，一滑一跌，弄得满身泥巴，却摸也摸不着她俩。那两个背枪的只是站在田基上咤呼，不肯下水。另外两个徒手的也跳进田里，帮着兜截。三个追一个，在田里乱转。旁边的姑娘们一面咒骂，一面高声呐喊，给胡柳、胡杏助威。不大一会儿工夫，田里的秧苗都叫踩得稀巴烂，陷到泥土里面去了。忽然之间，胡柳看见胡杏叫三个人围在当中，已经无路可走，十分危急，嘴里直叫唤：家姐！家姐！”她奋不顾身，在田基上捞起一根农民叫做“竹升”的竹杠，朝那个正准备伸手揪胡杏头发的保安队打下去，把那家伙打得狗叫一般直嚷；“哎哟！哎哟！疼死人了！你们快开枪呀！快开枪呀！”胡柳打了那人之后，还来不及把竹升收回来，背上已经着了一拳，差不多要摔倒在田里。她咬紧牙关，使尽全身的劲儿，回身一扫，正中那人胸膛，蒲达一声，倒在水里，却没想到又有另外一个人，也捞起一根竹升，朝胡柳头上打来。胡杏一嚷，胡柳把头一偏，打在脸上，鼻子、嘴里都流出血来。胡杏和其他姑娘们见保安队动手伤了人，便一齐捞起家伙，有竹升的拿竹升，有扁担的拿扁担，也不管人家有枪、没枪，向那些保安队攻击，一个个象下山的猛虎一般。胡柳平时温柔淡定，从来没伤害过别人的，这时杀得性起，横冲直撞，闪避腾挪，竟是英勇非凡，象学过武艺的男子汉一般。

“你们把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你姑姑跟你拼了！”

胡柳这么一嚷，众姑娘们也跟着嚷起来。那些保安队虽是野蛮，虽是男子，叫这些娘子军奋勇一冲，竟冲得东倒西歪，束手无策。胡柳头发散乱，满脸流血，手脚青肿，衣服破烂，平时水汪汪、亮晶晶的两只柔媚眼睛，这时红光闪闪，杀气腾腾，那恬静的颜容，骤然之间，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同时，在这事机紧迫的一刹那之间，她又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她觉着伤她妹子的是这些人，打她爸爸的是这些人，害死何娇妈妈何龙氏的是这些人，杀死区桃跟周金的也是这些人。她又觉着，她一竹升打出去，她那满腔的仇恨就顺着竹升流出去，——那股神力，简直不知道从何而来！胡杏、何彩、何兴、何旺、胡带、胡养、胡怜七个姑娘见胡柳带头，猛烈冲杀，也就一个个地跟上去，捅、扫、挑、打，浑身的劲儿都从血管里涌将出来。但是不幸得很，何旺首先受伤倒下了，胡怜也跟着受伤倒下了。敌众我寡，形势十分危急。胡柳也觉着天旋地转，不过还拼死撑持着。这时候，胡王氏披头散发，从一条田基路上飞跑而来，何好紧跟在后面。在另外一条田基路上，胡执领路，胡树、胡松、陶华、马明、丘照、王通、关杰、邵煜、区卓九条好汉随后，手里拿着铁笔、铁尺、铁锄、铁锹各种武器，一声不响地赶来增援。到了鬼地脚，胡树一马当先，举起三尺长的一根加粗铁笔，双脚一跳，跳进泥潭似的水田里，一直奔向那背枪的高个子，嘴里大喝道：

“这里是什么的地界，你们敢来踩秧苗！缴枪！”

保安队素来知道震南新村的农场工人厉害，听说缴枪两个字，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又加上那许多赤卫队英雄，一齐象旋风似地朝他们卷来，哪里招架得住！斗了一顿饭工夫，那些灰家伙一个个肿眼、歪鼻子，一双双瘸腿、拗胳膊，却又不敢开枪，只得抱头鼠窜而去。周炳听见消息，赶到鬼地脚，满眶热泪地走到胡柳身边的时候，她已经支持不住，突然昏迷过去了。大家将受伤的姑娘们搀的搀，扶的扶，背的背，抬的抬，一同回到村子里。周炳横抱着胡柳，在后面慢慢地走着。胡杏紧跟在旁边，拿手帕擦家姐脸上不断往下滴的鲜血。走了一阵子，胡柳悠然苏醒了。她浑身无力，只望了周炳一眼，就又闭上了眼睛。周炳十分痛心，紧紧地搂着她，吻她脸上的伤口，又安慰她道：

“打得好！打得好！你不单救回了妹妹，还显出了咱穷人的威风！你是一个真正的赤卫队员！比有一些男子汉更配当赤卫队员！”

胡柳在浑身热辣辣的，针刺般的痛楚当中勉强笑了一笑，这一笑，又甜蜜，又端庄，又娇柔，又矜持，完全恢复了一个女孩子的本色。胡杏在一旁，听见周炳这么说，心中十分高兴。可是忽然一想，就噘起嘴道：

“那么我呢？我打不得么？我不配当赤卫队员么？”

周炳力气大，他横抱着胡柳，看起来十分轻松，一点也不吃力，但是他又要十分小心地望着路面，避开哪怕是极小、极小的坑坑坎坎，以免胡柳受到哪怕是很轻、很轻的颠顿。这样，他的眼睛就不能望胡杏，只用他的声音回答道：

“你要革命，自然是对的。可是我跟你说过三件事，你都记得么？”

胡杏斩钉截铁地说：“记得！”

周炳问：“第一件？”

胡杏回答道：“要永远、永远、永远跟着党走！”

周炳鼻子里唔了一声，又问：“第二件？”

胡杏挺起胸膛说：“要使尽所有的气力夺取政权！”

周炳说：“是呀。你看咱们受的许多折磨，都因为咱们没有政权！第三件？”

胡杏拿两个拳头并在一起，又慢慢地朝两边分开，表示她正在使用很大的力量，要拉开一样什么东西，结果还是拉不开的样子，嘴里同时说道：

“要有这个——韧劲儿！”

后来她又增加道：“受了打击，不灰心；受了毒刑，不害怕；受了挫折，不泄气！照你那样说，——百折不回！”

周炳用嘉许的眼光对她笑了笑道：“不错，你全懂得了！小杏子，记住今天的事儿，也记住从前的事儿！你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为什么还不能当一个赤卫队员？能！能！区卓和你一般年纪，他能当，你为什么不能！”

胡杏听了，仰起头，挺起那本来已经很高的胸膛，步伐也加大了。

几天以后，他们打退了保安队的消息传到了三家巷。这消息在那里着实引起了一番极大的骚动，谈论的人们都吐出舌头，缩不进去。那天是星期六，外面的酒局虽然不少，何守仁因为心情不快，都一一推辞了。他很早就回了家，老太爷何应元也在家，父子俩开了一瓶白兰地酒，弄了几样清淡的菜，在家吃晚饭。呼罢，使妈们收拾了碗盏，泡上了细茶，一家人坐在饭厅里闲谈。何应元喝了几盅酒，牢骚满腹地开言道：“如今的世道已经是乱而复治的时候，怎么还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事情出现呢？那胡杏，论宗族，她是这里的小辈；论法律，她是这里的丫头；论情理，她是这里的小媳妇；她怎么能违抗这里的意旨，赖在家里不来呢？无他，圣贤的道理衰微就是了。所以不尊孔。，不读经，治世就永远不会出现！”何守仁也喝了几盅，也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加上他自从当了官儿以后，也学会了拍桌子、砸板凳的，于是他就拍起桌子来道：“哼！治世！没有法治，那里有治世”我是学法律的。这方面的事情，用不着瞒我！胡家那些刁民，农场那些土匪，还有咱们隔壁周家那位美男子——，嘿嘿，美男子，他们的行为是些什么行为？看：毁弃文书，捣乱乡府，破坏婚姻，抢劫粮食，焚烧房屋，殴打兵丁。——这是目无法纪！这是大逆不道！这是造反！如果真想维护法律尊严，这些人都该处以极刑！”说到这里，他用尽平生之力，往桌子上一拍，连茶壶都跳起三寸高。所有的人听见极刑两个字，都觉着有一把钢刀架在脖子上，面面相觑。在大奶奶房间里，二少爷何守义正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照片。他虽然从癫狂院回了家，但仍然语言颠倒，神志不清，听见砰訇一响，就吓得魂不附体，哇哇直叫，跟鸭子的叫唤一般。后来，何守仁又接着往下说：“可惜不是所有的法官都明白事理。他们总是找一些借口来推卸责任。什么证据呀，民怨哪，余地呀，宽容呀，总之是不肯依法判罪。是不是想敲我们的竹杠？谁也不知道。——可是除了这些混蛋以外，社会上也还有一些好心人，——不叫他们做好心人，能叫你们什么呢？他们满脑子都装着人道、博爱、自由、平等，把五四以来的响亮口号，整天挂在嘴唇边，同时斜着眼睛厉我们，说我们残暴、自私、专制、封建，说我们不符合他们的理想，经常袒护着那些践踏法律的刁民和土匪！这真是叫人感慨无量！”陈文娣听得明白，何守仁所说的好心人，有她自己一份，但是她不想在这时候插嘴，只是笑了一笑。小妹子何守礼年少气盛，一听就冒了火。她今年一十四岁，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满脑子正是装着人道、博爱、自由、平等这些东西，并且恰恰认为这些东西是最神圣，最尊贵、最美丽的东西。她唰的一声站了起来，尖削的脸孔冲着天空，急地辩护道：

“大哥！话不能这么说！人道、博爱、自由、平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何守仁冷笑道：“来了，来了。神圣不可侵犯，神圣不可侵犯！谁侵犯了你了？”

何守礼抗声道：“没侵犯我！光没侵犯我不成！灌醉人家，强迫人家嫁给疯子二哥，这人道么？把人家打得死去活来，一碗、一碗地吐出血来，这博爱么？人家快死了，就打发回家，说一刀两断，不收下不行，人家活转来了，就要人家回来，不回来不行，这自由、平等么？蓄婢、纳妾，一些人当主人，另外一些人当奴隶，这又自由、平等么？”

何五爷正待发作，何守仁已经跳到何守礼面前，指着她的鼻子问道：“那么，你想怎么样？”

何守礼一点也不退让，稚气盎然地说：“我不想怎么样。

我想家庭革命！”

那教育局长挥动干瘦的胳膊，往下就是一掌。啪的一声，正打在他妹妹那鲜花一般的脸上，骂道：“混帐东西！小共产党！”何守礼挨了打，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的亲生母亲、三姐何杜氏一头豹子一般跳了出来，也给了那教育局长一巴掌。何守仁也顾不得风采官威，就和自己的庶母扭缠厮杀起来。一时全家大乱。陈文娣赶快拖住小姑姑，离开饭厅，走出大门，回到隔壁自己的外家，才算喘了一口气，恰巧那天晚上，陈文雄、周泉，孩子国栋、国梁，老太太陈杨氏都在家，也刚吃过晚饭，坐在楼下客厅里闲谈。陈文娣进得门来，一坐下，就讲起刚才的事情。何守礼瞪大两只失神的眼睛，不哭也不笑，样子怪可怜。陈文雄听了，气愤填膺，正准备安慰她们几句，忽听得隔壁何家大奶奶何胡氏高声尖叫道：

“什么？脖子还硬过钢刀？我什么都不在乎啦！也不管阴功，也不管积德；也不管前世，也不管来世！活的要不回来，死的也要！出口气就行了！”

陈杨氏听得清楚，连忙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

陈文雄见大家都望着他，等他发话，就做出挺身而出的姿态，仗义执言道：

“野蛮！封建！”又用英文插进了一句：“亲爱的，不是么？”那是对周泉说的。等周泉点了点头之后，他才说下去道：“你可以千方百计地找钱，你可以照自己的意志尽情享乐，你在残酷的竞争当中有时也免不了损人利己，你有权利踏着失败者的脊梁走向成功之路，但是你不应该忘记文明和人道！文明和人道——一条界限。一条善恶之间、美丑之间、人兽之间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说，阿礼，我同情你！我支持你！我甚至崇拜你！二妹，还有我的小鸽子，你们看：我们的实际一天天多了，我们的理想一天天少了，愿意或者不愿意——我们是从幻想的乐园里被放逐了。当年换帖的时候那些美妙的词句，如今很少人谈起了。我们曾经把三家巷膜拜为圣地，如今回想起来，不免哑然失笑了。但是，新星出现了，新人诞生了，新锐之师长成了，这就是她：密斯何守礼！她是我们的美丽而慈善的公主！她是五四理想的化身！她是三家巷的精华！”

除了陈杨氏和国栋、国梁听不懂之外，大家都叫他这番话迷住了。”

三七　擢甲里二百号

六月间，周榕又在广州露了几次面。表面上，他算是在香港一间什么学校里教书，有时回广州来看看家人。这种行径，在当时是很普通的。他在广州没有什么犯法的事儿，也不牵扯什么对他不利的案子，因此别人也不能怎么干涉他。不过有一些人，知道他周家底细的，想起三、四年前广州起义的时候，他也在广州，不免有种种的猜测。其中在国民党省党部当干事的李民魁，虽然是周榕的中学同学，又是周榕的拜把兄弟，却分外地大惊小怪。有一天，在雅荷塘市隐诗社里举行一次特别的雅集。这次雅集之所以特别：第一是老爷何应元不出面，只由大少爷何守仁出面；第二是邀约来的客人几乎全都是国民党省、市党棍，只不过一些不常来的、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第三是无论主客，都没有那种装模作样的名士风度，都露出鬼鬼祟祟、阴阴湿湿的神秘嘴脸。在这些面无血色的酒徒之中，李民魁显得格外神秘，简直神秘到有点可笑的地步。既是花王、又是门公的姚满给他们开门，给他们奉茶的时候，李民魁却拿那双不怀好意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并且闭上嘴不说话，这却挑起了姚满的疑心。他觉着这些客人浑身鬼气，又觉着整个花园今天都阴阴森森，幽幽暗暗的，叫人老不痛快。天黑了，主客们都还只顾在水榭西厅里说话，既不扭亮电灯，又不吩咐上菜。这使得姚满更加思疑。后来听到他们说话中，时常夹杂着胡柳、胡杏、周炳这些名字，老花王简直不能忍耐，就坐在西厅门口一张酸枝公座椅上，仔细听听，只听得李民魁没头没尾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