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页

“来吧，金端同志。为了你的胜利，干一杯！”

说完，他仰起脑袋，将那杯酒一饮而尽。

往后，约莫有十多天的时间，他都独自生活在这种又崇高、又痛快的状态里。要么就出去蹓跶，什么地方都站一站，什么东西都看一看；要么就关起房门读书，读完一大本，又一大本，只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书籍，再贵的他也买，再厚的他也读。对于上课、教书什么的，他固然置之度外，连张子豪、陈文英，他也很少见面；就是对于广东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他也没有想起，竟象忘记了的一样。原来他曾经后悔来错了上海的，现在庆幸自己好在来了上海；原来上海叫他忧愁、愤懑、烦躁、悲观的，现在上海叫他快活了；原来以为这是一场失败的冒险，现在看来竟是一个大大的成功。周炳这时的心情只有当初站在船上，望着两岸的景物缓缓后退，那期望已久的上海在远处迎接他的时候，才能相比。

但是，一天过去了，金端没有来；两天过去了，金端也没有来；三天过去了，金端还是没有来。……开头那十天半月，周炳倒还能够自开自解，慢慢地就不行了。起头，他十分埋怨金端没有信用，就喃喃自语道：“金端同志呀，你随我怎样猜想，你随我有多么大的胆量，我都不敢说，你竟是那样不顾口齿的人！难道你连一点耳性都没有的么？难道你是风吹下巴，随便开、合的么？”后来一想不对，他就自怨自艾道：“哦，不是的。是我没有资格，够不上革命！是我不够坚强，他们不愿带挈我！是我无意中犯了什么错误，他们不相信我！”最后，他推翻了自己的一切设想，深深地替金端担起忧来。他害怕金端摆脱了一个包打听，又碰上了另外一个包打听，自己又不在他身边，又不能助他一臂之力，眼看着他又走上麦荣大叔那条老路，这便怎么好！于是他就垂下头，眼睛望着自己的心窝，十分虔诚地祷告起来道：“金端同志呀，愿你工作顺利，没灾没难！愿你福星高照，履险如夷！愿你精神百倍，没病没疼！你要是有灾有难，要是坐牢吃苦，要是碰到什么不测之祸，我愿意来替你！灾难我承当，坐牢我不悔，天大的祸事我全不惧怕！”想到这里，他什么都不愿意再往下想了，拿起脚就往外蹦。……自然而然地，他先到了北四川路余庆坊。只见那里的居民还是和往常一样生活。那水泥做成的大垃圾箱，也照样打开着铁盖子，可是那矮胖的包打听不见了，一切金端和他会面的痕迹也没有了。倒是别人看见他这个陌生人，老拿怀疑的眼睛盯着他。他轻轻地顿一顿脚，又沿着北四川路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地穿着走，希望会碰到另外一次的奇遇。他留心旁人的脚步。一声不相干的咳嗽，都会使他惊心动魄。别人的寒暄客套，他都会停下来细听。可是一切都是枉然。他又留心观察左邻右里，前街后弄，只要发现一个生面人，走进金鑫里，他就迎上前去，问人家找什么人，有什么事。这样，依旧是毫无所得。初冬到了，刮着冷风，飘着白雪，连玻璃窗的一声响动，楼下街道里的一声咔嚓脚步声，他都仔细研究过了，可是他盼望的人儿，却连一点影子也没有。在这样的冬夜里，那突如其来的、声音嘹亮的炒白果叫卖声和油炸臭豆腐干的叫卖声都会使他烦躁起来，恨恨不已。

他失望了，他觉着上海再呆不下去了。他自己对自己命令道：

“走吧！你这混账东西！说不定……一定……他一定已经到了广东！

十　不如归去

有一天上午，天气暖和，金鑫里的弄堂口和弄堂里面，突然车水马龙，十分地热闹起来。汽车、包车，停了一大片。一个一个花团锦簇、五光十色的阔太太从车上走了下来，走进金鑫里三号张公馆，苏州话、广州话、北京话、宁波话此起彼伏，响做一堆。周围的闲人都围拢起来看热闹，过往的行人也停下脚步观看，久久不散。原来太太们到陈文英家里来聚会，是要商量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对于社会上那些因为十几二十年来的战争而变成孤儿寡妇的人们，怎样进行抚恤救济的问题。太太们对这件大事都慷慨陈词，踊跃热烈，据后来的人说，甚至引起了剧烈的争论。其实太太们的见解大体上是一致的，就是对于战争的受难者应该博爱为怀，一视同仁，不管他们的政治分野是属于南派还是北派，是属于共和派还是帝制派，是属于国民革命派还是联省自治派，都一样。但是对于信仰共产主义的死难者的家属，应该怎么看待呢？——就恰恰在这一个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大部分处事稳重的女慈善家都认为应该把这些赤色的孤儿寡妇除外，不在抚恤救济之列。也有少数头脑被认为过激的年轻太太觉着既然同是孤儿寡妇，处境想必是同样困难，政府既然不管，她们就应该本着博爱的宗旨，加以救济，才符合基督的教义。就这样，双方都坚持已见，一下子就僵住了。本来太太们平时相处，都是融洽和睦的，一旦发生了争执，就显得极不平常，而且被认为“剧烈的争论”了。张子豪的夫人陈文英是这次聚会的东道主，又是属于少数被认为过激的年轻太太之一，她觉着有一种神圣的崇高的职责，驱使自己出来坚持真理。她当真坚持了。她发表言论，认为那种把赤色的孤儿寡妇除外的主张是狭隘的，偏颇的，不符合于上帝的仁慈的胸怀的，因此也是不幸的，甚至是可悲的。为了这一点，她的嗓子沙哑了，她的苍白的脸蛋发红了，她的圆圆的大眼睛甚至贮满了泪水。

整整一个上午，由于太太们的喧嚷谈论，使得躲在三楼西厢房里的周炳既不能上课，也没法儿看书，一个人对着书桌子坐着发闷，一心只在想着赶快离开上海，回南方去。客人散了之后，陈文英带着浑身劲儿，一直冲上三楼，把刚才的争论，一五一十，源源本本地告诉周炳。她想，周炳一定听得非常高兴，并且一定会鼓励她，赞扬她，支持她。但是她失望了，周炳只是冷冷淡淡地听着，还时不时露出那魂不守舍的样子，以致她不能不屡屡催促他的注意道：“阿表，你听呀！你到底是听、还是不听？你到底听清楚了没有？”等到她讲完了，她就透了一口大气，低头整理自己的衣襟，想听听周炳的见解。没想到周炳连一句中听的话都没有，甚至连一句同情、安慰的话都没有，只是傻头傻脑地、笨里笨气地说：

“不要紧，她们不救济那些赤色的孤儿寡妇，那些赤色的孤儿寡妇会起来没收她们的身家财产，自己救济自己！”

陈文英一听，感到了十分的没趣，又感到了十分的委屈；感到了周炳的冷酷无情，又感到了什么东西对自己的隐隐的威胁。她站立起来，发出噢噢的怪声，哭了出来。刚才争论激动时，噙在眼眶里的泪水，这时一齐畅快地淌到脸上。她泪眼朦胧地瞅了周炳一眼，看他是不是对自己的伤心，受了点什么感动。但见周炳又痴又呆地坐着不动，不觉大大地悲伤起来，一面尖声叫着，一面放声哭着，又用脚使力顿着地板，飞奔下楼而去。

一天过去，又到了晚上。周炳听娘姨们说，陈文英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出房门，就觉着过意不去，跑到二楼去敲陈文英的房门。陈文英开了门，让他到里面坐下，自己默默无言地打对面坐着。周炳看她没有洗脸，又没有梳头，面色苍白，精神沮丧，就说：“大表姐，我不是有意激你。我只是心里那么想，嘴里就那么说了出来。我是心直口快，——其实，无疑你今天是做得对的。”陈文英听见他来安慰自己，不觉更加伤心，又呜呜地哭个不停。哭了一阵子，才说：“算了吧，谁要你来卖嘴乖！反正我已经明白，你不是个人类，人类共有的道德、感情，你都没有——说来说去，你顶多只配做一个匪类！你胡思乱想，你粗鲁残暴，你任性所为，毫无节制。这样下去，如果你不得意，你就要毁灭了你自己，如果你一朝得意，你就要毁灭掉整个人类！”周炳畅快地笑起来道：“那可不会。前些时候——我最苦闷的时候，我倒想过毁灭整个世界，也毁灭掉自己，可是如今不然了。如今我又有了另外的想法：整个世界是不会毁灭的，我自己也不会毁灭，要毁灭的是表姐夫，李民魁，加上大表哥，再加上何守仁，——怎么称呼自己嫂嫂的丈夫才好呢，也叫表姐夫吧，该毁灭的是这样一些人！”陈文英责备他道：“你为什么总要跟你张家表姐夫过不去？你要知道，他是一个当时得令的黄浦军官，又是如今的一区之长；既有兵，又有权，上面的有上面的，下面的有下面的。你拿什么东西去跟他对顶？他说过的，他只要动一动小指头，你就要变成齑粉，我看他说的这句话，倒也不是随便开开玩笑的呢！”周炳挺起那石头碾子一般的胸膛，伸开两只葵扇一般的大手，勾起那鼓锤蕉一般的手指，回答她道：

“我知道，他这个人不是随便开开玩笑的。我也不开玩笑。要不是我念着他是你的丈夫，你瞧着，我把他这么一揪，这么一举，这么一扔，就打这个窗口，把他扔到弄堂外面去！管他是什么官，什么长，我可没放在眼里！”

这个时候，从陈文英的眼里看起来，周炳是英伟极了，雄壮极了，可爱极了。她完全相信，张子豪那矮小的身躯，禁不起他这么一揪，这么一举，这么一扔，就一定会打这个窗口，叫他给扔到弄堂外面去。她想，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实有其事的，她的耳朵甚至都听见了蒲哒一声，分明是那张子豪的身体，重重地落在外面的水泥地堂上呢。想到这里，她就娇嗲地笑了。

笑着，她又故意激他道：“你敢？你真敢？”

周炳拍拍胸膛道：“我当然敢！——从来不说假话的！”

陈文英两眼含情地说：“当真那样做了出来，倒也痛快。事情就揭开了，我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豁出来了，大不了我跟你舍了这一条命，一同去坐牢！”

周炳听她这么说，也扬扬得意地笑了。他笑得这么甜，以致那两个浅浅的又圆又大的酒涡儿都露了出来。陈文英望着他，简直爱得入了迷。她想起从前周炳小的时候，她就抱过他，搂过他，亲过他的脸，亲过他的嘴，现在为什么不呢？想到这里，陈文英就忘记了身份，忘记了节制，忘记了矜持，也忘记了廉耻，一纵身跳起来，两条胳膊紧紧地搂住周炳的胸膛，把自己红通通的脸蛋贴在周炳的心窝上。……过了一秒钟，两秒钟，……十秒钟，也不知过了多久，总之，在陈文英看起来，好象足足过了一年，她一直没有感觉到周炳有什么反应。那年轻的美男子只是直挺挺地站着，好象不会说，不会笑，不会吃东西的石头人儿一样。陈文英好象突然叫烧红了的铁烫着了似的，连忙缩回两手，并且从周炳的身上跳了开来，嘴里连声说道：“你看我，变成什么样儿了！阿表，你把我毁了！你怎么啦？不舒服，还是怎么啦？你到底怎么啦？”这时候，周炳的确敢到极其不舒服。他不能不承认他的大表姐是一位又漂亮、又华贵的年轻太太，但是他不明白怎么会发生眼前所见的这一切事情，他觉着奇怪，他觉着陌生，他觉着可怕，他觉着很不习惯，他觉着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叫人们给弄错了，他甚至觉着自己发生了一种类似厌恶的感情。他呆呆地使劲站牢，生怕自己会不慎摔倒。一直到陈文英撒开手，朝后倒退了几步，他才长长地换了一口气，热辣辣地出了浑身的大汗，结里结巴地说出话来道：“大，大，大表姐，你镇静点，你，你，你……”

陈文英用手捂住自己的脸，随后又放开，说：“你逼得我好苦，你怕死我了，你害死我了……”

周炳找不着什么得体的话说，就含含糊糊地支吾其词道：“大表姐，我还记得，你给我讲过你们的‘十诫’，这是，——

不，我不过……”

陈文英两只眼睛闪闪发光地望着周炳的眼睛，好象要从那里面挖掘他心中的秘密，嘴里不胜哀怨地说：“我完了。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了。你把我害得这样苦，你毁灭了我的一切，——如今，你瞧着办吧。”

一直到现在为止，周炳还是傻头傻脑地，好象他在认真跟别人辩论什么问题似地说：“我没有那个意思。大表姐，你冤枉了我了。对于爱情的事儿，我是淡漠得很哪。真的，我是淡漠得很哪。”

陈文英稍稍恢复了一点矜持的态度，摇头哂笑道：“当面说大话、你骗得过谁？对你的区桃表姐，你算是淡漠的人么？

对我们文婷四妹，你也算是淡漠得很么？你自己说吧！”

听到她这样质问，周炳反而宽松了一点，谈笑自若地说：“那是年轻和幼稚。嘿嘿，难道一个人，——他就没有个年轻和幼稚的时候么？”

陈文英点点头，跟着又紧一步发问道：“那么，我来问你，去年年底，你刚到上海的时候，你还记得不记得，——你对我宣告过，你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幻想，你有很一个美丽、很美丽的幻想；——为了这个幻想，你宁愿牺牲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生命。你又认为，这个幻想对我是一个永远的秘密。——有过这么一回事么？”

周炳简短有力地承认道：“有过这么一回事！”

陈文英说：“好。那么你忠实地回答我：你那个幻想是什么东西！”

周炳毫不踌躇地回答道：“幻想么？那就是共产主义！我幻想我找到了神圣崇高的共产党；我幻想我跟许多、许多世界上最纯洁、最勇敢、最有教养的人一道搞革命；我幻想我们夺取了政权，立刻着手建立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的天堂还要美丽的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是比个人的生命更加宝贵么？这样的社会，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永远的秘密么？我今天晚上，就是来跟你辞行的。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上海了。我要投进革命的风云里面，开始我的豪迈的行程了！”

陈文英的脸色，看着、看着从绯红变成苍白，有一种死亡的闪光在那上面掩映。她又相信周炳的话，又不相信周炳的话，处于极其难堪的境地中。周炳却相反。他精神壮旺，谈吐沉着，斗志昂扬，浑身都是幸福，浑身都是光彩，好象一只孔雀开了屏的时候一般，而他的修辞是那样的流畅，又好象他是站在舞台上说话的一样。陈文英无力地垂着两臂，象淋湿了的雏鸡垂着翅膀似地，说：

“你不要骄傲，你也不要狂妄，我只消按一下叫人铃，他们就会把你送到警察局去，——你在那里就会安安静静地住下来，什么幻想都没有了。”

周炳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痴笑着说：“你不是说表姐夫用一个小指头把我一揿，我就要变成齑粉的么？我可做梦也没想到，他那个小指头不是别的东西，也不是别人，原来恰恰就是你！”

陈文英找一张椅子坐下了，叫周炳也坐下，说：“你不要牙尖嘴利，也不要刻薄挖苦，你坐下，我来问你一句话：你果真有了这样的一个幻想，你又拿什么办法去叫你的幻想实现呢？”

叫她这么一盘问，周炳倒呆住了。他服服帖帖地坐下来，一时答不上话。又呆了一阵子，他才慢吞吞地说：“这我倒没想到。大表姐，你知道我是不说假话的，这一点我当真没有想到！”

陈文英占了上风了，接着一口气滴溜溜、响当当地说下去道：“你平常倒是个老实人，只是这一回说的话却相信不得。我早就知道你是骗人，哄人，跟人开玩笑的，我一直不听你那一套瞎三话四的鬼话。你的幻想是另外的东西，不是你所胡诌的大言壮语，也不是你所瞎编排的共产主义美丽天堂，——是的，是另有其事，也另有其人！”

周炳看来好象胆怯，又好象迟钝地说：“哪里有呢？没有，没有。我的幻想就是他——那个马克思——他说的共产主义。”

陈文英把脸色一沉，极其严肃地说：“表台，如果真有这么一回事，那么你是真正的幼稚了！我这个十九世纪的人，对你真无法理解。在爱情问题上，你是老辣的，十分老辣的，老辣得可怕的。唉，上帝饶恕我！可是在做人处世上头，你还在吃奶，吃奶，吃得十分可笑！你叼着奶头来看这个世界，你怎么能够懂得这个世界呢？”

周炳不在乎这个评语，他仍然愚顽地僵持道：“纵然如此，我也想试试看。有什么雨、雪、风、霜，我也不怕。有什么三衰六旺，我也不悔！”

陈文英叹了一口气道：“那就没有法子了。不是我见死不救，可是我还要怎么办呢，我叫你睁开眼睛，你一天要闭着，我还有什么法子呢？如今蒋介石已经平定了各路王侯，自己登了大宝，做了皇帝，你却还在做共产主义的美梦，这不是再滑稽也没有了么？你有多少个脑袋，就能往人家的刀口上去碰？你也不想一想，蒋介石能让你共他的产么？唉！”

周炳点头同意道：“不错，他恐怕是不让的。不过那不打紧，咱们大伙儿能把他从宝座上扳下来！”

陈文英嗤了一声道：“我看你们不成！阿表，你不要误会，我是十分同情穷人的。你记得么？在广东老家里，我们姓陈的一家人就都同情你们姓周的一家人。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觉着我们的教义的伟大，我才觉着古往今来的人道主义的崇高。如果人人都信仰和平，就不但国与国之间没有战争，人与人之间也没有欺凌侮辱、仇恨凶蛮了；如果人人都信仰博爱，社会上就不会有贫富之分，尊卑之分，幸与不幸之分了。——你也爱你的表姐夫张子豪，你的表姐夫张子豪也爱你，那岂不是十分理想的生活么？”

周炳回顾了一下自己二十年来的全部生活，觉着没有一桩事情能够证明陈文英所说的话的，知道她的想法错误到了极点，就沉默着，不再吭声。陈文英见他这样子，也就没法，站起来，把外套拿在手里，向他提议道：“走，陪我吃晚饭去。我今天一天都没有东西到肚子呢，这会子倒有点饿了。”周炳也没说什么，跟着她走出北四川路，一直走到虬江路口的新雅茶室。两个人上了楼，找了一个清静的房座坐下。陈文英叫了许多菜，又叫了两三样酒。看样子五、六个人也吃不完。周炳不吃什么，静悄悄地喝着酒，呆呆钝钝地望着桌面。陈文英没法，就说：“阿炳，你当真决心要去革命么？”周炳点点头。陈文英又说：“除非你爱我，否则我不许你去！”周炳又摇摇头，总不开腔说话。陈文英急了，就说：“只要你嘴里说一声爱我，我就跟你一道走。你带上我一道去革命，那样还不行么？”周炳只是简单地回答道：“不可能。”陈文英一肚子委屈，发泄不出来，就呜呜地哭将起来，她哭得那样肆无忌惮，连上菜来的伙计都吓了一跳，站在门口不敢进来。吃了饭，会了账，两个人相跟着往家里走。陈文英这时候看出来，事情是不能挽回了，就问周炳道：“你打算上哪去？有盘缠么？将来靠什么过活？”周炳低声回道：“我打算回广东去。可实不相瞒给你讲，我连一个铜板也没有，更不知道将来靠什么过活。”陈文英叹口气道：“唉，你真是一个恣睢暴戾，性情乖张的人！天下间哪有这样一个人，他把一个高贵夫人的爱情看得比革命还轻的？从今以后，我的心算是死了。我的人也可以算是死了！”周炳实在没有拿这两种东西比较过，因此只好仍然不做声。话虽如此，当天晚上。陈文英通宵没合过眼。想来想去，想去想来还是无计可施。到了天亮，她一面垂着泪，一面心中叫嚷道：“冤孽呵冤孽！”——还是给周炳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他到广州附近震南村的一间教会小学去教书。另外拿出了五十块大洋给他做盘缠。等孩子们吃了早餐，打扮停当，进了书房之后，又亲自把周炳带到楼下西厢房里，教孩子们和他告别。那大的张纪文听说先生要走，料想此后用不着上学读书，不觉喜形于色。那小的张纪贞想起这位表舅教他们演戏，十分有趣，倒有点依依不舍的样子。做妈妈的教孩子们说：“表舅，你要回广东了，可要记住我们，别忘记我们才好！”张纪文扭扭捏捏地不肯照说，倒是张纪贞爽爽快快地依着说了。

那天，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周炳辞别了金鑫里三号张家，也辞别了繁华热闹的上海码头，独自一人乘坐轮船“琼州号”向南方驶去。一切景色，都和去年他来的时候依稀相访。还是张家的矮矮的、结结实实的使妈阿云送他上船。还是那些鬈毛、勾鼻子、蓝眼核，野蛮粗暴而且目空一切的洋鬼子大声吆喝着每一个中国人。还是那样凄风苦雨，景象迷蒙，两岸的田野、房屋、树木弯着腰，谦逊地鞠躬，向后退去。一直到过了吴淞口很久很久，轮船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奋勇前进着的时候，天气才慢慢转晴。那一轮红日，当头照耀，使人精神爽快。周炳站在船头的甲板上，痛痛快快地吸了几口海风，想起今天是广州起义的周年纪念日，就闭上眼睛，心情肃穆地垂下脑袋，悼念那许许多多曾经英勇异常地战斗过，如今长眠在红花冈畔的苦难弟兄，苦难姊妹，苦难叔伯。这时候，他心里头的滋味又象凄酸，又象壮烈；又象苦涩；又象热辣，又象空空洞洞地了无牵挂，又象纷洒倒乱地千头万绪；又象经历一次惨重失败后的悲伤，又象迎接一次激烈战斗前的兴奋；总之是酸、甜、苦、辣，样样都齐。只有那不疲倦的太阳，总是在他的头顶上，在轮船的前方上空，引导着周炳，引导着整船的生命，向南方去，向南方去，一直向南方奔去。

十一　寂寞的冬天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的年底，广州地面没有什么仗可打，一般热闹惯了的人就觉得寂寞难耐，三家巷里的兴昌洋行经理陈文雄甚至把这个冬天叫做“寂寞的冬天”，大家都认为贴切。既然寂寞，就必定要找点事儿干一干，消遣消遣，因此陈家已经出嫁的三小姐陈文婕，也就在一个冷雨霏霏的傍晚，回到三家巷何家来找她的二姐——如今南海县教育局长何守仁的夫人陈文娣，商量一件事体。她穿着一件闪绒雨衣，束着腰带，短短的身材，十分矫捷，看来比一个普通的主妇显得年轻，比一个普通的女学生又显得较为成熟。她走进三家巷，匆匆忙忙地把那里的景色望了一眼，竟有点生疏的感觉。尤其是生长在枇杷树和电灯杆子之间的那棵白兰花，生长得那样葱茏茂盛，旁若无人，使她十分惊愕，好象她从来不曾见过那里长着一棵白兰花似的。她忽然之间想起来：“哦。对了，我很久没回过娘家了。”自从她和李民天结婚之后，这半年来，她的确很少回家。李民天的父亲是做南北行生意的，家里也有几个钱，婚后单另租了一幢小洋房，组织了一个小家庭。两口子白天上课，晚上回家，过着单调、刻板的平静生活，亲戚朋友，一向很少走动。当下她的脚步慢了一慢，见何家的矮门、趟栊、大门全敞开着，就一直走进她二姐陈文娣的房间里。何守仁还没回来，陈文娣招呼她脱掉雨衣坐下，又叫二娘何白氏房里的使妈阿苹给她沏了扣盅茶来，两姊妹促膝谈心。何家的三个使妈之中，阿苹是长得最漂亮的，还不到三十岁年纪，瓜子脸儿，长条身材，白白净净。她看见陈文婕的肚子微微拱起，就笑着说道：“三小姐，恭喜你了！什么时候赏姜醋给我们吃呀？”陈文婕臊红了脸道：“你急什么，早着呢！”陈文娣对着阿苹瞄了一眼，说：“这家伙，真鬼灵精，她不说，我倒看不出来呢。”说完，就撩起陈文婕的衣摆，拿手去摸她的肚子。摸了一会儿，又说：“真不小了，有些日子了，想不到你迟来，倒先得。四妹和我都还没信儿呢！”陈文婕有点不好意思，就说：“象你们才好呢，干手净脚，轻身伶俐的。为了它，真把我烦死了！”陈文娣冷笑一声道：“哼，轻身伶俐倒是轻身伶俐，可是人家又说你蛋都不下呀，屁都不放呀，——过赖人家的口舌！”两姊妹又说笑了一阵子，才谈到正经事儿上面来。陈文婕首先开言道：

“二姐，你知道，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着大事来求你呢。我们那个后年就要毕业了。他千不学、万不学，学了个农。这年头，谁都一样，毕业就是失业，何况是农科！他家是做买卖的，按说也过得去，他不愿做生意，就闲着吃也不要紧，不过给人家看见，终日游手好闲，没个干上的，也不好看相。因此，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就决定办一个试验农场。凑它一两万块钱资本，买它几百亩土地，招它几十个工人，就让他去改良他的水稻品种去。管它赔也好，赚也好，在社会上总算弄出个名堂了。”

陈文娣听说，啧啧称赞道：“我说的了，只有咱们三妹雄才大略，想得到，做得出，完完全全是一个事业家的模样。只是你放下那些诗、词、歌、赋不管，倒管起这些拉拉杂杂的事儿来，却未免大材小用一些了。”

陈文婕轻轻地摇着头说：“也不是我正经干了什么事儿，我只不过出了这么个主意，真正拿起事情干的还是别人。你还记得有个叫做郭寿年那样的人么？他是咱们杨家舅舅那边的小舅子，论起辈份来，是咱们的表舅。这个人忠直端正，银钱上很可靠，写、算、跑、讲，样样在行。我去跟舅舅商量，舅舅说，‘他本来管着济群药铺，也有点大材小用，屈了他的，你们要，就给你们吧。药铺可以另外找人。’我就请了他来当经理。一切事情，都由他来挡着呢。”

陈文娣越发称赞了，说：“你看，又能筹划，又能用人，这简直是大将风度。别看你平时懒散淡泊，闷声不出，却有着这许多队伍！人家说密实姑娘没正经，这话一点也不错呢！”

陈文婕笑着阻拦她道：“二姐，你先别忙封赠，我还有打算呢。我想，人世间本来无所谓贫富，无所谓阶级的，只是人们都自私自利，又不肯用脑筋去想想办法，竟弄得好象真有阶级似的。我就不服这口气！我们这个农场一方面搞科学试验，一方面还要搞劳、资合作。农场要是赔了钱，我们担起来；农场要是赚了钱，除了开支、成本、公积金、公益钱、股息、捐税等等之外，把全部红利都拿出来分给大家。这样子，大家都是劳工，——大家又都是资本家，那阶级什么的就不存在了，谁也不剥削谁了。”

陈文娣听了，把舌头伸了出来道：“哎哟，我的上帝！你这就不只是一个事业家，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了。我是不懂政治，也不问政治的。阶级究竟有没有，与我无关。不过这回我要说，你对底下人，可不能粗心大意。你对他们严了，他们就埋怨你；你对他们宽了，他们就要欺负你！依我看来，上、下之间，还是恩、威并用，刚、柔兼施为好。不然的话，你虽然一番美意，难保他们不给你搞个稀巴烂，还说是阶级斗争。——你犯得着么？”

陈文婕听了，默然不语。又低头想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我总是相信，人到底还是有良心的。人不能恩将仇报。

如果是那样，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陈文娣起身走了出去。她张罗菜饭，留陈文婕吃；又张罗暖酒，给何守仁准备着。张罗了好一阵子，才回到房间里来，坐在陈文婕身边，抓起她一只手，说：“我给你做了四样菜，你在外边叫使妈做饭，一定吃不上，可你又从小就喜欢吃的。你猜哪四样：鸡爪子，鸭翅膀，鱼脑袋，鹅尾巴！——哎哟，你瞧，我说着、说着就忘了。你说有事来求我的。你什么都拾掇好了，还有什么求我的地方？”陈文婕说，“对了，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都有了，可是土地还缺着哪。你们家土地多，不知道让出几百亩行不行。”陈文娣轻蔑地笑了笑，说：“我只道是什么大事，原来是向我要烂泥巴！我不当家，等会儿你自己跟你二姐夫开口吧。我看没有什么希罕的，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到这时候，陈文婕才端起茶碗，拿扣盅盖子拨着茶叶，一口、一口地呷着。

就在这个时候，在距离广州市四十里之外，有一个身体结实矮小，年纪在三十上下的壮年男子，正冒着凄风苦雨，在崎岖泥泞的村外大道上赶路。他就是制造迫击炮的兵工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广州市河南凤安桥德昌铸造厂的技师、绰号叫做“研究家”的赤卫队员冼鉴。他必须在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通过前面震南村外的震南公安稽查站，赶到仙汾市。这时候，他的衣服全湿了，雨水透过几层衣服，沁到胸前和背上，十分寒冷。那双涂满了黄泥的布鞋，走一步就掉一回，水声吱吱地响着。他走到路旁一棵大树底下，把那顶湿透了、变硬了的旧毡帽脱下来，用力甩着。雨水从他的发脚一直淌进脖子里。他自言自语地咒骂道：“这老天爷从来不学马克思主义，只顾给蒋介石帮忙！”骂完之后，就从怀里掏出一个马口铁香烟盒子，取出一根纸烟来。纸烟倒还干燥，但是洋火潮湿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擦，总是不着火……同时，他心里面却在考虑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想，“到底翻过前面那个小土冈，绕过那王八蛋公安稽查站走好呢，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模大样地一直打它大门口走过好？”想来想去，一时决断不下来。……自从去年底广州起义失败，从观音山撤下来，弟兄们失散之后，冼鉴心中，十分悲愤。他是一个精明能干、坚定得和铁、和石头一样的男子汉，又会各种机器手艺，因此胆子也大，什么都不畏惧，只一心要去找红军。他起旱走到海、陆丰，尝尽艰难困苦，却没有找到。又翻山越岭到北江的乐昌、曲江一带寻找，依然没有踪迹。正在万般无奈往回走的时候，却没想到在韶关无意中碰见了那汽车司机出身的共产党员、德昌铸造厂的好伙计、赤卫队里面的患难弟兄冯斗。两个人一见面，那欢喜的劲儿简直没法形容，也顾不得路人注目，一抱就抱在一起，再也分不开手。旁人见了，只当那是打架耍闹，哪里知道这里面又是革命同志又是肝胆朋友，又是同生死、共患难，又是他乡遇故知，有多少不平常的滋味儿呢！当下两人到小吃店喝了几杯酒，就尽情尽兴地谈起知心话来。我说了几句，就望着你笑；你说了几句，又望着我笑。冯斗看见冼鉴虽然满面风尘，衣衫褴褛，但是精神没有半点衰颓，就说：“好极了，好极了！看你还是尖尖嘴脸，硬硬骨头，抬起头来热辣辣，低下头去静幽幽，哪怕国民党打不倒！”冼鉴看见冯斗虽然皮黄骨瘦，脸带愁容，但是元气还在，并无损伤，也说：“可不是好极了！看你还是直着腰骨，挺起胸膛，半眯的一只眼睛，满嘴的络腮胡子，咱们的江山依然无恙！”往后又谈到当前的政治形势，彼此分手后的痛苦经历，从前的战友的踪迹、下落等等，一谈就谈了三天三夜。冯斗告诉冼鉴，他已经在仙汾市找到了一份生活，是在一家机器修理厂做替工。他又遇见了那手车夫出身的共产党员、德昌铸造厂的好伙计、剑仔队员兼赤卫队员谭槟。谭槟那时候已经在仙汾市一家“米机”里面做碾米小工。他们联系上了，但是没成立组织，也找不到上级，因此他就乘歇工之便，到韶关来找关系。最后，冼鉴跟冯斗一道回到仙汾市，也在那机器修理厂里做做替工，有一天、没一天地干着糊口。他又跟冯斗、谭槟三个人自动成立了支部，他们选他当支部书记，过着组织生活。一直到三个月之前，他们才和上级机关接上了关系。最近，他们正在忙着领导仙汾市附近震北村的农民抗租运动，干得有声有色。今天，他天没亮就赶到顺德县一个指定的地方，参加了一天由南、番、顺特委召集的会议，如今正要赶回仙汾市。……

冬雨沙沙地下着，虽说在野外，那天色也渐渐地黑下来了。他擦了半盒洋火，可是连一根也没有擦着，没办法，只好收起香烟，又甩了几甩那顶湿帽子，连泥带水戴在头上，憋着一肚子闷气迈开大步向前走。这荒野上空空荡荡，除了水烟云雾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走了这老半天，却连一个人影儿也没见着。他想起广州起义那阵子，人们多么高兴，多么振奋，如今同志们死的死，逃的逃，许多熟人都四散分离，不知下落，不免有寂寞之感，便举起脑袋，对着那昏昏沉沉的天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时候，在远远的地方，在那叫做蛇冈的小山脚下，出现了一幢祠堂样式的黑色房子，那就是恶名远播的震南公安稽查站。冼鉴一看见这幢房子，那些饥饿、寒冷、闷气、寂寞的感觉一下子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心里头的怒火熊熊地燃烧着。他捏紧拳头，咬紧牙齿，睁大仇恨的眼睛，象广州起义攻打公安局的时候一样，全身血脉都活起来，要冲破敌人这个堡垒。同时他想：“我要是翻过蛇冈，绕过那些王八蛋，也不准能走脱。东沙渡口还有他们的人，——反而叫他们疑心生暗鬼！不如正正当当地打他们大门口走过，看他们奈我什么何！”立定决心，冼鉴就大踏步朝稽查站走去。

自从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广州起义之后，城里、乡里，各地绅、商、官吏，没有一个不提心吊胆，慌做一团。大家都认为那些军队、保安队、团丁、警察，虽然多得和苍蝇一样，甚至已经饷没有发的，枪没有背的，饭没有吃的，衣服也没有穿的，还嫌力量不够。于是有些躺在大烟床上的足智多谋之士，就上了条陈，主张各地关卡、险隘、岔道、渡口，凡是老百姓平时必经之处，都设立公安稽查站，严厉搜查、盘问一切过往行人。老爷们采纳了这项主意，各地的稽查站就象雨后蚯蚓一样，纷纷钻出地面上来。这些稽查站权力之大，范围之广，勒索之苛，手段之酷，简直史无前例。敲诈，抢劫，强奸，杀人，没有一样不干。别说丘八、团丁，比不上他们，就是阎王殿上的牛头、马面，那威风也还差着一皮呢。这时候，震南公安稽查站的二十多个稽查们已经喝过烧酒，吃过晚饭，正团团围着一张大会议桌子，有坐着的，有站着的，在听他们那喝醉了的站长说疯话。这站长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挂着茶居工会执行委员头衔的工贼梁森。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被提升做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社会部干事，开头，他不知道这干事是干什么的，倒也一头的高兴，后来干了半个月，才知道收入很可怜，是个荒唐差事，就怨天尤人地想道：“我已经三十六岁了，还没成家立业，再坐几年冷衙门，岂不连头发都白了？要说我反共有功，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外放的肥缺！”后来上司知道他的意思，觉得他想的也对，就把他外放当了这个震南公安稽查站的站长。半年以来，他这才称心如意，吐气扬眉。这天晚上，他喝得不算很少，正在给他的手下们介绍哪家的姑娘长得最标致，哪家的鸡最好吃，哪家可能有几个共产党员等等，忽然门外放哨的来报，有个衣衫褴褛的人走过，问他放行不放行。按他平日的习惯，只要手一抬、一挥，就算放行了。今天他的手抬了起来，可是还没有挥出去，他又回心一想：“虽然第一，这个人挑这种招人疑心的辰光走路，大概不是共产党；第二，这个人打他们大门口经过，看来又不象走私的角色；第三，这个人衣衫褴褛，分明挤不出什么很多油水；但是反正如今闲着没事儿，睡觉又太早，不如弄点把戏给大家玩玩儿，开开心，也是好的。”就说：“带进来！”

不大一会儿功夫，冼鉴就跟着那个便装稽查走进来了。手下们见来了这么一个人，想来没啥脓血，就一哄而散，剩下一两个爱献殷献的，懒懒散散地坐在一旁。大厅正梁之下，吊着一盏白纱汽灯，叫寒风吹得缓缓摆动，那灯光是绿幽幽的，晃荡荡的，好象到了传说里面的阴曹地府一样。冼鉴一眼望见正中坐着的那个人，那副涎皮赖脸的模样，那高高瘦瘦、却又缩做一团的身躯，便认识他是梁森，又知道碰着他喝醉了酒，心中不由得十分愤怒。梁森这时也睁大那双小圆眼，细细打量着来人，见他矮小结实，硬朗端方、一走、一站，一抬头、一闭嘴，都显出强悍坚定的气概来，便想这个人如果不是共产党，也一定是哪个堂口的绿林好汉，绝非普通的乡巴佬。他问了冼鉴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等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冼鉴知道他是在观察自己，便使唤“机器仔”那种里面小心谨慎，外面随意大方的神态跟他周旋对答。梁森见寻不出破绽，就突然发问道：

“姓冼的，你认识我么？”

冼鉴吃他这么一撞，完全没有想到，也就打了个楞怔，可是很快就平静下来，笑笑地回答道：“倒没请教呢。不过看长官的模样，至少就是这里的站长了。”

梁森鼻子哼了一声道：“正是认识我的，好人有限；不认识我的，好打有限！我再问你：你知道我们不出今年年底，就要把共产党彻底消灭么？蒋总司令已经说过，‘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准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你知道么？”

冼鉴心里想道：“真好笑！你想的倒怪美！”嘴里却说：“不知道。咱们做手作的，没听过这些事儿，只记得从前北伐的时候，蒋总司令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其实民生、民死，跟咱们倒没相干！咱们做一天手艺，算一天工钱。

民生了，不多算；民死了，也不少算！”

梁森喷了一口酒气，申斥他说：“胡说！蒋总司令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混账话？——不过你别胡扯。我还要问你：最近震北村有人想造反，说什么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还要组织农会。你说，这是不是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

冼鉴一听，知道梁森不过如此了，就轻松地笑道：“官长说的这些，我都没听别人说过。倒是有人喜欢把一些没来由的风言风语，当做天大的事儿传来传去，说震北村最近活活地饿死了三个人。有人说亲眼看过，是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又有人说，他还去送过殡，的的确确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他认真到要为这件事儿赌咒。官长，你知道，我们工厂里有一个蹩脚技师，他就有一个亲戚住在——”

他的话没说完，梁森就拍桌子禁止他道：“够了！你那些鬼话，说给谁听？留到清明拜山的时候再讲吧！我看你也不是一个喜欢絮絮叨叨的人，哪来的这一箩子废话？你分明是鬼混！”

冼鉴说，“又不是我要讲。是你要问。不让我讲，我就走吧！”

梁森说，“这却办不到，姓冼的，这附近几十里，天一黑就戒严，渡口也封了，任何人都不许走夜路，也不许过渡。你就在我这里住一宿，他们会让你住在‘花厅’里面的。有账明天再算。”说完，他就打了个哈欠，退了堂。

冼鉴心中明白，自己算是被逮捕了，跟着，他的精明的眼睛，露出一种迟滞的神色。他想起昨天夜里南、番、顺特委的会议，他想起今天晚上仙汾市的那个会议，他想起眼巴巴地盼望着他的冯斗和谭槟。不知道为什么，他如今觉着那两个同志分外亲切，分外可爱，甚至使他想起他们来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口气。一个拿着手电筒的稽查，把他送进了“花厅”，在外面上了锁。这“花厅”是一间又黑暗，又潮湿，又十分寒冷的小房间。借着刚才手电筒那一闪，冼鉴看出来，除了地上一堆禾草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人一进去，迎面扑来一阵霉味儿，一阵汗味儿，一阵血腥味儿。冼鉴因为十分疲倦，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那全身的湿衣服多么阴冷，多么不好受，一头倒在地上，裹起禾草就睡。可是睡一阵，醒一阵，冷一阵，想一阵，总睡不熟。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钟，站长梁森才起床。他洗过脸，吃过早饭，就准备上广州去，把冼鉴的事儿全忘得干干净净。那听差挤眉弄眼地提醒他道：“站长，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们昨天晚上来了个客人，还没打发呢！”梁森不肯在听差面前认输，就说：“没搞头，叫呆着等我回来。你以为我能把正经事儿忘记么？”听差说：“那家伙倒象个硬汉子，连一句好话都没说过，只怕是个八字脚。”梁森一听。越发不乐意。如果是个共产党，他都没审问出来，却叫一个听差给认出来了，那还了得？当下他冷笑一声道：“共产党都是狡猾的，哪有这样硬梆梆的？他分明是个机器仔，机器仔就是这种戆九的脾性。我要是看错了，你挖我的眼睛核子！你可知道，我杀的共产党，比你看见的共产党都多呢！”为了证明他的眼力和他的权威，他把冼鉴叫了出来，当堂将那嫌疑犯释放了。冼鉴走出稽查站门口，正大步朝东沙渡口走去，准备“过海”回仙汾市。但是梁森把他叫住了，对他说：“我虽然放了你，可不许你到震北村、仙汾市去。你回头来，往西走，到三水县去；往南走，到顺德县去，都行。那些地方不归我管，我也就不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