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页

“杀！”

跟着何守仁也说了一声“杀！”于是其他的人也苍蝇似地嗡嗡道：“杀！杀！杀！”随后何守仁为了表示他跟陈济棠是熟人，就称呼他的别字开言道：“伯南公是心怀大志的人，他不会不以张发奎四年前的失败为前车之鉴！蒋、汪、胡三公，谁反谁都可以，都是自己人的事儿。可是如果谁想利用共产党，来加强自己的阵势，那就是饮鸠止渴，立刻就有大祸临头！你们不信？我这句话是万应万灵的！”李民魁好象深感切肤之痛似的，极表同情道：“你说这番话对极了！的的当当是过来人语！伯南公要拥胡反蒋，反表通电，把那国民政府，也搬他一些到广州来，这是政治家的伟大行动。对也是伟大，错也是伟大。但是如果错认共产党也是反蒋势力，不妨联合、联合，那就儿戏了！上回广州造反，我们那周榕兄弟就应时出现，如今他又出现了，会出什么新花招呢？难说！，总之，这是一颗扫把星！他一露脸，就是凶煞照命！。”往后一班人又咕咕哝哝地秘密商量，听不清楚，何守仁又把桌子一拍，老吏断狱般地，极有把握地宣判道：

“总之，周金、周榕、周炳三兄弟同一条路来，也应该同一条路去！”

虽然时当初夏，广州的天气依然凉风习习，不怎么热。可你看姚满老汉那一头的汗！那些汗珠约莫也有黄豆一般的大小，滴滴达达地往下滴。他拿手一拨，甩一下，又拿手一拨，又甩一下，自己对自己说：

“没见过！这是斟酌的什么买卖！”

市隐诗社地方虽然不小，他可觉着无处容身。水榭正厅里，自然站不住了。到厨房里站一站，也有滚水烫脚。回到自己的看花小屋里，也是毒火烧心，坐不是，立也不是，象叫人扔进油锅里一般的难受。好容易伺侯那些党棍、酒徒们饮完了酒，吃完了饭，打完了麻将，抽足了鸦片烟，散了，做酒席的厨师、下手们也挑起家什走了，他才算松了一口气，清静下来，独自思量道：“怎么办？怎么办？”这一夜，他就没有合过眼。第二天一早，他就锁上门，到芳村市头后面、吉祥果围旁边那片竹寮里找冯敬义。只见冯敬义家大门外布帐低垂，蜘蛛结网，布帐里面那缸一品红花，已经干黄枯萎。姚满心中纳闷儿，用手把门轻轻一推，门却是虚掩着，一推就推开了。里面虽然霉气袭人，虫蚁乱爬，却摆设得整整齐齐，有条有理，又不象没有人的。姚满闹不清楚，就去找着了冼大妈。冼大妈就把冯敬义如何被抓，如何没有消息，她如何盼望，如何时不时过去给冯敬义打扫地方等等，都对花王说了。姚满想了一想，就建议冼大妈也搬一搬家，躲避几天，以免祸事临头。冼大妈笑道：

“我也算活了这几十年了。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儿。如今子子侄侄干着大事情，说我还有点用处，——我又回心无愧，还怕他什么东西？活着是好，死了也不过分了！”

姚满又把自己昨天晚上听见的秘密对她说了一遍。两人商量，要立刻通知周炳。老花王问明了震南村震光小学的地址，撒腿就跑。当天下午，他就找着了周炳，两人一道上村西街市发记饭馆喝茶。周炳听了那些情由，不免惊心动魄。他想：纵然何守仁、李民魁那些禽兽阴险毒辣，作恶多端，但是有冯敬义、冼大妈、姚满这些老人家慈爱热肠，重义轻生，他们也不能为所欲为。想到这儿，他望着老花王姚满那诙谐乐观，欲笑不笑的神态，觉着咱们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好东西，都长在这位老汉的身上，不免发生了极其强烈的爱慕之情。他抓住姚满的手，声音发抖地说道：

“姚伯！没有别的话说了。咱们是至亲骨肉！”

姚满望着那前途远大，英俊雄壮，却又有点迷迷瞪瞪的青年男子，也是越看越爱，不觉哈哈大笑起来。临走的时候，他摇头摆脑地对周炳说：

“你这句话说得真好！我的心多么甜哪！怪不得冼大妈，收了你这么个干儿子，连性命都豁出来呢！”

老花王走了之后，周炳陷在非常苦恼的沉思之中。他想不明白，二哥周榕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回来。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哥哥。他更加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怎样能够找着金端、麦荣、冼鉴、古滔、洪伟这些人。——他们知道姚满所说的那许多事儿么？他们还在仙汾市么？他们的鸿发绸缎庄还能维持下去么？他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么？冯大爹能够安然脱险么？周炳越想越不好受，心乱如麻，却又理不出一个头绪。到了晚上，他正在焦思苦虑，不得开交的时候，忽然听见剥、剥、剥的声音，有人轻轻地敲打他的玻璃窗子。他定神一看，只见一张天仙般美丽的小莲子脸儿，隔着玻璃对他挤眉弄眼地憨笑，又对他顽皮地招手。他大声叫道：

“杏仔！”

同时又从过道冲出院子里，抓住胡杏的小手问道：“什么事？什么事？”但是胡杏却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告诉他道：“走吧！冼鉴在我家里等着呢！”周炳也顾不得细问，就跟着她走。到了胡家，果然冼鉴在等他。看冼鉴的神态，还保持着“研究家”那种沉静风度，周炳的心里也实在了许多，就问起姚满所说的事情。冼鉴低声说道：

“省城的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是乱得很。上个月陈济棠发出了反蒋宣言，又在广东成立了国民政府，军阀混战的局面又表面化了。咱们估计了这种形势，从香港来了很多人，你哥哥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咱们把陈济棠的反蒋估计得太高了，把形势估计得太乐观了，因此，吃了一点亏。原来广东军阀的反蒋，只是争权夺利的讨价还价，他们的反共，倒是和蒋介石完全一致的。陈济棠在挂起反蒋招牌之后，立刻对咱们发动了全面的进攻！这样，冯敬义就首先牺牲了！”

周炳默默地听着，默默地垂看泪。冼鉴、胡源、胡王氏、胡柳、胡杏都难过得什么似的。后来冼鉴又换了一种高昂的声调说下去道：

“因为咱们的事业是革命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劳苦大众的事业，所以象冯敬义这样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冯敬义是个好老汉，是一个革命烈士！他坚强得很。自始至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这几个月来，咱们受到了不少的打击，也真是乱了好一阵子，——艰苦呀！认真艰苦呀！但是不要紧，咱们改变了作战部署，如今又挺直腰杆，站了起来，继续工作了。他统治阶级，反革命派，就是奈何咱们不得！不过这还不算数。还有呢，还有更加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呢！”

大家都抢着问那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冼鉴点着了一根烟，慢慢地给大家介绍道：“打上个月十五到上个月三十，咱们在江西的吉安到福建的建宁这八百里土地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我一点不加，一画不减，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大胜仗！这一仗打下来，咱们搞垮了公秉藩、毛炳文、许克祥、刘和鼎等等八个师，完全消灭的有五个师还多，缴枪两万多枝，俘虏三万多人，连敌人的前线总指挥胡祖玉也叫咱们红军打死了。这样子，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就叫咱们红军给彻底粉碎掉了！”

大家听了，都把手举起来，放在脑壳上，十分庆幸。胡柳跟胡杏使唤纯正的南海女腔高声呼喊道：

“红军万岁！”

“共产党万岁！”

听她们那股劲儿，好象平常殴打她们的人，如今也叫红军痛打了一顿，她们的仇恨也报了，气也出了似的。后来，大家又问什么叫做“公秉藩”，什么叫做“胡祖玉”这些怪名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性胡的也有坏人；又问吉安县是什么样子，建宁县怎么去法，蒋介石心里是什么滋味，南京的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新花招；笑语喧哗，煞是热闹。周炳想着，想着，恍然若有所悟地说：“我明白了！原来陈济棠在这个时候反蒋，是因为蒋介石在江西打了败仗，遭了挫折，腾不出手来对付他的缘故！”冼鉴笑道：“这么说，也有道理。”胡杏问：“仙汾的锦华洋货铺还开着么？”胡柳也问：“还有那省城的鸿发绸缎庄吗？冼鉴轻轻摇头道：“不了。不开了。咱们把它盖起来了。”胡杏天真地说：“等红军打进省城再开！”胡柳纠正她道：“你这傻丫头！红军打进省城，咱们就开那大绸缎庄、大洋货铺，还开这么小的？”周炳更正她两人道：“红军打进省城，咱们什么绸缎庄、洋货铺都用不着开了。咱们到他公安局里面办公去！”冼鉴只是笑着点头，好象他对不论哪个人的意见，全都赞成。后来，他又单独吩咐周炳道：

“周炳，这儿有一件重要事情，少不免要你去省城办一办。”

周炳也不问是什么事，就一口应承下来了。跟着冼鉴又说：“是这么一回事。咱们的冯斗押运了九条驳壳枪，一箱子弹，准备发给你们第一赤卫队的，但是叫九江缉私队扣留了。冯斗自己说是益庆堂的人，东西也是益庆堂的东西。你们知道，这益庆堂是南海有名的捞家‘鬼枪益’和‘大头庆’的堂名，在那一带很有势力。九江缉私队的队长调走了，如今是队附梁森当家，你们是老相识了。这梁森认不得冯斗，又不敢得罪益庆堂，想没收又不敢没收，想放行又不敢放行，正在‘讲数口’。你去省城想法子找着省党部干事李民魁，出几百块港纸，运动他写封信给梁森，劝梁森不要得罪益庆堂；另外咱们再扔几百块港纸给梁森，这件事就算妥了。——你们第一赤卫队得到了这批军火，再加上从前缴来的旧枪，就可以扩大队伍，而且就真正地武装起来了！”

周炳听得明白，十分高兴。和冼鉴分手之后，他一夜翻来复去睡不着。天刚亮。他连脸都不洗，早点都不吃，把一包港纸装在衣兜里，就奔向广州。到了广州，才不过九点多钟。他一口气跑到擢甲里，想找那在酒楼饭馆卖唱度日的女孩子阿葵，找听打听有什么门路。找到一家浅浅窄窄的土墙房子门口，他见大门紧闭，迟疑了一下，就举手敲门。敲了半天，没人答应。对门一个老太婆问他是不是要打阿葵姑，他说是。那老人家说：“你挨晚来吧。这会子才睡着呢！”周炳没办法，只好朝官塘街三家巷走。回到家，见着了妈妈和嫂嫂，就问起周榕情况。原来周榕这次回广州，只在外面走动，也没有回过家。周炳把姚满所听到的、何守仁跟李民魁的阴谋诡计对大家说了一遍。区苏急得一声不响，周杨氏更是急得跑出跑进，不得安生。后来把周泉叫了过来，一道商量。周泉说，“那些人近来跟何家意见不合，只怕不肯去说。就是说了，也只怕嘴巴不响。如今之计，不如去向文娣二姑求个情，让她出面缓和缓和。她也许念起旧情，会答应也不一定。”正忙乱着，周榕忽然穿着一套白斜布大反领西装衫裤，从白兰树影下走了进来。身上还沾看白兰花的香味儿。大家一见，惊喜欲狂，抱着他，扯着他，把他弄得莫名其妙。后来他脱了外衣，把那一岁多的儿子周贤搁在膝盖上玩耍，一面听周炳的叙述，周炳讲完了，周榕就说：“是。他们是天天都要陷害我们的。这一点，我们既不怀疑，也不害怕。不过他们既然决心两面开弓，一手打蒋介石，一手打我们，那我们当然是严加防范的。看样子，我此后的行踪要更加飘忽，更加隐蔽，回一趟家也不容易了。不过你们放心，他们是奈我不何的。贤仔，跟爸爸说声再见吧：再见。再见。对了，再见！”周榕走了之后，周炳在家吃了午饭，就动手修剪修剪白兰树和枇杷树的枯枝，又在两边都浇了几桶水。一会儿，周泉把国栋、国梁大小两个儿子都哄着睡了，就又走过外家来闲坐。周炳和妈妈、姐姐、嫂嫂一面叙着家常，一面把胡柳、胡杏的苦楚之情和英烈之气对她们说了一遍。三个人一面听着，一面流泪。周妈心慈，又是最爱胡家姊妹的，就说：“看那恶人恶到几时！我不信她俩没有出头之日！”周泉抱着满腔同情说：“胡柳虽然没有知识，可她比我们这些‘五四’新女性，勇气大得多了！”区苏赞叹不迭地说：“那杏仔才是呢？哎哟哟，你们看那菩萨一般的脸儿，你们看那佛爷一般的心！论美貌，我们桃仔还可以跟她比一比；论人品，我做姐姐的才敢说，桃仔比她还薄着呢！”大家又惋惜嗟叹了一番。到了太阳越过枇杷树梢，周炳又离开三家巷，来到擢甲里阿葵的门口，见大门虚掩，料想阿葵已经起床，就轻轻敲了两下门，同时故意大声打听道：

“请问，这里是擢甲里二百号么？”

阿葵在屋里一听，不觉打了个楞怔。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儿，擢甲里根本就没有二百号。但是懂得这句话的人，只有正歧利剪刀铺的打铁仔杜发和周炳，这几年都没听见说了。如今这个人是谁呢？她连忙走出门口看一看，果然是美男子周炳，不觉满心欢喜地往屋里让道：

“内进雅座，内进雅座。三天以前，我就梦见你了，‘靓仔炳’！真灵验呢！”

周炳一面往里面走，一面笑道：“有那么好的事儿？我相信不相信？”

到得堂屋，周炳使唤黑如光漆的圆眼睛四围瞟了一下。只见家俬陈设，简单干净。正中一张八仙桌子，两边各有一张斗方马杌；南北靠墙，各摆着两张条凳。八仙桌上放着一把茶壶，几个有耳小茶杯。一幅十年前的时装美女王彩月份牌，挂着普通人家供神象的位置上。此外四壁空空，什么都没有。连尘埃、蛛网、虫屎、水渍，都很难看到。周炳说，“你不敬神么？”阿葵说，“我敬神做什么？”周炳又说：“也不买几个画镜？”阿葵笑着回答道：“这里又不是理发铺子，挂那个干什么？人家又不是来这里看字画来的！”周炳也笑了一笑。他还看见那张长刘海、高领子的时装美女五彩月份牌旁边，挂着一个小镜框，镜框里面嵌着一张站立式的双人全身照片，也看不清是谁。正待打听，阿葵先开口了，她说：“靓仔炳，你是来‘打茶围’的，还是来‘开厅’的？”周炳也懂得几句行话，知道“打茶围”是坐一坐就走的意思，也知道那所谓“开厅”是吃饭过夜的意思，可是摸不准她是真、是假，不觉满脸绯红起来。连忙解说道：“不，我另外还有一桩要紧事，专门来找你商量。”阿葵望着他那因为害臊而无地自容的魁梧身停的，觉得很可爱，就叹了一口气道：“有事就讲吧！”周炳结里结巴地说：

“我有一个兄弟，在南海县益庆堂手下当差。这回，他运了几条破枪，一箱废子弹，路过九江，叫梁森拣走了。你能不能替我办一办？叫李民魁给梁森写封信就行了。茶钱，自然也是有的。你要知道，那益庆堂是鬼枪益跟大头庆合伙开的。这两个人财雄势大，在江湖上大大有名，得罪了他们，也没有好处！”

阿葵睁大那双热情的眼睛，翘起那个蒜头鼻子，做了个鬼脸道：“靓仔炳，你少来这一套！我不管这停闲事，我不怕鬼枪益、大头庆。他势力再大，也管不着我。我更加不相信你们在广州大城造过反的人，会去给捞家当差。鬼话！”周炳再三恳求，阿葵只是不答应。他急得没法，象小毛驴一样在堂屋里打圈子，一圈……两圈……忽然这间，他发现了那张时装美女五彩月份牌旁边所挂的照片，是阿葵跟自己那亲如手足的打铁伙计杜发合照的。杜发已经在广州起义的时候牺牲了，周炳想不到杜发的知心人却住在这擢甲里二百号！当下他对着杜发的遗容发呆，又悄悄地流着泪。阿葵走过来，拿手捂住小镜框，说：“你怎么随便看人家的东西？不准看！”周炳看见阿葵也在流泪，就问道：“你还想念着他，我那好兄弟？”阿葵点头道：“我天天挨晚的时候，都会想起他来。只有他一个人，对我是真心的！以后就没有了，没有了，永远也没有了！”周炳把拳头打在手掌上，说：

“好！好！你只当这是杜发叫你做的事儿！你只当是替他报仇！”

这么一说，阿葵就浑身发软地跌在马杌上，一切都应承了。当天晚上，周炳又回家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他再去找那歌女阿葵，果然一切都办得停停当当。李民魁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了一封信给梁森，叫把益庆堂的军火放行。周炳留下的五百块港币，阿葵只给了李民魁二百块，把剩下的一大半还了给周炳，他要拿出一百块来酬谢阿葵，阿葵哪里肯要！周炳又不会说什么感激的话，只悄悄地叫了一声：“葵姐！”

两家手拉着手，默默无言而别。

三八　小纠察队员

不知怎么的，一交七月，三家巷就陷在纷乱如麻的情况之中。这种纷乱如麻的情况，只有大革命的时候——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北伐、广州起义的时候，差不多可以相比。自然，同是乱纷纷，各家的忧心事，各家又是不相同的。周家的周铁、周杨氏、区苏是日日夜夜地在盼望周榕的消息。自从那天周炳回家，周榕也突然回来过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周榕的踪影，也没接到过他一个字。周铁拍桌子骂道：“你们养儿子吧，只管多多地养儿子吧！到头来，脸都不跟你做老子的露一露呢！”周妈只和媳妇两人私下商议：既盼望他尽可能地留在广州，又盼望他最好平平安安早回香港；既盼望他天天回家，大家团聚，又盼望他躲在外面不要回家，以免发生危险。何家的何应元、何胡氏、何守仁、陈文娣等人十分谨慎地估计了目前的政局。大家都同意老头子的论断：认为不管陈济棠反对蒋介石是真的也好，是假的也好，是半真半假也好；是成功也好，是失败也好，是既不成功、又不失败也好；将来坐天下的是蒋介石也好，是胡汉民也好，是汪精卫也好；总之不管怎样，他们何家都该采取超然的立场。就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对谁都一样，对他们的县长宋以廉也不例外。何五爷十分得意地晓谕大家道：“你们懂得什么？从来没有不要官府的绅襟，也没有不要绅襟的官府！”但是对于“逃匿”震南村中，拒不从命的小小的胡杏，他们却是举棋不定。按说从前既然动用团丁、保安队都无济于事，现在除非撒手不干，否则就只有雇用正式军队去把她硬抢回来一法。何胡氏主张雇用军队去强抢；陈文娣认为目前大局不定，不宜小题大做，滋生是非；何守仁虽然也认为时局多变，不宜轻举妄动，但他又认为趁这时候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把事情做了，倒也一劳永逸，人家望大处不望小处，反而不大显眼；何五爷思虑再三，没拿主意，还是暂时观望几天。——不过不管周家、何家有多少事情，却都比不上夹在他两家当中的陈家来得那么动荡不安。

大老爷陈万利今年六十三，实际上已经不管什么事了，但仍然对大家提出警告道：

你们有没有打醒精神来着？是的，要打醒精神！这回风云险恶，和往日不同。那姓蒋的虽是交易所出身。也有几路板斧，这回只怕也支撑不住。正所谓内忧外患一齐来，说亡国也有点儿象呢！”

果然不久，大姑爷张子豪就从上海来信，说日本人气势汹汹，看来凶多吉少；又说国内主义不行，人心不齐，为政不勤，士气不振，隐约看得出蒋家朝廷日子不好过的模样；最后还说他自己是蒋家一卒，四妹夫宋以廉又是宋家一兵，凡事都要打点打点，风头不对，就要趋避一下，逢凶化吉云云。陈文雄的拜把兄弟、国民党省党部干事李民魁又来向陈文雄请教，政局到底如何发展。他告诉陈文雄，他老婆李刘氏最近和他大闹了一场，劝他不要作恶太多，怕将来要受到报应。对于这种妇人之见，他固然嗤之以鼻，但是时局变化莫测，他也不能忘怀前回广州暴动时的窘态，而不得不预先做一点打算。陈文雄松他的肚子道：“你从巍巍然的党部来，还不耻下问于一个商人么？”最后还是掏出两百块西纸来，才把他打发走了。那几天之内，二姑娘陈文娣、三姑娘陈文婕、四姑娘陈文婷，都频频地回娘家来，商议国家大事。陈文娣阐明了何家所持的超然立场。陈万利笑道：“有奶便是娘。谁当皇帝，一样纳税。他何家是该采取超然立场的。只不知将来日本天皇君临中国，他是否还采取超然态度？”陈文雄愤世嫉俗地说：“封建剥削制度是最腐败、最野蛮、最残酷的制度。对于这种制度，并无真理可言，所以他能采取任何立场！我们可就不同啦！比方说，你今天早上就要把资本投放下去，因此，你就不能不考虑政治动向，不能不考虑市场需要，不能不考虑各种隐藏的风险！”陈文婕诉说广东震南恳殖有限公司赔累太多，周转不灵，而科学试验方面又看不出明显的效果，想在晚造插秧之前，压缩一半的规模，裁减一半的人员，又怕惹起风潮，不知如何是好。陈文婷却诉说她丈夫宋以廉的县长位置杌陧不安，风声很大，她说小宋准备万一风声太紧，立刻就走香港，她自己又不愿跟着去做香港寓公，也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是否应该把这头婚事干脆离了拉倒。陈万利和陈文雄父子俩贤明是贤明，干练是干练，可是如今谋虑万利进出口公司的千秋大业，谋虑东昌行目前对于东洋货物该采取什么方针这些大事，已经招架不来，哪里还能去管这些姑娘们的玩意儿呢？大家诉说一通，只给彼此增添了一些烦恼，到底依然没个定着。

过不了几天，广东震南恳殖有限公司董事会，假座以陈万利名义创办的庚午俱乐部，接连开了三次会议。庚午俱乐部座落在打铜街一幢古老的三层建筑物里面，外表看来很象一间银行。广州的显赫的资本家们在这里宴会、赌博、打弹子、商量大事，除了少数帮闲、跑腿的不三不四的角色以外，其他的人是轻易进不去的。在第一次董事会上，陈文婕报告了公司的经济状况，李民天报告了科学研究的成果，——这些，董事们都没说什么。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南京和广州分裂的时局问题，——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胡汉民会不会被释放，蒋介石会不会下野这两点。后来陈文雄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科学研究应该由国家负责，国家如果不管，光依靠个人投资，是什么事也做不出来的。大家很赞成他的见解，就决定一方面向省政府递呈文，请省政府拨出研究经费；一方面坚决缩小事业规模，裁减一半职工，维持到年底，再做打算。在第二次董事会上，董事们碰到了更加棘手的问题：震南试验农场的工人们为了反对公司裁人，已经开始罢工了。一上来，陈文雄就大声开玩笑道：

“好哇，好哇！他们宣战了，他们正式宣战了！不过说到罢工，咱们大家都是里手。所不同的，是我们的罢工专门用来对付帝国主义者，他们的罢工却用来对付中国人。——对付中国的科学研究！如今日本人在东北的万宝山制造了血腥的惨案，他们却在华南的震南村罢工响应。说他们里应外合，也许不太过分呢！”

后来几经讨论，又做了三项决议：第一，坚决贯彻上次董事会的决议，缩小事业规模，裁减一半职工的方针不变；第二，罢工工人不肯按时下种育秧，另雇临时工人育秧；第三，如果晚造秧苗当真插不下去，就把整个农场解散，公司宣告结束，进行善后清理。对于这第三条，农学家李民天是很不乐意的，可是看见自己的夫人、董事长陈文婕都不怎么热心，也只好由它去了。过了不久，董事会又开第三次会议。因为罢工工人组织了纠察队，阻止农场雇用临时工人育秧，眼看今年晚造，无秧可插，所以董事会又做了决议，授权经理人员，雇用十二名正式军队，驻扎在农场里面，保护公司财产，并且保护临时工人，进行试验品种的育秧工作，会议完了之后，陈文雄不无感慨地对他三妹摇头道：

“你看，连纠察队都组织起来了。简直都跟省港大罢工一模一样了！但是，”但是以后，他用英文插进了几句话：“我的亲爱的三公主，镇静些，勇敢些，这不过是你的成功之路上的第一颗小石子罢了！。随即又换了中文说下去道：“我们即便是动用了暴力，也跟别人动用暴力不一样。我们是文明的，别人野蛮的。我们的权利是合法的，受到宪法的保障的；别人是封建的，不合法的。中国不争气，没有适当的宪法，但是世界各国都有宪法，宪法上都有明文规定：个人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停了一停，他又加上几句道：“不过在目前这种国事蜩螗，红军越剿越多，日本人越逼越近，自己人越分越裂的局面底下，我跟老头子一个意见，就是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把一部分资金及时转移到更有保障的地方去，象香港、澳门、吕宋、星加坡一带去，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就是了。”

可惜世界上不是个个人都懂得什么是明智之举，什么是个人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象震南试验农场的工人们，他们就不懂得那些道理，而仅仅为了糊口的两餐，就不惜和东家们苦苦纠缠。这几天，大胆好奇的农民们都爱悄悄跑上大帽冈去探头探脑地看热闹。原来驻在大帽冈的一排军队，拨出十二名兵士，驻进了震南试验农场的办事处里，还在办事处的大门口，安上了两名警卫，行人出入，都要经过哨兵检查。隔着一块大草坪，那边就是工人居住的大茅棚，工人纠察队日夜在轮班守卫着，和这边的灰色的军队遥遥对峙。此外，还有流动纠察队在附近所有的通道上巡逻，把整个办事处和那些警卫部队放在事实上的包围和封锁之中。看见过工人纠察队的人，都众口同声地称赞他们气色红润，精神威武，跟那些烟精似的军队整天耸肩膀、打哈欠，又皮黄骨瘦、神志颓唐的，大不相同。这一天半前晌，胡松和区卓这两个年轻人结伴儿在流动纠察队里值勤。他们在各个路口巡逻了几遍，见没有什么动静，又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连一条可疑的狗也没有，就来到草坪上，把各人手里拿着的扁担放在身边，面对面儿坐着歇气。十七岁的区卓拿眼睛望着胡松那叫太阳晒着的，红光满面、精力旺盛的小脸，忽然感慨地说：

“急脚松，我原先不知道你这么好。要是我早知道，我早就搬来震南村和你一块儿过了！”

胡松觉着十分激动。最近这几个月，他们要好得简直分不开，一个时辰不见面就不自在。这个十九岁的乡下孩子也拿眼睛瞅着区卓那跟区桃一模一样的杏仁脸儿，两个浅浅的笑涡儿，又严肃、又豪爽地说：

“和尚，那怕什么？你就一辈子住在我们乡下好了，别回省城好了，笨七！”

区卓点点头，又摇摇头，笑道：“好是好。就是你们这里有二叔公何不周，不好！有林开泰和郭标，不好！有乡团、保安队和这些灰老鼠，不好！”

胡松急急争辩道：“那怕什么？你们省城还有比二叔公更恶的何五爷呢！还有疯子何守义和阴毒鬼罗吉呢！还有宪兵、警察和洋鬼子兵呢！”

区卓叹口气道：“是呵，是呵！是一样的呵！最好就象省港大罢工的时候一样，要不，就象广州起义的时候一样，办起真正的纠察队、赤卫队来！你知道么？人家是拿真刀真枪的。不比我们光拿铁笔、扁担。有了真刀真枪，你谁都不用怕！……唉，可惜我没进过纠察队、赤卫队，说不清楚……那又有什么法儿呢？我哥哥区细，还有马后炮马有，他们都进去过的，多光荣呀！可惜如今倒开了小差！”

胡松拿有力的手抓了他的肩膀一下，安慰他道：“那怕什么？我们人有的是！就是真刀真枪，我们也有的，不过没拿出来就是了。你别急！”

说罢，两人默默无言地望着广阔无边的天空，做梦般地，尽情地幻想起来。关于在广州大城、公安局大门口分发枪械的故事，他们只听说过，谁也不曾亲眼见过。这时候，这整个的天空，就变成了公安局的大门口。那里有数不清的人，有数不清的马匹，有数不清的大炮，还有数不清的卡车。每辆卡车上，那枪枝和子弹，简直堆积如山。人们排着队，等候发枪枝的人念自己的名字。胡松和区卓两上小伙子都着了迷，心跳得非常厉害。他们正叭在草地上，拿手中的扁担向办事处门前的国民党兵士瞄准，生怕叫到自己的名字，而自己听不见。果然不错，有人叫他们的名字了：

“胡松！区卓！”

仔细一听，并且还是陶华队长的声音。他们快活得浑身哆嗦，背上出汗，拼命在大海一般的天空里找那叫自己名字的人。那个人又说话了：

“区卓！胡松！你们到底是巡逻呀，还是在这里玩儿呀？”

他们从高高的天空中一下子掉到地面上，梦也醒了。两个人同时一骨碌翻身爬了起来，看见正是队长陶华站在他们后面，连忙问什么事儿。陶华没有回答，只向他们招一招手，回头就走。他们跟着走进工棚，只见其他工友都在干自己的事情：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准备接班。他们第一赤卫队那一伙儿却聚集在一个角落里，马明、胡树两个站着，关杰、邵煜、丘照、王通四个蹲着，看样子是在等候他们。人一到齐，陶华就低声向大家宣布：他刚才接到冼鉴的通知，有九条驳壳枪，一大箱子弹，要发给他们赤卫队。目前，运军火的船已经停泊在南渡口，看大家有什么办法把货起回来。起货的时候要想办法通过大帽冈驻军的岗哨，还要想办法不让赤卫队以外的任何人知道。丘照、王通两人一听，就嚷着要去。大家都笑了，说让他俩去，准会跟驻军开火对打起来。关杰、邵煜两人提议把军火接过来之后，不要运回工棚，就象从前埋藏稽查站的枪枝一样，在大帽冈找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刨个坑埋起来。大家合计一下，埋起来虽好，但等使的时候却没得使，也不妥当。后来胡松和区卓唧唧哝哝商量了一下，就向大家提出道：“我们拿一根扁担，抬两个竹箩，里面装些脏被单、破衣服，只当是去槐冲洗衣服的样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它抬回来了。有什么难处！”大家一听，这办法果然使得，就决定照这么办。东西都是现成的，也好张罗。不久就找到了一根特别粗、特别长的扁担，一对又细密、又结实的竹箩，又从大家的木架床上扯下了那些又黑又烂的蚊帐、被单、衣服、汗巾等等，装满了两大箩。胡松和区卓两人抬着，走在前面，陶华空手，跟在后面，一直朝槐冲的南渡口进发，其余的人都留在工棚里，各人做各人的事情，没有露出一点痕迹。那三个人到了南渡口，果然看见一只小艇，静悄悄地靠着岸。陶华装成过渡的客人般地喊道：“过海呀！”小艇中没人答腔，只探出一个沉着有劲的脑袋来。他正是冼鉴本人。陶华把那些烂脏衣物倒在冲边，提着两个竹箩飞快地跳上了船。一会儿，他捧着一个重甸甸的竹箩跳上岸；过一会儿，他又捧着另外一个重甸甸的竹箩跳过来。小艇就开身了。胡松和区卓拿干衣物裹住了那些闪闪发亮的玩意儿，上面盖上一些已经拧干的湿衣服，两个人一前一后，浑身带劲地抬起就跑。陶华扳了一根三尺来长的树枝，拿在手里，不远不近地在后面跟着。大帽冈地势平坦，不算太难走，可是那两个小后生不停地拿手指刮着汗，眨眼之间，走到了那一排驻军的宿营地。那是一间破烂的祠堂。那些灰老鼠一堆一堆地在天井里和两廊上打闹着。祠堂门口站着一个卷起裤腿，上身只穿一件运动背心，歪歪倒倒地背着一根步枪的卫兵。他本来无事可干，这时候却伸出手来把胡松、区卓拦住了。“嗨！”他咤呼着，“你们抬的什么东西？”胡松照常走着，说：“洗衣服哇！你自己看不见么？”卫兵无是生非地吆喝道：“胡说！哪有那么重的衣服？站住！检查！”祠堂里的弟兄们听见他这么叽呱大叫，知道他在兜生意，也就不来插手。区卓哪里肯站住！他一面推着胡松往前走，一面反唇相稽道：“你检查个屁，日本人打到万宝山来了，你那么有本事，怎么不去打日本？”卫兵恼了，举起拳头威胁区卓道：“我丢你祖宗！老子爱打日本，就打日本！老子爱检查，就检查！老子爱揍你，就揍你！今天老子一定要揍你！”这时候，陶华刚赶上来。他举起手中的长树枝要往下打似地威胁胡松、区卓道：“打断你们的脚骨！还不赶快给我滚！吃饭你们打冲锋，干活你们肚子疼，斗起嘴来象公鸡！衣服不干，你们今天晚上拿什么给大家穿？”胡松、区卓两人会意，装做怕打似地，撒开腿就跑。陶华走到那卫兵面前，递给他一支香烟，又微笑叹息道：

“现在的民国孩子都是白云山蟋蟀：光会叫，打不得！你真给他们两下，唉，他们只会把脑袋抱起来！……晌午上发记喝茶去，我看账。”

到陶华回到工棚的时候，胡松和区卓已经把一切收拾停当，连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了。陶华问他两个，他两个不说；问其他的人，其他的人都串好了，也不说。但是不用他们说，他自己不久就看出来了。首先，胡松、区卓两个人和别人掉换了床位。他们要了两个下铺，又把枕头对着枕头，以便两个脑袋能够贴在一起。换完了床位，两个人就躺在床上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不肯起来。其次，胡松、区卓两个人那眉飞色舞，笑得有牙没眼，嘴巴合不拢来的狂喜之情，简直无法遮盖。他们吃饭不肯同时去，解手也得轮流着，值勤也错成两班，总之，要留一个人守着床铺，不能同时离开。又其次，陶华细心观察他们，见他两个整天趴的窗口，看那边办事处门口的卫兵；又同时平伸着扁担，朝那两个卫兵瞄准。有一回，陶华瞅着四周没人，快步走到他俩床前，弯下腰，伸出手，好象要摸床铺下面的什么东西。胡松、区卓两个小纠察队员同志喝住他道：“不许动！不许动！”陶华缩回手，连声答应道：“好的，好的！知道了，知道了！”

他俩没法儿，对着他笑道：“哎哟，不干！陶大哥，你真鬼呀！”

从此以后，他俩就无日无夜，尽心尽意地守护着那些宝贝，即使睡熟了，有人走近床前，他们也会立刻惊醒。每当夜静无人的时候，他们就会蹲在床前，伸手到床底下去，尽情抚摩那些无价之宝。抚摩过几遍之后，他们就会回到床上，脑壳顶着脑壳，低声在诉说各自的抱负，在发出各种各样的誓言，在交换充满幻想的密约。

胡松会这样说：“要是我有一枝枪，我就要认认真真和它过一辈子！哪怕前面有刀山油锅，哪怕后面有千军万马，也别想能把我们分开！”

区卓会这样说：“要是我呀，我就要带着它穿州过府，打尽人间不平，报尽人们仇恨！什么妻、财、子、禄，什么荣、华、富、贵，我全不放在眼里！”

胡松又会这样说：“到那时候，难道咱们还能不进共产党么？”

区卓也会这样说：“对！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到那时候，咱们已经进了共产党了！”

就这样，他俩越说越起劲。会说得一直没个完。

三九　终天恨

七夕的前一天晚上，李民天、陈文婕夫妇回三家巷来看陈杨氏的病，恰巧陈文娣也过来了，大家说了许多感慨的话儿。陈文婕谈起从前大家做女儿的时候，每逢拜七姐的节令，不知玩得多么热闹，现在有头有主了，都没心思玩儿了。陈文娣也说奇怪，就象她家小姑姑何守礼，如今正在十四、五上头，正该埋头埋脑，玩儿得入了迷的，却也不玩儿，好象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似的。说话之间，陈文娣又告诉他们一个秘密消息道：“他们何家的人说，光许陈家请军队镇压罢工，不许何家请军队逮捕逃妾，难道军队是陈家私家的！他们决定雇用十二名军队——跟你们一样，不多一个，也不少一个，去胡家把阿杏强抢回来呢！”陈文婕冷淡地说：“这怎么能比！大哥早就说过，我们是合法的，军队应该保护我们；他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是非法的，不应该用武力去欺负别人。”陈文娣雍容地笑道：“不要对我说这些！合法呀，非法呀，谁爱管这些闲文！我只是担心咱们的周炳。可怜他屈在乡下当猴王，一直怪不得意的。”李民天低声胆怯地问道：“他不得意是不得意，可是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陈文娣激动地说：“你自然不担心。可他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他跟农场罢工虽然没牵连，跟胡杏可就老纠缠在一起。听说近来跟乡下那黑炭头又搞得火热，当然更不能置身事外。万一那些野蛮禽兽军队动起武来，我就是担心！”陈文婕不动声色地说：“我道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他明天反正要回农场看看的，叫他骑个自行车，跑快一点，先上震光小学找着周炳报个信就完了。他跟咱们那王子在上海一块儿打过流，也算知交，也算同志，也算难友呢。他坐牢的时候，咱们那王子还营救过他呢！”说的大家都乐了。

第二天中午过后不久，周炳刚吃过饭，李民天就来到了震光小学。这种没有先例的突然的拜访，使周炳开头有点愕然。他向那总技师伸出了热情的阔大的手，李民天紧紧地握住它，很久都不放开。周炳觉着十分感动，想起了三年前在上海虬江路口撒传单的大学生，连忙让他坐下，给他倒茶。李民天口渴，一连喝了几杯茶，就问周炳这几年过得怎样，有什么新的想法没有。周炳笑道：“话说起来就长了。你叫我怎么说好呢？总的来说，我的阅历多了，增长了好些知识，信念更加坚定了。统治阶级的残暴达到了极点，但是也快收场了。不是这样的么？”李民天也点头笑道：“是倒是。可是跟你什么相干？你是一个乡下的教书先生，你的职务是按照铃声行动。你的政治空谈，你的冒险幻想，你讨厌虚伪的幸福，你自信是一个有力量的人物，——这一切，对你有什么用？”

周炳坦然承认道：

“不错。这一切，对于一个真正的人来说，都是必须的！”

李民天满腔热情地说：“猜度、臆测、浮想、幻觉，这是不能长久的呀！你太过傻了，你太过傻了，简直比三年前更傻了！你白白丢了一个本来可以得到的上流社会的地位！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离开那有文化的上流社会已经多远了！”

周炳固执地说：“我永远也不回头！离得越远，就越接近我的幸福！”

“不，不，好表台！”总技师简直近于哀求了，说：“回来吧！回来吧！不要把自己的才能那么慷慨地毁掉！你从戏剧上用功，前途无可限量，对人类也有真正的贡献！人家两个阶级在斗争，你插手进去有什么味道？”

周炳愤愤不平地说：“什么人家？我自己就在里边哪！想不到一别三年，你还是没有长进！你说说看，你自己怎样了？你的研究有结果了么？你的才能有发展了么？你的道路走得通了么？说说你自己，别光说我。”

李民天天真地摇头道：“不成，不成，第三个不成！”

周炳诱导他道：“科学研究跟艺术创造一样，没有政府的支持是不行的！将来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一定会让你办一个规模比现在大十倍的试验农场！”

李民天一只手抚着胸膛说：“但愿如此！但愿也让你办一个大剧场！”

周炳又乘机提议道：“那么，你现在对你那些农场工人让点步，收回成命，或者说，稍为人道一点，——不行么？”

李民天吃了一惊道：“什么？他们现在对农场工人很不人道么？我的上帝，那怎么可能呢？你要知道，一切事情都是你三表姐管的。而你的三表姐，她是个头脑清楚的人，她是个文学家，我完全信任她。可是——如果真有那回事，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整整一个下午，他们就在这种气氛的倾谈里度过了。李民天觉着焦躁，徬徨，心情不安。他原本打算来劝说周炳的，后来倒是周炳反过来劝说他。最后，他迷迷惘惘地站起来和周炳握手告别道：

“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谈得清楚的。反正一切都不忙于下判断。算了吧！我固然没看见出路，你可也没找到通途，大家好自为之吧！”这样，他就走了，把陈文娣、陈文婕要他给周炳通风报信的使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那时候已经是黄昏，是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即是阴历辛未年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天河会那一天的黄昏，有十二个兵士由蛇冈向村子里胡源的住家快步前进。这是震南村驻军从连部派出去的一个特务班。人数是三家巷何福荫堂指定的。他们认为陈家能雇用多少正规军队，何家也能雇用多少正规军队，因此，一个也不许多，一个也不许少。这些兵士虽然没有自己的特点，而且皮黄骨瘦，弯腰驼背，言语污秽，举动下流，全然合乎国民党正规军的规格，但是说老实话，有一多半是冒名顶替，象上边派人来点验的时候所耍的花招一样的，不过外表看不出来罢了。他们既然是正规军队，——或者说，既然穿了正规的军衣，那气派跟乡团、保安队就是不一样。他们一脚踏进胡家大门，把门板就撞掉了一扇，中梁也飒飒地落下沙尘来。那为头的只使唤军中的简短语气说了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