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那么，你是所长了。”“不敢当，不敢当。”朱延年谦虚地说，“我不过在这方面多出点主意，具体的事情还是靠伙计们去做。”
韩云程工程师不大接触工商界的这些人物，平日尽在数字里过日子，今天听了朱延年的宏论，他暗自吃了一惊，深深感到自己晓得的事体太少了。拿朱延年和徐义德一比，显得徐义德大为逊色了。他感叹地说：
“想不到福佑药房做买卖还有这一手……”
柳惠光早听说福佑招待客户的一些情形，但是没有今天这般具体。早一会儿和马慕韩、韩云程一道听朱延年谈福佑药房发达的情形，当时的嫉妒现在已变为轻视，甚至是不屑一顾了。这样做法，风险太大，就是赚钱，将来也会出毛病的。他不再嫉妒福佑药房，内心安于利华药房的营业情况了。
他听到韩云程的感叹之词，接上去说：
“我们延年兄的花样经多的很，别人想不到的事体，他都做得出。”
这几句话说得朱延年心里不大舒服，在座的只有柳惠光知道他的底细最清楚，怕他再说，连忙顶过去：
“别给我高帽子戴，惠光兄，你也不推板。”
徐义德的意见得到朱延年的有力的支持，他指着挂在上沿墙壁上那幅《绔扇仕女图》说：
“金钱与美人这两关，谁也逃不过。你们看看这是一幅唐朝的古画，这几位宫女画得多美丽！谁见了能不动心呢？干部跳舞当然找最漂亮的舞女跳。有了金钱和美人，你要干部做啥，他不肯，才怪哩。”
潘信诚闭目遐思，想起他从香港回到上海，曾经看到上海解放初期英文《字林西报》的一篇社论，感慨万端地说：
“唉！英国人是有眼光……”
大家对金钱与美人这两个问题正有兴趣的时候，忽然听潘信诚说了这么一句，大家都以莫名其妙的眼光注视着潘信诚。宋其文问：
“信老，你怎么忽然岔到英国人身上去了？这和我们的谈话内容，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啊！”
“大有关系。”潘信诚说，“上海解放初期，《字林西报》有篇社论，说上海是一个大染缸，不管你啥政党来，都要变色的。那意思是说，就是共产党来，也要被上海改变的，也要变色的。我听了延年老弟的一番话，心里很有感触，要修正我刚才的看法。以我五十多年的经验来说，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每当哪一派得势上了台，开头都是勤勤恳恳朴朴素素地办事，总是得人心的。可是，不久，政权建立起来，生活富裕了，过的写意了，就起了变化，慢慢失去了人心。我们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了百把年，统治阶级也不争气，尽和帝国主义勾结，一点可怜的民族工业总抬不起头来，老大的中国富强不起来，也独立不起来。自己捧着一个金饭碗在人家面前讨饭吃。我原先以为共产党不同，想不到上海解放还不到三年，干部已经起了变化。上海这染缸，……这可怕的染缸……”潘信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这一声叹息，使得大家都闭住了嘴，不知道说啥是好。书房里静静的，草地上暮色苍茫，打羽毛球的大人和孩子的叫喊声低下去，有些人就走进客厅里来。楼上徐守仁已经把电唱机关了，再也听不见世纪末的美国爵士音乐。客厅里的乱哄哄的人声比刚才更高。在一片嘈杂的人声中，稍为注意一下，可以听到西客厅里有人在唱《捉放曹》：“将此贼好一比井底之蛙……”此外，还可以听到搬动桌椅和放置筷子碗碟的音响……
梅佐贤坐在书房门口那边，伸过手去把电灯扭开。灯光照耀着古色古香的书房，给潘信诚叹息了一声因而沉闷起来的空气，让电灯一照，大家情绪又仿佛活跃了起来。肃静中，马慕韩开口，打破了沉默：
“信老，你是用旧眼光看新社会。我不同意。你说的情形，过去确是如此，那是反动统治阶级，改朝换代，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他们一定要起变化的，有的变化迟些，有的变化早些，但是一定要变化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们不会的。”
“这件事，慕韩兄，你可不能给人打包票。”徐义德完全同意潘信诚的意见。
“不是我要给人家打包票，共产党硬是和别的党派不同么。”
“何以见得？”潘信诚不慌不忙地问。
“自然有道理，我亲眼看见的啊。”马慕韩回忆地说，他仿佛又回到朝鲜前线，“在朝鲜的志愿军，就是原来的解放军，他们住在坑道里，有时连水也喝不上，用雪化成水来喝，不怕多么强烈的炮火，个个争先恐后，受了伤也不下火线。过去只听说解放军生活艰苦，打仗勇敢，我却没见过。我在朝鲜前线慰劳，可是亲眼目睹的，他们一点也没有变。”
“共产党的军队确实管教的严。不过，军队在城市里住久了，也很难说。”潘信诚还是相信《字林西报》的论调。
“不，信老，我见到的志愿军，有的是从上海开去的，他们在上海驻防过。”
“哦？”潘信诚感到有点惊奇。
“信老担心的很对，一般干部就很难说了，有些干部，我也是亲眼看见的。”徐义德支持潘信诚的看法。
“当然，十个指头有长短，不能说每一个干部都很好，陈市长在一次会上，也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共产党早注意这个问题，可以防止，因为共产党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也就是毛主席说的每天要洗洗脸，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腐化的。”
冯永祥给朱延年“将”了一“军”之后，一直保持着沉默，他怕露底。马慕韩提到陈市长，他立刻支持他，表示自己也了解这件事，大声地说：
“慕韩兄的话对，我也听陈市长这么说的。我相信共产党不会腐化，有毛主席领导一定不会腐化，绝对不会腐化。”“现在还难说，”潘信诚的口气已经有了一些改变，“走着瞧吧。我的眼光也许旧了一点，不过，我是一番好意，但愿共产党能把中国弄好。”
马慕韩坚持他的意见，说：
“目前正在进行三反运动，事实说明共产党不会腐化。这个运动就是为了挽救那些贪污、腐化、浪费的干部的。”
一提到整干部，徐义德的兴趣就来了。他说：
“对，这些官僚主义的干部是要整……”
徐义德的话还没有讲完，忽的，冲进来一个穿黄皮茄克的青年，乌而发亮的头发向前飞起。他大步跨到徐义德的面前，像个小孩子似的，没头没脑地说：
“爸爸，开饭啦。”
“等一等，我们正在谈心哩。”
“不，”徐守仁靠着徐义德的膝盖摆了摆身子，说，“我肚子饿哪。”
“客人不叫饿，你叫饿，”徐义德轻轻拍一下他的大腿，说，“没一个规矩。告诉他们，等一会开。”
徐守仁站在爸爸面前不肯走，撇着嘴说：
“外边的客人都等着哩！”
“那就吃吧。”潘信诚给马慕韩批评了一下，心里不高兴，可又说不过这些年青人，感到自己是老了，但又不完全服老。他本来还想多讲一点，驳斥马慕韩，一看今天人多口杂，不是说知心话的地方，他就放了一步，借口吃饭，站了起来，说，“我也饿了，等会再谈吧。”
宋其文、柳惠光他们也站了起来。徐义德把手指着书房的门，对大家嚷道：
“各位请。”
５０
吃过晚饭以后，杨部长走进长宁区税务分局的“三反”办公室，急着问秘书叶月芳：
“方宇坦白了没有？”
叶月芳从她灰棉列宁装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冲皮的笔记本来，打开里面记录，向杨部长汇报今天的情况：
“根据小队长指示，这两天我们对他采取大会轰、小会挤的方法，有时候，用材料点他一下。他顽强得很，还是不肯坦白。这些留用人员脑筋旧的很，态度特别狡猾。不怕你的火力多猛，他就是不吭气。有人急得没办法，恨不能过去痛痛快快打他两记耳光。”
“打两记耳光能解决问题吗？”
叶月芳给杨部长突然一问，倒愣住了。她想了一阵，说：
“当然不能解决问题。”
“这就对了。”杨部长笑了一声，说：“打‘老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有经验的‘老虎’尤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不仅需要勇敢，我们更需要的是智慧。一定要掌握材料，进行调查研究，动脑筋、用智慧。光靠斗争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方宇的材料，你们小队长研究了没有？”
“看了一下，说研究，还谈不上。”
“有勇无谋，哪能作战呢？前天我不是在汇报会议上谈了这一点，你们为啥这么急的就展开攻势呢？”
“因为运动进入第二阶段，要领导群众，集中力量，向大贪污犯发动猛烈的进攻，不抢时间来不及啊。”
“进攻没有作战计划，没有准备，单抢时间，行吗？”
叶月芳合上红色冲皮的笔记本，低着头，望着别在列宁装左胸前的红色天安门的国庆节的纪念章，忍不住笑了：
“不行。”
“通知你们的小队长，停止进攻，不要再开斗争会了。这样没有准备的进攻，实际上是在‘老虎’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增加他顽强抵抗的信心。”
叶月芳同意杨部长的分析，点了点头。
“方宇大概也让你们攻得昏头昏脑的了，叫他休息一下，清醒清醒头脑。你和小队长今天集中力量研究方宇的一切材料和线索，提出你们的意见，送来给我看，批准你们的计划以后再进行。”
“好的。”叶月芳坐到自己的办公桌那边，开了锁，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夹子来，送到杨部长面前，说：“这是今天各小队的书面汇报和统计数字，现在要看吗？”
“留在这里好了。”
“我找小队长研究方宇的材料去，有啥事体，派人来叫我好了。”
叶月芳走出去，她轻轻把门关上。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转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大张旗鼓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以后，在十七日紧接着召开了市委扩大会议，市府党组干事，和各市区与市郊党委正副书记都列席了会议。由市委第一书记陈毅同志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定》，陈毅同志指出：“武装斗争阶段转入工业建设的过渡时期行将结束，今后则是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的时期。懂得这一点，才能正确理解中央决定的重大意义。一九五二年是工业建设准备的最后一年，要做的工作很多，而中心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些工作做不好，不仅不能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会影响我们已经取得的伟大成绩。”最后，陈毅同志号召上海各级党组织要为执行中央这一伟大正确的决定而斗争。
中共长宁区委根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的指示，正确地展开了三反运动，并且已经从党内推向党外。为了加强重点单位的领导，特地把区委委员和各部的负责人派出去掌握。统一战线工作部杨健部长被派到财经队。他把重点放在税务分局这方面。到了税务分局，他了解了一下全面的情况，感到问题相当严重。整个税务分局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原来伪税务局的留用人员，党团的力量很弱，进步骨干也不多。税局人员和资产阶级关系特别密切，其中贪污问题必然严重。他根据税务分局的行政组织，以科为单位建立了小队。他亲自领导一个小队，因为干部不够，同时也因为注意培养他的助手，就把区委统战部的秘书叶月芳派到一个小队去，要她协助小队长首先突破长宁区税务分局在沪江纱厂的驻厂员方宇。他刚才听了叶月芳的汇报，有点不放心，准备自己抓一抓方宇这个问题。
他坐在办公桌面前，打开夹子，仔细研究今天各小队的书面汇报。最后，他又想到方宇。深夜临睡以前，他打电话问叶月芳小队关于方宇问题研究的情况。她说正和小队长在突击，估计明天可以缴卷。
第二天上午，叶月芳果然把研究好了的方宇的材料送来，并且提出作战计划。除了大会轰小会挤以外，加了一条——压的方法。另外，他们要求杨部长支援——找方宇个别谈一次话。杨部长看完了方宇的材料，对叶月芳说：
“昨天我同你说，你们有勇无谋，哪能作战？我看了书面汇报，你们虽然注意发动群众，但是侦察工作做得很差。指挥官对虎性缺乏了解，只是满山遍野乱放空炮，到现在一只老虎也没有捉到。战罢归来，群众自然疲惫不堪，加把劲，就产生了急躁情绪，恨不能打他的耳光。现在你们研究了他的材料，也提出一些意见，比较好。可是你们也只有三个办法，轰、挤和压，对方宇这样的人这三个办法不行。”
“不能用吗？”
“不是不能用，而是没有用处。”
“哪能办法呢？”她睁大了两只眼睛。
“得另外想办法。你想想看。”
她咬着下嘴唇，想了一阵，轻轻地摇摇头：
“想不出。”
“最近市委总结的经验忘记了吗？”
“查、算、劝！”
“对！对方宇这样的人，特别要根据市委指示，用这三件法宝。”
“你不说，我们倒差点忘了。”
“比方说，他承认解放前确实按月收过资本家的津贴，就要查问：“从啥辰光收起的？收到啥辰光为止？一共收过多少？每次收多少？解放以后为啥不收？你不收，资本家不会不送的。特别是上海解放初期，资本家一定送，只要他承认解放以后收过一次——不管收啥——就好办了。既然收过一次就有可能收过第二次第三次。经过查和算，他一点一滴承认了，然后，要劝。你们必须调遣得力干部，加强侦察工作，研究虎性，及时掌握情况，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然后巩固成绩，扩大战果，才能获胜。今天下午你们小队自己开会总结一下过去几天的经验，并且把方宇各方面的情况分析研究一下，使得每一个战斗员都了解情况，了解作战布署，然后到深山密林里去搜索老虎就有把握了。今天不要去找方宇，让他休息一整天。等你们小队初步总结做好，作战布置传达了，明天再找他开小会。”
叶月芳一边听杨部长讲，一边打开红色冲皮笔记本刷刷地记着。杨部长讲完，她感到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是对付顽强老虎方面所最需要的力量。过去以为对方宇这样的人实在没有办法了，听杨部长抓住关键问题冷静地进行分析以后，觉得对方宇这样的人实在太有办法了。那股力量产生了信心。她向杨部长保证：
“我们小队全体队员一定根据你的指示，满怀信心地上山打虎，不捉到老虎，誓不回来。”
“我祝你们成功。你们一定成功。勇敢加智慧，就是胜利。”“不过，我们还希望你不断地给我们指示，给我们支援。”
“那没有问题。”
“你是不是可以找方宇个别谈一次话呢？”叶月芳想起了小队长在作战计划上的要求。
“如果需要，当然可以。”
“那我们的信心更高，明天一定解决方宇的问题。”叶月芳拿着作战计划准备去了，她想即刻把杨部长的指示告诉小队长，早点准备，好上火线战斗了。她脸上闪着得意的笑容，心里想：方宇这只“老虎”眼看着就要捕获到手了。
杨部长见叶月芳兴高采烈，怕她让预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叶月芳是一个里外如一的人，她内心有啥，面孔上立刻就反映出来。她好胜，同时，还有一点虚荣心。上海解放以后，她首先穿上二尺半的灰布列宁装。原来在上海工作的一些女同志初穿上这身灰布衣服还有点不习惯，她却感到很自然，经常穿着那身灰布列宁装在众人注目的地方出现。此外，她对各式各样的徽章感到很大的兴趣，尤其是一个新的纪念章——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上海一出现，她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法去弄来，别在胸前，有意走到熟人面前给他们看。做起工作来，就忘记了一切，不完成组织上给她的任务，她绝不放手。即使三天三夜不睡觉，她也不叫一声苦。她经不住表扬，但受得起严厉的批评。杨部长熟悉她这些特点，在思想和工作上，他对她抓得比较紧。杨部长留下了她，提醒她别让可能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说：
“叶月芳同志，你记得我们三反运动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吗？”
叶月芳拿着作战计划站了下来，她收敛了脸上的笑容，严肃地说：
“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在机关内部展开坦白检举运动，并与工商界的坦白检举运动结合起来，造成内外夹攻的形势，集中力量追捕大贪污犯。”
说完以后，叶月芳的两只大眼睛注视着杨部长的表情，她怕自己回答的不完全。其实她记忆力和她所做的会议记录一样，在整个区委是出名的，什么文件经过她的手，只要杨部长一提，就可以把整个内容说出来，马上找给杨部长看。任何人参加区委统战部的会议，看到自己发言的记录没有一个人不赞赏的，不但记得一点不漏，最难得的是保持着发言人的口吻，丝毫不差。她是统战部有名的活字典。她见杨部长点了一点头，她松了一口气。杨部长说：
“市委的指示你记的很清楚，这很好。问题是怎样才能追捕大贪污犯呢？要打大‘老虎’，首先要把中小‘老虎’搞清楚，这样，大‘老虎’的尾巴就露出来了。目前税务分局的中小‘老虎’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大‘老虎’还躲藏着。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不要小胜即骄，要永远保持清楚的头脑。”
叶月芳的弱点给杨部长几句话指点出来。她的脸像是西方的晚霞。她静静站在那里，仿佛是在暑天，热得头上冒气，给一盆冰凉的冷水浇下来，脑子里感到凉爽和清醒。
杨部长接着说：
“就是方宇问题也不会一帆风顺，进行起来可能还会有波折。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毛主席指示我们：凡事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前途。面对顽强的‘老虎’，我们不可以过早的乐观，当然，要有坚强的信心。纵然方宇问题顺利解决了，也只是突破一点，我们还要巩固成绩，扩大战果，才能取得全胜。最近区里要召开坦白检举大会，我们要特别努力，配合区里的这个大会。反过来，区里的这个大会，又会推动我们这里的斗争。”
叶月芳羞愧地低下了头，她觉得自己刚才过于乐观，忘记了摆在面前的十分艰巨的任务。
杨部长批评了她以后，又鼓励道：
“你们只要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我相信：你们会不断取得胜利的。”
“那么，我去了，杨部长。”
“好的。”
叶月芳迈着坚定的步子，稳健地一步步走去。
开过了小会，叶月芳走进了杨部长的办公室，嘟着嘴，半晌没有说话。杨部长料想情形一定不大好，问她：
“方宇没坦白？”
“他什么也没有坦白，只承认解放以后受过梅佐贤厂长的一只马凡陀金表，说这是私人交情，……”
“别的呢？”
“他说再也没有了。这样的人，我看他死也不会坦白的。”
“他不是已经开始坦白了吗？”
“啥辰光？”她大吃一惊，方宇坦白了，她为啥不晓得呢？
她不解地注视着他。
“你刚才说的呀，他收了梅厂长一只表，这就是行贿干部的一种方式。礼品也要钱买的呀。不是啥私交！为啥梅厂长不送别人的礼品，单独送他呢？送了一次以后，为啥不再送呢？这不是开始坦白一部分了吗？”
“经你这么一说，倒是的。”
“说了以后，他很恐慌吗？”
“看样子很恐慌。他神色有点张皇失措。”叶月芳把召开小会的经过情形向杨部长汇报了，她说：“我们希望杨部长能找他个别谈一次话，好跟踪追击，巩固已得成绩，迅速扩大战果。”
“你们对他交代政策不够。他有顾虑，不敢彻底坦白。”
“我们第一次就给他交代了政策。这家伙顽强。”
“交代一次是不够的，要反复交代，要交代的透。他现在已经露出‘老虎’尾巴来了，紧紧抓住尾巴，反复交代政策，是可以扩大战果的。”
“你啥辰光找他谈呢？”
“让我把他的材料再研究一下。”
三小时以后，叶月芳把方宇带进来了。他拘谨地站在杨部长面前，低着头，两只手不知道放到啥地方是好，一会交叉地放在胸前，一会藏到脊背后面，最后垂直在身体两旁。“请坐下。”杨部长指着他办公桌前面那张椅子对方宇说。
叶月芳端过一杯茶来放在方宇面前。
方宇莫名其妙了。他听说杨部长找他谈话，他迟疑了一阵子才走。临走，他又向房间四周留恋地看来看去，好像是进行最后的告别。他想打个电话告诉家里，说他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那就是说，他准备进监狱。他后悔不该坦白出曾经受过梅厂长的马凡陀的金手表，讲出去以后，果然杨部长找去谈话了。见叶月芳站在旁边，他不方便给家里打电话，怕给叶月芳察觉出自己的心思。他心一横，抱着横竖横的心理，跟她来了。走进杨部长的办公室，没有看见公安局的人员，他就有点奇怪；杨部长和叶月芳那么客气，他更奇怪了。他坐在杨部长面前，还是不敢抬头，也没有喝茶，以一种等待宣判的心情在静坐着。
杨部长窥出他这种紧张的心情，特地缓和一下空气，轻描淡写地说：
“方宇同志，不要太紧张，我们随便谈谈。”
“方宇同志，”方宇想起自己过去的罪行，听到“同志”两个字感到有点惭愧。一个贪污分子值得杨部长称做“同志”吗？
他抬起头来，口吃地说：
“杨部长，我，我……”
“你怎么样？方宇同志。”
“我，我不配称做同志，你待我太客气了。”
“这没有啥。”杨部长望着他的面孔说，“你不要老是想着你是留用人员。你要晓得，你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干部，你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人。你不要以为自己是雇员，站在政府机关以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错了。”
“不要站在政府机关以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干部。”方宇仔细回味着杨部长的话。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单是一个按月拿一百一十个单位的雇员，而且是政权机关中的一个干部，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不是一个为一百一十个单位服务的人。每月发给他一百一十个单位只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报酬。他的工作，要对政府负责，要对人民负责。他想起那一次透露给梅厂长关于七月一日加税的消息，给国家给人民带来多少损失啊。他不敢继续往下想。他的手抓着面前的那杯茶，可是不喝。他说：
“杨部长，你说的对，我是有些雇员思想。我对一些问题看法常常很糊涂。”
“看法糊涂，思想错误，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要分析思想错误的根源，找出正确的看法，纠正错误。我们做工作不可能完全不犯错误，只是有的人犯的错误多一点，有的人犯的错误少一点；有的人犯了错误，发现错误，改正错误，努力避免再犯错误；有的人犯了错误，自己不承认是错误，或者是别人指出了他的错误，他企图掩饰错误，甚至保护错误，寄托在侥幸上，不想改正错误，一错再错，就铸成大错了。对后一种人，我们要帮助他，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当然，他自己也要检查自己。”
杨部长锐利的眼光停留在方宇的脸上。方宇的面孔感到热辣辣的。他慢慢把脸偏过去，发觉坐在杨部长背后的叶月芳的两只大眼睛正对着自己。他努力保持着冷静，很自然地把头又低了下来。“对后一种人，我们要帮助他，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当然，他自己也要检查自己。”杨部长这几句话在他的耳朵里轰鸣着，冲击着，好像汹涌澎湃的海浪，以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拍击着海边的悬崖。他感到杨部长这些话是针对着自己讲的，却不提自己的名字，态度又那么和蔼亲切。他听了心里很舒服，又很难受。
杨部长见他不言语，十分关怀地问他：
“你觉得哪能？”
“你说的对，杨部长。”
杨部长接下去说：
“譬如这次三反运动，从第一阶段中充分证明：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如同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国家的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有许多干部被腐蚀了，犯了错误。上海解放以后，资产阶级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勾引我们的干部，来毒害我们的干部。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干部，特别是受旧社会影响比较深的干部，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些干部中了糖衣炮弹自己还不清楚，他们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资产阶级盗窃国家财产的代理人。资产阶级有的还直接派遣代理人钻到我们政府机关、国营企业内部来，利用职权的便利，大量地盗窃国家的财富。”
“那太可怕了。……”方宇说了一句，又不说了。
“如果我们不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取得胜利，那我们就会有极大的危险。所以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开始三反运动！”
“是呀，一定要反击，要痛痛地反击。”
“你的意见很对，要痛痛地反击。”杨部长鼓励他，说，“反击，每一个中了糖衣炮弹的人都要参加反击。有了他们参加，反击起来更有力量。因为他们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受了资产阶级的勾引，受了资产阶级的毒害，用他们亲身遭受的腐蚀，暴露出资产阶级的罪行，引起人们的公愤和警惕，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同时也是挽救了自己。”
“挽救自己？”方宇脱口而出，发觉自己露了马脚，立刻又收回来，说，“是呀，同时也挽救了自己。”
“有些人犯了错误不敢讲出来，他的脚陷在错误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啊？有这样的人？”方宇故作不知地问。
“有，而且不少。”杨部长说。
“为啥不敢讲呢？真奇怪。”方宇说。
“不奇怪。”杨部长解释道，“因为有顾虑，怕说出来的后果，其实，不说出来，那后果才是不堪设想哩。我们从来对于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人总是宽大的。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之下，不少人负伤了，不少人倒下了。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运动，就是为了医治这些人的创伤，就是为了挽救这些人。只要把创伤在人民面前和党的面前暴露，受伤的人才会得到治疗，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那是的，那是的。”方宇的声音有点发抖。他仔细考虑着“我们从来对于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人总是宽大的”这句话，他心上的乌云逐渐散去，开朗了。一个响亮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回绕着：“要把创伤在人民面前和党的面前暴露。”不晓得啥地方来的一股勇气支持着他，鼓励着他，要他把隐藏在心的深处的话说出来。他果断地抬起头来，对杨部长说：
“我，我……”方宇张开嘴，又把话吞了回去，踌躇地改了口说，“我只是收了梅厂长的一只马凡陀的金手表，我已经坦白了，我希望受到应得的处分。”
“我知道你收过梅厂长的马凡陀金手表，这只是他送给你的东西的一部分。你说，他送了一只手表以后，从此他就不送你别的东西吗？他送你的东西竟无目的吗？那他为啥不送给别人呢？为啥解放以前按月送你的津贴，解放以后忽然就不送呢？为啥这么巧，不早不迟，恰巧在上海解放那天以后就不送呢？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上海这样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运动，你不讲，别人不会讲吗？昨天我们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资产阶级坦白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每一个厂商的负责人都谈了，沪江纱厂的梅佐贤也谈了。”
方宇大吃一惊，他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杨部长：
“梅佐贤！”
“唔，梅佐贤也来了。”叶月芳坐在杨部长的背后，插上来说。
“隐瞒是隐瞒不了的，只有坦白，彻底坦白，承认错误，决心改过错误，才会受到宽大处理。我不忍看见一个干部陷入到错误的泥沼里而不去救他。”
“我……我……我……”方宇好像突然变得口吃了，他一直在讲着“我”，可是说不出其他的话来。梅佐贤那张露着两个酒窝的长方型的面孔在方宇面前出现。他想起那天在沪江纱厂厂长办公室的情形，梅厂长把马凡陀金表放在他面前，说：“我们是老朋友，这表是我的。我今天送给你，留个纪念。我晓得，共产党反对送钱送礼的。这也不是礼物，这是我们两人的私交，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还有谁知道呢？我绝对不会对人家说的。”从此，他就接受梅厂长一次又一次的礼品和金钱。想不到来了三反运动，还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而且梅厂长在座谈会上还谈了话。梅厂长啊梅厂长，实在太不够朋友了。梅厂长的那副笑嘻嘻的面孔和杨部长诚挚关切的态度，成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杨部长刚才所讲的每一句话，起初以为是讲的第三者，与自己无关。现在想起来，都是针对着他的。杨部长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慈母，抚摩着儿女所受的创伤，想早一点把他们治好。方宇感到再不讲出来，实在太对不起杨部长了。他本想一口气把自己所犯的错误都讲出来，可是自己很激动，情绪很乱，不晓得从啥地方说起。
叶月芳在旁边忍不住对方宇说：
“杨部长这样苦口婆心劝你，你不坦白，还有啥顾虑？”
方宇皱着眉头，心里想是不是杨部长要他再坦白一些，然后今天就逮捕他；还是真的坦白了并不严办呢？他看不准，便站了起来，向杨部长试探地恳求道：
“杨部长，可不可以让我回去仔细想一想，有些事体，时间久了，实在记不详细。”
“完全可以。”
“我现在可以去吗？”他心中暗暗吃了一惊，过了一会儿，眉头开朗了。
“你现在可以去。”杨部长也站了起来，送他到办公室门口，亲热地握着他的手说，“你想好了，随时可以来找我。”
方宇一走出去，叶月芳马上焦急地走到杨部长面前，问：
“你刚说动了他，为啥又放他走呢？”
“不放他走，”杨部长幽默地说，“留他在我的办公室困觉吗？我这里也不是旅馆。”
“不是这个意思，”她辩解地说，“意思讲，要他坦白。”
“他还没有想好，哪能坦白？”
“一回去，又会变了。”
“怕他变过去不坦白吗？”
“是呀！”她急得胖胖的圆脸上的两只眼睛睁得更大。“那要他再变过来，”杨部长说，“思想基础不巩固，是不会坦白的。一次不够，我可以再和他谈一次。”
她听见杨部长答应谈第二次，而且显得很有把握，她高兴得跳了起来，鼓着掌，说：
“那好，那好！”
５１
“你说，这样做法，好啵？”赵得宝问陶阿毛。
陶阿毛刚才听老赵谈了一通重点试纺的道理，他料到这绝不是赵得宝个人的意见，一定是党的意图，通过他来了解群众的反映。他想摸一摸重点试纺的“底”。他显得非常关心厂里最近生活又难做的情况，试探地说：
“重点试纺好倒是好，行啵？”
陶阿毛的眼光停留在秦妈妈和汤阿英的脸上。
下了工，谭招弟洗了手，换上衣服。做完了一天的生活，她松了一口气，腿累的有点发软了。她匆匆走出了车间，希望早点回家休息。在路上，秦妈妈叫住了她：
“招弟，走得那么急做啥？有男朋友等着吗？”
“怎么和我开起玩笑来了？秦妈妈。”
“好，没有男朋友等着，”秦妈妈赶上一步，和谭招弟并排走着，说，“那你和我们一道走吧。”
谭招弟放慢了脚步，问秦妈妈：
“这两天粗纱间生活怎么样？”
“害摆子病，忽冷忽热，一时好一时坏。”
“细纱间呢？”谭招弟的眼光对着汤阿英。
“也在打摆子。”
“啥路道啊？”谭招弟迷惑不解。
“大舞台对过——天晓得①，好不了几天，生活又难做了。”秦妈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①大舞台是上海经常演出京剧的剧场，对面有一商店，招牌是“天晓得”。
“真怪，我们车间也是的。自从上次开了劳资协商会议，确确实实好了一阵子，最近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这劳什子生活真难做。是不是细纱间又出了毛病？”谭招弟仍然认为生活难做和细纱间有关系。管秀芬从她们身后走上来，听谭招弟说细纱间，她忍不住抢上一步，用质问的口气对谭招弟说：
“又是细纱间长细纱间短……”
管秀芬突然出现，谭招弟一时愣住了，说不上话来。
“恐怕不是细纱间的毛病，”秦妈妈给谭招弟解了围，她想粗纱间出的纱质量不太好，自然会影响到细纱间的生活和质量。她说，“这个问题很复杂。”
“很复杂？”谭招弟怀疑地问。然后她回答自己：“我看，问题很简单。”但她看到管秀芬和她们肩并肩地走着，就没有说出口。
汤阿英听谭招弟的口气在责怪细纱间，管秀芬必然要和她顶嘴。上次在劳资协商会议上已经把问题摆在桌子上了，是原棉问题。谭招弟和管秀芬都没有参加这次劳资协商会议，对全厂的生产情况不了解，仍然陷在陶阿毛布置的车间姊妹互相埋怨的泥坑里。她不能眼看着自家姊妹闹不团结，得解开她们之间不和的结子。她说：
“招弟，秦妈妈说的对，这个问题很复杂，有些情况你不了解，没有调查研究，不能随便怪这个车间那个车间，伤了自家人的和气。”
谭招弟听了这段义正词严的话，一时不知说啥是好。她的确不了解全厂的情况，凭她狭隘的经验，加上陶阿毛播下的挑拨离间的种子，不知不觉地在她思想的土壤里生恨发芽。虽然生动的现实已经说明生活难做不是由于细纱间生活做的不巴结，但筒摇间摇的是细纱间的细纱，总以为细纱间脱不了干系。经汤阿英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自己的确没有调查研究，却夸夸其谈。可是她又看不出自己有啥不对的地方，自然不能承认错误，反而像是受了委屈似的，说：
“就算问题复杂吧，但我也没有伤自家人的和气呀！”
“你乱怪细纱间，不是伤自家人的和气？”管秀芬愤愤不平地说，“难道是同人家团结吗？”
“不是我怪细纱间，你去看看这两天纺的细纱。”谭招弟不让步。
“细纱就算不好吧，也要仔细分析分析，不能乱怪别人，你没听秦妈妈说吗？问题很复杂，别把复杂的问题看的太简单了，摸到韭菜就当葱。”管秀芬忍不住又刺了她一下。“也别把简单的问题看的太复杂了！”谭招弟心直口快，性情急躁，对问题不善于冷静分析，就轻易下判断。她听不进管秀芬含着教训口吻的语气，立即回敬她一句。
“有话好好说，”秦妈妈拉着她们两人的手，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两人别动肝火。”
她们给秦妈妈一说，谁也不好意思顶下去，默默地慢慢在煤碴路上向大门走去。当她们走到篮球场那边，赵得宝一眼看见了，便向秦妈妈她们招手。她们走过去，听赵得宝在和陶阿毛谈重点试纺的事，就站了下来。秦妈妈见陶阿毛问到自己，她望着赵得宝身子背后的篮球架子，在仔细想重点试纺哪能进行，当时没有答话。谭招弟想也不想一下，就说：
“这啥用，浪费时间。”
“为啥呢？”赵得宝耐心地问。
“反正生活不好做，试纺不试纺，还不是不好做。”她一想起最近车间生活的情形，心里就不满意，越说越生气，“各个车间也调查过了，工会开过会了，劳资协商会议也开过了，生活还是不好做。再试纺，顶多忙一阵子，过了几天，还不是外甥打灯笼——找舅（照旧）。我看，用不着重点试纺，只要各个车间把生活做好点就行了。”
“这是啥意思？”管秀芬歪过头去问。
谭招弟毫不含糊地回答管秀芬：
“没啥意思。”
管秀芬还要问她个明明白白，见赵得宝要说话，她就没有说。
“没有办法解决吗？”赵得宝问谭招弟。
“我也不是说没有办法，”她强辩道，“单试纺没用。”
“试纺，瞧瞧毛病在哪里，为啥没用？”管秀芬顶了谭招弟几句，接下去讽刺道，“事情没做，就晓得没用，我们的谭招弟变成诸葛亮了。”
谭招弟一急，说话条理就差，她说不过管秀芬，也不服输，嘟着嘴讲：
“我不给你说。”
陶阿毛接过去说：
“我懂得招弟的意思，她说试纺不能解决问题，得宝哥，你把怎么试纺讲一讲，她懂得道理，就会赞成的。”
说完话，他的眼睛暗暗觑视着管秀芬，好像是在问她有啥意见，希望得到她的谅解。他并不反对管秀芬的意见，甚至对管秀芬的一切意见，他都赞成。他早就看中了管秀芬，最近更特别喜欢她。他觉得这个年轻姑娘逗人爱：高高的个儿，苗条的身子，聪明的眼睛，伶俐的口齿……在哪一个场合，人们都首先注意到她。她的谈吐，既锋利又富有风趣，吸引了每一个人。当然，她很厉害，特别是那张嘴，从不饶人。她就像是一朵带刺的玫瑰，你一不小心，要给她刺破了手；等你看到那绚丽的色彩和浓郁的芳香，又绝不忍离开。富有经验的陶阿毛，是懂得对付这样的姑娘的。他想，如果能够把她抓在手里，那对他会有莫大的帮助。他把自己的意图隐藏在心的深处，不仅不让别人知道，连管秀芬也猜不透他的心思。他即使忍不住要看她一眼，也是暗中觑一觑，生怕给她发觉。因为一个骄傲并且带点虚荣的姑娘，倘若你正面拚命追求她，她不但不理你，反而会增加她的骄傲和虚荣。倒是你对她很平常，不理她，甚至有点冷漠她，要是她心中喜欢你，她会想办法很自然地主动接近你；那时，你再退一步，她就更靠近你的身边了。
